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麻省理工（MIT）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近日在MIT接受了华尔街见闻的专访，谈了对中国和美国创新创业的思考，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

　　“中国创业很多，但创新却相对少见。”黄亚生认为，中国不应该减少创业，而是提高创新。“大部分创业是跟宏观经济有关。有很多国家证据表明，当经济下滑，创业热潮就到了。”

　　MIT的可言成就广为人知，到目前位置共拥有80位诺贝尔奖得主。但在社会经济领域，MIT更为闪亮的名片则是其创新创业的精神和成就：由MIT校友创办经营的公司，其年营业收入和总和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若将其看作是一个独立经济体，可以排在全球第11位。

　　黄亚生是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并任该学院中国经济和商业国际讲座教授。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 黄亚生教授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 ，目的是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管理。

　　以MIT（麻省理工学院）创新创业模式为例，黄亚生教授、张世伟、余典范和王丹共同完成的著作《MIT创新课：麻省理工模式对中国创新创业的启迪》也详细展示了美国是如何实现其创新创业的。

　　当前中国是多创业、少创新

　　华尔街见闻：您一直强调创新是中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创新现状和趋势？ 如何评价近期中国的“创业热”？

　　黄亚生：中国创业很多，但创新却相对较少。也就是说中国较多的是Peter Thiel讲的从1到100的概念而不是从0到1的概念。如果只有创新没有创业，那就是一种抄的和规模经济的模式，这样做有可能是不能持续的。我认为，对于一个大学和一个国家来讲，创新和发明永远应该是第一位，创业是它辅助性的一个平台。对于大学来讲，创新和发明就是基础的科研，是政府应该大力支持的。而创业则要求政府放手，要求政府相信市场的力量。另外创新是一个自由公开的环节，都是要对外披露的，是不能要盈利的。而创业，很多信息则不能披露，是追求利润的。想要两者都协调好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MIT和斯坦福是用创新促进创业，然后再用创业去做下一轮的创新。创业不是它的终端目标而且我们要时刻防止创业变成我们的终端目标。在MIT历史上，有80多个诺贝尔奖学获得者，所以创新或者发明是极强的。但MIT的设置是，帮你完成所有创业需要的资源，你教授只要负责去创新。而中国的设置是，你在这个专业做的好，我们鼓励你创业，却牺牲了这一行的创新。我觉得，不应该减少创业，而是提高创新。大部分和一般性的创业是跟着宏观经济走的。有很多国家证据表明，当经济下滑，创业热潮就到了。因为大家找不到工作，所以需要自己给自己一个工作。但创新不应该跟着宏观经济走，宏观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反而应该加重对科技和技术创新，发明的支持。

　　华尔街见闻：如何比较MIT和硅谷的创新与创业？

　　黄亚生：第一，这里有个历史原因。硅谷在以前是个果子园，后来是William Shockley在那开了个半导体公司，专门生产半导体的硅，硅谷的名字是这么来的。而William Shockley恰恰是MIT毕业的。所以其实硅谷的名字由来跟MIT有非常紧密的关系。MIT对硅谷的硬件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贡献很大。但是，MIT后来在两方面没赶上硅谷：个人计算机和软件。

　　第二，MIT过度强调保密性。在二战时期，MIT与军方关系密切，比如做雷达等，这些涉及到公开性和保密性的冲突。比如，钱学森在MIT做了一段时间科研后觉得它的文化太保守和封闭，于是去了加州理工。

　　第三，MIT非常注重学术，是个寻求真理的地方。谷歌的两位创始人，在报考研究生学位时被MIT拒绝。我想，拒绝他们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太实践了。（当然真实情况我不了解。）很多人会把MIT和斯坦福相比。我认为MIT的科研氛围要比斯坦福强烈，而斯坦福跟创业更接轨。MIT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也许意识到学校的封闭性，所以才创立了这个实践性强的实验室。但媒体实验在MIT基本上是个独立的王国，想改变ＭＩＴ本身很难。媒体实验室只能是MIT下属，但不能成为整个MIT。MIT以是世界上科研最领先的地方，比如在未来30年内，治疗癌症，基因等都将在这里有所突破。

　　说到底，还是创新和创业间非常复杂关系决定的。

　　消费驱动的经济需要一个被限制的政府

　　华尔街见闻：您很早就开始预言印度经济将超过中国，此前和您持相同论调的学者似乎不占多数。您认为从最初提出这个观点开始，中国和印度的格局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黄亚生：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不能简单地以增长率这一个指标去横向比较，而是要结合自身的基础条件。虽然人们常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取决于政治稳定等因素，但即便中国在过去政治不稳定的时期，经济增长还是比印度好。这说明中国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而印度这个国家自身增长条件很差。

　　从全世界角度来看，二次大战后，能赶上或者接近西方发展水平的都在东亚，没有一个在南亚。无论是文化还是地理位置，东亚有一个能够让经济高速增长的天然环境。但这个定律被两个国家所破坏：一个是中国自己，一个是朝鲜。所以，制度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韩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这基本上都是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韩国和朝鲜比较，也非常明显。在50年代时，朝鲜比韩国经济发达。因为朝鲜当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工业基地。这个加工基地需要有人去补给，比如能源等。但南韩现在是一个发达国家而朝鲜却挣扎在饥饿和贫困的边缘。所以，经济上是否是市场经济和政治上是否更加开放是非常关键的。

　　印度的基础教育、地理位置、社会结构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印度能达到今天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它的增长基础差，但GDP能快速增长，这归于它有一个市场经济，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从政治上来讲，虽然印度民主制有许多缺陷，但毕竟政治是很公开的。印度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恰恰是它政治上最民主的时期。虽然印度一直是个民主国家，但它在60、70年代时是一个非常独裁的民主制度，而那时它的经济表现是最差的。而90年代，它做了很多政治改革和开放，反而它的经济表现是最好的。我看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民主是印度经济发展的障碍。

　　华尔街见闻：IMF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今年印度经济增速上调到7.5%，而中国预测在6.8%。你认为印度离中国从绝对水平比较还有多远？

　　黄亚生：从绝对水平上来说，印度离中国还差很远。但是即使承认两国的经济发展距离这个大前提，我们还要注意一个数据的问题。你相信哪个国家的数据？ 我们有很多人不相信中国提供的数据。但很少人会质疑印度的数据。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印度的经济表现没有好到有人质疑它的数据的程度。从数据真实性方面来看，印度比中国真实。当GDP很高的时候，可信度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但遇到经济下滑，可信度就很重要。如果两个国家同时遇到危机，大家对两个国家数据的信任程度来看，印度会更好一些。

　　华尔街见闻：你提到过投资过剩的问题，你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黄亚生：表现的方式是投资过剩，其实是结构性问题。但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完全为生产者设计的，为企业家设计的，不是为13亿老百姓设计的。现在调整也是一件好事情。另外，从生产角度来说，还有个生产方式的差别。是以一种大规模铺开的生产方式，还是用技术创新和通过生产力提高发展经济为人民造福？如果用创新和创业来推动经济发展，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安排应该更自由和开放，应该更具有容忍精神。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是不同的驱动模式。投资驱动需要一个重权力，轻权利的政府，但消费驱动需要一个轻权力，重权利的政府。

　　文章选自华尔街见闻，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