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一带一路”下 如何助力企业走出去？
2017年5月27日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来自30多个国家、地区的智库专家、前政要和国际组织代表等30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一带一路”倡议成为讨论热点。目前，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先后与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50多份“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协议。谈到‘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相关国家政策协调、战略对接、优势互补，专家学者等是如何看的呢？
INTRODUCTION
嘉宾介绍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辜胜阻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郑新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层次一：如何与各方加强政策协调对接？
郑新立：我们到“一带一路”国家去投资，首先要跟这些国家的发展规划、发展战略对接起来，要了解他们的需求。因为我们去投资，能够实现互利共盈，首先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满足用户的需要，要满足用户的需要就要跟他政府的规划，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消费的需求、民众的需求考虑进去。
李扬：“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当时习主席提出的，最早作为倡议，总有一个倡议国，三年多来，逐渐地深化，在各个领域扩展，其中就是这样一个倡议，中国发起的一个倡议，如何和参与建设国的各种战略对接，慢慢地成为了我们的重点，就是习主席讲话里面谈到了，我们有50多个国家的自己的倡议在一起。昨天的峰会上，普京总统，还有巴基斯坦的总理，都分别谈到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些原来有的大的发展战略对接的问题，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方向，通过它的实施，现在逐渐地和各国已经水乳交融了，做得可能更好的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大铁路，以及瓜达尔港，这个对双方都产生非常好的作用。我想今后作为制度建设，肯定这是我们的主攻方向，我觉得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作为体制机制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和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发达经济体他们主导的全球化，实际上是把他自己国内的制度，理念、规则推向世界，同时要求世界，其他国家去执行，如果不执行就不带你玩。中国我们“一带一路”倡议一开始，是尊重各国主权，尊重各国的多元化的文化，尊重宗教，各方面以尊重为前提寻找共同点，因此对战略的对接，就是它中间非常必要的一环。
迟福林：现在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一个首要的前提，所以你看这次开会，其实就是在政策沟通上，要能够进一步形成共识。我想我认为昨天习主席谈的五个之路，就是未来“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的原则，政策沟通的一些方向，政策沟通的一些大的一些问题。那么以这个为基础，就是说的我们需要“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需要这种高峰论坛，需要智库之间的联系，更需要我们相关的部门之间经常地这样一种沟通，但更重要的今天的“一带一路”的沟通，要紧紧地围绕着比如说下一步整个面对新的经济全球化，我们“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产能合作上面怎么做？我们来推荐自由贸易的进程，所以要把政策沟通的重大问题提出来，所以这存在着多边、双边，整体的多方面的政策沟通，所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以智库能够为重要支撑的，多方面参与的政策沟通机制至关重要。
李稻葵：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理解其他国家他的各种各样的发展战略背后的考量是什么？你不能只看它的名字，不能看它的一项一项的政策条文，最重要的是研究每个国家本质上需要什么？你要去研究每个国家的具体需要，根据我们中国的经济的自己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怎么办？智库很重要，所以需要我们的智库跟他们的智库，跟各国的智库要对接，要不断地开会，不断地搞研究，通过研究，通过对接，智库之间提出一个政策建议，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才能跟沿线各国的自己的战略能够真正从根子上对接了，而不是文字上对接，而不是文件的对接，而不是在声明上的对接，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一定要真正地把脉。
王辉耀：“一带一路”从原来一个中国倡议的项目，变成一个世界倡议的项目，从一个单边的项目变成一个多边的项目，这个多边的机制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方面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机制，能够建立一个秘书处，同时能够建立一个国际合作，全球治理的模式，国际发展的一个共同的平台，这方面我觉得可能需要把各个国家的一些方法介入进来，他们的方案，这方面我觉得比较好的，有基础的我们有联合国，我们有世界银行，有IMF，有WTO，有国际移民组织，有国际劳工组织，这些机构他们都很熟悉这些国家的这些方案，可以通过这些国际组织来建设，包括特别是通过亚投行，已经有70多个国家参与，可以通过他们来协调这些国家，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了这么一个公共的，大家可以依赖的平台，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事，这个事就比较好办。大家觉得你中国虽然是个发起人，但是这个公司我们都可以参股，我们都可以来投资，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计划放进来，我们共同来发展，做一个更大的“一带一路”的大蛋糕，这样的话共赢、共享、共建，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戴芮格：我想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生态环保领域）国际合作前景很好，中国十分重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在美国，不论是政府（州、城市）还是企业，或是个人都十分支持实现这些目标。我想特别是苹果公司、沃尔玛等美国大型大企业，都正在为实现生态目标采取。
一带一路倡议下，伴随更多中国企业、中国资本走出去，它们如何应对挑战和风险？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为它们提供怎样的支持呢？
层次二：如何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持？
郑新立：既然到海外投资就会有风险，那么在国内投资也会有风险的，这就需要对投资的项目做好可行性论证，做好技术经济的分析，包括投资对象国的政治风险也要做充分的考虑，要把这些投资的风险估计在内。那么为了规避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投资对象国或者是发达国家一个咨询公司来做顾问，因为我们这个投资企业了解的领域毕竟还是有限的，找一个爱资质的，有经验的咨询公司作为顾问，这样可以规避风险。另外根据经验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多元投资，找一些合作伙伴，比如说我们找一个当地的有资质的，有影响力的公司跟他合作，还可以找一些有跨国投资经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跟他们合作，我们在里面占一个股份，甚至占一个小股也可以，这样通过多元投资也是规避风险的一个办法。
李扬：我们作为智库，我们这次会议提供的一个报告就谈到这个问题，谈到要提供公共产品，这个公共产品，它既然是走出国门，就不只是为中国的企业服务，也要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各个国家，各种机构服务。你刚刚说到安全问题，甚至是防御问题，教育问题，文化的交往问题，所有问题都必须考虑到，因为你既然想把它作为一次倡议，作为一种大家一起来共谋的一个大事，让大家做得舒服，做得便利，做得没有风险，我觉得这次习主席其实也谈了多次，就是提供公共品的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确定自己的真正的地位？大家都记得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了一句话，叫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大家对后一句话，都没有非常细的解释，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解释了就是要提供公共品，提供有效的公共品，让所有让市场更好地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对公共品，我们要分一分，我们确定有四类，与交易有关的所有东西都要有关，支付、清算。第二是与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有关的，第三像国际反恐，防御，国际交往跨国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不同的区域各种事情都会有发生，公共安全，公共卫生这类需要。第四类是公共规则，比如说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但是没有大规模出现，比如说纠纷的问题，怎么处置？用什么标准处置？现在大家简单地说，都说外国朋友都喜欢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要遵循国际规则，这肯定是起步一定是如此，是不是应当有“一带一路”的规则呢？我倾向于认为有一些，有一些是共同的，肯定是大家一起说，比如说反诈骗，要有公共安全，安全的设施，或者是标准，技术标准，这肯定都要有，还会有一些“一带一路”倡议所特有的东西。
李稻葵：经过调研，经过很多方面的一些仔细的研究，我的建议需要设一个长设的机构，需要有一个长设的机构，这个长设机构不断地给想投资的企业和其它的投资主体，提供咨询，提供支持，有些咨询基础咨询是免费的，其它咨询可以适当地收一些咨询费。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提供一些贷款担保，甚至资金的直接的投资，那么这个常设机构，我在不同的场合提出，应该叫“一带一路”国际开发署，对吧？BRIDA，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BRIDA，我提这么一个建议。这个国际开发署是一个非官方的国际组织，总部可以在上海，可以在北京，广州也可以，福州也可以，泉州也可以，都可以，这个可以讨论，是国际组织，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分支机构，它的经费原则上讲不需要来自任何一家政府，任何一国政府，是国际组织，各个国家都掏点钱，掏的这个钱不用去投资担保，（学）世界银行。
中国政府比如说给它5000亿美元担保，一分钱先不用花，那么有了中国政府这个担保，到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干吗呢？去融资，这个融资成本非常低，因为当今世界资金量很大，拿了这个资金之后再去贷款，只要有一点点的利差，就能够维持这个机构的运行和生存，这个机构就可以搞咨询，这个机构可以搞论坛，这个机构可以搞研究，可以发报告，通过这个方式把“一带一路”伟大倡议，一步一步地推进下去，一步一步地落实下去。
辜胜阻：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拓展的过程中间，应该讲有机遇，但是也有风险，机遇和风险是一对孪生兄弟，所以我们在看到机遇的同时，也要看到风险很多。比如说我去年到巴基斯坦，沙特和印度尼西亚去，就“一带一路”进行考察，我们看到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现在整个规划投资是400亿美金，大规模的投资。那么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间，我最关心的一个是经济，如何获得回报？另一个怎样规避风险？所以规避风险一方面靠企业自己要（研判），另一方面我们的使领馆，我们还要发展国际性的中介组织，比如说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你刚才讲到的，法律风险，那就要靠这些中介组织，中间组织还有商会，和当地的使领馆和政府，和我们的商务部门，外交部门一起来和企业建立一个防范风险的体系，应该讲风险还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只有研判风险，我们才能抓住机遇。
层次三：“一带一路”将带来哪些红利？
陈文玲：我觉得未来在“一带一路”的建设的过程中，“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通过这种战略对接，规划对接，还有重大项目的对接，我觉得可以获得五个方面的红利，一个就是战略的红利，就是说和这些国家的战略对接，通过战略对接，国家和国家形成共同合作的意愿，当然这是主要靠高层，也靠政府之间的这种对接，形成这种红利，我觉得对于相关国家在推进合作中，会产生制度性的保障；
第二个红利，我觉得是市场红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占40%，当然这些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会快速增长，所以未来会创造非常大的潜在的市场，所以这种市场会是成为整个国际上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第三，会形成巨大的人口红利，因为我们中国的原来的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已经释放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又迈向了新的人口红利，就是我们的靠人力资本来创造红利，靠创新，靠创意来创造红利。现在像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正在走在我们七八十年代的，人口正处在这个阶段，像印度平均年龄才28岁，起码这样的人口红利还会释放，到2030年，15年左右。像孟加拉国，1.7亿人口，现在也正处在不到30岁的年龄，非盟也是30岁左右，这些人他的特点，一个是年轻，还能持续地释放人口红利。第二因为这个国家是在欠发达，在起飞阶段，因此这种它的人口和它的需求结构是相匹配的，这种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地释放十年，甚至二十年。再一个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开始特别是服装、鞋帽，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正在向这些国家转移，我说的第五轮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已经开始。我们制造业转移，我们企业走出去，在这些“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产业园区，建立我们制造业的基地，形成新的产业链，又分享了这些国家所创造的人口红利，这些国家也分享了中国所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再一个我觉得创新的红利，中国正在成为创新的国家，我们的产业会稳步地迈向中高端，按照“一带一路”沿线占全球40%人口的这个需求，一定是多层次的，那么有高端的需求，有中低端的需求，这种需求需要现在“一带一路”国家形成不同的产业层次，因此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创新红利，会使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既发展，将来又能提升。
我觉得最后就是共享的红利，实际上“一带一路”搭建了一个共享的平台，搭建了一个能够发挥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然后形成一种集成优势的，这样的一个载体，我觉得它可以让大家互相分享机会，分享资源，分享我们的经验。
文章选自第一财经，2017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