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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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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逃避中等文化陷阱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2019新华网思客年会”23日在广州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在会上表示,物质意义上的进步不会导致整体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需要培养中等收入群体由物质消费转向文化消费。“中国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逃避中等文化的陷阱,通过培养文化中等收入群体来培养健康的消费社会,促使中国从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型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追求各方面的现代化,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郑永年认为,在追求经济的目标之后必须考虑到“人”,重视“人的现代化”。 关于人的现代化,郑永年表示,要从精英阶层做起,培养文化中等收入群体。在物质层面的中等收入群体基础上培养文化中等收入群体,在文化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再培养文化“贵族”。这种文化“贵族”不是传统的“贵族”概念,而是有时间、有物质生活保障,并且有兴趣、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体,能够致力于原创性思想和原创性技术的研究。 在郑永年看来,如果人的文化水平不提高,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很难再上一个台阶。“因为经济发展靠的是消费和技术创造,文化消费是无限的,技术创造更是中等文化的产物,没有文化的想象力,技术的创造会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文章选自新华网,2019年11月23日
2019年11月25日 -
张燕生: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要保持足够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2019年11月19日上午,由中国经济联络中心与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美企业家圆桌会在北京举行,前来参加第十一届中美政党对话的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代表团,以及中国有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企业代表共70余人出席圆桌会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创新与发展”议题中发言,并接受了包括澎湃新闻在内媒体的采访,介绍了会上美方代表的关切及对当前和未来中美关系的看法。 官方资料显示,作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燕生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业领域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 张燕生援引与会代表、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夏尊恩的观点说道,中美建交40周年的经贸合作对中国、美国乃至世界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引擎,美方代表认为,40年来中美合作中最大的亮点是中国加入WTO,这改变了中国,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世界。 张燕生介绍说,中国当年加入WTO,美国商界是支持的,他们期待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而中国从1986年申请加入到2001年正式加入历经15年,这15年中国收获了三个重要的成果:一是中国确确实实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要求进行全面改革;二是在中国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三是中国企业在开放条件下不断提升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加入WTO之所以能够成为亮点,我个人认为,过程比结果重要,如果没有这15年的过程,恐怕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会那么深刻,对国际通行规则的理解不会那么深刻。”张燕生指出,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加入WTO所取得的进步不是任何人的恩泽,而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从普通百姓到最高领导人,从上到下都做了长期、充分的准备。 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张燕生认为,确实到了一个新阶段,“中美要想走向合作,一定会经历一个非理性冲突阶段,这个阶段恐怕比中国加入WTO的时间还要长。” 如何在这一新阶段实现中美两国的合作?张燕生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一个观点,即“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一是要尊重常识,尊重规律,尊重基本的逻辑;二是要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保持好战略定力,保持好底线思维;三是不要浪费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像当年中国加入WTO一样,加快我们现代化的步伐,争取尽快让中美两个大国从非理性对抗到理性合作。 “中美作为两个负责任大国过去十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这两个国家合,世界发展前景就比较好,斗,就会对世界来讲带来巨大的负面的外溢效应。”张燕生说。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19年11月20日
2019年11月22日 -
【21世纪经济报道】WTO副总干事沃尔夫:中国可以为WTO改革发挥关键作用
“显然,要想取得多边进展,在许多领域中,中国的全面参与至关重要,这包括在短期内就渔业补贴达成一项主要协议。”WTO副总干事艾伦·沃尔夫(Alan Wolff)说,“当前,中国虽然处在风口浪尖上,但也可以为全球贸易体系的革新做出巨大贡献。在许多方面,中国都是领先的国家,包括在电子商务方面。” 在WTO上诉法庭面临停摆和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双重威胁之下,要求对国际贸易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正变得越来越高。随着美国不断对多边体系发起冲击,世界开始将目光落在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身上。 “显然,要想取得多边进展,在许多领域中,中国的全面参与至关重要,这包括在短期内就渔业补贴达成一项主要协议。”WTO副总干事艾伦·沃尔夫(Alan Wolff)说,“当前,中国虽然处在风口浪尖上,但也可以为全球贸易体系的革新做出巨大贡献。在许多方面,中国都是领先的国家,包括在电子商务方面。” 沃尔夫11月20日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圆桌会议上说,明年的WTO部长级会议将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届时,各成员的领导能力将得到检验。到那时,很多问题应该被成功解决。但此后,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帮助制定和实施《WTO 2025》议程。” 沃尔夫表示,中国从“入世”中受益匪浅,也为WTO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已经使数亿人摆脱贫困,创造了这个星球上的奇迹。这个成就通过加入多边贸易体系融入世界经济来实现的。”他说,“如今,中国可以做出很大贡献,实际上,在‘入世’之后中国就做了很大贡献。” 尽管有很多人对全球贸易体系感到悲观,但沃尔夫却说他对前景感到非常乐观,“尽管可能会经历一些颠簸”。他解释道,一方面,当前,在WTO系统内,每天都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在推进,只是这些细微的工作不会上新闻;另一方面,尽管关税提高了,但贸易并没有被叫停,尽管消费者或生产者可能承担了额外的成本。 沃尔夫指出,目前,WTO成员应该在以下领域努力,来改善多边贸易环境,这些领域包括:为数字经济创建规则,对渔业补贴加以规范,延长暂停征收电子传输关税的期限,为跨境投资提供便利,改善服务贸易条件等。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危机 尽管如此,沃尔夫承认,多边贸易体系确实已经陷入了某种程度危机。至于这是如何造成的,他认为,“有许多因素在同一时间发生,就像是各种不利的气象因素罕见地聚集在一起引发了一场‘极端天气’(perfect storm)。” 具体来说,他列举了一些因素,比如:民粹主义在很多国家兴起,就业错位被归咎于贸易而非技术变革,新成立的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支持多边主义,WTO争端解决合法性受损导致的上诉机制濒临崩溃。此外,他还提到了贸易限制措施被违规滥用,以及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采取强制措施。 在他看来,尽管造成当前危机的某些原因是相对较新的,但另有一些原因是由来已久的。“美国对WTO争端解决制度的不满已经酝酿多时,最终采取了行动。当反对措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结束分歧时,就引来了更多的反对措施。” 他指出,随着对WTO争端解决的威胁日益增加,多边贸易体系的决策机制在过去的25年中,除少数几个例外,没有达成任何有利于自由贸易的新协定。更糟糕的是,政府和企业都停止了对于维护和改善多边贸易体系的投入。 CCG高级研究员、原中国驻美国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说:“WTO改革肯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更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让WTO在动荡中生存下来。”“当然,我说的不是WTO会消亡,它肯定不会,但问题是,它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何伟文说,按照WTO的估算,当前,全球受单边关税影响的商品价值至少超过了6000亿美元,而单边关税是被WTO严格禁止的。再加上,到今年12月,WTO上诉法庭就将因为法官数量不足而陷入停摆。“这些都说明WTO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往那样发挥作用。” 近日,世界银行和IMF近期都发表声明说,在全球贸易形势紧张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经济正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超过90%的经济体正在承受下行压力,而两年之前,全球75%的经济体还处于上升轨道。明年WTO部长级会议或成为关键 2020年6月,第12届WTO部长级会议(MC12)将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对于当前WTO改革遇到的种种挑战,很多人都希望在明年的会议上找到方向。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在研讨会上表示,希望明年的会议可以为WTO改革制定一个时间表。在他看来,WTO改革可以分成两步:第一步,聚焦一些原则上的问题,如发展中经济体的地位、WTO上诉机构的僵局、透明度原则、非歧视性原则等。第二步,建立几个具体的工作组,对某些现有规则进行必要的更新,在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制定新规。 霍建国指出,WTO改革的复杂性不容小觑,大国之间亟需展开合作。“当前,关于推动WTO改革的共识越来越多,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他说,“美国、中国、日本和欧盟都有不同的想法和利益诉求。如果这四方不能达成共识,至少是有某些相互理解,那么WTO改革的进程将非常困难。” 对此,霍建国建议,WTO应该发布一些政策文件,以更好地阐述自己的主张以及推动改革的方式,这将帮助更多人更好地接受和理解WTO改革。 何伟文也认为,WTO成员应该在MC12上做出努力。首先,所有成员需要承诺保持克制,不再实施新的限制措施阻碍贸易往来;第二,所有成员需要重申对多边主义的支持,拥护WTO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第三,各方应该在一个广泛的框架下对WTO改革提出倡议,因为各方可能很难在细节上达成共识;第四,针对具体问题的改革,WTO可以建立一些临时工作组,先从简单的问题入手,逐步向更困难的问题扩展。 对于何伟文的想法,沃尔夫表示,要美国保持克制以避免局势升级可能会非常困难,因为美国要的是再平衡,这与克制格格不入。“即便美国同意支持多边贸易体系,它也很有可能会撕毁承诺,什么都不做。美国对于毁约可是非常擅长的。”期待中国在WTO改革上发挥领导作用 “现在是中国继续向前迈进的时候了,这不仅有利于多边贸易系统的改革,也将帮助中国完成自身的国内改革。” 沃尔夫表示,中国在入世的时候修改了上万条法规,当然也从中获得了好处,成为国内改革的一部分。 沃尔夫称,当前,在WTO改革的进程中并没有太激烈的竞争。美国不再是WTO的坚定支持者,甚至还威胁要“退群”;欧洲因为英国马拉松式脱欧分身乏术。“因此,我们必须要依靠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来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必须站在WTO改革的前沿。”沃尔夫说,“如果中国往后退,我们就无法取得太大的进展。因此,中国的姿态必须是前倾的。”但沃尔夫也承认,作为领头羊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需要有心理准备的。 至于中国可以在WTO改革中做出哪些工作,沃尔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可能更多,一方面,中国还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在扶贫上还有大量工作;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可以发射探月卫星,可以开发人工智能,还在电子商务方面大有建树。他认为,中国可以在自己更有能力的领域主动引领创新。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11月21日
2019年11月22日 -
张蕴岭:百年大变局下的东北亚
张蕴岭,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内容提要】 东北亚地区处在百年大变局的进程中。东北亚需要走出历史阴影、实现历史的认知和解,需要大思想、大智慧,特别需要政治勇气。当今东北亚地区 的第一要务是维护和平。美国直接介人东北亚,因此,中国力量的提升对美国构成了直接挑战,中美之间的力量博弈成为影响东北亚地区关系和秩序构建的主要因素。面对诸多矛盾,我们需要把握变化的大局,以新的思维和行动推动新型安全机制的构建。以中国崛起为背景的东北亚大变局包含着新的含义:地区力量对比与秩序结构之变的特征与影响不同,引领性思想与行动发生转变,东方思想传统的影响力增强。东北亚大变局的深刻含义不是体现在短时就能看得见的全新结果,而是体现在一种迈向国际关系与秩序新范式的相对稳定的进程。中国在推动构建东北亚新安全关系与秩序中要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关键词】 历史阴影;认知和解;新型安全机制;引领作用;东北亚安全一 引言我们正在经历百年大变局。在诸多变局中,东北亚地区的变局引人注目,影响巨大。按照地缘定义,东北亚是亚洲的东北部地区,包括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国和俄罗斯东部地区;按照地缘政治(gopolitics)定义,则可包括美国以及其他利益攸关 者。本文的分析基于地缘政治定义,重点研究东北亚关系与秩序的历史治革、现实状况与未来转变。研究东北亚地区的变局需要基于三个大的视角:一是历史的东北亚;二是现实的东北亚;三是未来的东北亚。在东北亚,历史并没有完全终结,主要是近代历史不仅仍 然存留,而且有影响。因此,东北亚有着如何走出历史、构建新关系的问题。现实中,东北亚仍然存在分割,既有朝鲜半岛那样的南北分割,也有安全关系上的分割及对立。东北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区域,仍然有着如何结束分割、实现合与和的问题。东北亚 的未来取决于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和各国为这种转变所付出的努力。东北亚地区关系与秩序重构的序幕已经拉开,需要一个有别于现在且比现在好的未来。东北亚是一个"二元体":一方面,该地区是经济的重心,汇集了世界前三大经济体。长时间以来,中日韩经济谱写了经济增长的"神话",创造了发展奇迹。另一方面,该地区又是政治安全高风险区,半岛分裂,险象环生。在这里,历史与现实、区内与区外、双边与诸边等利益和矛盾相互粘连,相互交叉,有些非常敏感,也非常脆弱。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像东北亚这样,如此多的生机与风险并存。把握大局,引导方向,使东北亚地区的转变治着合作、和平与发展的方向行进至关重要。东北亚是世界力量(powe)最集中的地方,大国集聚,如果形成合力,向好的方向发展,地区前景会很光明;如果陷人争斗,向坏的方向转变,则会悲剧重演。东北亚待解决的问题不少,处理不好,就会爆发危机,甚至可能发生战争。东北亚是世界上核武器规模最大、烈度最强的地区,加上朝核问题的出现,使得东北亚处在核恐怖的阴影之下,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逼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既是理想目标,也是为之奋斗的任务。当然,建设这样的世界不是靠中国一己之力,需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显然,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在东北亚落地,是中国东北亚外交的中心任务,构建基于持久和平的东北亚是中国发挥新型大国引领作用的重要实践。中国地处东北亚,与地区各国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作为早期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过引领性影响,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儒学文化圈"天朝礼制体系"等独具特色的地区关系和秩序。近代,西方崛起,中国势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亚洲强国。崛起的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与西方列强争霸,大举对外扩张,霸占朝鲜半岛、对俄罗斯发动战争进而侵略中国,推动建立由其掌控的"大东亚共荣圈",从而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的传统关系与秩序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北亚地区的关系与秩序重构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进人东北亚,战败的日本被美国占领,改造成其盟国;朝鲜半岛分裂,分别成立主权国家,南方成为美国的盟国,北方加人社会主义阵营;独立的蒙古国也成为苏联的盟友;中国内战结束后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盟,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成为美国的盟友。一时间,东北亚变得四分五裂,陷人严重的对立和对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历时三年,这对东北亚的关系与秩序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对抗加剧。东北亚地区是一个充满动能的地区,即便是在冷战大格局下,关系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20世纪60年代,日本和韩国恢复邦交,中苏陷入对抗;70年代,中美建交,中日恢复邦交。这些调整与变化为东北亚地区的关系和秩序增添了新的因素,提供了新的运作空间。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新发展,使两国的经济关系密切起来。洽战结束后,除了朝鲜尚未与韩国、美国、日本建交,其他国家之间均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尤其是中韩建交使得中韩经济关系和中日韩经济网络快速发展,中国的市场与日、韩的技术,三者结合生成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使东北亚成为东亚、亚太及至世界的经济增长中心。但是,东北亚地区并没有真正摆脱分裂与对立的局面,特别是朝鲜发展核武器使 得地区关系复杂化,围绕朝核问题的博弈增加了发生不测的风险。尽管自2018年年 初朝美、朝韩互动牵动了一些新变化,但是不确定因素很多,高风险期并未过去,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关系与秩序的重构,建设东北亚的新未来,看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 走出历史的阴影东北亚仍然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之下,历史遗留的问题仍然成为当代地区关系发展的羁绊。因此,构建东北亚新关系和秩序,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克服历史的障碍,走出历史的阴影。历史是过去,是不能回转的,但历史具有延续性,作为过去的叙事和记忆,会以不同的形态体现在现实中。不同的国家、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叙事与记忆,在涉及对外历史时,基于各自的立场、利益和认知,会对同一事件产生不同认知,这就必然会引发国家间的矛盾甚至冲突,进而影响国家间关系。国家间的历史关系会因各种原因遗留下许多未解问题,特别是那些涉及争端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成为引起矛盾与冲突的激发点,形成笼罩在现实关系之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历史上,以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为中心的东北亚联系紧密,构成了具有鲜明地区特征的地区关系和秩序。但是,东北亚区域关系和秩序经历过重大转变。东北亚的近 代史开始于19世纪中期,之前称为古代历史,两者之间的结构与性质有着很大不同。总的来说,东北亚的古代历史具有两个突出特征:其一,中国一直是最发达与力量 最强大的国家,因此成为学习的楷模,其政治、思想和文化向外传播。朝鲜、日本引人中国的汉字,学习中国的思想及治国理政方式。由此,以中国为中心确立了地区关系 结构与地区秩序准则。其二,东北亚地区的关系与秩序基本上是建立在国家自立、自 主的基础上,中国并不直接掌控,各国作为主体发展了自己的特色政治与文化,且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其朝代变换、力量重组主要是在各自内部进行。因此,东北亚古代历史时期的关系与秩序大格局比较稳定。就古代历史对现代关系的影响而言,也有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叙事的矛盾,各国出于不同的记忆和认知,对历史有着不同的记录和解释;二是"历史归属"的矛盾,比如,由于陆地连接,历史上中国东北部与朝鲜半岛的民族构成与统治有着交互性和交融性,以现代立场定位历史就会产生矛盾。尽管如此,古代历史对于东北亚国家间的关系并 不构成真正的冲突激发点。从这个角度说,东北亚国家都有着对古代历史的良好记忆,历史交往特别是文化交往是作为一种具有共识的历史价值发挥作用。东北亚的近代史则比较复杂。近代,东北亚地区的关系与秩序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是力量对比发生转变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重要变化。力量转变的主要标志是日本实力上升,中国实力下降,日本成为军国主义强权。日本崛起后,与中国(清朝)开战,擢取台湾地区;占领朝鲜半岛,对朝鲜实施殖民统治;发动日俄战争;对华发动全面战争。日本成为东北亚的霸权国家,对东北亚关系和秩序进行了颠覆性改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与德国法西斯为伍,中国与苏联、美国等结成反法西斯联盟,最终德国和日本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东北亚地区而言,虽然日本战败为东北亚各国共同参与重构地区关系和秩序提供了历史机遇,但是由于冶战开启,东北亚产生新的分裂,一些本该解决的重大历史问题被掩盖起来。东北亚的分裂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朝鲜半岛南北分治。南北各在美国和苏联支持下成立了独立政府,陷入以洽战为背景的对抗,发生了大规模战争,这种分裂与对抗延续至今。其二,政治与安全分裂。中国、苏联、朝鲜和蒙古国结盟,美国、韩国和日本结盟,形成东北亚 洽战对抗大格局。后来,这个大格局随着中苏分裂发生转变,而中美建交和冶战结束使得这一格局进一步发生重大调整。东北亚的分裂并没有因为冶战结束而终止,尽管中韩、俄韩实现建交,朝鲜半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至今,政治安全上的分裂非但没有弥合,反而以新的形式得到加强。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分裂状态,地区安全架构分裂仍然存在。事实上,东北亚的分 裂既是客观现实,又有历史延续的特征,这使得一些历史问题遗留下来,,成为现代地区关系与秩序的组成要素。历史遗留问题大体可归结三类:其一,双边历史问题,主要涉及中日历史问题以及朝韩与日本的历史问题。由于受害方没有参与解决历史问题的工作,致使日本没有彻底对侵略中国、殖民朝鲜的历史做出深刻认识,尽管表示"反省"但没有得到日本政治家和国民的不可逆共识,因此不断出现不承认侵略、否定南京大屠杀、政治家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编写不正视历史的教科书等问题。其二,领土争端问题,主要涉及韩日之间、中日之间、日俄之间的岛屿争端。韩日之间就独岛(日本称"竹岛")归属严重对立,尽管该岛由韩国占守,但日本并不承认,俄国(包括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作为一个崛起的强国对东北亚也有着重要影响,包括对中国的领土扩张、与日本的争夺与战争、支持蒙古国独立等。但是,日本显然占据主导地位。王秋彬认为,历史问题具有广泛性,几乎所有的东北亚国家都卷入了历史问题;具有复杂性,领土争端、难改变。参见王秋彬《历史问题争端与东北亚安全》,载《国际视野》,2014年第5期,第66页。历史遗留问题与国内政治、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具有长期性,根源在于日本缺乏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而日本又很朝鲜与日本尚未建交,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韩国与日本的历史问题尽管在建交时得到政治解决,日 本对韩国进行了一定的补偿,但是解决并不彻底,,韩国公众不满意,也不时出现反复,教科书、慰安妇,历史事件等诸多历史问题不时引发矛盾.在政府文件、教科书中均坚持该岛属于日本,两国为此不时发生对抗。中日钓鱼岛争端不时引发危机。中国向来坚持拥有钓鱼岛的主权,但为了中日关系发展提议搁置争 议,而日本否认钓鱼岛存在争端,以"国有化"的方式强化"所有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加强了主权宣示,包括公布领海基线、定期巡航等。苏(俄)日之间围绕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问题的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成为阻碍签署和平条约的障碍。其三,日本作为侵略者的责任清算问题。这之所以成为历史遗留问题,是因为东北亚的近代关系主要与日本奉行的强权争夺、实行侵略与殖民政策有关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出于冷战的需要,把日本改造为其军事盟友,对其侵略历史没有彻底清算,保留了天皇制,让犯有战争罪行的政治家、高级军官复位。由此,日本军国主义和"皇国史观"没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更重要的是,美国通过占领日本并把其变成盟友,解决了美日的"历史积怨"(日本轰炸夏威夷),但其他东北亚国家 并没有这样的机会。除日本外,没有其他东北亚国家参与关于战后处理日本侵略问题的旧金山会议,当然也就没有签署《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因此留下了隐患。不仅如此,冷战导致的东北亚地区对抗格局没有给东北亚国家解决历史问题留下 空间。即便在此后的发展中,出于政治需要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像韩日、中日之间恢复了外交关系,但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算,一些敏感问题要么被搁置,要么被简单处理。因此,被掩盖的问题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时冒出来,甚至会生成新问题。但是,历史毕竟是过去,即便那些被不合理改变的历史,也难以推倒重来。在此情况下, 我们需要一些新思路。东北亚走出历史的阴影,需要实现当代关系对历史的超越,实现对历史的认知和解。如何实现历史的认知和解?按照字义,和解就是敌对方归于和好,不经过法律程序,达成相互让步与和好的共识。也就是说,和解就是当事方不再为过去争执或者相互仇视。当然,历史的认知和解不同于一般的纠纷和解,所涉及的是历史大事件,被加害方鲁遭受巨大损失,牵涉国家、社会等诸多方面。因此,认知和解既需要当事方之间的复杂交涉与安排,也需要综合的大环境,更需要加害方的诚意与责任担当。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和主战场,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承担着历史罪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并没有实现真正和解,这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通过两个重要安排实现了历史的认知和解:一是共识,推动欧洲联合,在合作中消除历史的分裂,加固欧洲区域管理的 制度基础;二是决断,把德国(联邦德国)纳人联合的欧洲进程,实现两个历史宿敌法国和德国的和解,两国共同引领欧洲合作。历史认知和解引领了欧洲的联合运动,为欧洲创建了稳定的秩序,实现了基于和解的长久和平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北亚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实现基于地区联合的历史和解。美 国主持的阳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主要是把日本纳人以美国为首的集团,参与冶战对 抗。因此,东北亚没有机会开启像欧洲那样的历史和解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 去70多年,地区关系与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谈历史和解,需要研究如何在新形势下走出历史问题笼罩的阴影。东北亚在现代情况下实现历史的认知和解,需要大思想、大智慧,特别需要政治勇气。大思想就是大局观,着眼于整体利益,面向未来;大智慧就是设法从现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政治勇气则体现为政治家基于大局利益的决断。鉴于东北亚历史遗留,问题不时发作,实现认知和解的关键是能够在出问题时做到"急流勇退",即在矛盾出现时,当事方特别是政治家要能够把温度降下来,而不是让矛盾激化。政治家需要考虑国内的民众情绪和政治压力,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只有"退一步",孑可以创造解决问题的空间,开展对话与协商。不然,一旦矛盾激化,就容易引发更大的问题,让本来沉寂的历史争议又热起来,让社会情绪动员起来,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一般而言,历史遗留问题的化解,要么搁置起来,要么开展谈判。搁置需要双方的共识,这特别需要政治勇气,需要信守承诺,任何一方不挑动事端。搁置是一种智慧, 是当事方共同的政治承诺和责任。比如,考虑到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在中日恢复邦交时,中国就提出搁置的建议,日本对此也是接受的。这样,就搬开了历史遗留问题中 的一大障碍,使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变得比较容易。只是后来日本政府背弃承诺,转而公开否认存在争端,且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从而逼迫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坚定宣示主权。这种改变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影响。如今,面对新形势,中日两国仍然需要智慧,给看似无解的问题提供超越的空间,让无解变成"求解"。再如,韩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很多,尽管有些在建交中看似解决,但是随着后来形势的变化,即便已经签订协议的问题也会再冒出来,如慰安妇问题、劳工赔偿问 题等矛盾激化,对两国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历史问题在韩日关系中是最敏感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一旦问题爆发,需要双方当局出面加以缓和,尽力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对话与交涉,避免采取对抗性的报复措施,引发社会激进情绪,否则可能会导致更大 的冲突。也许俄罗斯(苏联)与日本之间就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争端的相对"冷处理"是一个不爷人满意,但有助于避免发生两国对抗的一个案例。迄今,因为历史 遗留的争端,两国没有签署和平条约,但是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关闭,存在求解的机会,可供考虑的不同方案还在不断推出。历史本来是客观的存在,但是出于复杂的原因,各方对历史的认知会存在巨大差 异,特别是后人对历史的认知又会带上时代的印记。东北亚国家走出历史的阴影,有一个如何处理"历史存在"与"现实认知"的对接问题,也有如何实现历史认知重构的问题。在现实中,很难让一国接受他国的历史观,于是就会产生历史存在与现实认知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对于处在不同地位的国家来说,差异性往往很大,有时甚至完 全相悖。东北亚能否走出历史遗留问题的阴影,既关系到现在,也维系着未来。不走出历史的阴影,就难以合力应对诸多严峻挑战,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虽说历史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但是历史的恩怨总是需要化解,而且并非不能化解。东北亚是时候走出历史阴影、实现新形势下的历史和解了,为此,需要一种超越历史与历史遗留问题的新认知。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列入双边和区域合作机制议程(如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机制),达成认知共识,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和解进程。三 把握大变局进程的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东北亚现代地区关系和秩序的一个转折点,战后东北亚构建了新的地区关系和秩序。日本战败,东北亚本应构建一种终结历史、面向未来的地区关系和秩序,但是由于美苏反法西斯同盟分裂,形成了基于美苏对抗的地区关系和秩序结构,即一方是以美国为首、日本和韩国参加的军事同盟,另一方是以苏联为首,中国、朝鲜和蒙古国参加的集团。这种大对抗导致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长 久分裂,大对抗格局进一步加固。在东北亚地区历史上,第一次由域外大国美国在构建地区关系和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20世纪60 年代,中苏分裂,东北亚两极对抗的格局出现变化。此后,美国与中国走近,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肩反对苏联霸权;中日恢复邦交,签署了中日和平友 好条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北亚地区关系的一次大调整。特别是中国实施 改革开放,使得地区关系的调整突破狭窄的两极框架,开拓了综合关系发展的空间。中国与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快速增长,政治、教育、文化等关系也得到很大发展。由此,东北亚地区基于冷战框架的对抗格局出现大的转变。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俄、中蒙关系正常化,中韩、俄韩建交,东北亚地区的关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三次大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是中日韩经济关系快速发展,构建了互补型的区域性产业链和经济网络,三国成为东北亚地区和东亚地区的经济重心。从地区关系与秩序结构上看,东北亚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经分离",即安全与 经济的关系不同向、不同步。例如中日韩三国。一方面,日本和韩国是美国的盟国;另一方面,它们又与中国构建合作机制(中日韩领导人对话机制)。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结盟旧格局并没有发生转变,朝鲜半岛分裂与美朝对抗的格局没有改变,朝鲜 与日本、韩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东北亚地区关系生成了一种复合多层结构。不过,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东北亚地区关系的这种多层结构并不稳定:一是双边关系,主要是中日关系、日韩关系因为历史遗留问题的作用不时发生矛盾;二是朝鲜半岛局势,在美朝对抗性加剧的情况下,朝鲜选择拥核,这使得朝鲜半岛与东北亚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特别是由美国主持的旧金山会议签署对日和约,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的主导权,并且以联合国的名义,把导的·美国通过把韩国纳入军事同盟体系,获得了对韩国安全的主导权,构建了以美日韩军事同盟为基础的东北亚安全框架。战后东北亚地区诸多事务置于其掌控之下,如对冲绳(包括钓鱼岛)的托管和此后"还政于"日本,都是由美国主导下的 中日韩领导人对话合作机制开始于1999年,先是在东盟+中日帕"10+3")框架下进行;2008 年,三国开启独立的对话合作进程;2010年,在韩国首都首尔建立了三国合作秘书处,负责协调三国合作事宜。从发展的角度观察,东北亚地区关系格局最重要的变化是实力的对比。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力量格局转变。历史上, 中国鲁是东北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19世纪后期日本超过中国;如今,中国又超过日 本,且力量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样的变化必定对东北亚地区的关系和秩序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不过,如今的东北亚与以往不同,由于美国直接介人,日本被置于美国领导的同盟 体系之下。因此,中国力量的赶超形成了对美国的直接挑战,中美之间的力量博弈成为影响东北亚地区关系和秩序构建的主要因素。在此情况下,出于战略考虑,一种大力量组合有时显现出来,即美日韩同盟体系与中俄朝战略协调。尽管这与冷战时期的对抗组合不同,但是毕竟有着一定的战略利益博弈含义。自2018年开始,随着美朝领导人会晤、朝韩领导人会晤,围绕朝核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的博弈使得地区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经济是东北亚地区利益链接的基础,中日韩建立起互补型的产业链。如今,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一是外部大环境的变化。美国不再担当东亚出口市场的角色,大力推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大幅度提高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对企业实施制裁,从而 使得基于加工出口的产业链断裂。二是经济关系结构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诸多领域互补结构发生转变,相互间竞争性增强,产业链和经济网络结构需要重构。从这些方面来看,原来中日韩紧密经济链的基础发生变化,能否以及如何重构新的紧密经济链,还需要政治推力和巿场聚合力。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共识,东北亚经 济的聚合力可能难以较快形成。日本通过牵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与欧盟签署高水平的自贸区协定,力图在区外拓展经济利益空间。日 韩相互间实施经济限制损害了产业链基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构建更大的网络平台。在此情况下,东北亚经济的聚合力无从谈起。从综合的新变化看,东北亚地区关系与秩序转变呈现出复杂和不确定的形态:其一,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关系格局发生转变,其中,中美战略博弈的力度加强。中美战略竞争是一个大格局,具有全面性特征,主要是美国力图制约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 提升。中美在东北亚的战略博弈主要是在安全与地区秩序方面,触及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和地位,也涉及其他各方利益。因此,中美战略博弈导致地区力量的复杂组合。这种组合与冶战时期大对抗架构下的力量组合不同,基于利益博弈的各种组合并不是完全封闭与对抗的,在许多方面有交叉性联系甚至是合作。其二,朝核问题成为一个大变数。中国引领的六方会谈管构建了一个共同参与平 台,但因朝鲜退出而终止。朝鲜经过多次核试验,自行宣布为拥核国家。如何实现朝鲜弃核、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构建变得异常困难。2018年年底开启的朝美领导人会晤、朝韩对话、中朝对话、俄朝对话等虽然使紧张的形势"平静下来",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爷人担心的是,各方力量的博弈也许会使共识难以达成,从而埋下爆发新危机的种子。其三,中国综合实力上升引起复杂的反应。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具有越来越强的拉动作用,从而受到欢迎;另一方面,东北亚各国对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实力表示担心,既担心中国主导,也担心中美之争。在此情况下,各方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对冲(hedging)外交",即便是属于美国盟国的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东北亚地区大变局尚处在一个长进程的初始阶段,就像厚厚的冻土层,刚刚开始有些松动。大变局时期各种矛盾交织,相互碰撞,极易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因此,当今东北亚地区的第一要务是维护和平。自朝鲜战争以来,东北亚地区没有发生过战争,这是东北亚地区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基础。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北亚地区几度处在战争的边缘,所幸通过多方努力, 战争得以避免。20世纪60年代,中苏对抗箭在弦上,管发生小规模边界冲突,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在此情况下,中美实现了互动,形成"中美苏大三角"制衡架构,缓解了中苏之间的对抗压力。冶战结束后,美朝对抗升级,朝鲜开发核武器,使朝鲜半岛充满火药味。为此中国牵头六方会谈,设定了朝鲜弃核与半岛和平目标,把各方拉到同一个对话平台。尽管六方会谈最终没有解决朝核问题,但开启了通过谈判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如今,包括美国在内,各方都充分认识到,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可以最终解决和平与安全问题。总的来看,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大国角逐对抗,引发战争。这是传统变局的方式,以战争决定秩序。当前尽管美俄也存在矛盾,但主要矛盾体现在中美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直接介人东北亚事务,通过建立军事同盟成为地区安全的核心力量,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其主导地位进一步提升。美国认为中国综合实力的大幅度提升对其主导地位形成挑战,因为中国并不接受这样的地区 安全结构。中国力图推动东北亚地区新安全秩序和机制的构建。在这种新秩序中,中国要有相应的地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新形势下大国角逐与秩序构建并非必须通过战争,因为当今大国战争无胜者,代价难以承担。重要的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走传统大国争霸的老路,是一种"新型挑战者",是要通过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竞合方式"推动现有关系与秩序的改变。这与当年日本崛起与列强争雄、用武力构建势力范围的方式截然不同。在东北亚,其他大国的博弈,如中日之间、俄日之间、美俄之间,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都难以构成引发大危机的因素。特别是中俄之间,两国结成紧密的战略协作伙伴,已经走出历史,构建了新关系,对于东北亚和平的维护起到平衡器的作用。第二,朝核问题引爆危机。自2019年开启的新一轮对话,包括朝鲜半岛南北对话以及美朝、中朝、俄朝对话,使朝核问题重新走上通过对话谈判解决的轨道。但是,在如何制定可行方案和启动实质性行动上还没有定数,如果久拖无果,则存在形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而一旦发生逆转,形势就可能急转直下,发生大危机。其中最大的不确 定性还在于美国对朝政策和朝鲜的拥/弃核政策。有利因素是,中俄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各方均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主张政治解决朝核问题,特别是在危急时刻,不 仅可以进行斡旋,而且可以发挥干预和平衡作用,阻止形势恶化失控。第三,热点升温,发生突发事件,包括海上、空中发生意外或者有意的冲突事故。这种突发性事故如果不能通过应急外交进行有效处理,,也可能会升级。不过,从以往的经验看,这类事件还是能够得到应急处理的,当事方大都能从大局出发,不让小事件 酿成大祸。如前所述,东北亚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矛盾,矛盾激化甚至发生冲 突在所难免。重要的是能掌控局势,防止升级。事实上,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相比较而言,在世界各地区中,没有比东北亚变局更大、更复杂的了。以中国崛起为背景的东北亚大变局包含着新的含义。其一,地区力量对比与秩序结构之变的特征与影响不同。近代,日本超越中国成为东北亚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如今,中国超越日本,成为该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 国家。日本崛起后加人西方列强争夺,力图靠军事扩张称霸亚洲,主导地区关系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美国直接介人东北亚,从而改变了该地区中日两极化的传统框架,后来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地区"多极"力量格局的形成。因此,东北亚地区关系与秩序的构建不再治袭传统的中日对决的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北亚地区的关系和秩序先后经历了苏美两极格局和美国单极格局。随着力量结构的变化,地区关系和秩序的变局正在发生,并且捋进一步深化。就力量对比和作用而言,改变最大的应该是美国,它不再是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的霸权国家;中国的作用会上升,不再仅是一般的参与者。其二,引领性思想与行动发生转变,东方思想传统的影响力增强。近代,国际关系和秩序被大国争夺、殖民占领的"丛林法则"所主导。尽管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范式推进了世界和地区发展,但也把东北亚拖人了列强争夺与战争的陷阱。如今,东北亚的诸多矛盾都与此有关。继续治袭这样的法则,东北亚的现实问题似乎无解,这促使新的理念生长。也就是说,不再是通过战争定输赢,不再是"胜者为王",或者由大国共治,而是寻求基于开放发展、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范式。因此,东北亚大变局的深刻含义也许不是体现在短时就能看得见的全新结果,而是体现在一种迈向国际关系与秩序新范式的相对稳定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之变,结果孕育在进程之中。四 协力共创未来东北亚正在进人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关系与格局发生了重大转 变。在这样的大变局中,东北亚如何共创未来?东北亚国家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一个和平发展、和谐相处的未来,但现实与这个理想看起来还距离尚远。为此,我们需要研究通向美好未来的路径。如前所述,东北亚的首要问题是维持地区长久和平。一般而言,实现一个地区的和平主要有三种驱动:力量制衡、制度构建和认知引领。力量制衡即创建各方力量特别是大国力量之间的均衡机制,以限制一方采取破坏性行动的可能性。均势理论认为,基于公认的规则和相互制衡的力量,可以防止对秩序的挑战。事实上,在世界和地区发展中,长久的均势是难以保持的。因为多种原因,均势往往会被打破,引发战争,而重构均势则需要通过战争方式。依照这种理论, 由于中国综合实力快速上升,在东北亚应该出现平衡中国的机制,这就只有通过美国加大投人,加强美日同盟或美日韩同盟,但这种做法的结果捋适得其反。制度构建理论认为,地区相关国家通过建立地区合作的制度,创建地区共同利益,形成各方遵守的法规,可以创建地区和平。欧洲区域合作——从煤钢联盟到欧盟的 发展——被认为是通过制度构建实现地区和平的成功范例。从东北亚的情况看,尽管已经发展起中日韩对话合作机制,但它并非建立在具有约束力的地区制度构建基础上。即便如此,中日韩对话合作框架向其他东北亚国家的扩展也存在很大困难。从未来发展看,东北亚地区建立像欧洲或者东盟那样的区域合作组织的可能性很小。认知引领是相关国家基于对区域共同利益的认知,支持和推动区域合作。建构主义理论相信,认知的演化可以增强共同意识、共有理解(shared understanding),由此产生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有学者提议,应该推动东北亚认知共同体的构建,增强区域意识基础上对于"我是谁"的共识。在东北亚,对于区域的认同并不 强烈,这可能与近代以来地区分裂的历史有关。因此,从现实的情况分析,东北亚依靠认知共识来引领构建东北亚地区的长久和平也难以实现。因此,我们需要为东北亚寻求符合该地区实际情况的路径与方式。东北亚地区大 国力量集聚,,冲突风险系数高,地区关系与秩序正经历历史性大转变。各国需要把握大局,认清方向,保持战略定力,止乱避战,协力共创未来。第一,增进共有意识(sharing sense)建设。历史共有(shared history)是东北亚国家的宝贵资源,值得大力发掘,包括民族、文化、传统领域的共有性等。为了发掘东北亚历史的共有资源,增进民众的了解和理解,中日韩三国组织了历史纂写委员会,启动对共有历史的研究,合作编写历史课本,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组织编写了仲中日韩共用汉字词典》,把共用汉字作为共有的历史财富。当然,不仅仅是历史,提升当代共有意识也有很多工作可做。比如,在海洋、自然资源、气候等领域组织合作专家委员会,推动区域共有基础的研究,提出共同拥有、共同开发和共同保护的方案。增强共有意识,可以增进各国间的合作意识,珍惜共有,维护共有价值与利益。区域不仅是地缘关系,更是共生关系,山水相连,资源共享,族群相亲,区域是主权国家的第一层外部联系,长期的相处形成"割不断,理也乱"的相互交往关系。历史上,东北亚地区各国间关系复杂、交织、多变,在很多方面难以用近代主权国家的 定义来认识。因此,增进历史共有意识是为了培育新的共生观,从历史的冲突争斗走出来。百年变局包括认识论的转变,东北亚需要从东方思想中寻求构建面向未来的 新共生文明观。其实,本属于东方文明的东北亚国家有着深厚的共生传统价值观,我们需要以新的视野,创建传统与现代、现代与未来相结合的新文明。第二,推动"新发展范式"建设。自工业化以来,日本率先学习欧洲,步入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快速恢复,韩国经济腾飞。此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迅速增长。如今,单是中日韩经济总量就占了东亚经济的80%,几乎与美国相当;俄罗斯、蒙古国也都实施市场经济,与中日韩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只有朝鲜仍然实行自主自立的计划经济,未加人地区经济联系网络。从未来发展看,东北亚地区的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为严峻的挑战是如何重聚活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新范式。事实表明,西方开启的工业化范式面临严重危机,东北亚集聚了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它们在向新的可持续发展范式的转变中肩负重任。新的可持续发展范式体现出两个突出特征:一是绿色,纠正传统工业化的高污染、高能耗方式;二是包容,纠正财富积累极化、分配不合理的失衡结构。特别是中国正处在向发达经济体迈进的阶段,实现向新发展范式成功转变的意义重大。扩大字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是东北亚地区迈向新发展范式的必要之举。考虑到东北亚地区的实际情况,区域合作不能走欧洲区域联合的道路,也难以照搬东盟方式,需要创建东北亚特色的区域合作方式。东北亚的区域合作以经济为中心,以功能性合作为取向,以创建共有利益(shared interests)为宗旨,以共利为纽带,以中日韩合作为重点,逐步向整个东北亚延伸,可做的先行,不断深化。中日韩三国建立了以市场导向为特征的紧密经济关系,自贸区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但进展不快,其主要原因是结构性差别大,统一的高标准市场开放与规则制定难度大。如今,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增强区域内合作的驱动力,加快基于开放与合作的新型自贸区建设。考虑到三国发展与市场结构的差别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等,在新型自贸区构建上也需要从实际出发,增加灵活性。日韩国内市场拓展空间有限,重点是规则制定,使经济交往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制止单边行为,发挥市场规则对 要素流动的导向,推动三国优势资源特别是新技术资源的合作共建。中日韩合作机制以经济为重心,应该拓展领域,利用秘书处合作机制,推动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增强民众对于合作的认同。出于多种原因,东北亚的区域主义认同基础并不强,开展合作以共利认知为驱动力,因此,功能性合作是主要选择,体现在次区域、科技、教育、能源和大气治理等领域的合作。目前,东北亚区域合作主要集中在中日韩三国,需要构建其他东北亚国家 参与的合作平台,比如,构建东北亚发展合作机制,邀请俄罗斯、朝鲜和蒙古国参加,在 东北亚合作机制下构建东北亚交通、电信、大数据、教育网络等,通过现代化网络把东北亚连接起来,不仅能够增加区域利益,也可以增强区域认同感与区域意识。东北亚地区经济大变局的深刻变化是中国因素:其一,中国成为最大的地区经济体。从未来发展看,中国将不仅为东北亚提供最大的商品市场,而且是资金和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因此,中国将是东北亚地区经济的辐射中心与网络构建中心。其二,中 国经济由传统发展范式向新发展范式转变,将引导地区走向新经济结构与网络构建,这与以往的传统经济结构传递与扩大不同,也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传统范式下的诸多弊端,如资源、环境方面的问题。因此,新发展观引领下的东北亚区域合作也会具第三,构建新的安全关系和秩序。东北亚地区需要走出传统安全结构下的安全困境,推进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机制建设。目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存在四重矛盾:一是以朝鲜半岛分裂为框架的对立。尽管朝韩进行过多次和解努力,但是都没有真正走出 分裂与对立的困境,因为分裂与对立的根子在美朝对立,美韩军事同盟为一方,朝鲜为另一方,朝鲜半岛仍然处于朝鲜战争后确立的秩序之下。二是美国在日韩有大量驻军,进行前沿军事部署,力图通过美日韩军事同盟主导东北亚安全事务,划定势力范围,把其他国家排斥在外。三是美国把朝鲜作为敌人,把中国、俄罗斯作为战略对手,形成美国与中俄的战略对抗。四是中国作为本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在构建地区安全上的作用受到限制,并且被美国定位为"安全挑战者"。因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呈现一种矛盾交错的"无序"状态,朝鲜拥核一度催生了一种利益协同,所有国家都反对朝鲜拥核。但是,在如何 弃核特别是如何构建"后朝核"安全秩序上各国缺乏共识。至今,朝核及相关问题仍寄希望于朝美会谈取得突破,而朝美双方显然各有打算。可以设想,即便朝美达成一定的协议,没有其他方的参与,也不能妥善解决朝鲜半岛与东北亚新和平机制构建的问题。如今,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加剧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略与安全竞争,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出现了新的不安定因素。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关系与秩序构建既要基于现实,更要着眼长远。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现实是,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抗关系与秩序框架中走出来,需要解套,而着眼长远的安全构建,必须以新安全观即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为引领,凝聚共识,协力共建中国在推动构建东北亚新安全关系与秩序中要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近代,中国 被推下东北亚地区关系与秩序构建的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北亚陷入冷战对抗,,美国深度介入东北亚事务,在地区安全关系和秩序构建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政治与安全的分裂继续,治袭这样的路径,东北亚难以从安全困境中摆脱出来。在此情况下,中国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东北亚地区政治安全关系与秩序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力推动以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理念在东北亚落地生根,多做各方面的工作,逐步增加理解和共识,形成话语权导向。其二,加强对风险因素的管控,提升止乱、止战的防御和干预能力,特别是在朝鲜半岛,把无核化与新安全观指导下的安全机制构建联系起来,使朝鲜成为东北亚地区的正常国家。其三,以不冲突、不对抗的原则处理中美关系,把美国纳入东北亚新安全体系之内。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洽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并庄严承诺,中国"始终不谕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 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是崛起的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智慧和方案,也应该是中国推动东北亚构建面向未来的地区关系和秩 序的引领思想。因此,东北亚未来区域关系与秩序构建应该走出以冲突为导向的西方国际关系信条,寻求以和解与合作为指导的东方道路。文章选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2019年11月18日
2019年11月21日 -
何亚非: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中国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可以用习近平主席的话来概括,那就是“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于中国的国际交往,我的结论简单明了:中国需要世界,世界同样需要中国。请注意,我说的“需要”,不应被理解成某些关系非有不可。 为什么中国认为当今世界充满百年未有之挑战和机遇?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GDP达到了美国GDP的60%这一“红线”。在过去三四十年里,中国成为了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拥有了全球影响力。结果是,力量的平衡朝着有利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变,而在全球治理中,中国的作用突出。很显然,在现有主导大国美国的眼里,这构成了对“美国世纪”或“美国治下的和平”,也就是70多年来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威胁。为此,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坚持和平发展,避免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致命对抗,但美国为了遏制中国,为了与中国竞争,不惜重组其全球战略,与东方的对手发生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冲突。所以对中国来说,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和充满风险。简言之,这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 其次,在全球尤其是美国、英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导致出现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拉锯战,中国对此忧心忡忡,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它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上一轮全球化息息相关。中国当然希望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能继续发挥作用,也许是以“全球化2.0”的形式。同时中国希望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希望那种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力的财富分配倾向能在世界范围内尽快得到妥善解决,减少其对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和谐的不良影响。 第三,由于特朗普政府破坏基于规则的体系,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议、中导条约、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伊朗核协议,甚至威胁放弃世贸组织,我们正在目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机构的瓦解。如果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法官的空缺在年底前仍未填补,法院将停止运作,我们将失去解决贸易争端的多边机制。 因此,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两种抉择的挑战:要么坐视世界出现大的动荡,要么无论自愿或不自愿,站出来发挥领导作用,与志同道合国家合作,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关键性变革,开辟全球治理的新路径。 在这里我必须提一句,中国已经是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认为中国试图排挤美国的全球事务霸主地位,或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那是误读或曲解,会促使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重新评估,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把中国当成存在一定竞争的合作伙伴。 第四,技术革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它将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几十年来,技术革命一直推动着经济增长和全球化,无疑它还将引领全球化进程,重塑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中国正置身于这场革命之中,其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而且仍在增长。 在科技领域,中国有两个重点关心的问题: 一个是,中国在科技领域迎头赶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国,就必须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大量艰苦工作、巨额投资和多年的努力。中国认为,实现科技现代化有助于更好地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更大的贡献。科技现代化也是中国计划到21世纪中叶实现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之一。 另一个就是,其他大国对中国科技进步的不安反应,特别是美国。作为近一个世纪的霸主,美国认为中国对其长期以来所拥有的科技优势构成战略上的威胁。战略性科技竞争的思维方式支配着美国整个对华、特别是针对中国科技实力上升的战略与政策。美中两国进行战略性科技竞争不仅不明智,且会导致两国科技和经济发展“脱钩”。这是死路一条,会给全世界带来伤害。 为什么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得出“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的结论? 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取得的成功与全球化密切相关,同时也受益于与其他国家的良好关系,这其中既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显然,如果没有良好的全球环境,中国就不会成为今日之中国。中国的进步不是在孤立中实现的,这是经过深入思考得出的结论。 中国现在是一体化且高度互联的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它需要这个世界,现在和未来将更加如此。正是本着这种观念,习近平主席提出要与所有国家一起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 其次,既然中国无法孤立地自我发展,那么如果环境不安全,它便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无论在本地区还是在全球,中国始终都是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和捍卫者。中国以为,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上更加互联互通的全球伙伴关系网,将成为集体安全的坚实基础,而这种集体安全对于我们大家都渴望的持久和平是至关重要的。本着要让自身及整个世界实现持久和平与经济繁荣的信念和决心,中国一再重申它的和平发展战略,并表示无意在本地区或全世界称霸。 这绝对不是宣传或公关噱头,而是中国过去40年参与全球化以及经历了百年“屈辱”之后汲取的经验教训,这也常常是众多学者专家研究中国的课题。对中国来说,拥有并维持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是最好不过的,可能的话,更好与美国保持一种稳定、平衡和可持续的关系。中国不想也不会发起对美国的战略竞争,相反,它将尽最大努力打造一种良性竞争、更多更广泛合作的互利双边关系。美国绝不应当把这看成是中方的软弱,中国时刻准备应对针对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或经济成就的任何挑战,这些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第三,世界同样需要中国,这个结论并不是自我幻想,而是来自于中国过去70年的对外交往经验。中国面对过各式各样的情况,从全面对抗到全面合作,从被迫孤立到拥抱全球化,这些中国全都经历过。无论从哪方面衡量,中国现在都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成员。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入了500多个国际条约和协定。它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政府间组织的成员。中国还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过去十年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超过30%。 第四,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近乎本能和直觉的态度,以及它越来越愿意提供当今世界急需的“全球公共产品”——尤其在美国“退群”,正式抛弃联合国巴黎协定之际,这些都是深植于中国的文化,这种文化重视天人合一。 从这个角度说,“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设立亚投行、认为一国安全只有在其他国家同样感到安全的时候才能实现,所有这些新建议和举措,都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全世界。中国很早就意识到,“中国需要世界,世界同样需要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它与世界融合的意识也越来越强。 第五,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国内投资氛围正在朝同一个方向发展,都是旨在帮助中国实现可持续增长,并通过全球网络和互联互通的加强,借助溢出效应造福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基础设施是所有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这是中国从过去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中得出的经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要想赶上世界其他国家,并真正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就必须弥补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差距。 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坚定地认为,除非广大欠发达国家能够进入全球供应链和消费链(继而不断地向上攀升),否则世界经济很难进一步发展。而基础设施建设是第一步。中国钢铁、水泥和消费品的过剩产能也自然会以两种方式转移:在国内向欠发达的中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转移,在国外向需要和欢迎这类商品的国家转移。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双赢。 不幸的是,地缘政治的丑陋标签扭曲了人们的某些看法,中国被描绘得十分黑暗,而且具有威胁性,企图通过牺牲它的穷兄弟来获取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例如,债务就常被认为是中国“冷酷无情”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之一。事实上这与真相相去甚远。“一带一路”沿线所有项目都会在商业基础上评估,并使用适用的国际标准。 在这里,亚投行代表着发展性投融资的最佳实践。在决策过程中,如果有任何政治上的考虑,那么,项目融资可以采取商业贷款和外国援助相结合的方式,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捐助国的总体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外援助政策。人们可以通过中国近代史清楚地看到,中国无意寻求自己的势力范围,也不会通过经济手段来建立地区霸权。这是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一再重申的。而且,“一带一路”六年来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我的这一观点。 第六,中国经济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更多依赖国内消费,这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2008年,中国的净出口占GDP的9%,2018年已经下降到1%。我相信,随着中国的进口持续增长(正在举行的第二届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就证明了这一点),至少在2019年和2020年,中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还会继续下降。麦肯锡咨询公司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就表示,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度(以其庞大的出口为参考)已经下降,而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却在上升。文章选自中美聚焦,2019年11月15日
2019年11月21日 -
【参考消息】专家呼吁加强多边合作应对挑战
文 | 苗绿,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兼秘书长 “我们不能忽略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有各种各样的贸易争端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不断强调多边主义的作用,这对各国发展和创新是非常重要的。而随着经济、技术、气候等方面的变化,国际体制也要进行调整。我们既要改革,也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框架展开更多多边或者双边的机制安排。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就是非常好的机制,还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性经济安排也在不断发展。”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在2019中国“引进来”与“走出去”论坛暨第六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这样指出,此次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于近日在北京举办。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右三) 多国驻华大使、国际组织负责人、国际顶尖智库专家及知名学者等嘉宾在论坛上,从全球化、风险控制、国际投融资秩序以及全球治理等多角度出发,就如何在实操层面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推动WTO改革,维护CPTPP、RCEP等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等话题展开研讨。持续创造现代化多边贸易体系 日本驻华商务公使饭田博文提出,从谈判国家规模来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升级亚洲区域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而且这16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世界总GDP的30%左右,覆盖范围非常广。CPTPP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日本也是参与国。从总体来讲,每当一个新成员加入时,我们都非常欢迎,只要他们全面准备好,同时能够保证实现CPTPP非常标准化的严格规则。对于WTO改革,他提出下一步应注重促进实现投资便利化和电子商务方面的发展,而我们作为这个体系发展当中的基石,应持续创造现代化的多边贸易体系。他期待中国能够在WTO改革中发挥更多重要作用。 前日内瓦贸易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中心(ICTSD)总裁、CCG高级研究员梅林德表示,WTO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其面临的新挑战也可在多边主义的基础上解决。“一带一路”中关于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问题中囊括了全球投资框架有机发展的问题。在现行的投资框架中,我们要考虑当前经济特征和变化以及经济数字化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到如投资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对于WTO的改革,需要做到:第一,从RCEP、CPTPP甚至WTO本身来看,成员应该自觉遵守规则和合作;第二,解决方案不是通过重商主义的方法解决,也不是通过进口、出口和各个行业的负面清单或者正面清单解决,而是通过合作、规则以及运作机制来解决。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伊丽莎白·皮克表示,从一直谈、不断谈WTO就应清楚认识到,谈判功能已没有办法使其更好运行了,但这些功能可以进行改善,使WTO重回正轨已是当务之急。中国对WTO的未来来说十分重要,中国对WTO的改革日程的反馈意见也是非常重要的,WTO在过去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的确中间也有一些问题。如今,我们需要促进WTO的体制现代化来保证其机制的与时俱进。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WTO改革中,中国的作用非常关键,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领导型的国家,澳大利亚肯定会积极参与WTO的相关讨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CCG高级研究员霍建国表示,区域性的壁垒或对抗不利于世界市场。坚定支持多边体制的改革,将有利于全球经济贸易繁荣发展。WTO具体的改革在于其原则问题、主要职能以及谈判功能、贸易审议、争端解决等能否继续发挥作用。如果这些问题能解决,那就可以进入到具体的新规则方面,包括电子商务、新的国企标准、公平竞争标准以及产业政策和补贴的变化等。此外,由于国际形势变化以及CPTPP对RCEP本身存在影响,RCEP目前突破难度依然很大。尽管规模和影响力没有RCEP大,但CPTPP现在进展比较顺利,合作已启动,整个贸易的转移和溢出效果比较明显。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可持续性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事务特使、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白良从国际组织的角度指出,“一带一路”应接触更多有冲突的地带,因为这些地方需要协助使其实现更好的发展。他希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可以实现人道主义挑战方面的对话。其次,对于商界来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很多地方都与中国企业进行合作,包括一些很艰苦的地方,比如在南苏丹进行的合作。他认为,在这些冲突地方做商业发展可以减缓当地暴力,或者能够破解暴力问题。他指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很多良好实践的指南,希望中国企业来进行更多的对话。 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郁白从欧盟的角度向“一带一路”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可持续的互联互通。如果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那么这个基础设施应该满足东道国的需求,而且一定是合理的、可持续的,投资过程一定要有合理的监管框架,整个竞标过程一定要透明,而且对环境的影响分析要公开,同时这个项目的可行性要得到地方认可。第二,国际规范和标准要到位。“一带一路”需要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国际化的官方对话机制。此外,尽管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是很好的多边银行,世行、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银行等都愿意一起合作,但前提是要在联合国的框架里。 爱尔兰驻华大使李修文认为,如今“一带一路”倡议进展很快,尤其是在非洲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从这些角度来说倡议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力。下一步是如何确保倡议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将其纳入全球框架以确保全球其他地方也有很好的发展。此外,投资一定要是可持续的,包括教育等各方面领域。中欧之间要一起合作确保下一轮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能够进一步实现自己的发展,然后弥补世界的分歧。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取得了重大成就,未来应推动“一带一路”向着多边主义合作平台的方向发展。他建议成立“一带一路”国际执委会或秘书处,类似于世行和亚投行,通过共同合作寻找融资项目。此外,他建议中国考虑加入CPTPP,此举将在亚太地区为中国经贸发展打开一条新的通道,并可进一步对推动RCEP的达成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组建起到推动作用。当前大多数CPTPP成员国对中国加入都已表示了积极态度。文章选自《参考消息》,2019年11月19日
2019年11月21日 -
周灏: 用数据驱动世界,用科技点亮人生
这位喜欢仰望星空的掌舵人,自认为是一个喜欢用数据思维思考的人。员工眼中,他是一个有凝聚力,讲效率,精通数据技术和金融的靠谱创业者。“我习惯通过数据洞察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用数据解决问题,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也因为数据而更美好、更有意义。”周灏笑着说,在未来,他希望数据的力量能够为更多人所受益。周灏,CCG常务理事,量化派创始人兼CEO。周灏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后在美国莱斯大学攻读物理学并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第一资本(One Capital)担任资深统计师,在巴克莱银行担任全球精英中心副总裁、于华尔街摩根斯坦利担任分析师。后来辞掉在美国的工作, 毅然决然地回国投入“双创”大军中开始创业,创立、发展并扩大量化派。周灏曾荣获2018 年度最具技术领导力人物奖,并入选了亿欧“中国海归科技创业者100 人”。仰望星空的少年 童年时期,周灏就对星空有着深厚的情感。夏天的傍晚,周灏同大人们在楼顶纳凉。当别人聊天时,周灏就特别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着星空,而思绪早已融入进了浩瀚的宇宙里。高考填志愿时,周灏报了跟星星相关的专业,顺利进入了北大天体物理系,后面又去莱斯大学攻读物理学的博士。在研究星体的过程中,数据的力量给周灏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河北天文台实习期间,周灏的工作是收集光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整合进入数据库以进行数学建模分析。 可能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份非常无趣的实习,但周灏认为事实上物理的世界很有趣,也很震撼。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能在物理学上找到印证原理。不仅如此,物理学家还能利用简单的原理去完成复杂的工程。 实习期间,周灏通过对光的数据的研究,就能够大致了解一个星球、星系的前世今生。这些数据承载着宇宙宏大的记忆,把遥远的、触不可及的时间和空间,生动地带到人们的眼前,让人类突破那些未知,更加全面、更加智慧地看待这个世界。这种跨越空间,穿梭过去与未来的终极对话,对周灏来说是很浪漫,又很震撼的事情。 数据就像一把钥匙,为周灏打开了浩瀚宇宙的大门,更像夜空中的北斗,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求职达人用数据“走后门” 在那之后,周灏的人生大事几乎都是用数据驱动的。毕业找工作期间,周围的很多同学天天为了面试奔波劳累,一天许多时间都花在交通上,不仅非常辛苦,而且还很低效。对高效有着执着追求的周灏此时突然想到,为什么不用数据建模的方法为自己寻找到合适的岗位呢? 于是周灏干起了他的老本行,准备用数据分析的方法给自己找一份工作。当别人都在外面热火朝天地跑面试时,他在宿舍里闭关数天,把国外社交媒体上的人才数据都一一收集起来,然后建模做匹配。通过匹配,他把那些同自己个性、背景相似度特别高的员工筛选出来,然后再统一给他们群发邮件。周灏把这种方式叫做“加强版的‘走后门’”。 在美国,员工推荐新人可以拿到1至3个月工资不等的奖金,正式员工很乐意做这件事,另外,被推荐的人如果和自己又有诸多相似的背景也比较容易惺惺相惜。所以周灏非常自信自己能够打动他们。 这样的做法效果立竿见影。当时周灏一口气发送了20封邮件,隔天收到10多封回信,3天后参加面试,1个月后入职报到。整个求职过程既顺利,又有效率。在那之后,周灏成了找工作达人,许多朋友找工作时都会请周灏帮忙。一句话,让他毅然回国 职场上的一帆风顺让周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也让他萌发了利用数据驱动各行各业的宏伟计划。 创业之前,他先后在第一资本、摩根斯坦利和巴克莱银行三大投行工作过。不过比起当一枚螺丝钉,周灏更希望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影响和帮助更多人,创造更多的价值。夜深人静时,望着异国的星空,周灏想起以前那个仰望着家乡星空的少年,那个时候陪伴他的满天星河,是不是也记得他呢? 虽然一直对家乡有着思念,但真正让他决定归国创业的还是一次意外的谈话。有一天,周灏在摩根斯坦利的老板突然找他们吃饭。老板也是个华人,当年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奋斗青年经过 三十多年的打拼终于跻身于投行的领导层。那天他们把酒言欢,突然老板长叹一口气,说道:“中国现在正是创业的好时机,机会很好,假如再年轻20岁,我一定会回去。” 这句话就如同清夜闻钟一般,让周灏的内心震撼了许久。他似乎看到自己二十年后,两鬓斑白,一脸沧桑地对自己的后生后悔自己应该回国干出一番事业。他对自己说,趁自己还年轻,得搏一搏。一个月后,周灏果断辞职,放弃绿卡,启程回国。 数字就是他的信仰,他的人生。周灏相信自己的直觉,数据有着巨大能量,他应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越过山丘就能春暖花开 如今,周灏的“量化派”已经走过了第5 个年头。成立之初量化派即以“用数据驱动世界”(To move the world with data)为愿景,专注于人工智能核心“深度学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是国内首家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链接金融机构与消费者的科技公司。“我们在深耕金融领域的同时,还可以驱动更多不同的细分领域,”周灏认为,虽然很多人现在把量化派定义成FinTech(指金融科技)公司,但他们的数据技术平台不仅仅在用数据驱动金融,未来量化派的商业模式有非常多的延展性。 量化派一直致力于以技术领跑行业,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的模式构建完备的信用风控体系。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出色的管理,2017 年量化派荣获中国经营报“2017 中经金融科技最具影响力品牌”。 面对成就,周灏还是坦诚地表示创业的艰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他更是用“九死一生”形容自己的创业历程。但他一直坚信艰难只是暂时的,本质上“以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是可行的,并且也是大势所趋。难能可贵的是,周灏相信数据,但并不迷信数据,他清楚地看到在生活和工作中永远存在着数据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愿意接受数据的不完美,以坦然的态度接受前进道路上的成败。 周灏相信越过这个山丘,就能看到春暖花开。未来,希望把中国模式推广到海外去 2019年8月17日,周灏出席了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2019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第14届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并发表演讲。 周灏表示,过去讲是美国的模式拷贝到中国,海归吃了很多地域的红利和时间的红利。当一个事情没有证明的时候去做是很难的,但当一个模式已经成功之后,只需要做本土化,这样难度瞬间降低,是非常低维度的事情。 今天,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光光是“一带一路”这样的机会,其实中国在很多领域上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是不是又能够借助这波红利复制到海外去呢?如果从局部角度去看,机会是非常多的。周灏提到了自己科技改造金融创业的想法。 事实上在归国前,美国的同事就已经有类似的理念了,但如今这种设想还是没有付诸实践,反观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十分超前了。 周灏希望借助全球化的浪潮把先进的技术推广到世界舞台上。当新技术的影响力足够大时,接下来就去思考怎么把这个红利和政治、社会融合,反哺到社会中去,海归留学人员将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月刊》第78期
2019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