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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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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向人民大学捐赠3亿 成立教育基金
图为张磊在中国人民大学2017届毕业典礼发表演讲。 2017年6月23日，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宣布向其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赠3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人民大学高瓴高礼教育发展基金”。 据了解，3亿元捐赠将主要用于推动中国人民大学与世界著名高校开展合作，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引进和建设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培养复合型顶尖人才；同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新设创新交叉型学科提供长期支持。 张磊1990年从河南驻马店高级中学毕业，以驻马店文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专业。1998年进入耶鲁大学，2005年回国成立高瓴资本。 张磊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每一步发展都从教育中获益良多。”他表示：“我在投资之外，一直致力于培养人才，希望在我们的时代大舞台上，看到一批又一批胸怀理想、学贯中西、博览古今、文理并重的年轻人脱颖而出。” 多年来，张磊对于教育和人才的公益投入从未止步。 从2010年开始，张磊为高中母校河南省驻马店高级中学捐资设立高瓴奖学金暨107奖学金，是驻马店市第一个由校友捐助、并以校友会名义设置的奖学金。截至2016年，累计帮助数百位河南籍中学应届毕业生。2016年，还对该奖学金项目进行了全面优化和升级，提高了资助额度，并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长期跟踪培养和全方位立体化服务。2010年张磊还捐赠建立了郑州百年高瓴职业学校，为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职业教育，培养学生立足社会的技能。 捐赠当天正值中国人民大学2017届毕业典礼，张磊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杰出校友，发表了演讲。在人大世纪馆，站在当年激扬青春挥洒热血的校园，面对着曾经熟悉的教学楼和食堂、图书馆和操场，当着7000余名学弟学妹，张磊宣布：“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今天毕业典礼之后，我将与学校签署捐赠协议，捐赠3亿元人民币。” “这是为了长期支持创新型交叉学科的探索和发展，也是我送给母校80周年校庆的一份心意。”张磊表示。文章选自新华网，2017年6月26日
2018年6月26日 -
梁建章谈个税：对低收入家庭发放现金补贴促进生育
作者简介梁建章梁建章，CCG资深副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黄文政黄文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 2018年6月19日，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第七次大修。《草案》除了把个税起征点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以外，还首次增设专项附加扣除等多项内容。此外，《草案》还将对税率级距进行优化，将以现行工资、薪金所得税率（3%-45%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为基础，扩大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具体来看，现行税率为10%的部分所得的税率拟降为3%；现行税率为20%的部分所得的税率拟降为10%；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拟降为10%或20%；而30%、35%、45%这三档较高税率的级距保持不变。这种对税率级距的调整，降低了纳税群体的综合负担，有利于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增强消费能力，促进民生改善。提高个税起征点，有利于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另外，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等专项附加扣除，也有利于减轻有孩子家庭的养育负担。中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虽然小学和初中免收学费，但是对于托儿所，幼儿园，高中和大学仍然需要个人支付费用，近年来养育子女的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不断增加，影响了许多家庭再生育的决策。根据《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的数据，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0%以上。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等专项扣除，有利于提高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中国早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出生人口也远低于各方预测。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只有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整整63万。尤其是，一孩出生人数仅为724万，比2016年减少了249万。导致低生育率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高昂的养育成本。要提高生育率，仅仅提高个税起征点还远远不够，因为缴纳个税的人群只是一小部分人（比如，在2011年将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时，当时缴纳个税人数就从8400万下降到了2400万），大部分人需要通过补贴才能降低养育成本。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较低收入的家庭，则直接发放现金补贴。为了提升生育率并整体降低财政压力，可以在二孩政策实施的当下仅对第二个孩子实行抵税，等到全面放开之后再对第三乃至更多孩子实行，而孩子抵税所减免的金额以每个孩子每年累计到10万元封顶。政府财力的支持对提升生育率有显著的效果。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该组织中欧洲、北美和东亚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相当于gdp的1%到5%，而补贴力度与生育率呈正相关。家庭补贴每多出GDP的1%，生育率平均高出0.1个孩子。其中，富裕的北欧和西欧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一般相当于GDP的3%-4%，普遍高于相对贫穷的南欧和东亚国家。与此对应，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近年也从约1.5逐步恢复到2左右，南欧国家的生育率还徘徊在1.5左右，而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生育率则更低，仅1.4左右。这些数据似乎说明，中国要显著提升生育率，对家庭的经济扶助至少应该占到GDP的1%-2%。那么，政府是否有财力承受这种养育扶助呢？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个人所得税只占公共财政收入的6%左右，所以按孩子抵税的方式来减少个人所得税对国家财政影响非常有限。实际上，中国民众的整体税赋放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算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相对于民众享受到的公共福利来说更是如此。因此，降低税赋并补贴养育家庭应该是财富再分配的基本方向。长期来看，对孩子的补贴本质上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也就是未来的投资。相对于当下普遍“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于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多子女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比如，在美国，个人和家庭申报联邦所得税时，可以按家庭人数享受减税。根据2015年联邦税表，年收入在15.49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每多一个不足17岁的孩子，可从纳税的收入中减去4000美元，外加1000美元的税收减额；孩子的看护和教育成本也可以享受税收减免。除此之外，地方税法对多子女家庭也有额外的税务优惠。这些措施都对多子女家庭比较有利。总之，无论从社会公平还是经济学意义来说，个税改革都应有利于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这些减税和补贴措施，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的长期投资。在创新经济的今天，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相对于其他资本的投入回报越来越高。通过个税改革减轻生育负担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目前中国老龄化还只是刚刚开始，减税和补贴生育在财政上还可以承担。但如果错过当前时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届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财力都可能捉襟见肘，更遑论去补贴没有短期收益的养育事业了。未来10年，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减少40%左右，再加上全面二孩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释放结束，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雪崩，最终威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给予高收入家庭减免税收并给予低收入家庭现金补贴大力扶助生育正当其时。文章选自网易财经，2018年6月21日
2018年6月26日 -
何亚非：民营企业“走出去”更要重视文化融合与社会责任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中新社福州6月21日电 (邹挺超)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特聘教授何亚非21日在福州表示，当今时代，中国民营企业面对着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走出去”除了经济考量，更要重视文化融合与社会责任。 当天下午，以“大数据风口下，闽商‘一带一路’新机遇”为主题的第七届闽商论坛在福州举行，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的何亚非出席论坛，并作“中企如何走向‘一带一路’”的主旨演讲。 何亚非认为，当前，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文化和文明的矛盾等三个方面的形势。因此，中国民营企业在“走出去”时，要对大环境有清醒的认识，注重风险评估和风险防范。 今年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为核心要素，以互利共赢为目的，已经受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欢迎。何亚非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企业“走出去”也应当抓住互利共赢，具备为当地民众服务的意识，更加注重与当地文化的融合，更加注重社会责任。 目前，中国民营企业普遍缺少“走出去”的人才。何亚非指出，民营企业要重视培养这类人才，“要把人派出去，对当地法律、税收、制度等方面状况进行全面了解。” 近年来，随着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的推进，闽商对外投资不断增长。官方统计数字显示，2017年福建省共备案和核准境外投资项目148个，中方协议投资额35.1亿美元，实际对外投资额16.7亿美元，规模居全国第十三位；这些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项目投产后可带动相关设备、物资和商品出口。 何亚非认为，闽商在对外投资上有优越的条件，福建有1500万海外华人华侨，他们是闽商可以有效利用的庞大“战略资源”，要让他们成为闽商的合作伙伴，帮助闽商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服务当地民众。 “在‘走出去’时，只要保持谦虚谨慎、互利共赢，闽商会发展得更好。”何亚非说。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6月21日
2018年6月26日 -
刘永好：推动乡村振兴，要培育一批“绿领”
理事简介刘永好，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第一位。如何让农业成为高收益的产业，带动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推动乡村振兴，农业企业要怎么做？6月20日，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新华网思客联合主办的最新一期《参事讲堂》上，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发表演讲，他认为，要实现农村产业升级、农民增收、一二三产业联动，必须要培育“四新”：新型农民、新型农业主体、新型农业科技、新型农业业态。刘永好在《参事讲堂》发表演讲。新华网记者 郭小天摄【以下为演讲内容】 推动乡村振兴，我们的农业企业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 首先，必须走现代农业的道路，就是农业要升级。农业升级和城市里的消费升级是一脉相承的，城里的消费升级了，对肉蛋奶的需求不一样了，因此我们生产者就一定要升级，这个升级不仅是花色、品种、质量，还有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格局体系。 第二，农民要增收，现代农业必须要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 第三，三产联动。以前我们都说，农民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现代农业里，既有种地的，同时还有食品加工的。食品加工是什么呢？显然是第二产业。还有服务业，我们要把农产品通过电商、乡村旅游的服务形式提供给消费者，所以一二三产业联动，才能提高农民朋友的综合收益。现场观众认真做着笔记。新华网 李林摄 要做到农村的产业升级、农民增收、一二三产业联动，必须要培育“四新”。 首先，新型农民。过去我们讲农民都是“老农民”，表扬他很踏实、很诚实、很能吃苦，但是另一方面隐含着他很土、很穷。农民就一定土、穷吗？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新农民，同样有激情，同样年轻，同样有活力，同样懂高科技，同样有与城镇居民相当的收益，甚至高过城镇居民的收益。更准确地讲，应该叫他们新型的农业工人，包括农业的技术人员、农场主、新型电商的操作者、农村大数据的操作人员等，这些新型农业工人受人尊敬，这些职业也会变成令人羡慕的职业。大家都说城市里有蓝领、白领、金领，新型农民可以被称作“绿领”。 怎么培育新的“绿领”呢？在政策召唤下，已经有一批城镇人口到农村去了，另外有一批在城里务工三五年的农民，也回乡创业去了，成为新的农民。国家也培养了很多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方面的人才。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的企业家动起来，用我们的行动培养一批“新农人”。 现代农业不但要靠老年人、中年人，更要靠年轻人。在新的格局、新的政策和新的发展趋势下，将会有一批城市的知识青年志愿到农村去。我这里讲的不是政策，不是政府动员，而是志愿的，因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这个作为是把现代农业、现代互联网技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带到农村去，是给青年人赋能的。 第二，我们鼓励支持“大公司+小农户”、“大公司+家庭农场”，大公司、小农户、家庭农场和合作组织联动，形成新的农村组织体系。现场观众聆听演讲。新华网 郭建伟摄 第三，科技。什么科技呢？大家都知道，育种是一个科技，生物科技，同时智慧农业也是科技，电商的应用也是科技。我们怎么把科技带到农村来？这是一个大课题，农村科技大有作为，比如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全现代化的无人养猪场，通过物联网技术、大数据、计算和机器人来养猪。 第四，新业态。以前只是耕地养猪，现在不单单这样，一二三产业要联动，家庭旅馆、家庭服务业、旅游导游等，这些是新的业态。怎么样做好餐饮？川菜培训班、西式糕点、咖啡制作等，这些都是新业态。当然，通过电商、物流体系、普惠金融来为农村农民提供新的服务，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做的。 总而言之，培育新农民、培育新型农业主体、培育新型农业科技、培育新型农业业态，这些方面我们大有可为。我相信农村天地很广阔，容得下数以千万计的新青年，我相信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行各业都会共同行动起来，包括城市的青年人行动起来到农村去，到农村需要的地方去，贡献聪明才智，用勤奋、智慧、拼搏实现他们的梦想，达到农村发展、农民富裕、企业增收的目标，这就是今天乡村振兴给我们带来的新格局。文章选自新华网，2018年6月21日
2018年6月25日 -
张燕生：新型的全球化只有自由贸易是不够的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从1990年以来，美国的高技术制造业生产率持续下降，2000年以来到金融危机这段时间，美国在所有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也持续下降，因为金融、房地产、建筑给资本带来的回报远高于高技术制造和创新。因此美国就出现了空心化、泡沫化、虚拟化的问题，其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因此才出现了2009年以后美国要回归制造、回归创新、回归就业的经济战略。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结构调整应当已经出现了触底反弹的趋势，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全球性企业在科技创新、回归实体方面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现在的问题是， 特朗普认为每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将近8000亿美元，认为是愚蠢的贸易。怎么可能要让世界各国剥削美国，美国要承担这么大的贸易逆差呢？ 但这个角度会涉及几个问题。第一是怎么看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将近800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企业在中国只要投资一年以上，就变成中国的出口，成为中国的贸易顺差的来源。因此，这里包含了大量的美国企业的顺差。按这个统计，中国是2700亿美元的顺差，美国是3700亿美元。 第二种统计，按照增加值，也就是说，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增长是多少？用这种方法算贸易顺差，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减少一半。 第三种统计，就是顺差、逆差我们要搞清楚它是谁的。如果按照所有权算，基本上中美贸易是平衡的，美国有世界最多的跨国公司，它在全世界分布了大量的投资，大量的出口，大量生产。所以说，贸易顺差、逆差在全球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非要说中国要跟美国实现平衡的话，唯一的结果就是美国企业回美国，欧洲企业回欧洲，日本企业回日本，这样全球化没有了，开放没有了，地球村没有了。 道理很简单，美国是认为美国的市场相对比较开放，别的国家的市场没有那么开放。因此，他要求对等开放的意思就是我多开放你就应多开放，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你就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要零关税，你就必须零关税。那么，这样一来，世界就不分你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还是你的结构是什么，计划或是资源型的还是其他什么样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乱套的世界。 习近平主席有一句话，说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合作，就是如何在中美之间能够回到合作的基础，超越零和博弈，这是需要大智慧的。我自己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时间是利于中国的。我认为2035年之前中国都可能会在非理性博弈冲突摩擦的过程中度过，2035年以后，中美是可能会回归理性的对话，理性的沟通，理性的合作的。2035年实际上当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中美两个国家可能真正可以回归到理性，在这之前，我个人觉得摩擦是很难平息的。 这也反映了我们的全球化治理存在着根本问题。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讲了四点，我觉得也是非常能代表中国下一步的坚持推动全球开放的行动方向，一是主动扩大进口，给世界增加动力；主动拓宽市场准入，也就是说取消外资到中国来股权投资的限制；主动地改善投资环境，实现负面清单管理加准入前国民待遇；主动的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中国、包括中国推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希望全球化能够在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包容贸易这三者之间找一个合作的基础。未来的多边体系既是自由贸易的，又是公平贸易的，还是开放包容的贸易体系。这样的话，这种新型的全球化才可能走得更远，否则的话，仅仅是回到自由贸易的导向上去，我相信仍然是走不远的，因为它存在着根本性和制度上的缺陷。文章选自《中国经营报》，2018年6月18日
2018年6月25日 -
刘亚伟：半岛和平离不开中国积极参与
专家简介刘亚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朝美之间正在开始建立互信，朝美关系未来如何发展取决于金正恩弃核的决心和改革开放的力度。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和最后的统一，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国家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首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大国智库高级研究员、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埃默里大学兼职教授刘亚伟对接受中评社采访表示，朝美之间正在开始建立互信，朝美关系未来如何发展取决于金正恩弃核的决心和改革开放的力度。他亦提到，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和最后的统一，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刘亚伟指出，此次“特金会”，从一开始的单独见面，到后来的双方带助手的讨论和协议的签字仪式，总体感觉气氛不错。虽然特朗普和金正恩签署的协议欠缺完全、可核查、不可逆转的去核细节，但是他们能见面本身就是一个成功。其意义在于在过去近25年没有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这是历史上美国第一位在任总统与朝鲜的最高领导人见面。近七十年没有终结的朝鲜战争终于迈出了达成和平协议的第一步，朝鲜最终弃核也迈出了第一步。那么“特金会”举行能否建立朝美之间的互信？刘亚伟认为，从朝鲜释放在押美国犯人，到国务卿两次去平壤，从特朗普与金正恩多次秘密通话，到他们二位在新加坡的世纪握手，可以看出美朝正在开始建立互信。“朝美关系未来如何发展取决于金正恩弃核的决心和改革开放的力度。”刘亚伟说，如果金正恩是逢场作戏，双方的关系会马上逆转，东北亚也会随之进入一个新的不稳定时期。谈及朝鲜是否会真正放弃核武器，刘亚伟对中评社表示，如果美国向朝鲜承诺安全保证，如果中国、韩国、日本等国也都做出同样的承诺，并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朝鲜是有可能完全放弃核武器的。弃核不会一蹴而就，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建立互信的过程，是朝鲜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考验美国是不是会像废除伊核协议那样出尔反尔的过程。刘亚伟说，很难想象再会发生利比亚那样的状况。核武器毕竟不能吃饭，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不可能永远建立在对内的压迫和对外的核讹诈之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振兴经济发展，这才是保证一个政府或政党千秋万代不被推翻的必由之路。而对朝鲜来说，弃核是第一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的功课做得很好。特朗普跟金正恩不止一次通话，并实现了世纪握手；国务卿蓬皮奥已经去过平壤两次；特朗普跟韩国、中国和日本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新加坡峰会之后，蓬皮奥又分别去韩国、中国和日本通报峰会情况。”刘亚伟认为，只要特朗普不被美国一些极端势力“绑架”，平壤也不再丧心病狂地攻击美国，只要中国、韩国和日本的领导人不被美朝或美韩蒙在鼓里，朝鲜半岛局势应该会逐渐缓和并最终回归正常。刘亚伟指出，从金正恩在板门店峰会前后两次与习近平见面的情况来看，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中国目前是朝鲜能源、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供应国，也是朝鲜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桥头堡；第二，新加坡峰会美朝达成的初步协议正是中国提出的“双暂定”；第三，结束朝鲜战争、交战各方签署和平协议没有中国不行；第四，朝鲜如果搞改革开放，中国的投资和在其他方面可能提供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不会是所谓的‘解铃还需系铃人’。从中国在1950年10月跨过鸭绿江拯救朝鲜于水火之中开始，中朝的命运就连在了一起，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和最后的统一都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刘亚伟说。文章选自中美印象网，2018年6月21日
2018年6月25日 -
储殷：特朗普应该重读历史也重读马云
专家简介储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
2018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