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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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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信息技术为中国时尚产业织出更美丽的“云”彩
高 敏,CCG常务理事,汉帛国际集团总裁。高敏女士,于2011年开始全面主理汉帛集团事务,现担任汉帛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高敏女士致力于将传统加工制造业打造成为女装供应链服务平台,她于2007年回国后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大型多品牌集成店品牌ARRTCO,并于2008年与国际设计师品牌合作创立了ARRTCO Collection,并率先引入欧洲、日本、美国等优秀设计师和艺术家。 2016年,在高敏女士的带领下,汉帛集团成立了哈勃智慧云,并加入了 C Team 全球气候变化企业家俱乐部,将产业升级和改革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致力于建立经济和环境友好的供应链。时尚产业的信息革命 2019年4月17日对于中国的时尚产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天,经过长达两年的酝酿,高敏携手合作伙伴推出了哈勃智慧云——中国首个工业互联网平台。 哈勃智慧云的推出无疑将给中国时尚产业带来巨大的生产方式变革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用一句话来定义哈勃智慧云,它就是科技、数据、Know-How( 行业秘诀) 以及资源全部整合在一起的生态平台。进一步说,哈勃智慧云以智能制造为核心引擎, 基于“全要素, 全产业链, 全生命周期”的理念, 搭建服装行业云以及智能制造云,旨在助力服装领域中小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哈勃智慧云把生产链上下游的数据信息反馈提上了信息化的快车道。一方面,哈勃智慧云可以为不断接入的供应链伙伴提供标准化的接入接口, 并将平台的订单用自动化的形式派发给下游的工厂, 实现供应链与工厂的信息匹配;另一方面还可以帮着传统工厂进行信息化改造, 通过低成本批量可复制的智能生产方案, 采集、处理、传输、分析、反馈产能端的数据, 达到与行业云订单数据及供应链数据的匹配等等。 除了生产线上的实用价值外,哈勃智慧云为时尚文化的传播交流搭建了平台。在云上可以举办行业级别的评选和授奖, 也可以成为媒体接触服装与时尚的窗口、资本选择优秀孵化项目的平台。创新,为勿忘初心 哈勃智慧云的推出与汉帛国际回馈中国时尚业的初心分不开。 谈及哈勃智慧云的初衷,高敏认为这是自己从父亲那继承来的使命。“爸爸说他做了服装十几年, 究竟能为中国时尚产业贡献些什么?在我的记忆里, 爸爸说这句话时留下了意味深长的问号, 我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上, 我想, 和爸爸一样为这个答案而努力, 应该是我在这个世上的使命。”高敏说到。 在发布会上,高敏明确表示希望把哈勃智慧云做成一个“国际性平台”,从而“帮助整个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这样的雄心壮志折射出当今许多小企业的转型困境。 过去以大客户为中心带来的大批量稳定订单已经不复存在, 如今互联网演进下的流量碎片化的需求。服装行业出现了大量网红、淘宝品牌、社区电商、独立设计品牌的订单, 这些订单呈现了小批量、高批次、动态变化的特征。 因此, 服装制造业亟需向柔性制造、智能制造转型。 但转型之路并不容易。传统服装行业花费了巨大的成本来尝试转型, 但由于缺乏技术研发能力、转型方向不明确以及信息不透明导致转型效果一般, 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底如何转型? 向哪个方向转型? 企业家陷入了迷茫期。 带着父亲的使命,高敏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智能转型之路。坎坷的升级之路 2015年高敏就开始接触到“柔性制造”的概念。但受制于当时传统制造业的保守,与合伙人就柔性制造的问题谈了大半年后,高敏依然还是处于一个犹豫的阶段。 真正让高敏下定决心的,还是合伙人的一句话:“有了柔性制造,你就可以复制给别人,赋能更多的客户。”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高敏,她一下子想起了父亲常说的那些话,柔性制造不正是给中国时尚业最好的回馈吗? 2016年,高敏正式开始试验柔性制造的可行性,而父亲的汉帛国际就是这片“试验田”。 无论在什么时候,改革绝非一件易事。刚刚迈出第一步的高敏遇到了多方面的阻力。 首先是人思维的转变。高敏发现工人普遍觉得柔性制造的升级会让他们难以适应。传统制造业都是以大订单的方式生产,这也就意味着流水线上的工人两三个月都在重复同一个动作,生产同一批东西,效率自然很高。但柔性制造则是以小订单的形式存在,工人们每天都要做很多不同的工作,而且工作每天也在变化。这种转变让工人一下子无所适从。 其次就是技术上的问题。在柔性制造之前,很少有人想过会在传统制造业里加入更多“科技”、“智能”的元素。所以在转型初期高敏他们很少找到合适的软件公司做相关技术开发,即使有但成本也非常高。 回首过去, 高敏坦言自己当时改造升级“走了很多弯路”,也面临着很大压力。当时汉帛的整个产线因为要重新排版而停工,上千万的流水就这么停了。除此之外,升级的技术成本则是动辄50 万,甚至上百万。高敏也是很无奈道,“包括我母亲在内的管理层跟我的对话基本上就是, 这个赚钱吗? 这个是未来吗?”“Made in China” is Back 面对多方的质疑, 高敏顶住压力,力促改革, 用结果证明了自己的选择,产线上的工人逐渐适应, 工作效率变得越来越快,产业链上下游也实现了协同。此时的柔性制造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乃至国际客户来到汉帛工厂参观都感觉叹为观止。 高敏提到,有次一位德国供应链代表参观了汉帛柔性制造后,说一定要带总部的老板来看一看。“‘Made in China’ is back。”高敏言语中洋溢着自豪。 而后汉帛国际在高敏力推的柔性制造的带领下实现年均30% 的业绩增长,而高敏本人也在2018年受邀进入由全球6个核心供应商组成的H&M战略顾问团, 此前汉帛的管理层从未进过这个顾问团。 柔性制造的成功给高敏和汉帛都带来了巨大的成就,而高敏此时却想着如何把这份成就复制给其他人,从而带动整个行业的升级。哈勃智慧云的想法也就应运而生了。“我的信仰是父母” 高敏认为自己的成功和父母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我跟很多人说我的信仰是父母。爸爸是个有着家国天下奉献精神的人, 妈妈是个特别有爱, 特别务实的人。他们两个加起来, 我一辈子学都学不来。”谈到自己的父母, 高敏溢美之词难以言表。 在父亲创立汉帛国际之前,高敏的家境和普通的工人家庭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小房子里,用煤球生火煮饭,用两盆水洗完一个澡。直到2000年,家里才买了2室1厅的新房子。 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却十分充实。高敏说是父亲的勤奋让家庭每天都处于积极向上的气氛当中。“我父亲几乎每天都在工作,不停地工作,而且不会给自己放假。”以至于公司忙的时候,高敏会跟着父亲去厂里值班。高敏回忆,除夕员工都回家过年了,她会跟着父亲去厂里值班。 父亲的勤奋深刻地影响着高敏。99年高敏只身一人去美国留学,8年的留学生涯中高敏不断地提升自己,汲取新知识。而在假期时,高敏更多的时间则是帮助父母打理公司的业务。不断地学习和实践,让高敏对于企业的运营和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是她在接受汉帛国际后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哈勃智慧云的推出是汉帛国际促进行业升级的重要一步,也是高敏开拓进取理念的体现。高敏相信汉帛国际将会在未来为中国时尚产业贡献更多的力量。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月刊》第78期
2019年11月27日 -
马蔚华:影响力投资开始就要关注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
理事简介马蔚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 “第十五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于11月23日在钓鱼台举行,主题为:“致奋斗:跨越责任新周期”。招商银行原行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华出席并演讲。 马蔚华指出,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备受瞩目。他表示我们不仅要创造经济的总量和速度奇迹,创新产品和制度,今天中国的企业家更应该在发展理念上,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今天中国企业家为全球经济做贡献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马蔚华表示,本世纪初的时候,社会责任是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不到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社会责任被绝大多数企业所认可,在A股市场将近1000个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他表示,相信中国在这方面还是走在前面的。 马蔚华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影响力投资。他指出,影响力投资既有正面的财务回报,同时又有积极的,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首先它处于商业投资和公益慈善之间,有时候公益占的多一些,有时候是商业投资占的多一点,但一定是有正面回报的。可以高于社会效益,也可以低于社会效益,但它不是社会捐赠,它是投资。 他总结影响力投资区别于其他投资的特点有四点: 1、投资一开始就要关注正面的财务回报和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不像过去把GDP搞上去,破坏环境,再贡献社会责任。 2.对社会投资要有回报,可以高可以低,但要回报。 3.如果公益观念强可以回报低一点,如果商业观念强可以回报高一点。 4.最重要的是要评估,影响力投资不是质的概念,是量的概念,你对社会有多少价值,有一套评估体系。 全球影响力投资最近几年增长很快,马蔚华指出了三点原因: 一、它符合世界公益慈善发展的历史规律。马蔚华表示,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在过去粗放经济增长下产生的。如果每一笔投资从开始发生的时候,既注意它的经济回报也注意它的经济影响力,社会效益,都这样做,社会问题就会大大地减少。 二、它也符合当前社会向善的大趋势。他表示,在中国可以看到既追求经济效益也追求社会价值的投资理念,正在形成和发展。 三、它符合五大理念,也在践行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国正在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我们告别过去粗放发展模式,今天我们每一笔投资既关注经济效益也关注社会价值,这就是高质量的增长。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9年11月23日
2019年11月27日 -
【第一财经】WTO副总干事沃尔夫:12月后上诉机构不至于彻底混乱,但各国都要贡献力量
半个多月后,也就是12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或将陷入瘫痪。 负责裁决全球贸易争端的上诉机构本应常设7名大法官,截至目前却仅余3位,其中美国籍和印度籍的两位法官也将于今年12月10日卸任。上诉机制的瘫痪会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吗? 在全球化智库(CCG)近日于北京举办的圆桌会上,WTO副总干事沃尔夫(Alan Wolff)对此却并不悲观,他并不认为争端解决机制会陷入彻底的混乱:“这取决于各成员方是否有务实的解决方案应对。譬如说,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表示如果上诉机构瘫痪,会遵守此前法官的裁决。同时,欧盟和加拿大将任命上诉机构以前的成员担任仲裁员。这是大家各自的决定,但我的猜测是,各国会找到出路,所以我不认为会出现巨大的混乱。” 他同时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危机也可以创造出机会,我们需要每个国家去思考自己到底能够给这个体系贡献些什么,而这是过去几年中都未曾出现的。”WTO是如何陷入困境的? 沃尔夫解释称,WTO当今陷入的困局是由多重因素造就的。譬如说,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显露崛起之势,就业错位被归咎于贸易而不是被多数人视为进步的科技变革,新晋选举出的政府相比往届更不受多边主义精神驱动,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的经济体与其多数贸易伙伴差异明显,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不容置疑的合法性缺失等。 他称,有些危机的动因是新出现的,而有些则已经蓄谋已久。他称:“美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满,最终将这种默默燃烧的厌恶情绪转换为了行动。反制措施后对应的是不能解决分歧的反制措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受的威胁日益增长的同时,在过去25年中,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则制定机制却没有新增任何解放贸易的制度安排。” 不过,沃尔夫并不认为,当WTO在严重的贸易争端面前无法提供解药,就意味着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称:“在人类历史上,如果当事方蓄意发动一场战争,没有任何条款可以阻止。许多国家没有根据地动用了贸易限制条款,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国家安全作为理由。” 与多边贸易停滞不前相比,近年来更多双边贸易协议不断繁衍涌现。对此,沃尔夫表示,所有的贸易协议,即使不在WTO框架之下,实际也都建立在多边的基础之上。他称:“一些国家可以以此实现与邻国的更深层次融合,这非常有意义。这是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所正在做的,也是非洲国家希望通过其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来完成的事情。”但他补充道,没有参与其中的国家或地区也完全有权利质疑这些协议是否有利于全球福祉的增加。拿什么拯救WTO? 在各方利益分歧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我们还可能找到普遍性的准则吗? 沃尔夫提出,拥有一个可行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根本,是要想清楚市场力量能否决定竞争结果。他解释道:“无论是在主要贸易成员间还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贸易体系是要相融还是共存。当前WTO体制是建立在要融合的基础上,但如果我们期待的是共存,这也是可以实现的,不过会以全球经济活动水平大幅减少为代价。” 他称,为了开启多边贸易体系的新篇章,我们要让成员方拥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要让所有成员无一例外地为共同利益做贡献,要承认所有国家无论规模都享有平等贸易和平等机会的权利,同时也要有匹配的同等水平的义务。此外,还要推出新的治理结构,让与WTO目标一致的规则制定变得更有可能,也让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对成员国的需求更加敏感。 他指出,当今世界需要领导力,这要求承担领导责任的国家拥有更宽广的视野,将自我利益放在比眼前之需更高的地方,去追求惠及所有人的全球性安排的存续和改善。 在被问及当前各方递交的改革方案哪个最可行时,沃尔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过去,欧盟的大多数精力都花在双边贸易协定上,但现在它已经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WTO上来了。还有许多的主要经济体,比如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也都是如此,我们需要每个国家的参与。如果危机能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好转,那无疑是很棒的结果。”文章选自第一财经,2019年11月22日
2019年11月26日 -
张燕生:中国将打造新一轮对外开放平台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2019年11月21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接受采访时表示,无论是深圳先行示范区,还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还是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国正在打造新一轮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和体系。 张燕生认为,新一轮开放体现在5个方面。第一,所有的对外开放新平台都在竞赛,看谁能够率先打造全球开放层次最高的特殊区域;第二,看谁能够率先打造全球技术、人才、创新资源和要素集聚的平台;第三,看谁能够率先在规则等制度性开放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出新的模式;第四,看谁能够在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和人工智能革命以及大国博弈的条件下,仍然能够打造出新一轮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综合枢纽和战略性支点;第五,看谁能够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体系和环境,包括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市场环境,以及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 谈及全球经济前景,张燕生表示,去年7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今年是世界经济非常乐观的一年,可是到了今年10月,却认为今年是非常悲观的一个年份。“一个国际权威组织对一年世界经济预测一般不会从最乐观到最悲观快速转变,现在有两个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张燕生说,一是全球贸易增长明显放缓,二是全球制造业增速放缓。 制造业企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过去40年,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从来都是在制造业增长放缓的时候实现的。”张燕生说,当制造业增速放缓时,制造企业总会面临两个选择,是追求速度和规模,还是追求质量和效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解决3个命题:一是制造业如何与工业服务、生产服务深度融合;二是制造业如何与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三是制造业如何实现产城深度融合。因此从制造业的角度而言,放缓往往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最好时机。 “希望我们的制造企业不要放弃,在大变局中化危为机、转危为安,抓住这个历史性调整机遇。”张燕生说。文章选自中国经济网,2019年11月22日
2019年11月26日 -
【国际在线】世贸组织副总干事呼吁努力改善多边贸易环境 期待中国为世贸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艾伦·沃尔夫 日前在北京表示,世贸组织成员应该从数字经济规则、跨境投资便利等多方面入手,改善多边贸易环境。他表示,世贸组织改革期待更多中国智慧。 艾伦·沃尔夫在全球化智库举办的一个圆桌会议上坦言,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明显,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世贸组织无法满足现行条件下的需求,其上诉法庭面临停摆。他说:“国家安全被多个国家用作实施贸易限制的理由。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困境的部分原因是世贸组织的规则制定不能够被完全实施,司法程序生效规则时,一些成员不同意这些规则,而他们也不能通过上诉系统来解决问题。” 他呼吁世贸组织成员应从多方面入手,改善多边贸易环境,包括为数字经济创建规则、对渔业补贴加以规范、延长暂停征收电子传输关税期限、为跨境投资提供便利、改善服务贸易条件等。 今年5月,中国正式提交了《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11月初,世贸组织小型部长会议在上海召开,各方就世贸组织改革等多项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共识。 谈到中国在世贸组织改革过程中的作用,艾伦表示:“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获益良多,也为世贸组织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已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不得不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而我们要(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取得更多的进步,中国必须发挥重要作用,否则就无法取得进展。” 中国赞成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使自由贸易体系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中国认为,改革要有针对性,但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应当坚持协商一致原则,维护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确保改革使各方都受益。文章选自国际在线,2019年11月22日
2019年11月26日 -
沈南鹏:市场不仅需要独角兽,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也有发展前景
沈南鹏,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资本也希望能够找到发展效率最高的企业,如果对中国经济进行把脉,过去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有些企业竞争效率低下,被淘汰了,对整个经济来讲是好事。”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在2019“创新经济论坛”上表示。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在从基础设施驱动的经济转为消费驱动的经济时,优胜劣汰正在发生。 转型中,传统经济和创新经济在竞争中共同发展。沈南鹏认为,很多企业可以实现自我创新,同时,在国内的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也具备国际竞争力。 “中国有很多垂直行业,市场非常大,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健康、教育、汽车等行业都面临提高效率的问题,但它们都可以进行自我创新。这些企业其实在国内已经打过很多场‘仗’了,它们在国际上也可以存活下来。”沈南鹏说。 从中国的国际发展来看,沈南鹏认为,在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中国此前的发展较为落后,但是现在已赶上来了。尤其对于半导体、生物技术类型企业,目前上市审批程序相应改进。同时,上述领域内的创业公司逐渐建立,可能在未来形成一股竞争力量。 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他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质量有了很大改善,供给侧改革成效明显,通过技术突破带来的创新令人振奋。 而从一级市场来看,中国风险投资蓬勃发展,过去十年被认为是VC/PE风光发展的阶段。在此时期,创新成为主旋律。 创新也体现为传统行业的变革。沈南鹏认为“传统公司不再传统”。例如,传统企业也在实现技术化,可以使用电子商务、社交媒体等来改善内部管理。技术的应用不再限于大型技术公司或者互联网公司,传统公司也在实现数字化。 另一方面,新经济的发展催生独角兽。但沈南鹏认为,市场不仅需要“独角兽”,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也具有发展前景。 “过去我们总是追寻大的公司,但是有些公司可能不能成为几十亿的独角兽,我们需要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中国的服务业可能是更有前景的。”沈南鹏说。 沈南鹏认为,中国已经产生一个强有力的生态系统。如果你是一个人才,从大学毕业,可能最好的选择并不是去一个世界500强的公司,而是自己创业,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中国人才的心态。 沈南鹏表示,人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孵化的机制,包括私有的、政府的、政企合作的,以及中国还有很多鼓励政策是对中小企业进行支持的。他表示,中国VC市场非常蓬勃发展,包括种子基金、种子投资。过去几年中国的中小企业在迅速发展,其实我们以前总是追寻大的公司,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公司不可能成为几十亿的独角兽公司,我们其实需要的是一种健康的中小企业,这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众多的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现在中国的服务业有可能是更加具有前景的,比制造业更加有前景。 沈南鹏指出,在过去20年,中国培养了世界一流的,如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互联网技术公司,但是,越来越多地看到传统的公司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他们也在实现数字化,而且他们都在采用不同的技术。文章选自第一财经,2019年11月22日
2019年11月25日 -
陈文玲:人为打断创新链,实际上打断的是自身攀登技术顶峰的可能性
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2019年11月22日,在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代信息技术意味着更快的连通,分享和转化,人为打断创新链条,实际上打断的是自身攀登技术顶峰的可能性。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每当出现颠覆性的创新,它都会改变世界的命运、人类的命运。但是这种颠覆性创新,不管是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还是互联网革命,没有哪一次革命,是哪一个国家创造发明了这项技术后就被这个国家所独有,而一定是更多的分享、转移和转化。”陈文玲说。 陈文玲认为,科技革命会推动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会引发经济全球化的重构,这也是共同享受人类发明成果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英国认为蒸汽机是我发明的,你怎么能用?那我们现在还停留在蒸汽机时代。如果美国认为电是我发现的,怎么能照亮你呢?那我们现在还在黑暗的世界里。”陈文玲认为,创新就意味着分享,意味着创新成果的转化,意味着它会创造更大的应用市场,还意味着会引发产业变革、商业模式变革以及人们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的变革。 陈文玲表示,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都需要更快的连通、更快的分享和更快的转化。以前的蒸汽机时代和电力时代,技术可能有几十年的时滞期,但现在的信息技术的周期已经大大缩短了。封闭创新,实际上打断的是自己攀登技术顶峰的这种可能。 “我认为,美国和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创新策源地。一个侧重于原始创新,一个侧重于应用创新,通过把科技成果转化形成全产业链,实现原始创新的全部价值。所以,这两大市场在当前的创新的连接中,是密不可分,互补性很强的。”陈文玲说。 陈文玲指出,全球产业链互相之间的依赖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打断产业链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会使整个产业陷入瘫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新形成链条,包括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等等,都是市场形成的。因此在创新中要多发挥市场的作用,要尊重市场。 “创新经济论坛实际上就是搭建一个平台,希望能推动各方重回信任,让世界通过互联互通,重新连接创新链,使世界经济恢复它的发展动力。”陈文玲说。文章选自中国经济网,2019年11月23日
2019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