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老龄化导致耐用消费品需求减少,建议加大生育支持政策力度

2023年6月21日

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当人口负增长已经来临,中国将如何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进一步提升生育率?

近日,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北京发布了新书《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相比于谈论携程和旅游市场,梁建章在个人自媒体和媒体访谈中,更多谈的是人口话题,他在互联网上广为人知的另一个身份是人口学者。

梁建章曾谈到,他发现创新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而人口则是创新力的根本。如何理解目前中国的人口形势?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的生育支持政策?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对于消费市场影响如何?

带着上述问题,6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梁建章,他重点谈到对于当下中国人口新形势的认识、生育支持政策、消费市场、就业等话题。

梁建章认为,目前中国进入创新经济阶段,未来能否高速、持续的发展,在全球拥有足够的竞争力,创新力是根本。为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必须尽快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梁建章还谈到老龄化对于消费市场的影响。梁建章认为,对大多数耐用消费品来说,按年龄的消费周期与房地产类似,即大多数人购买耐用消费品的年龄在25-45岁。因此,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以后,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将会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娱乐业和旅游业,因为它涉及人类的精神需求,老年人也将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从事这些活动。

尽快推出强有力的鼓励生育政策

《21世纪》: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如何理解当下中国人口形势?

梁建章:2022年中国的全年出生人口只有956万,不及20世纪80年代的一半。

目前的生育主力是22-35岁的女性。在2020年,这个育龄高峰年龄段对应的,是在1985-1998年出生的女性。我们根据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在未来10年,中国处于25-35岁育龄高峰段的女性,相比现在明显减少。

我们已经多次论证,人口的萎缩,将意味着规模效应和创新能力的持续弱化。我认为为了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必须尽快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21世纪》:你多次谈及人口,不久前你写的《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出版,能否谈一下你的写作主要思路?

梁建章:我的研究结果显示,人口对经济更为关键和重大的影响,是对创新力的影响。

当中国经济进入创新经济阶段,对于能否高速和持续发展,在全球拥有足够的竞争力,创新力是根本。不过,由于这还是一个前沿学术领域,人口和创新在中国还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因此我觉得我有责任从人口创新的角度,为推动人口政策的改革提出独特视角。

《21世纪》:书中提到了很多鼓励生育的经济手段。目前我们看到全国已有多地出台生育支持政策,如何看待地方的这种探索?关于鼓励生育的政策,你认为有什么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可以参考的?

梁建章:目前各地已出台了一些生育支持政策(包括育儿补贴),总的来说,这些政策的方向是对的,但生育支持的力度太小,不足以有效地提升生育率。以目前已出台的育儿补贴为例,一是补贴金额太少,二是补贴年限太短。

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7年部分发达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如下:英国2.12%,法国1.42%,瑞典1.24%,日本0.65%,韩国0.15%。我们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日韩,这也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普遍高于日韩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具体制定补贴政策。

平衡职场与生育

《21世纪》:目前一个问题是,生育与个人职业发展,尤其是女性职业发展会有一定冲突。你在书中提到关于鼓励女性生育的话题,使“女性实现孩子和事业双重收获”,如何解题?

梁建章:女性工作和生育率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和参加工作的比例逐步提高,生育率下降,但是这种下降不是单向的。

当社会进一步发展,女性地位和经济独立性非常高时,叠加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可以不降反升。关于生育减负,我有以下几点建议可供参考:增加普惠性托幼服务的供给、引进外籍保姆、提供更加慷慨的育产假、推广灵活办公模式、保障未婚女性的生育福利、推广辅助生育技术、建成女性友好社会。

《21世纪》:能否请你重点谈一下灵活办公模式,我知道2022年初携程集团推出“3+2”混合办公模式新政策,这项政策目前摸索出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梁建章:2022年2月,携程中国公司宣布全公司近3万名员工将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远程办公。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提升了员工满意度。

混合办公的社会效应也很明显,不仅减少了通勤的拥堵,节省了通勤的费用,还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缓解高房价和提高生育率。混合办公模式可以让家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减轻本来很大的育儿压力。

远程居家办公是生育友好、家庭友好的灵活弹性办公方式,推广远程居家办公,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生育率,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扶持和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出更多可以远程居家办公、灵活就业、弹性就业的工作岗位,并为劳动者提供相应指导和培训,以便他们能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下招聘的新趋势、新要求。

《21世纪》: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很多人担忧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会产生影响,你在书中也多处提到人工智能和就业、创新的关系,请问你对此怎么看?

梁建章:短期来说,我们正好需要一个人工智能的革命。在ChatGPT出现之前,世界最大的担忧就是全球范围的经济停滞。经济停滞的原因,是没有新的提高效率的工具出现,ChatGPT正好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工具。有人说三十年左右人工智能能够替代一半的工作,也就是生产效率能提高一倍。三十年生产效率提高一次,年化(率)也只有2%到3%,当下正好需要这样一个生产效率的提高。

另外,人工智能在短期内不能替代很多服务性的工作,更别说看护、导游类的工作。所以一般的服务性工作还需要大量的人力。另外,现在人类的收入已经到了旅游资源和购房自由了吗?绝对没有。

人工智能会取代一部分工作,比如说营销部门的画图类的职业,可能就被AI取代,或者在AI的帮助下效率更高了。同时,还有一部分行业会变得规模更大,因为人类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钱去消费。

老龄化会带来耐用消费品需求减少

《21世纪》:关于中国人口发展趋势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你认为会给中国消费市场带来哪些变化?

梁建章:急剧的人口变化,将对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创新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还相对年轻,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新出生的人口数在2500万左右。他们现在正值30多岁,是获取收入和消费的黄金时期,他们对房屋和其它物品的需求,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然而,未来二三十年间,这个群体将变老、退休。根据七普数据,我国80后(1980-1989年出生人口,依此类推)、90后、00后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5亿、1.78亿、1.55亿。由于人数减少,当90后、00后达到30岁的黄金年龄时,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也会放缓。

与之相对应的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医疗健康和养老产业的市场规模将会越来越大。

《21世纪》:对比日本和欧美消费市场,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可能会面临“未富先老”。你是怎么看待中国消费市场的“未富先老”和“银发经济”?

梁建章:对大多数耐用消费品来说,按年龄的消费周期与房地产相似,即大多数人购买耐用消费品的年龄都为25-45岁,因此,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以后,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将会减少。

而娱乐业和旅游业是朝阳产业,因为它涉及人类的精神需求。人在物质方面的消费,比如食物、衣服和住房,会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饱和,但是精神方面的消费仅受限于时间。老年人将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从事这些活动。因此,即使人口已经老龄化,旅游业和娱乐业也将在整体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2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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