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
- 首页>
- 活动>
- ������������
������������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对话茅忠群』如何看待中华优秀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茅忠群，CCG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中华优秀文化蕴含着巨大能量，当中华优秀文化遇到西方文化，如何正确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寻求两者的平衡？一起来看下茅总的看法吧~1爱与幸福中华优秀文化不仅继承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还吸收了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所以，中华优秀文化走向全世界是适合的。另外，我们的文化核心不是宗教，没有排斥性，可以与世界各地文化互相融合，和谐共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西方人在品牌建设等理论上，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只要是优秀的文化、优秀的方法我们都要学习。从泰勒管理开始的西方管理发展将近一百年，确实非常好。如果没有这些管理模式，企业规模小的时候还好，企业规模大的时候根本没办法管理，所以要靠现代化的管理系统才能产生巨无霸的企业。这方面可以是“拿来主义”，当然拿来时也要结合企业、中国的实际，这个结合就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的过程。从文化角度，如何让不同国家的人也接纳和融入我们的企业文化呢？全世界有不同的文化、流派、宗教，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不同文化都提倡爱，二是全世界的人都追求幸福，都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果通过这两点，把文化理念覆盖到外国员工也是可以成功的，我们海外办事处也在做小范围的尝试，目前来看也是可以的。我们到海外，核心可以提倡爱和幸福，全世界的宗教或文化都讲爱，全世界的人都追求幸福，我们只要抓住这两点。文章选自方太文化研究院，2020年2月15日
2020年2月22日 -
【澎湃新闻】慕安会“家庭派对”温馨褪色：欧洲对美国说“我们不一样”
当地时间2月14日至16日，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如期召开，但今年西方世界这个“家庭派对”早已褪去了其乐融融的温馨气氛，这个“大家庭”摊上了大麻烦。 与去年中规中矩的“全球拼图：谁来拼起碎片？”相比，“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作为今年慕安会讨论主题本身也没能让参会者达成共识。 英国《卫报》17日评论称，唯一能够让众人都认可的，只有西方对地缘政治新变化反应越来越迟缓这一无奈事实。 但美欧对此的“诊断”却明显不同。在现场参会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博士告诉澎湃新闻，慕安会上欧盟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战略焦虑。在安全上不得不继续仰赖越来越难以预测的美国，但同时，双方在诸多领域并不重合的利益却要求欧盟另作它谋。 拉欧洲上船？没那么容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了庞大的代表团参会，五十多名民主和共和两党议员来到慕尼黑，为历次慕安会之最。在两天多的时间里，他们暂时搁置了在国内吵得不可开交的话题，转而共同游说欧洲政要，力图将欧盟拉上美国的外交轨道。 多年来，慕安会一直被视为大秀西方团结的年度盛会。但今年的现场氛围让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等美媒发出感叹：慕安会正在见证西方加速衰弱。感叹背后的现实注脚则是美国拉住欧洲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德国国防部长、基民盟主席克兰普-卡伦鲍尔（AKK）在现场告诉参会的苗绿，西方概念中的价值观维度必须继续坚守，德国坚持认为西方国家组成了一个“价值观同盟”。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应该以基于规则的合作和对话来回应外部挑战者，而不是一味依赖对抗性手段。 此言指向的是美欧间关于如何应对大国竞争的分歧。近三天的会议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佩洛西等来自美国不同政治阵营的代表人物不断鼓吹对俄罗斯、伊朗、中国等非西方大国采取强硬态度。尤其是在数字技术、信息安全和5G等议题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参会代表都试图说服欧洲跟随美国立场。 “除了所谓‘西方缺失’的概念，这次慕安会的另一大重点是讨论数字技术和5G，特别是技术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苗绿告诉澎湃新闻。 佩洛西与中国资深外交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的交锋使这场讨论到达了高潮。针对佩洛西所谓“华为威胁”的言论，傅莹提到，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未受到引进新技术的威胁。她诘问佩洛西：“为什么把华为5G技术引入西方国家，就会威胁政治体制呢？西方民主制度这么脆弱吗？”她立即收获了来自观众席的热烈掌声。 美国的鼓动应者寥寥。慕安会主席伊申格尔表示，蓬佩奥对中国提出的各种批评并不公平，中国值得被国际社会更多地理解和支持。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坚持欧洲应与俄罗斯保持对话，回击了蓬佩奥挑动对俄强硬的演说。 分歧远不止如何应对外国竞争 欧洲人没能在应对俄、伊等非西方国家的问题上像美国预想的那样给出积极回应。不仅如此，美欧甚至对大西洋联盟的实质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解，欧洲人不再理所当然地认为与美国的联盟一定能促进多边主义。 在慕安会的开幕演说上，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公开指责特朗普政府拒绝接受“国际社会”的概念。他说，如果所有国家都想“让自己更加伟大”的话，很可能会使大家一起受损。在施泰因迈尔看来，正是美国的“离弃”让西方深陷困境。 此言得到了法国的呼应。Politico报道称，在会程第二日，首次参加慕安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动挑明了话头：欧洲想要的东西和美国并不完全一样。 尽管蓬佩奥立即反驳了法德的不同声音，称两国的看法“不反映西方正在获胜的现实”，美国一直在“捍卫主权与盟友”，但赞同者寥寥，只有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正面回应。 法德显然没有被蓬佩奥和佩洛西的说辞说服。会场中的欧洲代表们一片安静，没有鼓掌迎合，甚至还能看见不少人心不在焉地玩着手机。现场参会的苗绿观察到，不少来自法德等西欧国家的政要认为蓬佩奥的表态另有所指，并不是为了说服欧洲人。他们私下里倾向于认为蓬佩奥的这番话其实是说给特朗普听的，因为所谓“西方正在获胜”的说法按照特朗普的理解，无非是“美国赢了”的同义语。 法国高层早已因巴黎气候协议、伊核问题、数字税大战等与特朗普政府拉开距离。而此次尤其让美国参会者吃惊的是东道主德国人的态度。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议员麦克·特纳连续十多年参加慕安会，2月16日他告诉美国媒体，德国政要的语调让他大为惊愕，他不理解为何一直强调德美特殊关系的德国精英会对美国如此严厉。 “他们为什么要怀疑美国保障欧洲安全的承诺呢？”特纳问道，“美国明明出了这么多钱。欧洲人应该承认我们做了很多。”对于德国，特纳则直接批评其增加国防开支的诺言迟迟不兑现。柏林此前曾表示，到2031德国国防开支才能达到GDP的2%。 东道主德国意欲进取 华盛顿希望德国尽快提高军费至北约标准，德国政府一直犹豫不决。但这并不代表柏林不愿在防务和安全领域有所作为。相反，作为东道主，德国在慕安会上对这些问题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苗绿参加了一场主办方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代表组织的会议，双方同桌而坐探讨地区问题。这让她感到十分吃惊。阿、亚两国积怨甚深，平时极少在公开的外交场合展现友好姿态，但双方显然为慕安会破了例。在会场的德国学者和官员则积极建言献策，营造出一个“调停者”的形象。 “德国如今明确地寻求提升国际地位和欧洲自主的防务安全，慕安会上这种情绪特别明显。”苗绿说，“在主会程后的小范围会谈中，德国防长AKK屡屡被人问及大国权力政治、德国角色和法德间微妙的竞争。一时间，大家似乎忘了这位基民盟主席刚刚决定退出总理角逐而引发的国内政治风波。” 2月10日，AKK出人意料地宣布，她不会在明年参加德国总理的竞选，并将在今年内辞去基民盟党主席一职。一年多以来，欧盟外交呈现“法进德退”的新动向，马克龙频频抛出新提法、新倡议，而深陷内政漩涡的德国纵然心存觊觎，却暂时无力拿出足以与法国抗衡的政治领导力。AKK突然请辞，更为今年德国政局的走向蒙上阴影。不过，慕安会上的德国代表们依然笃定地要让外界相信柏林会为国际事务投注更多精力。 会议刚刚落下帷幕，德国就协调欧盟多国开始了行动。17日，德外长马斯宣布，欧盟多国外长原则上同意设立利比亚海军特派团，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利比亚实施的武器禁运。随后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约与奥地利外交部长沙伦贝格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不同于地中海沿岸国家法国和意大利，德国与利比亚并无过多的历史羁绊，在延宕多年的利比亚内战中也没有明确选边站队。但今年1月，12国领导人齐聚德国联邦总理府，参加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德国借机狠刷了存在感，背后雄心浮出水面。此次德国首先“官宣”欧盟多国在海外的共同准军事行动，隐约间已将德国的外交日程上升为欧盟意志。 在慕安会落幕前，欧盟“外长”——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告诉听众，要敢于主动应对从利比亚到委内瑞拉的诸多国际危机。“欧盟必须找到玩权力游戏的欲望。”他说。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20年2月19日
2020年2月21日 -
张燕生：全国可分三个等级分类防疫 复工复产是当前重中之重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子来亥往、冬春跨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14亿中国人顿时进入战“疫”模式。尽管2月10日起，各地陆续开始复工复产，但关于防疫情和促经济之间的争议，不绝于耳。 防疫情，恐封“死”经济；促经济，忧疫情扩散。如何实现两者间的动态平衡，考验着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智慧。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在他看来，从当前疫情态势看，除湖北等疫情较严重的省份外，其他地区和企业要将复工复产作为重中之重，避免出现一人生病，大家跟着吃药，非疫区地方政府则要避免过度防疫管“死”经济。同时要充分认识和吸取这次疫情的教训，尊重传染性流行病规律和科学防控常识，出台更多针对性措施援助企业渡过难关。 “如何把坏事变成好事，武汉自身不能白白浪费这次疫情失控的教训。”张燕生同时建议，今后国家要给予湖北及中部地区更多制度体系改革的支持，将武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点，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中部样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基地，进而推进武汉振兴、中部崛起。复工复产不能拖延 《21世纪》：自2月10日各地陆续开始复工，至今已有一周。目前全国各地复工复产程度如何？ 张燕生：现在还是有点恐慌过度。虽然很多一二线城市开始陆续复工复产，但目前面对的最大障碍是国内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互联互通秩序的恢复。 如务工人员输出地四川、陕西等边远山区的农村，流出地的当地政府或者流入地的城市能否允许务工人员流动返岗。春节期间，全国多地出现了乡间甚至县镇道路遭人为阻隔的现象，交通中断人员就没办法跨区流动。所以，从启动复工到真正到岗，至少有半个月的延迟，因为即使务工人员能返回工作岗位，单隔离还要一到两周时间。 除湖北外，真正大规模的复工复产，可能要推迟到二季度。因此，2月尽快为恢复农业春耕、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开业做好准备，这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和治理能力，复工复产的决定下得越晚，经济开始恢复的时间就越晚。 尤其要强调的是春耕恢复。近日联合国提醒全球要重视和应对蝗灾可能带来的粮食作物的破坏，非洲蝗虫已经飞到印度，很有可能进入中国，一旦非洲大陆、南亚大陆、东亚形成蝗灾，全球都会面临今年粮食缺乏的灾难。 综合这些因素，今年无论是农业的恢复，还是工业、服务业的恢复，都要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绝不能拖延。 《21世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把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提到一个重要的等级。 张燕生：对，既要尽快恢复经济，又要警惕防疫过度。我们不能简单化地通过设置审批条件、提高开复工门槛等办法，来达到防护目的，而是应该做更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帮助农业合作社或农户、工业企业、服务企业尽快恢复生产和经营。 1月21日至今，谁去过湖北、谁接触过可能传染人群等信息，实际已摸排清楚了；即使按照钟南山院士讲的最长24天隔离期，隔离时间也是足够了。 因此个人认为，在湖北以外地区疫情增量呈现降势之时，当前应该要把逐步恢复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正常化作为重点。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某一个链条卡住，经济的运行都会出问题，我们要在个人、家庭、公共卫生改善和科学防疫的基础上，尽快恢复全国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才流的联通效率和便利化水平。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期、局部的 《21世纪》：微观来看，哪些行业复工进度会比较快，哪些行业受疫情冲击可能短时间很难恢复？ 张燕生：新冠肺炎具有人际传播的特点，所以复工复产的进度，主要取决于该行业人际交往是否密切。 具体来看，疫情对四大类行业企业影响最大，包括旅游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和住宿等行业会产生较大影响，因为疫情叠加春节消费旺季，但这部分消费待疫情结束会很快反弹回来；制造业的复工复产，主要看工人返岗的进度和综合物流恢复的情况，如若企业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程度越高，对员工的依赖性就会越小，这类企业复工复产进度也会较快，但中长期仍离不开人际联系；出口企业复工进度，主要看能否保住订单。其中货物贸易是慢变量，现在执行的订单都是二三个月前签订的，疫情影响短期相对较小，但持续时间长了，尤其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国际关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没有取消，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此外，依赖人际联系更多的服务贸易，诸如跨境旅游等服务贸易项目受影响会更大一些。 公共卫生的管理水平，也是考验复工复产进度的因素。当前要尽早解决口罩、消毒、通风、预防等疫情防治的薄弱环节，消除心理恐慌和过激反应，加快推进复工复产。 总体来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局部的。诸如农业、工业、外贸，待疫情过后都可以恢复。 《21世纪》：疫情对经济有多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集中在一季度，还是在更长周期内？ 张燕生：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一季度，二三四季度主要任务是把经济损失抢回来，使一季度的损失能够降到最低。 可以做三个场景的假设：最乐观的结果是，如果疫情在2月得到控制，3月为经济恢复做准备，条件好的地区经济开始恢复，那么一季度经济预计增长5.4-5.6%，疫情将影响GDP下降0.6-0.8个百分点，影响全年经济0.2-0.4个百分点之间，经济仍在合理发展区间内。 中值是，整个一季度都在跟疫情抗争，预计疫情影响全年经济0.4—0.6个百分点。 比较悲观的结果是，如果疫情出现反复拖到二季度，上半年都始终在跟疫情做斗争，预计全年经济损失1个百分点左右。 因此，全年经济运行能否保持在合理区间，如6%左右的水平，很大程度看二三四季度能够弥补多少一季度经济损失。科学防控下加快复工复产 《21世纪》：很多人担心复工会导致疫情反复的风险。如何实现防疫情和促经济之间的平衡？ 张燕生：防疫情和促经济确实是一道难题，但个人觉得疫情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仍局限在局部地区和个别领域，现在隔离和防控的联动机制已日渐成熟。虽然新冠肺炎传染性很强，但是毒性在递减，有医学专家讲相当于得了一场重感冒，目前主要是湖北和武汉病死率较高，全国病死率是2%左右。 因此，要区分不同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分级分类精准动态施策。 第一等级，湖北，重疫区，全面科学持续防疫最重要。 第二等级，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中部四省，除了把精力放在科学防控精准施策上，还要恢复正常经济秩序，为全面复工复产做准备。 第三等级，除以上五省外，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正常化是重中之重。无论哪一类都要设定一个过渡期，过渡期间重点鼓励网络办公、线上会议、电子商务、离岸交易等方式减少人员集聚程度和直接接触概率。 《21世纪》：近期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了帮扶企业渡过难关的政策，但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面临很大生存困难，你有何对策建议？ 张燕生：隔离的20多天时间，给全中国人上了一课，尤其是对本来就生存困难的中小微企业而言，更要从危机中看到转机，倒逼自身加快转型，适应新形势。深层次讲，公共卫生事件是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企业要发展需要政府出台政策帮助渡过难关，其中重点在于改善营商环境。 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效率和便利化水平，全球排名31位，排名进步特别大。但营商环境衡量的10个指标中，我们有4个指标表现不佳： 一是，获得信贷。虽然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了很多年，但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还是不高，中小微企业获得信贷的效率和便利化水平在全球排名第80位。 二是，企业纳税，存在税费高且不透明的问题，全球排名第105位。 三是，处理破产，企业退出机制和产权保护在全球排名第51位。 四是，跨境贸易，与我国外贸第一大国地位不匹配的是，跨境贸易效率和便利化水平在全球排名第56位。 所以，千万不要浪费这次疫情的教训。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20年2月15日
2020年2月17日 -
何亚非：美国大选年对中国的挑战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美国大选是美国政治非常重要的博弈场，也是观察美国内外政策走向的风向标。2020年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年，不仅美国总统要选举，众议院全体议员和参议院1/3成员都要选举。美国国内早已风声鹤唳、暗流涌动，特朗普弹劾案无疾而终，共和党力挺特朗普连任，民主党候选人一波接一波，出现不少新面孔。然而，两党候选人的政策主张都明显偏激极端，虽然中国问题尚未成为大选焦点，但是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挑战不容小觑。一、从美国大选规律看，经济好坏依然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这不仅涉及经济增长、股市涨落，更在于民众对收入不均、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强烈不满，希望大选结果能给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目前，世界经济不容乐观，周期性与非周期性因素叠加，贸易保护主义日盛，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大，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震荡”很可能是2020年常态。IMF对2019年世界GDP增速预测是3%，为2009年以来最低。WTO的新数据表明，2019年头六个月全球贸易增长仅1%，为2012年来最低。2020年贸易紧张局势有增无减，将出现负增长。专家预计2020年全球资产和股市泡沫破裂、经济衰退概率较大，果真如此，美国经济和股市很难独善其身。中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国以及世界经济带来新变数。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采取货币宽松和低利率政策，边际效应递减消失。目前已有超过30家央行竞相降息，世界经济进入“零利率”、“负利率”时代，金融风险不亚于2008年前。大选年美国对华将继续推行“美国优先”、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并把金融优势“武器化”，用经济金融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两国虽然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能否顺利执行，如何进行下阶段谈判，还是未定之数。但美国在经济金融领域力图对华“得分”，给选民以美国“获利”的印象，是特朗普政府的既定政策，两党候选人都会予以支持。最近，美国商务部长甚至声称，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将有利于美国制造业回归。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思维令人乍舌。2020年中国金融开放迈开步伐，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加深，美国等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债市、股市、银行、保险、资管业务，加上“一带一路”等新型国际合作深入拓展，海外人民币资金池持续扩大，国际资金流动、汇率变化对中国金融的影响增大，这将考验中国金融业韧性和人民币国际化决心。二、大选年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现象突出，“抹黑中国”无疑又是两党候选人争取选票的得力手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中国共产党是美国的核心“威胁”，副总统彭斯等其他高官也有类似评论，充分暴露了美国极端势力对华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对中国制度优越性的“焦虑”和“惧怕”。中国发展及道路的成功再次证明美国“历史终结论”的破产。无论是在香港搞“颜色革命”，还是接二连三通过涉港、涉疆、涉藏议案法案，美国这些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都表明，它把中国锁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带有强烈的“文明冲突”色彩。美国大选政治受“身份政治”、民粹主义影响严重，两党候选人面对贫富差距和不平等持续扩大束手无策，既不能客观分析原因，又提不出好的解决办法，民众不满和怨愤长期累积，表现为与精英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性、系统性危机浮现。制度性危机进一步撕裂社会架构，激化国内矛盾，使国内政治特别是大选政治极端化。同时，危机外溢效应凸显，政府竭力转嫁危机，寻找“替罪羊”和假想敌，对外政策的极端强硬面和军事冒险性增加，中国作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很容易成为美国内各项矛盾的“替罪羊”，大选年尤其如此。中国是近13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过去十几年每年贡献全球经济增量30%以上，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而正是看到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不断加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齐心协力建设现代化美好中国，中国综合实力持续增强，美国才痛下决心进行对华高烈度战略竞争和博弈，不惜使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三、大选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承受能力明显下降，常常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全球性挑战做出过激反应，从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退群”与地缘政治冲突同步增强，致使大国关系更加紧张，全球治理更加无序。近年来，国际战略稳定已经遭到严重削弱，欧洲、亚太、中东安全形势十分脆弱严峻，全球大国竞争突出。地区大国面临“力量真空”和“秩序混乱”，竞相争夺地区主导权，地区热点问题激化，局势更加混乱。美俄围绕战略“挤压”与“反挤压”，在乌克兰、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的矛盾加深。美国对伊朗实施更严厉制裁，涉及俄罗斯在伊朗和中东的利益。美国对欧俄合作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土耳其流”项目实施“域外制裁”，任何参与管道建设的欧洲公司将遭受经济金融制裁，其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美俄博弈虽然与美苏冷战性质截然不同，但是美国遏制俄罗斯恢复世界大国的力度不减当年，矛盾尖锐，不排除发生局部冲突的可能。鉴于目前中美关系高度复杂敏感，竞争性突出，大选之年在攸关中国国家安全、主权利益的台海、南海等地区和问题上，美国对华战略压力加大，军事挑衅将更频繁、更直接，触碰中国的底线。全球性挑战和地区热点问题激化也将使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对美外交更趋复杂，处理难度加大。美国2019年中退出《中导条约》，并即恢复陆基中程导弹研发试验，宣布在欧洲和亚太重新部署此类导弹。美国还坚持要求中国参与新的导弹协议谈判，以期削弱对冲中国的部分非对称优势。与此同时，美国将退出《武器贸易条约》、美俄《开放天空条约》，高调声称永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核武现代化、小型化步伐加快，企图逼迫中国进入大国核武竞赛，遏制中国发展势头。中东地区美国与伊朗数次走边缘，斩首伊朗军事领导人剑走偏锋，险些触发军事冲突，矛盾激化难以避免，下步走向将对地区局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围绕耶路撒冷地位，以及联合国“以土地换和平”原则受到美国将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等决定的冲击，巴以冲突再趋激烈。中国是中东石油的主要进口国，美国力图搞乱中东，逼升油价，造成石油市场动荡，中国首当其冲，国际政治经济压力增大。大选年，美国两党候选人内顾倾向严重，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将使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更加“无序”，国际社会难以就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地缘政治冲突等全球性挑战形成共识，世界更不安宁，发生“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概率增大。全球化发展趋势表明，全球生产链和世界消费市场的形成，商品生产和服务业的扁平化，技术革命的强大推动，都是全球化继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全球化不会逆转。然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将持续升温，“治理赤字”的扩大已经使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四分五裂，重新制定国际规则，包括是否摒弃WTO，将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美国大选年，全球治理将面临更大考验，中美在气候变化、WTO改革、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维护、处理不断升温的地区热点问题等诸多方面都将面临一系列合作还是分道扬镳的艰难抉择。总之，美国大选年在美国政治上是特殊年份，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关系更难处理，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从长计议，既坚持原则，又冷静观察，不急于对一些事情下结论。文章选自中美聚焦，2020年2月15日
2020年2月17日 -
对话梁建章：为什么KPI式的隔离政策不可持续？
专家简介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随着疫情防控期企业复工，某公司员工需要从城市A前往城市B出差，之后再返回城市A，如果A、B城市均对外来人口实行14天的隔离政策，那么请问该员工往返需要隔离多少天？答案是28天。 然而，对于经历一轮“冬眠”后，急需复工复产“回血”的企业而言，答案并不简单，除了各类成本将大幅度提高，这可能意味着会议延迟、订单流失或生意告吹。如果每一家企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最终的成本就是由国家经济买单。 作为一名“斜杠企业家”，梁建章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他在最新的专栏文章中提到，隔离政策正在被过度使用，“整个社会目前正在为这种无效的旅行隔离政策付出高昂代价”。这一观点引发了外界的激烈讨论，其中不乏异议。 隔离，是目前为止被医学专家们认可的最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眼下对隔离政策提意见，实属“冒天下之大不韪”，原因何在？为此我们与梁建章进行了一场对话。 KPI式隔离政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对于一些非重点疫情省市现行的隔离政策，梁建章连用了 “单一指标”、“片面”、“层层加码”和“低效”等几个词语来评价。 他认为，当前某些隔离政策更多是从当地自身的指标（“KPI”）考核角度出发，忽略了对实际情况的考量。这些隔离政策建立在一个逻辑基础上，就是外来人员的感染风险较本地人员更高。但这个逻辑是否成立呢？ 回到我们文章开头的案例，假设这位员工在出差城市B接受了14天隔离，当他/她返回城市A时，其感染风险并不会比未出行的本地居民更高，但他/她却可能还要接受一次14天隔离。“这（重复隔离）从逻辑上是否定的。”梁建章说。 又比如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在没有切实证据证明它们的风险比其他公共场合更高的情况下，他认为可以通过控制上座率来降低乘客的感染风险，而非采用“一刀切”的隔离政策，“现在坐高铁的人是不是都需要隔离？如果都隔离的话，复工基本上不可能了。” 更令其担忧的是，当“KPI”分包到各地基层时，隔离政策可能会被层层加码。 以上海为例，本来政府层面的要求是重点地区（比如湖北）来沪人员应隔离14天不得外出，但具体落实到基层时，很多小区就要求只要是从外地甚至外国返回的人员，一律需要在家自我隔离14天，这让许多居民不得不放弃正常的异地出行。 除了隔离政策，一些小区还推出了临时通行证、出入证和宵禁等措施，类似情况也正在各地工业园区中出现，阻断了正常的人员流动，摊薄了基层防疫资源并且也让基层防疫人员承受着高压。 “这样的政策不可持续”。在梁建章看来，当前的确需要对来自重点疫区地区的人员严格进行14天隔离，针对人群特别密集的场合也应该重点防控，但并不是任何一位异地出行的居民都需要被隔离。 “整个社会不能创造财富，现有的财富能消耗多久呢？” 梁建章认为，当前社会为了部分过度的隔离政策，正在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首先是对复工复产的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需要一一重新打通，而当前阻力重重，“企业复工受到园区（隔离）政策影响，员工复工受到小区（隔离）政策影响，这就形成了连锁效果。复产复工需要网络效应，光是一家工厂复工没有用，因为供应链上下是连着的，如果不是整个链条动起来，都不能恢复。” 他对复工进展并不乐观，“三月底实现社会全面复工已经是非常理想了，但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比较难。因为很多东西一旦被取消，恢复起来没有那么快。一个企业关了，重新再开要多长的时间？一个航班取消了，要是再开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展会取消了，重新筹办需要多长时间？“ 而KPI式隔离政策更深远的影响会体现在经济总量和社会稳定上。“整个社会不能创造财富，现有的财富能消耗多久呢？” 近来有声音担心疫情导致大量企业裁员、倒闭。对此，梁建章表示，如果今年四月国内还无法实现全面复工复产，企业界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同时，他也担心因为复工不及时导致国外订单流失，给出口贸易、制造业带来严重冲击。 梁建章算过一笔账，“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半停顿状态，现在可能连一半都没有，1个月至少是万亿级的损失。”如果各地现行的隔离政策持续一个季度，对整年GDP的影响是-10%，维持半年就是-20%的影响。“而GDP倒退会导致社会整体医疗、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水平的倒退，甚至是人均寿命的降低，影响远远大于流感造成的损失。 他强调，如此一来，“就算是我们把湖北控制住了，但付出的代价等于是没有把湖北控制住！这等于全社会都是还是疫区的状态。” 因此，梁建章呼吁由中央政府制定统一政策，避免各地、各基层各行其是，导致相关措施重复低效，继而引发更大的问题。 多少天的隔离期才是最合理的？ 要避免KPI式隔离政策带来的负作用，梁建章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场所的风险高低从顶层设计一套执行标准，在疫情防控与恢复正常社会秩序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在这一思路下，外来人员的隔离时长问题就需要重新思考。 梁建章根据钟南山团队发布的相关数据推算出，70%-90%的患者的潜伏期可能在7天以内。在这一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他建议可以将非重点疫情地区外来人员的隔离时间从14天降为7天，“降低到7天，其实已经足以令风险下降70%至90%，同时明显降低对于经济和生活的影响。” 一个新近被付诸实际的方案，让他觉得7日隔离期具备了更多的可行性：工信部2月14日宣布，国内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在得到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基于电信大数据分析，向用户提供本人“14天内到访地查询”服务。 “该服务可以帮助有关部门提高对流动人员行程查验的效率，对重点人群进行排查，实施精准防控，特别是有助于做好当前形势下的复工复产。” 其实一周之前，梁建章就曾撰文建议运营商联手互联网公司开发防疫App软件，鉴别用户是否在14天内去过重点疫情地区。有了精准数据辅助人员排查，非重点疫情地区的人员就可以尽早实现出行正常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指出，不应限制外出工作人员回到小区。一些省市也传来积极信号：江西省为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企业复工复产和群众生活的影响，全面取消省内国道、省道、高速公路出入口的疫情检测点；杭州为缓解企业招工难、员工来杭交通难等，向疫情相对平稳、来杭就业人员集中的部分省市开通专列，首批免费。 “我相信规则会逐步变得合理”，梁建章说。 在他最新的专栏文章文末，有这样一段话，“从现实出发，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是在维持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前提下，将疫情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上。牺牲一切追求极端的‘休克’措施，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全面胜利，甚至连惨胜都算不上。“（文章作者王茜）
2020年2月17日 -
薛澜： 推进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专家简介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既是一项紧迫任务，又是一项长期任务，为全面理解会议精神，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薛澜教授。 新时代的公共安全与国家应急管理 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是国家在应对突发事件上的理念、制度安排与相关资源保障的总和，其构成和演变决定了一个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效率。 记者：一些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会考验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对此，您如何理解？ 薛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前人类社会面对的安全风险日益增加，给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带来严峻挑战，如何加强和改善应急管理、有效应对各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既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也体现了各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程度。二是新时代下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安全风险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如果不能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各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很可能会影响人心向背和社会稳定，进而引发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问题。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发展历程及建设成就，您认为当前还存在哪些短板和不足？ 薛澜：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应急工作主要是分部门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和传染性疾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生产安全事故逐步进入高发期，安全生产工作得到高度重视。2003年，取得抗击非典斗争胜利后，党和政府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大力推进以“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和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法制)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全面部署推进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强调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确立了灾害风险管理理念、综合减灾理念和自然灾害防治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党政同责，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在灾害应对中的主体作用和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我国应急管理事业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从整体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还存在一些短板：风险防范意识薄弱，面临巨灾应急准备能力亟待加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仍待优化，应急管理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备，应急指挥协调机制仍待完善，权威应急专家(组)和应急科技决策支撑机制亟待加强，一些地区和部门领导干部的应急指挥能力仍较薄弱，应急管理培训体系不够完备，公众应急科普宣教工作亟待加强，部分应急物资日常储备和产能储备不足等。 国家应急管理建设面临新的挑战 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涉及各层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而且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关联性、耦合性越来越强，这些都为构建新时代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带来巨大挑战。 记者：面对这些短板，应进一步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您认为要重视解决哪些问题？ 薛澜：一是如何从制度建设上解决“防”与“救”的问题。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后国家成立了专门的综合应急管理部门，可以解决应急救援工作上的集中统筹、资源整合等问题，形成救援合力，减少各类灾害事故的损失。但不同的专业部门在不同领域应急工作上仍可以有所作为，对各类灾害事故都要有相应的力量实现灭早灭小，防止事态扩大。此外，应急管理现代化的核心之一就是要加强风险防范工作，化解或减缓各种风险及其危害，从而大大降低应急救援的压力和损失。这就要求在解决这类问题时，相关专业部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主动承担风险防范工作，同时，也需要应急管理部门跨越政府部门界限，发挥好应急指挥机构的统筹协调、综合防范和应急准备的作用，通过综合风险监测预警、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开展灾后调查评估等措施，推动相关专业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风险防范工作。 二是如何解决“上”与“下”的问题。当前，应急管理部门上下级之间更多属于业务指导关系，与“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和灾害事故的高效协同应对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在日常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中此类问题更加突出。同时，地方应急管理能力投入与建设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导致我国基础应急管理能力薄弱的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各级综合应急管理部门设立后，从地方应急部门实际情况看，不少基层站所相关人员和职能还没有整合，应急管理工作大部分由地方安监部门承担，应急工作不同程度存在人员少质效低的问题。 三是如何解决“开”与“闭”的问题。首先，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需要摈弃闭门建设的思路，推动政府部门之间的开放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开放。高效运行的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需要大量的数据分析作为支撑，需要政府不同部门的通力协作，需要各层级政府的资源共享，需要全社会各方力量的积极参与。但是，目前很多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严重的数据壁垒，数据“部门墙”和“行业墙”比较严重，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信息不全、风险防范能力较弱的情况比较普遍。其次，各种应急资源和能力建设也存在着部门分割、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在专业化部门管理与属地化区域管理之间也存在着协调不足的问题。 提高国家应急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必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持同步。 记者：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国家应急管理作出顶层制度设计，对此，您怎么看？ 薛澜：《决定》明确提出要“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为我们推进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努力方向。 记者：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您认为应从哪几个方面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 薛澜：一是转变观念，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把应急管理工作的重点从事件应对转到风险防范。未来的应急管理现代化工作应当实现重点转移，在风险防范方面狠下功夫。首先，要尽快建立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定期在国家不同层级、社会不同领域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发布，以增强全民风险防范意识。在风险评估基础之上，制定风险降低和风险防范规划，合理配置公共资源，逐步降低各类风险。其次，要建立健全重大灾害评估机制和事故调查机制，将调查重点推进到关注风险、政策、制度、标准、技术、能力建设等深层次问题，从血的教训中深度学习反思，把事后学习的经验教训反馈到事前的风险防范中去。 二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在完善统一高效的国家综合应急管理指挥体系的同时，给地方政府在应急管理体系设计方面留出充分的创新空间。综合性应急管理部门的设立，对于统一指挥、整合力量、更加高效地应对各类突发事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应急管理部门在风险防范和应急指挥过程中，作为平行的政府部门去协调其他部门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一个解决的办法是在中央和各级党政部门设立跨部门的应急管理委员会，平时负责制定应急管理重大政策，领导协调推动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工作；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后，转化成为应急指挥总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政部门组织应急处置工作，保证政令畅通、协调有力、指挥高效。同时，考虑到我国各地面临的风险图景差别较大，以及市县层面应急管理部门需要直接面对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的具体工作，建议给予市县层面应急管理部门在体制机制设计方面更大的自主创新空间。 三是多种方式并举，大力加强国家应急管理综合能力的提高和配置的优化。首先，要加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建设，制订发展规划，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健全指挥机制，完善保障措施，提升多灾种综合救援能力，并承担国际救援任务，实现队伍规模和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其次，要提升全社会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创新方法手段，培育公众自救互救能力；还应在法律法规方面采取措施，构建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地方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的巨大潜力。最后，要把应急管理能力培训列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培训的必修内容，切实提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应急管理能力。文章选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年2月13日
2020年2月16日 -
陈文玲：能源大变局！石油不稀缺了？
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从长周期看，全球能源将从总体上的短缺状态转向总体供过于求，世界原油需求增速将逐步放缓。 国际能源署今年11月13日在巴黎总部发布《世界能源展望2019》报告预测，在2040年前全球能源需求将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远低于2018年2.3%的增长水平。随着能效更高的汽车和电动汽车进一步普及，预期全球原油需求或在本世纪30年代触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显示，从2012年开始，全球能源需求呈疲弱状态，预测到2035年全球将产生36%的能源增量。同期全球GDP的增量为17%，也就是能源总的增量大于GDP增量1倍以上。 这意味着，能源总体上将会呈现供大于求的发展趋势。 英国石油公司（BP）2019年2月发布的《BP世界能源展望》报告认为，从2017年到2040年全球能源的消费将有所增加，到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长约1/3，而增长部分的2/3由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贡献。 亚太地区最主要的能源进口国是中国和印度。中印也是排全球前两位的能源需求国。这是能源格局一个重大变化。以往第一大能源需求国和进口国是美国，整个全球交易中心、市场侧、需求侧中心都在北美，而现在需求侧在亚太地区，而且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人均能源消费较低的国家。 这样的发展趋势就有可能使石油从稀缺性、战略性，带有经济武器、地缘政治属性的独特商品，回归到商品的本质属性，即通过交易、交换实现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因此，能源供求总趋势的这种变化，将会使需求方在未来的能源市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能源价格走势的决定性力量，甚至最后将掌握市场主导权。这是我们展望未来能源市场发展趋势时必须关注的一个变化。 变局二：能源结构调整加快 能源供给侧调整从来没有停止过，总的趋势是化石能源占比不断下降，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上升，煤炭和石油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下降最快。当前，能源供给侧结构调整加快，而且不断深化。全球能源结构正向着多元、低碳、清洁、高效、安全的方向演进。 能源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会导致全球经济格局，特别全球治理格局发生演化。 比如煤炭，全球煤炭的储量已经从20世纪末的1万亿吨下降到目前的0.9万亿吨。过去十年煤炭满足了几乎50%的全球能源的增长。石油部分替代煤炭经历了几十年，目前石油在全球能源中占比33%。 天然气正在以每年15%以上的速度递增。未来的天然气增长将快于石油的增长。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指出，到2030年天然气将取代煤炭，成为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能源。 到2050年，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将出现三分天下的局面，供给侧结构将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未来能源需求增量的95%会是清洁能源，其中锂电池等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 据BP预测，可再生能源年均增速将达到6.6%，快于其他所有的能源。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发电量中的占比将达到16%，将提供全球三分之一的发电增量。 核电、水电、生物质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比如潮汐能、太阳能，都蕴藏着巨大的储量。这些可再生能源到2035年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将达到23%，其中太阳能占比将比2016年增加8倍，风能将增加4倍。 变局三：供给西移 需求东移 能源生产和需求的地域也发生了重大调整。总体上看，能源生产和需求呈现供给西移、需求东移的特征。 供给方越来越向主要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地区西移。2018年9月，美国天然气和石油的日产量超过了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成为生产能力最强大的国家。2019年9月，美国首次成为石油净出口国。 与此同时，美国的页岩气革命等技术进步使能源开发成本大幅下降，页岩气价格由前两年的每桶高达75美元左右降到了每桶50～65美元，一些地方最低已降到每桶15美元，在价格上极具竞争力。加之美国的产量又超过了沙特和俄罗斯，因此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在全球极具竞争优势。 2035年之后，欧美对能源需求将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印度成为市场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加上日本、韩国等几乎全部靠输入、也就是购买能源支撑经济发展的国家，到2035年以后，亚洲地区将成为全球石油天然气消费和贸易中心。 2018年3月，中国推出人民币原油期货，这是全球能源期货市场的大事件。英国布伦特原油期货市场原来占全球原油期货市场的份额为60%，2018年末降到了52%。美国纽约原油期货市场占全球原油期货市场的份额从38%下降到2018年末的32%。目前，中国的人民币原油期货市场份额已达到了14%。 中国正在原油定价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稳定锚”作用。美国能源革命发生后，中国正在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保障进口渠道畅通和原油价格稳定事关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是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随着中国在原油进口市场话语权的增大，中国也在主动谋划参与甚至主导国际原油定价。 变局四：油价将在震荡中总体走低 近几十年来，油价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由于石油美元的捆绑，还有地缘政治、经济、军事、战争等因素的影响，石油成为价格大起大落、最不稳定的一种特殊商品。 1973年10月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油价急剧上涨，从1973年10月的接近3美元/桶上升到13美元/桶。这是第一次大的石油危机。 1979～1981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油价一度上涨到36.83美元/桶。 随着非欧佩克（OPEC）产油国原油产量的增长以及节能和替代能源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的价格下跌到每桶10美元左右。 1986～1997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在14.3～20美元/桶的水平区间波动。只是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时，出现短期大的涨落。 1997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需求下降以及OPEC增产影响，油价下降到1998年12月的9.25美元/桶的最低价。但从1999年3月开始，油价一路上涨，在2008年7月创下接近150美元/桶的历史最高纪录，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又戏剧性地下挫到40美元以下。 2016年底以来，国际油价渐趋稳定。2017年、2018年石油价格在一定的区间宽幅震荡，最高点达到86美元，最低点达到40美元。 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削弱了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速和原油需求的预期，中长期看，这仍将持续打压油价。 美银美林发布的报告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对石油需求带来显著影响，从2018年第三季度到2019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平均增幅为72万桶/日，显著低于2011年至2017年140万桶/日的平均增幅。 在过去三个季度，OECD石油需求已经出现收缩，同比减少了20万桶/日，非经合组织石油需求同比增长了90万桶/日，比此前四个季度仅减少了10万桶/日。 如果没有非政治因素、军事因素影响，石油价格将在震荡中总体走低。但自2018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来，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石油价格又处于大起大落状态。一旦中东出现大的危机，石油价格可能还会出现大的震荡。 变局五：石油结算体系将发生重大变化 为保持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绑定了石油。世界上所有的石油交易都必须用美元结算。美国还主导了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SWIFT成立于1973年，覆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1.1万多家金融机构。 由于美国的大国信用损耗，美元的信用受到质疑。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和禁运，使得更多国家绕过美元结算体系，开始建立独立于美元的结算体系，加速了全球新的结算体系的产生和发展。 2014年，俄罗斯开始开发自己的支付服务和货币转账系统“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旨在应对俄方银行被切断与SWIFT支付系统联系的风险。目前俄罗斯已有416家公司和机构加入。 自2015年10月上线以来，中国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CIPS）已有31家直接参与者，875家间接参与者，其中亚洲676家（含境内380家），欧洲104家，北美洲26家，大洋洲18家，南美洲16家，非洲35家。 2018年9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与德、法、英三国外长共同提议，建立旨在帮助欧洲企业与伊朗进行贸易时绕开SWIFT的“特别目的工具”（SPV）。2019年1月，德、法、英三国外长宣布成立“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作为落实SPV的政策工具，保障欧洲与伊朗的合法贸易往来。2019年11月30日，又有比利时、丹麦、芬兰、挪威、荷兰和瑞典六国加入INSTEX结算机制。 加强全球能源治理 上述5大变化将给全球能源治理带来重大挑战。 一是加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建设。当前全球能源治理呈现高度“碎片化”，既有各种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缺乏有效协调，面临全球性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无法满足构建新型全球能源治理格局的需求。 一方面，OPEC采取的用产销来平抑石油市场价格的机制将会失效，造成全球性的市场失灵，应加大全球能源供给侧的资源配置以及资源开发利用的协调。 另一方面，现有的全球能源组织主要做能源研究、能源预测，应该在联合国之下成立一个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以应对全球性能源管理的政府失灵。 二是高度关注供给需求变化所引发的南北关系调整，抓住能源格局调整契机，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是需求方，但没有定价权，将来中国、印度作为最大的能源需求方，应积极争夺定价权、主导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三是加快建设独立于美元的结算体系。当前，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仍达62%，但全球去美元趋势已经显露，建设独立于美元的结算体系面临重大机遇，应积极推进和加快这一过程。 IMF官员今年6月表示，将根据特别提款权机制推出一个类似比特币的全球数字货币IMFCoin，旨在取代现有世界储备货币美元。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在公开场合也表示正在进行数字货币系统开发和测试。据报道，日本也正在研究和主导建立一个能绕开美元，类似于SWIFT的全球加密货币支付体系，并可与包括伊朗在内的国际市场在石油等商品领域进行交易。文章选自《瞭望》新闻周刊，2019年第51期
2020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