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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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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这是一门需要用一生去研习的必修课
2019年11月17日，2019年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隆重举办。密码学家王小云、实验高能物理学家王贻芳、陆锦标，以及生物化学家邵峰成为未来科学大奖新晋得主。张磊作为未来论坛理事会轮值主席、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捐赠人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致辞并为获奖科学家颁奖。在致辞中，张磊表示“向未知世界开疆拓土，不断重构我们认知体系的科学家，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和先知。而我们，都是科学的追随者和信徒，感受理性精神，沐浴科学之光。”作为中国“最接近诺奖的科学大奖”，未来科学大奖关注最前沿的科技，有效连通了科学家、企业界和每一个人。礼赞科学家、崇敬科学、拥抱创新，这正是张磊始终关注并支持教育、基础科研的初心。以下为张磊现场致辞全文：各位尊敬的科学家，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我是未来论坛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张磊。欢迎大家出席未来科学大奖的颁奖典礼，特别要欢迎来自北京十多所学校的中学生朋友。我估计，很多同学放弃了周末的课外班，来到这里。我跟同学们保证，也请家长们放心，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科学，是最好的课外班；而科学所代表的理性、好奇、求真精神，则是需要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去研习的必修课。如果说，科学发展带来的知识和信息密度，决定了人类文明的程度。那么，此时此地， 我们颁奖典礼的现场，可能是“文明”程度最高的一个所在。今天，这里汇聚了近百位顶尖的科学家，也有众多来自科研院所、高校的青年才俊，更有四位未来科学大奖的新晋得主， 他们是：密码学家王小云女士、实验高能物理学家王贻芳先生、陆锦标先生， 以及生物化学家邵峰先生。这几位，都是当今科学界最卓越的大脑。高瓴的一位同事说，看了他们的故事，感觉自己是来这个世界凑数的。请允许我在这里，再介绍下他们创造的奇迹：王贻芳先生和陆锦标先生，通过最小的物质结构，去探索宇宙的起源和秘密，“仰观宇宙之无穷，俯究万物之运动”；王小云女士，用和宇宙对话的语言——数学，去破解一个又一个顶级密码，以无穷之数问万物之象；邵峰先生，研究另一个神奇的宇宙——人体自身，观测细菌和受体之间随时发生的“星球大战”，“一物从来有一身，一身自有一乾坤”。他们分属不同的领域，却又同样站在了探索宇宙、认知自我的边界上。天文学家、科幻作家卡尔·萨根说：“你我皆为星辰之子，每一个细胞，都书写着整个宇宙的历史，当你凝视自己，也望见了宇宙的轮廓。”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从来都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对真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什么要研究基本粒子？因为希格斯粒子就在那里。 为什么要探寻人体炎症反应？因为受体蛋白就在那里。为什么要研究数学？因为，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开个玩笑。因为以数学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代表的是我们对最终极的宇宙真理和自我极限的探索。所以，向未知世界开疆拓土，不断重构我们认知体系的科学家，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和先知。而我们，都是科学的追随者和信徒，感受理性精神，沐浴科学之光。这次大奖周，我们集结了历届获奖者与国际知名艺术家，共同创作了“物演——科学观与艺术观”主题展览。我们不仅要倡导科学，感受艺术，还要让“科学和艺术在山顶重逢”。当科学回归本质， 我们就有机会以第一性原理去发现科学之美，领悟科学之美，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艺术激发科学进步，科学让艺术大放异彩。今天杨振宁先生也在座。他曾说过，科学之美是“无我” 的美，艺术之美是“有我”的美。未来论坛就是希望在两者之间搭建桥梁，在认识世界与自我中，窥见天地大美。美国诗人爱默生告诉我们，“Men love to wonder, and that is the seed of science.”（人们总是爱异想天开，这就是科学的种子。）我们创办未来论坛的初衷，就是希望撒下异想天开的种子，让大家更好地享受科学的乐趣。Science is fun， science is cool！谢谢大家！文章选自高瓴资本，2019年11月17日
2019年11月29日 -
【国际商报】推进WTO改革期待中国更多参与贡献
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使世界经贸组织（WTO）上诉机构的合法性遭到了持续阻挠。因改革问题仍未解决，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机制的发展前路不明。2020年6月，第12届WTO部长级会议（MC12）将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届时，MC12能否为重重阴影笼罩下的WTO找到前行方向？ “全球正处于‘极端气候’中。”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艾伦·沃尔夫(Alan Wolff)11月20日在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指出，重新制定多边贸易规则的时机已经成熟。多边贸易体制要取得进展，中国必须充分参与，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 在当天举行的圆桌论坛上，沃尔夫与中外专家学者就多边贸易体制机制、WTO改革以及中国在多边体系中扮演的角色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多边主义仍是最优选项 “全球化发展进程面临多重挑战，多边主义是世界各国在发展新阶段应对这些挑战的最优选项。”CCG理事长王辉耀如是表示。 与会专家指出，迄今为止，WTO是处理和协调成员间多边贸易关系最有效的框架机制，各方应有效推进WTO改革，促进多边贸易体制机制的改善。 当前，WTO成员正在推动制定数字经济规则，规范渔业补贴等。审视现行体制是WTO各成员的责任，也是弥补多边贸易体制潜在缺陷的机会。沃尔夫在与媒体交流时指出，尽管现在WTO遇到了一些发展和改革上的困难，但其仍对世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贸易规则的运转更多地是依靠参与各方的自觉遵守，“闯红灯”是少数人的选择。他指出，很多国家表达了支持多边主义的愿意，但仍缺乏有成效的实践。现阶段，各成员在促进WTO发挥作用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各方应推动WTO实现更全面、更完善的改革。 “当前更为迫切的是如何让WTO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在国际形势巨变的当下‘生存’下来。所有WTO成员都应在MC12上作出努力。”CCG高级研究员，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前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指出，所有成员需要承诺保持克制，不再采取新的限制措施阻碍贸易往来；需要重申对多边主义的支持，拥护WTO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考虑到各方可能很难在细节上达成共识，各方应在一个广泛的框架下对WTO改革提出倡议。针对具体问题的改革，WTO可以建立临时工作组，先从简单的问题入手，逐步向更困难的问题扩展。中国应积极贡献力量 作为全球治理的多边合作机制，WTO改革也需要通过多边合作来实现。 “中国具有领导WTO改革的能力。WTO要想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就应尝试更多的发展可能性，而这个过程离不开中国的协助。”沃尔夫指出，尽管现阶段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发展，但非协定参与方仍对多边贸易协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存疑。对国家安全的考量逐渐被一些国家用作采取贸易限制等措施的借口。他认为，中国从入世中获益匪浅，也为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作出了很大贡献。多边贸易体制要取得进展，中国必须充分参与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包括推动就渔业补贴问题达成协议等。 王辉耀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中国在推动WTO改革方面能发挥更多作用，包括在电子商务、海洋微塑料污染治理等方面推动WTO改革多边合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中美贸易摩擦无疑给WTO带来了挑战。CCG特邀高级研究、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员吕祥希望中美两国能尽快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推动WTO更健康更强大,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机制。 “WTO应发布一些清晰阐述改革方法的政策文件来推动改革进程。”CCG高级研究员、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表示，WTO改革已迫在眉睫，但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想法和利益诉求，如果这四方不能达成共识或者更好地互相理解，WTO改革就很难进行下去。他建议WTO改革分两步走：首先，解决WTO改革中的发展中经济体地位、WTO上诉机构的僵局、透明度原则、非歧视性原则等原则性问题。其次，建立不同的工作小组，并针对不同问题制定不同规则，包括制定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的规则。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提醒，长期以来美国都是WTO的重要成员，是多边主义的领导者。然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开始认为美国作为其中领导者的成本大于收益，出现脱离WTO的倾向。如何在如今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中平衡成本和受益，以及其他国家如何参与说服美国继续留在多边体系中是值得各方关注的问题。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9年11月27日
2019年11月29日 -
黄亚生：特朗普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会持续二三十年
专家简介黄亚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中美关系在历史上没有可以完全对应的经验可谈。美苏之间是军事和战略的竞争，美日之间没有军事方面的竞争，有经济和思想方面的竞争，但总的战略两国是一致的。所以涉及到中国这个个案比较复杂文 |《财经》记者 金焱 发自美国华盛顿编辑 | 苏琦在8月30日见到黄亚生前，他的公众号文章刚更新不久，黄亚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议价能力，或者说是谈判筹码在增强。有可能中国最大的筹码是和贸易战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改善国内自己的投资环境和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他一直认为只要有一个法治的、中性的投资环境，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作为在美国常春藤名校任教多年的华人教授，黄亚生对中国和美国都有第一手的了解和观察，他注重实证数据分析，思考也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图/IC 见到黄亚生时，特朗普已经在任三年。黄亚生眼中的特朗普是典型的强人政治的代表。在国内层面，特朗普自竞选起长期的针对包括移民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极端言论煽动起了美国国内一些极端和种族分子内心最深处的躁动，为国内社会的安全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在国际层面，特朗普一再搅乱国际现有的秩序和多边机制，埋下可能爆发动乱的不稳定因素。无论是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还是其他政策政令，美国社会近来出现了全方位的反弹，但黄亚生指出，这是守势不是攻势。特朗普对中美关系以及对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会持续二三十年。选择偏差与反弹不是因为特朗普上台，美国对中国就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特朗普代表了美国蓝领工人以及企业界，包括高科技公司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不满。过去在中国这种不满的声音很少有人听到，这是选择偏差的问题《财经》：中美竞争对中国学生和华裔学者带来了冲击，在波士顿这边感觉反应大吗？黄亚生：反应很大。主要是研究型的学者受冲击，美国出了几次华人教授被解雇的事件。问题主要出在生物医学领域，因为最先开始搞调查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但我相信马上会扩大到材料学等更多更广的领域。《财经》：华裔学者首当其冲，背后是大环境的问题，还是文化冲突的问题？黄亚生：这类事情的发生与中美关系交恶有关。我不了解那些学者的具体情况。但至少有一种可能性，中国人有的时候，对程序性的东西不是特别重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现在为止，我所了解的情况，没有一起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系，这也许是因为现在调查还没扩展。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性是个人行为的问题。大的环境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样子需要更复杂的讨论。中美关系交恶是一个触发点，而美国学术机构的人员参与到中国的人才计划中，是否要面临那些惩罚则需要探讨。但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批评中国的声音从来就没停过，只不过是我们有选择性地听取，比如更多的是那些华尔街的中国看法。《财经》：所以说不是完全而突然的变化。黄亚生：不是因为特朗普上台，美国对中国就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并不认同特朗普的很多政策，如贸易战，但特朗普代表了美国蓝领工人以及企业界，包括高科技公司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不满。过去在中国这种不满的声音很少有人听到。《财经》：就是说美国关于中国的各种争论非常激烈。各种声音都有，但我们只听到好的一面。黄亚生：这是选择偏差的问题。那些不满意的人也就消失了。我经常同美国政府接触，包括给奥巴马和美国国务院做一些情况简介。更早的时候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参与去国会向现在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等人游说，美国要保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后来克林顿上台给中国以永久性的最惠国待遇，不用每年讨论了。2000年中国入世。这段历史传递的信息是，美国所有讨论的根基，不是说同中国进行贸易来买到便宜货，靠企业安排全球的供应链。最根本的是用接触战略的理论，后面有很强大的意识形态的根基。从中国的角度看，一方面中国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中国存在经济至上的错误看法，认为中国市场可以搞定一切。《财经》：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引发中美“脱钩”（decoupling）的争论。黄亚生：中美经济脱钩对美国科技界影响很大。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以美国高通公司和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今天的华为非常重视科技研究与合作。高通则是美国企业中唯一有能力可能做5G的企业，该业务板块与华为是竞争关系，但高通的大客户恰恰也是华为。2018年高通是华为在美国第三大供应商。因此，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意味着美国企业不可以和华为有任何的接触和交流，也就意味着高通不可以参与任何有关5G发展的过程和标准的制定，这将打击高通自己开发5G的能力。另外，考虑到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过去几十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实际都在缩水。在联邦经费总额未增加的前提下，美科研开支结构日益单一，科研经费分配不均。经费多集中于生物医药领域和几个单独的领域，其他领域的科研经费受到挤压。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同中国竞争，甚至采取中国的这种模式，而不是去限制中国。美国口口声声说中国侵犯其知识产权，但又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而投资就是尊重知识产权的表现，所以美国的政策是打自己的嘴巴。特朗普的政策很混乱。《财经》：特朗普上任后对全球化、对美国等等带来了很多损害，以后能修补回来吗？黄亚生：我认为可以修补，美国两党虽然对华一致的程度比较高，但对特朗普执行对华政策的方式方法并不认同，所以近来出现了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全方位反弹。但它是守势不是攻势。《财经》：出现反弹的主要动因是什么？黄亚生：这与特朗普胡来有关。即使支持对中国强硬的也不完全赞同他的做法，出尔反尔，不断加码。贸易战只是一个次优的方式，应该有其他的方式；另外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都是美国主流不赞同的。黄亚生眼中的特朗普是典型的强人政治的代表。图/视觉中国竞争的常态中美就是竞争关系。在国际关系里，竞争有贬义色彩，但在经济学领域，竞争是好事《财经》：特朗普明年可能被选下去吗？黄亚生：可能性很大。民主党候选人当选为总统的几率很高。但即使民主党上台中美也不大可能恢复到以前。在我看来，中美就是竞争关系。在国际关系里，竞争有贬义色彩，但在经济学领域，竞争是好事。中国过去围绕竞争用的词都是模棱两可的，中美在本质上的关系就是竞争关系。《财经》：你所说的竞争是指什么？黄亚生：竞争包括思想上的竞争、经济上的竞争，这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政治上的竞争，战略的竞争，但军事方面的竞争比较复杂，它是1和0的博弈，不是双赢。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达成有序的方案比较难。中美关系，跟美苏关系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是多个维度的，中美在军事战略方面如果是敌我关系，在其他方面则是竞争关系，平衡怎么掌握？操作起来更复杂。《财经》：就是说中美在历史上没有可以完全对应的经验可谈。黄亚生：美苏之间是军事和战略的竞争；美日之间没有军事方面的竞争，有经济和思想方面的竞争，但总的战略两国是一致的。所以涉及到中国这个个案比较复杂。在我看来，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需要领导人有素质、资质和认知水平，现任特朗普政府是无法智慧地面对和解决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财经》：所以中美是无解的？黄亚生：中美两国政策目标设定的期望值应该低一点，只要中美两国不出大事就行。冷战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90年代初的和平时期，有四十几年的和平，中美能维持40多年的和平也行，就怕连冷战的程度都达不到。最近我参加了一个有很多前任美国政府高官出席的会议，我提了一个问题：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能否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冷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遏制，一方面是冷战中美苏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我们可不可以去想象中美将来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所以如果美国人开始提对中国冷战，那不能只提倡冷战的一个方面，其实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财经》：这涉及到台湾怎么办？黄亚生：台湾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承认现状，不改变现状。在我看来能有40年的和平发展，有全球化、有中国的中产阶级，那中国以后的发展都不是问题。《财经》：你提到全球化，现在经济全球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黄亚生：与特朗普谈全球化是对牛弹琴，说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是说下一届假设美国选上来一个比较理智的总统。我希望通过这一轮与美国比较复杂的交往，中国看问题能稍微复杂一点。《财经》：全球供应链相互连接，形成了紧密的纽带，但贸易紧张局势使全球供应链受到打击、发生转移。黄亚生：全球供应链在特朗普上台前已开始发生转移，这部分是由于中国国内政策导致的。中国企业成本在上升，国内报道称之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不准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件百分百的坏事。经济都有两面性，这边是成本那边就是收入，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没有形成消费力的增加。所以中国既抱怨劳动力成本低，又抱怨消费不足——因为中间那部分被政府拿走了，这是问题的关键。《财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提到，我们的消费当中存在不少梗阻点和障碍，应该去解决。黄亚生：中国的劳工收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并未形成购买力。对企业来讲，雇工人的成本上升可以通过产品价格上升进行消化。美国的福特公司就主动给工人提高工资，它就认识到经济学中的循环流动模型（circular-flow model），金钱和商品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是流动的。所以问题发生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却未带来购买力的增加，这种情况使全球供应链的安排受到影响，在特朗普上台后，又加上了贸易战的冲击，加速了供应链的转移。《财经》：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TPP在政治上复活的可能性也不大。黄亚生：奥巴马推行TPP可以说50%对、50%错。对的地方就是承诺削减关税、推行自由与开放的贸易与投资；错的地方是奥巴马应把这扇门向中国敞开。比如TPP的劳工标准，中国在很多方面是达标的，越南其实并不达标，但越南在TPP名单上，中国不在。《财经》：越南被视为是TPP受益最多的国家之一。黄亚生：对。奥巴马政府做错的另一件事是围绕亚洲开发银行美国的态度。美国政治上有种说法叫做尼克松访问中国现象。尼克松是铁杆反共人士，只有他才能跟中国修补关系。TPP很可能只有左派才能把这事给做起来。《财经》：所以说2020年假设民主党上台，也基本会延续现在的对华政策。黄亚生：是的，整体来说民主党还能听学术界的声音，不会像特朗普那样，但中美也不会回到克林顿时代。同时也取决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财经》：中国现在经济走下坡路，是不是中国应对美国的空间也因而缩小了？黄亚生：贸易战本身不是中国造成的，贸易战为中国带来了经济成本，成本这么大却是中国自己造成的。企业经营环境改善不足，提高了运营成本，劳工成本上升没有造成购买力的上升，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本来就不应该如此依赖美国市场，这是要反思的。《财经》：最近的热门话题之一是，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超市Costco在中国大陆的首家门店在上海开业首日挤爆被迫停业。黄亚生：如果Costco被挤爆，肯定说明其他商店的东西卖不出去。从马云的光棍节到这个挤爆被迫停业的仓储超市，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消费降级的体现。我们做学术的人不能只听故事，要看整体数据——整体数据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下降。7月份时我在北京国贸附近住了一个月，那商店一个人都没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消费降级。《财经》：在你看来中国经济的出路是什么？黄亚生：中国经济的出路包括高科技的发展，比如华为、5G，还有就是中国创业。中国要想清楚，最重要的是基本面的东西。其实这说来说去都是老话题了：企业环境、产权、市场发展、政府的作用，这和20年30年前讨论的题目一模一样。中国发展的整体态势条件很好——中国人聪明、刻苦，受教育程度也高，而全世界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才。什么是人才？在东莞打工那些女工都是人才。她们敬业刻苦，无所要求，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这些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财富。 特朗普的遗产特朗普这三年让我重新认识了民主，就是民主最终是人治。它所说的法治只是修了一个栅栏，栅栏里还有很多的事情和问题，最终这个人治决定栅栏可以有多大。他把种族主义调动起来，这可能是美国今后二三十年都会面临的大问题《财经》：美国被认为自身的修复能力特别强，怎么比较特朗普的破坏力和美国的修复能力？黄亚生：我认为情况可能比现在更糟。就美国的体制来说，体制对特朗普的反弹很大，国会对他进行调查，特别检察官对他的“通俄”问题调查已结束。确实，纵观美国体制，从来没有类似的经历，历任美国总统都是在大的边界限定的条件下，但特朗普完全不同。比如特朗普命令美国在华企业撤离，美国又不是计划经济，怎么命令？《财经》：后来白宫说是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EEPA），法案针对的目标是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经济构成非比寻常且十分严重威胁的”存在，历史上从未有美国总统在处理商业纠纷时动用该法律，更不用说是为了要与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切断贸易关系。黄亚生：我们讲法治和人治之间是对立的关系，这个对立关系与我们想象的不同，因为法治说到底也是人。美国的宪法就几张纸，最终还是人去执行。民主制度可以很强大，也可以很脆弱。比如法律限制的可能性是一个圆，但他个人的限制可能比这个圆还大。比如特朗普因为没有对自己的个人限制，在某种程度来说他没有在违法，无论是命令美国在华企业撤离，还是大赦他自己——美国没有法律说总统不能大赦自己，但这在以前是人想都想不到的。特朗普这三年让我重新认识了民主，就是民主最终是人治。它所说的法治只是修了一个栅栏，栅栏里还有很多的事情和问题，最终这个人治决定栅栏可以有多大。当然他们的人治和中国讲的人治是不一样的。《财经》：特朗普的出现对美国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黄亚生：有好的方面，当然不好的方面很多了。如果特朗普只任期四年，这个体制还能够存活下来，还会继续发挥作用。《财经》：如果特朗普连任做八年总统呢？黄亚生：八年就难讲了。特朗普很大的破坏是在全球变暖这个全球最大的问题上，这个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回转，现在等于四年关键的时间浪费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另外他把种族主义调动起来，这可能是美国今后二三十年都会面临的大问题。很多种族问题是被人为地挑起来的。在非洲一些种族间的冲突是政治家挑起来的，比如卢旺达。《财经》：卢旺达大屠杀？黄亚生：卢旺达的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最开始和平相处，后来就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政客把种族之间的不和挑动起来，就很难收回去。如果美国控枪不力，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暴乱事件。美国种族间的问题这三年在抬头，这是有数据支持的。民主党上台情况可能更坏，它会引起这些种族主义分子的反弹，现在他们觉得政府的人是他们的人，可以斗胆去做一些事，不是他们的人就变成对他们的压迫，有压迫就有反抗。这与美国有这么多枪却没发生政变的道理是一样的：美国的暴力都是非政治性的，不针对政府、不针对军队，而是相互之间的，自我消化，这种现象我估计在美国今后二三十年都会持续。《财经》：还有一个问题是，特朗普把本已分化的美国社会带到更严重的分化之中。黄亚生：对，他带来的长久影响是美国社会种族之间的分化，不是受教育高和受教育低的精英社会的问题。特朗普在破坏精英体制，但民主党上台以后就会改观。《财经》：美国价值观的分裂体现在网上几乎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讨论上。黄亚生：对，这就是互联网现象。互联网的任何话题讨论都是这样的。最初搞互联网的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理性，结果现在证明完全相反，它把人最不理性的东西都带了出来。特朗普的崛起可能会加重这种现象，他的当选本身与此相关。也许互联网的诞生、社交媒体诞生后的各种怪现象是真正代表人性的。所谓启蒙是对极少数人的。过去只有少数能写书、写文章发表的人，才有发言权，现在非理性的人也有了发言权，这就还原了人类更真实的描述，而不是启蒙思维。而一个撕裂的社会的定义就是，观点大于事实。（本文首刊于2019年10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2019年11月29日 -
张燕生：RCEP达成将拉动中国GDP提升0.55%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27日在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第124期经济每月谈”上表示，应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在通商层面我国已经相当开放，但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方面，我国仍有差距。”张燕生认为。 张燕生表示，开放的本质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动力是压力驱动。不过，在推动规则等制度性开放、与国际高标准规则衔接的同时，始终要保持好“中国特色”。在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的同时，要保障关键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源自主可控。在扩大金融、能源、粮食、科技、信息、生物等重要领域对外开放的同时，要确保国家安全和其他安全保障和风险防范。 “RCEP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张燕生称，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我国、世界的未来发展构建了一个规模最大的平台。RCEP如果谈成，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十六国之间所有商品实现零关税，将拉动中国GDP提升0.55%，并拉动中国出口总量提升3.15%。文章选自中证网，2019年11月27日
2019年11月29日 -
薛澜：关于中国城镇化的若干思考
专家简介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2019年11月15日，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19在京举办。本期内容为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薛澜在论坛上所作的《关于中国城镇化的若干思考》演讲全文。近期，我们将陆续刊发论坛嘉宾主题演讲，以飨读者。”文 / 薛澜，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本文根据发言速记整理，经专家确认发布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天的论坛，在此希望和大家交流一下近期关于我国城镇化的一些思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公布后，各单位均对整个文件进行了深入学习，其中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感到尤为振奋。归根结底，公共管理就是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做贡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的城镇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区域布局提出两点明确要求： 第一，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我国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政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第二，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决定中特别提到，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指的就是区域协同和协同发展。如何进一步落实四中全会的精神，真正推动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确实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我国几年来在推动城镇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家有目共睹，但我国在这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第一个问题，我国现阶段一些地方城镇化发展缺乏工业化动力。很多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其实是工业化过程，在工业化进程中城镇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人们在工业生产集中的地方安家落户，就是城镇化的过程。但是，在我国过去4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个过程被切断了，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农民工的机制，导致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实现相应的城镇化。当时，为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轻装前进，导致工业化过程没有带动相应的城镇化发展。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正在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但我个人感觉，在不少地区城镇化过程缺乏产业化基础。这二者之间需要建立有机的联系，需要构建城镇化中的工业发展机制。2 第二个问题，我国部分地区在城镇化过程中急于求成，发展目标往往超出合理的速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超常规的目标会被当做正常目标，然后引发各地区间争相加速，因此很多地区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挑战。3 第三个问题，城市定位不明确。各城市都朝着功能越来越全发展，比较大的城市都希望自己是区域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创新中心等等，功能越多越好，这在实际情况、实际运行中也会有很大挑战。4 第四个问题，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讲，现在很多地方城市发展思路和规划变化太快，换了一个领导就换了思路。但做规划的很多专家都了解，城市规划历来是大问题，不能来来回回的修改。这些问题是未来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十八大以来，很多问题都在逐步得到解决，我相信只要背后的机制理清楚，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我认为城镇化的核心应聚焦于三个核心词：理念、资源、治理。第一，理念，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人的全面现代化，这是城镇化的本质。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活方式，知识结构的现代化。这里有很多例子，比如有一个海外学者做的中美儿童肥胖症对比研究非常有意思：两个国家儿童肥胖症都在增加，中国增加速度非常快。但是他发现，两个国家儿童肥胖症孩子的家庭背景不同。在美国，儿童肥胖症大多出现在低收入家庭，主要原因是吃“垃圾食品(各种快餐)”太多；在中国儿童肥胖症很多出现在高收入家庭，因为这些中国家长收入提高了，但是相应的健康知识没有提高。所以，还是老观念，认为给孩子多吃好的，营养越多越好。结果，造成了儿童肥胖症的加重。另外，我们追求的不是人类社会的畸形发展，而是人类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不是一部分人的现代化，而是全体人的现代化；不仅是一代人的现代化，而是千秋万代可持续的现代化；不是城市中心的现代化，而是城市整体的现代化；不是单一模式的现代化，而是多元包容的现代化。第二，资源，城镇化其实是资源开发和优化的过程，这里包括物质资源、历史文化、自然环境、人口、社会等等很多要素，即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核心要素。所以，城镇化过程其实是这些资源不断开发、不断利用的过程。原来我们可能更注重的是物质资源的开发，现在大家更注重历史文化、各种传承、城市的精神风貌等，这些资源要素在推动城市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第三，治理，这其实也就是我要讲的主题。说到底，城镇化就是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我们研究的公共管理领域最开始是从纽约的市政管理出发的，因为变成一个大城市之后，政府要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提供公共资源的优化等等，所以必须要有高效的公共治理。实际上公共管理这个学科也是由此发展起来的。例如城市治理体系怎么有效运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角色、公共财政等等，再如设市、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设市、怎么治理等等，都是公共治理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城镇化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公共治理的挑战。这个题目很大，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做深入分析，就是在城镇化治理过程当中，知识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个问题是在我国高速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我们现在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前三次工业革命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是18世纪后半叶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代表是电力。第三次工业革命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其实是物理世界、数字世界、生物世界融为一体，是各方面包括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同时也提出了挑战。首先，它有可能导致人才、资源和财富创造进一步向中心集中。以PWC（普华永道）对人工智能到2030年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来看，预期人工智能可能产生15.7万亿美元的GDP增加值，可见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确实非常可观。但是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可以发现，虽然创造了这么多财富，但其分配是不均匀的。如图1所示，这里占比最大的是中国，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会是最大受益者，美国也受益不小，但在世界上很多其它地区的受益情况就远远不够。对中国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地区可能受益的程度也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完全有可能导致人才、资源和财富的创造更进一步的集中。图1：面向2030年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图片来源：PWC（普华永道）分析报告这背后的机制主要是因为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二三线城市的很多人才看到一线城市的机会，很有可能就积极地到一线城市去发展。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各地方更加均衡的、合理的发展，这时候地方的人才能够一方面了解到全球发展的趋势，另外一方面了解到本地特有的资源和优势，而且能够发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把这两者能够连接在一起的核心是地方的创新资源。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创新资源的载体非常重要，也就是我所讲的知识型的基础设施，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美国在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将邮局作为一种知识基础设施，后来什么地方有邮局什么地方创新就非常强，这是由一个实证研究发现的。其背后的原因是当时申请专利要通过邮局邮寄申请表，所以，有邮局的地方创新就更加方便更加容易，后来发现有邮局的地方创新就更强，有更多人搞创新。这个例子也说明知识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我们去年做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报告，从我国的人工智能人才分布（如图2所示）可以看到，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但大家看到03是西安，为什么是西安？众所周知，西安是我国高校最集中的几个城市之一，尤其是有很好的工科院校，高校是很多重要资源的聚集地。图2：中国人工智能人才分布（单位：个）图片来源：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恰好我前几年曾对大学在我国的地域分布进行研究。传统观念认为西部高等教育可能发展不够，因此原来讲西部大开发高教先行。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把人口数量作为权重考虑进去，高等教育的重心跟经济和城市的重心差不多，基本上都在河南驻马店这一带，东西方向没有太大差别。西部大开发高校少了一些，但西部人口更少，综合分析没有明显的差别。我国真正突出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一个行政区划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巨大。如图3所示，用在校大学生和教师的分布代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基本比较接近。我国高校集中于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或者省的副中心城市，如辽宁大连，福建厦门等。所以，实际上高等教育资源在一个省这样的行政区划内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如果用首位比来看可以发现，大部分省份的首位比都超过50%，即超过50%的高校集中在首位城市。这个研究在2008年做了一次，2013年又做了一次，我们发现这期间甘肃、云南、宁夏、内蒙的首位比，也就是集中的趋势还在继续增加。到目前为止这个趋势还没有完全解决。图3：2008年和2013年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在校大学生和专任教师分布情况 图片来源：劳昕,薛澜.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16(6):26-33.现在中国二三线城市，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没有比较好的综合性学校，这样的情况下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各种知识的传播、创新等等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要求我们在城镇化过程当中，不仅要关注硬件的基础设施如交通、网络等等，更要关注知识型基础设施建设。越是创新的城市越要重视到这一点。我选择这个主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前几日深圳在高教会上宣布与中科院合作建设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深圳这几年动作很大，很多高校在那里设分校，现在又进一步向前推进，它已经看到知识型的基础设施，尤其高等院校机构的重要性。所以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目前已经进入到大众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尤其在考虑大区域分布的同时，要将重点放在行政区划内二三线城市的建设，尤其要关注没有高等教育机构或者高等教育比较薄弱的中小城市中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这方面，美国在州立大学选址方面有一些经验我们可以学习，这些州立大学很多都不在中心城市，它们主要授予本科和硕士学位。这一类型的大学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也提到要加快建设社区学院，但社区学院的作用还是有限的。我认为对于我们国家二三线城市非常重要的就是建立类似美国州立大学的高校，就是综合性高质量教学的同时也做一点应用性研究的高校，这样的高校对中国很多二三线城市未来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我认为城镇化就是治理现代化，从各个地区的发展来讲就是目标选择，要敢于放弃。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要明确主要的战略目标。另外很多城市原来蔓延式的管理模式已经不够，要从开发商到物业公司式的、从外延扩展到内涵深化式的将城市经营好。另外，很多治理问题的解决过程也是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我们有时候推进的过快，把很多问题都掩盖了。文化的积累、问题的暴露、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时间的。最后，四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要可持续的，不管从基础设施、财政功能、生态资源，包括激励机制等等方面，这些建设都需要真正从长远的角度设立城市管理制度。谢谢大家！文章选自清华城镇化智库，2019年11月26日
2019年11月29日 -
何亚非：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外交的方向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日前通过新华社全文发布。这一决定深刻阐释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并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等13个方面的制度作出战略部署。评论版即日起刊发一组专家解读文章和访谈。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到十九届四中全会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做了系统的阐述，再看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全球治理赤字和困境提出的一系列有中国大国外交特色的解决思路和解决方案，尤其是中国积极倡导与各国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凸现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希望而且正在为世界秩序的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做出自己的贡献。 持续开放，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关于当今时代变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此，各国需要相向而行，破解全球治理的各种难题和全球性挑战，共同努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变局”之所以“百年之未有”，首先是因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这几十年的迅猛发展使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力量上升，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及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历史奇迹。 世界银行数据表明，2018年中国占全球GDP之比为15.9%，美国23.88%，中国已达美国的60%。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推动下，通过努力奋斗，已经成为全球生产链重要组成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大市场和人类利益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国是近13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个国际贸易网络推动了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中国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达30%以上，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中国需要世界，世界同样需要中国，是各国的共识。 其次，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衰落和中国等其他发展道路/模式的成功，使世界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突出。以美国等西方新自由经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漏洞百出，资本贪婪无度、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国内治理乱套，社会分裂严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都出现制度性危机，再次考验西方的自我调节能力；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和无序状态加重，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面临重新调整的新格局。 再则，新科技革命带来人类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和国家竞争形态的重大变化。主要国家加大对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大数据、物联网、外空等新技术的投资研发。科技能力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上升为大国竞争与合作的主场。 科技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的重要动力，但往往也是推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转变的重要动力。以往几十年全球化的经验表明，技术革命在推进经济发展和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会加速贫富差距的扩大。 这并非技术革命的本意，而是政府和社会没有很好的兼顾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实现相对平衡。目前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泛滥导致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逆流，事实上就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利益分配出了严重问题，就像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得出的结论，主要发达国家这几十年来资本收益远远高于国家的GDP年均增长率，资本与劳动的差距，也就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出于社会中下端收入阶层的人们日益失去安全感，对社会、政府和全球化的对立情绪驱动了民粹主义卷土重来。 最后，世界经济受周期性调整、主要经济体经济转型、新技术革命冲击、生产链重组等影响，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再次下调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至3%。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大国过度依赖货币宽松政策和低/零利率产生的金融风险积聚，再次发生地区和世界金融危机是“灰犀牛”，已不是“黑天鹅”。美国等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催生的保护主义、“本国优先”盛行，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战烽火四起，以规则为基础、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有崩溃之虞。 面对充满风险和动荡的世界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国际场合强调，中国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改革步伐，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无论是国内发展还是国际合作，都身体力行，努力实践这一重要思想，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范。 时代所问，中国有答 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如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治理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扩大，世界经济中下行压力巨大的背景下，中国为解决国际社会的普遍难题贡献的中国总思路、大方案。中国外交始终坚持以此为指导，积极推动各国在全球化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合作。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必须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商量着办”，而不是一两个国家说了算。新中国70年来多边主义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坚守，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坚持履行大国担当，与世界各国合作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坚定不移的维护多边主义，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旗帜，《联合国宪章》包罗万象，始终是国际社会坚持以规则为基础多边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罗盘”。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东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发挥了建设性、互补性作用。 然而，这几十年，多边主义内涵、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联合国成立伊始主要是建立大国协商一致的集体安全体系，确保人类避免再次发生战争浩劫。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终结，世界多极化加速，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国关系深入调整。全球经济格局深刻演变、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以多边协商、谈判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成为处理世界事务的主要渠道。多边主义道路从在政治安全领域，扩大到经济金融、健康卫生、科学技术、标准制定、外空海洋、网络空间、军备控制、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其理念和机制与各国外交和全球治理密不可分。 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改革开放努力的方向、大国外交追求的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全球化而孤立的发展。如今，全球化遭遇反全球化的逆风，美国作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执意“退群”，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减少军备竞赛的《中导协议》，重新谈判各项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和机制安排，增加了全球化的阻力，给下行压力日益增大的世界经济增加了触底回升的难度。 近两年，全球经济和金融风险积聚，国际贸易体系、货币体系较量更加复杂、激烈，加剧了全球贸易流的分化和资本市场动荡。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均面临新的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 中国怎么办？中国外交又该如何助力全球化推进、防止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再次发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应该坚持以开放求发展，深化交流合作，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趋完善，共同培育世界市场需求。 中国为此发挥了积极、引领性的作用。中国倡导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进包容、开放、互助的“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把更多国家拉入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把全球化的“蛋糕”做大做厚。中国和世界相互开放，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有更好、更便捷的制度性安排，在坚持重要原则的基础上认真改革WTO，使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和方向，努力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合作共享平台，促进区域和世界经济持续开放和融合。根据最新统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平衡，净出口从2008年占GDP的9%下降到2018年的1%，且继续下降。 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加强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坚持以对话和谈判解决争端和冲突，尽可能减少地缘政治博弈的干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当前，地缘政治矛盾和大国关系明显紧张，包括“修昔底德陷阱”在内的种种地缘政治的陷阱层出不穷，大国之间的竞争和摩擦在上升，“零和”博弈思想抬头，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所必需的国际信任和合作受到严重侵蚀。 近年来，地缘政治矛盾和大国关系更加复杂紧张，虽然大规模战争由于核武器等因素已经成为小概率事件，但是局部冲突、地区热点升温、恐怖主义蔓延、民粹主义催生的无政府状态，乃至大国被第三方拖入冲突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比以往增大，需要各国把建立战略互信、培育互尊放在重要位置，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互信、减少猜疑。大国之间的战略对话机制需要恢复并真正发挥沟通和建立互信的作用。 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增强文明对话和交流的意识和力度，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基于自身文明历史和特点的差异性，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摒弃傲慢和偏见，推动人类各种文明的共同发展和完善，并为能够承载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明融合创造条件。 文明对话的基础是平等相待、尊重对方，而不是自以为是，抹黑其他文明，酿成文明冲突的恶果。现在出现了以宗教、种族、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同，来区分不同文明、鼓动文明冲突的极右势力，虽然尚未占据西方社会的主流，但其影响力不容小觑。美国的班农就是典型人物。 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种种悲剧包括战争，往往都是把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矛盾纳入文明的对立与冲突，结果被宗教和种族的偏见和狂热所绑架，把世界拖入战争的浩劫。这些刻骨铭心的教训必须牢记在心，要立足人类共同利益，着眼长远发展，致力于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繁荣、各国人民安居乐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避免因一时一事的短视犯下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是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与其他文明有着相似的价值观。这是中国与其他各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平与繁荣是全人类的永恒期盼，也是当今大国的共同责任。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经济增长就谈不上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路线保证，中国外交将始终以此为指导，孜孜以求，努力奋斗。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11月26日
2019年11月29日 -
逯高清：这是中国留学生的最好时机
逯高清（Max Lu），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萨里大学校长英国萨里大学19日在中国上海喜玛拉雅中心为本校的中国留学毕业生举办了专场毕业典礼，为因签证时间限制未能参加本校毕业典礼的留学生们圆了“毕业典礼梦”。今年是该校第二次在中国举办典礼，同样曾身为中国留学生的萨里大学校长、被校友称为“中国校长”的逯高清教授，带领萨里大学教授代表们共同出席了毕业典礼，为中国留学生授予毕业证书。伴随着PSW（Post Study Work）签证再次启用的消息，这样的“特别典礼”也许将落下帷幕，成为留学生们心中一段温暖而庄重的回忆。萨里大学在上海喜马拉雅中心为中国学生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毕业典礼2019年9月11日，英国政府发布重磅消息，深受国际留学生欢迎的PSW（Post Study Work）签证即将恢复，消息一经公布即在国际领域引发广泛议论。英国政府自2008年6月30日正式启用英国PSW签证，用于取代之前的IGS签证，旨在帮助拥有本科、硕士、Phd，以及博士毕业文凭的国际留学生，在毕业之后依然可以留英两年以找工作或者开展商业活动，这对于想留在英国发展或希望获得更完整的海外工作经验的留学生非常具有吸引力。PSW签证政策曾在2008年-2012年期间短暂实行便被取消。本次签证政策恢复的利好消息，也被看作是英国政府计划实现“2030年增长30%国际学生”的重要举措。萨里大学首位中国校长逯高清教授认为，英国留学签证新规对中国留学生意义更为重大，相比以往的政策实施以及现今的国际形势，以及伴随签证政策变化而来的各项利好措施，将迎来有史以来中国学生留英学习的最佳时机。作为老一辈“中国留学生”，已在萨里大学任职校长超过三年的逯教授深知中国留学生的顾虑和期待，在他看来，萨里大学适合中国留学生就读的原因，不仅仅是院校开放包容的态度，顶尖的学术和产业能力，更有多年来与中国不同领域建立的紧密合作伙伴关系，帮助中国留学生更好地学以致用。萨里大学一向以世界领先的教学和研究优势而闻名，而且深入前沿科技领域，比如数据科学、5G技术和下一代通信系统工程，以及萨里大学“顶级工程学科”之一的卫星通信工程，都是全球理工科学生梦寐以求的专业，除此之外，萨里大学的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和萨里商学院的课程也全球闻名。最令留学生兴奋不已的，则是有机会亲身参与萨里大学研究院的一系列世界顶尖项目，尤其当“对华合作”成为萨里大学研究领域的战略重点后，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日益增强。目前萨里大学已与华为等顶尖中国公司共同成立了全球领先的5G创新中心，将在数字游戏、数字医疗、汽车和虚拟现实技术等方面推动实现移动通信和无线连接，以满足未来社会和行业需求。逯教授在10月19日萨里大学第二届中国留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也对英国向中国留学生展现更为友好的态度和提供更好的求学机会表示热烈的祝贺。逯教授提到：“对于中国学生而言，目前是选择萨里大学作为深造目的地的最佳时机。我们在持续推动如太空、工程、5G和健康创新等不同领域的跨界创新，我们使患有癌症，糖尿病和痴呆症的病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我们改变了子孙后代的生活，他们将继承可持续的能源和清洁水源，智慧城市和社区以及先进的电子通信技术，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们持之以恒的研究。我们希望鼓励更多有志之士加入我们。”同时，逯教授也在讲话中纵览国际环境变化，重谈“全球视野”的定义，他说，萨里大学致力于为学生提供“真正的全球视野”，这在未来将是无价的。“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而教育和创新是使这些解决方案得以实现的国际语言。” 逯教授说，“来自萨里大学的'全球公民'是萨里成功故事的主要参与者，我们希望鼓励下一代加入我们不断发展的全球社区。”最后，他也呼吁更多学子在这一最佳时机加入萨里：“随着英国政府最新决定提供自动获得两年工作签证的推行，想要成为蓬勃增长的萨里大学全球社区一份子，没有比这更好的契机了！”位于英格兰东南部萨里郡的萨里大学成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英国著名综合性公立大学，在人工智能、移动通信和卫星空间技术等领域的研究能力世界领先，曾两次被《泰晤士报》高等教育评为“英国最安全的校园”，位列世界大学排名前十的萨里大学，在全球拥有超过2300家合作伙伴。2017年，萨里大学首次在中国举办专属毕业典礼，近500名萨里毕业生齐聚北京，以独特的英国风格的典礼庆祝自己毕业。文章选自凤凰网，2019年10月21日
2019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