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网】海外学子舍安宁赴国难 抗日救亡引技术传文明

2015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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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熟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身即化灰尚赍恨，天为积气本无情。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1938年，在巴黎留学进修的钱钟书写下了这首饱含悲情的《哀望》。他无法抑制心中的报国情和亡国恨，抛下浪漫与安宁，携妻女回到了祖国。

　　在距巴黎1000多公里的柏林，经过两年深造，刚刚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和特准工程师称号的龚祖同，本应留校继续攻读工程博士学位，然而此时抗日战争爆发，龚祖同顾不上答辩，匆忙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光学工厂，1938年成功试制出中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经大批生产后用于前线。

　　“国难当头，一切为了打击敌人。”1937年底，刚刚从哈佛大学完成学业的蔡金涛，丢下联邦电话公司的实习工作，几经周折回到祖国，在李四光所领导的桂林科学试验馆进行报话培训，向抗日前线输送了数百名机务员、报务员，并研制了无线电收发报设备。

　　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读了一篇名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后，激动地大赞此文“能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乔冠华。抗战爆发后，还在德国留学的乔冠华提前提交了博士论文，顾不得是否通过，便登上了返回香港的“霞飞”号邮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无数海外学子高喊着“宁肯做独立国的平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博士”，坚定地踏上归国之路，勇赴国难，将先进的思想理念、军事战略及科学、医学技术带给当时在苦难中奋争的祖国与同胞。

　　据统计，1937年7月至9月，在日留学生总数从6000人骤降至2000人，到10月下旬，留日学生几乎全部返国。而在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间，留学欧美各国的中国学生回国者已达半数。这是中国留学史上规模最大、情景最为壮观的一次回国潮。

　　国难召唤着海外学子从世界的四面八方回到祖国的怀抱，聚集在抗日救亡的大旗帜下。在这群投身抗战洪流的人中，一些人披上戎装，踏上烟尘匝地；一些人挥毫泼墨，指点乱世江山；一些人发愤忘食，钻研民族科技；一些人摇旗呐喊，唤醒迷茫灵魂……

　　1937年8月，最先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组织了上海留日同学抗敌救亡会。回国伊始，他们即组织宣传队、募捐队，担负起灌输民众战时常识和募捐慰劳前线杀敌将士的任务。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对中新社记者说，“抗战时期，在军队中，不少留学生用先进的战略思想进行军事领导；在战时中国文学界、思想界活跃人士中，有大批海外留学生在从事思想宣传工作，他们纪录悲怆历史，宣传救亡意识，给苦难中的人民以力量。”

　　“除了归国留学生，抗战时期，也有一些留学生出国读书。这一时期出国的留学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学习理工科知识。”王辉耀介绍称，包括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等在内的西南联大学生赴美攻读理工科学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强国富国，改变国家和同胞的命运。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