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特别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在座的听众很多来自金融界、企业界和投资界。这个领域也是我多年做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的领域，因为我的背景是经济学。

 另外一点特别重要的是，顾明远先生也有个演讲，我们还有一个对话。顾先生是我们中国教育学界的泰斗，既是教育学家又是教育家。教育学家是指教育学的学术方面，但他同时又是教育实践者。我从学科上来讲是经济学，过去十年，现在十年有余，我在一所大学的一个学院里做教育工作。我自称是教育的改革者和实践者，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

今天能够聆听顾先生的演讲，并和他一起对话，我感到非常高兴。在对话之前，我非常简略地介绍一下我的两本书背后的一些想法，以及我这十年的一些心路历程。在这里，我和顾先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不同，我是从经济学界跨界到了教育，做了教育方面的实践者和改革者。这给我的一个特别大的体会是，我觉得这个跨界很有意义，它的意义之一就在于今天的对话主题：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教育转型之间是非常有关联的。

明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正在向更高的收入阶段转型，实际上这个转型过程是很广的，既包含从过去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包含着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转型，以及从中等收入再向高收入的转型。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共识是创新。

创新意味着很多方面的改变，比如产业结构的改变、产业的升级、企业的升级，企业走出去，等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人，这一点在逻辑上是非常清楚的。在经济学最简单的增长模型中，人才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本，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二是我们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中除了可度量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外，还有剩余的一部分无法用可度量的因素来解释，我们把这部分因素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它通常来自创新。

中国的经济转型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大家对教育有很多批评。客观地说，过去近40年，中国的教育，特别是我们关注的高等教育，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应该说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作为经济学者的一个基本判断。

归纳起来说，我的思考逻辑就是，经济的竞争到现在要变成创新的竞争，而创新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最终要落到教育上。这就是从经济转型到教育转型的逻辑链条。    

谈到教育转型、教育改革，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也远比经济改革更复杂。在这两本书中，我有几点非常粗浅的体会：一是经济学的一些思考、视角和方式方法，对我们思考教育问题是很有帮助的。比如，我的书里有一篇传播很广的文章，是我在2014年教育三十人论坛上的发言，顾先生也参加了那次论坛。我用均值和方差这个经济学中常用的概念来刻画中国的教育问题，比如，我在刻画才的培养这个教育维度时，就用了均值高方差低，这样的刻画就是借鉴经济学的研究方式来思考。中国的教育一方面肯定不是一无是处，而是有成就的，我们的基础知识相对来说不低，比较整齐。这一点很重要，也能得到解释。因为我们的教师非常投入，家庭非常重视教育，每个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也非常之多，这是优势的一面，这个优势也支撑了经济增长，否则中国的经济不可能高速增长。

 同时我也说，我们的方差太小。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教育同质化比较高，人跟人之间差别不大。这样的观察与顾先生的观点非常相近。他以前常说，中国的教育有高原无高峰。这个描述实际与我的均值和方差说是非常相类似的。那么，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们的均值还是应该保持，或者效率更高一点，比如我们学外语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我们能不能提高效率，花更少的时间达到同样的效果，在这方面还是有可做的空间的。

 第二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如何提高方差，让人和人更加不一样。这是创新非常基本的一个来源，创新就是新的东西跟别人做的不一样。乔布斯是企业家中的创新者，他的名言就是Think Different（不同的思考），而这方面确实是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包括我所熟悉的高等教育体制所缺乏的。比如，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应该说是顶尖大学中的优秀学生，在他们身上，我也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基本素质都很高，但创造力、创新力确实不够。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太注重知识获取和知识传授，我们把教育等同于知识。

我经常用犹太人的例子来说明不同教育方式的影响。犹太人也很注重教育，但他们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犹太人小孩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了什么问题？不仅如此，家长接下来还要问：你提了什么问题是老师答不出来的？犹太人认为，从来没有愚蠢的问题，也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

 在我们这里，提问题的孩子会很自然地被认为没听懂。我同学的女儿原来在美国学校上学，回国后在课堂上他总是提问，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就问家长，这孩子是不是没听懂啊。我们对优秀学生的要求就是“早学一点，多学一点，学深一点”，都是围着知识打转，同时我们往往追求标准答案。

 因此，我们的学生学了很多知识，但思考能力、思维能力，进而创新能力是有欠缺的。我觉得对中国教育的这个批评也是中肯的。所以，教育应当把知识上升到思考。即使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局限在为了经济发展更好、创新更好这个比较功利方面，当然这绝对不是教育的全部，我们也应该打破过多重视知识传授和知识获取的传统，而更多地培养学生们的思考能力、思维能力，形成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在我的书中，一个主题就是思行合一。通常我们说的是知行合一，但是我稍微做了一点调整，变成思行合一，就是因为考虑到我们太容易把“知”简单化为知识。实际上思和行应该是一致的。这不是我的发明，我只不过看了别人的东西，受到启发。其中最受启发的是爱因斯坦。我的书中有五处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话，而且都标注了英文。比如，爱因斯坦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第一次到美国，记者们纷纷前来采访，有记者问他声速是多少，他当然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他拒绝回答，然后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大学教育不是为了记住很多事实，而是为了训练大脑会思考。我们清华经管学院在课程设计、营造宽松的环境等方面，都强调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我们本科有一门特别重要的课程，叫做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学生简称CDMR，就是为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而设计的。我在《大学的改革》这套书中，对这些方面的改革和实践都有记载。

顺便说一下，这套书不是回忆录也不是专著，而是呈现我过去十几年的讲话原文原稿。它不仅有一些理念，更重要的是结合我们当前的现实情况探讨具体怎么做，包括我们在创新方面设立了清华x-lab空间，这不是一个孵化器，而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以育人为中心。

《大学的改革》 钱颖一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最后，我想说这次活动的主题是“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各国经济发展相对于教育确实有滞后，今天的教育实际是为了未来的人才。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实际上是为了中国明天的经济。但是，最后我还想说教育的其中一个功用是为了经济增长，但是，作为经济学家，我也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绝不应该是教育的唯一功用。

两千年前中国文化传统上的教育是要培养君子，是从人的角度。到了中国近代，我们发现，原来教育跟科技有密切联系，可以直接导致经济的富强，军事的强大。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于是我们开始重视科学技术，要发展经济，发展教育。教育的重点就转到了直接有用的知识上，特别是与科技和军事有关的知识，这是功利主义的目的。今天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当然和我们的教育实用主义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要迈向高等收入国家，我觉得教育的含义更应该回归它的本质，教育最终是为了人，经济发展水平当然很重要，但只是其中的一项。在这一点上，我和顾先生是非常一致的，在他的一些书里，他也特别强调教育的本质最终是为了人，就像经济发展最终也是为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