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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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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生：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创新驱动阶段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创新驱动阶段。我用一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用研发强度，全社会研究与实验支出占GDP的比例，可以看到中国是有着3个完全不同的板块，在中国的东部沿海7个省市，我们的研发强度已经超过OECD的平均水平，已经进入创新驱动阶段。【以下为文字实录】 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前的中国经济，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创新驱动阶段。我用一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用研发强度，全社会研究与实验支出占GDP的比例，可以看到中国是有着3个完全不同的板块，在中国的东部沿海7个省市，我们的研发强度已经超过OECD的平均水平，已经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在这个地区我经常在想，如果这个部分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10年、20年，那么这个地区一定会出现一流的创新型企业，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直接融资的体系。 第二个板块，也就是中国的中部地区，他们的研发强度普遍是明显低于东部，他们在投资驱动阶段，像湖北，湖北的研发强度是1.86，显著低于江苏2.66，广东2.56，湖北一年投创新的钱，大致上是600亿人民币，是广东、江苏的1/4。 第三个板块，我们的西部地区，研发强度低于1，11个省市、自治区合到一起，一年投创新的钱888亿，也就是11个省市、自治区合到一起，还不到广东、江苏一个省一年投入创新的钱的40%。因此，当我们讲中国经济的时候，我们是有三个完全不同阶段的经济业态。 因此我们说，下一步解决的问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但是它带来的优势，也就是我们中国经济在这个复杂变局下，它的潜力比较大，它的韧性比较大，它的回旋余地比较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应对复杂变局，就是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然后从全球的角度来推动全球的开放，全球的发展和全球的合作。文章选自大众网，2018年7月12日
2018年7月18日 -
朱锋：美国绝不会是贸易战的赢家
专家简介朱锋，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7月6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340亿美元进口产品实施25%制裁性关税，商品种类包括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工业机械等行业共818项。尽管中国政府屡屡展示出对话和磋商解决分歧的诚意，但特朗普政府自恃其超强经济实力，想要通过施压与恐吓的方式迫使中国做出美国想要的单方面让步。对于美国这种倒行逆施的单边主义做法，我们既要勇于回击，也需要为未来世界经济变得更加不确定的局势做好各种准备。 特朗普在6月15日批准对总值近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清单分成两组，一组818项是在7月6日生效的惩罚性关税项目，第二组的284项则涉及160亿美元受惠于“中国制造2025”报告的产品，需经过听证程序在调查之后决定是否生效。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实施报复，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甚至威胁再对另外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对华摆出了“极限施压”态势。然而,美国这种抛开两国磋商程序、完全置WTO贸易仲裁机制于不顾、一味利用美国国内法仗势欺人的做法，将伤害中美两国经济和全球经济。 美国最大的经贸团体“美国商会”近日公开批评特朗普挑起贸易战的做法，指责白宫威胁对华进口商品大举加税的举措，将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削弱美国在海外的投资收益、并有可能实质性地扭曲美国和世界其他重要经济体的商贸联系。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之一的通用汽车（GM）公开表达了特朗普对发动贸易战的强烈不满，担心这将削弱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危及美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受中美、欧美贸易战阴影的冲击，7月2日成为全球股市的“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一片低迷。随着特朗普政府减税政策导致的大量资金回流美国本土，他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普遍出现急速贬值的势头。这无疑将加大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成本。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正在以搞乱全球经济的方式向前推进。美国基于经济民族主义的极端理念和强调中美经贸关系需要“对等”和“结果导向”的狭隘主张，在对华发动贸易战问题上下决心要一意孤行，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击。 同特朗普政府疯狂的经济民族主义做斗争，中国并不孤独。加拿大在7月1日正式宣布实施对美国加税的报复性措施，将对从美国进口的番茄酱到割草机等126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欧盟向美国商务部警告说，特朗普以惩罚性关税打击欧洲汽车进口的威胁，将引发欧盟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同对美国的惩罚性关税展开反制措施，可能涉及294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产品，占2017年美国商品出口额的19%。韩国政府也公开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对韩国出口美国的汽车实施报复性关税，将引发韩国的反制措施。之前，韩国政府已经对特朗普政府对韩国出口钢铁和铝制品的加税政策，宣布了对3.8亿美元的美国出口韩国商品的贸易报复。 中美贸易战刹不住车的话，对两国、区域和全球经济的打击要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同美国的贸易战。这不仅因为中美贸易战涉及商品种类众多、受波及产业面广，更重要的是，中美贸易战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更大,将使全球经济的活力下降。 中美贸易战已然不可回避。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期待的是特朗普政府不要以赌徒心态一错到底，尽快为美国也绝非赢家的贸易战寻找到尽快结束、而不是继续火上浇油的方法。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社会需要加速改革和开放进程，从观念、政策、体制和行动入手，尽可能快地让中国调整和适应世界经济、贸易和产业结构出现的新变化；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用解放思想、创新制度的方式，为中国的继续崛起提供动力。如果出现这一局面的话，中国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抵御美国的贸易施压，更能“化危为机”，创造中国社会和经济竞争力提升的新高度。文章选自人民网，2018年7月13日
2018年7月18日 -
王辉耀：美国高关税政策将损人不利己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针对全球的贸易伙伴，发起了一轮强势“高举高打”的“关税恐吓”行动。针对的对象里面有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也包括其传统的盟友国家。显然，美国发起的这场全球贸易争端以“高开高走”的形势超出了部分专家的预期。这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势必会累及正在缓慢恢复中的全球经济。美国政府此次的行动未必能够取得其预定的目标，让美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全球经济必然会成为此次高关税轰炸下的牺牲品。 自7月6日开始，美中两国先后将对总额680亿美元的双方货物征收25%的高额关税。有预计称，如果双方最终对2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世界经济增长将在2019年至2020年降低0.5%。这可以从中美两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中看得可能更清晰，2017年全球GDP总量为81万亿美元，其中美国19.39万亿美元占比为23.9%，中国12.25万亿占比15.12%。中美两国GDP总量占近全球的近4成之多，两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超过4成。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经济2017年增长3%的数据计算，仅中国一家就贡献了全球增长的34%。 贸易争端将会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因素。高关税势必会抬高商品的成本，从而导致投资、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受到不良影响，进而导致企业减少投资、开工不足或裁员，并导致工人失业或者薪酬降低从而影响消费，最终会演变为一个恶性闭环。 美国作为此次贸易争端的发起方，他们的决策者认为能稳操胜券，特朗普更是通过几个简单的数学减法计算就得出了对中国的关税恐吓，可以达到限制中国进口平衡贸易逆差等一系列的目标。但在全球化如此深入发展的今天，各个经济体之间已经形成了深度的分工与合作，二三百年前的海关设置显然无法解决当前美国国内的上述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美国有几个明显的误判：第一，美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出了很大的问题。去年中美之间5300多亿美元的贸易总额中，有1000多亿美元是从香港、澳门等地转口到中国大陆的，而这部分没有被计算到美国对华出口的数额里面。第二，2017年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额为1182亿美元，其中中国购买的美国服务价值就达到900亿美元。而这900亿的贸易额完全没有体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中。其中美国547亿的服务贸易顺差也就被“人为忽略”了。 美国除了数学加减法没有算好，第三个重大误判是对中国市场的低估。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有着近14亿人口的中国，不但是“世界工厂”，更逐步发展成巨大的“世界市场”。 没有中国市场的加工制造能力和有效市场需求，美方的很多高端技术产品将很难维持高利润率，这将阻碍其运营和革新提升。有专家就以美国的芯片制造商高通为例指出，2017年全世界芯片市场总产值是4,400亿美元，中国就占了2,60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高端芯片70%都售往中国市场。如果失去中国这个市场，美国短时间内很难找到一个中间商能承接下这70%的份额，其芯片制造的研发和升级换代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可能使美国的芯片优势不再，败给其他的竞争者。 此外，很多美国跨国公司在华销售都占其全球市场的首要地位。2017年，中国成为通用别克汽车的全球最大的销售市场，420亿美元的销售额甚至超过了美国本土的销售额。苹果公司去年在中国销售额为460亿美元，仅次于其美国本土的销售额。 显然，作为此次关税大棒的发起者，美国没有充分考虑到上述因素，只是用了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在幻想完胜对手。 当然，中国也无法在贸易争端中全身而退，关税提高势必会冲击中国的出口，进而影响到大量以加工出口为主要经营方式的企业，失业等一系列挑战也会随之出现。但是，中国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处理国际经济危机的经验，已经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具有成熟应对危机的管理体系。此外，近14亿人口的规模，也使得中国具备了其他国家所少有的“消费纵深”，可以有效地将出口消费转移到国内消费，并促进消费升级。 中国应该抓住这次挑战的机遇一面，进一步扩大开放。以更为开放的姿态来促进国内的改革。以中兴事件为例，这既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与其它国家的技术差距，也让我们找到了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集中力量实现在高科技产品上的突破，这也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题中之义。 美国挑起全球贸易争端的一个确定性结果是全球自由贸易会受到很大冲击。在一系列反全球化的“黑天鹅事件”后，全球化将迎来新的挑战。中国作为过去几十年来自由贸易原则下的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受益方，此时应该坚定地站出来，团结全球各个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体一起捍卫全球化及其发展成果，避免各国滑入反全球化的负循环之中。 面对美国的挑战，积极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构建新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是中国当前较为急迫的一个选择。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等国主导这个开放程度比WTO更高，贸易规则更为严格的贸易体系。中国加入TPP，可以防止美国进一步孤立中国的意图。在中国与日本关系改善的前提下，中国加入升级后的TPP，会少很多阻力。同时，在WTO进程受阻情况下，侧重保护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的TPP协议与我国不断提升的服务业以及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等优势产业发展进程相符。经过多年的发展，2017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1.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8.8%。同时，作为在对服务业和知识产权方面都提供强有力保护的协议，TPP可以有效保证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权益。 此外，加入TPP与中国力促全球化、推崇自由贸易的原则相一致，有利于遏制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势头，彰显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决心。 以关税为武器的贸易战没有赢家，而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输家,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全球化中不同程度上的受益。过去40年,全球贸易一直推进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又成为全球增长的驱动力。美国当前所采取的这种贸易政策“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中国除了积极应对美方挑战以外，也要继续实施我们的既定开放和改革的政策，以不断扩大的开放来对冲美国的封锁。文章选自北京周报网，2018年7月17日
2018年7月18日 -
薛澜：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 中国创新应该做什么
专家简介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AI机器人索菲亚,因为能言善辩,表情丰富,从诞生起就成为了世界级红人。2017年10月,索菲亚在沙特阿拉伯获得公民身份,被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时刻。第四次工业革命将给人类带来什么?中国创新在这一轮技术浪潮中又该如何取胜?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联网、机器人等技术革新组成的,这些创新会带来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的融合。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革新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好处。未来我们能实现无人驾驶,可以在上班路上阅读报纸,我们也可以享受到成本更低的太空旅行。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时,中国的创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中国科技投入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全世界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从1981年到2016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科技投入直线上升,已经位居全球第二。其次,把知识转变成商业价值,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目前中国的专利授权数量已是全球领先,这些专利很多是由我们国际领先的企业创造的,像华为、BAT、潍柴动力、三一重工、吉利、华大基因,等等。第三,从制度创新角度看,上述成功的背后,中国在制度创新上也做了一系列工作,比如形成了稳定多元的投入机制,目前中国的研发投入77%都来自于企业。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的创新还面临很多的不足。在科技方面,中国的创新在有些领域是领先的,但是发展极不平衡。在一些关键高技术领域,依赖也是相当严重。过去几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所花的钱比进口石油花的钱还要多。创新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历来强调创新的正面作用,但是对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怎样有效进行规制,在这方面考虑不多。 在前几次工业革命时,中国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一前沿,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一样了,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在“头班车”上。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到底应该做什么? 首先,中国的科学研究需要在一些基础研究领域里进一步补短板。不管是制药、半导体设计还是特殊医药、化工材料等领域,我们的差距是巨大的。 其次,技术创新架桥梁。全球主要的企业都在进行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中国国家电网希望架设全球智能电网,但是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公司在这方面还是落后的。所以学术界企业界之间的桥梁怎么更顺畅,这可能也是我们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需要考虑的。 最后就是制度建设谋远略。第一是社会预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背后的选择涉及到伦理问题,所以在这些技术的选择过程中,社会各界不能袖手旁观。需要有一种社会预见的方式,通过各种机制邀请公众、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共同参与这些选择,构建多方参与的决策机制。第二是同步设计。包括环境污染、废料污染在内,其实是在技术流程设计时就出了问题,到尾端再解决为时已晚。对于伦理道德的思考、对于社会风险的分析,需要在设计过程中就考虑进去。正因如此,美国的电气工程协会已经出台了好几版关于工程设计中的伦理守则,中国相关的专业协会也已经出台了这方面的手册。希望有更多的科技工作者能够参与到同步设计当中。第三是适应性治理。这需要政府和企业双方调整角色,共同来推进治理体系的完备。最近滴滴打车、共享单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鼓励创新,另一方面必须对它产生的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规制。在一些新技术领域方面,政府对这些创新的了解非常有限,这时企业和政府也许应该形成一个新的伙伴关系,一起来探讨什么样的方式是对创新更加有利,同时也能最大可能地减少对社会的危害。第四是全球参与。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新领域,给全世界的科学界、政府提出了挑战。在这方面我们要和全世界各国一起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说,就是研究基础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的很多学者和专家,也需参与到相关政策的讨论当中。文章选自搜狐网，2018年7月15日
2018年7月17日 -
陈文玲：美国单方面发起贸易战具有五方面破坏性
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中国网：7月6日，美国开始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击，中国也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酝酿一段时日的中美贸易摩擦正式升级。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摩擦的前因后果，《中国访谈》节目特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女士进行分析。 中国网：自从美国扬言对中国开始加征关税以来，双方的贸易摩擦就开始不断升级，您对此次贸易摩擦怎么看？ 陈文玲：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的过程。本来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回归到贸易谈判、双边谈判，走向合作共赢的这样一条道路。但是我觉得美国是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 从一开始，中国主动制定“百日计划”，扩大从美国进口飞机、牛肉、能源，而且2017年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我们扩大了对飞机的进口，然后我们从美国进口能源——页岩气、石油、天然气，实际上我们和同期比较已经增加了8倍。我们也增加了对美国牛肉的进口。中国在制定一年的计划，还想跟美国继续在贸易问题上进行谈判，不断地进行良性互动。但是美国3月份推出钢和铝关税之后，接着是“301调查”报告，就宣称要对中国500亿商品、1333个品种规格的商品加征25%的税。 这个“301调查”报告出台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跟美国有关智库在做中美问题相关的调研、讨论。那个时候美国的英文版是185页，还有1000多个脚注，有5个文本副本。 据美国专家说，在这个报告的撰写过程中，当时专家做出的评估是300亿美元，后来美国的特朗普总统看了以后认为太少，还要再加一倍，要600亿，最后出台是500亿加征25%的关税。这个中间，“301调查”报告整个发布之后，实际上得到中国非常强烈的反应。中国表示一是不怕，二是不躲，三是奉陪到底，要以同等规模、同等力度进行反制，所以就有了美国派出姆努钦为首的7个人到中国谈判，也有了他们邀请刘鹤副总理到美国谈判，在美国谈判还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说中美双方表示不打贸易战，我们不再对对方加征关税。大家认为贸易战不会打，贸易摩擦不会升级。但是让大家大跌眼镜,包括中国和美国社会，结果下来了，不但没有终止，而且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升级。 原来的基础上升级，表现在一个是7月6号它出台了第一批818个品种加征25%的关税，340亿美元。这个加征关税（名单）推出之后，中国政府的态度当然是一如既往的，本来贸易战我们是不愿意的，你挑起的贸易摩擦，中国不能不反制。不管是从国家的利益、中国国民的意愿，还是从我们市场的平等的原则，还有WTO的规则，中国肯定要对你这种单边制裁，用国内的法律制裁我一个国家，对于这种行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是违背WTO规则的行为，中国当然要做反制。中国在7月6号12点01分也做出了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反制。 在美国做出这种非理性贸易制裁这样一个基础上，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我认为是无可指责的。中国是在道德、道义制高点上，因为我们主张经济全球化，主张贸易普惠，主张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是互联互通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是面向未来做出这些大的举措，而且和美国也不断进行沟通，不断进行良性互动，觉得要通过两个国家进行双边谈判，至少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WTO的规则下探讨问题的解决。 咱们现在先不说这个问题是不是问题，就是从两个国家对于贸易摩擦的态度来说，中国毫无疑问，我觉得它体现了一个大国的包容、宽容、等待、耐心、忍让。美国越来越非理性，把这个贸易摩擦推向不断升级的过程。 不管是贸易冲突也好，贸易摩擦升级也好，实际上都是一个，都是用贸易制裁的武器、贸易讹诈的手段，来对国际上应该受到尊重的，对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国际市场，包括美国市场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个国家进行这种毫无道理的野蛮的制裁。我认为这应该受到谴责，应该反对，应该反制。我觉得如果任美国这样下去，它将会给中美之间，给世界，给美国都带来重大损失。我觉得它会从五个方面给世界、给中美关系带来重大破坏。 第一，它会破坏国际贸易规则、贸易秩序，乃至最终可能会瓦解国际贸易体系。美国一直在说WTO对美国是不公平的，美国要坚持公平贸易，他们驻WTO的大使也坚持凡是对美国不利的，都叫非公平的，所以要在贸易上体现美国第一、美国优先。 咱们知道贸易是公平的，贸易是平等的，贸易不存在谁第一、谁优先，双方在平等的贸易规则下进行商品的交易、交换，是一种市场的行为，也是双方自愿的行为。实际上贸易本身，特别是跨国贸易，就是一个国家国内的需求对另一个国家商品供给的市场需求，而美国的这种国内的需求就导致了它的采购商、美国的企业到中国来进货，来进口中国的商品，是一个跨国的市场行为。所以这里面没有谁第一、第二的问题，是一个跨国的市场交易。你对跨国市场交易制裁的应该是美国进口商，谁让你来中国采购商品！你采购商品造成美国贸易的逆差。你是不是要批评国内的进货商？你为什么要批评中国的出口商品？而中国出口的商品又包括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形成的贸易量，也包括欧美企业，也包括日本企业，也包括全球的产业、企业在中国产生的贸易量。比如说像苹果手机，它就产在中国郑州，绝大部分销回到美国。这种出口是美国企业在华产生的贸易量。 美国市场有需求，你还是按照采购效益最大化，来中国进口商品。你认为中国的商品便宜，你可以在中间获得经销利润，你才到中国进口。那也不是中国政府号召你来的，也不是中国企业要求你来的，而是你踏进中国，你来到中国来采购商品。你用一个国家单边的规则、单边的法律来制裁本身是来自市场需求的这些出口。你觉得做得很爽，但实际上你是破坏了国际的贸易体系，破坏了国际规则，破坏了国际上的整个贸易方式。 国际贸易自从有了WTO以后，各个国家加入WTO之后基本上都在WTO的框架下进行贸易仲裁、贸易纠纷的处理，很少有一个国家用自己国内的法律法规去制裁别的国家。当然，美国在1995年WTO成立之前，那时候是关贸总协定，它也有几十次用“301”条款去制裁其他国家，但是WTO成立之后就终止了这种做法，因为WTO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所以就终止了这种做法。 这次美国再一次挥舞“301”的大棒，然后用国内美国1974年的贸易法作为依据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我认为它首先是破坏了国际贸易的规则、贸易的体系，对国际贸易会产生极坏的影响。它这种制裁既包括中国，也包括日本、韩国、欧盟——它的一些盟国，目前已经达到30多个。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有一点感觉太好了：我对你贸易制裁，你要向我申请豁免，而不是向WTO等国际组织，按照国际规则、贸易规则来商量解决。你要向我来申请，我豁免你就可以免去你的高额关税。比如钢铝，它就免了8个国家，据说现在汽车（的关税）它可能要免欧盟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感觉到美国至上、美国第一了，美国挥舞着大棒，然后其他国家向它申请豁免。我觉得它完全置WTO规则于不顾，而且它也扬言必要时退出WTO。国际规则对它无效了，怎么制裁呢？包括美国很多经营商也说“谁来管管特朗普呢？”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直接威胁到国际规则，特别是贸易规则，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很大影响。 我觉得如果中美开启贸易摩擦的相互反制，会对中国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也会对美国的出口造成影响。尽管有的经济学家说它对GDP的影响有限，像马骏提出来，可能是0.2%，会影响我们GDP增速0.2。我们发现也有经济学家或研究部门提出了0.1。不管是0.1，还是0.2，关键是对一个市场的预期变坏了。因为这个，贸易没法做了，我到底按照什么来做呢？公平的贸易的规则、市场交易交换的规则，被破坏掉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第一个非常大的破坏性。 第二个大的破坏性，就是破坏了全球的产业布局，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这种链条的连接，因为这个贸易制裁，对很多商品，包括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高额征税之后，整个供应链的体系就乱了。有些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高增税，将来会影响我们中国一些核心零部件的进口。 比如它对中兴通讯断气式的制裁，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产业链。中兴通讯有一千多个大的供应商，又会影响下游的供应商，以中兴通讯这样的企业为一个虚拟的产业链条，整个就会断掉。包括它对一些参加贸易的（人的限制）——比如像墨西哥在美国工作的工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包括它现在对于中国到美国去学习的专业限制，参加工作岗位的限制，我觉得将来未来都会对产业链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些核心零部件、关键零部件，核心岗位、关键服务环节，都会由于它这种非理性的做法，得重构，那重构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产业链的行为不是正负行为，是企业在市场中寻求需求的一个过程，在寻求需求中自愿组合产生黏性非常强的、互相依赖、互为上下游的这样一个虚拟企业群体。 但是这个群体比市场的力量还要大，因为这个产业链有上游、中游、下游，每一个环节。比如像一部手机几百个环节，一个汽车可能几百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上下游的供求关系。贸易秩序打乱之后，供应链整个也会乱掉，三分之二的全球中间品的进出口，也就是整个产业链的布局，也会无从做起。很多企业会在产业链上，包括上下游的关系，会重新调整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会对世界的制造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第三，我觉得它会对全球的经济复苏产生破坏性,它会破坏全球经济复苏良好的态势。按照IMF的预测，2018年全世界所有的经济体在内，包括75%的经济体趋向好转，是在增长，或者趋向增长的。75%都在好转，就说明世界经济经过十年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之后，经过十年痛苦的调整，刚刚开始复苏，而且三分之二的经济体开始经济回暖，经济上升。这种态势实际上来之不易，其中也包括中国的重大贡献，中国在投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年均是30.2%。我们的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也是很大的，比重接近12%。我们的制造业对世界经济拉动也是很大的，制造业占到全球制造业比重25.5%。 在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体都在回暖的情况下，美国这种贸易摩擦的升级，以及它采取的其他综合措施，我认为它会把世界经济复苏的前程断掉，世界市场会受到重创。各国的股市有很大的反应，凡是美国出手的时候都有很大反应。美国非理性的贸易制裁行为，再加上它的美元政策的配合，我觉得对世界经济将造成重创。 第四，我觉得它会对全球的治理体系、国家与国家关系处理的原则，造成很大的破坏，它破坏了全球治理体系、全球治理原则。美国说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但实际上现在美国正在修正国际秩序，正在修正国际规则。二战以后，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包括三大国际机构是美国主导下建立的。WTO也是如此。而经济全球化，贸易的便利化、自由化，这些都是美国所倡导的。但是现在我觉得美国政府把这些全部放弃了，然后按照自己的想象，想一出是一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认为某种程度上依仗它的霸权为非作歹，同时破坏了全球的秩序、全球的规则，全球处理国家关系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大国之间的互相尊重，比如和平协商，比如说在全球的框架下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比如说国家之间通过双边谈判可以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依仗它自己的霸权地位——美元霸权、军事霸权、经济霸权，然后它把所有冲突都放大成一个“炸药包”去“轰炸”别人，完全没有任何道理。 中国一直在用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行为在争取两个国家更好的合作。然后特朗普也到中国来进行访问，又拿走了2500亿美元的大单，按道理来说两国关系应该是升级，向合作共赢升级，而不是向贸易摩擦加剧升级。这种升级正好跟我们的预期是相悖的，和人们认可的这种道理是相悖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它对国际秩序、国家与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处理大国关系，也是破坏性的。 第五，我觉得现在这种做法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它对中美关系也是破坏性的。因为我们想构建的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包括互相尊重，就包括互利共赢，也包括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也包括在遇到问题以后处理问题的原则。 中美关系建交40周年来，实际上一直在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虽然中间也有一些波折，比如美国在每次大选的时候都会有周期性的反华热浪，但是之后它会逐渐平静、理性，然后慢慢回归到正常和平交往的方式。但是这一次正好相反，开始的一年还是在良性互动，还是在谈判、互访、对话，一年之后应该是越走越好的时候，突然出手，越来越升级。 我个人认为，这就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做法已经破坏了中美之间的关系，它给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心理投下了不可抹去的阴影。 当一个大国失信于社会，失信于人民的时候，它对这个国家人民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国家的人民相信它是一个守信用的国家，相信的是一个大国的承诺，一个大国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是一言九鼎的，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都认为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作为一个大国的政府，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但是现在反过来看，星期一说的话星期五都不算数了，上午说的话下午就不算数了，今天说的话明天就不算数了。我们中国人这种失望更多的是一种愤怒。当你把一个国家民众的愤怒点燃之后，中国领导人哪怕再忍让，再宽容，也要对自己的民众负责，也要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也要对我们国家的权益负责，他也不会毫无理由地向你让步。你要用这种打的办法、混不吝的办法来对待中国，那中国也不是好欺负的。现在我们希望和所有国家都能按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理念来处理国家关系。我认为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文章选自国经中心专家论点，2018年7月12日
2018年7月16日 -
张燕生：结构调整速度应优先于经济增速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日前，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针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表示，今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持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态势。经济运行内在稳定性协调性增强,支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不断积累增多,为全年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对于今年第二季度的中国经济“成绩单”和未来阶段的中国经济走势，学界人士怎样看？7月7日，在正于青岛召开的“2018中国财富论坛”期间，《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就当前各界关心的中国经济多方面的现状和问题，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进行了专访。 NBD：您预测中国二季度GDP增速将达到多少？您作出这样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张燕生：我估计二季度中国GDP增速会在6.6%~6.7%之间。从原因上说，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阶段。我们目前观察到，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国家对环保和生态治理力度正不断加大，同时加大去产能、去杠杆和结构调整的力度。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阶段性特点来看，增长的速度可以放慢，但结构调整的速度还需要加快。 NBD：目前已经公布的1~5月各分项经济数据来看，工业领域的增长表现较为突出，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其中制造业表现不俗，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制造业高速发展的拐点已经到来？ 张燕生：从现阶段制造业发展的整体态势来看，首先，具备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这些要素的制造业目前的发展速度比较快；其次，创新驱动型经济在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省市的发展速度较快；再次，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这些作用发挥合力，支撑了制造业整体的升级发展。 不过，要判断制造业是否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从目前我们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状态上看，首先还是要注意到目前我国制造业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NBD：我们也发现，从上半年一些月份的经济数据来看，投资领域的一些指标出现了增速放缓的现象，您认为这将对下半年的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对此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 张燕生：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来看，现阶段在各类投资中，基建投资的峰值已经过去，房地产投资的峰值以及制造业投资的峰值也可能已经到顶。 从应对策略来说，我们应首要考虑如何吸引外商投资、吸引民营投资、吸引绿色和民生投资。这方面我们需要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这几块环境的改善比较重要，不过这是一个长期过程。 NBD：目前我国经济一个重要特征是就业水平较为稳定。从宏观数据来看，5月份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低于5%；从微观数据上看，各行业的就业需求也相当稳定。您认为其原因何在？ 张燕生：2012年以来，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经济出现了GDP增速下行的趋势，但就业率继续“往上走”的现象，其原因很简单，就在于“结构调整”。 目前，一系列具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特征的行业，其就业水平都比较高，像我们熟知的快递物流行业就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 NBD：您认为在201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应着力面对的几项重要挑战是什么？我们应对此采取哪些措施？ 张燕生：我们刚刚谈到，如果目前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峰值已经过了的话，应首要考虑如何吸引外商投资。而要形成外商投资新高潮的话，诸如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各项投资便利化措施应尽快落地。 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从这份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48项内容来看，效果还是非常显著。当然，最后的关键是要落地。 此外我们要注意到，目前外商到中国投资更多地聚焦在高技术服务业，而在这个领域，我们的营商环境、投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文章选自每日经济新闻，201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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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吴华扬：种族、身份与价值观：中美贸易战中的文化冲突
吴华扬（Frank Wu），美国百人会会长编者按：在中美打响贸易战、美国国内的“中国间谍威胁”论调越发喧嚣之际，华裔族群在美国的处境以及他们在双边关系中的角色备受关注。上月，应全球化智库(CCG)之邀，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会长、加州大学黑斯廷法学院特聘教授吴华扬(Frank Wu)在北京发表演讲。他从自己的成长故事说起，梳理了华裔族群在美国的发展史，贸易战阴影下这个群体面临的新挑战，以及百人会的缘起和它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我是吴华扬，一个华裔美国公民，美国百人会会长。我今天的演讲将分成三部分：分别有关华裔在美国的发展史，百人会，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我想先从我自己的故事说起。华裔在美国：永远的“外国人”1968年，我跟随父母到底特律生活，那时我刚1岁。我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和我母亲一样来自台湾。他拿着奖学金到美国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福特公司工作。底特律不像旧金山、纽约这些华人较多的城市，我们家是我们居住的那个社区中唯一的亚裔面孔。作为一个孩子，我渴望完全融入美国人群，不希望与众不同。而1970年代的美国，多元文化、多元主义这类概念还没出现，人们觉得，我们这样的少数族裔就是应该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中被同化的。如果你与众不同，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嘲讽、恶意的玩笑，还有孩子之间颇为残酷的捉弄。你会被起外号，会被唤作“chink”“jap”或者“gook”。人们会问你，吃不吃狗肉？或者，你这么小的眼睛怎么看得见东西？你的父母会被称作“共党”。在美国的所有少数族裔儿童中，华裔儿童受到的欺负是最多的。我今天要有些羞愧地承认，我长大过程中，曾对有一双华裔父母而感到尴尬。所有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多少都会对自己的父母感到尴尬，但移民子女的尴尬感更强烈，因为我们急于融入同龄人，急于摆脱父母亲希望我们能够传承下去的少数族裔的身份，因为这些身份给我们带来了太多不公平的、让我们难堪的遭遇。小时候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周末去华人学校学习中文。今天当我来到中国，我终于明白我母亲是正确的，那时我多该把中文学好。但孩提时代的我们又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只想待在电视前看卡通片，过得和身边的同龄人一样，不想要更多功课，或者做那个孝顺的孩子。一切华裔父母希望他们孩子做的，他们的孩子们无一例外地抵制。尽管我妈妈每晚会给全家人做五道菜的丰盛晚餐，每餐必有一条清蒸鱼，我哥哥和我还是会嗤之以鼻，要求吃炖牛肉、披萨和热狗。但那时我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美国朋友的父母，不会成为我的父母的朋友。我们终究和别人不一样。在1970年代的底特律，与众不同是不受欢迎的，不仅有公开的歧视，暗地里同样如此。不管华人多么勤奋、多么努力地改善他们的英语发音，只要他们去银行申请贷款来买房，或者像我父亲那样打算创业时，他们就会立刻遭遇歧视。我父母将一切归咎于他们的口音。他们觉得，因为我和我哥哥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就一定会被美国社会所接纳。他们是如此地笃信“美国梦”。直到1982年，一起华人遇害事件彻底惊醒了我。正是在它的刺激下，我开始写作，开始为少数族裔的权利鼓与呼，最后成为了一名律师兼教授。这起案件，在美国的亚裔人群中很出名，在这个人群之外知道的人很少，对大洋彼岸的中国人则几乎完全陌生。故事的主人公名叫Vincent Chin（陈果仁）。我并不认识他或他的家庭，但他家也在底特律，离我家只有几英里的距离。他属于比我家更早一批的华裔移民，这批移民更多在城市里安家，多以开餐馆、洗衣房来谋生。陈果仁并不是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也就是说，他不是我父母会拿我与之比较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他因为开车太快、爱喝酒，大学期间就辍学了。如果他是个白人，那在别人眼中会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伙子。1982年，时年27岁的陈果仁正准备结婚，迎娶一位同样是美籍华裔的姑娘。6月19日，一个初夏的夜晚，他招呼朋友们去参加他婚礼前的单身派对。在那里，他们遇见了两位白人——一位父亲和他的继子，他们都为美国车厂工作。在一场争吵引发的打斗中，陈果仁被这两位白人活活打死。陈果仁(Vincent Chin)我在这里先暂停一下，讲一讲这起事件发生的背景。底特律之所以被称作“汽车之城”，是因为它汇集了当时美国所有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包括福特、通用、克莱斯勒，它们象征着美国的伟大。时间点也很重要。当时美国正经历一场经济衰退，比2008年的危机更糟，因为那场危机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仅仅局限于美国。当时美日关系十分紧张，原因今天听上去很耳熟——因为贸易。那时的日本经济正处于蓬勃上升期——虽然现在我们知道当时的日本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泡沫，以至于后来有“失去的20年”——但在那时，美国人非常害怕日本。他们害怕日本公司将占领美国经济，以至于全体美国人都终将为日本人服务。当时日本公司在美国疯狂收购——这点听上去也很耳熟——收购美国企业、房地产、球队，等等。美国国内的仇日情绪高涨，政客们叫嚣着要和日本打贸易战，还有人说日本在对美进行“经济上的珍珠港袭击”。那时底特律的汽车产业受到日本进口车的严重冲击。美国车厂的工人们对日本十分仇视，而仇视的对象很快涵盖了华裔、甚至一切亚裔，因为在他们眼中，“你们长得都一样”。在1970年代的美国，如果你长着一张亚洲脸，那么底特律绝对是你最不想去的地方。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故事。就在陈果仁的单身派对上，那两位白人看到了他，开始冲着他叫喊一连串充满种族歧视的脏话，如“chink”、“jap”。陈果仁告诉他们，自己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但无济于事。根据目击者的报道，其中一个白人冲他喊：“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我们才会丢饭碗！”在双方打斗中，那两个白人从车后备箱中取出一根棒球棒，活活打碎了陈果仁的头骨。他鲜血和脑浆迸了一地，昏迷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粤语：“不公平。”在医院里抢救四天之后，陈果仁不治身亡。他的死震动了美国的亚裔群体。然而真正让这个人群热血沸腾，打破沉默走上街头，或向媒体疾书表达抗议的，是美国法庭对那两位白人的审判结果。尽管这两人从一开始就承认是他们杀害了陈果仁，但他们始终坚称那只是一场酒吧打斗，否认是基于种族歧视的仇恨犯罪。最终他们被判缓刑三年，每人罚款3000美元，一天监狱也没进。这起案件，让很多亚裔美国人悲哀地意识到，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工作，再怎么尽力融入美国社会，自己还是无法被美国人接受，是一群“永远的外国人”。我以这个故事开头，是想告诉大家，我是怎么会对少数族裔问题产生兴趣的。我将再花一些时间简单梳理一下华裔在美国的发展历史。这些知识并不是学校教给我的。美国教科书中提到一句贯穿全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它部分是由华人修建的，但除此之外对华裔为美国所做的贡献鲜有涉及。我花了很多时间自己研究美国华裔的历史，现在作为一名教授，我在美国的大学向学生们教授这段历史。就在这几天，美国最高法院刚刚做出裁决，支持特朗普总统针对穆斯林的旅游禁令，而他们依据的最重要的历史判例，就是“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日裔美国公民的处理方式。所以，在美国司法历史上，亚裔族群十分重要，围绕他们形成了多项至今还有影响力的司法判例。华人移民美国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在1861年至1865的美国独立战争中，南北两方都有来自中国的士兵。许多华裔自愿代表他们的国家进行战斗——即使他们没有被完全接受，他们已经把美国当作自己的国家。接下来的一波，是来美国修建铁路的中国劳工。明年是个重要的年份，不仅是中美关系正常化40周年，也是第一条贯穿全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建成150周年。这条铁路当时从中西两头同时向美国腹地修建，爱尔兰人从东向西，中国劳工则从向东。当时有将近1.3万名华人劳工参与了这项工程，在崇山峻岭中爆破出一条路来。在英语中有一个带有种族侮辱意味的俗语，叫做“Chinaman’s chance（中国佬的机会）”意思就是，完全没有赢的机会。这句话就来自那个年代，因为那时中国劳工在没有其他人能忍受的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工作，比如他们有时要靠绳索将自己吊在悬崖上，点燃携带的炸药，把岩石一点点炸开。尽管这条铁路的整个西段都是中国劳工修建的，但在1869年铁路建成后的庆典照片上，却找不到一个中国人。1869年太平洋铁路贯通庆典的照片上，不见华人劳工的身影华人移民美国有以下几波浪潮。第一波浪潮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些铁路工人。如今许多加州华人已是他们的第六代甚至是第七代子嗣。他们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说粤语或者相近的方言。他们在旧金山、纽约和其他一些城市开创了唐人街，这些唐人街社区至今还生机勃勃。这次移民浪潮因为1882年美国在强烈的仇华气氛中通过《排华法案》而终止。根据这个法案，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美国不允许华人劳工入境。但1906年旧金山发生的一场地震和随之发生的大火，烧毁了许多档案记录，对华人来说却成了一个福音。因为法律规定，在1906年前来过美国、或者祖辈在1906年时已在美国的华人，仍被允许入境。于是就出现了许多“paper sons（纸儿子）”。他们谎称是某某的孩子，虚构一个家庭故事，改掉自己的姓名，用这样的办法成功进入美国。第二波华裔移民出现在“二战”之后，时间跨度40年，差不多两代人。他们主要来自台湾、香港和菲律宾，几乎没有人来自中国大陆。1965年美国正式废除了移民配额制，掀起一轮亚洲移民潮，此后数十万华人来到美国，几乎全部来自台湾和香港，大多数是拿奖学金的学生，比如我的父母。他们学成后留在了美国，扎下新的根，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到20世纪80年代，又一波华人移民涌向美国，这一次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很多是中国最好的大学里读书的优秀学生，靠奖学金来到美国深造，或者是最优秀的学者，被邀请到美国访学和教书。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华裔移民，那些偷渡来的、没有合法证件，没有精湛技能的劳动者，他们更多只能在纽约法拉盛这样的地方，靠劳动谋生。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华人，在美国形成了不同的群体和社区。现在如果你来到美国，你不仅能在大城市中的唐人街看到很多华人，还能在像加州蒙市这样的城市近郊见到很多“新华人”。距离洛杉矶市中心8英里左右的蒙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一个居民主要是白人的城市，转变为亚裔（主要是华裔）为主的城市。我们百人会成员陈李婉若就曾成功竞选蒙市市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市长。百人会：中美关系的信使接下来，我想简单介绍百人会的创办过程和它在中美关系中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华裔在美国最早的组织是在旧金山建立的，他们把这个组织叫做“Native Sons of Golden State”（美洲同源总会的前身），旨在鼓励美国亚裔对抗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然而它更像一个社群组织，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纽约的一场晚宴上，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鼓励贝聿铭将优秀华人组织起来，代表华人社会发出声音。终于，在1989年，贝聿铭，马友友，邓兆祥，唐蹓千，杨雪兰及吴健雄博士在纽约正式成立了名为百人会的非营利性组织，旨在形成属于华人自己的群体，向美国主流社会发出属于华人自己的声音。百人会自创始以来，始终致力于两大使命：即推动华裔群体全面融入美国社会，促进美国与大中华地区建设性发展。作为由优秀华人精英组成的非政治性组织，会员凭借个人成就受邀请入会，现如今，百人会已有150多位成员，遍布商界，政界，学术界，艺术和体育领域，其中包括雅虎公司创始人，首位美籍华人宇航员，美国驻中国大使，世界体育冠军等。1988年，贝聿铭（左）、邓兆祥（中）与亨利•基辛格讨论百人会筹建事宜实际上，中美关系间的摩擦大多来自于“误解”。由于中美间的文化差异，言语，行事风格、身体动作、甚至眼神都可能造成理解误差，因此中美双方间的交流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2016年，百人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一场慈善活动，我们邀请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作为嘉宾出席。这场活动汇聚了美国的许多顶尖华裔精英，以及多位同样顶尖的中国国内精英。我们在活动中倡导慈善公益精神，并阐释为何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容而非矛盾的。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媒体的报道都十分正面。有意思的是，几年之前，全球最富有、也最慷慨于慈善事业的两位人士——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也曾在中国举办过过一场类似活动。他们请来许多中国成功人士，希望后者加入他们，一起做慈善。但正如《经济学人》杂志在一篇报道中所说，这两位富豪并没有在中国获得期待中的礼遇，原因在于中国精英们认为他们“居高临下”，以一副规则制定者的姿态传授经验。事实上，他们所传达的理念和百人会基本一致，不同点在于，他们讲的是英语，而我们讲的是普通话和粤语，就算有时我们也讲英语，但我们这些“信使”本身也不同于那两位，我们是以平等的姿态和中国精英们对话的。因此，百人会是不可或缺的，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信使，我们从中美两方角度同时出发，充分理解两方观点，并以合适的语言进行传达，更好地避免误解和矛盾升级。同时，百人会通过对美国民众展开有关对华评价的社会调查，设立领导力奖学金计划，在国会山做介绍与游说，与CCG这样的中国智库共同举办论坛等等，帮助两国互相了解，促进中美人文交流。中美贸易战：实为症状，而非症结接下来，谈谈我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我认为现在中美关系的紧张，不仅仅是贸易上的紧张，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冲突和焦虑；导火索甚至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内政，包括几个月后的中期选举。有两个大趋势，正在深刻影响当今中美关系。第一个是中国堪称奇迹的崛起速度。我最近几年每年来中国两次，每次都会被中国的发展速度惊讶到。无论以什么样的衡量标准，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一样，在拥有这样规模的疆土和人口的同时，发展得如此迅猛和持续，使如此多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即使在美国经济发展最繁荣的时期，也无法与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媲美。中国经济是个奇迹，但对于美国来说，则成了一种威胁。美国长期占据世界主宰的位置，美国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是第三世界里仍与贫困作斗争的落后国家。如今面对这个强大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他们无所适从。中国不仅开始展示雄厚的硬实力，在软实力方面，包括在非洲、在南中国海、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的影响力都在迅速上升。这都在刺激着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我这几年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课，用英语向中国学生讲授美国的司法制度。我住在校园里，亲眼看见我的中国学生有多用功。他们每天都学习到深夜，周末也不间断。我想象不出任何一个美国人，哪怕华裔美国人，能够像这些中国学生一样享受学习，把学习当成理所应当的事情。“努力工作”听起来应该是个褒义词，但是中国人的努力在很多美国人的眼中，被视作“不公平竞争”。美国人担心的是，亚洲人能吃苦，愿意忍受更恶劣的环境，最终把美国人都比下去。一个世纪前，一位名叫塞缪尔•冈帕斯（Samuel Gompers）的美国劳工领袖，在在一本政治小册子上写下一句当时非常著名的标语：“Meat vs Rice（肉食对大米）”。他意思是，亚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亚洲人必然会不公平地击败美国男子，因此不能让中国人进入美国。这听起来真的很荒谬，但它真实发生过。第二个大趋势，就是当今在美国社会内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白人将不再是美国的主要族裔。这种剧变在美国的某些地区已经引起了反弹。比如旧金山是美国华裔最多的城市，不仅出现过华裔市长，而且华裔正在形成这个城市里的人口新主流。这在白人当中激发起一种基于肤色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侵略，认为应该禁止中国学者入境。甚至有人宣称，每个中国人对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每位华人——不管是新移民还是已经入籍的华裔美国公民——在他们眼里都可能是间谍。近几年中，FBI曾两次对美国华人发起间谍控告。坦普尔大学物理系主任郗小星，美国国家气象局公务员陈霞芬，历经苦难，终于证明自己的清白。虽然最后这两起控告都被证实为捕风捉影，然而“所有中国人都有可能是间谍”的言论不仅骇人听闻，更从侧面说明了美国政府对华人的偏见和敌意。陈霞芬（左）与郗小星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发布的贸易之战具有更多象征性，对中国的言辞其实更多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美国的分化与焦虑，以及中美的文化差异。此外，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也在为获得选民支持做准备。中美贸易战只是一个症状，而不是症结，这只是更大问题的一小部分。正是在这样的紧张时刻，持续的交流探讨对于中美双方都至关重要。CCG和百人会将尽全力搭建双边友好关系的桥梁，尽力消除误会，防止冲突升级。在这个时刻，有摩擦也有冲突，但在寻求解决方法的过程中，发展与机遇也将随之到来。问答环节问题一：美国会出现一位华裔总统吗？吴华扬：我觉得很可能会。在骆家辉成为华盛顿州长之前，没人觉得他能成功。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他跨越了种族，获得了主流社会的支持。华盛顿州常有亚裔背景的从政者，但若只凭亚裔背景，骆家辉是无法成功的。即使在旧金山，你也不能仅凭亚裔身份当选。亚裔不超过美国总人口的6%，仅凭这个人群的支持是无法在全国胜选的。你必须超越种族。问题二：为何种族歧视在美国仍然存在？吴华扬：为什么会有偏见？偏见无处不在。如果你来到中国，你也会感受到偏见。说普通话的和说粤语的。还有地域偏见，上海人对外地人，等等。人总是分群的。亚裔和华裔在美国显得尤其危险，因为我们看起来就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是白种人，那融入美国社会容易得多。如果后来你改姓了，人们就不会知道你的祖先并不来自“五月花”号。但如果你是亚裔，被领养了，姓“史密斯”，那么生活中你每天都会遇到别人问你，史密斯？你怎么会姓史密斯？我们相貌就不同。西方社会一直恐惧他们口中的“黄祸”，认为黄种人会接管世界。他们的担心，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差，而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强。如果你研读西方历史，就知道不仅仅在美国是这样，“黄祸”、东西方冲突，在西方是反复出现的的议题。问题三：美国华人是否面对又一个“陈果仁(Vincent Chin)时刻”？吴华扬：我希望不是。我们在消除种族歧视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尽管现在是美国国内社会最紧张，最令人担心的时刻，人群被严重割裂。这不只是我的意见。看看最近的任何一种社会调查，总统的支持者，他的反对者，在信仰、地区等等上都严重对立。我们在减少种族歧视上已经取得了不少进步，我觉得我们不会再度面对那样一个时刻。但这也很难说。这正是“陈果仁时刻”的可怕之处。打死他的人不是3K党成员，不会身穿白袍，公开叫嚣种族歧视。他们只是普通人。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可能就是普通人，在酒吧里就坐在你身旁，但他们对中国心怀怨恨，一旦喝多了，受到什么刺激，你就会成为目标。问题四：中美目前的争端，不是因为彼此缺乏了解，而是因为彼此过于了解？吴华扬：我觉得有这种可能。但我认为彼此在交流中仍然存在误解，尤其是当我看到一些翻译之后。我的中文好到可以看懂一些翻译，可以举些例子。在中国人的口中，可以很自然说出“共产党”、“统一战线”、“宣传”这类词汇。但不论何时，如果你在美国说出这些词，“共产党”、“统一战线”、“宣传”，在一定比例的美国人中，我不知道，也许是10%，20%，25%的美国人马上会感到警觉。这好像一种“膝跳反应”，会引发一种瞬间的、反射性的敌意。“只要是共产党，就都是坏的”。但如果这就是你的观点，你是根本不可能与中国打交道的，你不可能在中国居住和做生意。如果你的意识形态是，永远不和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打交道，如果你这么说，那从一开始你就排除了任何与中国接触的可能。问题五：去年你的一封涉及新华裔移民的公开信引发争议。回头看你觉得哪里出了问题？吴华扬：我想借此机会明确声明，我欢迎和尊重所有华人新移民。我在信中批评的不是新移民，而是那些对新移民过于苛责和排斥新移民的部分老移民。我刚才在演讲中谈到翻译引起的误解，不得不说，即便是我自己，也碰到了翻译引发的误解。这更说明尽力沟通，消除误解的重要。问题六：华人如何融入美国社会？吴华扬：我的答案是这样，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中国学生、年轻华裔等等都会这么问我。我总会反问他们一个问题，你都和谁一起吃午饭？知道他们的答案吗？他们总是和同样来自清华、北大的朋友，或者自己高科技公司里的同事一起。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一个“朋友圈”已经够大了。他们不和白人、黑人、拉丁裔，甚至印度人一起吃饭。所以我坦白讲，如果你只和中国人一起吃饭，你不可能执掌一家财富五百强公司，你也不够格。你必须要学会和不同人打交道，学会和不同背景的人共事，不仅仅在美国，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文章选自FT中文网、华语全球视野，2018年7月12日
2018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