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观察】40年前，“那三届”高考生
2017年6月26日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也是77、78级毕业35周年。高考的恢复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重阶级出身到知识改变命运。
40年前的高考生，如今已是各行业中流砥柱。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那三届研讨会——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暨77、78级毕业三十五周年”上，40余名“那三届”人回望来时路，观当下，思未来。
王辉耀：改革开放承上启下的一代人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那三届可以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智慧，传承历史记忆，承上启下。那三届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人才和社会解放、思想解放的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现象，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明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高考恢复是改革开放的开始。现在改革开放怎么继续深入，我们的大学教育、高考制度、教育改革、人才培养，都是今天的课题。
▲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陈平原：我们这代人没有那么大成绩，但有一种韧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官员
参加77、78、79级的纪念集会，说的不好听是表扬与自我表扬。在座的都是精英人士、成功人士。而我们当时参加高考的那么多人，那些没有进入大学校门的，他们最后的命运，我们必须反省。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中间九曲十八弯，甩下的有多少，心里面很感叹。
举行这一类的活动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有个反省，我们走了多远的路，留下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最近这些年不断有人说77、78级了不起，出了多少领导。我说每个时代领导总是需要的，不能说明问题，下一代人到了这个年龄也都是当领导的。我们从那么低的地方走过来，是否比起此前、此后毕业的学生们更能体会民间的疾苦？是否比别的学生朋友有更多的民间关怀，决策是否有更大的意义？
我在大学教书，我们这一代人到底取得了多少成绩，可能没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伟大。我当年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想象这一代人成长之后，天下会变得多么美好，后来发现我们努力过了，但好像不是那个样子。所以，我有点惶恐。
我自己的研究特别关注近现代，所以对比“五四”那一年，那一届大学生，比如北京大学1916-1918年三届的学生。我曾经列了一个表，那时出了多少人才，他们对中国的现代思想建设的意义。而今天，不管是我所就读的中山大学还是后来就读的北京大学，我列了同学表，没有那么大的成绩。我自己读书做学问，知道我们当年起步是如此之低，走过来很不容易。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在那么低的地方起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走到的今天，还略有成绩，这就不错了。
值得骄傲的是，77、78、79级的学生大都在农村摸爬滚打过，所以大体上都有一种韧性。我希望记得那时候的韧劲，也把曾经有过的那种韧劲传递给后代，让后代人知道，人生一辈子其实可能会碰到很多很多困难的，闯过去，也许就是值得我们欣赏的柳暗花明。
▲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邵鸿：教改功夫在身外，跳出高考看高考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高考实际是真正恢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更不用说大家都在谈的保障了中国社会的流动。这些天来，我看了很多文章，高考不仅是个很好的教育制度，也是很重要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但现在大家都在说高考特别好，骂高考的声音好像暂时失语了。我更愿意在这里反思一下，可能这对我们纪念高考40周年更有意义。
高考制度的弊端我们都很清楚，作为一种规范化的、机械的，但又有很高效率的人才考核选拔方式，它一方面有很重要的社会功能，但另一方面它以升学过关为目的，以死记硬背为基础，以揣摩迎合作为主要的方法和技巧。
我想到当年王安石说改革，说把学究变秀才，最后还是把秀才变成学究，几千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没有很好的办法。增加数次考核的内容，比如特长生竞赛加分，社会服务加分，最近的高中成绩参照。这些办法从实践中看往往也存在很多不公正、弄虚作假的现象，整个社会缺乏比较诚信的条件和氛围时，这个问题就难免。提高学校招生自主权，一方面不可能大规模地实行，成本太高，而且往往导致不公正。
还有人提出增加优质教育的供给，我想这个方向是对的。但目前看，基本中国高考的学生都能上大学了，只是上什么大学的问题。大家玩命地考都是想上北大、清华、211、985，学校再多，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总是稀缺的，一般意义上的增加优质教育供给不解决问题。
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有几条值得重视，大家经常讲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亚洲文化圈普遍有这个问题。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身份传统。中国古代秀才考上了举人，是晋升上等人的基本台阶，在当代考上大学也是改变草根身份的一个最基本平台。为什么家长比孩子更看重，为什么大家即使读职业教育也要读个高职、本科，很大程度上是有“身份”在这里束缚思维。中国正处于宗法社会向法治社会的大转型期，中国还是人情社会，缺乏公共的诚信体系，很多在西方选择很好的方式在中国就往往会导致不公平，不公正。
除此之外，我们的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僵化，极大地制约了中国教育的供给，尤其是有特色的优质教育供给。我们现在的学校体系基本是有行政层级的，学校资源也是按照行政层级来分配。这样的情况下，行政地位高的学校办学资源更充分，引起大家激烈的竞争。与此相关，中国的民办教育得不到很好的发展。
过去录取率很低的时候，允许民办教育加大发展，但系低水平办学。随着公办大学扩展，民办大学在萎缩。优质的民办大学得不到很好的发展，也制约了特色学校的供给。
上海的老百姓择校越来越倾向民办中小学，公办学校择校明显降低，这是引起我们思考的现象。学校缺少教育家办学的环境，不仅僵化，缺乏发展动力，而且行政主导，教育弱化，并且千校一面，缺少特色。这又反过来固化了行政等级和集中竞争的态势。现在社会急剧变迁，我们的教育很难灵活与时俱进。我们在美国看到的Minerva、起点、homeschool，在中国就很难发展起来，因为管得太死。
最近典型的事例是安徽教育厅出现窝案，因为他们要批的东西太多了，学科、专业、调人、设备、职称，几十个学校，上百次的行贿，就是这个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学校怎么可能生动活泼地创造性地向前发展？问大学校长，他们现在最难的就是没有办学自主权。我想这是制约我们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同时导致激烈的高校升学竞争的重要制度原因。
看过顾明远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他强调要加强法制和诚信体系建设，来破解这个难题。我认为很对，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大力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特别是“放、管、服”的改革。比如我们要大幅度提升学校的生源经费拨款，减少国家的专项拨款和各种各样的审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放权，把办学的自主权真正地放给学校，弱化学校的行政地位，提升学者治校的水平，努力营造教育家办学的环境和条件，要真正落实民办院校和公办院校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同样重要、同样支持的政策定位，为民办教育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为适应新形势要求的新型学校和教学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创造条件，铺平道路。
民办院校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国家目前9所中外合作办学，办得普遍很好，但现在有暂停的趋势。
只有加快“放、管、服”的改革，创造良好教育家的条件，优质教育资源才可以更大量、快速涌现，各种各样的特色学校、特色教育也会广泛出现，为社会提供丰富多样、高素质的教育供给，这样中国教育才能更好地发展，高考竞争的烈度才会有所缓和。
说来说去，回到老话，功夫在身外，跳出高考看高考。当前我国正在在制订《中国教育2030年规划》，我特别希望这个规划里能突出这一点，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
▲ 1978年5月，无锡，南京化工学院无锡分院为当年入校的78级学生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图为开学典礼上的大学生。
朱永新：那时候没有门槛，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
那三代有它的特殊性，也带来了我们对那个时代高等教育、大学招生制度和教育教学制度的一些思考。我有四个方面体会很深。
那时候是没有门槛的，它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当时要求高中学历或者相当高中学历，所谓的“相当”，就相当到任何人都可以考，只要符合25岁以下(实际年龄限制有放宽，有很多更大年纪的考生)，我的很多同学初中就没上直接来参考高考了。所有人都有这样平等的机会，这是很重要的。全国1000多万人参加，最后27万人录取。那时候对年龄、对学历的要求都不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无论是高考制度还是人才制度，对出身要求太高了，公务员一定要大学毕业，甚至还要研究生，我认为应该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高中毕业为什么不能做公务员，美国高中生都可以当市长。我们应该采取更灵活，更开放的制度，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无论是大学招生还是公务员制度，还是各种人才制度。
在国外，人才学历歧视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我们现在，500强在国外不敢搞学历歧视，在中国就有，你一定是985、211。一定要把这种歧视消除，给更多人以平等的机会，不要押在一次性的高考上。我们当时都有那样的气度、气魄和胸怀。
第二，混龄学习的优势。现在的大学基本都是应届生，我们的同学，大的差不多可以做小的父亲了。这有很大的作用，大同学社会阅历和经验比老师都丰富，很多问题他可以帮助解决。现在我们的大学辅导员怎么教育孩子，他自己还是孩子呢。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向同班同学学习的，有人英语非常棒，有人俄语很棒。在一个班级里，学习群体里，如果有这样的人，教育的活力和能量会更强。国外的大学也不像我们这样，清一色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应该鼓励社会人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让更多混龄成为大学教育的常态。混龄学习的格局对我们高等教育是独特的优势。
第三，当时教师和学生一起成长。我们看到老师的劲头、积极性不亚于学生，因为他们也是十多年压抑下来的。老师里有很厉害的学术权威，留苏的、留美的博士，也有工农兵大学生，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他们在课堂里，在研究领域，在教学上都有和学生一起成长的好的趋势。现在一些优秀的老师很难真正和本科生见面，年轻的老师也没有精力真正去做学问，外面的诱惑太多了。
第四，大学是读书的天堂。大学只是提供了一个成长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的空间、学术氛围。从课堂里学到东西远远不如从图书馆学到的东西。现在阅读的氛围不如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到图书馆里找不到座位，拼命借书，每星期都借满一书包去读。中国的大学，阅读和写作这两门课程远远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回过头看，倒不是我们那一代人出了多少人才，更重要的是那一代教育里还有哪些遗产，直到今天还可以很好地继承，发扬，发展。
▲ 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
童世骏：“读书无用论”变成了“不读书便无用论”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
我们这代人的共同特点可以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知足感恩又不满现状，不满现状又乐观向上，乐观向上又有怀旧思想。这个特点大概与我们对劳动、科学的理解有关。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既要爱劳动，又要爱科学，后来又被教育爱劳动比爱科学更重要。进入工厂以后，作为教育的劳动和作为惩罚的劳动区分开来，劳教所和干校等当时熟悉的机构，以及它们背后的观念，却让我们常常感到非常困惑。
高考恢复让我们走出了这种困惑，让我们用爱科学取代了爱劳动，而不用再费心思考，到底劳动是教育了人还是惩罚了人。曾经流行多年的读书无用论，几乎一劳永逸地被高考、奥数、早教和天价学区房所构成的不读书便无用论所取代。
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理最重要的结果，是对于人生到底什么是成功有独特的理解。衡量成功的不应该是现在所处的高度，而是与过去相比现在所达到的高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对一个人来说成长是硬道理，与此类似的，不同类型的高校有不同好大学的标准，不同类型的教育也有不同的让人民满意的标准。这些标准不管多么不同，有一条却是共通的。真正意义上的好大学首先是那种不断变得更好的大学，让人民满意的教育，首先要体现在人民不愿意把当前教育弃之不顾而重走老路。
卢迈：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意义是给了人更多选择的自由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我想说三点。第一，高考不管你说它好与不好，如果没高考我上不了大学。我今年70岁，过去40年由高考开启了新的时代，所以我很感谢高考。
第二，高考是和改革开放紧密连在一起的，它是改革开放的先声。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意义是给了人更多选择的自由，更多的机会。现在你考不上，有钱可以出国；可以复读再考；大学没考好，可以研究生考北大清华。不上大学，做生意也能够做得挺好，我也见到很多这样的人。我们感谢高考，更感谢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这样多的机会，这样多的选择。
第三，不同年龄的人经历的东西不一样，观点、选择都会有经历本身带来的影响。我们这些人把自己和国家，和社会，和自己的农村或工厂，和未来，连在一起，也做出一些贡献。我们也接触过70后、80后，可能有更多怀疑，否定。90后的青年，他们有很多知识，很多比较，比简单的否定又超出一些。一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特点。我越看越有希望，现在还能够在这儿做工作，就尽力做，有机会退休，就好好过日子了。
宁滨：我们这一代的任务是培养创新型人才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
高考既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我们这一代要更多看看是不是尽到了这一代人的责任。高考制度大框架是应该充分肯定，形式和内容我认为还要继续改。高考的恢复是不正常恢复到正常，现在是从正常往更加高级阶段发展，难度更大一些。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我们这代人面临这样的任务。对大学来讲，一方便要求我们要回归教育，要静下心来；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它和社会的联系，强调成果的转化。我们应把浮躁的东西，功利化的东西弄少一点，真正回归人才培养的规律。
钱颖一：我们在特殊环境下培养了自学能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我的经历是，1974年4月到了北京的密云县插队。密云现在看是很近，在我们当时看来很远，要坐三个多小时的火车。这四年经历对我有很大影响，不仅干农活，也参加很多社会活动，让我们对中国社会最底层有非常真实的体验。另一方面，那时候你想学习只能靠自己，自学能力在无形中培养起来。
现在的学生掌握知识的范围、深度远远超过我们，无论是数学、英语、经济学、管理学。我们对知识的掌握甚至很肤浅，但是没有看过复习材料，在特殊环境下培养了自学能力，批判性思维，甚至创造性思维，这正是现在的学生需要加强的。
陈全生：我们的科技断了一个档次
国务院参事
我对高考是感激，但也有个反思。1985年，我在教育部当部长秘书，到北京展览馆参加日本的一个工业展览。我那年35岁，日本代表团副团长是36岁的工学博士。我当时就想，18岁、28岁都广阔天地炼红心了。这对中国的影响会有多大，上千万人失去了学习科学的机会。所以，要反思文化革命耽误了一代人。那时几千万人不学习，现在的科技上不去，和国外比较起来差得很远，我们断了一个档次。
我们一直说素质教育，可到现在还是记忆，还是背，还是应试教育。创新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首先要有自由的思想空间。没有自由的思想空间搞什么创新？
追求学历不错，但有学历不一定有知识，有知识不一定有能力。我们还是要把不切实际的东西去掉才行，这是教育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张力：中国即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而全社会都没有准备好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我们是在改革开放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进入高校，某种程度上，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它留下了一种革命文化。但它还没有完全和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好，因为文革这十年把这个斩断了。
同时，我们与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处于隔绝状态。如果说有三种文化、文明需要连接，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后工业或工业化文明的全球科技文化。我们那三届是第一次把它们黏合。这个黏合对社会释放的信号，就是我们开始对自己国家的命运负责任。中国人为我们自己负责任，而且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使命，其实并不容易。我们这三届做了最开始的黏合群体。
1977年、1978年一共是1200万考试生，录取了60万。今年是940万考生，准备录取730多万。按照世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基本上已经步入了中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我们也很羡慕。
今后的高等教育怎么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50%之间通常被认为是大众化阶段，50%进入普及化阶段。目前看来，2020年之前，我们基本上可以超过50%。这就产生了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还会用精英化甚至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来去衡量今后我们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吗？
第二，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是不是仅仅把眼光盯住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有没有可能面向更多有能力的学习者开放？
第三，我们会面临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用个人体验不能解释的，面目全非的高等教育。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战国时代即将来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有机会接受不同形式、种类、质量的高等教育。
留给中国人思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间太短，满打满算就是2003-2020年17年工夫。我们还没有完全熟悉和习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和责难也显然带着精英化的色彩，这是无可厚非的，全社会都没有准备好。而再过三年多，我们就要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了，应该怎么做？高等教育任重道远，还会改革，永远在路上。
石勇：应实行普世教育，谁都可以去修本科课程
中科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的社会要发展，教育要改革，要全方位地发展人才。第一，我建议实行普世教育，谁都可以上大学去修课，接受本科教育，学分过了就毕业，过不了就知道自己读本科不行，那就读专科，这样才能够加强和改变我们的职业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要加强职业教育。第三，探讨新的教育模式，像美国的起点大学、飞利浦大学，Homeschool还出了几个诺贝尔奖。第四，加强民办大学。真正把教育做好做透，真正让教育本身的改革走向世界前列，我们才可能走向世界前列。
汤敏：下一个40年，可以做点更精彩的事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现在我们就教育论教育，或者就学校的学生论教育，和现在的时代可能有点脱节，因为现在正在进入科技快速发展，而且一切行业在颠覆性快速变化的时代。在学校里学的那点东西是远远不够的。人工智能、互联网都出来以后，我们一出大学，知识本身就已经过时了。
所以，我在研究终生教育问题。如果中国或世界不能快速地建立一套低成本、有效、紧跟新技术或知识的终身教育体系，那么我们很快就被机器人所淘汰。机器人无所不在，人工智能无所不在。
所以，教育改革不是仅限于学校那点教育改革，高考不高考的改革，而是整个教育需要重新设计。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普遍的问题。我们现在这套教育体系基本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是为大生产服务的，为培养螺丝钉服务的。而未来全部是创新，迅速改变，这样的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可能还不存在，美国比我们好一些，但也是非常缺的，最近有了一些苗头。而中国还比较落后。
高考40年过去了，我们稀里糊涂过了40年，下一个40年我们干什么？后面还有40年吗？现在寿命不断增加，我们现在一代活成100岁应该不成问题，后头还有40年。我们是等死，碌碌无为呢，还是能干一点过去想干，从来没干的事儿？我们衣食无忧，没有工作绩效压力了，年轻时的梦是有可能实现的。
所以，我们下一个40年干点什么。不一定还要和过去一样干个企业，我现在做的公益就可以做得很好，做得很大。把公益的影响力集合起来，一起去做，有可能未来40年做出比过去40年更精彩的事情来。我们有学习能力，有这种精神，还没有过去为五斗米折腰的约束，还是很有希望的。
李大西：我们曾被寄予厚望，为何没能出大师？
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校长
我是“老三届”，1967年高中毕业，离高考就差这么一点点。我比同学还幸运一点，上了工农兵学员，后来考研究生，又去了美国。
我们这一代人，积压了12年，当时被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们自己也寄予很大的希望，为什么现在回头看，出不了多少大师？值得我们好好想。我认为非常大的理由是，我们给文化大革命耽误了10年，人生最好的时间。这是中国很大的损失，损失了整整一代人。到美国的中国人，考试都很行，为什么做不出事情来呢？可能和美国的教育有一点关系。我们这一代人，也许真的得好好想一下，如何教育下一代。我们很多人都去过外国，也知道外国教育有它的长处，有它的短处。我们怎么来发扬长处？
中国高等教育好的地方是普及，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但是在培养精英方面还是有挺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和高考制度有关系。中国应该推行教育的多样性，有精英的教育，有普及的教育，怎么样分工合作。我们要想想在教育上，还能做点什么事儿。
秦晖：教育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出了问题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我们这些人是非常幸运的，我本人更幸运。我不仅没上过大学，严格地说中学都没上过，一进校就停课，毕业前刚停火。但我不知道怎么，就当了1978级的研究生了。
我们77、78级两届教育，我认为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高峰，不仅仅是恢复那么简单。我们在政审制度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突破了1949年以后的很多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方面也是原来从没有过的，否则连我几乎连中学都没有上过的，怎么可能当了研究生呢？我们的确非常幸运地赶上了改革的这班车。
教育改革的问题，二十多年以前我就写了《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现在很多教育问题本质上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基本机制出了问题，这种情况下，一些具体的改革是没法改的。我们现在讲的应试教育如何，老实说，美国的确没有那么看重应试，在美国当博士很重视推荐，重视社会经历，如果在中国也搞这一套行吗？如果在中国也搞推荐那不又是回到文革走后门了吗？
雷颐：我们是这一代的幸运者，对未来更有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我小学没毕业，事实上等于没上过中学，因为中学是天天学大字报，读毛选，学工学农。1978年是中国社会转折的时期，体现出了时代的发展，时代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班当时最小的16岁，最大的32岁，我20多岁，居于中间还略微偏低一点。
老师说教了二十多年学，我们这一代是最好的。但我一直强调，我们这一代人有非常丰富的经历，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有优势，但这叫千顷地一棵苗。我们大学生是以这一代人被毁掉为代价的。我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下乡很晚才回来，找的是最差的工作，早早下岗，回来之后家庭矛盾、房子等等问题。现在有些成功者把我们当成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我说我们代表不了，是很特殊的。我们由于是这一代的幸运者，对国家的未来更加有责任。现在我们纪念高考40多年，还是要强调当年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魄力。
陈爱民：中国需要优秀的民办本科大学
西安外事学院校长
我当时基本算应届生，没下乡，没有耽搁太久，非常幸运，毕业以后很快就公派去美国留学。我在美国念了书，得了学位，拿到终身教职，觉得不好玩了。2005年四川大学全球公开招聘副校长，我就回来，去去任职了。干了几年，我又放弃了公办的职务，做了民办高校的院长、校长。
刚才大家提到中国教育改革必须放开民办教育，第一我赞同，第二我已经在实践了。我提出，第一中国不要都去追求办博士、硕士学位，中国需要优秀的本科大学；第二，老师需要更好的机制让他们发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用；第三，我们的学生要学会礼貌地质疑老师。我一直在推这些理念，做这个事情。
既然各位“那三届”的同仁们这么认同民办高等教育，我邀请大家到西安外事学院去看看，可以把我们作为研究的对象，也可以当作一个平台。
王家新：希望理想之光不至于完全熄灭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诗人
那三届大学生的精神今天看来非常难得，普遍有理想化的精神冲动。但后来这种冲动往往被时间消解掉。后来我们同学经常聚会，我想到鲁迅那些话：有些落伍，有人拖堂，有些妥协，有人投机，有人在变化，时间的力量太强大了。
我们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求自己，忠实于当年的理想。希望理想之光或理想的火把不至于在这个时代完全熄灭，或者在我们手中熄灭。
▲ 1979年6月，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女子中学补习英文。她们是1978年中国高考录取的学生，在这里补习英文一年以后将选择专业进入大学学习。
徐小平：一生向往知识和开放的世界，希望更多人实现梦想
真格基金创始人，中国著名天使投资人
我22岁的时候，在泰兴文工团拉小提琴，到处走街串巷，卖唱献艺，和瞎子阿炳的命运差不太多。我当时想到工厂去，做个宣传干部，25岁结婚，生孩子，一辈子就这样了。
后来高考回来了。那时我一生驱动的力量就是，求知的欲望，对外部世界的神往。我知道22岁时，年轻人没有前途，没有机会那种无奈的心态。我希望能够给自己以及更多的人带来生命开放，机会增加，实现梦想的机会。
我们的命运被“那三届”，中国的未来也因为在座的以及更多的那届人改变。希望我们未来继续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推动中国的进步、繁荣，最终不负这个时代。
孟晓苏：我们还真是改变了中国
汇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1966-1977年这十年之，我在北汽当了十年工人，抡大锤。大锤抡下来，右胳膊比左胳膊长了5公分，最后把大锤抡得行云流水。
我们大学期间，虽然中国经济衰微破败，但同学们对未来充满期望。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排打败南朝鲜，亚洲出线。晚上10点钟，校园里就开始敲砖打碗，还有同学摔玻璃，点着了笤帚当火把，到五四广场去游行。我们中文系的同学刘志达，最早带着大家喊出一句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口号当下传遍了校园，第二天传遍了全国，报纸发表了，成为时代强音，代表我们77级、78级、79级“那三届”，也是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我们40年干下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口号吗？不就是在当年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吗？我们还真是改变了中国，靠我们和靠全国人民的力量改变了中国。
大学给我们系统的知识，也给了我们信心。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当年设想的东西全部都变成现实了，一个个变成政策了，这些都源于大学对我们的教育。我们这些人要不忘初心，让年轻人了解我们那段难忘的历史，共同按照我们当年的理想继续把国家建设好。
文章选自南都观察，2017年6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