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学武：G20——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对冲机制及其前景
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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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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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全球化的逻辑决定了对付全球性的问题必须有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解决方案。一个统领全球的世界政府的存在可能是这种解决方案的最高哲学境界，但它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美好乌托邦。然而，建立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全球对冲机制是可能的。尤其是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的经验表明，各国单枪匹马对应全球化背景下增长乏力的挑战是不现实的，只有抱团取暖、协调发展才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而能承担如此重任的全球性机制目前似乎只有G20这一框架。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首脑峰会的运作模式和联合磋商机制证明，这个设想不仅现实，而且已经为未来的包容性全球发展进而更加有效地对冲全球化负面影响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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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二十国集团；全球化；政治对冲；全球贸易；杭州共识；达沃斯
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全球政治合作的前面，跨国界的全球生产链、全球供应链、全球资本链及全球互联网的形成和扩张与全球的政治实体分割化形成鲜明的对照，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分界线的全球政治版图依然是全球政治生活的主流和出发点。
换句话讲，我们生活的时代，一方面经济、金融和技术全球化了，另一方面政治生活、政策制定和社会管理还停留在民族国家各自为政的层次，政治事务还没有全球化。在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国家化之间的落差将会长时间持续存在，更何况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任何明显的冲动来推动以取消国家边界控制为目标的全球政治一体化。
然而，经济、金融和技术全球化穿透了各个国家的地域政治边界并直接影响各国人民的实际生活，而且这种穿透往往是高度无序的。事实上，各国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和任务，即如何规范对冲这种无序穿透带来的各种国内社会后果和影响。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最大限度地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冲击，成为各国政府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正面看，财富和繁荣从传统的工业国家向新兴国家极速转移，从而在全球的范围内拉平了以往许多穷国和富国的收入水平差距，降低了全球层面上的贫富不均现象，提高了许多非西方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负面看，资本的野蛮流动、网络的间谍渗透、知识产权的破坏和人为的贸易壁垒加剧了人们对全球化放荡不羁的感受，使得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变得越来越困难。
全球化的逻辑决定了对付全球性的问题必须有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解决方案。一个统领全球的世界政府的存在可能是这种解决方案的最高哲学境界，但它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美好乌托邦。我们美好的地球上生活着近70亿人口，分布在近,200个国度里。将这么多的人口和国家置于一个世界政府的管理之下，实现“政治全球化”，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形态和治理方式若被一个貌似统一的世界政府所取代，岂不可惜！
因此，即使经济、金融和技术全球化进一步向前推进，也不可能导致“政治全球化”或一个“世界政府”的产生。然而，谈论一个“世界政府”，是一码事，设想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全球对冲机制是另外一码事。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的经验表明，各国单枪匹马对应全球化背景下增长乏力的挑战是不现实的。只有抱团取暖、协调发展才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放眼望去，目前似乎只有G20这一框架能承担得起协调全球经济发展进而对冲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任。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首脑峰会的运作模式和联合磋商机制加深了这种印象。
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
一、杭州的启示
2016年9月5日，举世瞩目的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落下帷幕。习近平在闭幕词中代表各国领袖宣布：“我们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的风险和挑战，我们要继续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和协调，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这个宣誓，可以看作二十国集团有意通过政策协商和沟通来建立一种全球化风险对冲机制。
事实上，G20有实力来对冲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在习近平这个响当当的誓言背后，站立着掌管世界经济命门的“大佬们”。全球八大经济实体的首脑们，从美国、中国到法国的国家元首，从德国、日本、英国、意大利到印度的政府首脑，都到杭州来了。再加上俄罗斯和十几个主要新兴国家以及欧盟的领袖，浙江省会杭州一时间首脑云集，俨然成为一个世界“联合经济政府”的“临时首都”。
来杭州参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的确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代表着全球19个最大的经济实体和欧盟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国统一市场。从人口来说，G20成员国人口占全球的2/3；从贸易分量来讲，全球贸易活动的80%，都在他们中完成；从生产能力和产出来讲，G20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所以 G20就是一个小联合国，而且是一个比联合国效率还要高的政府联合磋商机制，作为政策“引领者”，它的“联合政府”功能不容小觑。
从目前披露的许多公开的信息来看，中国在坚持自己诉求的同时，以主席国的身份成功地“领导”了这个政府联合磋商机制，相当平稳地整合了各国的立场，尤其是几个主要经济实体的立场。在北京的主导下，光是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去年就开了三次准备会：二月的上海会议、四月的华盛顿会议、七月的成都会议，讨论一次比一次激烈，共识一次比一次清晰。杭州峰会的公报表明，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刻，大家都还在紧张地磋商，以实现在联合治理世界经济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优化自己的利益，从而取得多赢。
看得出，包括中国在内，大家都做出了妥协，使得杭州峰会成为一个“联合引领”世界经济前行的峰会。二十国集团一百多位财政部长、央行行长、贸易部长、劳工部长以及其他各部门的首长们在中国的协调下事先做了大量的政府功课。共同的利益使各国政府的要员们坐在了一起，不同的诉求使他们常常争得面红耳赤。然而，他们毕竟“联合决策”、“联合施政”了。
杭州峰会的经验表明，在没有全球政治“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也是可以通过协商来对冲从而降低全球经济风险的。19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和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欧盟的领袖们在主席国中国的协调和“引领”下，联合行使了一次政府权力，共同治理了一下世界经济。从首脑们出台的经济政策的深度和广度及其批准的各项措施的强度和力度来看，一个以G20框架为依托的“世界联合政府”开始显露它的轮廓。
人们依稀看见，一个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轮流主导、有针对性地邀请不发达国家参与并由世界各大功能性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专业技术支持的全球治理机制似乎正在形成。事实上，与历届 G20峰会相比，这次杭州峰会给人留下一个更加实干、更加协调、更加包容的印象。在中国政府的协调和“引领”之下，诞生了一个联手有效刺激全球总需求的“杭州共识”。
这个“杭州共识”的核心，用习近平的话来讲就是“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运用好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等多种有效政策工具，向国际社会传递二十国集团成员共促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信号”。这个信号实际上是工业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政府们联合向全世界发出的，它可以看作二十国集团未来几年联合治理世界经济的“共同政府纲领”。
这种各国部长级和司局级政府官员“联合办公”、“巡回协商”的模式虽然在前几次峰会筹办过程中都出现过，但杭州峰会“联合办公”的强度和“巡回协商”的密度在20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跨国协商、联合决策的模式很可能成为一个世界“联合经济政府”的新常态。G20这一功能是对联合国全球治理功能的一个有效补充。如果说联合国安理会是全球治理的“国防部”的话，那么G20则是全球治理的“经济部”。而且这个“联合经济政府”因为没有“一票否决制”的机制，它的决策效率更高，而且显得更民主。
现在的世界经济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人来“引领”。杭州峰会非常成功地突出了G20这个使命感，可以说是一个各国领袖们团结起来发挥引领作用的峰会。正如习近平所强调，“引领”是二十国集团的责任，也是他对这次峰会性质的基本定位。北京一反常态，毅然决然地克服了以往在“领导世界”问题上的矜持，给了世界一个难得的惊喜。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开诚布公地以“引领者”的角色协调各国领袖“发挥领导作用，展现战略视野，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开拓路径”。从这种意义上讲，杭州有可能是将 G20的“引领”功能做实做强、赋予二十国集团峰会更多“联合政府”功能的开端。如果二十国集团朝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并进一步深化“联合执政”的功能和扩大“联合执政”的领域，一个更有实效的世界“联合经济政府”的问世并不是不可能的。
2016年9月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闭幕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会见中外记者
二、共同行动计划
杭州峰会俨然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峰会。会议开了两天，全球得到一个清晰的信息，这就是当今世界亟需的一个东西，即“扩大全球总需求”。如何扩大，峰会也给出了方案：“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到哪里去挖掘新增长点，习近平代表领袖们的回答也很清楚，这就是创新型的“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再加上维护“多边贸易机制”，遏制贸易保护主义，这些都是中国亟需的东西，也是世界各国亟需的东西。习近平催促领袖们尽快动起来，组成“行动队”，而不是“清谈馆”。由“清谈馆”转变为“行动队”很可能是杭州峰会对二十国集团实现历史性转型的最大贡献。
包容发展这个理念是杭州峰会的一大特色。G20不仅要“引领”，而且要“包容性”地“引领”，这是杭州峰会向全球发出的首要信息，使世界各个地区和每一个角落都能感觉到它们和杭州紧紧地连在一起。习近平在峰会上多次提到“包容”这个词，可谓对全球“包容”发展念念不忘。如何包容，杭州峰会在北京的引领下开出的药方是“协调发展”，尽量减少各国各自为政的“负面外溢效应”。这是杭州峰会对2008贷危机以来美欧日纷纷不加协调地采用量化宽松政策的婉转批评，是对未来全球治理的期待，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大国政府的约束。
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二十国集团成员和嘉宾国领导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集体合影。
二十国集团在中国的“领导下”好像确实是要“动真格”了。好多经过激烈的交锋和磋商而产生的措施都基本回应了国际社会热切期待的事情。如果2017施及时到位，世界经济的回升应该是指日可待。杭州峰会要做的事情分散在不同的领域，从外贸体制到金融改革，从气候公约到环境保护，从劳工条件到企业融资，大大小小的方案和措施不下一百多条，而且看似分散，实则紧密相连，一环套一环。抛开一些细节不谈，分析一下二十国集团”联合经济政府”为推动当前世界的发展打造的“改革方案”，基本可以梳理出下面八条经脉：
一是“以结构改革促进经济增长”。二十国集团的财长们虽然重申“将各自和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但他们总体认为“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只有大刀阔斧地推进结构改革，才有可能保持全球可持续性的增长。取得这一共识，可见中国和德国的坚持与说服起了很大的作用。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能核准“增长框架工作组”提出的“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暗示货币工具量化宽松边缘化将只是一个时间上的事情。不仅如此，首脑们还制定了一套结构改革的“指导原则”和“评估标准”，以防各国在执行时“走样”。随着这个“结构改革”路线的执行和深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慢慢让位于稳健的财政政策、宽松的税收政策和严格的债务政策。以这种结构改革来拉动需求将是未来二十国集团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力。
二是“以破除壁垒促进贸易增长”。杭州峰会决定对世界贸易体系进行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尤其是消除2008年以来积累的贸易壁垒。各国在过去的八年里出台了不少于1500项限制贸易的保护主义措施，这些都可能在杭州峰会后寿终正寝。二十国集团的首脑们批准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是：“降低贸易成本”，“加强贸易投资政策协调”，“促进服务贸易，增强贸易融资”。在中国的极力倡导下，“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已形成二十国集团的共识，全球电子商务将会是未来全球贸易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三是“以全球价值链来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全球价值链（包括区域价值链）的打造是一个重要的亮点。部长们承诺“支持企业，包括中小企业充分参与并利用全球价值链相关政策，不论企业规模及所处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杭州峰会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企业将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机会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来。随着全球价值链被二十国集团认可为“世界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可以预计，各国将会有大批的规划和措施问世，促进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包容性地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完善和深化”。
四是“以发展基础设施来拉动增长”。二十国集团“联合经济政府”雄心勃勃，计划成立一个“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以加强各个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的整体协同与合作”。世界银行已经承诺将联盟的秘书处设在世行，“与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OECD、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以及有兴趣的G20成员一起开展工作，支持联盟的活动”。基础设施领域被二十国集团这次提到如此高的战略地位，在G20的历史上是首次。为了保证基础设施各项措施确确实实能落地，G20已经和操盘功能极强的经合组织达成了协定，一起制定了一系列相当具体的文件，包括《G20/OECD基础设施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政策指南文件》、《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和《G20/OECD中小企业融资高级原则》。基础设施建设历来是拉动增长最快的手段之一，杭州峰会之后，二十国集团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可能会迎来一轮新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
五是“以金融合作来提升金融安全”。二十国集团这次在中国的坚持下，对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表示了高度的关注。首脑们核准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关于完善国际金融架构的建议。其中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分析、监测和对资本流动过度波动带来风险的管理”将是未来国际金融合作的一个新的亮点。引人注目的是，G20准备充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平台建立一个“全球金融安全网”并鼓励IMF同区域金融机制合作，共同监控金融风险，以确保将金融危机的苗头及早扼杀在摇篮之中。
六是“以增强税收透明度来促进税收的公平分布”。杭州 G20峰会是一个令全球偷税漏税企业和个人最闻风丧胆的一次峰会。在杭州，全球二十个最大的经济实体向困扰了世界经济多年的。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发出了总攻令。他们要求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加入并落实G20/OECD的BEPS项目并斩钉截铁地对偷税漏税说“不”。杭州峰会后，一个摧毁全球“避税天堂”的大气候将形成。拒绝接受“有效和广泛落实国际公认的税收透明度标准”的国家和地区将会承受空前的压力乃至生存危机。可以预计，全球最迟在2018年前将实施税务领域自动情报交换标准。那些不愿加入这个情报自动交换系统的国家和地区将被列入“清单”并将面临制裁。随着。BEPS情报系统的全面建立，全球非法资金流动将会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各国的税收来源将得到极大改善。这一发展，无疑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具有相当大的正面影响。
七是通过催生“新工业革命”来挖掘全球经济的最大经济增长点。这次杭州峰会“联合经济政府”推出的最大亮点应该是《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而这个“创新蓝图”的重中之重就是呼之欲出的“新工业革命”。首脑们坚定地认为“新工业革命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及其相关服务业转变生产过程和商业模式、推动中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新机遇”。一方面，二十国集团“联合经济政府”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增材制造、新材料、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为21世纪“新工业革命”的关键领域；另一方面，他们对“新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生活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提醒各国保持定力，协同应对“新工业革命”给“企业、员工、消费者、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带来的挑战。首脑们信誓旦旦，在充分利用“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的同时，要“全力识别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的这些挑战和机遇，将新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成本降至最低”。
八是以充分发展“数字经济”为动力，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在杭州峰会上，二十国集团领导确认21世纪是“互联网经济时代”并号召各国“共同利用数字机遇，应对数字挑战”，以“推动全球增长，惠及全体人民”。为此，首脑们专门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这个倡议，实际上是二十国集团“联合经济政府”的“数字经济”计划书。受益于这个计划的将首先是宽带技术工业及其相关产业。如果2020年前新增15亿网民的宏伟目标能实现，就意味着宽带行业和所有互联网企业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首脑们承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投入，扩大“可负担”的宽带接入，“提升宽带质量”。更为可喜的是，杭州峰会上克服了以前对“信息自由”与“隐私保护”相互关系认同的巨大差异，同意共同努力，在“增长、信任和安全”这个“魔力三角”中找到一个大家都可接受的平衡点。经过反复地平衡与磋商，杭州峰会在确认“言论自由以及信息、思想、知识的自由流动对数字经济至关重要、对发展大有裨益”的同时，也坚定地强调“必须尊重知识产权，尊重用于保护隐私和个人数据的可适用框架”。习近平代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明确表示，一个更为“开放、安全、规范”的互联网和信息通信系统将极为有效地保证“数字经济”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
通过创新来对冲全球化风险是杭州峰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二十国集团接过学界对“创新”的规范定义，把它看作是“在技术、产品或流程中体现的新的和能创造价值的理念”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首脑们承诺花大力气“推动创新，帮助成员打造创新生态系统”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创新的战略、政策和措施”，加大“科技创新投资”，联手一起“寻找应对全球挑战的创新型解决方案”。杭州峰会后，以创新为动力的发展将会是各国寻求经济振兴的主轴，各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有可能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产业成果和经济效应。
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将世界经济拖入深渊以来，已经快十年了。这些年里，各国都没有少动脑筋把自己从这个深渊中解放出来，但都是各行其是、单兵作战，成效不佳。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欧洲央行的“负利息”政策、美国在加息问题上的摇摆不定都是典型的这种“独往独来”的例子。全球化了的各国经济呼唤一个全球层次上的政策协调，正是从这个角度讲，由北京花大力气协调整合出台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共识”可以看作是世界发展的一剂强心针和一股清风，必将对未来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强有力的正面影响。
三、未来：全球化3.0呼之欲出
全球化和全球化对冲机制未来的最大风险是美国和英国这两个老牌全球化旗手开始对全球化产生动摇。事实上，英国是19世纪全球化1.0的领军人，以工业革命为主导将自由贸易推向全球；20世纪全球化2.0的主要推手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以网络技术和信息革命为驱动器，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导下，趁苏联帝国崩溃之势，将全球经济纳入以美元金融为润滑剂的市场经济体系。
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国际会议中心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
一切迹象表明，特朗普主政的美国觉得自己是全球化的输家，不想当全球化的旗手了，而是想用“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重振美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动全球化的重任很可能就落在“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中国和德国的肩上了。事实上，事情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2017年新年伊始，举世闻名的世界经济论坛于1月17至20日在白雪皑皑的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率阵容整齐的代表团出席并发表开幕式主旨演讲。习近平开门见山，引用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名句描述今天风起云涌的全球化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狄更斯在他的不朽名著《双城记》中对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繁荣和赤贫共存的辩证描述。有意思的是，就在习近平发表达沃斯演讲的同一时间，狄更斯的重孙辈同胞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伦敦发表演讲，抛出英国政府“脱欧”方案，展现“干净果断”同欧洲大陆切割的决心，誓言尽快回归大英帝国的“主权时代”。
姑且不谈狄更斯是否会把特雷莎?梅的“硬脱欧”战略称为“智慧”或“愚蠢”的战略，如果这位大文豪还活着的话，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正如习近平所说：“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
如何应对这个矛盾的时代，各国都在苦苦地“上下求索”。“美国优先”是特朗普为美国开出的对冲“愚蠢年代”的药方；“脱欧回归”是英国试图远离这个“最坏的时代”的选择。我们看到，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20世纪全球化2.0伴随着华盛顿“沦陷”于全球化逆反势力特朗普集团之手而正在走向终结。速度之快，就像19世纪英国主导的全球化1.0版本因为力不从心在战后迅速被美国终结一样。
我们这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正在呼唤一个新的全球化版本的诞生。这个全球化2.0应该更加包容，更加公平，更加理性。今年的达沃斯年会，让人充满遐想，白雪皑皑的小镇能否引来金光闪闪的新世纪？它似乎在暗示，在英美“自绝”于全球化的这个“愚蠢的年代”后，中国和德国联合欧洲各国共同开启全球化2.0的机遇来临了。
习近平这次到达沃斯来，给欧洲和世界的政商精英们带了颗定心丸。他告诉他们，中国不会屈服于对全球化的逆反，不管你来自哪里。他还请世界放心，中国不会搞贸易保护主义，也不会放弃世界气候公约《巴黎协定》。他提出：“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入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配合这次达沃斯论坛“勇于担当”这个主题，习近平承诺：“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开着门，世界能够进入中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他“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这位中国国家主席以坚定的语调提醒世界注意，这个庞大的数据，意味着中国“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市场、更充足资本、更丰富产品、更宝贵合作契机”。
从全球化未来政治对冲和政治引导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实际上是给中欧关系的发展送了一个大大的新年礼物。特朗普对全球化的逆反，无意中给中国和德国造成了一个新的良好的合作机会。这也可以说是响应今年达沃斯论坛“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的呼吁吧！
中国和欧洲作为世界两大文明的主流，加起来的经济实力是美国的两倍多，联手把全球化的大旗扛起来应该问题不大。不仅要把全球化大旗从疲倦了的美国手上接过来，而且可以做得更好。如果说19世纪的全球化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主导的全球化1.0版，20世纪以美国网络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全球化是2.0版的话，那么中国和欧洲可以合作搞一个全新的全球化3.0版。
习近平同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举行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
中欧主导的全球化3.0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这就是以数字化为技术核心的“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欧洲“工业4.0”接轨。实际上习近平在这次访问瑞士的第一站伯尔尼时就同瑞士政府达成协议，在中瑞创新战略对话平台这一新机制的统筹引领下，加强“中国制造2025”同瑞士“工业4.0”的对接，推进两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创新合作。同时推动中瑞自由贸易协定升级，扩大贸易、投资、金融、保险合作规模，加强能源、环保等领域合作。这些都是典型的全球化3.0版的内容。如果“顺势而为”把它们扩大到整个欧洲的水平，那全球化3.0就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今年七月在汉堡举行的G20峰会，中德双方已经承诺紧密合作，确保汉堡峰会的成功。可以预计，随着美国对全球化的厌倦，中德在全球化对冲机制的设计和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3.0方面会走得更近，合作也会更密切。
文章选自《同济大学学报》，201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