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 王辉耀：凝聚国际共识，推动全球治理发展
2023年7月12日编者按：2023年6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网邀请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教授作讲座，主题为《凝聚国际共识，推动全球治理发展》。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网总编辑袁华杰主持。7月12，中国社会科学网全文发表了本次讲座实录，现予以转载。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兼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理事，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专家，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全球胜任力发展指导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等。
CCG理事长王辉耀于2023年6月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网进行主题讲座
讲座实录
谢谢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邀请。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一年在国际交往方面的一些思考和观察。在疫情期间，我们大概出国访问交流了四五趟；特别是去年的7月份，我们去了美国、欧洲，还去了新加坡、韩国，去了包括华盛顿、巴黎、布鲁塞尔、柏林、首尔在内一共6个城市。结合我们的交流实践和相关研究，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是：凝聚国际共识，推动全球治理发展。
一、进一步为中外人文交流复苏创造条件
刚刚过去的疫情三年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去年出访时，首都机场、成都机场，包括转机经过的诸多机场的国际航班基本上是空的，出访还要隔离10-15天。我们发现，美国、欧洲的对华态度跟我们几年前的认知完全不一样，他们对华看法变得负面。很多人想见我们，说中国大陆终于有人出来了，希望能够跟我们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他们这三年和中国基本没有人员上的来往，而且产生了很多误解，所以我们去年第一次出访时在解释国内情况上花了很多时间。
另外，我们也在积极推动中外人文交流的复苏和开展。去年7月份出访回来之后，我们给有关部门的反馈中最大的建议就是要加强人文交流，在当前形势下这可能是比经贸交流还要重要的压舱石。我经常讲经贸交流是压舱石，但实际上人文交流更重要。如果大家都不见面、不沟通的话，就很容易产生误解误判，造成矛盾升级。过去三年，大家基本都在隔空谈话，缺乏面对面沟通，相互信任与理解变得非常困难。比如，出访中有外国官员跟我讲，以前来中国有很多非正式会谈的机会进行沟通，比如茶歇、酒会、午餐等，方便达成共识。但是在缺乏如茶歇、电话通话的沟通机会后，对外沟通的形式常常会变成一种定势，而且国内有些报道外国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听不懂。
当然，对我国对外交流带来最大负面冲击的因素主要还是俄乌危机，特别是在欧洲对华关系上。我们和欧盟仍然在各个方面保持交流，包括政府、智库、行业协会、商会及学术界等；德国总理来访、法国总统来访带来了很多改变，促使情况有很大的改观。我上个月在德国参加全球解决方案高峰论坛时，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会上表示，现在单极的世界已经过去了，多极的世界正在到来。我觉得他能公开讲这句话需要莫大的勇气。我觉得中外交流正在变多，昨天我还接受了好几个采访，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布林肯访华；我还接受了BBC和Sky News两家英国媒体的采访，美国媒体也在问我关于李强总理访问欧盟的看法。这些都表达了“希望高层次的访问越多越好”的愿望。
然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为更多中国公民创造赴外进行人文交流的条件。中国现在有世界上最好的基础设施、美丽的绿水蓝天，我们去国内很多偏僻地方手机网络信号都很好，而我在国外许多地方离开市中心就没有太强的网络信号了。中国具有的条件资源虽好，但现在对外人文交流却遭受很大影响。比如我们去欧洲时，有欧洲媒体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写一篇关于“五一节日中国游客重返欧洲”的大稿，但发现假期未有很多中国游客到访，所以最后稿子没发出去。这种现象的背后有包括航班、签证、经济状况等诸多原因，我们还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
二、讲好中国故事，让他国理解中国很关键
随着资源、技术、资金、人员的全球流动，我们这个时代跟以往大不相同。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人员往来非常少，经济并不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依然比较封闭。但现在的全球化是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和人员充分流动的现代化。疫情前中国每年出境游人次高达1.5亿，现在少了。在安全上，俄乌爆发冲突后世界面临的核武器使用风险也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怎样来应对新挑战、抓住新机遇，新局势又能带来怎样的新平衡。
在过去疫情三年中，我与美欧等西方国家五十多位国际意见领袖进行了深度视频对话，还出了几本中英文图书记录这些对话，包括与“软实力”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以及“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等合作出书。通过与这些意见领袖交流，我体会到他们都认为中美脱钩不现实，都反对打冷战，但是两国之间确实有矛盾，比如美国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挑战着美国的霸主地位。当然，中国可能很长时间内不能取代美国的地位，换句话说中美还存在很长的共同发展周期，但是美国已经在经济方面感受到了挑战。
现在美国担心的问题实际上是它未能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美国推动中国加入WTO时，他们认为经济的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趋同化，所有国家都会走他们体制的老路。但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幅员辽阔，中华文明是历史悠久的大陆农耕文明，我们的文化延续了5000年不间断，甚至可以说繁荣昌盛，我们的历史中也没有入侵别国的DNA，郑和七下西洋也没有屯一兵一卒。中国文化是内向的、内生的，对于冒险和向外探索并不渴望，中国和美国在文化上始终保持着距离。
因此，最关键的是我们如何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好，或是能够让其他国家理解中国故事。此前，我们发起了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去年带国际青年去访问北京市政协，今年又带他们去了北京市人大。我们办了很多国际青年的对话活动，这个项目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回信，非常鼓励国际青年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这个项目属于人文交流的部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对中国的民主模式的思考。
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向外国人解释我们的政治体制。比如，中国和西方施政方式不同，但是都是民主实践的不同方式。拜登在搞全球民主峰会，我们也向有关部门提了建议，中国也可以举办民主论坛，也举办了“民主：人类的共同价值”高峰论坛。我们现在协商民主讲得比较多，中国最能体现民主的地方是我们选贤任能的传统，是我们自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国外的民主是靠简单选票，中国选贤任能的过程也可以称之为试卷选票，是通过考试选举，选票数量非常大，而且我们每年有千万高考生、有几百万公务员考生，也是一种选拔。无论投票还是试卷，都是选举人才、选贤与能的过程。我觉得可以多一些对中国选贤任能民主模式的研究和宣传。
三、多极世界需要新的治理模式
俄乌冲突加速了世界秩序的重塑。上个月我去爱沙尼亚参加了一个由波罗的海三国主办的安全峰会。苏联国家都对俄乌冲突感到非常担忧。俄罗斯对他们的未来有着巨大影响，他们表示如果没有加入北约，仅有一两百万人口的小国将会面临巨大的危机。欧洲在俄乌问题上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是捆绑在一起的。他们对俄罗斯有巨大的担忧，而中国和俄罗斯发布了联合声明，商业上也有日益增多的合作，欧洲就将中俄完全看成是一个实体，认为中俄是一个阵营的。实际上我们要区别对待这件事。对于乌克兰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多次表示支持联合国宪章，并持续对来访的欧洲领导人表示，我们不能打核战。在俄乌冲突中坚持不打核战的立场对于和平解决核危机有很大的好处。我们也派了特使去欧洲，第一站是乌克兰，还去了法国、德国、波兰、欧盟，还有最后的俄罗斯。
我们在面临俄乌危机之余，还面临着疫情影响。新冠疫情是国际秩序的重组时刻，可以说是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开会的时候，二战行将结束，需要筹备建立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它是二战战后世界秩序重组的阶段。现在俄乌冲突和疫情对人类的冲击非常大，我们走到了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面临着巨大挑战，世界的秩序也需要重组提升。
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首席执行官在2022年的股东信中就表示，俄乌冲突将重塑全球供应链，推高全球通胀，持续了30多年的全球化时代将宣告终结。《纽约时报》也直接以《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的文化战争在打响》为标题发文。实际上，全球化并没有结束，多极世界加速发展之下我们迎来了全球治理的重构期。德国总理朔尔茨此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言时称：“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世界正变得多极化时，这应该推动我们走向更大程度的多边主义并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在多极化背景下，差异巨大的国际伙伴们希望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更大，与不断增强的世界影响力相符。”
19世纪以来，世界从无中心世界转型成了中心到边缘的世界，西方习惯了自己处于中心地位。但是，七国集团GDP的总和在1976年成立的时候占了全世界的61.88%，到了2000年还能占到65%，而到了2021年下降到44.68%。到2021年，金砖国家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24.8%，中国已经占了全球GDP的18%，中国作为新兴一极正在推动世界形成多极局势。
多极世界如何推动全球化，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现在中美竞争态势大于合作态势。在CCG近期翻译出版的约瑟夫·奈新书《软实力与中美竞合》中，他也谈到，我们处在一个竞合关系当中，这个竞合关系是“竞争大于合作”还是“合作大于竞争”是我们需要把握的一个度。中美在文化、体制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如果在未来的10-15年保持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到2035年中美可能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治理模式，与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和平共处，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现在许多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都要加入进我们所属的世界板块，包括阿联酋、阿根廷、伊朗、沙特、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著名的地缘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里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即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的格局越来越不协调，美国不仅是世界第一个和唯一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
我们今年去慕安会也讨论了西方的缺失。欧洲普遍有一种无助感，接受世界多极的现实越来越成为欧洲的共识。世界经历了从冷战时期两极格局，到一超多强格局，再到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过程，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及单极世界格局行将结束时，怎样达成新的共识，形成新的治理模式，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四、新时代的中美欧大三角关系
我们经历了一个从两极世界到单极世界，再到多极世界的过程。随着国际上对世界局势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国际社会所维系的国际秩序也有所不同。中美欧作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上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情况下，建立良性的中美欧大三角关系非常重要。
西方对立中国或者西方对立全球南方的认知，我都觉得不合适。对于西方世界，我们要把欧洲与美国区别对待。近期国务院总理李强去了德国、法国，这是他担任总理以后首次出访就选择的国家，说明我们对欧洲的重视。德国总理朔尔茨去年11月份专程来到了北京，那时疫情防控还没开放，朔尔茨带领10个企业家到北京闪电式访问10个小时。我认为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德国作为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是率先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这次访问有着破冰般的意义。不久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带了50多个企业家，习近平主席还陪同他访问广州。所以我认为欧洲对中国非常重视，朔尔茨、马克龙等来访也带动了包括西班牙首相、荷兰副首相等西方高层访华。
西方不是铁板一块，实际上美欧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美欧是前三大经济体，我们可以聚焦怎样能够加强和欧洲之间的关系转型。美国此前一直在说要“脱钩”，欧盟提出说“去风险”。“去风险”可以是指不负债、消除供应链的风险等多元化目标，但脱离全球贸易投资也是风险。我觉得“去风险”而非“脱钩”相对来说是一个进步。在欧盟一边，G7在今年5月21号发表七国集团联合声明中的措辞变成了“去风险”而不是“脱钩”。
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欧洲对整个西方世界，以及包括中美、欧美对话制度的影响。上个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原本要来中国访问，而且已经说一定要到CCG做一次演讲，结果因为他新冠阳性不能成行，原本要在CCG发表的演讲稿就发表在欧盟官方网站，我们也进行了转载发表。他们如果到中国进行演讲，比在欧洲演讲能传达更开放、更正面的信号。现在欧洲对中美关系空前重要，我觉得应该鼓励更多的国际和欧盟领导人到中国访问，让他们发挥更多这方面的优势，传达积极的观点。
其实2019年时，我在慕安会上提出设立中美欧三边对话机制来探讨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等各个方面。后来2020年我去的时候，发现他们确实听进去了我的建议，却没有做中美欧三边对话，他们搞了一个欧美关于中国的对话机制。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还能再改进，我们在这些有合作的方面需要找到一些共识，比如说气候变化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等。中美欧作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前三大碳排放国，应该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共商解决办法。另外，AI会在未来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甚至可能会发生AI失控等问题，这些都值得共同探讨。作为巴黎和平论坛的委员，我在过去5年都参加了巴黎和平论坛，其中两年是在线上参加的。巴黎和平论坛专门讨论没有在联合国里进行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一些前沿观点。去年讨论内容包括太空治理，到场参会的既有航天员，也有航天局的官员以及各方面的专家，他们提到太空垃圾泛滥，成千上万的卫星和发射物残余都在太空悬停。这一领域实际上缺乏国际制度和国际协调，这种前沿议题都可以成为中美欧对话探讨的主题，更不用说俄乌问题。去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升级后，3月份我就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大致是说中国可以更多地发挥影响力来协调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篇文章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国际上有所影响，许多国家的记者、学者等同我通话。俄乌冲突爆发一年后，也就是今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表达了中国要更多尝试在两边之间进行规劝和调停的意思。我们不能给西方一种“中国和俄罗斯完全绑在一起”的感觉，我们是独立的第三方，是没有参与俄乌冲突的第三方，而且是重要的第三方。俄乌冲突是俄罗斯在跟乌克兰打，北约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和美国也介入其中，实际上是俄罗斯在跟西方开战。作为没有介入战争的国家，我认为中国有巨大的空间来进行调停。
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不久，去年年中我们去欧洲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中国不可能对俄乌冲突进行调停，认为中国刚和俄罗斯发布联合声明后俄罗斯就和乌克兰开战。我向他们解释：我们的合作无上限、合作无止境，这是我们外交中对很多国家说的话。还有人说中国跟俄罗斯共谋了这场战争，我表示了反驳：我们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是最晚从基辅撤出的，当时还有好多新闻报道说留学生有生命危险，可以说中国在事前是完全不知情的。还有一种看法，在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进行了高层视频会晤，当时大家认为特别有成果，美国表示不想阻碍中国的发展、“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等等。但是拜登一回到华盛顿，美方就提出要抵制北京冬奥会。第二天，普京就对中国冬奥会的工作表示出特别支持。中国是比较好客的，普京作为俄罗斯总统来中国表示支持，因此俄罗斯和中国发布联合声明是很正常的。欧盟应该理解，这不是中国和俄罗斯共谋针对欧盟的危机。我们去年7月份出访的时候，即使花了大量时间解释这些误读，欧洲有些人还是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串通。我们的驻美大使也对美国媒体表示，中俄合作没有禁区，但是有底线。
现在中国掌握了主动权，中国发布了俄乌问题的立场文件，中国还是第一个设立俄乌问题和平特使的国家，李辉特使共前往了五个国家和欧盟总部。在李辉特使的努力下，我认为俄乌局势在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推动，中国在调停俄乌冲突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我觉得为什么不能搞一个七方会谈呢？以前朝核问题有六方会谈，俄乌问题可以搞七方会谈，包括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欧盟和乌克兰。我们可以组织七方会谈或者七方外长会议，为俄乌问题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比如举行俄乌安全峰会或者首脑会等。当然在此之前，可以谈好诸多细节，包括取消制裁、中立等等，把一系列内容都考虑到。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可以进行更多的国际交流。
中美欧是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矛盾最多分化最严重的大三角关系。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可以倡议中美欧建立一个三边交流机制，这样可以使中美欧的交流常态化、机制化，交流可以扩展到不同层次、不同领域。欧盟在这之中有一定的协调作用。现在我们为了增进中美之间对话花了很多的精力。这的确很重要，但是如果以后有机会进行三边对话，在其中两边的关系遭遇困难时，也可以利用另外一组良好的关系展开三边对话。欧洲在中美问题上可以保持相对中立地位，当然也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中立，它的价值观倾向美国，但是经济上无法脱离中国。从经贸方面来看，中欧的合作规模仍然非常大，不管是气候变化、WTO还是多边治理，中国可以利用欧洲在中美之间相对中立的地位；中国同时也可以帮欧洲在协调俄乌问题上发挥作用。中欧互相都有需求，相关方面的协商还有很大潜力，因此中欧关系非常重要。
搞好对欧洲的关系，也能避免世界形成两大阵营。现在的国际阵营有以美国为首的一个大阵营，即发达国家的阵营，还有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各种阵营和区域多边关系。我们要避免形成两大阵营，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已经让世界偏离了通向两极世界的轨道。欧洲作为一极对避免出现两极世界是一个重要的支持，而且能够加速多极格局的形成。欧洲能够在中美关系之外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存在，哪怕其价值观一直跟美国趋同，但其在经济上与中国的关系也确实日趋紧密，所以我认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
在中欧人文交流方面，法国走在欧洲最前面。我们这次去法国拜访了“欧洲之父”让·莫内的故居。他的孙子现在是让·莫内中心的主席，对中国非常了解，他在其祖父故居接待了我们。让·莫内的父亲特别有眼界，在他16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了英国去读书，而且让他不能带任何书去，必须用英文读书。他在英国读了很多年后又长期在加拿大生活，后来又在美国生活多年，后来在俄罗斯结婚，而且他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还来过中国，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人。二战的时候让·莫内当过国联副秘书长，后来又成了欧洲钢铁联盟的第一届理事长，他可以说是欧盟之父、欧洲之父。
当年，戴高乐、艾森豪威尔到过他的故居访问。他担任首届欧洲钢铁联盟的理事长，当时共6个国家参加钢铁联盟，他在会上表示：“你要忘记你们所代表的国家，你们现在都代表我们的共同联盟。”欧盟本身就是和平的项目，我们去见欧盟的对外行动理事会亚太区的总司长时，他对我们说，他们这边坐了一排欧盟的官员、负责人，这些人都来自欧洲不同的国家，他们的父辈甚至还互相打过仗，今天他们都能和平坐在一起。当时这让我感到惊讶，我觉得历史上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等国家的确互相开战，他们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互相之间关系曾经非常紧张，但是现在都能坐在一个桌子上，能够代表欧盟整体，这表示欧盟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和平项目。
前段时间马克龙总统来访的时候，陪同他来访的有巴黎和平论坛创始人兼总干事、法国前外交与欧洲事务部政策规划主任贾斯汀·瓦伊斯。我也是巴黎和平论坛的执委，我请他到我们智库来演讲。他在4月4号到CCG演讲时，我说当前形势呼唤着中国和美国起到更多的领导作用，但也要求欧洲提出第三种方式，即尝试达成一种三角关系。这比面对面的双边关系更稳定，也是一个较为稳定的三角关系。他认为这个建议很有意义。在2018、2019年的时候，他还促成了习近平主席到法国的访问，当时我同他们进行对接。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时，还专门召开了全球治理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主席容克等相聚巴黎。当时中国遭遇中美贸易危机，欧洲对中国的支持是非常大的。所以在中美欧大三角关系中，我认为欧洲未来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要团结更多的力量、尽量化解更多的冲突。
欧洲有丰富的软实力和坚实的经济实力，虽然军事上要靠北约，但是在其他方面如经济和人文领域有巨大优势。这次我们也谈到，中法马上要迎来建交60周年，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什么动静。我们在法国专门做了一场研讨会，与几位法国专家进行了交流。他们说明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但是明年法国还会举行巴黎奥运会，建交60周年会不会冲淡对奥运会的关注度？中国赴欧的旅游怎么复苏？这是他们当前比较关心的议题。2003年中法建交四十周年的时候，我正好在巴黎，在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上有大概5000人的游行，光是北京的密云就派出了一个800人的秧歌队，在香榭丽舍大街起舞，埃菲尔铁塔也披上了中国红，当时场面热烈非常，中法友好的场面非常感人。我们其实可以在各方面加强联络，更多地推动中法建交60周年的项目。对此需要在两方面加强，一是航班往来，二是人员往来。所以我们提了一些建议，比如能不能组织一两千个法国青年来中国，一两千个中国青年去法国友好交流？中国能不能组建奥运观光团去法国参加巴黎的奥运会？能不能举办中法电影周，两国文化活动交流能不能开展起来？当年在改善中日关系的时候，就邀请了3000名日本青年到中国旅游，体验美食街、中国早餐等等，也有好几百名中国青年去了日本。可以从很多方面推动中国和欧洲的关系。我认为欧洲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加强中法、中俄，包括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都是中国未来应该做的。
五、以经济全球化对冲军事全球化
到现在为止，中国做的事是在推动世界经济循环。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尝到了经济全球化的甜头。中国加入WTO之后GDP翻了十几倍，中国真正富起来强起来就是加入WTO这20多年。成为市场经济大国，再到加入WTO，都是中国的巨大进步。
不久前，我们在桐庐CCG长三角研究中心请了四十位嘉宾去研讨，包括商务部的同事、各方面的资深官员等，很多都参与了当时中国加入WTO谈判的过程。加入WTO之前，中国每年都要去美国申请最惠国待遇，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产品可以畅通无阻；加入WTO之前，中国每年都在外面交流，中国大部分的产品都需要配额，都需要经过审批、审查，加入WTO之后，中国直接去掉了成千上万条过时的规章制度；加入WTO之前没有人能够个人做贸易，只有国有贸易公司才能有专营的贸易权，加入WTO之后，很多企业、个人都在做贸易，中国很快就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大国；加入WTO之前，我们都说“狼来了”，流行“中国汽车工业会全军覆没”的观点，加入WTO之后，我们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公司每年生产两三千万辆汽车，今年一季度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形成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汽车产业规模。所以加入全球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冲击，还有巨大的好处。
中国对参与全球化的信心非常足，我们自信地加入经济全球化，发起倡议筹建了亚投行，有104个国家参加，是非常成功的多边机制。中国也发起了即将迎来10周年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10月中旬将会举办“一带一路”峰会。同时，中国也在推行经济全球化，我们加入了全球最大的自贸区RCEP，也在申请加入CPTPP、DEPA等，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积极推动的，因为中国只有加入这些更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多边协定，才能促进改革开放，才能更好推动我们的发展。面对现在一些改革缺乏推动力、出现乏力等情况，可以通过国际协定的推动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在东亚有东亚合作论坛，还有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美合作论坛等，中国在包括东盟在内的各国都有经济项目推动。
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现在不断地发起多边的军事安全条约，比如北约要扩展到亚洲，将要在东京设立办事处，这是对中国的一种实在的威胁。美国在印太地区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大搞军事联盟；AUKUS，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在核潜艇方面组建的联盟，为澳大利亚制造新的核潜艇。还有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等，不断搞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动作，包括实施芯片法案，把日本、韩国、荷兰等经济体联合起来，对中国实行科技制裁等。我们现在面临着所谓的军事安全全球化在冲击经济全球化。
我的观点是，包括贸易、投资在内，我们进行的各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活动是全世界最大的安全系数。破坏经济活动，就相当于破坏了所有安全系数。如果贸易、繁荣、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等多边的框架机制、世贸协定等都不存在的话，世界将会出现大问题，回到危险的丛林时代。所以中国如何以经济全球化来对冲所谓的安全全球化是非常重要的。
“脱钩”可以形容为打造“小院高墙”。到目前为止，中国有1300多家企业在美国的各种制裁清单、实体清单上，中国制裁美国的清单里却只有几家，包括给台湾卖武器的企业，对此中国是相对比较克制的。中欧关系相对好一点。扩大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达成中欧双边投资协议，就需要双方搁置相互的制裁。傅聪大使说：“我们可以同时取消制裁，你们有什么建议？”现在我们把皮球踢给了欧洲这边，我们可以考虑全面开放，以海南为首的21个自贸区都是自主开放的，经贸对我们来说是越开放越安全。我们可以吸引更多欧盟国家，如果他们跟我们关系比较好，我们就可以率先向他们履行双边投资的条款，还可以出台一些特殊政策来加强和欧洲的合作。
当然中美经济上仍然联系非常紧密，所以随着一系列高层访问的进行，例如布林肯访华，之后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环境代表约翰·克里等都会来华进行高级访问。未来在新德里召开G20峰会时中美高层领导人还会见面。11月份还会在西雅图举办APEC峰会。在未来6个月我们会有相当多的中美高层往来，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稳住，停止自由落体的过程。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中美建交以来最大的危机。刚刚过了100岁生日的基辛格也对中美关系表示担心，他表示想来中国，认为中美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一战前的危险剧情就可能重演。虽然美国在持续制裁中国，但去年的中美双边贸易额仍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了6906亿美元，这使中国的收入也有所增加。我认为通过人文交流、企业交流、学术交流、智库交流等路径，我们需要把中美关系稳定在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不要擦枪走火发生热战，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中国的高楼大厦占到全世界一半。但是美国比中国的财产更多，中国刚刚富起来一二十年，但是美国已经富了二百年。我们既要有理有节地避免冲突，也要具有斗争的艺术，既要斗争也要团结，这很重要。美国的企业界、学术界、智库界，包括美国的部分议员，都是可以去争取团结的对象，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特别是美国的企业，比如特斯拉到中国来后，股票飞速上涨，成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对于美国的众多企业家都有示范作用。
今年10月17号CCG将和美国机构联合举办“中国和全球商务”系列论坛，我们认为中美的企业家、中国和国际的企业仍然有巨大合作空间。中国的民营企业也要更加开放。要帮助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合作，提振他们的信心，这是双向的促进。另外，我们要参与CPTPP，它是21世纪目前最高端的自由贸易协议，其中很多条款，数字经济、知识产权、环境、劳务工等等，都是我们国企的改革方向。
中国的发展环境在过去10年已经有巨大的变化。最初进行谈判的时候，中国还在一些领域存在差距；但现在中国很多方面已经达标了，比如说我们的绿水青山、雾霾治理，这些都有了充分的改善。对于知识产权，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中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不比美国企业差，我们并不害怕这些高标准，这反而能更好地保护中国企业。早年中国还比较担忧数字经济的发展，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昨天CCG还召开闭门会议，有很多企业参加，我们认为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未来中国的数字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有全球最大的数字应用场景，有十亿智能手机用户，有四百万个4G站点，二三百万个5G站点，中国是世界上网络最畅通的国家，在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等领域都会带来优势。而且中国已基本普及了移动支付，实现了货币数字化发展。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的优势。
当然，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我认为也可以跟国际上解释清楚国有经济的作用。有人问我：“你们国企为什么占比这么大？”我说中国国有经济规模巨大的原因是，中国是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例如修高铁、抗震救灾的时候，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上，国企都要冲在第一线。再比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农村互联网收费都比城市有显著降低，甚至比成本还要低，这就是帮助脱贫的一种手段，西方国家很难做到这些。再举一个例子，疫情暴发初期4万多医务人员空降武汉，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国有医院的。所以向外国人解释的时候，要强调国有企业不光是企业，同时还承担提供公共福利、公共产品的责任。这样大家就都能理解了。我们现在谈得不太多，我们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大家都熟悉“民营企业56789”，即60%的税收、70%的创新、80%的就业、90%的企业的数量；另外还有15%-20%的外资企业提供中国将近一半的国际进出口，这个行业在中国共有4000万的就业人员，也很重要。国有企业虽然只占我们经济规模的20%左右，但它在民生方面能起到很大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模式是三足鼎立，不是外国人想象的完全是国有经济，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仍然起的是主体作用。这方面的对外宣传我们还是不够重视。
我的另外一个观点是，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的，需要按照国际规则。国际的优势当然应该争取，但是国有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就业、促进社会稳定的工作是别的企业做不到的。中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教育体系、最大的社保体系、最大的医保体系，这些体系虽然算不上非常高端的，但是它涵盖了10多亿的人口，包括好几亿学生。这些都值得大书特书，需要讲清楚这些故事，在这些方面还可以有更多交流。所以，虽然三足鼎立是我们的经济现状，但是如何更好地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新冠疫情的这几年，很多民营企业都受到了巨大影响。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后，中央都在谈怎样给民营企业更多的激励、更多的自主权。如果说中国能把这种模式走通、走成功，这也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很大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梳理、总结、借鉴、运用中国文明文化的方法，都对我们非常重要。
总而言之，我们要更多参与国际领域，包括全球治理。在多极世界中，亚洲这一极非常重要。东盟国家是世界上和中国走得最近的几个国家，他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甚至可以说，亚洲国家的很大一部分都属于中华文化圈，都受中国文化影响，包括日韩、新加坡、缅甸等国家。中国加入RCEP有力地改善了和东盟的关系，中国可以提出“中国—东盟经济圈”的概念，或者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我很早就提出，完全可以考虑成立一个RCEP之外的协议，包括我们每年的固定互动，例如部长会议、首脑会议等，需要考虑加强这块的交流。我希望中国能够尽早加入CPTPP和DEPA。同时，如果美国也能加入进来，就能多一个沟通的平台。我们现在需要加大和美国在全球治理、经济治理等方面的沟通和共同研究。中美现在没有能够就全球经济、全球合作展开共同对话的平台。中美如果在这方面达成共识，对世界会有很大的好处。中美可以在气候变化方面、公共卫生方面、发展中国家如何合作方面开展共同交流。
中国这些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全球认可，美国提出“重建美好世界”，欧盟提出“全球门户”计划，也都是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现在世界上有三种管理基础设施的方案，我们可以寻找共同点进行合作。世界银行是美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是中国人居多，亚洲开发银行日本人居多，欧洲还有复兴银行等，这些开发银行都是做基础设施建设的，是不是可以率先合作起来，这是全球治理方面我们提的一点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智库在推进中国改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智库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是决策机制科学民主决策方面的巨大创新。党的十八大以前智库的作用没有那么突出，中央在2015年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CCG是联合国赋予特别咨商地位的第一个中国智库机构，在国际上连续多年入选世界百强智库。智库首先是一个智囊团、人才库，也是影响传媒、启迪大众的思想者，而且还有政策影响力。在国际上提升国际公共政策影响力的过程中，议题设置非常重要。智库还是提升国际外交形象的重要渠道。
后疫情时代，我国在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将对塑造新型全球化与重塑国际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中国智库不断发展壮大，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文章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7月12日
凝聚国际共识，推动全球治理发展——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在中国社会科学网进行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