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抓住大国战略博弈带来的转型机会
2021年5月17日
“十四五”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开局？过去四十年，作为企业家，我们书写了市场经济的故事，书写了外向型经济的故事，书写了工业经济的故事。但新的三十年开始了，我们也要书写好另外三个新故事。
第一是科学，是科学技术、人才创新的故事。就是说未来三十年，怎么回应李约瑟之谜、钱学森之问和周期律。第二是法治，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现代化的故事。就是说未来三十年如何推动治理现代化，企业不仅合规，更要懂法守法，推动法治建设。第三是高端，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及创新链向高端发展的故事。就是说，未来三十年，应提升“三链”现代化水平并与全球体系对接。
“十四五”：由汗水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十四五”是新三十年的第一个五年，讲得最多的是如何开好局、起好步。1978年的7、8月，最早内地和香港合资的企业叫太平手袋厂和大进制衣厂，分别诞生在东莞、顺德，代表了“三来一补”“代工贴牌” 和“汗水工厂”模式在中国的起步。四十年前顺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三来一补、代工贴牌、低端工厂，占了73%的土地，做了4.3%的税收贡献，中间还包括土地二道贩子、三道贩子倒买倒卖，形成巨大食利阶层。顺德怎样告别前四十年土地管理模式而转向新三十年土地管理模式？这涉及到拥有120万亩土地的顺德，13万亩的村级工业园怎么腾挪出来为未来三十年预留出土地空间？从这个角度讲，“十四五”是如何为未来三十年起好步、开好头的第一个阶段。
这里存在三个“新”：第一是新发展阶段，无论企业家曾经取得过怎样辉煌的成功，在这个新开局时代也要从零点重新出发。第二是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要成为第一动力，协调发展要成为内生特点，绿色发展要成为普遍形态，开放发展要成为必由之路，共享发展要成为根本目的。第三是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过去四十年，出口主导和招商引资的外向型经济战略驱动发展的阶段结束了，未来三十年，中国要走向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大国战略，即开放大国和负责任大国战略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推动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由汗水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看三个指标：第一是研发经费投入力度，即研发强度；第二是研发产出，即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的增长；第三是研发效果，即全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如果用一个研发指标看中国，即看研发强度和研发投入指标，2019年整个国家研发创新投入为2.2万亿，强度为2.23%。其中有六个省市的研发强度明显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比如，广东去年的创新经费投入超过了3000亿，未来十年有可能会超过4万亿。长三角地区超过6000亿，未来十年有可能超过7万亿到8万亿。可以设想，如果一个省投4万亿，一个地区投7万亿到8万亿，十年后其新旧动能、新旧结构、新旧模式转换一定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着力满足中国新生代需求痛点
过去五年整个国家创新投入每年都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创新的瓶颈和问题是什么？从数据看，研发经费投入增长斜率比较陡峭的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基础的开发和试验研究，而决定我们未来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的增长则是一条平缓的曲线。我们去年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是6.03%，比美国低近12个百分点。因此从“十四五”开始一直到2035年，国家将会下大决心把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的斜率拉上去，让这条曲线的增长斜率也逐步变得陡峭起来。如何提升研发投入的产出效率？首先是提升创新的体制机制效率，其次是营造创新生态，再次是构建跨境创新网络。
怎么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曾有一个“90后”年轻人跟我说，他很悲观。问他为什么？他说北大生物系的博士到中学去教书了，这不是人才错配和人力资本浪费吗？我听后说，这是希望。北大生物系博士毕业到中学去教书，他的学生们如果学生物，跟他的起点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中学生学生物是出于热爱和兴趣，而不是出于金钱、名利、就业，不是出于对利益的追求，中国就会有一批真正热爱科学的人涌现出来，我们的科学才有希望。
同时，“十四五”是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支撑的力量一定是消费投资和进口等需求。从这个角度看，如何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呢？从恩格尔系数看，1978年我们的恩格尔系数是60%。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温饱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长大的，因此经济学家说那个时代谁创新谁死，因为创新生产出来好东西，老百姓舍不得买。到2000年恩格尔系数下降到了40%，老百姓要买房子，买车子，要买手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这时经济学家讲，谁不创新谁死。去年，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28.2%，未来十五年，估计会下降到20%左右。这时，新生代的孩子们也就是1996年后出生的孩子们会怎样？据《美国商业周刊》调查，和日本、美国同龄孩子相比，中国新生代是世界上最乐观、最有信心和希望的一代。我认为，谁能满足1996年以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的需求痛点，谁就能占据全球竞争的制高点。要想满足他们的需要，仅有中国大脑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世界大脑；仅有中国的服务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世界的服务；仅有中国创造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世界的创造。
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需要深刻调整
从“十四五”开始，当我们讲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指的是数量和规模。而真正能够改变未来三十年中国的，是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质量正在发生全新的变化。如何创造出一个好的发展环境，满足超大规模的需求质量和应用场景，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我认为，未来的对外开放包括三个层面内容：
一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上台阶，衡量标准是关税率要进一步下降，非关税率要进一步取消，便利化的效率进一步提升，服务业的准入开放进一步扩大；
二是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要上新层次。这方面考验的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是不是一步一步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对接、相衔接；三是创新、人才等知识型开放能不能上新水平，开放创新、开放合作、开放共享。
可以看到，从“十四五”开始，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会出现深刻调整。一个浪漫的时代结束了，过去在全球化、新科技革命的时代，我们造就了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可把一个产品在全球不同地方生产，还能做到零库存、及时供货。在那个时代，我们考虑过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供应链的影响吗？我们考虑过中美贸易战吗？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加征了25%的关税率，60%打的是外资供应链，这一点我们想过吗？还有，我们想过超级全球化的收缩和倒退吗？所以，满脑子利润、效率的浪漫时代已结束，这时候供应链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不要浪费大国战略博弈带来的转型机会
数字革命会使未来供应链更短，更有弹性，更有韧性，更能满足小众需求。它会使医药、健康、人工智能成为成长性排前三位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会促使我们未来生产性服务、生活性服务、公共性服务的大发展。“十四五”全球大势有可能发生什么变化？
第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在？在 “十四五”期间，我们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还在不在？国家给出的回答是，还在。但大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关键看能不能够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从这个角度看，国际环境与过去四十年相比会产生一个全新的变化。第二，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会出现修昔底德陷阱、萨缪尔森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我们的企业家都很优秀，竞争力也在不断地提升，可能会对美国一些核心竞争优势产生替代。萨缪尔森分析认为，从互补到竞争的这种替代是最危险的，因为会产生对抗冲突，甚至会像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那样引发战争。如何规避？从互补到竞争再到更高水平的互补，从赢者通吃到共享发展再到利益共同体。今后的发展有我们的一份，有东道国一份，还有第三方合作的一份。共享经济发展、共享贸易投资、共享未来，形成全球利益共同体。第三是中美博弈。1990年中国经济规模是美国的6.62%，2021年可能是73%，IMF预测2024年可能是84%。世界存在一个2/3现象，即当老二是老大的2/3时，其冲突对抗结果都是一样的。个人预见，未来中美战略博弈可能存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利益交换，第二阶段是体制较量，第三阶段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因此未来15年是两个大国充满非理性对抗的15年，对中国企业家来讲，第一是坚持，保持平常心。第二是向对手学习，提升创新力、合规性、开放包容。在这15年中要一步一步提升自己，解决三个未来需要解决的新问题。需要重点强调的是，不要浪费中美两个大国战略博弈带来的转型机会。
“十四五”国家战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对企业家来讲，未来落实国家战略就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也就是要发展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什么叫实体经济？窄口径就是制造业，中口径就是制造业+农业+建筑业，宽口径就是制造业+农业+建筑业+生产性服务业。
国家下一步需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牢牢把握住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坚实基础不动摇，我相信这将是未来国家的重大战略。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大陆有124家，加上台湾共133家。这是大陆的大企业第一次超过了美国，但我们的营收占比是下降的，利润占比是下降的，说明企业大而不强。因此下一步我们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在三个方面发力：
第一，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产业基础能力。首先是从0到1，原始创新实现重大突破；第二是从1到10，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第三是从10到N，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在这三个层次上发力，将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产业基础能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先生认为， 2020年的全球创新指数，从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上看，超过50%以上来自于亚洲，其中大部分申请是以汉语、日语、韩语书写。全球创新格局出现东移趋势，可以发现，亚洲创新网络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第二个方面，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改革开放。我认为可能会有三大攻坚战。第一是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如何让市场机制出清。第二是营商环境改革。2017年在世界银行业中，中国银行便利化水平排全球78位，2018年排46位，2019年排31位。
我们还存在四个短板，一是中国企业获得信贷的便利化水平全球排80位；二是中国企业纳税全球排105位；三是中国企业参与跨境贸易全球排56位；四是企业退出机制在全球排51位。因此，“十四五”的改革能不能硬碰硬地解决这四个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如何能够用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方式，推动我们企业营商环境的治理现代化。
最后，从“十四五”开始到未来的30年，国家、地区、企业可能要过三个坎。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2017年人均GDP2.17万美元，东京湾4.23万美元，纽约湾8.46万美元。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第一个坎是怎么能让人均GDP翻番，如何达到东京湾水平，让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第二个坎是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能否翻第二番，达到纽约湾人均GDP水平，因为其优势是现代金融中心，是世界级城市群的领袖城市。一个台阶上去后还有新台阶。最终要达到旧金山湾水平，实现科学、技术、人才创新，取得世界级优势。
文章选自《中外企业文化》2021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