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和平建设
2022年8月29日
张蕴岭，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摘要：中国需要一个长期保持和平合作的发展环境。中国无意颠覆现有的国际基本体系。中国支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原则，以构建具有不同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的多元世界。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敏感而危险的时期，我们需要新的心态和智慧来处理这对复杂而重要的关系。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大事。中国的迅速崛起既改变了中国自身，也改变了地区和世界。基于这些变化，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如何顺应这些变化，对于实现和平时代至关重要。
关键词：中国崛起；发展中国家；和平环境；新大国关系；中美关系
和平崛起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规模有了显著增长。在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并可能在2035年成为世界第一。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日益成为综合国力和影响力居世界前列的大国，也推动地区和国际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自然会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并且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崛起具有独特的特征，即中国是一个经济体量不断扩大的大国，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人口众多，中国的平均财富水平，尤其是大多数人口的财富水平仍然很低。尽管中国的一些技术，如5G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在国际市场上仍然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获得竞争力(Jing， 2019)。中国需要一个保持长期和平与合作的外部发展环境。虽然中国的全球角色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但中国无意也无力成为主宰世界事务的超级大国。一个崛起的中国是世界的财富，需要用新思维来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以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这对我们建设新世纪既是挑战，也是机遇(Dellios)。
中国真正的挑战来自于自身。中国正处于大转型的艰难时期。在经济上，中国必须从外向型战略即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变为以内部市场为主要引擎的“双循环”战略，从高增长转变为理性增长，从以GDP为中心转变为以社会为中心等（What is China’s dual strategy）。为了保证平稳而有活力的转型，中国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的中央领导体系，同时也需要社会的坚定支持。使中国成为领先大国的“中国梦”则成为动员政治和社会支持以实施宏伟议程的动力(Potential of the Chinese Dream)。然而，由于中国仍处于向现代发达国家转型的重要阶段，需要谨慎处理保持可持续发展与和平转型的主题。
中国坚持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加入了联合国系统下的几乎所有机构，并参与了许多国际组织。中国支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以构建不同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社会结构的多元世界。中国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无意取代现有的国际体系，也无意向其他国家输出或强加其意识形态，中国鼓励互鉴互学。
然而，面对一个快速崛起而独特的大国，外界提出了许多质疑(Petras)。中国具有独特的以共产党领导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不同于西方现有的民主制度，中国崛起的政治意义成为西方大国的一大担忧，甚至被视为一种威胁。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了遏制战略，拜登政府则采取了全面竞争战略，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不遗余力地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国家集团。
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关系是所有变化的关系中的关键。由于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美国是一个已经存在的超级大国，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认为两国之间的对抗和战争不可避免。事实上，中美关系具有双重特征。在战略竞争出现的同时，双方必须考虑对抗的实际代价，这将促使双方寻求妥协甚至合作。
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给美国带来了很多挑战。中国的战略挑战不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一个主导的超级大国，而是威胁到其在地区和世界的主导影响力。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使其对任何被认为威胁到其地位的新挑战都非常敏感。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被视为威胁美国地位和利益的战略竞争对手。例如，中国积极参与并且日益主导的东亚合作被认为是一个将美国赶出该地区的战略阴谋。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进程让美国非常紧张(Xuetong 2006)。
对中国而言，无论当前转型还是现代化长期目标，保持稳定和合作的关系都至关重要。然而，美国方面不信任中国，并做出负面回应(Lawrence)。从奥巴马“重返亚洲”平衡中国的战略挑战，到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单边制裁和遏制，再到拜登动员盟友的“全面战略竞争”，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前，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敏感而危险的时期。几乎每天都有尖锐的批评意见出现，有些甚至出自高层官员。对双方来说，重要的是认识到风险并管理好如此复杂的关系。过去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崛起的大国和守成大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如此紧密地相互依存。因此，我们真的需要新的心态来理解和处理这种新型国家关系。
中美关系的本质不应该是全面对抗，而应该是全面竞争。在很多领域，两国的战略和行动存在很大差异；在很多领域，两国很多共同或相似的利益使两国走到了一起。中美两国在东亚安全架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中国主张建立新的安全理念和新架构，美国则坚持以现有安全架构为后盾的军事同盟发挥主要作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四国对话”（QUAD，美、日、澳、印）和“AUKUS”（美、英、澳）等都是为了与中国开展竞争。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在贸易、金融、服务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中美两国高度相互依赖、互利共赢，但美方始终抱怨自己是受害者。奥巴马推出排除中国的TPP，特朗普对中国采取单边制裁甚至脱钩，然后拜登推出全面竞争战略宣布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使得两国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处于停滞状态，尽管这对美国也是有利的(Singh，2015)。
中美两国管控双边关系的空间足够大，双方可以通过承担责任、发挥智慧来找到缩小分歧的正确途径。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规则，而是过去的历史案例。
共同体建设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具有特殊意义。中国与周边国家形影相依，有14个陆地接壤国，8个海上邻国。然而，要充分理解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我们必须超越地理因素，将历史、文化、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如何塑造并将继续塑造的这种关系考虑在内。在日益相互依赖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的演变过程中，也必须认真考虑它们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竞争性。中国的崛起为中国周边关系和区域战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Shen,2012)。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日趋复杂的是地区外如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的密切参与。
中国和周边邻国在妥善处理彼此关系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共同利益，所有国家都将从和平友好的关系中受益。然而，如果处理不当，各方都会蒙受损失。这就是中国领导人呼吁通过一系列新举措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背后的含义。中国正在形成由几个重要思想支撑的周边大战略，这标志着中国对其塑造地区环境能力的信心日益增长(Yunling and Shiping,2005)。它反映了如何在周边国家中定位中国的新战略思维，反映了如何认识中国周边地区的全新重要性。随着实力和信心的提升，中国将不再把周边地区视为威胁自身安全的根源，而是把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视为中国寻求安全的基础。这是一种全新的认识。正是这一理念启发了中国与邻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倡议（Yunling）。
中国的邻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凝聚力以及与中国的历史关系等方面都是如此多样化。困难还在于,中国邻国之间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此外，还有来自地区外大国在该地区公开或秘密地进行竞争和干预。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自然会扩大自己的利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这可能导致与该地区一些国家以及一些大国的竞争或冲突。这也可能导致中国的邻国质疑中国宣称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意图（Shambaugh,2005）。
随着中国的崛起，周边邻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也在增加。他们中的一些人担心中国在地区事务上的霸权野心。特别是围绕着东海和南海专属经济区的领土争端和海洋争端，导致中国和日本以及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人们普遍担心，东海和南海的对峙可能会失控，导致军事冲突。与此同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宣布和实施，以及联合军事演习，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增加了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Bonnie)。
中国从一个弱国崛起为一个强国，引发了多重复杂的反应，并引发了地区关系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对于所有中国的邻国而言，这是一种从与弱中国到强中国关系的调整。与强大的中国的关系可能会加剧一些争端。用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话来说，中国在该地区地位的任何根本变化，以及随之产生的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力量平衡，都很可能会回到一种类似朝贡体系的国家关系（Jacques,2009）。尽管中国呼吁构建命运共同体，但紧张情绪依然在叠加。
国家间的争端，包括领土争端，永远不能通过战争来解决，战争只会加深仇恨。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平与和谐”，推崇“化解”矛盾，追求“和解”的结果，信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术原则。当中国弱小的时候，战争有时会强加给中国，有时则是中国自身的防御选择。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中国展示其“和谐文化”的时机已经到来（Dunkong,2014）。中国领导人最近呼吁在“友好、真诚、互利、包容”的新指导原则下与邻国之间建立“未来共同体”。当然，如何真正实现这一“共同体梦想”，将取决于一个崛起的中国及其邻国的意愿和智慧。
与过去相比，东亚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区域合作的基础更加坚实，形成了如东盟+1、东盟+3（AMRO）、东盟+5（RCEP）、东亚峰会（EAS）等从双边到区域的多层次结构。区域合作进程有助于建立共同体精神和利益共同体。中国在促进区域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表明一个崛起的中国想要建立的是区域共同体，而不是由其主导的所谓“中央王国秩序”（Acharya）。2022年1月1日生效的RCEP必然会使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现代规则基础上的联系更加紧密。
“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这被视为一项重大战略（Jinping）。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地理优势成为最具活力的区域。因此，资源和劳动力越来越多地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和转移。中国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对经济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巨大风险。中国政府为缩小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做出了很多努力。例如，2000年，中国政府宣布了覆盖12个省、区和市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基础设施（公路和铁路）和资源开发（电力和天然气项目）是两个优先事项。尽管西部发展战略取得了明显进展，但由于西部地区的竞争优势似乎没有得到很好的增强，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并没有明显减少。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内向性质相比，“一带一路”为中国西部地区提供了新的机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接，形成新的经济空间，不仅为西部地区开辟了新疆域，也为整个中国开辟了新疆域。对中国来说，这片新疆域必将吸引投资和劳动力从东部地区流向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也将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覆盖区域的桥梁。
中国典型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其推进“一带一路”的特殊需要和优势。中国向东(东、东南)远涉重洋，向西(西北、西、西南)广袤无垠，涵盖了从亚洲到欧洲多个国家。发展海上航线看似简单，但这些国家需要建设港口、物流网络等配套设施。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陆上连接需要公路、铁路和航空等跨境基础设施网络的支持。而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方面来看，这些基础设施都还发展的不够完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现代化港口、港区以及海上物流网络，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基础设施网络和经济区，提高互联互通水平。“一带一路”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地缘环境，开辟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很明显，“一带一路”在本质上不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反制战略，而是基于中国的自身需要，通过建设基础设施网络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的新方法（Pitlo III）。
“一带一路”有助于开拓新的市场机会，这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即从高增长阶段进入稳健增长阶段。打造新的发展引擎，既要构建相互需求主导的增长动力，又要以新的竞争力开拓外部市场，这在中国新的“双循环战略”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的瓶颈是薄弱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供应链。中国南、北、西的大部分邻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彼此联系起来，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好处。由于在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方面的投资，预计“一带一路”将通过连接中国和东亚地区与欧洲和非洲，培育广阔的欧亚地区新的增长潜力。中国在参与和引领“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中国在提供投资资金、设备供应、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工业园区建设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这将为中国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提供巨大机遇。
与贸易不同，直接投资将使中国经济与其他经济体更加融合。中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通过对外投资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的新举措。正如中国政府发布的文件所指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使中国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加强与亚洲、欧洲、非洲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中国匆忙提出的一个突然的想法，此前已有很多提议和行动作为支撑，比如中巴经济走廊、上海合作组织(SCO)的经济议程、孟中印缅(BCIM)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一带一路”就是把所有不同的提议和计划汇集在一起，打造一个全面的框架，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国际合作奠定一个宏大的基础，显然，它着眼于长远利益，而非眼前利益。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是:(1)政策协调，协调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计划和措施，为合作伙伴实施提供政策支持;(2)通过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实现互联互通，同时整合建设计划和技术标准体系;(3)通过提高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贸易和投资;(4)通过建立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信用信息体系、货币互换与结算、发展债券市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上海合作组织金融机构、丝路基金等方式开展金融合作;（5）通过人文交流，推动文化学术交流、人员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妇女交流、志愿者服务等，赢得社会支持。作为倡议方，中国积极投资“一带一路”项目。但“一带一路”倡议涉及60多个国家，仅靠中国是难以做到的。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大战略，但对合作伙伴来说，这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大倡议。作为一项宏大的事业，它需要所有相关伙伴的积极参与和密切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对接各国发展战略”的原则。“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其人均GDP仍然很低，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建立一个连接良好的基础设施网络。“一带一路”作为一组集体议程，可以通过伙伴间合作或通过新建机制来调动和拉动资源(Pitlo III)。
中国的倡议得到了积极响应，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进展。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表示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5月9日，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两国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的协议。6月29日，57个国家签署了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协议。7月15日，由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和俄罗斯共同建设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式宣布成立。还有中国自己在2014年底成立的丝路基金。这些无疑都体现了“一带一路”从倡议到行动的转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包括英、德、法等一些欧洲国家的加入，被认为是中国挑战以美国为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的战略。
现有的国际制度远远不足以在发展基础设施网络和其他旨在改善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环境项目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世界需要新的制度来满足新的需求。对亚投行改变国际金融标准的担忧也显得毫无根据，因为亚投行的运作将严格遵循平等成员共同制定的原则，而该原则也被认为是国际公认原则。事实上，在一个新的世界中，现有国际制度的改革和新机制的建立都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新兴大国，中国有责任提出新倡议，一方面提供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做出更多的贡献(Azizul Haque)。美国似乎拒绝国际社会不断变化的要求，推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组改革，反对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凝聚共建“一带一路”共识至关重要。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惠及所有合作伙伴，但很多国家包括政界和媒体在内的一些人仍然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项目，只为满足中国的利益。因此，非常需要进行更多的协商。“一带一路”既涉及双边议题，也涉及地区议题，需要在不同层面进行磋商。将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与各国国家倡议和发展规划相结合，是建立互信、争取各方支持的关键举措之一。中国同联合国机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开展了密切合作，亚投行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在项目评估和融资等方面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十分重要。
很多人担心投资“一带一路”项目的风险，因为沿途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设施和管理能力都很差。“一带一路”项目融资安全高效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建设遵循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以民间投资为主体，政府提供基本支持。虽然政府协议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持，但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的新机构将为投资制定安全原则。当然，投资的安全性和效率与基础设施的长期项目之间存在挑战。“一带一路”不仅关注基础设施建设，也关注全面的经济发展，包括连接全球市场的供应链。对于长期项目，例如高速公路和铁路，安全安排也很重要。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处理与一些东盟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以及印度的战略不信任，因为从南海到印度洋的海上通道是其门户。此外，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一些欧洲国家之间的战略猜忌也十分强烈。从本质上来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基于自由和安全的海上航行、海上供应链和物流网络原则，以及基于合作精神的海上资源开发原则，来构建新的海洋秩序。中国无意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寻求海上竞争和统治。“一带一路”是合作的，不是战略竞争的，应该以合作为契机培育合作精神，创造利益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日本、欧盟都推出了不同的倡议与“一带一路”竞争。如果彼此之间能够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这将惠及全球。
结论
中国的崛起是事实，而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不论现在还是未来，中国崛起的影响是广泛的，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在过去，没有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像当前中国一样，主动明确表示要坚持和平崛起。如果要实现一个和平时代，它需要中国和所有其他伙伴的合作。中美间的战略竞争被认为是最危险的问题。避免对抗和冲突，既需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需要智慧化解分歧。东亚地区正在经历经济、政治和安全结构的重要变革。保持区域合作势头至关重要，这对培育合作精神应对新挑战具有重要作用，应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地区合作的契机。
文章选自山大国际观察，2022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