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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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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疫后期经济的反弹力度取决于这两个方面
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多国蔓延，给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疫情将给财政、金融、产业等诸多方面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2020年3月5日，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举办的线上经济论坛中，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李稻葵分享了他的观点。他表示，疫情如果应对得当，它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是可控的。他认为，疫情以后，经济会出现反弹，反弹力度、大小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心理的修复，一方面取决于当前潜在的压力有多大。 李稻葵将整个疫情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医学方面，在医疗健康体系里面，集中精力严防、严控。目前，从各种指标来看，都在逐步逐步的向好； 第二阶段的关键是复工复产，现在看来复工复产在制造业建筑行业、交通运输行业，进行得还是不错的。“我们现在正处在复工复产阶段，这个工作如果做得好，能够大大的减少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它的效果会比任何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得更及时。” 第三阶段主要的挑战是社会心理的修复。他表示，经过这一场疫情，老百姓可能会很担心自己被传染上，因为刚刚判断这次疫情不可能像非典一样，数字马上归零，而可能是循序渐进，国内数字比较好了，但是美国和欧洲的数据可能不太好。“如果第三步棋能够走得比较好，全年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应该说能够有一个保障。” 谈及疫情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影响。李稻葵说到，“我相信再过三、四、五、六年回头来看，这次疫情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一个拐点，我们判断是政策取向的一个拐点。”他表示，过去这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似乎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最近一两年，尤其是2019年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了需求侧，尤其是长期的需求不足，反映在住房，反映在汽车等方面。 他认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不是简单的降低杠杆率，中国宏观储蓄率比较高，是美国的三倍，宏观杠杆率就应该高；日本储蓄率比我们低，杠杆率比我们高。在这个高杠杆应该有一个流动的机制，不良的资产通过正常市场经营能够退出去和排出去，新的杠杆能够上来，这是一个政策思路的改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文章选自封面新闻，2020年3月6日
2020年3月10日 -
薛澜：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
专家简介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的现有社会状况的描述,全景地勾勒出目前我国危机形态的特点,并因循社会、组织到个人的逻辑过程,揭示社会转型期我国危机事件高频发生的潜在诱因,说明危机事件的常态性以及进行危机管理体系建设的紧迫性;最后,在解析我国现有的危机管理理念和系统设置的基础上,结合发达国家的危机管理经验提出建立我国危机管理体系、实现"危机管理常规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危机管理 社会转型期 中国 社会危机事件 危机管理常规化 管理理念 政府形象 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有效、及时、和平地处理各种类型的危机事件已经成为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挑战，如何处理好社会危机事件将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和良好形象，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一、概念界定:危机与危机管理 (一)危机 本文把所探讨的危机界定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事件的决策环境相对于政府的常规性决策环境往往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情境，是各种不利情况、严重威胁、不确定性的高度积聚。实际上，对于危机事件的认知与界定，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分成不同类型。 从抽象特性上来看，危机事件一般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突发性和紧急性:组织所面临的环境达到了一个临界值和既定的阈值，组织急需快速作出决策，并且缺乏必要的训练有素的人员、物质资源和时间。 (2)高度不确定性:事件的开端是无法用常规性规则进行判断，而且其后的衍生和可能涉及的影响是没有经验性知识可供指导的; (3)影响的社会性: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其影响和涉及的主体具有社群性; (4)实质是非程序化决策问题:管理者必须在有限的信息、资源和时间(客观上标准的“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寻求“满意”的处理方案，迅速地从正常情况转换到紧急情况(从常态到非常态)的能力是危机管理的核心内容。 (二)危机管理 对于危机管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危机管理包含对危机事前、事中、事后所有事务的管理。危机管理的任务是尽可能控制事态，在危机发生后把损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事态失控后要争取重新控制住。就其本质而言，危机管理是一种非程序化决策，这类决策极为复杂而困难，往往关系到组织的安危。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做到如下方面:移转或缩减危机的来源、范围和影响;提高危机初始管理的地位;改进危机冲击的反应管理;完善修复管理，以能迅速有效地减轻危机造成的损害。 当然，除了基于时间发展脉络的基础作为建立现代危机管理体系的分析框架外，还可以根据危机基于管理学上的本质特征选择组织行为分析框架(危机中的主体行为分析)和决策过程分析框架(危机决策流程)进行辅助分析，这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危机的诱发根源和危机管理的战略要义。二、中国转型期的危机形态:危机事件高频发生 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改革已进入社会结构的全面分化时期，改革开放触及到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社会制度系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家庭制度)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变迁，在社会发展序列上恰好对应着“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在这样的变革过程中，利益和权力将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转移，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也就存在形成不同危机的可能。就现实观察而言，我国转型期的危机形态总体上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危机事件涉及的领域多元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不仅接连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而且随着社会的转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危机事件。 在经济领域里，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到位、农村发展不足、移民安置不当等因素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常有发生。在政治领域，由于转型期我国政府职能的界定尚未完全明晰，腐败渎职现象严重，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厦门远华等一批大案要案，更是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在司法领域，“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以及执法犯法等司法机构腐败滥用职权、有案不立、重罪轻判、裁判不公、执行不力等现象，很可能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在国际上，中美撞机事件、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国客车从吉尔吉斯回国途中被烧毁多人遇难等事件，都预示着中国有可能面对种种外交危机和跨国危机。 (二)危机事件呈现高频次、大规模 近几年我国发生多起严重的安全事故，尤其是矿井重大安全事故接连不断，特别是同构性的重大事故的接连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阴影。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介绍，我国现正处于第五次安全事故频发高峰期。与此同时，各地严重的治安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地区性的恶势力有所抬头。而且，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头目往往有“保护伞”、“黑后台”，甚至有执法机关人员通风报信、协助作案。此外，在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群体性冲突中，参与及波及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三)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危害性加强 据信访部门调查，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幕后有人策划、煽动和组织，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更是如此。随着组织性趋向明显，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持续性和反复性的态势，闹事方式不断升级，规模不断扩大，对抗性不断加剧。日益增多的各类群体型突发事件不仅交通要道受堵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这些行为的出现，无形中破坏了社会整体的行为程序，具有十分危险的群体行为误导可能性。一旦社会的安全管理体系出现失控(诸如民用爆炸品、枪支的管理)，发生类似石家庄、陕西横山爆炸等惨案，其后果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四)危机波动方式多元，震动频度增大 由于目前危机事件的发生往往涉及社会不同利益群体，敏感性、连带性很强，聚集效应明显，而且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传播渠道多元化，国内外各类反动势力有机可乘，利用我国政府旧有的处理方式和群众心理，在各类高科技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制造各种谣言惑众，煽动群众采取过激行为。尤其在各类民族问题以及邪教的处理问题上，分裂势力和邪教组织往往利用网络，散布反动言论，组织地下非法活动，唯恐天下不乱!。着危机波动方式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危机事件可能引起的震动频度明显增大。 (五)危机事件国际化程度加大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危机事件的发生也具有了一定的国际互动性，这增加了危机事件的应对难度。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广泛，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变化都会程度不同地波及到我国。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一些利益集团和组织利用非军事方式和手段，对敌对方的一些战略目标进行非常规袭击，这种现象引起了国际军事理论界和安全专家的密切关注。 第二，随着与外界交流的增强，国内的极端个人及组织往往与各类国际反华势力紧密勾结，互为呼应，严重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第三，随着中国的稳定发展，中国公民在境外的人身、财产安全也常常受到威胁，成为各类恐怖主义直接或间接的目标。三、我国转型期危机频发的诱因 对于我国进入危机频发期的原因，我们将因循社会、组织到个人这样的逻辑过程进行分析。在社会的分析层次里将具体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角度;由于我国为政府主导型社会，所以将组织的分析主要局限在政府，并将其归入到政治体制里一并考虑;对于个人视角，我们将基于人性中的挫折—攻击理论和曲线，对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不满意程度进行刻画，诠释可能的危机诱发路径。 (一)社会及组织层面分析 1.经济发展具有不均衡性。改革以来特别是在9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收入的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全民“分享型”或“共享型”增长到“部分获益型”增长，从全民“非零和博弈”增长到“零和博弈”增长"。在国家范围内，人与人、人与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围绕各自的经济利益在市场逐渐成熟的过程中，资本市场的集聚效应作用日趋明显，地区及个体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这主要体现为: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其次，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第三，从国际形势来看，旧秩序与酝酿中的新秩序的相互并存和矛盾冲突，使得全球经济格局中内含了极大的结构性张力和紧张;第四，在目前发展格局中，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也日益成为增长的瓶颈和社会不稳定的基础燃烧物质"。 2.政治体制改革有待深化。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及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交互作用造成的传统权力结构畸变和传统权威模式的失效，使得旧的政治社会体制控制宏观、协调矛盾、平衡冲突、扼制腐败的主动性和能力有所减弱，于是危机的出现就具有了体制性的诱因。 首先，虽然行政观念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效能的提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行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方式和行政思维模式仍有待于进一步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接轨。其次，来自信息技术的挑战与机遇也对我国公共管理的实际运作方式和根本民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市场化浪潮的兴起对公共管理本质的冲击和全球化对公共管理范围和结构的影响。第四，“非正式规则”的存在使得立法和司法过程存在着缺陷，行政和司法领域的腐败加剧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迅速滋生和发展。 3.传统道德文化体系的失稳。由文化矛盾引发或支持的冲突和危机，其根深蒂固性和持久性要远甚于其它原因直接引发的危机。在经历了西方社会发展的冲击和建国后的几次文化变革中，传统的孔儒思想体系说教功能逐渐弱化，出现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教育发展滞后，社会道德、公共伦理出现失范，腐败的社会风气使道德基础发生动摇，网络时代的生活方式已经严重冲击着旧有的道德规范体系，道德虚无主义情绪逐渐蔓延。严重的规范缺失和规范偏离、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了人们在不断出现的新的行动内容和选择标准面前缺乏必要的规范引导和约束;既有的规范系统在急剧变迁的社会生活之中的紊乱，也造成了人们在具体行动中的严重偏离和越轨。 我国目前可能存在的社会组织层面的危机引致因素决定了在今后的一段时期，我们必将面对各方面的危机。从诱因来看，危机的实质就是潜在的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积聚激化后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冲突的人群试图通过非常规或极端的方式，促使有关政府部门解决没有预见或长期无力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看，我国目前危机事件的主体性质为非政治性，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对社会公民权和利益的维护，关注弱势群体，寻求社会平等，但也不能排除具有一定政治目的或寻求某一社会利益集团局部利益的行为动机。 (二)个体行为层面分析 在民众间对于社会稳定的整体局势的主观看法上，社科院“我国社会稳定形势研究课题组”、中纪委的调查以及中央党校课题组对地厅级党政干部的调查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腐败、国有企业、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等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社会个体的满意调查结果显示，对社会生活不满者(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以及满意者(指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比例都在增加，出现“两级同化”趋势。就具体群体而言，对社会生活满意度最低的群体包括:下岗失业人员(就业角度)、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角度)、收入水平下降的人群(收入增减角度)、处于壮年之间的人群(年龄角度)、下岗工人和非技术工人(职业角度)、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被访者(文化程度)。 尽管我们大体上满意的人群要多于不满意群体，但是在绝对数量上仍然十分庞大，而且主体都是可能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此外，在社会机制运作中，这一部分弱势群体不仅是在经济生活中处于底层，而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参与程度也很低。在无法感知自身境况改变的希望下，尤其面对中国媒体受政府主导的运作方式以及非制度化渠道的匮乏，这些充满不满情绪的个体就会变成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燃烧物质”，在一定的突发事件“导火索”作用下，就可能发展成为破坏性的社会危机。四、中国危机管理现状分析 为了最大程度地限制和避免公共紧急状态给民众的生命和财产、政府正常的管理活动和社会的基本秩序所造成的危害，世界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对策来处理与状态有关的危机事件，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立法、完善机制、机构建设等几个方面，而目前我国在旧有体制下成长的传统危机管理模式在这几个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因而很难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事件的全球性危机。 (一)中国危机管理的立法现状 为有效应对各种危机事件，世界各国首先开展的工作就是制定相关的法律，统一规定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中的职权和职责，确定依法对抗紧急状态和危机情境的法治原则。有的国家(如土耳其、加拿大)制定了对付各种公共紧急状态的统一的《紧急状态法》;有的国家成立了处理各种紧急事务的国家紧急事务管理机构——如美国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而我国目前对公共紧急状态和危机情境的对抗手段比较分散。从立法角度来看，我国先后制定了对付社会动乱的《戒严法》，对付重大自然灾害的《防震减灾法》、《防洪法》和《消防法》等，不过这些法律本身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部门管理的色彩很重，在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应对上也存在协调等多方面的问题。同时，我国也没有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制定长期的反危机战略和应急计划，使得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级政府的危机预警能力和相互之间的协同能力较低。 (二)危机管理的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 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是危机管理中两项最基本的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由于公共紧急状态给民众生命和财产所造成的损失和给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的巨大破坏。其中，预警机制可以帮助政府对分阶段期间内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危机事先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并做好应急准备，选择最佳应对策略;快速反应机制则可以增强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中的能力，同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政府在公共紧急状态时期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国家紧急事务管理机构，不能把危机的前期控制过程纳入政府长远的战略目标、规划与日常管理中;政府也没有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高度制定反危机战略，导致政府很难发现危机发生之前特定潜伏期的种种外部表征，而在危机爆发后处理过程中政府往往仓促上阵，形成撞击式的被动反映模式。同时，我国目前对危机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也不能完全适应危机管理件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危机管理各部门彼此独立，政府对单项危机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比较强，而对需要各种资源协同运作的复合型危机的快速反应的效率比较低。 (三)危机管理的综合协调机构 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事件，最为关键的就是建立核心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机构，专门应对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目前发达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建立适应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和危机应对机制，囊括和涵盖了国家安全和危机的界定、预警、智囊参谋、决策和执行等机制和相应的部门，其体制内的人、财、物也都有相当充分的保障。在处理实践上，各国有着诸多的历史案例(如古巴导弹危机、各类生物疫病危机等)。 我国在国家层面的实际运作上，至今仍缺乏具有会商决策功能的综合体系和综合协调部门，也没有建立起处理不同危机事件之间的协调机制，一旦需要动用各方资源的重大危机爆发，或是多种危机事件并发，可能会使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中的政策不能很好地加以协调，从而严重地影响政府处理紧急事务的效率。同时，由于目前政府实际部门设置中并没有专门的应急处理危机的综合性管理部门，决策主要由相应的行政领导决策，往往存在地区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迟报、漏报、甚至瞒报紧急重大情况和事件的情况比较严重。 (四)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应对能力 危机实质是对一国社会应对能力的综合考验。美国社会在“9·11”事件中表现出的内在有序和恢复能力，不仅仅来源于其法治化程度，也取决于政府对全民危机教育的重视。在美国，紧急事务管理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新学科，在灾难防治与紧急应变上发挥极大的功效。而在中国，我们的公民素质教育体系、公务人员的培训系统、危机意识和实际应对能力的训练都十分匮乏，更无从谈及其中危机状态下的心理防范、法律救助和心理援助。一旦发生危机，组织和个体的危机应对大都依赖于本能的自我反应，连自身的生命保护都很难实现，灾难程度常常急剧蔓延。 (五)危机管理中的信息披露机制 危机事件所涉及的公共信息不同于国家安全信息，应该及时、公开、透明地披露，降低公众获取信息的成本，稳定公众的信心。全球化和信息多元化使得政府对信息来源渠道的控制减弱，如果政府在危机事件发生时，若仍采取传统的“外松内紧”的宣传策略，容易使自身限于被动。然而，我国现行的媒体政策受现行的法规、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制约，在危机报道方面存在以下两大问题:其一，有些灾害发生地的政府为自己开脱责任和逃避法律制裁，阻挠媒体公正介入事件报道，不让公众了解危机事件真相。其二，在危机事件的报道中部分媒体出于对商业利益的追逐，人为制造热点、炒作新闻。上述问题要求建立政府与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既保证媒体的新闻自由，又能保证政府对其进行必要的管制。五、中国亟待建立现代危机管理体系 借此次非典型肺炎事件之机，参照国际经验和美国“9·11”事件的发生，并结合我国现实，我们建议:政府应当从法律、机构、人员、社会意识、民众技能等多个方面，从危机的预警准备、危机的快速反应、危机后的学习等不同环节，加快我国现代危机管理体系建设，增强社会整体的危机意识、自学习能力及自我适应性，构筑一个从政府、军队、媒体到民间组织等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综合性的危机应对网络，做到危机管理常规化。 (一)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形成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各级政府首先要从关系党和国家进一步生存发展的高度认识危机管理的重大意义，“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保持敏感度;同时要根据时代发展，及时了解非传统威胁形成的各种可能(尤其是要清醒看待各类事件的联动性和个体及各类极端组织可能对社会形成的破坏力)，实时调整、更新危机应对战略。 (二)尽快建立常设性的危机管理部门，制定权责明晰的危机反应机制 在国家层面上尽快建立具有会商决策功能的综合体系和常设性的危机管理的综合协调部门，协同各方面专家，对各类危机事件进行划分总结;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上制定长期的反危机战略和应急计划，在地方各级层面上也应相应地设立相关部门。在反应机制中，对于发生的危机事件，要设立第三方性质的独立调查制度，公正甄别事件诱因;同时要保持适度的新闻自由度，建立有效的公共危机沟通机制;改革各级政府信访机构职能，在机构实现一定程度的纵向设置，切实发挥社会稳定安全阀作用。 (三)开展危机管理素质教育，增强社会应对能力 我们必须重视全民的危机管理教育，一方面尽快开展在公务人员中的危机应对情景训练，这一点可以结合目前正在大力推动的公共管理硕士职业教育进行推广;同时对普通民众开展危机应对教育，了解各种灾难发生的科学过程，掌握一定自我保护的方法，增强危机应对能力。 (四)加强政研合作，大力推进危机管理研究 我国近几年在现实的触动下才开始对危机管理有所引入，自身的研究十分匮乏，这就需要各级部门要尽快推动有关危机管理研究，其中重要的是各级政府能够和适合的科研部门进行通力合作，选择实际案例，建立各类危机事件的案例库，并从理论总结到实践操作全方位寻求符合我国国情、政情的解决方案。尤其对于西方国家众多历史实例要深入剖析，着重观察总结美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从不同角度跟踪收集。 需要强调的是，危机管理体系的形成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安然无忧，长治久安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公共治理结构的优化。所以危机管理的最佳途径是优化程序性决策从而有效避免危机的发生。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中，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增加综合性社会发展要求，减少单纯的指标性要求;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切实实现各级政府运作的公开化、程序化、透明化，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加快公共治理结构的优化。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20年3月6日
2020年3月10日 -
王辉耀：事关重大，中美两国有充分理由搁置分歧
文 |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2020年3月10日 -
张燕生：中小微企业涉及千万家庭生计，不能简单强迫停业停工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核心观点观点一：在大城市发生一、两个输入型病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因此叫停所有人的正常生活。小商小贩小业主能不能开门涉及到诸多家庭的生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的理念要落地，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强迫他们停业停工停学，而是要尊重抗疫常识、尊重科学规律、尊重基本逻辑。观点二：基建投资在疫情结束后会发挥重要作用，基建的下一个方向是畅通“毛细血管网络，即畅通城市群不同城市之间的快速轨道交通。观点三：中小微企业如果大面积倒闭，银行也会承受冲击。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救中小微企业，也是救自己。但必须明确，这是短期的、临时性的救市措施，与正常的银行中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不同。观点四：今年的经济肯定是不会太好，读研究生相当于就业延后两年，等经济好起来再出去工作，或者说等技能能够更加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再去工作。它完全是一个适应性调整的政策，对个人也是权宜之计。观点五：短期局部发生的突发性疫情也会推动区域和国际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前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科学抗疫、有序复工、保障民生要兼顾金融界：您预计此次疫情对我国经济有多大影响，这个影响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消退？张燕生：疫情的总体趋势向好。从数据来看，截至3月3日，全国的新增病例大幅度减少，已经降到128例。有27个省市的新增病例是零，湖北除武汉有111例外，地市州只有黄冈2例，荆门1例。浙江有7例境外输入病例，丹东有3例，浦东1例，总体趋势向好。目前有两个问题要处理。一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好科学抗疫和有序复工的关系。已经有27个省市零新增了，有病例的主要是输入型。那么在当地零新增的情况下，有序复工应该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过渡期，即经济、社会、文化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化？二是怎么控制输入型病例。我们要利用大数据、透明度、专家判断、输出与输入地主管部门密切合作，进行输入型疫情的风险点控制。风险点管理是什么概念呢？像2000万人口的北京，一个输入型的案例并无必要引起所有人的恐慌，而是与病例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停止工作接受隔离观察，其他人生活照旧。在大城市发生一、两个输入型病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因此叫停所有人的正常生活。小商小贩小业主能不能开门涉及到诸多家庭的生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的理念要落地，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强迫他们停业停工停学，而是要尊重抗疫常识、尊重科学规律、尊重基本逻辑。也就要求我们的执政者、管理者和各级各部门政府的同志们的工作要做得更细更科学更合理。有接触嫌疑那就控制住，没有的话可以正常生活。如果每一个环节都能像这样运转起来，那么很多地方都可以正常化了。科学抗疫、有序复工和保障民生要三者结合，要同时做好。现在，政府更多的精力放在科学抗疫上，而复工复产的措施却总是不落地。道理很简单，出现一个病例是会影响官员的乌纱帽的，但复工的延缓并不影响他的仕途，至于保障民生，那就更不会受直接影响了。疫情是局部和短期的，但面对它的方式，可能会决定我们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是低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还是保持传统经济体系，是习惯行政化治理还是探索法制化、国际化、现代化的治理方式，是过去的政府职能旧模式的延续还是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模式的开始，这是最考验人的变革动力、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 基建的下一个方向是畅通“毛细血管网络金融界：之前您提到基建投资在疫情结束后会发挥重要作用。请您展开谈一谈。张燕生：基建投资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骨干、架构以及四梁八柱都已经搭好了，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是在于畅通毛细管网络。金融界：毛细管？张燕生：毛细管是什么意思呢？我举单的例子，我们可以坐飞机到广东，但是到佛山、东莞、中山等大城市，都要坐汽车。为什么不能在城市之间建设城际快速交通网络呢？毛细管是指城中的不同城市之间的快速轨道交通。北京作为超大城市，昌平和市区为什么不能有时速是地铁二至三倍甚至更快的快速轨道交通。当四梁八柱、主干交通做成时，怎样把毛细管畅通链接中转和通行做的更有效率更加便利化，将有益于社会高质量发展。第二，现在确实存在硬件交通运输网络很好但软件跟不上的现象。软件就是管理，怎么样能提高管理的现代化水平，这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国内坐飞机，会提前15分钟关闭舱门，提前45分钟关闭值机系统。迟到一分钟则必然赶不上航班。我们可不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加人性化、便利化？飞机有没有必要提前20分钟停止登机、提前15分钟关闭舱门，最后一分钟赶上的乘客为什么不能上飞机？这就要求更灵活更有弹性更以人为本，最后一分钟上飞机的人往往是最重要的顾客，他有更大的需求。金融界：但假如我们开放了这些人性化的服务，会不会让迟到的人变得更多？反而降低了效率？张燕生：担心有些旅客会故意晚点，是低估了人的觉悟，对吗？我个人认为没有人想在最后一分钟上去，毕竟关机门，就有上不去的风险。绝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赶不上飞机的痛苦远大于冒险的快乐。绝大多数最后一分钟登机的人确实有重要的事没办法。第三，基础设施建设如何能够更现代化？这次疫情爆发后大约二三十天的时间里，人们过起慢生活了，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很多的基础设施的消耗是不是无谓的、低效的？我认为，基础设施不能光考虑修公路、修铁路、修码头，还要考虑到怎么能够让基础设施围绕着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民生发展和共享发展而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新模式和新技术的基础设施会变得非常重要。■ 银行扶持中小微企业的部分措施是临时性的金融界：现在一直在提倡银行帮扶中小微企业，我有个困惑是如果加大帮扶，把贷款力度放大的话，银行后续需不需要担心坏账问题，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怎么办？张燕生：对银行来讲，风险管理和安全保障是第一位的。一季度可能会有部分政策性贷款，并不以盈利为目的，是抗疫期间有针对性的救助性质的举措。中小微企业如果大面积倒闭，银行也会承受冲击。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救中小微企业，也是救自己。但必须明确，这是短期的、临时性的救市措施，与正常的银行中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讲，把它看作是一个出于社会责任的自愿救助行为更合适。金融界：最近宣布了研究生扩招，而且之前也确实说过，尽量避免大规模的失业情况出现。想问会不会出现规模性失业的情况？张燕生：是这样，在内需和外需不同程度萎缩的情况下，今年的经济肯定是不会太好，读研究生相当于就业延后了两年，等经济好起来再出去工作，或者说等技能能够更加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再去工作。它完全是一个适应性调整的政策，对个人也是权宜之计。■ 疫情面前，中日韩是命运共同体金融界：目前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想问一下您认为这个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去年年底都在说，有逆全球化的迹象出现，这次疫情会不会加速逆全球化？张燕生：首先，去全球化的主角是美国，曾经的全球化的领头羊。看看当前美国大选，民主党领先的桑德斯和共和党的特朗普都反对全球化。疫情爆发会进一步收缩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的相互联系。今天（3月3日）韩国确诊病例5186例，日本293例。而中国、日本、韩国是东亚生产网络的三个中流砥柱，也是世界东亚、北美、欧洲三大生产网络的中流砥柱。这三个国家供应链如果同时发生问题，那么亚洲的生产网络和生产体系就会出大问题。其外溢影响是全球化的，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日本的原料和中间产品，韩国的存储芯片和元器件，中国的需求和生产能力，很大程度上是世界不可替代的。因此中日韩之间关于疫情的防控和供应链的安全保障应该团结合作，中日韩是在同一条船上要同舟共济，区域和国际合作是会加强的。中日韩的供应链安全保障、疫情防治，以及中日韩的经济繁荣、人民幸福，实际上是共同的。因此，即使是短期局部发生的突发性疫情也会推动区域和国际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前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文章选自金融界，2020年3月5日
2020年3月7日 -
龙永图：公益慈善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人人可为
理事简介龙永图，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他是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曾作为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亲历并见证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全过程。他是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致力于让博鳌论坛成为最活跃的国际经济论坛。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博鳌论坛逐渐成为全球研究亚洲问题最权威的智囊机构和高层次的对话平台。他生于1943年，至今仍为中国经济发展不遗余力，他以自己的自信、果敢、从容与睿智，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他是龙永图。11月9日，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举行主题为“全球治理与中国贸易”的CGPI大讲堂，龙永图受邀担任本次活动演讲嘉宾，主要围绕“中美关系及全球治理”等热点问题展开阐述。当晚6时左右，龙永图为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四周年校庆致辞。其后，《公益时报》记者在贵宾休息室对他进行了专访。从下午两点开始演讲，到六点参加校庆活动，过程中间并没有太多休息时间，但龙永图还是按照约定的采访时间坐在了记者面前。他身着蓝色西装、浅色条纹衬衫，配宝蓝色领带，大气、不失庄重。尽管连续的工作让他略显疲惫，不过近20分钟的采访过程中，他听得很认真，回答得也很认真，没有丝毫不耐烦。记者很好奇，由龙永图发起成立的蓝图公益基金会为何将青少年儿童海洋公益教育作为基金会的核心项目。他说，20几岁时第一次看到大海时带给他的震撼让他感念至今，由此他也期望，让更多的孩子们感悟和领会大海的豁达和包容，从小就塑造美好的人格和品性，助力未来的健康成长。说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近20年来的发展变化，龙永图说：“只有硬实力，没有软实力，还谈不上是真正的强国。”他认为，公益慈善的全民启蒙和普及是增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慈善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人人可为。采访结束后，不知从哪里忽然涌上来好几个人，说是他的粉丝，要求合影。龙永图依然不急不恼，淡定从容地说“好”，圆了这几位粉丝的心愿，而后，大步离去。访谈《公益时报》：你发起的蓝图公益基金会主要致力于青少年儿童海洋教育、素质教育和推动教育公平。为什么要把海洋公益作为基金会的核心项目？龙永图：在我成长的岁月中，20多年的时间一直都在大山里，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当我第一次看见大海的时候，感觉大海是那么的辽阔、博大和包容，这对当时年轻的我来说，不亚于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思想上确实带来很大的震撼。后来，随着我职业的经历和事业的发展，走出国门进行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我就愈发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拥有包容的心胸和博大的格局，当他有机会走向外交的平台，他就能很好地代表自己的国家，展示美好特质，为自己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赢得认可和尊重。这是大海给予我人生的启示和感悟。中国近年来发展很快，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也进入了倒计时。同时，大家对贫困地区孩子们的成长和教育也愈加关心。过去的公益扶贫更多将着重点聚焦于硬件设施的改善，比如建设希望小学、改善和补充教学设施等等，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当下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怎样才能使孩子们具有开放包容的意识、具备全球视野等——我们更应该把重点定位于孩子们正确的价值观的建立，综合素质和思想境界的提升与进步方面。蓝图公益基金会其中的一个公益活动就是带着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去亲近大海、拥抱自然。我觉得看海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意义，除了看海，其实还有很多形式和方法来提高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综合素质。奠定了这种基础之后，不仅可以使他们自身得到快速成长，而且有可能培养出未来全面发展、素质拔尖的村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甚至是国家领导干部和具有国际视野的外交人才，这样就可以带动我们的国家不断地发展前进。所以我认为，提高我国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综合素质应成为当前教育扶贫重点关注的问题，只有国内各个方面都看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为此努力，我们的教育扶贫才可能真正成功。《公益时报》：这几年公益和商业的边界问题成为热点话题，你如何看待公益与商业的关系？龙永图：我觉得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家，一定会从不同角度关注和投入公益事业。其实公益和商业二者并不相矛盾，我们完全可以把创造了财富的企业家和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的人士予以融合，让他们就各自的想法、观念及行动方向不断进行沟通和碰撞，在彼此达成理解和共识的基础上，强强联手、互为补充。因为做公益需要专业知识和项目实施能力，需要不断地自我提升和完善；企业家也需要公益人士给予他们相应的资源对接和路径支持。公益和商业需要彼此成就。这也恰好凸显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这样一所专业院校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事公益慈善行业的人，爱心和眼界只是基础要素，他们本身更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需要掌握高超的资本运营能力，以确保有限的公益资金能够使用到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地方。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应该将小众的学习和大众的普及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不断培养专业的、高素质公益人才的同时，也有义务把一些好的公益理念进行全社会推广，鼓励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公益，共同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努力。很多做公益的人告诉我说，做了一段时间的公益项目以后，他们深有体会——很多时候，金钱并非是最重要的，最难的是如何将资金转化为有效帮助和改善受助群体生活现状的驱动力，以及未来发展的动能。我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企业家和公益慈善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把公益事业做好，做得专注、专业、做得受人尊重，真正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和信任，这样的公益慈善事业才能长久和可持续。我觉得公益和商业并非相互矛盾，而是可以很好地结合，取得平衡和发展的。《公益时报》：你之前多次表示，希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入主流。这个观点是基于什么样的认知基础？龙永图：我觉得公益慈善不应该是少数人的专利，并非好像只是有钱人才能做慈善做公益。我特别赞成公益是人人可为、人人可参与的，公益奉献的大小并非是你捐钱多少，只要你有心，哪怕只是提供一点社会服务，哪怕只是捐了一块钱，也是一种公益。公益的社会化普及是有效提高全民素质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整个社会培养互助、互爱的和谐氛围很有助力，意义非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公益要进入主流”，因为它并非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事情。《公益时报》：你认为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做哪些尝试和努力？龙永图：全民公益意识的启蒙非常重要，这也就要求我们对公益事业的宣传要广泛和及时。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至今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志愿服务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会发现，现在无论是组织马拉松比赛，或是大型的会议论坛，都离不开志愿者的奉献，他们都属于公益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用一种广义的思维方式看待公益活动，让公益事业的高度和广度更具拓展性，更凸显社会价值，这样才能让公益事业成为党和政府真正支持的一件提高国民素质的大事，而非少数公益人在做的那些简单的献爱心、扶贫济困的事情。《公益时报》：作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你如何看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这近20年的经济发展？龙永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可以说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比如说，我们的外贸出口从5000亿美元提高到现在的4.6万亿，几乎增加了十倍；我们的外汇储备从过去的4000亿美元到现在的3万亿美元；我们的国民财富积累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基本完成，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升。当年我们入世的时候，GDP还排在意大利之后，现在已经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些都是20年前我们不可想象的。我们入世之后，逐步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大国的地位，但经济大国并不是经济强国，经济强国还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所以现在中央提出，我们的经济要从高速增长逐渐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质量？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提高全民素质。因为，如果只有硬实力，没有软实力，这个国家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强国。再归结到我们刚才谈到的公益事业，如果我国公益事业能够积极蓬勃地发展，它将势必成为提高全民素质、打造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选自公益时报，2019年12月25日
2020年3月7日 -
陈文玲：尽快战胜疫情 中国优势还在
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当前，中国一手抓抗击疫情，一手抓恢复重建稳定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各地已经开始逐步推动有序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只要能够严格控制疫情，不使之反弹，在此前提下，逐步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现在已经具备了稳步尽快地恢复生产的可能与条件，必须果断进入恢复经济社会秩序阶段。有序复产复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过程中，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重中之重。保障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畅通一是必须保障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畅通无阻。其中，有像阿里、京东这样的网络销售平台这些新商业模式，商流顺畅问题不大。信息流畅通这次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尤其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每个人都有一部智能手机，都掌握信息发布平台，所以，对这场疫情，尽管待在家里，但是和外界沟通很顺畅，政令的下达也很顺畅。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往很顺畅。资本流方面，现在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想了很多办法，使资金流保持顺畅。特别是使服务业和制造业恢复生产以后，能够保证资金供应和畅通。当前最大的挑战是物流，目前总的来说是通畅的。但是，生产秩序完全恢复以后，物流环节的保障将非常关键。目前，涉及老百姓生活物流问题不大，因为近日复工复产比重不到30%。如果达到百分之百以后，大量物流将围绕进出口贸易、制造业、生产数据等需求，这时候能否保持通畅，保证各个产业的需要，保证各个行业运转正常就非常关键。总之，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畅通无阻，是稳步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非常重要的保障。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不断裂二是制造业复工复产以后要着眼于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不断裂。中国的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重接近30%，也是全世界制造业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国家，全球制造业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一应俱全，有世界上最完备的产业集群与产业体系。现在，各个国家都非常希望中国尽快复工复产，因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可替代，直接影响到其他关联国家制造业的正常运行。制造业复工复产比服务业复工复产难度更大。因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中，中国的作用最重要，比重最大，产业配套能力最强，几天内一下子恢复不太可能。所以，制造业要着眼于优先保证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中具有关键环节的企业，掌握关键或者核心零部件的企业，形成关键模块生产的制造业企业，首先保障产业链的龙头企业，或者关键企业率先复工复产。再一个就是精准施策，区别不同地方情况具体对待，像广东、上海、浙江、山东、江苏这些制造业比较集中的省市，又不是重点疫区，复工复产速度要更快一点。消费投资进出口 「三架马车」同时发力三是要消费、投资、进出口「三架马车」同时发力，努力实现中国经济全年目标和任务。如果2月底以前有80%产能恢复，虽然今年没有确定GDP增长具体指标，但是重要的是稳增长，稳预期，真正实现「六稳」。因此，尽管中国出现了难以预料的重大疫情，只要经济增长跌宕起伏不大，不出现断崖式下跌，受点影响全世界都是可以理解的，全年经济向好稳步增长也是可以实现的。今年经济增长在「三架马车」中，第一拉动力是扩大消费需求。按照习近平主席在《求是》杂志发的文章，习主席强调要稳定消费，特别是要发掘新型消费的潜力，还要发挥5G等技术创造和实现的应用场景，还有电子商务、网络销售、网络教育等等，实际上，中国消费需求会是一个比较恒定的消费需求量，不会因为疫情而大幅下降，反而会在疫情过去之后出现消费反弹。2019年中国消费量占GDP增量比重已经达到57.8%，是「三架马车」里拉动力量最强的，对GDP增量贡献占比最大。消费中，中国的旅游消费2019年已达约60亿人次，2018年55亿人次，2019年一下子就增加约5亿人次。2019年全国餐饮业消费额已经接近5万亿人民币。中国消费潜力非常大，这也是中国最大市场红利。当然春节、春运今年比较特殊，但是，如果2月底能够80%的企业恢复生产，3月份基本恢复正常生活秩序，一季度战胜疫情，中国从疫情中走出来是可能的。因此，全年的旅游消费需求，还有餐饮需求、电影消费需求、其他商品需求，这些消费需求，包括既有的消费需求、被疫情遏抑的潜在消费需求、疫情过后出现的补偿性消费需求等都会释放出来。去年国家发了4张5G商用牌照，按照国家计划6年到7年在中国实现5G的全覆盖。如果5G全覆盖，肯定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在全世界是最领先的。而5G技术又会创造出很多新的消费需求、新的商业场景、生活应用场景，又会进一步激发消费需求。中国人均GDP已逾1万美元，再有不到约2000美元，就可以进入到高收入国家水平。所以，人们的购买力水平在不断提高。消费，作为「三架马车」的增长第一动力，其增长势头还是非常强劲的。当前，要稳定消费、扩大消费、创造消费，使消费动力不减。投资，必须着眼于支撑中国未来几十年重大战略布局、经济布局和区域布局，支持那些可以支撑中国未来几十年持续发展的重大项目投资，包括软基础设施，比如5G全覆盖投资、云服务、大数据，这些占据世界科技制高点的重大项目；包括为整个中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带有引擎作用的重大项目。这些投资在疫情之后还是要加大力度，使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关键时候能够发挥关键作用。中国的进出口优势也很明显，货物进出口2013年已经是世界第一位，现在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是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个巨大优势仍然在。尽管美国现在对中国制裁和遏制打压，但是中国的优势是压不住的。疫情是短期的，是可以战胜的，不会因为疫情使中国失去贸易伙伴。只要能够尽快战胜疫情，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优势还在。消费、投资、进出口「三架马车」同时发力，是中国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也是能够实现的。文章选自明报，2020年3月2日
2020年3月5日 -
康宝莱向武汉医院捐赠200余万营养物资 共筑防疫堡垒
2020年2月25日, 中国北京——全球知名的美国营养品公司康宝莱今日宣布，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向武汉地区的四所定点收治医院定向捐赠6000罐、总价值人民币207万元的康宝莱蛋白营养粉，为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营养补给，助力疫情防控攻坚战。本次接受捐赠的四所定点收治医院包括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首义院区（营养）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截止目前，康宝莱联同其服务提供商的爱心捐款及捐赠物资累计已达474万元人民币，全数用于疫情防控工作。康宝莱近期还计划继续追加捐赠，凝心聚力抗击疫情。 康宝莱中国区总裁郭木先生表示：“疫情防控工作已经迈入关键阶段，想要打赢这场硬战，后勤保障同样不能缺位。当下，奋战在抗击疫情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工作强度大，甚至出现身体透支的现象。康宝莱此次捐赠蛋白营养粉，希望为他们提供方便快捷的营养补给，为战‘疫’工作增添力量。在此我们也向那些不舍昼夜、无私奉献的医务工作者致以最真挚的谢意。”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康宝莱迅速启动疫情防控措施，全力支持配合政府工作，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援助武汉抗击疫情。早前，康宝莱已连续两次携手广大爱心服务提供商，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向武汉市及周边疫情较严重地区进行捐款，累计捐款总额超过267万元人民币，全部用于采购医用口罩、防护服、测温仪等疫区急需的医疗物资。与此同时，康宝莱服务商还通过提供抗“疫”志愿服务、组建爱心队伍支援抗“疫”基层人员等方式，身体力行为疫情阻击战提供助力。 依托遍布全球的研发中心及强大的科研团队，康宝莱始终致力于为广大中国消费者提供可信赖的高品质营养产品，助力全民健康升级。疫情当前，康宝莱希望能够充分发挥营养专业优势，竭尽全力为战“疫”者们提供帮助，以责任和大爱，与全国人民一起打赢疫情防控战！ 关于康宝莱公司： 康宝莱是一家全球营养品公司。自1980年创建以来，康宝莱一直以优质的营养品，以及为营销人员提供成熟的商业机会来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通过其全球服务提供商，康宝莱为9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以科技为依托的优质产品。康宝莱服务提供商还深入社区，为消费者一对一进行辅导，鼓励消费者拥抱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方式。此外，康宝莱还通过开展全球项目助力消除饥饿，致力于将营养品和营养知识带到世界各地。
2020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