中美互信取决于美国对中共的再认识
2015年5月21日自最近的几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种古怪的氛围，那就是在两国经贸、文化往来持续升温的大背景下，两国的关系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负面因素的困扰。无论是美国的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TPP计划，还是中国的南海筑岛、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举措，都成了对方眼中的针对自己而刻意为之的战略遏制或战略反制。尽管中美双方仍然努力将这种摩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两国之间疑惧的增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美国，认为中国“搭便车”、“挖墙脚”、“不负责任”的观点正在越来越多地塑造着美国精英层对中国的基本认知，中国的经济崛起不再被当作机遇，而是被恶意引申为了与历史上德国、日本快速崛起类似的危险;一种阴谋论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那就是中国政府正试图在战略上“忽悠”美国，它的真实目的是与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并阴谋将美国从亚太挤压出去。基于这些疑惧，主张遏制中国、惩罚中国的观点正在迅速抬头，尽管在许多时候，这种观点通常以一种“让中国变得更有责任感、更加透明”的温和面目而出现。而在中国，认为美国正在“遏制”中国的声音同样在官方与民间之中大大增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美日安保协定的重新修订以及发生在缅甸、香港、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一系列事件，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美国将会尽其所能遏制中国的崛起。一些诸如“第一岛链”、“马六甲困境”等似是而非的问题与情绪化的反美言论，正在中国的媒体与网络上频繁出现，尽管中国媒体的英文版仍然是温和的、理性的，但是问题在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专家可以熟练阅读汉语。在很多时候，这种英文版与中文版的巨大差异，似乎反而坐实了“中国正在有意识地欺骗美国”这一指控。虽然很多人仍然乐观地认为，存在巨大利益关联，并且都具备核武器的中美两国，不可能出现直接对抗的局面，但是“中美关系”成为另一种“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却并非毫无可能。一方面，两国政治军事上的紧张将会长期存在，甚至在一些南海等地区存在擦枪走火的危险，而另一方面，两国关系中的正能量“经贸关系”在最近几年也正在受到“中国政府对在华外企加强管理”的严重影响。事实上，中美学界普遍认为，不管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美国都会在对华政策上表现的更为强硬，而中国也很可能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对于中美双方甚至整个亚太地区而言，一旦真的出现了“中俄”VS“美日”的局面，都将是灾难般的后果。因此，建立互信已经成为了中美关系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即便不能增进友好，至少要有助于双方释疑。
中美互信的第一个任务：摊开底牌
坦率而言，中美的竞争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在竞争的基础上，却仍然能够建立起一定的战略互信，只要中美双方均相信对方不以损害自己的核心利益为主要目标，那么两国之间就仍然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中美双方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在许多时候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结论。除了极少数的极端情况，国家的核心利益仍然是弹性的，而非刚性的(中美这样的核大国又恰恰由于其核武器的存在而解决了根本性的国家安全问题)。在很多时候，所谓的红线、底线往往取决于高度主观性甚至偶然性的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与精英集团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划下的“红线”。当全世界都在等待奥巴马为其红线采取行动的时候，奥巴马却证明了，所谓的“红线”不过是一次虚张声势地讹诈。另一个例子，则是“乌克兰危机”。“乌克兰危机”的激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俄罗斯与西方对对方底牌的误读。西方先认为普京是小熊熊，没有想到小熊熊惹急了居然把乌克兰撕成了碎片。普京在吞掉克里米亚之后认为西方是骨子里透着绥靖的纸老虎，没有想到在乌克兰东部的得寸进尺会让西方重新开启一场新的“冷战”。在很多时候，所谓的底牌是如此的不清晰，以至于经常有莫名其妙的摊牌让游戏无法继续。因此亮出底牌非常重要。在中美双方博弈的过程中，最大的危险也就是来自于对对方底线的误判。在一点上，我们做的并不透明，美国人也一向说起话来真真假假。中美双方，自上而下都太需要真诚坦白的对话，告诉对方，“什么东西我真的很想要”，“什么东西我真的不能给”。中美双方都应清楚，在今天这样的信息环境里，对于中美这样的情报大国而言，其实并不存在任何秘密。
中美互信的第二个任务：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
当习近平总书记前往莫斯科参加反法西斯阅兵，中俄关系进入蜜月时，王岐山在与美方政党代表团会谈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就是美方应该接受历史与中国人民的选择，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长期执政的事实。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美关系中的红线。
对于美国而言，在改革开放30年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再认识已经成为非常重要而急迫的工作。长期以来的政治实践证明，那种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解读已经严重脱离现实，在很多时候，它不过是糅合了“美式民主的偏见”与“冷战思维”的奇怪产物。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的竞争在很多时候，并不是现实利益的冲突，而是建筑在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敌意的基础上的观念的冲突。它主要建构在两个二分法上，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即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敌对;另一个则是价值观念上的敌对，即民主与专制的敌对。在这种简单的两分法上，一切现实利益都被重新进行了解读。中国的发展，被解读成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因此发展本身即是对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威胁。中国的崛起被解读成了专制力量的上升，因此它本身即是对民主世界的挑战。不管你从与魔鬼的交易中获取了多少丰厚的利益，魔鬼仍然是魔鬼，而且魔鬼通常在交易背后隐藏着难以为人所查知的阴谋。事实上，中国对美国的判断也同样存在类似的二分法，即“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敌对”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敌对”。坦率而言，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再认识，也十分必要。如果中美双方不能够实事求是地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不能够超越意识形态，那么期待中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永远无法摆脱冷战思维的幽灵与反帝反资的燥热。
中美双方都应该注意到两个重要的事实，其一，是在上世80年代初期，中国就已经放弃了革命输出，而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它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的转移。在这个过程当中，意识形态是用来凝聚社会共识、增强政府权威的发展工具，而非对抗西方、进行革命的斗争工具。在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共产党领导层，将“法治”、“民主”等价值纳入“中国梦”的内涵，本身即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体现。现代的中国共产党不是苏共意义上的共产党，借助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它对于世界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这个超越的过程不是突然性的，在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的确是一种“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的权宜之计，但到了改革的中期，这种权宜之计就渐变为一种对于意识形态的再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理念”、“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的理论成果相继被提出。而到了习李阶段，中国共产党已经基本完成了自身意识形态的再造。这种再造的结果，就是一种更加适应多元社会，更加适应中国社会，也更加适应后冷战时期的多极社会的新的“中国梦”。这个梦与其说是苏共意义上的革命之梦，不如说是“和平之梦”、“发展之梦”。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可以真正理解，为什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并不拒绝、排挤西方的加入。甚至直到今天，中国对于美国加入亚投行的传言仍然秉持着欢迎的态度。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用超越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变动中的世界，只是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一些人还停留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其二，在这个意识形态的重构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样超越了民主与专制的二分法。随着改革开放，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多元利益格局逐步形成，围绕这些利益博弈而展开的制度安排也同步展开。它逐渐形成了有别于西式民主的协商式民主的雏形，并正在逐步在实践中成长，并得到社会的认同。基于民主的理念对中国的政治实践提出批评，是有效而且有益的，但是基于美式民主对中国的政治实践提出的道德指控，却已经日益脱离于中国的实际，也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主观认知不符。中美关系要走出阶级斗争的泥潭，也要走出民主-专制二元对立的框架。
中美互信的第三个任务：寻找合作的契机
在近几年里，中美关系的负能量太多，正能量太少。争吵、摩擦、对抗已经成为了两国许多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其大选将近时所常见的现象，而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这其中，抵触深化改革开放的某些利益集团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深化两国的合作，扭转两国互信下滑的趋势，已经成为了中美建立互信的当务之急。这里面大致上有3方面可以用来作为建立中美互信的着力点。
第一个是经济。考虑到TPP面临的难度，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会在亚投行、一带一路等问题上有所调整。对于中国来说，也许问题不在于美、日抵制亚投行，而在于美、日一旦转变态度要求加入亚投行之后的应对。
第二个是安全。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内的合作将有越来越多的增长点。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巴基斯坦的安全局势与阿富汗在北约撤退之后的稳定，都是中美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这些领域之内展开合作，将极大地推动中美两国在情报、安全、军事上的互信。
第三个是特定区域。在朝鲜、缅甸、台湾以及周边一些地区与国家上，中美双方存在灵活的合作空间。尤其是，某些国家的政权可能将会在未来10-20年里面临较大的风险，如何应对这些风险，将成为中美双方共同的紧迫任务。与其到时候再磋商，不如现在开始就危机预案进行磋商，以防患于未然。
当然，除此之外，两国的媒体与网络的言论也非常重要。当中美两国的民意对两国外交的影响日益提升，且两国中英两国语言的日益普及的时候，一些极端化的言论和不负责任的商业爱国主义营销，还是应该适当有所收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