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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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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疫情与全球政治危机
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从武汉扩散到中国各省，也开始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时，中国上上下下把病毒视为“敌人”，进行了一场“举国体制式”的抗疫运动，封城、封路、分格状管理，在短短数天之内建立了两山医院，举措前所未有。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则异口同声谴责中国，在用人权、民主、信息自由等评判中国之余，更多人相信新冠疫情正在导致中国的政治巨变，相信正如“切尔诺贝利时刻”是苏联解体的转折点，新冠疫情也正演变成中共的生存危机，成为其解体的转折点。现在，中国“举国体制式”的抗疫终于见到了阶段性的成效。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新冠疫情在中国基本得到控制，各级政府在继续关切病毒扩散的同时，把恢复经济活动提到了最高的议程。但现在轮到那些受疫情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疲于应付。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民众的批评声音四起。抱怨似乎是媒体和民众的天性。就如中国民众对政府有意见一样，日本、韩国、伊朗、美国、意大利等凡是被疫情威胁到的社会，民众无不抱怨政府，甚至产生相当规模的社会恐惧。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管控能力，使得疫情所导致的恐慌没有爆发出来，没有演变成为西方评论家普遍所认为的“政治危机”。现在的问题在于，西方各国有没有能力控制疫情？疫情是否会演变成全球政治危机？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人们能够撇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客观地看问题，不难发现，所有国家不管政治体制如何，都面临同样性质的问题、同样严峻的挑战。实际上，西方那些用于批评中国的观点，也可以用来批评西方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说穿了，如果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来看待自己的问题和他国的问题，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全球治理的共同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哪些？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是否存在着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在危机时刻，社会的信心变得极其重要。就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来说，在很大程度上，由疫情所导致的社会恐慌要比疫情本身给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压力。社会恐慌不可避免，所有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都出现了抢购潮，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领导层的存在，对减少甚至遏制社会恐慌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也关乎政府是否有能力动员资源来有效抗疫。无论是日本、意大利，还是美国，社会最担心的也是这一点。很多年来，二战以来建立的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受到质疑和挑战，强人政治抬头和民粹主义崛起，内部政治纷争不断，已经大大弱化了政府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有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的领导集团来应对疫情，是各国精英和民众最为担心的。安倍晋三是日本执政最长的首相，但新冠疫情使得他面临执政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新冠病毒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但他对待病毒扩散的态度，几乎受到美国媒体和民众的一致批评和攻击。迄今，似乎还没出现一个民众能够加以信任的政府和领导集体。第二，是否具备足够的人财物力来应对疫情？无论政治体制如何，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新冠病毒一扩散到哪里，哪里就出现资源短缺的情况。美国、意大利、日本和韩国都是发达国家，都被视为拥有优质的公共卫生系统，一些国家平常更是他国学习的榜样。但疫情危机来临，没有一个国家有所准备，全都陷入了全方位的物质短缺的困境，连简单的口罩、防护服和洗手液等日用品都不够用，要么是本国早已放弃生产能力，要么是储备不足。不发达国家如伊朗的情况更是严峻，以至于不得不暂时释放大量罪犯来防御疫情的扩散。一些国家更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而放弃了病毒检测。第三，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制度矛盾。中央地方关系是中国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早期地方官员隐瞒疫情的情况，显然和中央地方关系有关。这个问题也出现在其他所有国家（除了只有一级政府的新加坡）。美国是联邦制，在公共卫生领域，联邦政府拥有权力，但因为特朗普政府被普遍视为“不作为”，各州政府便自行其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意大利，中央政府先是突然宣布封锁部分地区，后又宣布全国封锁，但地方并没有准备好，显得手脚忙乱，不知道如何执行中央的政策。日本安倍政府修法，赋予首相颁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一旦首相具有这种权力，日本地方自治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首相扩权的举动因此引出了地方和社会的质疑。所有这一切使得所有这些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出现了乱象，平常运作良好的体制在危机面前表现得极其脆弱。如何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 第四，专业机构是否有足够的权威和权力？在疫情方面，这里的专业机构主要指疫控专家和医生等。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知识的权力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对病毒本身和传染性的判断，还是如何有效地遏制病毒，几乎所有环节都涉及非常专门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其他群体（包括政治人物）所不具备的。正因如此，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拥有很高的社会信任度，社会对他们的信任要远远高于对政治人物的信任。新冠病毒发生和传播以来，这个群体在各方面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这个领域也面临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是专业人员之间的共识问题。在病毒问题上，从病毒的来源和产生，到病毒的演变和扩散，即使专业人员的认识也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很多时间里，专业人员之间的共识并不多。在知识界，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知识体是多元和开放的。不过，在疫情领域，这种观点和判断的多元性，无疑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专业人员众说纷纭，民众就不知道要听谁的。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专业知识经常和政治发生严重的冲突。专业人员和政治人物之间对事物的考量很不相同。例如专业人员强调以及时和公开透明的方式公布疫情信息，这样民众才会产生安全感；政治人物则不然，他们要么需要考量疫情对自己权力的影响，要么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即所谓的“大局”）。这使得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经常和政治人物发生矛盾。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总统之间的矛盾即是如此。美国行政部门规定，医院和医生不得随意公布有关疫情的信息，所有信息先要集中到联邦政府来公布。当英国当局宣布不是每天更新疫情数据，而是一周更新一次的时候，社会就哗然了。人们原来都以为，所有这些事情只会发生在中国的威权主义体系里，却发现各国都是如此。尽管专业机构和政治机构都可以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但这无疑损害了专业机构和人员的权威和权力。第五，媒体能够发挥怎样的权力？在西方，媒体一直以报道真相为己任，被视为独立的权力。的确，自由的媒体无论对政治人物和老百姓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武汉早期隐瞒疫情就被视为没有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结果。在疫情期，西方媒体又是否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呢？实际上，一旦行政当局规定疫情信息要集中起来公布（如美国），媒体就很难像平常那样享受言论自由了。这倒不是因为媒体失去了言论自由，而是因为媒体缺失了新闻的来源。很多政府像对待战争那样来对待新冠疫情，这样的政府获得了一种特殊时期的权力来限制媒体的自由。尽管人们会质疑政府的这种特殊权力，但在这个时候，民众愿意暂时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来赋权政府。今天的意大利就是这种情况。在美国，媒体和行政当局（总统）之间上演着互称对方制造假新闻、互相指责的大戏。社会的消极参与积极参与第六，社会力量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新冠疫情的扩散使得病毒获得了“全社会性”，全政府抗疫已经远远不够，只有全社会抗疫才会取得成功。也就是说，社会力量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对抗疫是否成功至关重要。社会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消极的参与，另一方面是积极的参与。消极的参与指的是社会是否配合抗疫。社会是否配合？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并不明确。今天不管哪个国家，人们总是把目标针对政府，但忘了社会是否配合政府抗疫，是政府抗疫是否成功的前提。韩国的情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部分的案例都来自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即使在新加坡这样被视为是有效管控的社会，很多案例也来自群聚活动。一个社会所持有的价值观，影响社会是否配合。在亚洲，无论是儒家文化国家还是威权主义国家，社会成员往往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很容易在安全和自由之间作一选择，即选择安全而非自由。对他们来说，道理很简单，没有安全，哪来的自由？但在民主国家，要人们在自由和安全之间作一选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们既要安全，也要保持自由。现实情况是，这两者并不总是可以同时获得的。在意大利，人们看到，一方面是政府封城封国，另一方面是封城封国形同虚设，人民照样不戴口罩，照常生活。对政治权力感到深度恐惧的人来说，他们宁愿选择在家里孤独地死亡，也不愿看到一个高度集权政府的出现。一些社会文化因素也妨碍一些国家的有效抗疫。例如不同文化对戴口罩就有不同的理解。在亚洲（尤其在日本），戴口罩往往是表示对人家的尊敬，让人家放心；但在西方，戴口罩的人往往被视为病人，所以经常受到人们歧视。社会积极的参与方面在中国已经表达出来。尽管中国的治理体制并没有充分考量社会力量的参与，但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各个社会群体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倒是平常被视为拥有强有力社会力量的西方（包括日本），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社会如何组织起来对抗疫情。这或许和西方人把疾病视为私人事务有关。在很多国家，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是社会的恐慌状态。新冠疫情已经迅速扩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讨论的所有因素都在影响各国应对疫情的方法和方法的有效性。尽管各国都面临所有这些问题，但因为各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的不同，人们并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抗疫模式可以模仿和参照。如果用眼下流行的网络用语来说，就是人家的作业自己没办法抄。因此，尽管中国的方法在中国有效，新加坡的方法在新加坡有效，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照抄照搬中国的模式、新加坡的模式。最终，各国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社会的有效模式。所有国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快速疯狂扩散的病毒不仅威胁人民的生命，也威胁各个社会正常的经济生活。病毒所及的国家，经济活动（无论是内部还是国际层面）都受到极其负面的影响。各国政府针对疫情所采取的必要极端举措（例如封城、封市、封国界等），使得内外经济活动停摆，各国股市震荡，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如果疫情不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如果疫情持续导致全球经济危机，我们距离一场全球范围的政治危机也不远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病毒是人类全球化的一部分。这也决定了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府可以独善其身；要战胜病毒的扩散，就需要国家间的通力合作，而非互相嘲笑，妖魔化对方。
2020年3月19日 -
何亚非：新冠肺炎疫情危及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体系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地缘政治矛盾凸显。进入新世纪第三个10年，许多国家更觉得世界变化太快，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漏洞百出，力不从心。 2020年各种非传统安全挑战和危机接踵而来，惊心动魄：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后在意大利、伊朗、美国、韩国、日本等国迅速蔓延，酿成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国际原油价格断崖式下跌，能源安全风险席卷世界；资本市场剧烈波动，股市债市双双下跌，金融风险空前。 这些非传统安全挑战叠加形成覆盖全球的“飓风”，冲击世界经济，打乱了相对完整的全球供应链，并对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一、中国经济开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后，旅游和服务业受挫，制造业紧急刹车，经理人采购指数大跌，短期损失很大。但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紧急动员起来，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一手抗疫情，一手促生产。政府根据形势变化出台各项恢复经济发展的有效政策，稳住了经济基本面，增长势头中长期依然看好。 今年世界经济面临重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造成制造业下滑、旅游服务业大幅收缩、实体经济供需两端受损、资本市场剧烈波动。3月13日，道琼指数遭遇“超级黑色星期一”，狂泻2352点，至少12国股市熔断，美欧等国股指一月内下跌超20%，纷纷跌入技术性熊市。美国国债、黄金、加密数字货币、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同时跳水，避险资产功能丧失，市场流动性十分紧张，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高盛公司预测：如果疫情得不到遏制，六到八周内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将触发世界经济崩盘；全球经济增长2020年将低于2%，为30年来最低。沙特与俄罗斯开打原油价格大战，导致石油价格断崖式下跌。 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四大危机叠加爆发，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无一能够幸免，世界经济前景堪忧。 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石油价格暴跌是对本已支离破碎的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和能源安全体系的严峻考验，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出现部分“塌方”。 现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效、有序、有力的全球治理体系，但是由于近年来美国对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屑和摒弃，接二连三地退出各种国际合作机制和平台，已经使得全球治理体系千疮百孔。 病毒无国界，合作是关键。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同样没有国界，合作依然是克服危机的基础。要修补全球治理体系、避免世界经济翻船，亟需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采取各种措施全力以赴抗击疫情，力争早日控制疫情蔓延势头，增强各国战胜疫情的信心。疫情不能失控，特别是美欧主要大国不能“沦陷”，否则将给世界经济社会带来极大冲击，后果难以逆料。 主要经济体需要激活2008年“同舟共济”应对金融危机的精诚合作精神，抛弃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以邻为壑的狭隘经济政策和相互为敌的地缘政治偏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力避世界经济崩盘和金融危机再次爆发。 三、要警惕并防止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和错位，以免给世界经济造成长期的、不可逆转的损害。 这几十年来，全球化驱动资本、资源、人员、信息全球有效配置，各经济体凭借比较优势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全球供应链、生产链、价值链，并占据不同位置。一些国家凭借自然资源、核心科技、体系垄断、市场规模等优势掌控全球供应链和各类网络的“节点”（Hubs），获利高于其他国家。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把各国逼到经济金融崩溃的边缘，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携手阻击金融海啸，在G20平台上崭露头角，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这次面对新冠病毒来袭，中国再次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治理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为其他国家抗击疫情提供了有用的经验。 从现实情况看，各方就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短中期防控措施确实部分限制了商品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凸显在“灰犀牛”、“黑天鹅”来袭时，全球供应链特别是重要“节点”的脆弱性。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着关键的位置。 据统计，《财富》1000强企业中，163家企业在中国有一级供货商，938家企业使用中国二级供应商作为其第一供应。上海美国商会对长三角109家美国制造业企业所做的调查显示，1/3的企业认为，如果工厂无法恢复生产，他们有可能把业务迁出中国。 实际上，自美国执意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推行与中国的科技“脱钩”以来，一些与中美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已经开始担忧全球供应链的可靠性。 美国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积极推行“美国优先”，对中国进行科技封锁。如今更是有人利用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短暂冲击，鼓噪供应链重构。国务卿蓬佩奥和商务部长罗斯等官员，开始是借疫情鼓动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再是以供应链临时断供为藉口，推进“脱钩”战略，敦促美企业“寻找替代供应商”。这明显是在全球供应链中掺杂了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进行打压、遏制的地缘政治考量。美国寻求与中国“脱钩”政策在全球化框架内难以完全实现，但若以地缘政治“毒害”全球供应链，全球化就会被扭曲，全球供应链也会脱离正常轨道。 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需要各国齐心协力，这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大考验，任何短视的利己主义做法都会害人害己。文章选自中国网，2020年3月17日
2020年3月19日 -
何亚非：谨防有人推动全球供应链脱轨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托马斯·弗利德曼把经济全球化描述为“围绕各种网络建立的体系”。作为构成这个体系的重要网络之一，全球供应链近年来受到至少两件事冲击：一是美国推行对中国的科技“脱钩”;二是当前这场新冠疫情造成全球供应链暂时脱节，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资本市场剧烈动荡。 一战结束后，西方大规模工业生产和全球贸易的到来启动了第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几十年来，在全球化和随之形成的全球供应链中，历史原因以及自然禀赋、经济体量、人口规模的不同使各经济体境遇大相径庭。一些国家凭借自然资源、核心科技、体系垄断、市场规模等优势，变成全球供应链等各类网络中至关重要的“节点”。 从当前的现实情况看，相关国家就新冠疫情采取的短中期防控措施，确实部分限制了生产要素、包括产品和人员的流动，这凸显出在“灰犀牛”“黑天鹅”来袭时，全球供应链及其一些重要“节点”的脆弱性。目前国际舆论讨论的热点之一，就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位置，即所谓“中国因素”的供应链风险。虽然各方对全球供应链暂时遭受冲击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但对更长时期内能否经受考验仍有忧虑。 据统计，在《财富》1000强企业中，163家企业在中国有直接业务关系的一级供货商，而938家企业使用中国第二级供应商为第一级供货。上海美国商会对长三角109家美国制造业企业做了调查，结果显示1/3的企业认为，如果工厂无法及时恢复生产，它们有可能把业务迁出中国。 实际上，自美国执意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推行对华科技“脱钩”以来，一些与中美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就已开始担忧全球供应链将会受到的冲击。新冠疫情这个“灰犀牛”来袭进一步暴露出，全球化框架中有利于产品和服务全球供应的“相互依赖”，在危机来临时很可能变为参与方的“锁链”，它们会因对“节点”的长期依赖而不知所措，导致企业无法正常运转。加上资本市场的动荡，相关经济体的经济金融风险陡然上升。 这些现象不得不使一些国家重新思考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等深层次问题。为保世界经济安全，如何巩固和调校全球供应链，使之适应公共卫生新的非传统安全挑战？调校/重组供应链需要考虑建立平行或自成体系的供应链吗？也就是上下游需要配备替代方案吗？这也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龙头需要研究考虑的大问题。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迅速启动从国家到基层的公共卫生应急反应，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同时，政府及时出台各项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有序复工复产，保障供应链、产业链畅通。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就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同舟共济”阻击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其间展现了中国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这次面对新冠疫情，中国再次展示了中国特色治理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能力，为其他国家抗疫提供了有益经验。 而美国政府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一直寻求对中国的“脱钩”特别是进行科技封锁。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一些人又迫不及待地利用全球供应链遭受的短暂冲击，鼓噪国际经济格局和供应链重构，将此作为对华“脱钩”的新依据。美国一些官员甚至鼓动美国制造业企业离开中国回归美国，以供应链面临临时断供为由继续推进“脱钩”战略，敦促美国等西方企业“寻找替代供应商”。 这实际已脱离通常意义的经济全球化范畴，在全球供应链中掺杂了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进行打压、遏制的地缘政治考量。虽然美国寻求对华“脱钩”在真正全球化的框架内难以完全实现，但若任其以地缘政治来“毒害”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全球化就会被扭曲，全球供应链也会脱离正常轨道。 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又有美国专家学者鼓噪所谓的“资本主义冲突论”，把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模式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而把美国为代表的制度定为“自由精英资本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世界”，抹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这种说法等于承认冷战结束之初那套世界政治制度竞争的“历史终结论”依然站得住脚。但这显然与历史发展潮流和现实背道而驰。 现实已经反复证明，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非传统安全挑战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这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各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大考验。但同时，在美西方一些人的蓄意鼓噪下，围绕全球供应链以及中国在其中作用的讨论不会停止。我们当拭目以待，同时也需未雨绸缪，对供应链重组的可能性及其方案做出深入思考。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20年3月17日
2020年3月18日 -
梁建章、黄文政：现在是放开和鼓励生育的好时机
作者简介专家简介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专家简介 黄文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2020年，数千生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离去，中国经济也为防控疫情做出了巨大牺牲。作为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曾表示：长远来看，中国的人口危机比新冠肺炎疫情更加严重。那么，鼓励生育对于未来中国意味着什么？基于中国现状，有哪些措施能有效鼓励生育呢？梁建章和黄文政老师共同撰文，提出了他们的见解。以下为文章全文。最近，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不容忽视的是，疫情也已经对正常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且海外疫情的扩散又将进一步冲击出口。在消费、出口两驾马车受损的情况下，要想让中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还是启动“新基建”——加大在基础设施、房地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等领域的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新基建”短期内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来看也是对中国未来的投资。但在以上提及的各类项目中，缺少了一项最紧迫同时也是投资回报最高的内容，那就是加大对于人力资源的投资。人力资源的投入包括两方面：质量和数量。质量主要指教育，中国在教育方面的主要矛盾，并非投入不够而是需要减负；数量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新生人口数量的持续崩塌，急需出台新政策来阻止不断下滑的生育率。所以我们认为，当前提升经济的最紧迫任务，就是及时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人口结构的崩塌疫情只会对中国经济带来短期的冲击，但低生育率则会给中国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比上年减少58万，已经是连续三年下降。在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就业压力的背景下，未来的生育率可能还会持续下降，很有可能接近生育率最低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华人社会，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可能只会生1.1个小孩左右，几乎以每代人减半的速度递减。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还能依靠吸引移民来部分缓解人口问题，至于中国大陆，则必须依靠提升本土生育率来化解人口危局。更令人悲观的一个事实是，以中国目前的分年龄人口结构来看，在未来10年，处于22岁到36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将锐减30%以上，所以即便在生育意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每年新出生人口也势必出现暴跌。如果不能提升生育率，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在未来十年内将会断崖式下降到1000万以内。长期超低生育率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内生性变化，因而具有巨大的惯性，其后果就是人口规模的加速萎缩，严重的老龄化，和创新规模效应的削弱，将严重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放开和鼓励生育，至少有如下三个好处：一、财政和养老体系第一个长远影响的方面是税收和财政。2030年后，随着人均寿命延长和老年人口激增，国家财政中老年人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将迅速放大，国家必须通过加重税收来贴补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抚养成本的迅速上升。如果能够及时鼓励生育并显著提升生育率，那么每年新增的几百万年轻人，正好满足未来中国经济对于高端创新型人才和中低端服务人员的大量需求，增加的税源也能缓解财税危机。二、创新和竞争力第二个长远影响的方面是产业规模和创新能力。中国经济已经逐步告别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初级制造业，开始倚重中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需要的是创新型的高技能人才。而一个人最具创业和创新能力的年龄是在30岁左右。所以放开和鼓励生育所新增的小孩，将在20-30年后成为中国创新创业的生力军。保持中国人口规模优势，也有利于发挥创新的规模效应。现在中国拥有人口多、市场大的规模效应优势。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一个企业或者个人更专注地做一件事，效率就越高。中国现在的制造业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分工也是最细的，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全的工业品分类的供应链。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也在世界上规模最大、分工最细。正是世界第一的市场和人才规模，才能培育出一大批科技创新公司，在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了欧美。但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规模优势会随着新生人口的继续下降而下降。三、迅速提升内需第三，如果能有效提升生育率，从短期来说，会增加一些婴幼儿用品的需求，提振一些相关产业。更高价值的一些商品如房子、汽车等，则要等这些小孩长大后才会体现出来。但是这些远期需求马上会体现在短期的资本市场上。因为预料到未来需求的增加，短期就会刺激相关的投资，从而提振经济、消化产能。中国目前大部分制造业的产能严重过剩（比如钢铁业、汽车制造业），但大城市的住房仍然供不应求，导致大城市房价过高，所以大城市扩容迫在眉睫。这包括建设大量的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如医院、学校、托儿所等。短期可以大幅度拉动投资和消费，长期则有助于提升目前处于极低水平的城市生育率，让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成长。更有意义的是，保持中华民族在世界人口的比例不至于下降太快，以维持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地位。鼓励生育的政策建议一、现金补助和减税随着中国变得富裕，特别是少子化带来的养育奢侈化，导致中国社会养育孩子的费用节节攀升，让许多家庭对生育二孩望而却步。目前大城市抚养孩子的每年平均花费可能超过两万元，这还不包括父母的机会成本以及时间精力的投入。要切实减轻育龄夫妇抚养孩子的负担，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也可以直接补贴。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现金部分，我们建议给多孩家庭支付大约每个孩子每年平均1万元左右的社会抚养费。另外对于二孩和多孩家庭，还可以减免部分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二、买房补贴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房价，这一点对大城市的工薪阶层尤为明显。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还可对多孩家庭买房实行免地价的政策。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具体实施上，可以对已经有多孩的家庭买房直接降价，也就是地方政府将相应地价部分从卖地收入中免除，对于买房以后多生的家庭则可以退还地税部分。免除标准可以视生育率情况灵活调整。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政府无需拿出真金白银，只要在低生育率地区多给些用地指标，扩大土地供应就可以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损失部分由国家增加用地指标来弥补，只要对奖励多孩家庭的优惠房源增加相应的供地指标，就基本不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如此，部分多孩家庭新增的购房需求，被新增的土地指标所消化，还有助于平抑整体房价。三、大力建设幼托设施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甚至直接选择丁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实在太过高昂，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严重缺乏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我们建议把0-3岁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做到这点，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大约十万个的幼托设施。总之，中国经济要想继续拉动投资，除了“新基建”还要“新人力”，即加大对于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最亟需的是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在提出一系列补贴政策的同时，向二孩和多孩家庭倾斜。例如在推行减免税收的政策时，优先给有二孩和多孩的家庭减免税收和社保。大城市在造房子时，为二孩和多孩家庭提供更多的住房优惠，并且建设更多的幼儿园和托儿所。这些鼓励生育的投入，不仅仅可以提振经济，还可以大幅度降低育儿成本，阻止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唯如此，才能令中国经济后继有人，中华文明后继有人。文章选自绕梁说，2020年3月13日
2020年3月17日 -
张华荣：夺取“双胜利”华坚作贡献
张华荣，华坚集团董事长，CCG副主席 2020年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当前形势，进一步统筹部署了全国疫情的防控工作，深刻分析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就有序复工复产提出了八点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非常及时，更加坚定了举国上下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争的必胜信心，也促使我们民营企业家进行深入思考：如何在复工复产方面，采取精准、有效、安全的措施，既防控疫情传播，又提高生产效率，取得防控疫情和恢复生产的双胜利。 华坚集团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疫情防控压力大，集团下属各大事业处，其中国内的东莞华宝鞋业公司、赣州华坚国际鞋城和云南鞋业公司，均于2月20日复工，复工人数达2000余人。埃塞华坚鞋业公司于3月1日复工，复工人数达5000余人。在复工期间，华坚集团除了做好本企业防控疫情和恢复生产的工作，还先后为社会各界捐资及捐献手套、防护衣等防护用品，共计价值800万元，以支援全国防控疫情的战斗。同时，我们华坚集团在云南省，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新招员工300余人，帮助当地人脱贫致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民营企业家应尽的义务，也是以实际行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 后续，我们华坚集团将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坚持自主创新，发展生产，深化改革，勇于担当，为取得全国疫情防控的最后胜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文章选自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020年3月5日
2020年3月16日 -
薛澜：这是一堂风险社会启蒙课
专家简介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 ●“对中国来说，这次疫情是一堂风险社会的启蒙课”，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院长薛澜说，“虽然大家对金融风险的概念已经比较熟悉，但对于现代社会中风险的内生性、泛在性、和系统性还缺乏全面的认识。” 作为公共管理专家，薛澜曾三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讲解。3个多月前，他还在中南海讲解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 3月初在接受《财经》记者电话专访时，薛澜从识别风险角度分析了疫情应对中暴露的问题。他认为，科学家可以在机制化的政策咨询中提供风险研判，但是风险预警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时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自然和社会风险”，薛澜说，“对那些非正式的信息传播渠道更加宽容一些，其实对改善风险认知、增强社会抗风险能力，促进国民福祉和社会安定都是有好处的。” 薛澜主张，为了消除风险，应该发挥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积极性。既要提高全社会的认识程度，也应该在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建立风险评估制度，同时还应该发挥市场在化解风险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薛澜看来，这堂风险社会启蒙课以后，要完善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如何从制度上进行改革，激励地方政府从被动的应急管理转变到主动的风险治理，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是时候直面风险社会了 《财经》：作为一次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反映出诸多问题。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次疫情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薛澜：对中国来说，这次疫情是一堂风险社会启蒙课。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指出除了自然风险，人类社会面临的技术风险越来越凸显。后来，英国思想家吉登斯又提出制度性风险。和自然风险不同，技术风险和制度性风险都是人类的决策和行为的后果造成的，用吉登斯的话说，就是“有目的之行动的非预期后果”。 这次疫情还可以看成是中国进入现代风险社会的一个“成人礼”。虽然大家目前对金融风险的概念已经比较熟悉，但对于现代社会中风险的内在本质还缺乏全面的认识。 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步入了现代风险社会，让我们看到了风险最重要的几个特征：（1）风险的内生性。现代社会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风险。例如，汽车的发明给人们出行提供了快捷便利，但也带来了交通事故的风险。据报道，全球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过百万；（2）风险的泛在性。风险不仅仅存在于金融领域（各种投资风险）、技术领域（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也存在于社会领域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健康风险等等）；（3）风险的系统性。各种不同风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如公共卫生风险与经济衰退风险之间的联系）。《财经》：是否可以说， 2000年以后中国也开始进入风险社会？一方面是自然风险增加，包括SARS、汶川地震、新冠肺炎等；另一方面社会风险事件增多。 薛澜：2003年我和清华的同事出版了一本书《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意识到中国的社会风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不断提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基本属于“帕累托改进”，大家都能够得到好处，只是利益多寡不同，因此社会矛盾比较少。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一些改革进入深水区，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另一部分人受益很大，如国企改革、征地拆迁、到近年来的环保整治，使得一部分社会群体成为利益受损者。本来应该采取措施 “损有余以补不足”，但是做的远远不够，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财经》：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中国开始加速进入社会转型期。 薛澜：是的，国内外的经验表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不断增加。另外，中国与全世界紧密相连，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带来风险。同时，很多潜在的新风险也伴随科技进步而来。 这次公共卫生危机警示我们，中国必须从整体上直面风险社会了，从宏观上更加理性地做出各种风险决策。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都在做一系列的风险权衡：冒一个风险能得来什么收益，为此愿意付出多少代价？以前我们可能是下意识地做选择，那么今后我们就要有意识的去做选择。同时，我们不但是在权衡成本与收益，很多情况下，也是在不同类型的风险中权衡。有时候本来是为了消除某种风险，但摁起葫芦带起瓢，却引发另一个风险，不得不在不同的风险之间进行理性权衡。北京大学的徐建华老师我们一起翻译过的一本书《环境与健康领域的风险权衡》就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 《财经》：现在网络上对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措施多有调侃，认为中国应对方式才是最优选择。从风险权衡的角度，你怎么看。 薛澜：各个国家国情不同，治理体系和能力不同，选择不同的防控模式是很正常的。即使中国自己，国土面积这么大，各地千差万别，不同地方也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中央应对新冠肺炎领导小组提出的基本原则中就明确提出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科学防治背后就包含着科学的风险分析，并依此来确定合理的对策。我们特别担心的是进入到传统的政治动员模式，对问题的认识和应对措施放弃科学理性的态度，机械地照搬上级指示，这种做法给经济社会带来的风险说不定更大。当初在起草《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时候，我们曾经建议对“紧急或应急状态”作出更加明确系统的安排。一个地方因突发事件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赋予地方政府更多平时并不拥有的权力，以便更加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尽可能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同时，还要规定即使在紧急状态下有些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仍然是不能剥夺。遗憾的是，相关内容没有纳进去，因此这方面还是一个模糊地带。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问题，今后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 每次重大事件处理之后，都有一些法律上的后遗症，这一次也不排除。其实相关立法过程中，也同样需要纳入风险分析的思路，在突发事件造成巨大损失的风险和行政权力扩张带来公众权益受损的风险之间合理权衡。所以，事件之后的反思应该更加全面系统。中央也提出这是一次“大考”，要真正去分析和总结经验教训。应该客观系统地分析，到底哪些是我们真正的优势，哪些其实是我们的短板？这样才能通过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真正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 科学认知没有等级《财经》：从国家风险治理角度看，国家卫健委派了几批专家组赴武汉，似乎还看不出这是一种机制化安排。 薛澜：这就是问题所在。风险研判不应该仅仅是个人的判断，而应该是一种多科学群体的机制性安排，从而尽量避免由于个人认知局限导致的判断错误；不是一种随机参议性的建议，而是一种基于参加者的专业水准和社会责任的集体专家判断，从而尽最大可能得到不确定性情况下最好的科学判断。专家机制应该是由多学科专家组成，有充分授权，可以获得各种必要信息，也要承担相应责任。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专家组经过集体讨论，分析研判，给相关地方政府提出综合性判断和建议。这样一个机制性安排的责任链条就非常清楚。 目前我们的风险管理体系恰恰缺乏这种明确的机制。据相关媒体报道，国家卫健委先后派出三批专家组，每次成员都不相同。专家组在当地得到指示，疫情是“属地管理”不能干预太深，只能提供咨询建议，这简直是太荒唐。在科学认知问题上，没有任何等级。如果在科学认知上还有等级的话，那我们国家的封建残余太深了。国家卫健委专家组跟当地专家应该是同行，在应对病毒威胁中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不应该有什么行政和等级的界限。假设专家组是一个机制性安排，CDC的专家组就能够收集所有需要的信息，做出集体判断。 风险研判之后，就是风险预警。这又涉及到当前争论的一个很大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疾控中心应该拥有更大的行政权力，包括必要时宣布疫情。如果信息完全，疫情清楚，谁来宣布其实信息都一样差别不大。关键是在信息不完整，疫情不全清楚的情况下，决定是否向公众预警，提醒社会采取什么措施是一个需要依靠科学判断的行政决策。让科学家去承担这个责任，实在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财经》：为什么不可以呢？ 薛澜：科学家的社会定位就是从事科学研究，作为专家群体给出他们最好的专业判断。但是在疫情不确定的情况下，在公众健康面临病毒侵害的风险面前发出不同程度的风险预警、要求公众采取防护措施等等，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如果事后发现是虚惊一场，也会产生各种高昂的社会成本，这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科学家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去承担超出他们专业能力的行政责任。当然，政府部门的决策应该在获得专家机制完整意见的基础上做出。 同时，不要忘记不同专家的观点还可能不同。例如，在一场突发的流行病面前，流行病学专家从控制疫情的角度出发，可能会主张所有人都应该彻底隔离；临床医学专家可能会认为这种流行病可以有效治疗而不主张严格的隔离；经济学家则认为完全不用隔离，对经济社会影响太大，只需要个人层面做好防护措施。这个时候就需要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协商形成共识，提出政策建议。一种做法是给决策者列出几种政策选择，对于每项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及其出现的概率给出最好的估计，最后由政府做出决策，确定是否发布风险预警。即使政府犯错，一场虚惊，如果公众有风险社会的概念，也能够认识到这是必要的风险管理成本。 《财经》：如果这些成为常识的话，至少不会发生医生被训诫的事了。 薛澜：这又涉及到更大的问题。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时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如何识别这些风险，从哪里获得第一手信息，至关重要。目前主流媒体反映的信息不全面，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可能被掩盖，这方面有很多教训。所以，需要更多的其他渠道，比如这次疫情中的李文亮医生等，把社会真实情况全面准确地呈现出来，对于识别风险非常重要。 不同国家的治理模式有差别，新闻媒体也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中国主流媒体跟中国的政治传播密切相关，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但是，在全面反映社会状况方面，很多非正式的社会渠道可能作用也很大。因此，对那些非正式的信息传播渠道应该更加宽容，这样对改善风险认知、增强社会抗风险能力，促进国民福祉和社会安定都是有好处的。 《财经》：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您认为这次疫情应对哪些方面值得思考？ 薛澜：广义的应急管理包括三个部分，风险管理（事前），突发事件应对（事中），善后学习（事后）。风险管理包括风险认知、风险研判和风险预警。风险认知体系就是通过遍布基层的各种哨所医院和相关信息报送系统将捕捉的各类传染病信息及时报送上级以便采取后续措施。目前大家议论最多的直报系统就是风险认知体系的一部分。风险管理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上面谈到的风险研判。之后就是风险预警，这次新冠肺炎最令人遗憾的是，与非典事件相似，我们还是在早期风险认知、研判、和预警阶段出了问题，在同一个地方第二次跌倒，这个教训的确非常深刻。 在突发事件应对的阶段，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如何建立强有力的综合指挥体系，如何迅速综合各方的资源以应对峰值需求，如何动员市场和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应对等等，都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目前善后总结的工作尚未开始，但总书记已经提出要求了，要对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 让地方和社会都积极起来《财经》：风险识别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条块问题”，国家卫健委是“条条”，地方政府是“块块”，容易有信息壁垒；一个是央地关系问题，到底谁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风险预警措施。 薛澜：我们的应急管理有一条“属地管理原则”，我非常支持，因为除了极少数事件波及全国，绝大部分突发事件都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因此，强调属地管理有利于地方政府及时发现并消除风险。但是有些情况比较特殊，比如说传染病的风险识别与研判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如果CDC的定位是疾控领域的研究机构，全国CDC应该是同一个体系，地方CDC应该是国家CDC的派出机构，因为科学的分析和结论只应该有一个。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疾控中心要马上派出最好的专家去了解情况，收集信息，做出研判。至于怎么应对，应该遵守属地管理原则。湖北要不要采取什么措施，武汉怎么防控，是否封城，等需要地方政府做决策。 《财经》：在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的时候，属地管理原则尤为重要。 薛澜：面对突发事件，地方政府必须承担应对责任，而不能什么事情都要层层上报中央，等中央的指示才行动，这样就会丧失消除风险的时间窗口，贻误战机。即使在平时，地方也应该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承担相应的更大责任，确保权责对等。 《财经》：其实，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经济就要求分散决策、分散风险。 薛澜：是的，因为地方政府最了解什么样的政策适合本地。如果什么事情都推到中央，也容易让中央陷入为难的境地。有时候人们抱怨中央政策太原则了，实际上如果不原则也不行。各地情况不同，比较原则的政策可以给地方留下变通的空间，当然，这又容易被批评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以说，这种矛盾也是没有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典型表现。 需要提醒的是，风险识别也许不容易，但是消除风险更难，因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风险治理存在着内生的“治理失灵”。消除风险的行动需要现在花钱投入，但是往往近期看不到收益，消除风险产生的收益也许在现任官员离任很久之后才能显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假设对风险不能够很好的识别和度量，那么官员们就缺乏消除风险的动力。 《财经》：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对风险进行度量，并将其作为官员政绩的一部分，官员是不是就会有积极性？ 薛澜：是的，如果能够将风险量化并提到政策议程，这样就会激励官员去消除风险。所以，要消除治理失灵，首先要提高全社会对风险的认识程度；其次，应该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建立风险评估制度，对风险有更好的识别和度量，让全社会都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各种风险，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去消除风险，理解和支持消除风险的资源投入。 在消除风险方面，社会力量不能忽视。从这次疫情应对也看得出来，社会力量的参与至关重要。今天中国的基层社会已经有很强的自主意识了，引导这种力量在突发事件应对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尽快提到日程上。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社会组织参与应急行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之后制度性的引导和支持不够，所以现在进展不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段话非常好，也非常重要，应当成为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指导。 《财经》：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今天，总是用一些比较传统的模式来解决问题，成本太高了，如果形成一个有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好了。 薛澜：如果说，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市场，把每个人内在的激励机制和整个全社会利益最大化有机连接起来，那么，社会公益的“市场”同样可以发挥类似作用，把社会力量动员起来。人人都有自利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自利的一面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利他的一面可以通过社会公益市场来释放。把个体向善的力量通过社会公益组织和公益服务“市场”整合起来，同样会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为风险治理提供重要的补充。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行政体系力量太强，对社会组织信任不够，所以很多社会组织最后都被行政体系实际吸纳，其原生的活力就没有了。 如何加强风险治理能力？《财经》：如果风险消除不了，怎么办？以新冠病毒为例，如果像“非典”那样彻底解决当然好，可是很多专家说很有可能消除不了，新冠病毒将长期存在。 薛澜：这就要适应风险，学会与风险共存。人类社会在演进过程中，跟风险共存也是一种生存策略。例如，应对气侯变化当然要尽可能降低排放。但现在很多专家也认为，如果温度升高不可避免，人类社会就要做好适应新环境的准备。 实际上适应风险的思路也可以应用在新冠疫情的应对上。根据不少专家的分析，完全消灭新冠病毒非常难，损失会非常大，不知道社会要停摆多长时间。但如果我们的策略是能够控制其流行，但不排除其“偶然露峥嵘”的可能，这样就可以避免造成大的危害。最近中央政治局开会提出的要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其背后可能也是基于这种情况下慎重全面的考虑。 《财经》：中国的政府力量一直非常强大，因此政府在应对风险方面的责任重大。您怎么评价中国政府应对风险的能力？ 薛澜：首先，在风险防范意识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是历任领导人中讲的最多的，讲的最到位的。而且，总书记实实在在地推动防灾减灾的九项重点工程。但是他的总体风险防范的思想还没有真正变成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所以，很多地方党政部门在面对风险时，应对能力差距很大。虽然有些地方政府在重大活动前可能会开展风险评估，如北京的国庆阅兵等，但很少有哪个政府部门把风险评估真正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但也有一些很好的做法，如目前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已经成为一项制度，我们需要有更多这样的制度性安排。 《财经》：为了适应风险社会，下一步主要做什么呢？ 薛澜：经历了应对新冠肺炎这堂风险社会启蒙课以后，首先要对全社会开展风险认知科普，让广大公众了解风险的内涵及风险社会的特点，了解自己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风险权衡与选择,引导公众建立理性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观念。同时，各级党政干部要接受关于风险治理的系统培训。此外，也要对我们的吉庆文化进行反思。我们不太愿意讲不吉利的事，而风险说的都是不吉利的事情。这种吉庆文化对我们的行政文化影响很大，我们的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也都不愿意直面风险和问题，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其次，在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的道路上，要把关口前移，把风险评估作为新的工作抓手，在国家各个层面能够建立系统的风险评估制度，准确地把握各个领域面临的各种风险，制定消除风险或适应风险的工作计划。英国等国家多年来实行国家风险评估制度，对国家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系统评估并向公众发表，每年不断更新。这个制度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要发挥市场在风险治理当中的作用。其实保险业是与风险共生的，国外的保险业为什么非常发达？其核心就是通过保险业务，使得个人、家庭、和组织机构能够通过保险服务，来合理降低各种风险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国外的保险公司在风险治理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反观我们国家，保险业的险种特别有限，各种风险带来的损失，要不就是自认倒霉，要不就是国家兜底买单。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财经》：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出来，地方政府应对风险的动作迟缓，这是一个大问题。 薛澜：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和风险治理相关的问题，像最近这些年的环保工作，但确实很多行为是被动的。中国这么大，各地面临的风险也是千差万别。地方政府如果有清晰的风险治理观念，就会主动去识别，然后采取措施消除风险，避免事态进入突发事件的阶段。所以，如何从制度上进行改革，激励地方政府从被动的应急管理转变到主动的风险治理，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其实，各国政府都不愿意面对不确定性，而风险的本质就是不确定性，这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政府做事希望能清楚地看得到效果，但是风险治理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解决的问题本身不那么清楚，采取措施的效果也不确定，这对政府的思维模式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社会化都需要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适应。 《财经》：风险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是信息，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才是消除不确定性的最好办法。 薛澜：风险治理的基础是科学研究和科学分析，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尤其重要。一方面要对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要对社会的动态变化积极观察，对各方面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把握社会变化的脉搏。如果老是按照传统的思路去收集信息、控制社会，局限性越来越大了。 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全社会按照某一个方式去作为、按照一个方向去行动，已经越来越难了。怎么样把握住社会的主流方向，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允许多元思路和尝试的存在，把控由此可能带来的一定的风险，这也是风险治理的一大挑战。文章选自财新网，2020年3月11日
2020年3月16日 -
郑永年：国际社会唯有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才能最终战胜病毒
专家简介 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日前表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这一疫情是人类社会共同敌人，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才能最终战胜疫情。 郑永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政府领导的全国性、大规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取得有目共睹成就：湖北、武汉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全国各地确诊病例数连续多日下降，疫情控制速度之快，在中国历史记载以及人类社会历史记载上非常罕见。 郑永年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同样也是一部与病毒做斗争的历史。中国政府采取严密措施控制疫情蔓延，非常不易。中国人民特别是湖北人民做出重大牺牲。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说，世界应该感谢中国为抗击疫情所做的努力。 郑永年表示，病毒无国界，任何一种新病毒都是世界人民的公敌。明白这一点，就能认识到中国人民为世界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国际社会唯有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才能最终战胜疫情。
2020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