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寻求中国教育的改变
2020年10月16日
【在线视频】
本视频为施一公先生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的采访，他回答了西湖大学筹建的始末以及在实践中探寻中国教育的改变及出路。以下为文字实录：
在杭州市西湖区云栖小镇内，成立不足五个月的西湖大学安静矗立。这所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从筹建之初就受到广泛关注。作为西湖大学的倡议人之一和首任校长，结构生物学家、全国政协委员施一公是西湖大学最重要的标签和宣讲人。今年两会，施一公的两份提案都与新型大学和民办教育有关。
施一公：我认为我们的民办教育是对公立教育的一种重要的补充，其实也是国家的一个大的发展方向，我想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希望国家去研究，有没有可能在方方面面，做出一些政策性的、导向性的创新支持。
2018年2月14日，西湖大学获教育部批准成立，当年10月20日，西湖大学正式成立。与中国不少高校追求大而全不同，西湖大学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为办学定位，以博士研究生培育为起点，致力于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培养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这个理念的实施源于2011年欧美同学会上的一次谈话。那个时候，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
施一公：在那次晚餐上，在座的几位，包括潘建伟、陈十一，都在评论中国的科技界的一些现象和教育界的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其实当时谈的话题比较激烈，当时韩老师（韩启德）听着听着也很激动。
韩老师（韩启德）就问我们，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在中国出生、中国长大，深谙中国文化，知道中国教育的优势和短板，又同时在海外少则生活了十几年，都在海外大学著名大学做过教授，知道国外教育的优势和缺点，为什么不能够取其所长，也发挥我们的所长，在中国创办一所小型大学？当时韩老师（韩启德）话音未落，我当时激动得不行，我这个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施一公：因为从小到大，这种心理不平衡一直存在。纵观过去一两百年、三四百年，我们对世界科学的产生、技术的发展、新的知识的发明发现，贡献太小。
施一公：我们觉得是时候了，大家应该联起手来，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民族，创办一所顶尖大学。
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里，施一公是典型的学霸。施一公，1967年出生于河南郑州，父母亲给他取了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一心为公。两岁的时候，施一公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里。施一公读完了小学和初一，随后，转入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二时，因为取得河南省数学竞赛的第一名并获得全国数学竞赛和物理竞赛的一等奖和二等奖，施一公成为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都想要保送和录取的对象。最后，施一公被清华大学录取，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施一公：就像你说的，我已经极其幸运了，我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小时候的目标，直到9岁、11岁，都是长大每天能吃一个苹果就很满足了，根本没有想到能使用电话，还有汽车，还有电视，但我能做什么呢？我唯一能做的，是把我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如果我的做法，能让国家往前走一步，自然他们也能往前走一大步，因为整个国家前进了，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希望达到的一种境界、一种目标。
在清华大学，施一公的学习成绩名列本专业年级第一。1989年，他以本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同时也修完了数学系双学位课程。1990年初，施一公决定出国赴美深造。
施一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要闯一闯。男子汉、大丈夫，不出去闯一闯世界，不再多看一看，还能做什么？那时候我说没有我施一公做不到的事情，拍拍胸脯。就是我觉得一个青年人，真应该是凌云壮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这样过来的。怎么可能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有什么事情我做不到、我不能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能做到。你可以改变国家，可以改变这个社会，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施一公在全美一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1997年4月，施一公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2003年，施一公晋升为终身正教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正教授。后来，又成为最年轻的讲席教授。同年，他还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该奖项的华裔学者。面对广阔的事业发展前景和优越的生活条件，2007年，40岁的施一公作出了一个让许多人不解的决定，全职回国，回到母校清华大学。
施一公：对，当然。200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地震之后，我有一次回普林斯顿大学，系主任就对我说：“一公啊，我知道我们留不住你，因为我听说，你把你工资的十分之一捐给了汶川，捐了80万人民币。”他认为我回国就是因为拿钱拿得更多了，待遇更好了。因为这是美国人考虑问题的方式，你去一个地方，肯定是给你更多的更好的科研条件、物质待遇等等。
当然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讲，为这个，百分之一万我也不回国，但是我从来没把这个东西放在眼里。不仅当时没放在眼里，就连我穷困潦倒的时候，做博士生，拿几百块美元的收入的时候，也没放在眼里，尽管钱对我很重要。钱重不重要？重要。但是我认为男子汉大丈夫，把钱作为最重要的东西去奋斗，全完蛋了，还奋斗啥啊还？
施一公：改变清华的学生，就是希望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能够在个人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脑子里有一个大我。
在施一公的成长过程中，小我与大我的冲突一直存在。尤其是在国外，这种冲突往往来得更加剧烈。
记者：那您在美国又受了什么刺激，觉得应该为中国做事？
施一公：太多了。这要跟你讲的话，讲三小时都讲不完。我当时去英国使馆签证，很受刺激。一进去，看排队，队很长，那些签证官不搭不理地填表，去一次不行打回来，再去一次，他不尊重你，这种感觉很异样。对不起，我是留学生，你不尊重我，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你在说什么），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口口声声民主、自由、人权？为啥不尊重我？也让我感觉，我凭啥？我说我比你聪明，比你能干，我哪点输给你了？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不回国呢？
在清华大学担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七年时间里，施一公带领清华生物学科，取得长足进步。在结构生物学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2009年之前的二十五年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在《科学》和《自然》期刊一共只发表过一篇文章，而在2009年之后的八九年间，清华大学却在这两本顶级期刊上，发表了80多篇文献。通讯作者、第一作者均来自清华大学，这几乎可以说是大学发展的奇迹。
2015年，施一公率领团队，解析了超高分辨率的剪接体三维结构，这一成果被业界称为三十年来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对世界科学作出的最大贡献。施一公说，他前四十年做了一件事，就是成家立业，又用了十年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帮助母校清华大学迅速地发展生命学科，参与创建了两个学院，扩大了一个学院。而这两件事情都是为了第三件事情，也是这辈子最大的一件事情，创立西湖大学做准备。
记者：这些事是背着清华做的，是偷偷摸摸做的，还是正大光明做的？
施一公：正大光明做的。这是为国家做事，清华也是为国家做事，怎么能背着清华呢？
施一公：但是这件事情当时没有正式的起步，只是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只是讨论。我想清华知道后应该很骄傲才对。
记者：您不怕到时候这消息长了腿悄悄跑到清华，人家清华对你有意见？
施一公：当然不怕，我把我自己叫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我认为理想主义者如果不现实的做事情的话做不成。
2015年，施一公联合饶毅以及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等人向国家领导人提交了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施一公如此描述理想的大学，我们希望5年以后10年以后，这里可以具有一大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在这里从事最尖端的科学研究，做出最有意义的科学成果，培养最优秀的青年学生，用自己的才智尽情地探索科学知识前沿，推动人类进步，造福全世界。
施一公：我已经是副校长了。2015年第一次跟清华大学谈，说我在开始参与创办西湖大学，等到西湖大学被批准成立的那一天，我希望从清华大学辞职，全时全职加入西湖大学，创办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所民办性质的研究型大学。
施一公：当然是希望我留下来，我这辈子没有过脚踏两只船，不会说我想做一件事情，同时还留着一点尾巴在那儿做。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离开清华，是清华教给我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你可能看过这个电影叫《无问西东》。你看看清华的历史，在有民族危难的时候清华人怎么做的，当然现在我们没有民族危难，现在是好的时候，清华学生更应该有担当做一些事情。
寻求中国教育的改变是施一公要做的事情，因为西湖大学是一所社会力量举办的国家重点支持的非营利性新型高等学校。所以，寻找资金，成了施一公办学的第一要务。
施一公：我有时候真想考一考，考第一的捐钱多，我就去考去了。
记者：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像你这么一个学术背景的人，要跟社会求钱，这会是个什么过程？
施一公：所以我是非常尴尬，我们去中关村，在四环旁边一个高楼上见了荣之联的董事长王东辉。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找王东辉不找其他人，因为当时他是我认识的唯一的一位特别有钱的企业家。
我跟王东辉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讲西湖大学为什么需要有？为什么对中国如此之重要？为什么对老百姓这么重要？讲了很多很多，就是说不出口你能不能捐赠？因为从来没有跟人要过钱，而且书生气息浓厚，你怎么跟他说出来要钱呢？
王东辉很有意思，他说施教授我知道你是想来让我给西湖大学捐赠一笔钱，你就说吧，你想要多少钱？当时我一下心怦怦直跳，当时很纠结，也是急中生智，我就说其实也确实是我们的计划，我们想在成立的时候，有5位到6位创始捐赠人，我们能够向外界公布每个人捐赠一个亿或以上，那么西湖大学的创办就有了第一步。他的回答也非常直截了当，他说施教授，一个亿不是一个小数字，我得回家跟夫人孩子商量一下，我明天早上再给你答案。
当时我心想坏了，这是托词，不会有这一个亿了，我想第二天他不会再打电话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8点刚过。王东辉打电话来了，他说，教授我们家里决定支持你们，我们捐一个亿。但是他也跟我说了个条件。你说你要找5个人6个人，如果他们五六个人找齐的时候，每个人捐一个亿，我们同时捐，压力又给我了。
施一公：全是钱，甚至看有些网红拍个照片放网上然后可以挣钱，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施一公有这个能耐就好了。
在筹款的过程中，几十年没离开大学校园的施一公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社会现实，也了解了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他遭受过不少的拒绝，也收获了很多感动。
施一公：我给你讲一个小例子，我认识一个企业家叫邓营，我给他说了西湖大学的理念，他特别激动，在我办公室里，他说我可以捐3000万给西湖大学。他的企业很小规模，一年的营业额大概就一个多亿，还养了几百人，挺难的。他过了几天跟我讲，施教授，我后来想了想，可能3000万有点难，我捐1000万。我还是很感激，我说1000万也挺不容易了，你们企业这么小，捐1000万挺好的。他说能不能这样施教授，我提一个要求，捐1000万，我想我夫人来的时候一起吃个饭。我说当然可以。
我们一块吃了个饭，照例我又讲了一次西湖大学的理念，讲完以后没有想到，侯屈平（邓营夫人）在桌子对面，突然用河南话很激烈对着我讲：哥，我也要做创始捐赠人。我一听我就愣了，因为创始捐赠人的门槛很高，要有一个亿的协议捐赠金额，但以前他们给孩子的保证是，将来的钱留给孩子，是孩子的财产。她回到郑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的孩子说，妈对不起你，把留给你的钱捐给了西湖大学支持教育去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孩子说，我本来就能自食其力，你们把钱捐给教育、捐给西湖大学就对了。
2018年1月起，施一公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全力以赴筹办西湖大学。2018年4月，在西湖大学创校校董会第一次会议上，施一公被校董会聘为西湖大学首任校长，2018年10月20日施一公和5名诺贝尔奖得主、70余名国内外顶尖大学校长、近百位捐赠人聚集一堂，共同迎来西湖大学的成立时刻。在成立大会上，施一公发言表示，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在大师之大。
记者：对于那些完全可以到体制内的这种非常优秀的大学的这些人来说，你靠什么办法能把他吸引到你这来？
施一公：因为我们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在这，这些科学家在亚洲、在世界上是最优秀的，你给我5年，我相信西湖大学可以做出一些在很多其他大学难以实现的重大的科学研究的突破。
施一公：有了突破，简单的讲，这些突破可以让我们中国人自豪，哥德巴赫猜想值几块钱？牛顿的三大定律在当时值几块钱？或者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你可以量化吗？当然是不可以的，这些20世纪的重大科学发现最后都在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命运的轨迹，西湖大学是为这些重大的科学发现而建的，而这些发现就是不能急功近利，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政府理解，社会理解，我们很幸运，我认为政府理解了也在支持，社会理解了也在尽力。
在西湖大学尚未正式成立之前，2017年9月西湖大学迎来首批19位博士研究生，施一公告诫这些从400多位申请人中脱颖而出，并通过西湖大学教授严格面试的西湖一期成员，西湖大学培养的一定是第一有社会责任感、第二才是拔尖创新人才。
2018年8月26日又有120位博士生成为西湖第2期成员，根据学校规划，预计到2026年，西湖大学在校学生将达到5000人左右，为了共同的梦想，施一公希望西湖大学的所有师生，能够和他一起并肩长跑。
施一公：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施一公你们办西湖大学，有没有想过万一哪一天不允许这样办了怎么办？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中国作为世界这样一个大环境里边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相信中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改革开放，我相信中国的前途一定是美好的，我相信政府，我相信国家一定会持续不断支持西湖大学。
我跟你说一个题外话，实际上也是题内话，我在创办西湖大学之前，对诺贝尔奖从来没有上过心，但是自从创办西湖大学以后，我对它特别关注。
施一公：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早一点得到诺贝尔奖的话，对我而言，会对大学创办创造一个非常好的舆论环境，会让西湖大学得到社会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但是对我而言，10个诺贝尔奖也换不来一个西湖大学，我希望10年、15年以后，无论是国内的旅游者还是国外的旅游者，来杭州看西湖的时候，是看西湖大学，这是我们的目标，我相信我们能做到。
所谓奇迹就是世界上绝大部分人相信做不到的时候，它发生了这叫奇迹，不是社会上大部分人都认可，相信一定能做到，那还叫什么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