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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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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期待更多海归彰显价值与担当
作者 |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已超过了17年前“非典”的规模，其给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失也远超“非典”。 然而在疫情面前，我们再一次见证了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不言放弃的拼搏精神。在2月中旬召开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虽然目前尚不可能预测新冠肺炎疫情走向，但中国为从源头控制疫情所采取的强有力防控措施令人鼓舞，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为世界防控疫情赢得了时间。 作为推动中国开放创新的重要力量，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海归群体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科研、医疗、物资捐赠和社会经济维稳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让我们对战胜疫情有着更强的信心。 在此次抗击疫情期间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的钟南山院士就是一位海归学长。从“非典”到“新冠”，84岁高龄的他始终奔走在抗击疫情的前线。这种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牺牲精神体现了海归群体的时代担当，也激励着更多海归以知识和本领为抗击疫情、助力社会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在各类抗疫物资告急的消息传出后，欧美同学会第一时间投身于疫情防控的大军中，发布倡议书号召海内外留学人员及留学人员工作者积极行动，战胜疫情。海归企业家们捐钱捐物，从海外采购国内紧缺物资，以最快的速度运送到疫情严重的地区。百度、携程、滴滴出行、美团等海归企业也在自己的领域助力抗击疫情。 此外，海归群体和海外华侨华人在反对“疫情歧视”和开展国际抗疫合作方面也做出了诸多努力。 笔者参加了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曾与包括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首席执行官哈切特等公共卫生领域专家，就如何更有效地控制疫情进行交流和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挑战，战胜疫情更需要各国的通力合作，而这也意味着海归群体丰富的国际交流渠道和经验在关键时刻可发挥更大作用。 疫情面前，海归人才的价值再一次充分显现。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暴露出我国在面对社会重大突发事件时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 第一，缺少公共卫生方面的人才，尚未形成一套专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方案。2003年的“非典”使我国积累了许多传染病防控经验，也对相关人才更加重视，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也暴露了我国仍然缺少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传染病防控方面的人才。在应对疫情期间，虽然有关部门迅速反应，但仍然呈现出混乱的现象，这说明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成熟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方案。这可能会引起在突发事件出现时民众的恐慌情绪加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平稳运行。 第二，社会慈善体系存在弊端，效率低下，国际化程度不足。在武汉等疫情严重的地区发出各类抗疫物资告急的信息后，社会各界纷纷献出爱心，但最初接收物资的有关部门缺乏对善款和物资的处理、分配能力，造成了资源浪费、社会舆论不满等不良后果，这也暴露出一些政府公职人员存在尸位素餐的现象，降低了政府公信力。 第三，目前针对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和疫苗尚未研制成功，加紧药物研发工作是彻底控制疫情的关键。按照世卫组织对新发传染病成功控制的标准，需要达到在最后一个病人治疗完毕后的两个潜伏期内（28天）没有新增病人，才可以宣布疫情完全结束。现在累计确诊病例仍在增加，因此急需加紧研制具有针对性的药物和疫苗。 第四，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经济恢复仍是一大挑战。在抗疫期间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如延长假期、延迟复工、社区隔离等，在防控疫情传播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小微企业承压大，可能造成大量人员失业等社会问题。虽然目前国内大部分地区已加速复产复工，但经济恢复仍面临较大挑战。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这种经济上的困难可能是短期的，但如何做好疫情后的恢复工作仍然是我们需要迎接的重要挑战。 面对因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和挑战，我们一方面可以在国际人才引进和国际交流方面开展更多工作。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创新力量，海归群体和海外留学人员、华人华侨群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凸显自身价值，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第一，在人才引进方面，可以重点考虑引进公共卫生方面的国际人才。流行性疾病与一般的疾病具有不同的特征，其影响人群更大，会导致许多潜在社会危机，不能将其视为普通的疾病看待。通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看到我国需要进一步引进和培养高层次的公共卫生及流行病学专家；引进相关领域的国际前沿科研人才，加强各个公共卫生学院的急性传染病（或新发传染病）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大力开展新发传染病的国际交流等。 第二，在疫情应对方面，需进一步推动国内慈善捐赠事业国际化发展，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监督慈善机构完善和优化捐赠流程，公开物资发放数据。目前，国内的慈善公益组织主要以政府管理为主，民间力量介入有限，与国际通用的体系差距较大。政府人员和预算有限，如遇紧急救灾事件，慈善机构便不足以应对，此次疫情也暴露出了现行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因此，在完善慈善公益组织管理机制的同时，还可鼓励国内外慈善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应对突发性灾害事件的综合能力。 第三，针对疫情结束后的经济恢复问题，海归群体和海外留学人员、华人华侨群体可积极贡献自身力量，加速国家经济恢复。尽管遭受疫情冲击，但中国仍然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巨大的市场消费能力。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已于2020年正式实施，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提升可谓是一大利好，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不断完善，也更加开放。这些对海归和海外留学人员都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机会。 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挑战，更是对中国经济的一次磨砺与考验。面对挑战，我们需要反思，发现不足，解决问题，吸取教训，积累经验，增强我们的能力。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的海归加入到祖国的发展建设中，彰显价值与担当。文章选自学习强国，2020年3月13日
2020年3月16日 -
【学习强国】期待更多海归彰显价值与担当
作者 |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已超过了17年前“非典”的规模，其给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失也远超“非典”。 然而在疫情面前，我们再一次见证了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不言放弃的拼搏精神。在2月中旬召开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虽然目前尚不可能预测新冠肺炎疫情走向，但中国为从源头控制疫情所采取的强有力防控措施令人鼓舞，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为世界防控疫情赢得了时间。 作为推动中国开放创新的重要力量，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海归群体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科研、医疗、物资捐赠和社会经济维稳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让我们对战胜疫情有着更强的信心。 在此次抗击疫情期间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的钟南山院士就是一位海归学长。从“非典”到“新冠”，84岁高龄的他始终奔走在抗击疫情的前线。这种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牺牲精神体现了海归群体的时代担当，也激励着更多海归以知识和本领为抗击疫情、助力社会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在各类抗疫物资告急的消息传出后，欧美同学会第一时间投身于疫情防控的大军中，发布倡议书号召海内外留学人员及留学人员工作者积极行动，战胜疫情。海归企业家们捐钱捐物，从海外采购国内紧缺物资，以最快的速度运送到疫情严重的地区。百度、携程、滴滴出行、美团等海归企业也在自己的领域助力抗击疫情。 此外，海归群体和海外华侨华人在反对“疫情歧视”和开展国际抗疫合作方面也做出了诸多努力。 笔者参加了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曾与包括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首席执行官哈切特等公共卫生领域专家，就如何更有效地控制疫情进行交流和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挑战，战胜疫情更需要各国的通力合作，而这也意味着海归群体丰富的国际交流渠道和经验在关键时刻可发挥更大作用。 疫情面前，海归人才的价值再一次充分显现。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暴露出我国在面对社会重大突发事件时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 第一，缺少公共卫生方面的人才，尚未形成一套专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方案。2003年的“非典”使我国积累了许多传染病防控经验，也对相关人才更加重视，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也暴露了我国仍然缺少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传染病防控方面的人才。在应对疫情期间，虽然有关部门迅速反应，但仍然呈现出混乱的现象，这说明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成熟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方案。这可能会引起在突发事件出现时民众的恐慌情绪加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平稳运行。 第二，社会慈善体系存在弊端，效率低下，国际化程度不足。在武汉等疫情严重的地区发出各类抗疫物资告急的信息后，社会各界纷纷献出爱心，但最初接收物资的有关部门缺乏对善款和物资的处理、分配能力，造成了资源浪费、社会舆论不满等不良后果，这也暴露出一些政府公职人员存在尸位素餐的现象，降低了政府公信力。 第三，目前针对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和疫苗尚未研制成功，加紧药物研发工作是彻底控制疫情的关键。按照世卫组织对新发传染病成功控制的标准，需要达到在最后一个病人治疗完毕后的两个潜伏期内（28天）没有新增病人，才可以宣布疫情完全结束。现在累计确诊病例仍在增加，因此急需加紧研制具有针对性的药物和疫苗。 第四，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经济恢复仍是一大挑战。在抗疫期间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如延长假期、延迟复工、社区隔离等，在防控疫情传播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小微企业承压大，可能造成大量人员失业等社会问题。虽然目前国内大部分地区已加速复产复工，但经济恢复仍面临较大挑战。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这种经济上的困难可能是短期的，但如何做好疫情后的恢复工作仍然是我们需要迎接的重要挑战。 面对因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和挑战，我们一方面可以在国际人才引进和国际交流方面开展更多工作。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创新力量，海归群体和海外留学人员、华人华侨群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凸显自身价值，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第一，在人才引进方面，可以重点考虑引进公共卫生方面的国际人才。流行性疾病与一般的疾病具有不同的特征，其影响人群更大，会导致许多潜在社会危机，不能将其视为普通的疾病看待。通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看到我国需要进一步引进和培养高层次的公共卫生及流行病学专家；引进相关领域的国际前沿科研人才，加强各个公共卫生学院的急性传染病（或新发传染病）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大力开展新发传染病的国际交流等。 第二，在疫情应对方面，需进一步推动国内慈善捐赠事业国际化发展，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监督慈善机构完善和优化捐赠流程，公开物资发放数据。目前，国内的慈善公益组织主要以政府管理为主，民间力量介入有限，与国际通用的体系差距较大。政府人员和预算有限，如遇紧急救灾事件，慈善机构便不足以应对，此次疫情也暴露出了现行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因此，在完善慈善公益组织管理机制的同时，还可鼓励国内外慈善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应对突发性灾害事件的综合能力。 第三，针对疫情结束后的经济恢复问题，海归群体和海外留学人员、华人华侨群体可积极贡献自身力量，加速国家经济恢复。尽管遭受疫情冲击，但中国仍然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巨大的市场消费能力。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已于2020年正式实施，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提升可谓是一大利好，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不断完善，也更加开放。这些对海归和海外留学人员都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机会。 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挑战，更是对中国经济的一次磨砺与考验。面对挑战，我们需要反思，发现不足，解决问题，吸取教训，积累经验，增强我们的能力。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的海归加入到祖国的发展建设中，彰显价值与担当。文章选自学习强国，2020年3月13日
2020年3月16日 -
刘永好：我们养猪人要有担当
理事简介刘永好，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受“猪周期”下行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飙升，且迟迟没有下降的意思。3月1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5.2%，猪肉仍是CPI高位运行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猪肉价格同比上涨135.2%，影响CPI上涨约3.19个百分点。环比来看，猪肉价格上涨9.3%，涨幅扩大0.8个百分点。因为猪瘟的出现，导致了目前猪肉产量已经出现的大幅度空缺。养殖户们也不敢太冒险，为了防止严重亏损，养殖户们不敢选择大规模饲养。且养猪也是需要时间的，一头猪以最快的速度出栏也要半年，慢则要等一年。 按照最短的时间进行计算，那么猪肉降价至少也需要半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从实际出发，考虑到从恢复产能到开始养殖以及其他种种因素，也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调整的。然而令人猝不及防的是，新冠疫情来势凶猛，且已经持续三月有余。在疫情期间，严重地区出现大量物资短缺，物价也有一定程度的上涨。2020年3月11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直播中，刘永好表示，由于非洲猪瘟和这次的抗疫原因，使猪生产少了，数量少了当然就贵了，贵了对老百姓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同时也带动了CPI的上涨，所以我们决定加大养殖的力度和速度。 老百姓最关系的猪肉价格问题未来到底会怎样呢？猪肉价格还是会在今年慢慢下跌的，首先，生猪产能得到了大幅提升，随着疫情的解封，近期出栏的生猪急剧增加所致。第二，是储备猪肉的不断投放，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为了稳控猪价保障猪肉供给，国家已经连续投放了9次储备猪肉，投放数量累计达到了19万吨，让高价猪肉上涨得到了很好的抑制。第三，那就是市场猪肉消费少了，随着春节猪肉消费旺季的结束，猪肉市场也进入了消费淡季。其实猪价早就该回落了，只不过由于疫情封锁的影响，生猪调运受阻，猪价上涨得到了一定的支撑。随着疫情的逐步解封，猪价下跌也是常理之中。文章选自网易新闻，2020年3月14日
2020年3月16日 -
张蕴岭：在大变局中把握发展趋势
张蕴岭，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内容提要：上一个百年是人类历史上发生巨变的百年。今天，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既深入发展又面临挑战，全球治理体系也面临变革。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既发展自己又造福世界。 上一个百年，人类经历沧桑巨变，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格局。如今，站在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我们看到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这个大变局，我们需要认清变局的范围和趋势，考虑世界在“变什么”“怎么变”；还需要把中国放在大变局中来思考，认清自己的定位。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既要有宏大深邃的视野，也要有落实落细的视角，从而认清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找准历史坐标，把握战略机遇，作出正确抉择。风云激荡的上一个百年 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分析今天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有必要回顾上一个百年发生了哪些变化、奠定了怎样的格局。世界形势变化的基本内容主要涉及秩序、发展与社会等方面。秩序，主要包括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地区与国际机制等；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以及推动增长与进步的机制；社会，主要是指人口、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思想的变迁等。所谓大变局，就是指在这些方面均发生重大变化。 上一个百年是世界发生巨变的百年，是人类历史上惊心动魄的百年。就世界秩序而言，最大的变动是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西方集团确立。还有一个变动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兴起，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方面力量在冷战中对峙了几十年，最终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同时，还有一个变动影响巨大，那就是民族独立运动兴起，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民族独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不少发展中国家获得长足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呈现上升趋势。 从发展角度看，上一个百年，世界经济总量以乘数效应增加，其增量超过以往所有时代增量的总和。与之相伴随的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很多国家实行开放政策，多边贸易机制与国际治理体系建立并发挥重要作用，经济区域化凸显，形成多个经济发展中心。 从社会角度看，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进入后发达、后现代时期。人口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一些西方国家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如老龄化凸显、人口分布不平衡等。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后，又出现了财富集中化、两极化问题，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贫富分化严重。发展到今天，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社会动荡失序局面，不少人开始对西方社会传统价值、制度效用进行深刻反思。 在上一个百年中，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国际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盛行。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也让各国人民痛定思痛，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全球治理框架。这个框架是人类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为过去几十年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变局 今天，我们处在新的百年变局之中，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固然意味着风险挑战加大，但也意味着世界发展出现新趋势、面临新机遇。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带来国际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改变着上一个百年形成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格局。上一个百年，西方发达国家引领了以自动化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如今，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这对仍然处在现代化路途上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新的导向作用。不过，新技术的兴起和扩散需要诸多条件，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还很多，能否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仍然是巨大考验。 经济全球化面临调整。上一个百年，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新挑战。工业化给西方国家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但一些发展中国家沿袭西方工业化道路，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增长乏力、能源危机、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这表明发展范式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没有统一固定的标准。随着时代环境变化，人们需要重新看待发展的内涵。今天应该倡导的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应该追求的是更加全面、更有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将发生深刻变化。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应当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使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能够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边缘地带，缺少发言权。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与新发展形势不相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这必然要在国际规则完善发展中体现出来。一系列新的全球治理规则的出现也反映了这一点，如G20机制、金砖国家机制的建立，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话、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重要沟通平台和全新治理模式。世界迎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各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都肩负着重要使命。因此，应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坚持多边主义，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现在，尽管我们对世界未来发展变化的具体内容、方式、影响等难以作出精准预测，但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规律不可违背，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趋势不可改变。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可以认识、顺应、运用历史规律，但无法阻止历史规律发生作用”。在变局面前，人类面临选择。只有抛弃陈旧思维，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才能真正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进步。在变化中保持战略定力 放眼全球，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每个国家都需要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对我国来说，我们曾经历了贫穷、战乱的深重苦难，也在苦难中自立自强、顽强拼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愿要在这个百年完成，这个百年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并把自身发展摆到世界变局中来看待，在我国与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科学分析我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让我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既发展自己也造福世界。 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我们有智慧也有能力抓住历史性机遇、妥善应对风险挑战。我国正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征程上，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坚持立足自身发展这一前提不会改变。同时，我国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全面深化改革不断释放发展动力，我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也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着强大力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下，我国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规律，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20年3月15日
2020年3月16日 -
茅忠群：守住健康，守望幸福
在位于浙江宁波的方太集团总部，博鳌儒商论坛名誉理事长、博鳌儒商卓越人物、著名儒商企业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向我们介绍了方太作为厨电行业领导者在此次危机中的选择：防疫复工两手抓，坚持“专业化、高端化、精品化”的战略定位不动摇，努力担当更多家庭的“幸福生活家”。茅忠群，CCG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积极驰援疫区，承担慈善责任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方太立即感到疫情的严重性，当日便紧急联络公司高管，成立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1月27号，方太集团向湖北慈善总会捐赠200万元善款用于疫情防控工作，后又向湖北、浙江、广州等省市多家医院定向捐赠市场总价值450余万元的防护物资，包括方太净水机、消毒柜，及一万余瓶消毒剂等紧急医用物资。2月13日，首批物资抵达一线，由浙江5家新冠肺炎患者集中定点收治医院接收。2月13日，方太捐赠的首批物资抵达抗疫一线严格防疫，把员工安全放在首位方太认为，“防疫复工两手抓”是当前全体方太员工最重要的战役。2月10日起，在允许复工的第一周，方太选择了居家办公模式，以最大限度降低员工的风险。2月17日起的一周内，方太还是选择了有条件的分批返岗方式，居家办公和返岗相结合，确保员工的安全。2月19日，茅忠群还给员工写了《危机如镜 照见吾心》的公开信：疫情当前，我们最在乎的是每位方太人的健康安全。大家要在战略上藐视新冠肺炎病毒，不要过度焦虑惊慌；但在战术上必须重视，确保自己、家人、员工和合作伙伴的安全。伴随返岗员工的到来，方太实行了严格的日常防护措施。具体包括：所有员工必须佩戴口罩并接受体温检测，疫情期间禁止开启办公区中央空调，食堂实行分餐管理和一次性盒餐供餐等。方太总部工厂正在检测返岗员工的体温担当“幸福生活家”，履行用户责任在此次疫情期间，方太的“三观”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指南。以“为了亿万家庭的幸福”为使命，以“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为愿景，以“人品 企品 产品 三品合一”为核心价值观，方太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疫情期间，居家烹饪成为主流生活方式。这段时间，用户家里如果出现厨电产品故障，远比平时更焦急，我们一定要确保服务质量。方太紧急发布了《方太安心服务指南》，尽可能通过远程手段为用户解决问题。如果确实无法解决，用户可以通过“FOTILE方太”微信公众号预约上门服务。《方太安心服务指南》截为了确保用户和员工的安全，方太对于售后服活动落实了严格的安全防疫措施。服务技师每天严格检测体温、佩戴口罩，并在每次服务前对双手和工具箱都要进行消毒，并戴好鞋套。方太服务技师落实了严格的防疫措施2019年，方太发布“方太幸福家”APP，帮助更多人提升幸福感。近年来，更是围绕“家庭幸福观”开展了许多线上线下活动。“方太幸福家”APP发布的健康烹饪课程疫情期间，在长期足不出户的特殊环境中，公众的精神追求开始凸显，对于均衡饮食提升免疫力、家常菜谱升级、家庭关系和睦等议题也有了更多关注。茅忠群鼓励方太员工发挥专长，积极分享这方面的知识信息，同时坚持正能量的持续传播，努力成为有大爱、有智慧的“幸福生活家”。“方太幸福家”APP发布的居家防疫小知识文章选自世界风云汇，2020年2月27日
2020年3月12日 -
【凤凰网】保卫华夏女孩？抱歉，专家说永居条例跟这压根不挂钩
核心提示：1. 新条例实质没有变化，是对之前管理办法的总结延伸2. 永居门槛没有降低，反而有一定提高，不是七大姑八大姨都能来，随便找单位挂靠拿永居也不太可能。且新条例只是规定了申请环节，批准环节还会有更多细则3. 条例针对的群体是国际高层次人才，和计划生育并不挂钩。我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并不处于优势，但也不需要移民补充人口4. 永居不等于入籍，不会影响民族认同5. 之前的管理有时过于严谨，比如酒店登记，也给外国人带来一定困扰6. 广州黑人有两万多，大部分是来做小生意，政府应该公布更多管理信息，但我们也不能一叶障目7. 中国国际人才只有约100万，还不到日本一半，条例对于解决人才缺乏，目前来看并不乐观2月27日，司法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引起热议，条例是否意味着“外国人将享受超国民待遇”？“是否会影响民族认同主体性”？“条例能否解决老龄化问题”？如何看待网络上发起的浩浩荡荡的“华夏男儿守护华夏女孩保卫战”？针对这些疑问，凤凰网《风向》对话全球化智库（CCG）人才研究组总监李庆。以下为对话实录。凤凰网：能否讲讲您认识的长居外国人？他们在中国情况如何？李庆：我外国朋友还算不少，因为我们的研究工作需要跟很多外国机构长期进行沟通和合作。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发展都还不错，而且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饮食，对中国的环境或者是人们的友好非常认同。我觉得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助力。很多外国人在中国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的一些居住居留、工作签证等等，这些问题也是实际存在的。新条例实质没有变化，更加与时俱进凤凰网：与2004年开始施行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相比，近期由司法部发布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有哪些变与不变？李庆：首先有几个大的方向，一个就是从政策变化为法律，它的实际意义就在于之前是政策约束，现在我们通过法律进行相关的约束，更具有可信性和长期的稳定性。第二块，具体的条例里面有很多新的变化，包括很多与时俱进的东西。从条例第一条可以看到，以前我们的管理办法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外国人在中国的长期居留，现在我们有更加明确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中国，进一步吸引人才的开放发展，同时也要做好外国人的永久居留管理，还要为获得永久居留的这些人提供更好的更加完善的保障，这就是非常明确的变化。从具体条款来看，有很多新的点。这次的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一些之前没有的提法。比如扩大了可以申请永居的外国人群体，增加了一些新的未来可以使用的办法，包括配额管理、积分评估，同时也对外国人在华的永久居留权利进行了明确规定，这是新的变化。这一版跟上一版有一个核心是不变的，都是为了服务中国的人才引进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凤凰网：条例在这个时间点推出，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它的目的是什么?李庆：我觉得意义在于我们进入了21世纪的新的十年，又是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这个新的起点推出，应该说也具有一些新的意义，但从条例本身来看，其实主体部分是我们已经实施很久的管理办法，是对于之前管理办法落实的一个总结和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凤凰网：可以说实质没有变化，是与时俱进加入了新的时代元素。李庆：对。永居门槛没有降低，反而有一定提高凤凰网：条例一出，引发热议。部分网友担心这意味着申请中国永居门槛降低，更多外国人将享受“超国民待遇”，对此，您如何看待？李庆：在我看来这个门槛并没有降低。大家觉得门槛降低可能是因为看到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的条件范围扩大了，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制度，觉得是不是说随便找一个单位挂靠或者推荐一下就可以申办永久居留，这个是不太可能的。随着经济发展，在全球化过程中，并不仅仅只需要顶尖的尖端人才，很多国际上的高端高层次的中坚力量人才我们也急需，包括掌握扎实技术的技能人才。比如说在意大利、德国，他们有很多做汽车的工人，虽然学历不是很高，但他们可能世代三辈都是做汽车行业的，非常扎实。这些人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急需的。条例里面也具体阐述了申请永居证的要求，需要达到很多的硬性指标，而且这些硬性指标很多是有提升的。2004年那一版，那个时代中国的发展跟现在有非常大的差距，现在我们再来看，有很多标准和门槛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的，在新版本中也有所体现，包括投资移民从之前的一百万和两百万，就是两百万为标准，一百万是在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现在直接提升为一千万，这是根据时代发展的新变化。其他的包括推荐的门槛，后续会有很多约束条件，推荐单位是必须要为这些推荐人担保的，就是我们通常意义所讲的雇主担保制度，这也很严谨，雇主担保不是说我随随便便给你担保，而是会和雇主的信誉度等挂钩，不是说你可以担保我们就可以来审批。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只是说可以申请，但并不是说你可以申请我就一定会给你审批，这个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的衡量标准。但是中国的法律一般不会把具体标准写得很细，法律条例背后会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进行规范。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把这些关键的细则分享出来，避免大家对于申请永居的误区。永居的申请，虽然是扩大了可以申请的群体，但实际来看，我们在总量上还是可以控制的，后续还有很多兜底机制，比如说配额管理和积分评估，这就是等到我们收集的量越来越大，就会出台一些必要的办法来进行管理和控制。关于“超国民待遇”，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户口，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户籍制度的约束，另外就是社保还有子女教育。其实这几块从条例来看，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在条例的设定里面，明确写了各地需要与相应的管理部门进行共同协商，来研究和探讨怎样把相应的这些福利制度配套下来。现在也就是一线城市和部分新一线城市的户籍制度实际存在，大部分地方的户籍制度已经不是实际存在，更多的就是一种记录和统计的作用，也没有更多的约束了。其实现在来看，户籍制度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比如说他在北京在上海，还需要有新的具体的细则进行规范，而不是说拿到永居你就可以在中国任意一个地方实现这个户籍所不能办到的一些事情。针对社保和子女教育，首先永久居留的申请条件是已经缴纳了比较长时间的社保和税收，因此这块应该是可以提供的，这一方面是方便他们更好地在中国待下来，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在前期做了很多投入，包括社保缴纳税收缴纳，后续应该是给予一定的配套福利，而不是说只收钱不给别人更多福利，这是不合理的。永居条例和计划生育并不挂钩凤凰网：目前网民针对“婚姻入籍”争议较大。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解决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万的婚姻问题，进而解决老龄化问题；反对者则担忧放开这个口子，会给部分低素质外国人、“三非人员”可乘之机，表示不能理解“为什么宁肯引进外国人也不放松计划生育”“中国女孩应该由华夏男儿来守护”。您如何评价这两种声音？李庆：这个可能是对于条例的一些误解。我之前也说了，条例的目的是服务于中国引进国际人才的总体方向，主要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国际化和在各个领域的创新发展，针对的群体是国际的高层次人才，而不是用来补充我们人口的，这和我们的人口发展并不挂钩。永久居留只是移民管理的一个类别，而且我们也不是移民国家，所以我们并没有计划通过引进永久居留的人来补充人口。补充三千万，这个缺口可能有点大，我们更多关注的还是能够为我们当下或者未来发展提供助力的外国人才，而不是为了弥补我们人口的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大家提到的计划生育政策，我觉得未来，计划生育政策会逐渐进入历史。因为确实现在政策也在不断放宽，从计划生育到现在的二胎二孩，很多政策也都是陆续在放开了。大家对这个事情不是特别了解，这样挂钩可能让条例背了一部分锅。最近也出了一个关于永久居留的九个常识，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其实永久居留是发给急需人才，急需领域人才的，不是用来弥补人口发展的，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从数据上面来看，我们从2004年开始正式实施到现在，根据我们长期跟踪和测算，也就是两万人左右拿到了中国永久居留，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少而且是可控的，如果说用来补充人口发展，我觉得可能有点牵强了。广州黑人管理需要政府向公众提供更多信息凤凰网：条例让很多网友想到了广州的大量黑人，您怎样看待他们的管理问题？李庆：这应该分为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广州黑人问题之前引起了很大的舆论关注，政府应该更好地去做一些解释和说明，包括公布相关数据。当然政府也出了一些数据，其实也就是两万多黑人，不像网上有人说的30万。应该有更多信息让大家去了解这些在广州寻找机会的非洲人在干什么。第二个方面，在人种上，很多人有比较传统的思维，就是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这是不合适的。从世界发展历史来看，非洲裔或者非洲人当中出了很多名人，包括科学家、工程师等等，也对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能因为他们的肤色就一杆子把他们全打死，说所有人都是懒惰的不好学的，都是来添麻烦的，这个可能在理解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偏差和一定的歧视。从人口种族上面来看，本身大家没有三六九等，只是大家发展阶段不一样。举个例子，我们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也有很多人去世界各地买东西，买很多新鲜的玩意儿拿回来卖，这是一个发展的阶段。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非洲人其实是来中国做生意的，把我们的制造品买回去，然后在他们国家卖，是促进了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和出口的发展的。义乌去年有一个数据，前三季度排在进出口贸易额第一位的是非洲，非洲贸易额占到义乌第一位，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数据，能够明显佐证非洲人在中国并不是无所事事，他们真的是来做生意的，只是肤色太过于明显，不像东亚人或者东南亚人，即使混在我们人群里也分不出来他是不是中国人，但是非洲人没办法，你走过这一条路，你看见一个非洲人，又看见好几个非洲人，你觉得这个城市里面全是非洲人，有点一叶障目的感觉，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他们大部分人到这个城市都是来做生意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总不能把来中国做生意的人赶走，这会是一个双向的伤害。永居不等于入籍，不会影响民族认同凤凰网：有学者提出，制订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核心目的就是吸引高层次的人才，这对于移民国家来说理所当然，但中国是一个有主体民族的非移民国家，这样会否影响民族认同主体性？李庆：这可能还是对永久居留的定义有一些误解，首先永居和入籍是两回事。永居只是获得了永久居留权，附带可以享受部分公民权利，同时也需要尽部分公民义务，包括纳税、缴纳社保等等，但还有很多条件是他不能够享受的。永居所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在中国更好更方便地生活和发展，而不需要办理签证等各种手续。以前我们永久居留的权利还没有进一步落实的时候，花了很大力气办了中国永久居留证件的外国专家，他们用起证件来其实很不方便，去住酒店拿出来这个证大家也不认，必须要拿护照，他们去机场去火车站，拿这个证买车票需要去窗口排队，不能像中国公民一样直接在自助取票机上刷一下就可以了。中国入籍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在具体的操作上也有很复杂的认定标准。永居和入籍对于中国民族认同感的影响，其实是两码事，永居并不会影响民族认同，实际上大家担心的是入籍会影响，而我们的入籍门槛是很高的。我们虽然不是移民国家，但可以看到全球争抢人才如火如荼，我们在全球人才竞争中本身并不处于优势地位，不像欧美国家有保姆式的社会福利，或者有很好的配套制度，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他们在中国的发展机遇下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共同促进，然后共同发展。移民国家是因为人口短缺，所以需要移民来补充人口，但我们目前来看并不是一个人口短缺的国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吸引高层次的人才补充我们在产业领域研发创新上的一些短板，一些急需的人才，所以这是两个层面。其实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发展之后，都对中国有很高的认同感，并没有影响民族认同感。当然我觉得有一些担忧还是值得考虑的，征求意见就是为了更广泛地听取大家对于这件事的看法，要更加理性地去分析和对待。应尽早设计积分评估制度凤凰网：有法律界人士针对草案第十五条表示，收入和在华工作年限不应成为审批永久居留权的依据，因为这会导致这项制度成为部分地方政府或者企业“敛财”的工具，比如只要当事人拿出足够的钱，就能通过挂靠特定公司，用“自发”工资的形式达到十五条所列的要求，公司适当收取一定费用，协助开具收入证明就可以了。您对此如何评价？李庆：这个担忧从法理上面讲是说得通的，但实际很少有这种情况，因为首先这个年限也挺长的，第二这个钱也不少，所以统计下来花这么多年的时间在中国待着，还要花这么多钱，有这个精力为什么不去拿一个别的国家的绿卡，非得来中国？既然能够出得起这个钱，他也一定是有相应能力的，是希望自己能够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所以不需要用这种非常偏激的手段来实现永居目的，可以有很多途径去申请。毕竟这个确实投入和收益不成正比，我们更多要从实际情况来看。未来我们还是应该尽早设计积分评估制度，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条例都是一条一条的，而积分评估会是一个系统的评价制度，就是你既有工资达到标准，给你多少分，你的学历达到什么标准给你多少分，你的融入情况达到什么情况给你多少分，把这些分加在一起，再配合我们国家当前急需产业人才状况，再给他一些配额的加分，这种其实是更加有效的或者明确的吸引国际人才的方式。现在其实我们遇到的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是，我们国际人才的数量还是比较少的，根据联合国数据，我国国际移民数量约为一百万，我们的邻国日本大概有国际移民二百五十万、新加坡的国际移民也有二百二十万，所以我们从数据上来看真的是很少，从这个里面再去找一些人才来申请永久居留难度也是很大的，最后能够获批的人也不会很多。条例对于解决人才缺乏，目前来看并不乐观凤凰网：您认为永居条例能解决中国高端人才缺乏的问题吗？李庆：人才引进是个双向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引不引，一方面是人家来不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出台更好的政策来吸引国际人才来中国发展，国际人才怎样能够有更强的意愿来中国发展。这个条例只能说解决了现在很多外国人永久居留权的落实，同时把一些我们之前可能政策没有触及到的，对中国经济社会贡献比较大的人，囊括到永居申请范围里面，但实际上能不能真正解决我们人才缺乏的问题，目前来看并不乐观。但是有很多国际人才还是希望来到中国发展，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更多途径，并不一定是永久居留，可能还有比如工作签证的便利化，商务商贸签证的便利化，能够让他们来到中国有更好的合作和发展。凤凰网：引进国际人才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说一个条例就能够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很多的配套机制。李庆：对。凤凰网：您认为现有条例是否有需要细化的地方？比如来华外籍人士增多后现有的社区管理如何调整？李庆：这和我们国家立法的特点有关，我国立法都相对宏观，大面进行描述，不会具体到管理的细节上面。我们在后面的细节上会有一些自己的配套措施，一般称之为实施细则，这块就需要进一步调研和了解，更广泛地吸纳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从我们国家的法律编辑框架整体来看，条例的问题并不是太大，更多的是今后如何具体实施和落地，这其实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现在很多人所担忧的一些问题的。其实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在华人员管理还是相对比较严谨的，有的时候因为过于严谨可能还会给外国人造成一定的困扰，比如我们对于外国人入境管理的第一项就是住宿登记，住酒店的由酒店代为登记，但住朋友家的则需要去片区派出所进行登记，一般情况下中国人自己对于自己片区派出所都不一定熟悉，但外国人就需要先去派出所进行登记，其实现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和APP实现定位打卡来做登记备案，后续可以对外国人员进行电话或者实地的抽查。也有很多地方对住宿登记制度和证件的使用进行了优化和创新，包括义乌的外国人友商卡等。条例对普通人影响十分有限凤凰网：很多网友想问，这个条例通过之后，会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李庆：影响很有限，一方面数量上很少，即使这个条例出现之后也不会有突飞猛进的增量，所以在整体数量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大家也不会有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说忽然一下来了很多外国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永久居留吸纳的人是高层次人才，而这个数量是很少的。第二，从经济发展来看，虽然我们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国际化发展水平非常高，很多外国人来中国一看说，中国哪里还是发展中国家，明明就是发达国家或者是超发达国家，但实际上其他很多省市的发展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而且在这些省市里面，能够真正见到的外国人也很少，有的地方可能个位数、十位数的情况都存在，真实的影响都是可以想象到的。而他们这些人对于我们国家很多产业是有支持力度的，人才就是一种载体，有的人有资本，有的人有专利，有的人有技术，只有他这个人来了你才能用。所以总的来说，公民的生活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之前也一直在说，永久居留解决的是我们在很多尖端领域，或者是一些国际化层次比较高的产业领域需要的人才短缺问题，而不是用来弥补人口发展的，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千万不能把永居条例跟计划生育绑定在一起，一方面它担不起这个责任，一方面它也弥补不了这么大的人口，我们想吸引也不可能一下子能够吸引三千万的全球高层次人才，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对于婚姻这一块做几点补充，一个是我们为了吸引国际人才，需要配套机制。亲属移民本身所关注的对象就是配偶和子女，是法定的直系亲属，这是世界各国都通认的，很多网民说的七大姑八大姨并不在考虑范围当中。条例当中明确规定60岁及以上在国外没有其他直系亲属投靠的，才可以投靠在中国永居的这些人，就是他的父母如果在海外没有其他直系亲属可以投靠才能来，是有前置条件的，并不是随便七大姑八大姨都能来，这块很多人有很大的误解。第二就是你如果想把国际人才留住，妻子子女按照道理来说也应该陪在他身边，要不然他这个人也不会在这里待，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得不偿失的，虽然短期内有一定的效率存在，但长期来说，还是处于人才流出的情况。第三，我们确实还存在一部分跨国婚姻是在边境地区或者是一些其他区域不太合法的存在，这是部分中国人实际面临的问题，这些人的婚姻怎样能够在中国得到一个良好的保证，从人权或者是人的本性来看，都是需要考虑的。我们在这个考虑过程当中也有很明确的要求，就是年限必须是结婚五年以上，在中国居留时间必须达到三年四年，然后需要有自己可以负担生活的经济支持，还要有一些必要的生活保障才会予以办理永居，而不是说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然后来到中国这个家庭里面，再给你办永居，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其实要求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大家还是需要多去了解这些要求都是怎样来阐述这些问题的。因为我们在立法上一直都是宏观表述，就会让大家有很大的担心，如果有后续的实施细则的解读，这些担心或者顾虑就会消减。不能因为一些负面情绪对条例整体否定李庆：理性的担忧是非常值得借鉴的，这个事情毕竟还是需要群策群力，既然需要完善，就需要吸纳更多的观点进行补充，有的可能就会体现在条例里面，有的可能就会吸纳在实施细则里面，这些都是后续的具体工作。不能因为一些负面情绪而对它整体进行否定。政府还是需要更多地宣传、解读，因为移民这个词在中国时间并不特别长，从我们以往对于移民的认识来说，大部分都发生在国外，对于中国的个体移民来说，都是中国人走出去，我们真正来面对外国人走进来这件事，还需要更多的解释说明，然后有更加明确的数据展现，以及更加真切的案例来体现，来消除大家的顾虑，同时也要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我们所说的这件事究竟是什么事，而不是跟其他一些关系不大的事情挂钩，还是需要更加理性的去看待。
2020年3月10日 -
梁建章：移民政策与生育政策改革哪个更紧迫？
专家简介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最近，司法部全文公布了《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在社会各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该《条例》迅速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肯定，但网上也出现了不少反对和误解的声音。很多人习惯将永久居留权称为“绿卡”，这显然是受到了美国制度的影响。但有意思的是，以往国人如果对美国“绿卡”制度发表评论，通常都是抱怨门槛太高导致难以申请。可如今面对中国的“绿卡”制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却是抱怨门槛降低，担心会导致大量外国移民涌向中国，从而挤占原本有可能属于自身的资源。那么，《条例》中规定的门槛到底高不高呢？仔细阅读全文的话，会发现绝对不低。比如外国人要想选择投资移民的话，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在中国境内投资折合人民币一千万以上”，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这一金额要高过很多发达国家的标准；又比如，如果选择技术移民的话，要求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者从国际知名高校毕业，在中国境内工作满三年，其间实际居留累计不少于一年。总体而言，中国“绿卡”依然处于世界最难申请的行列，区别无非是从过去的近乎不可能，逐渐放开到有可能实现的高门槛。实际上，在中国推出《条例》之前，早就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和生活。问题在于，由于当时的永久居留权可望不可及，导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享受社保和医保，无论个人购房还是子女入学都会遇到很多麻烦，甚至购买飞机票和高铁票都要比普通的中国人复杂很多。《条例》的出台，既是为了降低这些本不该存在的麻烦，同时也有利于对在中国长期居留的外国人进行规范管理。移民的悖论或许是由于传统思维和个人立场的缘故，很多人仍然会对将永久居留权授予外国人这件事心存抵触，并且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有人会问：计划生育还没有放开，怎么可以给外国人永居？户籍政策还没有取消，怎么可以让外国人永居？儿女们上名校那么难，怎么可以让外国人永居？大学生们找不到工作，怎么可以让外国人永居？房地产贵得那么离谱，怎么可以让外国人永居？国内还存在贫困人口，怎么可以让外国人永居？以上提到的很多问题的确存在，但是，在国内的社会问题尚未完全得到解决之前，是否就不能向外国人开放永居呢？其实两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更有甚者，还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声音——中国的男性人口本来就比女性多出那么多，现在再来一帮外国小伙子“抢”老婆的话，国内的光棍会不会变得更多？对于这种并非纯粹出于玩笑的态度，我倒是想反问一句，那为什么不允许更多的外国女性获得永久居留权呢？人口是负担还是资源其实，以上提到的很多担忧，都是过度考虑可能存在的消极因素，却对蕴藏的积极因素选择性无视。至于这些逻辑在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默认来华的外国人都是来瓜分存量资源的，却忽视了他们有可能为增量资源做出的贡献。其实，这种想法就和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错误一样，始终把人口当成一种负担，而不是作为资源来加以重视。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决定了政策导向上的区别。如果是负担，那么当然是越少越好。但如果是资源，就应当是多多益善。打个比方，中国目前需不需要优秀的高科技人才？单就这个问题而言，相信所有人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既然需要，又何必太在意英雄的出处？是本土人才固然好，是归国留学人员也不错，要是华侨回来报效祖国更是一段佳话。那么，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吸引那些金发碧眼的科技人才呢？ 如果《条例》有助于引进更多优秀的外国创新人才，那么中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可以得到大大增强，在国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仍然会令大量本土人才受益。同时，这些高科技人才所缴纳的税收，也有利于充实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开办更多的学校，建设更多的医院，包括给更多的贫困人口提供支持。说得直白一点，中国从这些外来人才身上赚到的东西，要比给予他们的多得多。全面清理超国民待遇其实，很多人对于《条例》的反感，并非完全想不明白这些道理。只是外国人永久居留权这个话题，引发了人们对于现有的生育、户籍以及涉外政策的思考，并且将部分不满情绪直接指向了《条例》。比如很多人最担心的就是，如果有更多的外国人获得永久居留权，会不会造就更多的“超国民待遇”。以户籍政策为例，一个普通河南人在北京工作三十年，也难以取得当地户口。如果换成一个荷兰人，通过《条例》轻松获得比河南人多得多的权益和福利，民众当然无法接受。还有在高校里面，外国留学生经常拥有比本土学生好得多的条件，也是很容易引发不满的现象。我们对此的态度，当然是反对任何歧视政策和超国民待遇。但我们也并不认为《条例》会让问题变得更悲观，恰恰相反，如果所有事务都有法可依的话，会更有利于实现公平公正，让“永久居留权”成为“国民待遇”的同义词。比如原先在有些部门那里，觉得必须给外国人提供不见于明文规定的好处才算是对外友善，那么在《条例》出台之后，按照规定授予对方永久居留权，本身已经是最大的优待，没必要再施加那些会令国人感到不公平的额外恩惠。《条例》的出台，应当成为在国内全面清理“超国民待遇”的一次重要契机。还有很多人担心，一旦移民政策放开之后，会不会出现很多外国混混专门来中国骗取社会保障？那么，不妨对照一下目前《条例》中的规定，看看哪些低素质人群能够达到其中的高门槛？至于有些人担心的外国人通过“假结婚”方式获得永久居留权，其实仔细看一下《条例》第十七条，发现即便和中国人结婚之后，也必须同时满足“婚后已在中国境内与配偶共同生活五年”、“每年实际居留累计不少于九个月”、“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等多项条件，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般轻松。实际上，《条例》所出台的标准，非但事关永久居留权，同时也在为各部门引进外来人才时提供重要标准。用这些硬性指标来衡量，恰恰能够排除那些鱼目混珠的“外国伪人才”。更进一步来看，随着《条例》的出台，以及国家移民管理局的设立，中国未来在引进更多外国优秀人才的同时，势必对于非法移民以及违法犯罪的外国人加大打击力度。在这个问题上，有《条例》要比没《条例》好。当然，目前的《条例》的确可能不完美，所以才需要对外征求意见。与其在还没看全条文之前就高呼反对，不如从头到尾好好阅读一下，看看有哪些漏洞必须在立法和执法层面予以弥补。比如既然学历会成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重要标准，那就更需要对外国留学生的入学标准严格把关。总之，如果能够有更多措施来清除那些“外国伪人才”，那么对于经过筛选的外国真人才，大家是否欢迎呢？如果是，那么我们现在应当做的，就是尽量对《条例》进行完善而非彻底否定。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既需要引进人才，更要靠放开生育人们对于《条例》的质疑，还有历史因素的羁绊。因为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阻止了数以亿计的本民族的婴儿出生，现在却允许外国人获得永久居留权，这让普通民众情感上难以接受，很多人甚至认为这样做是要“腾笼换鸟”。但在现实的情况下，我们既需要生更多小孩，也需要引进更多人才。要解决国内现存的大部分问题，最终都要依靠更多的人力资源。引进外国人才，可以为中国补充部分人力资源，进而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在这方面，美国已经提供了很多成功经验。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人口最多的，而移民占据了人口中的相当大比例。历史上，美国就是一个建立在移民基础上的国家，而且移民现在更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其获得的创新专利量占据了总量的1/3。移民创业发挥了经济加速器和科技加速器的双重作用。在美国，移民创建了占总量1/4的高科技公司；美国市值前50名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共同创建的；在硅谷，36.4%的人口出生于国外。中国要创新发展，尤其是要在世界创新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需要开放的土壤，要把人放在第一位。不只是让人来工作，还要让他们愿意来这里安居乐业、繁衍后代。由于选择性差异，移民一般会更愿意冒险、更勤劳、更具创新力。引进外国高层次人才可以在我国科研、教育、产业创新等各个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并促进国际化。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有更多的国际交流，也有更多更好的英语人才和英语环境，需要更加开放地容纳海外人才。更多相同和不同背景的人才集聚在一起，就会有更旺盛的创造力，就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就会带来更高的效率。由于世界上的高技能人才数量很少，而且会来自于很多国家，所以这类移民在中国不可能形成足以威胁主体人群的社区规模。当然，中国不可能直接照搬美国的成功。即便《条例》对放宽移民有所帮助，但中国几乎是唯一一个不能完全靠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实在太大，即使《条例》把移民的门槛从投资1000万降到了100万，把学位从博士降到了学士，也无法从世界各地引进足够多的移民来弥补中国人口的巨大缺口。实际上，相对于中国现有的14亿人口，未来的移民占比会很小，不会产生外界目前担心的种种巨大冲击。真正需要思考的，倒是如何帮助这些移民更好地融入中华文明，曾经在网上成为笑话段子的“汉语托福”，未来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衡量标准。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看，没必要过度担心外来移民会冲击本土文化，反倒是可以借此让中华文明获得更广泛的影响力。无论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国力竞争还是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还是对其拥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人民。我们认为，生育政策改革比移民政策改革更加迫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去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比上年减少58万。这是继2017年以来，出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去年出生的二孩中有一半以上，还是靠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如果去除暂时性的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1.1的生育率，就是平均每个妇女只有1.1个小孩，意味每代人会将近减半。中国的新出生人口未来几年将会断崖式下降到1000万以下，由此带来的老龄化和创新规模效应的削弱，将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隐患。由于中国长期的低生育率，中国未来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危机。这显然是目前考虑对外放开移民的重要原因。但相比之下，尽快放开生育政策才是更重要的决策。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人丁兴旺，人丁兴旺主要当然靠自己多子多孙，同时也要广纳天下人才，两者一点也不矛盾。所以，既然外国人永久居留权的改革已经进入议事日程，那么，完全放开生育限制的日子是否也越来越近了呢？文章选自绕梁说，2020年3月6日
2020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