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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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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中俄组建AI联合体 打造深度合作发展区
张蕴岭，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在6月14日启动的第五届中俄经济合作与“一带一盟”对接高层智库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表示，中俄是最大的地缘邻居，是最紧密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应组建大规模AI(人工智能)联合体，构建开放型产业分工链，创建有活力的产业园区，以“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对接为平台，打造深度合作发展区。 张蕴岭说，2013年9月、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从中国角度看，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中国打开通向俄罗斯、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陆上通道的大门，与沿线国家一起创建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动能，这样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国东西南北开放的均衡格局，而且拉动中国的设备、基础产业和技术出口，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提升提供新的空间。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是要发挥中国的沿海先行发展的优势，提升与海上国家经贸关系的水平，同时构建基于开放、发展、合作与安全的新海洋关系与秩序。通过陆海大通道建设，实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全连接。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一带一路”，可以推动创建合作性融资机构和其他多种形式的金融机制，可以破解融资瓶颈。“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更要通过这个平台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一带一路”的三个重要延伸方向都与俄罗斯有关，一是北部走向，直通俄罗斯，链接欧亚联盟，进一步延伸到欧洲其他地区；二是中蒙俄经济走廊；三是中部走向，链接中亚、俄罗斯，进一步向西亚、欧洲延伸，因此，俄罗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处于关键的位置，中俄双边合作，在第三方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合作不是没有竞争，竞争性合作是常态，为此，需要克服输赢观，认同共赢观”。张蕴岭建议，中俄合力打造新经济发展区和新发展模式，发挥技术创新优势，创建基于面向未来的新产业群、产业链，中俄应组建大规模AI(人工智能)联合体，构建开放型产业分工链，创建有活力的产业园区，以“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对接为平台，打造深度合作发展区。拓展上合组织的发展功能，积极推动上合银行，为中亚、西亚、南亚“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为上合成员经济发展融资提供支持，推动签署上合贸易投资便利化综合协定，推进区内贸易投资发展。东北亚、东亚、亚太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转变期，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选自东北网，2018年6月15日
2018年6月25日 -
陈十一：打造新时代的国之重器
专家简介陈十一，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核心提示： 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5月29日，由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指导，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与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40年——2018第四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在北京人民日报社成功召开。以下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在会上的演讲。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活动，也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今天论坛的主题一方面是“改革开放40年”，我是来自改革开放的起始点——深圳，自己是78年入学浙大学习，正好今年是四十周年，所以我的成长得益于改革开放。而另一方面主题是“中国海归群体”，我在美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年，2005年回到国内，先在北大帮助创建工学院，现在在深圳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领导建设一所创新型的高水平大学。对于“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40年”这个主题，自己深有感触。 最近，国家在总结、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已经掀起一轮讨论与总结的热潮，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与发展最成功的城市，最近很多媒体都在报道，前几天有70多家媒体来到我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进行报道和座谈。深圳所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 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深圳一步步从“深圳速度”转型，铸就“深圳质量”和“深圳模式”，而且这个过程还在持续加速。很多人关注深圳改革开放40年来创造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奇迹，其实在我看来，深圳改革开放40年来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在国之重器——源头创新、核心技术的创造方面，一批如华为、腾讯、大疆的世界级企业，以及一流的科技创新成果、一流的中国特色的体制机制创新。 我参加了今年的院士大会开幕式，习总书记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对于改革创新和国之重器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段时间的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及。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5月2日，习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说：“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都是聚焦在源头创新、核心技术方面，反映出国家对科技、教育、人才协同发展之间关系的高度重视。正如习总书记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要“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 中国自清朝末期开始由政府送青年学子出国留学，百余年来，学成归来的一代代留学归国人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华罗庚、我的导师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海归学者与改革开放后回国的第二批海归群体，在新中国的建设之初，为提升中国国防实力和国际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贡献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国之重器”。 我上一次走进人民日报社是在2010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归国心路座谈会，会上我预见了第三次海归潮的到来。我本人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回国的海归学者中的一员，是“千人计划”实行后第一批归国人员。这一代海归学者带回了全球化的视野和创新意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同世界的对接，在这一轮科技变革中中国的基础学科建设、大科学装置贡献卓著,这是我们这一代贡献的“国之重器”。 相比之下，当前这代留学人员面临的国内基础要好很多，选择也更加多元化。第四次工业革命呼之欲出，涵盖诸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无人驾驶交通工具、3D打印、生物技术、量子计算等领域，中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或失之交臂，或半脚踏入，而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与世界领先的技术浪潮如此接近。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在核心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习总书记在院士大会上强调“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与前辈相比，现在的海归新一代更肩负着创造核心技术、创造新的国之重器的历史使命。 我想我们的海归人才正赶上一个伟大的时代。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新产业、持续投入的科教事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海内外“人才、项目、技术、市场、资本、场地、服务”全面对接的平台，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学子归国追梦。 南科大从创办到现在不到七年，恰好赶上这一轮高层次人才归国潮，是“海归中国梦”托举起我们这所新型创新大学。海归大都是有情怀的，即想留下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从霍普金斯大学回国到北大重建工学院，后来出任南科大校长。南科大在国内被冠以“千人大学”，签约引进的300名教师中，90%以上是从国外吸引来的，有130多名千人计划获得者，60%以上的教师毕业或曾工作于世界排名前100大学。总书记昨天的讲话中，提到了我们学校陈晓非教授团队获得的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戈登?贝尔”奖，这充分说明了南科大的师资水平，他也是南科大众多学成归国的优秀代表。 我们创建南科大，目的就在于在新的时代扎根中国大地，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造一流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就是为了构建“国之重器”。 我们扎根中国大地，参照世界一流大学，积极进行了体制机制的探索。我们教研序列的教授实行国际通行的Tenure-track制度。我们实行国际化的独立课题组负责人制，每位教研序列的教授都有独立的实验室、启动经费，不必依附在资深教授的团队，可以组建独立课题组，独立申请项目和经费。 我们在人才制度方面的改革，十分契合习总书记强调的“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大学，南科大允许全职教师可以一周一天在校外从事科技转化工作，明确教师可以获得以职务发明成果及技术作价入股企业进行转化收益的70%，通过自己的公司进行科研成果转化。我们短短三年构建了一套适配深圳创新链条的产学研和技术转移体系，已鼓励教授创办了30家高科技企业。 南科大高起点建设学科，建校六年就获批博士授权单位，再创了深圳速度和质量，一般需要20年。在重大科研平台方面，我们建立了深圳首个以诺贝尔奖得主命名的研究院——格拉布斯研究院，成立了前沿交叉研究院、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深圳市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材料基因组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同时我们布局了全国最高水平的冷冻电镜实验室。 南科大积极探索培养一流拔尖人才。南科大每年全国招收1000人，今年报考了33000多人，33选一。我们创新高考的“631”自主选拔模式选拔学生，入校后，我们的学生前两年不分专业。培养模式中“三制三化”中的书院制、导师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教育风尚。我们的培养目标很宽泛，既要培养出诺奖级的科学家，也要培养出马云、马化腾式的创业家。 成为服务、引领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新引擎”也是构建“国之重器”。南科大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大学。在美国，先有斯坦福，后有硅谷；深圳是最具硅谷气质的城市，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将全面提升深圳硅谷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希望在深圳创办的大学，营造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加速把创新转化为能为社会服务的产品，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中产生世界级的结果。此外，我们以高等教育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解决城市重大民生问题，比如针对最为新兴城市医疗水平提升问题，我们正在高起点推动医学院建设等。 习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自贸区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将会产生更大的具有海外留学背景、了解外国文化的人才需求，这为海外留学人才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我相信，随着国家的强盛，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潮还将加速。希望更多留学人才能够回到国内，做科技报国的实践者，成为得人民之尊重，为国家所器重，为事业能承重的有理想有担当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贡献出新时代的“国之重器”。 谢谢大家。文章选自人民论坛网，2018年6月4日
2018年6月25日 -
郑永年：中国企业家为何缺少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企业家”辈出的时代。人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称之为“企业家”的时代。一些人即使不是企业家，但也认为自己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可以说是一个可以用来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词。但是，近来中美经贸关系一紧张，实际贸易战还未开打，一些企业马上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更多人顷刻对前途感到渺茫了。人们发现中国的企业缺少掌握核心技术，鲜有人们期望的企业家，更不存在人们一直挂在口头上的“企业家精神”。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于企业家。为什么说中国鲜有企业家？这里需要先来看看所谓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一些基本特征。经验地看，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普遍存在着（至少）如下一些特征：第一，以钱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和企业的成功，赚钱变成了自己和企业的唯一目标。不过，如果企业除了钱没有其他目的，那么企业就很少能够找到格局，因为光是钱很难撑起企业的格局。没有格局，不管赚了多少钱，也只是小商人一个。第二，大多数企业集中在几个最赚钱、能赚快钱的行业，例如早期的煤炭企业和很长时间以来的房地产，更有一些企业脱离自己本来的行业而转入能赚快钱的行业。第三，“跟风”现象严重，哪个地方可以赚钱了，企业家就会蜂拥而至，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向下竞争，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持之以恒的探索和追求。第四，企业大多是加工业，即为别人（别国）加工。中国尽管被视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但绝对没有形成“中国制造”，更不用说“中国智造”了，充其量只是“中国组装”。第五，依靠市场的简单并且无限扩张而赚取微薄的利润，产品的附加值很低。第六，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到了中年在企业碰到瓶颈的时候就成为简单的消费者，有了钱就进行大量的个人消费，大多成为油腻中年，再也没有进取心。第七，大多数企业进行的是简单再生产，经不起折腾，企业出生率高，死亡率也同样高。如果这些是中国“企业家”的主要特征，那么这个群体充其量也只是商人。商人和企业家有关联。“商人”的范畴要比“企业家”广，但并不是所有商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精神。商人一直被定义为“以别人产生的商品或服务进行贸易，从而赚取利润的人”，也被称为生意人。中国传统上有“士农工商”“四民”，工、商是两个不同的阶层。“工”指的是“工匠”，有技术含量。自近代以来，较之“商”，“工”更靠近“企业家”。在传统中国，商业的崛起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有关。商人作为独立的职业，也是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所产生的结果。不过，传统上，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处于“士农工商”社会结构的最低端。由于人口众多，历代统治者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商人成为统治者眼中的末业。“重农抑商”是历代皇朝的基本国策，统治者都或多或少有打压商人的政策。早就春秋战国时代，韩非子在《五蠹》中就把商人看作是社会的蛀虫。汉高祖曾发过一道禁令，规定商人必须纳重税，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骑马，子子孙孙都不得做官。汉武帝发令，商人不论登记与否，一律课重税。不许商人和家属拥有土地，违者土地没收，并充当奴隶。隋唐科举制明确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只允许商人中有“奇才异行者”应举。不过，官方的这些政策在实际层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商人的生活是可以争议的。尽管商人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不高，但商人较之其他两个阶层（即农、工）更容易赚钱和积累财富，商人的经济地位实际上远较农、工高。即使在政治上，很多朝代对商人也是采取“招安”政策，鼓励商人购置土地、容许和鼓励商人的下一代考功名。不过，历代皇朝的小农意识形态，的确有效遏止了中国社会发展成为商业社会。“企业家精神” 区分商人和企业家近代以降，商业已不局限于过去的贩运和零售的运作状态，而是渗透进各个行业。因为整个社会都在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本状态，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不过，中国的商人并没有从传统的“低端”文化中解放出来，这个群体的行为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群体并没有把自己提升成为企业家。这和西方社会构成了明显的对照。西方社会本来就没有类似中国“四民”的区分，商人的地位历来就比较高。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诸多变化中，商人历来就是主角。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并不存在中央集权，而是产生了众多的城市，而城市的主体便是商人。即使在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之后，商人仍然是政治主体。因此，马克思认为当时的西方国家仅仅是资本的“代理人”。西方近代以来经济领域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很多商人转变成为企业家。一般说来，企业家被视为能够自己创立并运营企业的人。企业家对整个企业承担责任，并为企业长远利益着想谋划。一个人如果接手前任所拥有的事业，并且做法不具创新、突破或者变革的特点，就不符合企业的原来“创立”的意义，也就是说不会被视为“企业家”。如果企业传承于接班人或者第二代，而在发展方面展现求变，模式与前朝有显著不同的特征，那么，此接班人或第二代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家”。所以说，尽管在人们的概念中“商人”和“企业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区分开来，但人们也很清楚，不是每一位经商、从商或者有频繁商业行为的人都可以称为企业家。把“商人”和“企业家”区分开来的就是经济学家一直在讨论的“企业家精神”。历史地看，“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也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和西方国家近代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法国早期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赛伊认为，企业家就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种生产要素，企业家承担着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帅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平衡性，给生产过程提供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企业家”定义最为经典。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毁灭性创新”，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他归纳了实现经济要素新组合（也就是创新）的五种情况：一、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某种新的特性；二、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这种方法是在经验上尚未通过鉴定的；三、开辟一个新市场；四、取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五、实现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和熊彼特一样，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就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企业家”的一些本质特征如果人们把社会对“商人”和对“企业家”的看法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企业家”的一些本质特征，即冒险家和创新者。因此，在经济学里面，企业家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素质，而不是一种身份和职务。在西方，诚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说，宗教革新所产生的“新教伦理”解释了企业家赚钱的合理性。企业家不仅无需对赚钱负有“罪”的感觉，更进一步具有了使命感。他们的使命是改变世界，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企业家不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成败；有了钱就要追求自己的使命，钱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追求自己使命的工具和手段。而当代人们频繁讨论的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反而是次要的，主要是要企业家去照顾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企业家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但这种责任也是为了通过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而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当代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无疑，企业界也涌现出不少企业家。但和西方比较，中国的企业家的局限性是显然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大多企业侧重于现有技术的应用，而非创造新的技术；其次，企业家侧重于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外部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所有这些的目标都是为了赚钱，赚更快、更多的钱。结果，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少而又少。总体上，因为企业家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企业不能提升自己，尤其是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企业家自身也不能得到提升，仍然维持在“唯利是图”的商人水平。企业家精神的缺失更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从传统到现代，人们在中国看到了商业模式的变化，但不见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对西方社会而言的。尽管这种线性历史观是否确切是有争论的，但这种或者其他的分类，的确表明西方社会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化。而经济的变化又导致政治的变化，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就是说，这五种社会形态也是社会形态和政治形态。中国数千年历史，经济是否也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一样在发展？尽管近代以来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解释中国历史，但即使马克思本人也不这么认为。马克思之前，德国哲学界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主要是他看到了中国历史的恒定性，即数千年没有结构性变化。西方学者从古代开始就把中国社会视为“水利社会”；相应地，在政治上，他们称中国为“东方专制主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是质变还是量变呢？中国的经济结构肯定是变化了，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商业社会、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但主导商人的文化有没有变化？答案是显然的：变化并不大；即使有变化，也是表象上的。直到今天，商人仍然是商人，企业家仍然鲜有。这种“恒定不变”状态的因素既有个体层面的因素，也有制度层面的因素。在个体层面，企业家及其企业仍然只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它们没有公共目标，没有使命感，对社会和国家也没有多少使命感。简单地说，企业家缺少格局。有人说，中国的商人赚再多的钱也仍然是“穷人”，这并非没有任何道理。制度层面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因为企业家拥有政治社会的抱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企业家不得不转向把“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此外，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法治、有效的税收等制度的缺失，更遏止了企业家产生企业家精神。不管如何，在企业家仍然鲜少的情况下，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面临难以克服的瓶颈。如何在文化和制度层面为企业家群体的产生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仍然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之一。文章首发于《联合早报》2018年6月19日。
2018年6月25日 -
【北京青年报】王辉耀：海归与中国高科技新兴产业发展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在日新月异的全球化进程中，高科技新兴产业是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重要阵地。大力发展高科技新兴产业，可以大幅度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减少资源消耗，有助于改善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增强综合国力，推进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广大海外留学回国人员为高科技新兴产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国“弯道超车”赶超世界带来了更多机会，我们要更加重视海归在高科技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推动高科技新兴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海归创业领域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新兴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他们中许多人掌握着高科技领域的核心技术。海归在高科技和新兴产业的创业，提高了自身价值，为我国在高科技和新兴产业方面赶上发达国家提供了“星星之火”，迅速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中国战略新兴产业赶超世界成为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走出国门的学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五代留学生，与前四代海归最大的不同点是，第五代海归恰逢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他们带回大量高精尖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引入风险投资、国际资本及各种新型融资方式，带来了多样化的产业选择，助推国内互联网、IT、通讯、生物医疗、传媒、文化教育等新经济、新技术领域发展。著名海归创办和管理的企业如百度、搜狐、新浪、新东方等，均成为中国新经济和高科技的主流，使中国成为全球互联网行业最大的市场，占据了全球互联网最有价值上市公司的半壁江山。 相比于第五代留学生，今天的海归创业来源越来越多元化，海归创业者不仅来自硅谷，也来自北欧、德国、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他们带来环保、医疗器械、生命科学、时尚设计、工业设计、工业4.0等不同领域的技术和经验，为我国新兴产业创新带来了新一轮“春风”。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海归以国际化的视野和富于冒险的精神，在国内双创领域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科技部发布的《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入选榜单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共有164家，其中由海归创办或管理的企业占比超过60家。这些独角兽企业开创引领着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大健康、文化娱乐、物流、交通出行等行业的新模式与新技术，塑造着新的创业文化。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经济结构不断提质和优化，中国经济前景才能更加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大批海归活跃在高端服务领域，很多都成为中国第三产业的领跑者。海归在金融财务、咨询、法律、经纪代理、公关、广告、旅游、会展等多个领域大显身手，加快了中国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 海归在高科技创业新兴产业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未来要更好地发挥海归的作用，还需要做大量工作。 第一，政府要继续加大对海归创业的政策优惠力度，使海归回国之路更加便利，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更多方便。要继续对高科技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鼓励更多海归参与高科技及新兴产业创业。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出台各项吸引海归创业的政策，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到实处，需要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为海归创业解决后顾之忧。 第二，要更多地借助市场发挥作用，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涉，营造合法、公平、平等的市场发展环境。政府和市场要打好“组合拳”，破除海归创业者面临的“融资难、审批难、用人难”问题。 第三，政府需要完善相关知识产权的机制，加强保护版权和专利的机制，为海归创业涉及的知识产权纠纷提供法律援助。 第四，继续稳步推进“千人计划”等人才招聘计划，继续吸引包括海归在内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来到中国。 海归开创了高科技创业潮，引领了中国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在缩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需要海归继续发挥其在国际化视野、国际化经验、国际化技术、国际化管理模式上的优势，以高科技创业引领新一轮科技应用高潮，以新兴产业带动传统行业革新，以高科技新兴产业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在全球化舞台上站得住脚、迈得开步，努力赶超发达国家的步伐。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6月24日
2018年6月25日 -
园区领军人才“绿建侠”做客《天天向上》，与女神韩雪共话3D之家！
三天端午假期一晃而过，最为大家津津乐道的，除了押上房产证“赌球”，还有没有别的呢？当下，房子依然是你我迈不过的一道坎儿，就在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汪涵带着大家聊的依然是房子。此次节目组特别邀请了建筑界的“刘青云”咱们园区领军人才 马义和助阵搭档娱乐圈科技达人咱们的苏州女神韩雪带领我们打开脑洞360°花式体验3D之家其实3D打印技术很早就出现了，万万没想到现在房子也能打印了？麻烦也给小编来个魔法城堡吧~房子也可以像码积木一样往上堆叠，造价还能比一般的房子便宜一半。——“3D打印建筑第一人”马义和马义和 | 盈创新材料(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打遍全世界马义和的打印建筑涵盖国内外，可以说非常洋气了~不久前，全球首个3D打印的办公室正式落户迪拜。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在迪拜为世界上第一个3D打印办公室亲自揭幕。一张图纸，一个按钮，加上现场组装时间，这座被称作“未来办公室”的建筑的整个工程仅耗时19天。（全球首个3d打印办公室迪拜政府工作室）“绿建侠”的 3D 别墅梦马义和主张未来的房子，新修材料首先要环保，因为现在的建议材料产生的建筑垃圾太多了，而马义和现在的3D打印房子，用城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就可以做成他们的建筑材料来打印房子。马义和在《天天向上》现场讲述，他们已经利用16年研发出一台立体打印机，用机器取代人力，把机器放在那，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打印出人类想要的房子。而打印的原理是，利用回收的材料做成打印时所需要的油墨，只要自己有构思的形状，机器都可以打印出来。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栋别墅就是马义和打印出来的，世界首个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别墅！全球首栋3D高层居住楼，3D打印中式庭院，甚至可以用3D打印办公楼！只要你想打，都能实现。“领军人才”的的环保梦对于3D打印的房子，一两层的可以不用打地基，即便是很高的房子，打地基的费用也会减少很多。因为节约材料，所以费用要比市场价低很多。虽然3D打印的材料只是混凝土，没有钢筋，但马义和在节目中透露，材料是3D打印的核心技术，未来的房子都是没有钢筋的，抗震性完全没问题。现在的碳纤维强度是钢材的二十倍左右。如果不放心的话，也可以放入钢筋，技术是可以支持的。3D打印的房子不仅节约成本，重造起来也很方便，如果自己的家住了十年二十年，想重新换家的话，只需要把现在的家“吃掉”，设计好新家就可以重新“画”一个，非常方便。如果未来的房子都可以用3D来打印，那么必然会大大减少人们的生活压力。对于这样造价成本大大低于市场成本，安全性也相对可靠，随时可以重新换新家的3D打印房。关于盈创新材料(苏州)有限公司盈创新材料(苏州)有限公司致力于颠覆建筑行业，彻底改变建筑、建材对环境的破坏；改变落后制造。让未来建筑工地、室内装修的建筑垃圾、厂矿产出的工业垃圾、矿山尾矿等固体垃圾化腐朽为神奇，达到资源再利用回到建筑中去，实现可循环经济。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住进低碳、节能、环保的居所！减少空气悬浮物，告别雾霾天。马义和曾说道：“我个人很渺小，但这个项目和产品很伟大。苏州工业园区的领导和专家发现了这个“伟大”。因此，我非常非常佩服他们。”作为具有一双独特“慧眼”的苏州工业园区，3D之家给观众带来的惊喜，恐怕也是园区这个大伯乐该欣慰的吧！文章选自SIP科技领军，2018年6月20日
2018年6月22日 -
对话王强：创业公司只要能抓到本质，就不会经历冬天
投资出了 5 家上市企业、14 家独角兽公司的真格基金，在 2018 年也成长为一只独角兽基金。随着规模为 12 亿元的五期人民币基金募集完成，真格基金的资金管理规模将达到 10 亿美元。 真格基金是由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王强和红杉资本中国在 2011 年联合创立的早期投资机构，首期基金的规模是 3000 万美元。 “我们比以往更加有危机意识，主动去寻找那些真正具有成长潜力的优质早期公司。”4 月，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接受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王强在上世纪 80 年代作为内蒙古文科状元考入北京大学并留校任教，90 年代赴美获得硕士学位后加入贝尔传讯研究。他更为人熟知的经历是和俞敏洪、徐小平共同打造新东方，以及成立天使投资机构真格基金。 谈到市场近期讨论频繁的“募资难”问题，王强表示，不论创业公司还是投资机构，只要能够抓到本质，就不会经历冬天。 真格基金主要专注于 TMT 行业，包括人工智能、企业服务、医疗健康、文娱体育、电子商务、消费升级及教育等领域在内的早期投资。 过去七年时间中，真格基金共投资了 600 多个项目。单笔可投资额度从成立之初的数十万美元增长到了如今的 300 万美元甚至更多，投资阶段也从最初的天使轮拓展到了 A 轮、B 轮。 “真格并没有成为一家 VC 投资机构。”王强向记者表示，尽管早期项目估值的大幅上升的客观现实和对优秀项目的持续出资的主观选择，让真格选择在后期投资中有所投入，但真格基金的战略仍是继续深耕早期投资领域。以下是 21 世纪经济报道和王强的对话内容：1真格仍然是熊猫但是带着利爪的熊猫 《 21 世纪》：真格基金在成立之初的定位是天使基金，如今投资阶段已经向后拓展，作出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王强：真格并没有成为一家 VC 投资机构。我们大部分投资还是集中在早期阶段，市场看到的后期投资有一部分是属于我们对过往早期项目的追加投资。 这些年早期项目的初始期投资估值翻了若干倍，很多之前曾经的早期投资者在投入更多资金却不能占大股、投资风险仍然很大的情况下选择了往后走。他们认为，虽然往后走的估值更贵，但风险系数确实少一点。 真格基金并没有这样的战略，我们仍然坚守在早期。虽然我们在后期有一些投入，但主要是基于对早期项目的追加投资。真正说，上来就直接投 B 轮，这样的投资我们还是很少做的。 《 21 世纪》：真格基金七年来的变与不变主要体现在哪里？ 王强：我们一直强调看人的重要性而不是商业模式本身。尤其对早期投资基金来说，看人显然是重中之重。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去研究行业、考察团队，评估公司未来能够跑出来的可能性。 如果说真格今天和七年前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的投资团队的学习研究能力越来越强。我们比以往更加有危机意识，主动去寻找那些真正具有成长潜力的优质早期公司。 真格一直有收到很多推荐和自荐来的项目，这些对我们来说属于雷达覆盖范围内的项目。我们也在更多的主动出击，冲在市场一线去发现标的。就像徐老师（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说的，我们仍然是熊猫，但是带着利爪的熊猫。 《 21 世纪》：要怎么去吸引优秀的创业者？ 王强：现在的创业者越来越成熟，很多人都是连续创业者。他们决定是否接受一家基金的投资，前提是相信你的资金是有生命、有灵魂、有价值观的。这已不是简单的金钱的投资。 我和小平的进化过程是相近的，对大时代的判断也比较准，比如出国、归国、创业、投资，做投资之后选择什么领域、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投。到目前为止还都做出了相对准确的判断。 为了做到这一点，要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拥抱新出现的事物，对新的领域、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新的商业形态有足够的了解。 除了投资本身，我们还在创业生态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以形成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早期投资机构。比如我们通过真驿站项目为海外留学生提供了解中国创业环境的机会，通过国外高校宣讲帮助被投企业吸引优秀人才、帮有意回国创业的学生打开通路。今年开始也会展开在国内重点高校的宣讲。 《 21 世纪》：徐老师鼓励创业者拥抱区块链技术，你的公开表态则是相对保守的。真格基金在区块链投资的实际行动上，是激进还是理性？ 王强：我们在行动方面非常理性。徐老师一向都是支持创业者探索新生事物的，但你看他并没有像宣称去投哪家公司。我是从更理性的角度思考，即使区块链是未来技术世界很大的一块版图，作为投资者来说，依然需要审慎的回答要投的是哪一个区块链技术的公司。 我们始终认为，区块链技术只有能和公司既有业务有机结合，或者和新开展的业务在逻辑上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应用才是有效率的。如果仅仅因为这是一个崭新的东西，就必须要去用它、生硬地嫁接到既有业务上，那只会是“体外移植”——一种外来的移植，无法为有机体带来自然增长。 作为企业来说，是应该避免单纯的技术独断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任何新技术面对如此浩瀚的人的社会来说，只能是局部改变一些东西，无法取代一切。如果技术独断论成立，人类只能坐以待毙的等待机器人来取代我们，任何新技术革命都不可逃脱对最终价值观取向和社会行为的责任。 真格一直强调同时拥有对新事物的的敏锐感知和对事物本质的精准判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投入到那些能够成功到达终点的项目。 2阅人经验是真格基金的杀手锏 《 21 世纪》：之前市场上有一批早期投资机构，很多都选择了扩大基金规模往后走。 王强：早期投资的判断难度是最大的，有人认为这甚至和赌博没有什么区别。天使是在创业者的梦想仍在清晰化的过程中就进行投资了，需要帮助创业者去理清思路。 之前很多人认为早期投入少、回报大，这又是一种绝对论。大家看到的是 10 万美金参与到了创始期的谷歌，但实践中给出去 100 个 10 万也还没碰到一个。 真格基金会坚守早期投资，我和小平也乐在其中。我们在“前真格”阶段，包括在新东方、在北大，我们每天都在见人。面谈这个事，我们在创办真格基金之前已经做了几十年，这种阅人的经验就是我们做真格基金的杀手锏。 《 21 世纪》：选人，具体怎么个选法？ 王强：从已经跑出来的项目看，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有一些共通的特质。 第一，他们切进市场是要去解决一个真实的问题，这可能是解决痛点提升用户体验，也可能是解决大众的困惑，还可能是提升生产效率。 第二，这些人一定有大的格局。他们能够坚守给用户提供最终极的价值，愿意为了公司利益和大市场之间的利益进行非常理性的切分——一位创始人如果只关注自己的利益是做不大的。 第三，强调公司独特的文化。文化是超越金钱、股权等物质衡量的杠杆。创业是很艰难的，当公司的资金紧张、暂时没有股权可以分享的时候，团队需要一股凝聚力帮助公司渡过雪崩时刻。 第四，在关键时间点作出冷静但果决决定的能力，包括转型、砍掉某些业务等决策。 这些都是创始人能不能把公司从一站带向另一站的关键。需要创始人有学习能力，有对新事物的敏锐、把敏锐转化成健全的判断、将判断通过高效的执行力实现的能力。 这样当新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创始人的敏锐度、判断力、执行力可以让公司捕捉到机会，而不是在犹豫、观望甚至忽略中错过机会。 《 21 世纪》：真格如何把创始人的识人能力传承给团队？ 王强：业界通常认为徐老师非常感性、充满激情，我们看项目基本一拍脑袋就决定。其实大家没有看到，从真格成立的第一天起，尤其是 Anna （真格基金合伙人兼 CEO 方爱之）到位后，我们就跟团队讲对人判断的重要性。 每一位新加入真格的伙伴，也都是在这样的投资哲学中历练对人性的理解。我们会带着他们一起去观察什么样的人是靠谱的、哪些人说话是可信的、创业者展现出怎样的细节是可喜的。 3创业者过早选择平台站队很危险 《 21 世纪》：过去几年资本扎堆独角兽、最近数月则出现了多个高估值企业被并购的案例，怎么分析其中的资本效率问题？ 王强：要从两个方面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对企业成长，另一方面是资本回报。 我们先不要去怜悯资本。资本愿意用资金去追项目，这是基于他们的判断力。很多人认为投资人都比创业者聪明，其实很多资本是追着别人的脚步去做投资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风口起来的时候，没有判断力的资本都会去跟风。当然，最后摔得惨的也是这些资本。 但从另一方面看，当一个风口起来时，对创业者来说是福音。他们可以用资本的钱去实践自己的梦想，即使项目失败了、他们损失了时间和青春，但不至于血本无归——他们将在历练之后投入下一次征程。 任何一个风潮来的时候，不要为资本担心。他们用资本支撑了一批玩家进来，这些参与者通过大浪淘沙，最后会有最强大的企业胜出，实际也为市场补充了优质的选择。 《 21 世纪》：BAT 一类大企业成为很多并购交易的买方，这给创业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王强：超过 80%的欧美创业者会认为，项目被并购就是一次成功的创业，继续去实现其他的梦想。中国的数据正好相反，80%以上的人认为不实现 IPO 就是失败的。 我相信大家对并购的态度会逐渐调整，年轻人会越来越多的认为在某个阶段出售公司是一种成功的标志。这样，创业者的创造力可以实现更高速的流动，对创业者、大企业、投资者是三赢的。 过去中国创业者都希望做到独立上市，但这种概率是凤毛麟角的。仅仅通过上市实现退出，无论对创业者还是投资人来说，风险都是巨大的。 这几年成长起来的公司，大部分都是在 BAT 之外诞生的公司。ofo、一起作业、小红书等一些创业公司之前并没有 BAT 的介入。但当他们成长到一定体量，成为 BAT 战略雷达关注的业务时，巨头们开始更加愿意以非常高的价格去投资、并购甚至收购。 当前更多大手笔并购和收购，标志着中国进入创业退出、投资退出的黄金期。BAT 愿意以超过二级市场的价格来投资并购创始公司，这给了中国的创业者更多的选择。 《 21 世纪》：BAT 的投资阶段已经不限于成熟期和成长期，创业者在企业发展早期应该如何面对是否站队的问题？ 王强：创业者过早选择与自己业务特别相关的平台去站队，是很危险的一种选择。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型独角兽企业，也没有一家是背靠大平台发展起来的。 站队总是有代价的，接受巨无霸的投资之后，团队的思维难免受到大企业的影响。如果 B 轮之前就去站队，很难独立的做成大事。当然，有时候站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任何一个巨无霸在局部会有相对垄断性的资源，但不会在全局有完全的覆盖。当一家企业的成长是从纯商业逻辑上杀出来，而非一个大平台的流量支持，这样才能得到最佳的历练。文章选自真格基金，2018年4月16日
2018年6月22日 -
张亚勤：数字中国，智能引领
日前，百度云 ABC Summit Inspire 2018智能物联网大会在深圳正式召开。在“数字中国，智能引领”的演讲中，百度总裁张亚勤表示，去中介化、分散化和非物质化是数字经济的三个核心驱动力，而这三个核心驱动力的来源则是以ABC（AI 人工智能 BigData 大数据 CloudComputing 云计算）、IoT和边缘计算为代表的智能技术。百度云融合ABC、IoT与智能边缘，将成为驱动数字中国建设的智能引擎。百度总裁张亚勤智能技术是触发数字经济腾飞的“临门一脚”大会现场，张亚勤表示，数字中国的建设离不开数字化、信息化与智能化技术，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动能，对社会经济的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互联网在中国发展20多年来，不断涌现出大量技术创新与商业创新。《数字中国建设报告（2017年）》指出，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在2017年大约为27.2万亿人民币，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超200万亿，位居全球第一。麦肯锡则在《中国数字经济报告》中将其归结为去中介化、分散化、非物质化三个驱动力带来的价值链重组，并预计到2030年，基于这三者的数字经济最多可创造45%的行业总收入。张亚勤认为，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去中介化的特征使得企业的产品直接面向客户，同时极大地拓展了时空边界，促进资源配置由区域化向全球化迈进。另一方面，海量数据的沉淀为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提供生长的土壤。同时，ABC（AI 人工智能 BigData 大数据 CloudComputing 云计算）驱动的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产业升级带来了新机遇。在张亚勤看来，如果说万物互联是为数字经济的再一次提升打好了基础，那智能技术就是触发数字经济腾飞的“临门一脚”，是最为关键的驱动力。端云一体，打造驱动数字中国建设的智能引擎张亚勤表示，百度已经形成了从云到端的完整布局，其核心是超强计算能力、海量数据以及基于大规模神经网络的百度大脑。在百度的AI架构中，底层依托智能云为基础架构和资源池，顶层有针对重点场景的AI赋能业务，例如无人车Apollo平台，及人工智能对话式操作系统DuerOS等。张亚勤认为，百度业内领先的人工智能能力需要以智能云为窗口，借助IoT实现与产业的融合，计算模式也将由传统的以云为中心向“云+端”过渡。百度云很早就看到了这个趋势，在国内首发智能边缘BIE（Baidu IntelliEdge），并依托百度ABC的综合优势，成为业界的领跑者。大会现场，百度云重磅发布让计算无处不在的智能边缘，面向智能家居领域的智能家居云平台——度家DuHome，以及面向汽车行业的智能汽车云平台——度行DuGo。张亚勤表示，智能边缘作为云和端中间的节点，既能和云进行无缝连接，也可以为终端提供就近计算资源。今天，智能边缘已经支持运行基于PaddlePaddle和TensorFlow的AI模型，以及超过10种主流系统和硬件架构，并和百度云函数计算服务完全兼容。Duhome致力于为智能家居领域的合作伙伴提供从连接、理解，到唤醒的智能服务，凭借亿级设备接入能力、领先的安全方案、和DuerOS，赋能智能家居生态中的各类企业。而DuGo则能帮助车企和车辆运营企业，快速搭建车联网数据平台和运营数据平台，进而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和各种智能应用，完成从连接到智能的落地。张亚勤表示，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智能引擎，希望通过百度云ABC的综合能力、天工云平台的行业化物联网平台，以及智能边缘的计算能力，与大家通力合作，在金融、制造、家居、汽车等领域，探索智能化应用场景，赋能各行各业，共同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文章选自百度云，2018年6月1日
2018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