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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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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 黄文政 | 2019年出生人口是否只有1100万
作者简介梁建章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黄文政 黄文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一、2019年出生人口是否只有1100万？近日，一则标题为《2019年出生人口预计约1100万，断崖式下跌》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该消息称，到2019年11月17日为止全国出生人口1016万，距离2019年结束还有一个多月，按今年的月出生人口，剩下的一个多月预计新出生的婴儿不到100万，那么2019年的出生人口约为1100万。迄今为止，我们未见到官方机构发布过截至今年任何时间的全国累计出生人口的数据，也未见到对上述传言的澄清。这些信息的缺失，让今年出生人口数据变得扑朔迷离，更加重了社会的疑虑。那么，2019年出生人口会是多少呢？要讨论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2017年和2018年的数据。目前有关年度出生人口主要有两个数据源：一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出生人口，这个数据来自基于抽样调查的估算；二是《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公布的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这个数据来自各地卫生机构汇总。由于我国住院分娩率已超过99%，两个数据理应比较接近。针对201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758万；两者基本吻合。而针对201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为1523万，但《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9》中，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却有两个不同数字。其中，第219页表8-4-1《全国孕产妇保健情况》里列出的2018年的数据为1521万，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523万非常接近。根据表格下的注解，该数据源自全国住院分娩月报，包括户籍和非户籍活产数。但第220页表8-4-2《2018年各地区孕产妇保健情况》的全国汇总却只有1362万， 比219页的全国活产数少159万，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少161万。有一种解释是，表8-4-2中的1362万，只包括各地的本地户籍的住院分娩活产数，不包括非本地户籍数据。但年鉴中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注解。更令人不解的是，在上一年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8》中，表8-4-2《2017年各地区孕产妇保健情况》的全国汇总是1758万，与表8-4-1《全国孕产妇保健情况》中的2017年数据完全吻合。这说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8》中的表8-4-2的全国汇总数据是包括非户籍分娩活产数的。但为何到下一年的年鉴中，同一张表格中的口径会从包括户籍和非户籍活产，变成仅包括户籍活产呢？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2018版和2019版中的表8-4-2的统计口径是一致的，那么2018年的实际出生人口就只有1362万左右，而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523万。由于缺乏其他数据的佐证，我们目前无法判断2018年的出生人口究竟是接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523万，还是接近《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表8-4-2公布的1362万。如果2018年的实际出生人口接近1520万，那么跌幅要超过20%才能导致2019年出生人口降至1200万以下。但根据重庆市卫健委公布的数据，今年前9个月重庆户籍出生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了9.87%。而根据浙江省卫健委数据，今年上半年，浙江省户籍出生人数与去年同比减少7.38%。在没有见到其他省市区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相信全国全年出生人口的跌幅会是重庆市前9个月数据跌幅的两倍多或浙江省上半年跌幅的三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2018年的实际出生人口是1362万，那么只要跌幅达到12%，2019年的出生人口就会少于1200万。简言之，如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的出生人口1523万是准确的，我们认为2019年的出生人口不太可能跌到1200万以下。反之，如果2018年的实际出生人口像《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表格8-4-2显示的仅有1362万，那就不能排除2019年的出生人口只有（甚至不到）1200万。具体情况也许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以后才能更好地判断。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基础性的数据，出生人口是反映人口趋势最重要的指标。但历史来看，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并不准确。如果以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准，那么2001到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每年出生人口都是高估的，高估幅度最多一年甚至接近300万。鉴于人口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人口也是每年一次，我们希望增加数据公布频度，以便更好地了解人口变化趋势。在管理监测日益规范化和电子化的今天，准确记录并及时公布与出生人口相关的数据并非难事。事实上，现在国家卫健委网站上就有全国医疗服务情况的统计月报和统计季报，内容包括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出院人次、医院病床使用率等数据，但却不包括住院分娩活产数。其实，住院分娩活产数要远比诊疗人次、出院人次更容易统计。如果卫健委的统计月报包括住院分娩活产数，哪怕汇总时滞可能导致部分遗漏，但只要报告程序规范化，使用月度数据就能对出生人口变化趋势及时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在2014年单独二孩实施之初，全国很多地方就曾密集公布截至某些月份的出生人口数据，我们也曾根据各地的进度数据，较好地预估了当年的全国出生人口。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各地一般只是在下年初公布上年的年度数据，却很少公布进度数据。没有进度数据，很难准确预估今年的出生人口。二、出生人口的长期下滑早已没有任何悬念不管本文最初提到的传言是否属实，今年出生人口将显著少于去年已经确定无疑。而且，除非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出生人口的快速下滑将长期持续下去。最近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对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百问》解释称，优化生育政策必须于法有据，以“全面两孩”为基准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2018年全国新出生人口比峰值年有所下降，需要密切关注这属于暂时的周期性波动还是可能较长期下滑。我们不是很了解这些表述背后的依据，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出生人口的下降根本不是周期性波动。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长期快速下滑早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图1显示的中国历年出生人口的估算和预测。其中，2010年和之前的出生人口是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历年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回测结果，2011至2018年的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出生人口，而2018年之后则是我们对未来年份的预测。目前22岁到36岁的女性是生育主力。在2019年，这个育龄高峰年龄段对应的是1983到1997年出生的女性，其出生年份中值为1990年。在未来10年，处于22岁到36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将锐减30%多。 这在图1中表现为1990年的波峰之后出生人口断崖式滑坡，也为近年结婚人数的快速减少及一孩数量的不断下滑所印证。图中2016-2017年出现的微弱反弹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释放了之前被限制的生育意愿导致生育堆积，二是人口相对较多的80后和90初进入生育高峰期。决定未来人口趋势的关键指标是生育率，也就是每个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如果生育率处于2.1左右的更替水平，那么孩子辈与父母辈的数量会大致相同，出生人口将维持稳定。但即使算上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2016-2017年出现的生育峰值也仅有1990年高峰的60%多。这说明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假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的1523万的出生人口是准确的，由此推算的2018年的生育率也只有1.46左右。需要指出的是，2018年出生人口中，二孩数量依然多于一孩。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应该少于一孩。各项调查表明，中国生育一孩的家庭中，大约只有一半愿意生育二孩。这意味着2018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这意味着，去除暂时性的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这个生育率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由于长期一胎化政策的影响，中国城市已把生育一孩当成了默认选择，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随着二孩堆积生育趋于结束及育龄女性数量的锐减，中国出生人口在10年内可能降到1000万以下。不过由于年龄结构的关系，中国出生人口的下跌是台阶式而非均匀的。如图1所示，目前面临的是新中国出生人口的第三次跳水，在此之后会相对平缓一二十年，紧接着又是一次大跳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年出生人口可能降至500万左右。避免出生人口的这种台阶式跳水的唯一办法，是大幅提升生育率，但目前可预料的几乎所有因素，比如进一步城市化、教育水平提升、生育年龄推迟、育儿竞争白热化无一不在进一步挤压本来就极低的生育意愿。不要说提升生育率，未来能维持生育率不再继续下滑就算幸运了。但即使中国能够幸运地将生育率维持在1.1的水平不再下降，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会以每代减少48%的速度萎缩。出生人口的持续萎缩最终一定会导致总人口的加速萎缩。但由于过去在高生育率时代出生的人口依然存活，总人口的萎缩相对于出生人口的萎缩有相当长时间的滞后。虽然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代就低于更替水平，但中国总人口目前依然在缓慢增长，在未来几年才会开始步入萎缩。总人口的萎缩速度最初会很缓慢，之后逐步加快。等到超低生育时代出生的人口步入老年时，在预期寿命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总人口的萎缩速度就会接近出生人口的萎缩速度，即每代人减少48%，这大致相当于中国总人口以每30年减半的速度萎缩。也就是说，目前的生育状态持续下去，中国人口并不是跌到五六亿就稳定了，而是在跌到这个水平之后，会以更快速度跌到两三亿，再跌到一亿甚至几千万以下。长期超低生育率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内生性变化，因而具有巨大的惯性， 其后果就是总人口的加速萎缩。那种认为等到中国人口大幅下降以后，只要鼓励生育就能让人口停止下跌的想法只是痴人说梦。三、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对于习惯于把人口当负担的人来说，人口减少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这种念头不过是人口控制思想下的想当然。实际上，所有认为人口减少的理由，都是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深入分析却没有一条站得住脚。比如，有人认为，降低生育率会促进经济发展。但实证研究的结论正好相反，生育率更低的地区，其人均GDP的长期增长率反而更低。由于人从出生算起，要20多年才能完全进入经济循环，生育状态对经济的影响有数十年的滞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出生的大量人口。他们接受教育、成家立业、追求更好的生活，并为此努力，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近年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可能就是1990年代出生人口锐减。那么人口减少会不会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呢？比如，人们会不会住得更加宽敞呢？但其实中国所有城市的建成区仅占国土面积0.58%，相当于耕地面积的4.2%。 城市拥挤的原因不是土地不够，更非人口太多，而是人口聚集能提高效率。随着人口衰减，人们会有可能向大城市集中，就像人口处于萎缩中的日本，除了东京人口在继续增长外，其他地方都在经历人口萎缩甚至变成无人区。如果中国人口降至三四亿，那么北京、上海可能还是依然拥挤，但人口几百万的城市将从现在几十个减少到几个，让可供人们的选择大城市数量大幅减少。而现在百万人口的城市可能衰减到一二十万人。这些城市的机场和高铁站可能因为旅客不足面临关闭，大量基础设施老化甚至废弃，城市中的十几家医院可能减少到两三家，居住小区可能从上百个减少到一二十个。由于住房需求不断萎缩，也很难再兴建新的小区，人们居住房屋的平均年龄可能由现在的一二十年，上升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最新的设计理念和建筑技术将与城市无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将从现在的日新月异，而逐步变得日渐凋敝。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会使得人口衰减变得无关紧要呢？实际情况也正好相反。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口规模效应其实更加重要，因为众多的人口不仅能支撑更大规模和更加细分的市场需求，也可以孕育更多的杰出人才。目前人工智能最发达的是中国和美国，这恰恰可以归因于这两个国家需要和开发人工智能的有效人口最多。虽然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人口的大起大落，但与之前人口变化不同的是，这次人口衰减是内生性的，而且目前看来几乎所有的因素都在进一步恶化。按目前的生育率，出生人口将以每30年减半的速度持续性萎缩，这种坍塌似的人口趋势不只是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釜底抽薪，还会从根本上危及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生育政策把毫无根据的1.8的生育率当成理想生育率，这也是“十四五”规划中设定的生育率目标。现在即使最反对放开生育的人，也承认中国的自然生育率远低于1.8。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中国未来的生育率能奇迹般地达到1.8，中国的出生人口依然持续萎缩，因为1.8依然显著低于2.1的更替水平。长期来看，要避免中华民族走向消亡，将生育率提升到2.1以上的更替水平是迟早要做到的，而且必须做到。就在几天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表明应对老龄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导致老龄化的原因有二，一是预期寿命延长，二是生育率低下。相比于其他预期寿命相似的国家，中国老龄化程度要严重得多，而且在未来会更加严重，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生育率太低，致使少儿的比例远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并且很快会低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有人认为老龄化严重是因为过去生得太多，等到这些老人过去后，老龄化就能缓解。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一代人只要生得少，那么他们与他们的孩子就必然承受老龄化的后果，与这代人本身数量毫无关系。如果连续几代人都是只生一个，那么总人口会不断萎缩，但老、中、少会一直维持在4:2:1的比例。如果中国60后比现在的实际人数少一半，只要他们和后继者的生育率不变，那么老龄化会来得更早，不管在现在还在未来，虽然老年人数量更少，但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就是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却要更高，因为60后之前的老人占比会更高。反之，如果之前的生育率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中国目前的老龄化也不会这么严重，未来更不会大幅恶化，中国的发展的后劲也会比现在更加强劲，未来的国力也会更加强大。少年强则中国强。没有少年的传承，再敬老、爱老、助老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面向未来，提振生育率到更替水平以上，才是缓解老龄化的真正出路，也是延续中华文明的唯一途径。要做到这点，就需要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人口形势已经如此清晰，实在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拖延了。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固然取决于中美贸易战的结局，或者改善生态环境的成效，但更取决于我们在应对超低生育率危机上的抉择。无论是强国地位，还是青山绿水，唯有留给少年，才有未来中国。文章选自财新网，2019年11月28日
2019年12月2日 -
携程梁建章：为什么外国游客不愿意来中国？
2019年10月23日，“2019世界文化旅游大会”在西安举办。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出席论坛，就中国入境游的现状和解决方案发表了演讲。他用一系列数据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入境游的低迷现状,戳到了中国旅游的不少痛处,引起巨大争议。中国入境游近10年最低迷梁建章认为，旅游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它是一个战略性的产业，中国是一个大国，旅游也应该成为中国的战略性产业。 不过，一组数据显示，中国近10年来的入境游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入境游和出境游相比，出境游增长非常快，而入境游基本上是停滞状，这跟中国实际经济实力的发展是不相称的。梁建章认为,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指的是出境游或者国内旅游的大国，从入境游的角度来看，中国真的还不是一个旅游大国。 2018年，我们国际旅游收入是400亿美金，与其他的国家相比，第一名美国的国际旅游收入是2000多亿美元，其他欧洲国家也非常高。如果与亚洲国家相比，日本是400多亿美金，比中国大一些，泰国是600多亿美金。中国在亚太地区排名不到前三，还没有澳大利亚的国际旅游收入多。另一个的标志是入境旅游对GDP的贡献。通过跨国比较，在前几十位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入境旅游占GDP的贡献率是最低的。一般国家都在1%-3%左右，而中国只有0.3%。如果中国能够做到像其他国家1%、2%的水平，大概还有一千多亿美金的潜力。一些比中国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他们的入境游对GDP的贡献也已经超过了中国。比如俄罗斯、墨西哥，他们的入境游对GDP的贡献都在1%左右，印度尼西亚是1.3%。所以,中国入境游应该有1000亿到2000亿美元的增量空间，这个数字相当于1%到2%左右的GDP。从外汇收入的角度来看，这个数字占中国贸易顺差的30%到60%。中国贸易顺差这两年降了很多，基本上是3000多亿美金，如果能多一千多亿到两千亿美元，我们的贸易顺差会增加30%到60%，对我们贸易的改善会非常有作用，是非常大的外汇收入。梁建章总结说, 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入境游的低迷对中国经济未来是非常大的隐患，也是最大的软肋之一。入境游的地位跟中国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而且最近几年有恶化的趋势。入境游的缺失反映了整个中国软实力缺失的问题。软实力的缺失会造成教育、吸引人才方面巨大的逆差，这些是跟旅游有关系的，也是整体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如果要发展旅游，必须培育中国的软实力，这是未来经济最大的战略目标，我们不只是可以生产很多世界一流的产品，还有很好的文化和形象，吸引全球的人和我们交流，到中国来旅游。 当然,在这次峰会上,梁建章的观点也遭到了一些嘉宾的反对, 北京正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郑琳表示，2007年时入境旅游人数达1.32亿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达419亿美金，当时的国内旅游人数为16.10亿人次，中国旅游业总收入为1.1万亿元。“12年间，我国的旅游态势发生了巨大转变。国内内需的井喷，人们有钱了，要走出去，这是刚需，入境游在整个比重中下降了，这很正常，并不代表是软肋。” 其实，个人觉得，郑琳这个是典型的偷换概念的“官僚思维”。12年间,我们的入境游的增长曲线平缓的可怜,国人走出去,只能代表中国出境游的火爆,跟入境游没啥关系,因为入境的是外国人,不是中国人。三大硬件问题急需改善那么，中国的入境游为什么处于低迷状态，梁建章总结了三大硬件问题。痛点一：签证不便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签证手续比较麻烦。亚洲很多国家实现了网上签证、落地签甚至免签。签证便利度进一步提高显得很有必要，对于发达国家，我们应该实现免签，或者选择网上签证，除了个别才需要免签。至于牵扯到外交的对等性和安全的考虑，可以选择网上签证。 痛点二：支付不便 现金支付逐步被手机支付取代，但是外国游客无法使用手机支付，造成无法使用打车，在小店购物、使用自动售货机等都会受到障碍。一方面，这些外国游客无法体验到中国领先的电子商务支付手段，更重要的是，外国游客没有办法参与深度的自由行。外国游客到中国还只能是跟团，由于支付的不便利性加剧了这一点，更多人选择了跟团游，但是跟团游的吸引力不高，尤其无法吸引年轻的客户群体。痛点三：网络管制的代价 在国内，外国游客其实可以通过漫游访问主流的一些网站，但宣传不到位让外国人并不了解这一点。其实到中国上网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他们的wifi连接不上，漫游也比较贵。这让外国游客非常不方便，到中国以后上不了自己国家的互联网，就会对旅游造成很大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首先，不利于目的地和国内的企业去做海外的推广。其次，不利于海外游客分享在中国旅游的体验。现在，社交媒体是最重要的旅游营销方式，如果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觉得非常好，但他不方便把自己的旅游体验分享出去的话，就不利于在中国这些旅游在全球的推广问题。通俗点讲，外国游客难得过来一次，你还不让他发“朋友圈”，不利于中国旅游的口碑宣传。其实，对入境游客可以适当放宽网络管制，海外漫游资费也应该降低，一些涉外的酒店也可以让WIFI适当放开网络管制。软件问题：宣传以及地域特色的文化除了硬件问题，中国的软件问题也存在不少提升空间。首先，旅游营销宣传不到位。中国旅游的卖点概念比较模糊，在全球范围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这是中国旅游最大也是目前唯一的卖点。除了那些不安全、污染严重的不实报道，携程通过全球的各种调研，对外国人而言，总体感觉中国还是比较“远”和“怪”。所以，我们在宣传上还不够有力，资源比较分散，各地都有很大的欲望去做全球营销，但各地资源的分散缺乏统一的标识、统一的口号和统一的定位。因此，需要整合营销中国形象。需要把中国旅游作为一个产品，作为整合的营销，统一的形象定位，统一的标识，统一的口号，用全世界的语言和角度去理解和诠释中国。其次，地域特色文化“千城一面”。不少来过中国的外国游客和国内游客有一样的感慨，中国虽然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但是随着中国这么多年的城镇化建设和大发展，中国的各大城市呈现“千城一面”的局面，像当年外国人发现香格里拉，发现大理那样的古中国，正在逐步远去，从这些层面上来讲，也阻止了不少回头客。为什么东南亚诸国，以及诸如斐济、，马尔代夫这样的岛国，不少中国游客去了再去，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和旅游开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如何为外国人“严选”精品路线相比于硬件，个人认为，中国吸引外国游客更多的还是体现在软件实力上，出了软件实力的提升，差异化也很重要。比如亚洲国家，日本、泰国、尼泊尔、斯里兰卡这些大大小小国家的旅游特色都不一样，中国旅游目的地应该选择怎么样的标签和IP，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以及旅游从业者及专业人士进行引导。—— 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多元，怎么避免让外国游客雾里开花，“严选”精品路线显得至关重要。举一个托迈酷克的案例。Thomas Cook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第一个提供赴中国旅行的外国旅行社。近几年，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复星，让Thomas Cook有机会再次进入中国市场。Thomas Cook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发展到了欧洲各地甚至远东地区，也是第一个提供赴中国旅行的外国旅行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Thomas Cook决定在上海、北京和香港开设办事处，把中国的一些知名景点介绍给外国游客，他们采取的模式既安全又严选，通过各种海报以及文字材料介绍，让西方人对东方古国充满了种种神秘向往，并为西方游客提供一条龙的定制服务。所以，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研究值得推介的中国线路很有必要，避免同质化，避免一哄而上，引导外国游客真正领略只属于中国的特色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国家牵头，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引导研发。综上，在全球都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旅游产品也要跟上消费升级的时代，我们的国民可以到外面的世界看看，但对待见多识广的国外游客，我们必须正视存在的短板，一个个解决入境游低迷背后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的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爱上中国。文章选自思想潮，2019年11月27日
2019年12月2日 -
薛澜教授第三次为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
专家简介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9日下午就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集体学习。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薛澜就相关问题作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这是薛澜教授第三次为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此前，他曾于2003年及2011年先后两次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科技政策、新兴产业。文章选自央视新闻网，2019年11月30日
2019年12月2日 -
张磊：这是一门需要用一生去研习的必修课
2019年11月17日，2019年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隆重举办。密码学家王小云、实验高能物理学家王贻芳、陆锦标，以及生物化学家邵峰成为未来科学大奖新晋得主。张磊作为未来论坛理事会轮值主席、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捐赠人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致辞并为获奖科学家颁奖。在致辞中，张磊表示“向未知世界开疆拓土，不断重构我们认知体系的科学家，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和先知。而我们，都是科学的追随者和信徒，感受理性精神，沐浴科学之光。”作为中国“最接近诺奖的科学大奖”，未来科学大奖关注最前沿的科技，有效连通了科学家、企业界和每一个人。礼赞科学家、崇敬科学、拥抱创新，这正是张磊始终关注并支持教育、基础科研的初心。以下为张磊现场致辞全文：各位尊敬的科学家，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我是未来论坛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张磊。欢迎大家出席未来科学大奖的颁奖典礼，特别要欢迎来自北京十多所学校的中学生朋友。我估计，很多同学放弃了周末的课外班，来到这里。我跟同学们保证，也请家长们放心，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科学，是最好的课外班；而科学所代表的理性、好奇、求真精神，则是需要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去研习的必修课。如果说，科学发展带来的知识和信息密度，决定了人类文明的程度。那么，此时此地， 我们颁奖典礼的现场，可能是“文明”程度最高的一个所在。今天，这里汇聚了近百位顶尖的科学家，也有众多来自科研院所、高校的青年才俊，更有四位未来科学大奖的新晋得主， 他们是：密码学家王小云女士、实验高能物理学家王贻芳先生、陆锦标先生， 以及生物化学家邵峰先生。这几位，都是当今科学界最卓越的大脑。高瓴的一位同事说，看了他们的故事，感觉自己是来这个世界凑数的。请允许我在这里，再介绍下他们创造的奇迹：王贻芳先生和陆锦标先生，通过最小的物质结构，去探索宇宙的起源和秘密，“仰观宇宙之无穷，俯究万物之运动”；王小云女士，用和宇宙对话的语言——数学，去破解一个又一个顶级密码，以无穷之数问万物之象；邵峰先生，研究另一个神奇的宇宙——人体自身，观测细菌和受体之间随时发生的“星球大战”，“一物从来有一身，一身自有一乾坤”。他们分属不同的领域，却又同样站在了探索宇宙、认知自我的边界上。天文学家、科幻作家卡尔·萨根说：“你我皆为星辰之子，每一个细胞，都书写着整个宇宙的历史，当你凝视自己，也望见了宇宙的轮廓。”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从来都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对真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什么要研究基本粒子？因为希格斯粒子就在那里。 为什么要探寻人体炎症反应？因为受体蛋白就在那里。为什么要研究数学？因为，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开个玩笑。因为以数学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代表的是我们对最终极的宇宙真理和自我极限的探索。所以，向未知世界开疆拓土，不断重构我们认知体系的科学家，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和先知。而我们，都是科学的追随者和信徒，感受理性精神，沐浴科学之光。这次大奖周，我们集结了历届获奖者与国际知名艺术家，共同创作了“物演——科学观与艺术观”主题展览。我们不仅要倡导科学，感受艺术，还要让“科学和艺术在山顶重逢”。当科学回归本质， 我们就有机会以第一性原理去发现科学之美，领悟科学之美，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艺术激发科学进步，科学让艺术大放异彩。今天杨振宁先生也在座。他曾说过，科学之美是“无我” 的美，艺术之美是“有我”的美。未来论坛就是希望在两者之间搭建桥梁，在认识世界与自我中，窥见天地大美。美国诗人爱默生告诉我们，“Men love to wonder, and that is the seed of science.”（人们总是爱异想天开，这就是科学的种子。）我们创办未来论坛的初衷，就是希望撒下异想天开的种子，让大家更好地享受科学的乐趣。Science is fun， science is cool！谢谢大家！文章选自高瓴资本，2019年11月17日
2019年11月29日 -
【国际商报】推进WTO改革期待中国更多参与贡献
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使世界经贸组织（WTO）上诉机构的合法性遭到了持续阻挠。因改革问题仍未解决，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机制的发展前路不明。2020年6月，第12届WTO部长级会议（MC12）将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届时，MC12能否为重重阴影笼罩下的WTO找到前行方向？ “全球正处于‘极端气候’中。”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艾伦·沃尔夫(Alan Wolff)11月20日在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指出，重新制定多边贸易规则的时机已经成熟。多边贸易体制要取得进展，中国必须充分参与，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 在当天举行的圆桌论坛上，沃尔夫与中外专家学者就多边贸易体制机制、WTO改革以及中国在多边体系中扮演的角色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多边主义仍是最优选项 “全球化发展进程面临多重挑战，多边主义是世界各国在发展新阶段应对这些挑战的最优选项。”CCG理事长王辉耀如是表示。 与会专家指出，迄今为止，WTO是处理和协调成员间多边贸易关系最有效的框架机制，各方应有效推进WTO改革，促进多边贸易体制机制的改善。 当前，WTO成员正在推动制定数字经济规则，规范渔业补贴等。审视现行体制是WTO各成员的责任，也是弥补多边贸易体制潜在缺陷的机会。沃尔夫在与媒体交流时指出，尽管现在WTO遇到了一些发展和改革上的困难，但其仍对世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贸易规则的运转更多地是依靠参与各方的自觉遵守，“闯红灯”是少数人的选择。他指出，很多国家表达了支持多边主义的愿意，但仍缺乏有成效的实践。现阶段，各成员在促进WTO发挥作用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各方应推动WTO实现更全面、更完善的改革。 “当前更为迫切的是如何让WTO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在国际形势巨变的当下‘生存’下来。所有WTO成员都应在MC12上作出努力。”CCG高级研究员，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前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指出，所有成员需要承诺保持克制，不再采取新的限制措施阻碍贸易往来；需要重申对多边主义的支持，拥护WTO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考虑到各方可能很难在细节上达成共识，各方应在一个广泛的框架下对WTO改革提出倡议。针对具体问题的改革，WTO可以建立临时工作组，先从简单的问题入手，逐步向更困难的问题扩展。中国应积极贡献力量 作为全球治理的多边合作机制，WTO改革也需要通过多边合作来实现。 “中国具有领导WTO改革的能力。WTO要想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就应尝试更多的发展可能性，而这个过程离不开中国的协助。”沃尔夫指出，尽管现阶段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发展，但非协定参与方仍对多边贸易协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存疑。对国家安全的考量逐渐被一些国家用作采取贸易限制等措施的借口。他认为，中国从入世中获益匪浅，也为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作出了很大贡献。多边贸易体制要取得进展，中国必须充分参与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包括推动就渔业补贴问题达成协议等。 王辉耀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中国在推动WTO改革方面能发挥更多作用，包括在电子商务、海洋微塑料污染治理等方面推动WTO改革多边合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中美贸易摩擦无疑给WTO带来了挑战。CCG特邀高级研究、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员吕祥希望中美两国能尽快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推动WTO更健康更强大,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机制。 “WTO应发布一些清晰阐述改革方法的政策文件来推动改革进程。”CCG高级研究员、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表示，WTO改革已迫在眉睫，但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想法和利益诉求，如果这四方不能达成共识或者更好地互相理解，WTO改革就很难进行下去。他建议WTO改革分两步走：首先，解决WTO改革中的发展中经济体地位、WTO上诉机构的僵局、透明度原则、非歧视性原则等原则性问题。其次，建立不同的工作小组，并针对不同问题制定不同规则，包括制定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的规则。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提醒，长期以来美国都是WTO的重要成员，是多边主义的领导者。然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开始认为美国作为其中领导者的成本大于收益，出现脱离WTO的倾向。如何在如今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中平衡成本和受益，以及其他国家如何参与说服美国继续留在多边体系中是值得各方关注的问题。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9年11月27日
2019年11月29日 -
黄亚生：特朗普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会持续二三十年
专家简介黄亚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中美关系在历史上没有可以完全对应的经验可谈。美苏之间是军事和战略的竞争，美日之间没有军事方面的竞争，有经济和思想方面的竞争，但总的战略两国是一致的。所以涉及到中国这个个案比较复杂文 |《财经》记者 金焱 发自美国华盛顿编辑 | 苏琦在8月30日见到黄亚生前，他的公众号文章刚更新不久，黄亚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议价能力，或者说是谈判筹码在增强。有可能中国最大的筹码是和贸易战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改善国内自己的投资环境和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他一直认为只要有一个法治的、中性的投资环境，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作为在美国常春藤名校任教多年的华人教授，黄亚生对中国和美国都有第一手的了解和观察，他注重实证数据分析，思考也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图/IC 见到黄亚生时，特朗普已经在任三年。黄亚生眼中的特朗普是典型的强人政治的代表。在国内层面，特朗普自竞选起长期的针对包括移民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极端言论煽动起了美国国内一些极端和种族分子内心最深处的躁动，为国内社会的安全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在国际层面，特朗普一再搅乱国际现有的秩序和多边机制，埋下可能爆发动乱的不稳定因素。无论是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还是其他政策政令，美国社会近来出现了全方位的反弹，但黄亚生指出，这是守势不是攻势。特朗普对中美关系以及对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会持续二三十年。选择偏差与反弹不是因为特朗普上台，美国对中国就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特朗普代表了美国蓝领工人以及企业界，包括高科技公司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不满。过去在中国这种不满的声音很少有人听到，这是选择偏差的问题《财经》：中美竞争对中国学生和华裔学者带来了冲击，在波士顿这边感觉反应大吗？黄亚生：反应很大。主要是研究型的学者受冲击，美国出了几次华人教授被解雇的事件。问题主要出在生物医学领域，因为最先开始搞调查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但我相信马上会扩大到材料学等更多更广的领域。《财经》：华裔学者首当其冲，背后是大环境的问题，还是文化冲突的问题？黄亚生：这类事情的发生与中美关系交恶有关。我不了解那些学者的具体情况。但至少有一种可能性，中国人有的时候，对程序性的东西不是特别重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现在为止，我所了解的情况，没有一起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系，这也许是因为现在调查还没扩展。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性是个人行为的问题。大的环境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样子需要更复杂的讨论。中美关系交恶是一个触发点，而美国学术机构的人员参与到中国的人才计划中，是否要面临那些惩罚则需要探讨。但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批评中国的声音从来就没停过，只不过是我们有选择性地听取，比如更多的是那些华尔街的中国看法。《财经》：所以说不是完全而突然的变化。黄亚生：不是因为特朗普上台，美国对中国就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并不认同特朗普的很多政策，如贸易战，但特朗普代表了美国蓝领工人以及企业界，包括高科技公司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不满。过去在中国这种不满的声音很少有人听到。《财经》：就是说美国关于中国的各种争论非常激烈。各种声音都有，但我们只听到好的一面。黄亚生：这是选择偏差的问题。那些不满意的人也就消失了。我经常同美国政府接触，包括给奥巴马和美国国务院做一些情况简介。更早的时候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参与去国会向现在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等人游说，美国要保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后来克林顿上台给中国以永久性的最惠国待遇，不用每年讨论了。2000年中国入世。这段历史传递的信息是，美国所有讨论的根基，不是说同中国进行贸易来买到便宜货，靠企业安排全球的供应链。最根本的是用接触战略的理论，后面有很强大的意识形态的根基。从中国的角度看，一方面中国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中国存在经济至上的错误看法，认为中国市场可以搞定一切。《财经》：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引发中美“脱钩”（decoupling）的争论。黄亚生：中美经济脱钩对美国科技界影响很大。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以美国高通公司和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今天的华为非常重视科技研究与合作。高通则是美国企业中唯一有能力可能做5G的企业，该业务板块与华为是竞争关系，但高通的大客户恰恰也是华为。2018年高通是华为在美国第三大供应商。因此，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意味着美国企业不可以和华为有任何的接触和交流，也就意味着高通不可以参与任何有关5G发展的过程和标准的制定，这将打击高通自己开发5G的能力。另外，考虑到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过去几十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实际都在缩水。在联邦经费总额未增加的前提下，美科研开支结构日益单一，科研经费分配不均。经费多集中于生物医药领域和几个单独的领域，其他领域的科研经费受到挤压。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同中国竞争，甚至采取中国的这种模式，而不是去限制中国。美国口口声声说中国侵犯其知识产权，但又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而投资就是尊重知识产权的表现，所以美国的政策是打自己的嘴巴。特朗普的政策很混乱。《财经》：特朗普上任后对全球化、对美国等等带来了很多损害，以后能修补回来吗？黄亚生：我认为可以修补，美国两党虽然对华一致的程度比较高，但对特朗普执行对华政策的方式方法并不认同，所以近来出现了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全方位反弹。但它是守势不是攻势。《财经》：出现反弹的主要动因是什么？黄亚生：这与特朗普胡来有关。即使支持对中国强硬的也不完全赞同他的做法，出尔反尔，不断加码。贸易战只是一个次优的方式，应该有其他的方式；另外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都是美国主流不赞同的。黄亚生眼中的特朗普是典型的强人政治的代表。图/视觉中国竞争的常态中美就是竞争关系。在国际关系里，竞争有贬义色彩，但在经济学领域，竞争是好事《财经》：特朗普明年可能被选下去吗？黄亚生：可能性很大。民主党候选人当选为总统的几率很高。但即使民主党上台中美也不大可能恢复到以前。在我看来，中美就是竞争关系。在国际关系里，竞争有贬义色彩，但在经济学领域，竞争是好事。中国过去围绕竞争用的词都是模棱两可的，中美在本质上的关系就是竞争关系。《财经》：你所说的竞争是指什么？黄亚生：竞争包括思想上的竞争、经济上的竞争，这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政治上的竞争，战略的竞争，但军事方面的竞争比较复杂，它是1和0的博弈，不是双赢。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达成有序的方案比较难。中美关系，跟美苏关系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是多个维度的，中美在军事战略方面如果是敌我关系，在其他方面则是竞争关系，平衡怎么掌握？操作起来更复杂。《财经》：就是说中美在历史上没有可以完全对应的经验可谈。黄亚生：美苏之间是军事和战略的竞争；美日之间没有军事方面的竞争，有经济和思想方面的竞争，但总的战略两国是一致的。所以涉及到中国这个个案比较复杂。在我看来，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需要领导人有素质、资质和认知水平，现任特朗普政府是无法智慧地面对和解决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财经》：所以中美是无解的？黄亚生：中美两国政策目标设定的期望值应该低一点，只要中美两国不出大事就行。冷战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90年代初的和平时期，有四十几年的和平，中美能维持40多年的和平也行，就怕连冷战的程度都达不到。最近我参加了一个有很多前任美国政府高官出席的会议，我提了一个问题：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能否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冷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遏制，一方面是冷战中美苏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我们可不可以去想象中美将来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所以如果美国人开始提对中国冷战，那不能只提倡冷战的一个方面，其实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财经》：这涉及到台湾怎么办？黄亚生：台湾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承认现状，不改变现状。在我看来能有40年的和平发展，有全球化、有中国的中产阶级，那中国以后的发展都不是问题。《财经》：你提到全球化，现在经济全球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黄亚生：与特朗普谈全球化是对牛弹琴，说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是说下一届假设美国选上来一个比较理智的总统。我希望通过这一轮与美国比较复杂的交往，中国看问题能稍微复杂一点。《财经》：全球供应链相互连接，形成了紧密的纽带，但贸易紧张局势使全球供应链受到打击、发生转移。黄亚生：全球供应链在特朗普上台前已开始发生转移，这部分是由于中国国内政策导致的。中国企业成本在上升，国内报道称之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不准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件百分百的坏事。经济都有两面性，这边是成本那边就是收入，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没有形成消费力的增加。所以中国既抱怨劳动力成本低，又抱怨消费不足——因为中间那部分被政府拿走了，这是问题的关键。《财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提到，我们的消费当中存在不少梗阻点和障碍，应该去解决。黄亚生：中国的劳工收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并未形成购买力。对企业来讲，雇工人的成本上升可以通过产品价格上升进行消化。美国的福特公司就主动给工人提高工资，它就认识到经济学中的循环流动模型（circular-flow model），金钱和商品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是流动的。所以问题发生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却未带来购买力的增加，这种情况使全球供应链的安排受到影响，在特朗普上台后，又加上了贸易战的冲击，加速了供应链的转移。《财经》：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TPP在政治上复活的可能性也不大。黄亚生：奥巴马推行TPP可以说50%对、50%错。对的地方就是承诺削减关税、推行自由与开放的贸易与投资；错的地方是奥巴马应把这扇门向中国敞开。比如TPP的劳工标准，中国在很多方面是达标的，越南其实并不达标，但越南在TPP名单上，中国不在。《财经》：越南被视为是TPP受益最多的国家之一。黄亚生：对。奥巴马政府做错的另一件事是围绕亚洲开发银行美国的态度。美国政治上有种说法叫做尼克松访问中国现象。尼克松是铁杆反共人士，只有他才能跟中国修补关系。TPP很可能只有左派才能把这事给做起来。《财经》：所以说2020年假设民主党上台，也基本会延续现在的对华政策。黄亚生：是的，整体来说民主党还能听学术界的声音，不会像特朗普那样，但中美也不会回到克林顿时代。同时也取决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财经》：中国现在经济走下坡路，是不是中国应对美国的空间也因而缩小了？黄亚生：贸易战本身不是中国造成的，贸易战为中国带来了经济成本，成本这么大却是中国自己造成的。企业经营环境改善不足，提高了运营成本，劳工成本上升没有造成购买力的上升，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本来就不应该如此依赖美国市场，这是要反思的。《财经》：最近的热门话题之一是，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超市Costco在中国大陆的首家门店在上海开业首日挤爆被迫停业。黄亚生：如果Costco被挤爆，肯定说明其他商店的东西卖不出去。从马云的光棍节到这个挤爆被迫停业的仓储超市，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消费降级的体现。我们做学术的人不能只听故事，要看整体数据——整体数据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下降。7月份时我在北京国贸附近住了一个月，那商店一个人都没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消费降级。《财经》：在你看来中国经济的出路是什么？黄亚生：中国经济的出路包括高科技的发展，比如华为、5G，还有就是中国创业。中国要想清楚，最重要的是基本面的东西。其实这说来说去都是老话题了：企业环境、产权、市场发展、政府的作用，这和20年30年前讨论的题目一模一样。中国发展的整体态势条件很好——中国人聪明、刻苦，受教育程度也高，而全世界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才。什么是人才？在东莞打工那些女工都是人才。她们敬业刻苦，无所要求，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这些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财富。 特朗普的遗产特朗普这三年让我重新认识了民主，就是民主最终是人治。它所说的法治只是修了一个栅栏，栅栏里还有很多的事情和问题，最终这个人治决定栅栏可以有多大。他把种族主义调动起来，这可能是美国今后二三十年都会面临的大问题《财经》：美国被认为自身的修复能力特别强，怎么比较特朗普的破坏力和美国的修复能力？黄亚生：我认为情况可能比现在更糟。就美国的体制来说，体制对特朗普的反弹很大，国会对他进行调查，特别检察官对他的“通俄”问题调查已结束。确实，纵观美国体制，从来没有类似的经历，历任美国总统都是在大的边界限定的条件下，但特朗普完全不同。比如特朗普命令美国在华企业撤离，美国又不是计划经济，怎么命令？《财经》：后来白宫说是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EEPA），法案针对的目标是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经济构成非比寻常且十分严重威胁的”存在，历史上从未有美国总统在处理商业纠纷时动用该法律，更不用说是为了要与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切断贸易关系。黄亚生：我们讲法治和人治之间是对立的关系，这个对立关系与我们想象的不同，因为法治说到底也是人。美国的宪法就几张纸，最终还是人去执行。民主制度可以很强大，也可以很脆弱。比如法律限制的可能性是一个圆，但他个人的限制可能比这个圆还大。比如特朗普因为没有对自己的个人限制，在某种程度来说他没有在违法，无论是命令美国在华企业撤离，还是大赦他自己——美国没有法律说总统不能大赦自己，但这在以前是人想都想不到的。特朗普这三年让我重新认识了民主，就是民主最终是人治。它所说的法治只是修了一个栅栏，栅栏里还有很多的事情和问题，最终这个人治决定栅栏可以有多大。当然他们的人治和中国讲的人治是不一样的。《财经》：特朗普的出现对美国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黄亚生：有好的方面，当然不好的方面很多了。如果特朗普只任期四年，这个体制还能够存活下来，还会继续发挥作用。《财经》：如果特朗普连任做八年总统呢？黄亚生：八年就难讲了。特朗普很大的破坏是在全球变暖这个全球最大的问题上，这个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回转，现在等于四年关键的时间浪费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另外他把种族主义调动起来，这可能是美国今后二三十年都会面临的大问题。很多种族问题是被人为地挑起来的。在非洲一些种族间的冲突是政治家挑起来的，比如卢旺达。《财经》：卢旺达大屠杀？黄亚生：卢旺达的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最开始和平相处，后来就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政客把种族之间的不和挑动起来，就很难收回去。如果美国控枪不力，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暴乱事件。美国种族间的问题这三年在抬头，这是有数据支持的。民主党上台情况可能更坏，它会引起这些种族主义分子的反弹，现在他们觉得政府的人是他们的人，可以斗胆去做一些事，不是他们的人就变成对他们的压迫，有压迫就有反抗。这与美国有这么多枪却没发生政变的道理是一样的：美国的暴力都是非政治性的，不针对政府、不针对军队，而是相互之间的，自我消化，这种现象我估计在美国今后二三十年都会持续。《财经》：还有一个问题是，特朗普把本已分化的美国社会带到更严重的分化之中。黄亚生：对，他带来的长久影响是美国社会种族之间的分化，不是受教育高和受教育低的精英社会的问题。特朗普在破坏精英体制，但民主党上台以后就会改观。《财经》：美国价值观的分裂体现在网上几乎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讨论上。黄亚生：对，这就是互联网现象。互联网的任何话题讨论都是这样的。最初搞互联网的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理性，结果现在证明完全相反，它把人最不理性的东西都带了出来。特朗普的崛起可能会加重这种现象，他的当选本身与此相关。也许互联网的诞生、社交媒体诞生后的各种怪现象是真正代表人性的。所谓启蒙是对极少数人的。过去只有少数能写书、写文章发表的人，才有发言权，现在非理性的人也有了发言权，这就还原了人类更真实的描述，而不是启蒙思维。而一个撕裂的社会的定义就是，观点大于事实。（本文首刊于2019年10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2019年11月29日 -
张燕生：RCEP达成将拉动中国GDP提升0.55%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27日在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第124期经济每月谈”上表示，应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在通商层面我国已经相当开放，但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方面，我国仍有差距。”张燕生认为。 张燕生表示，开放的本质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动力是压力驱动。不过，在推动规则等制度性开放、与国际高标准规则衔接的同时，始终要保持好“中国特色”。在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的同时，要保障关键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源自主可控。在扩大金融、能源、粮食、科技、信息、生物等重要领域对外开放的同时，要确保国家安全和其他安全保障和风险防范。 “RCEP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张燕生称，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我国、世界的未来发展构建了一个规模最大的平台。RCEP如果谈成，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十六国之间所有商品实现零关税，将拉动中国GDP提升0.55%，并拉动中国出口总量提升3.15%。文章选自中证网，2019年11月27日
2019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