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偏执狂”王胜地：想保持绅士的身姿来应对外界野蛮的挑战
如果提起三年前刚刚创业的王胜地，很多人脑海里第一反应可能是“北大毕业生”、“卖房创业”的标签，偏执、激情的形象以及行业人士褒贬不一的评价。三年磨一剑，这位曾经“另类”的理想主义者正在凭借执着和坚持让行业人士纷纷“路转粉”，刚刚过去的2017年，爸爸的选择销售额近3亿元，并完成了山东自建工厂、进军美国市场、在日本建立研发中心等几个关键布局，这家“不按套路出牌”的纸尿裤企业也在强势崛起的过程中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当初，因为对国产纸尿裤品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王胜地投身创业浪潮，如今国外品牌变化不大，国产品牌却如雨后春笋，在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新形势下，爸爸的选择如何应对？“王胜地手撕拼多多”的新闻一度沸沸扬扬，背后又隐藏着王胜地的哪些渠道焦虑？爸爸的选择在成立十天时，就将目标定为世界五百强企业，现阶段的爸爸的选择离目标还有多远？创业进入第四个年头，在与现实的磨合中，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又多了哪些新的感悟？母婴行业观察独家对话王胜地，遇见不一样的王胜地。变化：前期很多人都在怀疑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怀疑人生观：纸尿裤行业和你刚进入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吗？王：我感觉是大家都有很大的提升，从纸尿裤行业整体上看，花王、帮宝适、好奇等国际大牌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国内的纸尿裤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第一，国产品牌的质量普遍提升，大家对质量的追求被置于新高度。第二，不管是营销观念还是手段都在进化，而且进化得比较快。第三，有更多其他行业人才和资本的进入。如果说以前纸尿裤的竞争可能处于初级阶段，那么现在算是进入小康程度了。 观：在行业整体提升的过程中，你觉得爸爸的选择做出了不一样的样板吗？王：我认为是的，我们在推动纸尿裤质量的提升，大家对标我们也是从吸水性、透气性或柔软度发力，此外在加码营销方面及吸引资本进入行业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有一些手法在模仿吧。但是我最大的感受是行业开始有更多的创意和突破而不仅仅停留于抄袭别人，也开始有创意，我觉的这点也是进步。纸尿裤生意难不难做是看你是否在进化，如果你进步的超前一些，就会发现生意比较轻松。 观：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轻松吗？现在的发展符合你的预期吗？王：我没有觉得轻松也没觉得难做，我们就是用了全力做到了七八十分的成绩。今年的行情就是大家的步伐加快，竞争也更加激烈。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很发达，制造源头也多，代工也强，所以大家的品牌也特别多。创业到现在三年时间，现在的发展基本符合我的预期。 观：和创业初期相比，你觉得大家对你的认知发生变化了吗？王：有变化。创业初期，我们将矛头直接对准大王、花王等国外品牌，围绕这个目标做的很多事情有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们比较偏执，甚至有唐吉诃德的感觉。当所有人都觉得冯小刚“牛”崔永元“傻”的时候，崔永元的存在就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在母婴行业刚开始几年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很傻很二”的时候，我们也有坚持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前期很多人都在怀疑我们，现在他们都在怀疑人生。观：为什么会觉得大家都认为你很偏执？王：举个例子，以前我说一件事情大家都在反驳，冷嘲热讽，会说王胜地怎么这个样子？后来就不会那么反对，不会你说什么他们都觉得有问题，现在甚至会转头支持你。我一直坚信自己做的事情的价值。崔永元作为一个坚守道德底线的人，在挑战冯小刚认为的人都是“坏”的，都是流氓的设定，然而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在野蛮时代，当所有人都认为白衣骑士是无法生存的时候，我想证明文明人也是能生存的。而品牌是文明进化的产物，我想保持一个绅士般的身姿来应对这种野蛮的挑战。观：你觉得你做对了什么让他们支持你，甚至成为你的粉丝。王：当你持续不断all in 进去，大家能感觉到的，只要认真做有价值的事情，大家也是会认的。观：跟发红包有关系吗？王：2017年发了80多万的红包，2018年还在发红包中…… 观：你觉得爸爸的选择发展过程中，营销起了多大作用，跟你个人的风格有多大的关联？王：营销占30-40%吧，就我个人的努力来说。希望行业人士谈起来，会觉得王胜地是个很有激情、值得信任的人就可以了。焦虑：在创业的高速列车上稍有不慎就会跌得粉身碎骨观：爸爸的选择作为国产品牌的代表，在纸尿裤市场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了是吗？王：对，我觉得我们已经撕开了一个口子，就像小米、华为在手机行业撕开口子一样。 观：后面就是大爆发的阶段了？王：也很难说是大爆发，至少我们立足了，但不代表我们会生存得很开心，它只是说和其他人竞争起来更有底气些。在这个高速列车上，稍有不慎就会跌的粉身碎骨，所以我们并未放松警惕。观：这种压力和焦虑来自哪里，看到了什么东西？王：我觉得这种焦虑从大的层面上来看，比如说中兴事件让很多人一夜之间发现全球化分工能让一个很好的企业面临倒闭的危险，我们的焦虑也来自贸易战。 观：这么大的层面会影响到你做纸尿裤吗？王：我们的供应链是全球化的，纸尿裤在很多高分子东西上依赖于日本的进口材料，所以我们并没有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除了供应链外，我们未来进军海外市场，进军美国市场，如果这些大门都关闭掉该怎么办？肯定也要考虑这些因素。另外，进出口这块，目前我们国家对于日化这块的进口的政策还是很好的，关税方面基本降到零，但是我们出口到美国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障碍，这是外部环境影响最大的一点。 观：行业层面上会面临一些具体的焦虑吗？王：行业层面上看，现有的渠道分发体系正随着移动互联网变得不可控，面临这种不可控因素也是我们焦虑的一个主要来源。在我们看来即使是淘宝也未必能一如既往的保持领先，包括我们之前撕过的拼多多也在不断成长进化，所以我们看到互联网时代到了更加去中心化、更加野蛮的时代，所以我想引进一个词叫“Deep Web（暗网）”，就是中国的渠道进入一个暗网时代。我们发现一些传统的渠道大家开始回归理性都不怎么打价格战了，但是并不说这个消停了，我们会发现许多一些暗的渠道比如说像拼多多或者一些二手交易网站的存在，并不说他们没有任何价值，只是特点就是没有任何的规则，容易给品牌商造成困扰。 观：所以你在做品牌的时候，发现互联网带给你的是好处还是痛处？王：我觉得整体上肯定是好处，像美国有家互联网企业的slogan是Do not be evil（不作恶），我最开始还不理解，后来明白原来不作恶是更大的原则，是一个普世的价值观。我觉得在中国互联网阶段我们确实要反思一下，包括一些P2P、区块链等等。中国整体进入暗网时代就是这个原因，一方面我们处在高压的政策下，另一方面有一些人在肆无忌惮的破坏规则，如果你不是一个十足的流氓那么你就无法在暗网时代生存。但我们也看到一些人，比如崔永元，以堂吉诃德的姿态揭开娱乐圈的黑暗。母婴产业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做一个长期有愿景有价值观的企业，我们要怎么保持临危不乱，在无序的状态中保持自己的价格、品牌、承诺的稳定，这对于我们也是非常大的挑战。观：以前见你的时候会觉得你无所畏惧，这两次见感觉你压力大了许多，是企业架构大了的原因吗?王：虽然在产品质量方面我们也取得了很多进步，但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公司在进步过程中人才是否能跟上；第二点，队伍庞大之后，团队的组织框架是否还保持灵活运转，第三点就是我们是否能保持创新和研发。 观：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王：人才方面我们启动了斯巴达军团校招计划，在12座城市的13所高校吸纳人才100多人，队伍庞大之后，还要关注我们的员工是否有进步，是否觉得进入这个行业没有跟错人。 观：觉得你们的员工都挺崇拜你的。王：也不是崇拜，就是高度认同，要不就根本没办法投入进来。现在公司有很多员工，所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会更多，如果发展得不好刚聘用的新人就可能面临被裁员的风险，这样对大家就很不负责任。我们企业从未主动的裁员，除非是违反管理条规的员工。自己做企业最大的驱动就是责任感，要真正的创造社会价值，而不是去偷盗别人的财富；第二要提高生产效率，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而不是生产垃圾产品；第三我们真正的带动上下游的就业、税收，所以我们在渠道创造价值的时候，会分给渠道合作伙伴合理的利润。 观：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短时间内建立价值观和认同感，过程应该比较困难吧？王：我觉得是不断通过培训和认知，加上自己的以身作则。 未来：对标宝洁带领团队直面真实的自我观：爸爸的选择如何保持持续的创新？如何应对创新和研发上的挑战？王：我们一直致力于产品质量的提升，爸爸的选择最大的竞争力就是产品的研发，研发人员和市场推广人员的比例目前在在2:8，但是我们一直在做提升。我们自己也一直在突破，举个例子可以看到我们进化的过程：我们最初会用生理盐水检测实验效果，后来用人工配置的尿液，后来觉得还不够真实就用真正的尿液，觉得成人的尿液与婴儿还是有差别，后来又去幼儿园买尿液，我们后期可能还会去做个机器人模拟婴幼儿排尿过程。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把研发总监给换掉了，我自己出任研发总监兼任产品总监。我们一直有危机意识，我一直在想我们并没有到非常安全的一个位置。 观：你觉得什么时候就到了安全的位置上呢？是看销量吗，听说你今年的目标到十个亿？王：我觉得品牌安全有几个因素，第一点，我们的供应链是否可控，是否有能力去创新一些产品，打破国外品牌的一些垄断，今年我们也在做一些原材料方面的布局。第二点，我们是否能够在研发上持续不断的创新，今年我们会推出一款纸尿裤，性能应该会完爆市场上所有纸尿裤。第三点，我们是否能在市场上找到更多盟友，这些盟友能帮助我们触达到消费者，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理念一致的骑士般的渠道，至少是尊重法则的渠道。观：在你看来，为什么这么多做纸尿裤的却没有突破外资品牌？王：研发的投入不够，没有品牌思维，说实话之前的从业者水平太低了，宝洁的2000个博士不是白养的，之前行业只是在生产工艺和机器方面做了一些投入，但是在人工、研发方面做得投入不多。观：现在纸尿裤那么多品牌，你觉得未来纸尿裤市场的格局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国产和国外分别占比多少？王：三年之内国产纸尿裤的份额能达到60%。以后打贸易战，肯定是本土品牌的时代。 观：在你看来做纸尿裤的高端品牌有机会吗，爸爸的选择会推出高端线吗？王：是的，会做。 观：是因为产品质量真的提升很多还是因为推出高端线之后跟渠道合作有利润空间去操作？王：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些新的、优质的材料，第一点成本的提升，第二点有产业的因素。观：爸爸的选择产品力、品牌力、渠道力都在提升，现在跟门店沟通有话语权吗？王：我觉得渠道现在对我们很友好，我们从来都是跟理念一致的门店合作，所以不存在谁对谁错，大家都在真实地对话沟通，坦诚相待。 观：创业几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王：人是一部分，我觉得最大的部分是直面错误的勇气。内部层面，我们发现错误能不能够认真，不顾面子地把它抓出来，戳破“脓包”。第二点我们是不是敢对我们的合作伙伴、员工、坦露真正的东西，不要那么的虚假，不是戴着面具沟通。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这很难，你会基于个人、面子等种种东西不敢说或者不能去触碰一些东西，没有勇气去足够的真实，没有及时的勇敢也是不敢的一种行为。 观：你觉得崔永元是敢说的？王：崔永元是敢的，但他也憋了十几年。观：直面真实的东西，这个在你做生意做企业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吗？王：你看做到什么程度了？是做到95%、还是99%、还是99.9%，当你欲望纯度越高的时候，面对的阻力也会越大。对外的时候做到勇敢自信很容易，对内是不是可以一样保持是关键，尤其是当你面对自己、面对合作伙伴、面对员工的时候。观：在我心目中你已经是敢做敢说敢为的，行业里也都觉得你是个充满激情的汉子，现在感觉你内心很细腻。王：我也是在走向真实的自我，之前我对员工说，可能你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但不代表你带的团队中也都是正直善良的人，可能你是被充分信任的，但并不证明你的团队也是值得信任的。同样，我对你的团队需要调整，可能有的污点需要擦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你的信任打了折扣。我这样做的时候，也会面临一些挑战，我说这件事的时候要不要顾忌负责人的面子，实际上我可能当场就可以宣布调整，但是还是试着使用柔和的手段，让这个人去接受，不至于让他没面子。 观：其实已经违背了真实的自己？王：对，初衷是好的，为了真实的指出他的错误，或者说让他真实的认清自己，我不应该留面子的。事实上给了大棒的时候还给了糖豆的做法已经违背了自己的原则，自己没有一直天真幼稚的生活。 观：有人这么评价你：在做纸尿裤的行业里，王胜地是少有的几个有气度、格局、能力把这个事情做好的，他真的是站在产业全球化的高度去思考去布局。之前王胜地说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只是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嘲笑，这在认知上本身就差很多。而且王胜地本身的专业能力很强，所以他综合能力很厉害，王胜地是有机会冒出来的，你觉得他说的对吗？王：我觉得挺对的。观：爸爸的选择有没有参看或者对标的企业呢？王：我们对标的是宝洁，爸爸的选择今年计划上市大日化产品，发展婴幼儿洗护系列产品。观：距离宝洁的目标，一百分满分的话，给现在的自己打多少分？王：几分，刚刚开始……选自母婴行业观察，2018年6月20日
2018年6月20日 -
施一公：没有高考，就没有现在一批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企业家、社会精英从农村走出来
专家简介施一公，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西湖大学校长。你的想法，远远重要于外界的看法我来自河南省东南部的一个小地方驻马店，最后走出来了。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特别有感触，也特别感慨，特别感谢这个大时代。我在想，如果没有这个大时代作为背景的话，也许我就在驻马店了，这辈子也不会走出来。我在驻马店生活了11年，那里既是我的家乡，也是我感情最深厚的地方，我到哪都讲我是驻马店人。我在郑州上了高中，1985年到清华大学读本科。在清华，我提前一年毕业，本来要走上工作岗位，但后来决定出国留学。1990年-1995年，我在美国东岸的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生物物理博士学位。两年博士后，1997年底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一直到我回国。2006年我决定回国，2007年在清华建实验室，到今天整整十年。这一路走来，大家觉得我肯定顺风顺水，很顺利，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一开始并没有下定决心做学问，决定做学问以后，我发现了做学问的奥妙又特别感慨。而因为我来自小地方，很多机会一开始并没有，最后一点一点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得到了很多机会，所以特别有感触。作为总结，我想说，只要好好走你的路，总会能达到你的目标，我是相信这一点的。在我的实验室里，包括现在面对清华的学生，我都会这样叮嘱他们，你自己心里想的，你信仰的东西，远远重要于外界别人对于你的看法和整个社会的舆论，这是非常关键的。我的学生里边有一位叫做柴继杰，原来在大连轻工业学院学造纸，曾经他走的路非常崎岖，但是他现在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我用他的例子给大学、中学、小学学生讲，你们只要不放弃自己的想法，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达到你的目的。我在河南省的时候生物比较差，数学物理还不错，化学比较一般，为什么最后选择学生物？因为当时有老师跟我讲，21世纪是生物化学的世纪，当时还没有生命科学，那个时候生命科学还是研究特异功能什么的。我当时特别激动，我在想化学和生物一结合就有了生物化学，是不是将来有生物物理、生物数学、生物计算机、生物工程，当时我没有听说过，都是自己瞎想的，当然现在都已经产生出来了。我相信，我们有探究未来世界的需要，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学生物以后，我拼命地想学好，但因为没有打好基础，遇到很多困难。在清华，我在生物系里是比较差的。出国的时候，包括到国外，我的生物成绩也是比较差的，我1990年、1991年的时候，生物学成绩经常勉强及格，为了拿到奖学金，只好去数学物理系选几门课拿满分，把生物的60分提上来。直到后来我才一点一点学出感觉，到博士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才发觉原来生物是这么回事。当时没有人告诉我生物是一个领域，数学是一种方法。如果知道这个区别的话，我会更快一点，我老想拿数理思维想生物学问题，不完全是这样的，所以我走了不少弯路。直到博士四年级以后，我才对生物产生浓厚兴趣，才坚持下来，一旦有兴趣以后，加上我认为生命科学确实是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回都回不去了。做研究，不能太着急我在清华总是对学生讲，不要急功近利，不要太着急。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学生，给我写信说，因为我的亲人得了癌症，或者得了什么病，我一定要去做制药研究，甚至有的同学在清华跟我说，不想学习了，想赶紧去制药公司。其实对我来讲，这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前沿最尖端的制药研究实际上完全来自于大学创新、研究所创新，我们的基础研究，推动整个世界的发展，这是根本的。大家有的时候会特别重视应用研究或者简单的最后一步，但是不要忘了基础，像盖大楼，地基打不深，楼一定盖不高一样。作为一线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我在1997年去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与制药公司有关系，我就是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没有想到我们2000年的一篇文章发表后，第一时间就有制药公司打来电话。我独立的科学生涯有20年了，感想是：如果在生命科学领域做基础研究，反而更可以对制药产生深远的、重大的影响。所以过去20年间，我也从事了一些对跨国制药公司的指导咨询工作。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基础研究做好了以后，再来制药，再参与医学和制药的研发，效果可能更加显著，而不是急急忙忙先去，因为当时没有把基础打好，可能只能做边角细碎的工作，反而担当不了重任。中国教育“均值很高，方差很小”中国现在教育模式的成绩是巨大的，这要肯定。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一点，中国学生经过小学、中学的培养以后，竞争力非常强。我觉得我们中学生的平均水平，在世界上，很有可能位于前列。我们的教学如此严谨，如此发达和先进，使得我们的学生中学毕业以后平均水平非常高，大学毕业的时候平均水平也非常高。大家有的时候很纳闷，为什么都这样了，中国的科学技术还没有领先于世界，中国的基础研究还没有领先于世界？非常简单的道理在里面，不是我第一个提出这个理论，但我认为是事实，就是因为均值和方差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的教育模式比较单一，我们希望学生既不能太超前，也不能太落后，所以我们的均值非常高，但是方差很小，这反映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中。美国的学校恰好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均值并不是很高，但是方差非常大。有的时候我在比较，比如清华大学和麻省理工。我个人认为，如果按照毕业生的平均水平测算，清华本科生的考试能力可能都超过MIT。但如果比较每个学科前五名，无论是计算机、化学、生物、物理还是数学，我怀疑我们都不占优势，因为我们的方差太小。但是这种模式也有这个问题，那就是老师、学校太喜欢管，太喜欢按计划实施，太喜欢给一个框子框着学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很踌躇、犹豫。经常对个体好的事情，对整体不好，人通过细胞凋亡代谢，整体才能健康。对于社会来讲，整体和个体存在非常大的矛盾。简单一点讲，公平和卓越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过分强调公平会损害卓越，但是必须要强调公平。怎么样在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下，让农村孩子、家境贫寒的孩子、在山区的孩子，摆脱自己世世代代的出路？没有高考，就没有现在一批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企业家、社会精英从农村走出来。在保证教育机会公平，又受东方文化影响的社会中，怎么样鼓励创新是一个社会性问题，不是一两个人、一个部门能解决的，需要一个社会的思考和整个文化的改变才能够实现。要为了好找工作而选择专业吗？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被问到“要为了好找工作而选择专业吗？”这个问题，我想反问，将来学了生物或者学了任何一门科学的学生，会吃不饱肚子，能够缺衣少穿吗？不会吧。我觉得我们是人，不是简单的动物，吃饱了喝足了，如果不缺衣少穿，为什么要这么担心少挣几块钱，多挣几块钱呢？如果我们最后无论是学习也好，研究也好，还是做什么也好，最后的着眼点是什么工作挣钱多，什么工作能够生活得更富足，对年轻人来讲就太狭隘了。我在很小的时候，还经历过缺衣少食的时期，但即使那个时候，我们仍然觉得科学很伟大，觉得科学可以改变社会，可以让中国富强，在这种思想地潜移默化之下，我们都想要做一点事情，做科学家、做工程师。其实就是这种动力，让我们这一代人往前走。不知不觉，这个社会变得“现实”了，“现实”到最后大家在比，没有走入工作岗位之前，在中学时就开始比，将来学什么挣钱多。我都50岁了，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人在中学、在大学都想哪个专业挣钱多去学哪个专业，这不是一下开始把自己做价卖了吗？我会问所有选择进入清华生命学院一年级的本科生：你们多少人觉得进了清华以后，学生物以后，将来还会为柴米油盐发愁？如果不会的话，为什么不坚持下去？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被这些牵着鼻子走。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从事专业研究的人，我很自豪。 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觉得谁的钱多、谁的地位就高，第一次见到比尔·盖茨时也没有这么觉得。我很敬佩他，因为他把钱捐给穷人，让社会变得更美好。在我的价值观里，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把钱和我自己的价值之间加上一个什么关系，我并不是说不需要钱，也不是说钱是坏东西，但是钱是要拿来做事的，所以我只要相信我做的事情能给社会带来价值，能让我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可以了。文章选自中国好学者，2017年11月
2018年6月20日 -
薛澜：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中国准备好了吗？
专家简介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导 语 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中国准备好了吗？中国创新究竟是领先还是落后？中国科技究竟是强大还是弱小？创新除了造福人类，是否也有毁灭性的破坏力量？有没有一种中国方案，可以建立前瞻性的创新体系，以在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2018年6月10日晚，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主任薛澜在人文清华讲坛，发表名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的主题演讲，从全球视角权威解读第四次工业革命，与观众一起反思当下，并寻找未来的答案。 “清华CIDEG”特将当天的演讲实录全文刊载如下，供读者参考。（全文读完约15分钟)薛 澜薛澜教授投身公共管理领域33年，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勤奋工作了22年；他将知识经济的概念引入国内，推动全社会的观念转变；同时致力科技政策研究，担任中美创新对话联合专家组组长，推动中美创新领域之间的理解；作为中国危机管理研究的倡导者，薛澜教授为中国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体系的建立，为《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起草贡献了力量。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薛澜教授更是提出了许多革新性的观点和举措，他愿成为国家泥泞前行路上的“一块板子”，让中国在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顺畅。01我为什么研究第四次工业革命 为什么我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感兴趣？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看过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这本书是八十年代初出版的，也正好是我上大学时读到的。当时文革刚结束，我们对各种新知识如饥似渴，我拿到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以后，一下子被他描述的人类社会未来所震撼，所以这本书我看了好多遍。 托夫勒当时对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即将到来的信息革命所作出的分析和描述，今天回过头来看也完全不过时，他深邃的远见卓识令人赞佩，如果大家再把书里描述的发展和今天实际发生的现实对比，会发现他真不愧是天才的预言家。 几年前，我在世界经济论坛技术价值与政策委员会担任委员，得到了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先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书，主要谈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我觉得几十年之后，这两本书是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同样有深邃的远见、精辟的分析，我深深感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关注的。从此我便开始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底是不是来了？大家可能也都认识这位索菲亚“女士”，我们请工作人员放一段视频来进一步了解一下她。02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什么？1）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把第一位机器人获得地球公民的这一天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的时间标志。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的是，在我们地球上已经有两百多万索菲亚的兄弟们在为人类辛勤地工作——有两百多万工业机器人在全世界各地工作。另外可能还有很多索菲亚的兄弟姐妹们，在做更多智能类的工作。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有一位教授开了一门网上人工智能的课，他后来和他的学生们，根据IBM的沃森系统设计了一个助教系统Jill Watson，这个助教非常风趣幽默，而且能针对同学们的各种问题及时有效地回答，所以很多同学们认为她表现得非常好，甚至想评选她为优秀助教，直到后来发现这是人工智能的助教。类似这样的系统还有很多。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人工智能。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联网、机器人、新能源、智能制造等等一系列创新所带来的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的融合。 第四次工业革命，其技术发展和扩散的速度，以及对我们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三次工业革命远远不能相比的。世界经济论坛在2015年对800多位IT领域的技术高管和专家学者作了问卷调查[2] ，问大家图片上面所列举的各类技术进展，到2025年的时候有多大可能会变成现实？大部分答案都是80-90%以上的可能，实际上大家今天对比一下就知道，有些已经变成现实了。唯一一个大部分人都不被认为会变成现实的是机器人会成为公司董事会成员，但我想，如果问题问机器人会成为董事会秘书的情况，也许大部分人会同意。可以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2）收益和挑战 这些技术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收益，对人类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例如，我们现在需要花费巨大的投资治疗疾病，但是今后我们可以从最根本的地方解决问题，把基因缺陷识别出来并进行修复，这样就使得人类少患甚至不患很多疾病。另外有无人驾驶后，我们可以在上班路上无忧虑地阅读报纸。今年太空旅行的成本大概是3500万美元，未来会变得更低，到太空去旅行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平常。当然，还有更多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对人类健康和福利有巨大影响的事情，例如清华大学程京教授创办的博奥公司，用生物芯片给新生儿童做耳聋基因检测，现在每年都能让1万多名儿童免受耳聋的痛苦。 但是另外一点，第四次工业革命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很多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对美国就业情况做了分析，按照他们的分析，美国有将近一半的工作，很有可能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要被机器人、或者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自动化取代。也有20%的就业机会同样有很大的可能被取代。只有1/3的就业是比较可靠不会被取代的。由于就业被替代，所产生的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都是社会所非常关注的。 另外，基因检测，包括基因编辑等新的进展，一方面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一些疾病的困扰，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选择，例如婴儿出生之前，要不要考虑“定制”一个IQ很高、长得更漂亮、个子更高的婴儿等等。一旦我们进入到基因编辑，人类社会还会不会有多元化的群体呢？所以，这里也有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需要考虑。 与此同时，对治理也会提出更多的挑战，大家知道数据是第四次工业革命非常关键的要素，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物联网，数据安全已经成为全世界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最近脸书公司碰到的问题就很典型，今后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今后政府如何保证公众隐私的安全，怎么解决数据安全可能对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可能都是我们面临的种种挑战。03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中国准备好了吗？ 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中国准备好了吗？中国的创新是否能承担这样的重任？ 前一段时间关于中国的创新，社会上有很多讨论甚至争论。 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创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另一方面，从中兴事件看到我们在很多领域还被卡脖子，中国的创新到底怎么样？我们怎么分析和评价中国的创新？ 1）国家创新系统 作为研究创新的学者，平常采用的模式是用国家创新体系分析国家创新的情况。国家创新体系是由国家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要素构成的学习网络，用于推动各种创新活动，包括科学技术研究、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维度看一看中国的创新到底怎么样。 首先，从科学技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创新可以说在过去40年取得了高速进步，中国科技投入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全世界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从各国研发的投入来看，从1981到2016年的统计数据看，中国是直线上升，目前直逼投入最高的美国，美国在国际上很多年一直是投入最多的国家，中国的投入已经处于全球第二了。另外，从产出来讲，中国的学者这些年在英文的国际学术期刊里发表了大量文章。从2007年左右开始，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英文论文已经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其他欧美国家。 在2011年前后，中国高水平学术期刊的论文也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所以应该说高水平期刊发表我们也走在前列。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怎么把知识转变成商业价值？中国同样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且若干领域已经在全球居于前列，当然也有一些领域我们还仍然落后。例如，从专利申请的情况来看，像美国、日本等国都比较多，我们从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中国的专利制度，现在中国的专利授权量也是全球领先的。[3] 当然中国的很多专利都是由我们国际领先的企业创造的，像华为、BAT，华大基因等，传统行业则有潍柴动力、三一重工、吉利等等，中国现在有一系列这样的创新企业，正是他们推动着中国创新走向全球，能够在市场上取得重大的成功。这些成功的背后其实是制度的创新。中国在制度创新上也做了一系列工作，例如我们形成了稳定多元的投入机制，专利研发的投入，77%都是由企业投入的。 另外，我们的市场环境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风险投资、市场监管、技术标准等方面，都在不断完善。而且我们在基本的科技治理体系上，在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科技伦理、公众科普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 2）中国创新为什么能进步？ 中国创新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首先，中国40年的改革，释放了中国社会创新的巨大潜力，从1985年中央发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我们的改革步伐从来没有停止：1998年知识创新工程、院所转制，200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的颁布，2014年科技项目管理体制改革，2016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可以说这么多年始终坚持改革。 同时，中国40年的开放也促进了全球科技与中国科技、中国创新的水乳交融，也可以说中国创新的成功是开放的成功。中国有那么多科技论文在全世界发表，这其中40%是通过国际合作发表的，国际科技合作对中国的学者走向世界，以及中国对全世界科技的贡献发挥了巨大作用。 同时，这些年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在国际科技知识的发明专利方面，我们也购买了大量知识为我所用，这对中国产业发展有巨大的贡献。例如，购买专利使用权的费用，中国现在也是仅次于美国。即使像美国这样创新实力很强的国家，也需要从国外购买大量知识，是全球花钱最多的。所以，在当今创新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独自创新。 3）中国创新系统的不足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的创新也还有很多不足。 首先，原创性的科学研究还是有差距。这既与我们的微观激励机制有关系，也与中观机制相关。虽然中国在高水平期刊的论文发表已经居全球第二，但是和美国相比，差距还是很大，可以说美国仍是独占鳌头。另外，中国的创新虽然在很多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甚至在有些领域是领先的，但是我们的发展极不平衡。 首先是劳动生产率，衡量一个国家发展质量，劳动生产率非常重要。虽然我们GDP在全球占第二，但是到现在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全球仅排在九十几。跟金砖国家相比，我们比巴西、俄罗斯、南非都要低，仅仅是比印度高一些。说明中国经济的整体质量还是不高。 另外，在一些关键高技术领域，我们的依赖也是相当严重。过去几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所花的钱比进口石油花的钱还要多。我们这方面的逆差在1500亿美元左右。 前两年对国际上全球新药创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57%是由美国公司提供的，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中国对此贡献寥寥无几。 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也仍然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包括中国创新的市场环境、生态环境，都还需要我们耐心培育。另外，科技体制改革以后，一些共性技术领域，在原有的应用型科技机构转制后，也是缺位的。 还有创新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前几次工业革命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时期，，中国还处在农耕时代，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前沿，所以很多新的产业技术革命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我们并没有感受到。等这些技术到了中国的时候，应该说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我们用起来没有特别大的阻力。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当时这些新的技术，像在英国这些国家应用的时候，也遇到非常强大的社会阻力，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有很多机器捣毁的卢德主义者，因为这些机器对他们工作甚至投资都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所以他们非常抵抗这些新技术在社会中的普及。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一样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都在头班车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社会产生的各种影响，包括对就业、伦理、治理的影响，其他国家感受到了，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创新治理体系急需进一步跟上来。在中国原来的创新政策研究当中，历来把创新的结果假定为积极有利的影响，关注什么样的政策能推动创新的发展，但是对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对于创新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怎么样对风险进行有效的规制，我们原来在这方面考虑不多。另外，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怎么把公众意见有效纳入进来我们考虑得也不多，所以我们在技术风险，不同利益理性协商机制、不同价值理性协商机制这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同时要建立这样的机制。 4）中国创新为什么仍有如此差距 我们做了这么大努力，中国创新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差距？ 首先，中国市场改革还不完善。所以我们有很多产权问题，此外，信用体制的建设、中小企业的融资也都存在问题，我们目前出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其实都是想解决这些基本问题。 其次，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例如像清华大学这样的高校，像很多医院、科研机构都是事业单位，有一套比较僵化的管理体系，事业单位的改革还是滞后的。第三，在赶超战略下，形成了很多制度的惯性。前些年我们到一些南方或者是沿海地区调研，有一些私人企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赚得盆满钵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问：“你们为什么不能投入更多搞创新，开发新产品？”很多企业说：“对我们来讲最稳当的盈利模式，就是找一个跨国公司接单，定期把产品生产并销售给他。” 即便有研发，中国企业也几乎都是投入在应用开发上，基础研究很少投资。国外很多大企业早就开始投入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打开了他们面前的窗户，让他们看得更远，但是中国企业目前这样做的还很少。 第四，从成长到成熟也需要时间，中国有一位技术专家曾经这样写到：“中国技术发展的历史实际是一部技术引进在中国不断消化的历史”。解放前，我们主要是靠引进西方的技术，建国之后我们开始从苏联引进技术，改革开放之后又从西方引进技术，真正考虑到自主创新强调创新能力也就是过去二三十年，所以我们创新体系建设时间还不长，任何一个国家想形成比较完善成熟的创新体系都需要磨炼。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到七八十年代才真正在全世界取得创新的成功。 当然，治理体系也同样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磨炼。 5）如何认识创新发展的现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创新的发展有更冷静、现实的认识。 1）谦逊自信心态 首先，我们要有一种谦逊自信的态度。中国设定的目标是要在全世界成为创新大国、创新强国，这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心，中国过去这些年发展的历史也使我们对这点有充分的信心。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所有领域独占鳌头，永远成为科技霸主，所以即使我们成为全世界的强国，仍然还有很多领域不如其他国家，仍然需要跟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和合作。从这点来讲，我们的心态也可能要从原来的什么事情都想争第一，一定要比一比、拼一拼，进入到一种正常的心态，就是我们有强的地方，也承认有不如人家的地方，需要去学习，去交流合作。 2）务实平常的心态 第二，要用务实平常的心态来看待我们经常碰到的事情。今天可能我们取得了某些值得骄傲的成就，明天可能遇到一点挫折，会让大家觉得沮丧。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过去的发展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成功就做出一些不加思索去冒险的事情。当然另外一点，也不能因为有一点挫折就徘徊不前而碌碌无为。要看到我们在过去追赶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短板需要尽快补上来。所以，这种平常心态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磨炼的。 3）开放包容的心态 第三，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这点也非常重要，尤其中兴事件出来之后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其实这些事件不只是现在出现，今后还会出现，这些事件的出现不能作为我们闭关自守的借口，闭关自守的创新是永远没有出路的。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不是对立的，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我们必须坚持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并行不悖。04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该做什么？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创新能够有清醒地认识，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到底应该做什么？ 1）科学研究补短板 首先，中国的科学研究需要进一步补短板。 麦肯锡对中美科技创新实力做了分析对比，我们在有些领域，例如高铁、太阳能、家电等，确实是全世界领先的。在一些传统产业领域，像建筑材料、建筑机械等，也是领先的。 但是，另外我们也不要忘记仍然有很多短板。在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里，不管是制药、半导体设计，还是特殊的医药化工材料等领域，我们的差距仍是巨大的。很多用户导向的行业里，我们仍然也有很多差距。从这点来讲，中国需要进一步投入到科技上，去补短板，尤其是在一些基础研究领域要进一步补短板。 2）技术创新架桥梁 第二，技术创新架桥梁。最近我和同事们在研究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进展的情况。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学术论文发表已经在全球排第一。 另外，如果我们看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会看到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名字，像IBM、三星、佳能、NEC、谷歌等等，但仅有一家中国公司——国家电网做了一些特殊贡献，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国家电网会在这方面领先，国电希望架设全球智能电网，所以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很多我们很熟悉的中国公司在这方面还是落后的。从这点来讲，我们需要积极思考学术研究跟企业应用之间怎么样加强联系。在国外，很多高校研究做得很好的，经常就被企业挖走了，我读书的母校卡耐基梅隆大学，前两年整个团队被硅谷企业挖走了。当然学校的领导很不高兴，但是从国家创新角度来讲很正常。 3）制度建设谋远略 最后一条，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制度建设谋远略。 首先是社会预见，我们原来很多科技发展基本是由市场决定，由科学家来决定。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背后的选择涉及到伦理问题、涉及到价值观念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技术有巨大的风险，所以在这些技术的选择过程中，社会各个方面不能袖手旁观。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有一种社会预见的方式，也是目前各国政府都采用的，就是来探讨这些技术未来的发展有哪些可能的选择，这些选择背后的社会影响是什么，然后通过各种机制来邀请社会各界，包括公众、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等，共同参与这些选择，所以社会预见可能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一种多方参与的决策机制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第二点叫做同步设计。像我们今天碰到的很多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的问题，其实设计时本身就出了问题，所以到最后尾端再解决已经晚了。很多对于伦理道德的思考，对于社会风险的分析，也要在设计过程中就考虑进去。正因为如此，美国的电气工程协会已经出台了好几版关于工程设计中的伦理守则，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相关的专业协会也出台了这方面中国版的守则。希望有更多的科技工作者能参与其中。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的高校应该在工程设计、在各种课程当中把这些问题考虑进去。例如咱们清华的张左老师就开设了关于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课程，希望这样的课程能够在全国、全世界的工程教育当中普及开来。 第三是适应性治理。当我们的很多科技发展面临风险的时候怎么办？如果简单行事，一下子从政府的政策和规制上卡住，也许风险没有了，但技术创新也无从谈起。最近这些年，各种网络新的服务，如网约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鼓励创新，但是另一方面对它产生的各种风险、对社会不利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有效的规制。传统的规制体系是政府高高在上，对企业的规制、惩罚就像猫抓老鼠。但是在一些新的技术领域方面，政府对这些创新的了解非常有限，在这个时候企业和政府也许应该形成一个新的伙伴关系，企业跟政府一起来探讨什么样的方式规制行业对创新更加有利，同时也能最大可能地减少对社会的危害。所以这种适应性治理就需要政府和企业双方调整角色，共同来推进治理体系的完备。 第四，全球参与。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很多新的领域，都给全世界的科学界、政府提出了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都在讨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立全球治理的机制，来消除这些创新带来的各种风险。过去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很多情况下都是缺位的。但是今天中国已经跟其他的国家一起在头班车上，中国有能力也必须参与到这些规则制定当中。在这方面我们要和全世界其他国家一起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到具体，希望学科学、学工程的学者和专家，也能参与到相关的政策讨论当中。 最后，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发展前景，也许我们可以仰望星空畅想未来，但也有可能成为机器人的乞丐， 这中间还有更多不同的可能。哪种可能会成为现实？人类未来的命运就在于我们如何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 谢谢大家!文章选自清华CIDEG，2018年6月12日
2018年6月20日 -
张蕴岭：中美能斗而不破吗？
张蕴岭，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最近，中美关系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自特朗普上任，中美关系就没有消停过，特别是最近，中美贸易投资争端加剧，美国宣布对中国产品单边加税，对中兴公司制裁，对中国在美投资进行限制等；中国则立即做出反制，限制美国产品进口，对美产品加征关税。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决斗”之势。不过，与此同时，双方也开展了紧急交涉与磋商，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你来我往，一轮轮的谈判，终于达成重要共识，发表了共同声明。然而墨迹未干，美国又自行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则立即发出严厉声明，预计将会提出新的反制措施，美国又派团到中国谈判……其实，不只是在经贸领域，安全领域也在“冒火”：美国派军舰到南海自由行，深入我西沙12海里区域，派战略轰炸机到南海演习，宣布不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中国则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建设，大幅度提升应急能力。尽管军事领域的斗争目前还是“非接触性”斗法，人们也不能不担心这种斗法的升级。 在这种形势下，当前有关中美关系的讨论很热。有的认为，中美正在走向全面对抗，已经掉入“陷阱”；也有的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由“非敌非友”转变为“是敌非友”，甚至认为，中美必有一战……从舆论的总体情况看，悲观者多，乐观者少。中美关系具有全局性质，世界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极为关注，特别是对会否发生大对抗深表担心。那么，究竟如何认识中美关系的未来呢？ 总的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性调整已经明确，即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现实的“战略对手”，并为此采取措施。而且，与之前不同的是，美国在打“组合拳”，力图从多方面、以多种手段压制中国势力和影响力的扩展。从中国方面说，则是不再“静观其变”、被动应对，而是采取了积极有为的措施。在此情况下，核心的问题是，中美能够维护总体关系上的“斗而不破”吗？ 斗是争，破是战。争是竞争，在所难免，也未必是坏事；但是，战，即打仗，后果难以承受，是必须避免的。中国不想战，力避对抗，为此，先后提出与美构建战略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尽管美国从未公开表态接受中国所提的概念，但是，前几届政府都维护了与中国对话、协商与合作的基本框架，显然也是力避对抗、不想打，这也许是中美两个大国的一种战略默契，或者说是底线。任性的特朗普执政后，两国领导人和高层仍保持了经常的接触、对话与协商，在一段时间内，甚至给人以“越过险滩”的印象。不过，特朗普被称为“弃约”高手，其反复无常的行为方式的确增加了变数、推高了风险。 认识中美关系，也许需要回顾两国关系发展的不平坦历程。总的来看，二战后，经历了从“破而战”到“斗而和”的转变。上世纪50年代，两国在朝鲜半岛直接打了一场大战，60年代在越南间接打了一场大战，70年代，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再也没有打过仗。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发生巨变，愈益互为重要市场，相互间的经济联系与依赖性增加，政治关系也得到不错的发展，合作性增加。冷战结束，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增加，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次次的重大考验，出现了如何定位中国的辩论，发生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在南海上空撞机等重大事件，险些把两国拖入大对抗，甚至战争的险境。但之后的反恐把中美拉入同一阵线，双方敌对消减，合作增加。不过，面对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中美之间的斗争性再次凸显，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领衔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明显带有针对中国的战略设计；而中国则在提升自己的同时，提出与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力图增添“正能量”，由此，两国关系维护了基本稳定的大局。如今，特朗普不再提“重返亚太”，宣布退出TPP，并非改弦易辙，只是改变方式，针对性更强，行为力度更大。可以说，中美进入了新一轮的斗法。不过，尽管如此，总的看，双方关系尚未发生“质变”，即没有变成势不两立的敌手。 温故而知新，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虽不乐观，但也不必失去信心。中美之间该斗则斗，该谈则谈，斗而不破还是底线。再则，除双边外，中美还有多种国际共处平台，参者众，促谈者多，助战者寡，和是大公约数，因此结不成新的对抗集团。 重要的是，中国誓做新型大国，不争霸、不称霸，即便有“陷阱”，也可跨越。中国实现新时代的宏伟目标是靠和平发展，不是靠战争，且中国有能力止战，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文章选自《世界知识》，2018年第12期
2018年6月20日 -
【中国新闻网】联合国官员：“一带一路”倡议或成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平台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罗世礼(Nicholas Rosellini)近日在北京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或可成为加速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平台。 受全球化智库(CCG)邀请，罗世礼14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与南南合作下，中国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一题发表演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致力于推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该国际组织利用其全球发展经验，支持中国制定应对发展挑战的解决之道，并为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和参与全球发展提供协助。罗世礼自2016年10月起担任联合国驻华协调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因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崛起，中国在促进南南合作中的开拓性作用非常重要。”罗世礼表示，过去的40年间，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海外援助。这只是中国为国际发展合作做出贡献的其中一部分。 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增强了国际发展合作的势头。2016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成为第一个与中国政府签署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国际组织。罗世礼认为，通过实体、社会经济、数字金融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倡议将实现区域的一体化与发展，为国际发展合作增添动力。 “更重要的是，如果实施得当，‘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为多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罗世礼说。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从2015年到2030年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勾画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蓝图。 值得注意的是，“消除贫困(No Poverty)”排在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位，而中国在此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有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我们看到了数年间中国脱贫人口的巨大数量，现在中国又确立了到2020年消除贫困的目标。”演讲结束后，罗世礼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减贫工作及其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成就，体现了国家政策如何助力推进这些举措，及项目的筹备、实施与优化。这既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相关，也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可以成为南南合作的基础。 近年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及有关国家开展三方合作，以协调发展援助的供应与需求。罗世礼表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以帮助中国传播实践经验，并使其适应他国的自身需要。“这对于南南合作而言，意义重大。” 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近年来提出了一系列涉及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与倡议。罗世礼认为，中国的这些理念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存在许多对接的机会。“观察中国的国际角色，中国正在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某种程度上讲，‘一带一路’倡议或可成为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平台”。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6月15日
2018年6月20日 -
【中国社会科学网】加快全球化新时代智库创新步伐
6月17日,由全球化智库(CCG)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共同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协办的2018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在京举行,来自世界各国智库的优秀代表围绕“分化、加速的全球化时代与智库创新”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主持开幕式。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表示,当今时代世界全球化正向纵深发展,世界各国利益深度互联,安全稳定乃是人心所向,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强烈。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正在显现,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更加突出,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思潮正在泛起,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改革发展阻力重重,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流行疾病等全球性的挑战此起彼伏,世界安全还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深刻地改写着人类生产生活的方程式。 郭业洲认为,智库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于推动政策的形成、社会的进步承担着重要的责任。针对分化、加速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智库的使命,郭业洲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首先,智库要做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引领者。智库应当勇立时代潮头,胸怀天下大势,探索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的方式、方法,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引领各方力量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其次,智库要做世界和平的维护者。智库应计天下之大利、谋众生之福祉,超越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摒弃地缘战略的小算盘,为全人类共同、可持续的未来出谋划策,为世界和平与安宁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再者,智库要做新工业革命的推动者。智库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做发展机遇的预见者、潜在问题的预警者,通过自身的实践探索,让新工业革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最后,智库要做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者。智库应该积极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当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贾文山则提醒,颠覆性科技存在着颠覆认知体系的可能性,因此,智库应当从哲学或者元哲学的角度进行问题研究。
2018年6月20日 -
【国际经贸在线】中美贸易争端中的利与理
6月17日晚，应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邀请，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Michael Pillsbury （白邦瑞）、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驻联合国原大使Terry Miller、中国美国商会主席William Zarit（蔡瑞德）等人参加了中美关系晚宴研讨会，约五十名中美前官员、学者、企业家参加了讨论，数名来自英国、法国、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外交官与学者也参加了晚宴研讨会。整个晚宴研讨会是在友好与坦诚的气氛中进行的，主持人田嶶的主持让活动既内容紧凑又气氛轻松。Terry Miller和白邦瑞均为对共和党政府有重要影响的前官员和智库人士，他们在晚宴中做了主旨发言。Terry Miller的演讲一开始就肯定全球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以及中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为美方的做法进行了辩护。白邦瑞是著名的美国鹰派，他讲得比较有意思，其中有一段他希望中国的智库不要宣传美国威胁论。一位英国的学者回忆了一战前的历史，指出目前情况的危险。William Zarit（蔡瑞德）表示美国很多企业也认同对中国的经济干预措施应该采用强硬立场，但是对于使用关税措施有争议，美国不要把中国逼到墙角。有两位中国学者提到了WTO规则。白邦瑞表示，美方这次主要关注的一些问题，诸如投资政策与壁垒、中国制造2025下的产业补贴，不是世贸组织所管辖的内容，所以不好通过世贸组织解决。他说，莱特西泽也说了，世贸组织不够“大”。但是，白邦瑞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要使用的歧视性关税是世贸组织管辖的对象。在这次中美贸易争端中，对于中方来讲，哪些是可以让的，哪些是不能让的？中方政府表态，有时态度强硬，有时态度灵活，强硬针对的是什么，灵活针对的是什么？一位权威资深贸易专家曾经表示：让利不让理。我个人非常同意这位前辈的看法，这里我谈谈我自己对利和理的理解。利是什么。“利”首先是市场利益，给美方开更大的市场，进口更多美方产品，这个利益是可以让的。贸易的利益经常并非是你多我少，对这些利益的让与并不一定会损害我们的利益。贸易扩大是双赢的。“利”其次是结构性改革的利。中国可以也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在以往的改革进程中，WTO规则对中国的改革影响很大。某些WTO规则没有约束的政府干预手段以往被作为依据WTO规则来使用的手段，在WTO层面没有问题，在双边层面产生了问题。这些东西我个人认为有一部分也是应该调整的。我们的专利法符合WTO规则，但现实中侵权行为大量存在，进一步提高保护标准特别是违法成本也是应该的。这既算是谈判中让的利，也符合中国的利益。让利的底线是发展权包括制定发展战略的权利，但制定的发展战略中的具体内容是值得全面审视的。“利”还包括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利。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大量领域存在空白，美国认为他原来主导建立的规则不完善了，因此他在指责中国的同时需要同时指责世界贸易组织。23年来WTO谈判成果确实太少，WTO确实需要与时俱进。对于我们没有充分研究存在各种担心的谈判议题，我个人认为可以谈，可以积极谈，在谈判中学习，在谈判中研究。建立新规则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理是什么？“理”就是现有多边贸易体制的最根本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是现代国际经贸关系的基石，是所有具有正常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相互给予的待遇。它被1994年关贸总协定列为第一条。最惠国待遇，美国将其称为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在上个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美基于双边最惠国待遇发展贸易关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美基于多边最惠国待遇发展贸易关系。美方一旦实施301歧视性关税措施，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将受到其成立以来最大的冲击，中美贸易关系的基石也就动摇了，中美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也就停止了。232关税的性质是滥用国家安全例外，但没有根本冲击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而301关税则是动摇了WTO的基石，两者具有根本性质的差别。白邦瑞在17日的发言中也提到：我理解中国担心接受了美国的条件之后，其他国家也会提出同样要求，这样最惠国待遇就成了中国的噩梦（nightmare）。实际上，白邦瑞的讲话有误解的成分，也有正确的成分。说是误解，是因为中国不可能在接受对美国的开放的同时，而不对其他国家开放。基于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中国在谈判中答应向美国开放的领域，必然是准备同时向其他国家开放的领域。除非中美同意建立双边自贸区，依据WTO规则合法地作为最惠国待遇的例外，而这一点是至少两个重要的中方智库都提出过的想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并不会认为最惠国待遇是一个障碍或者噩梦。说是有正确的成分，是因为美方提出的一个要求触碰了中国“不让理”的红线。美方要求中国承认美国对中国进行关税制裁的权利。也就是说，美国破坏最惠国待遇原则，停止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中方应该接受，不能报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中国接受了这个要求之后，等于中国接受了对美国的片面最惠国待遇要求，也就是美国可以歧视中国，中国不能歧视美国。由于中国对其他WTO成员都有最惠国待遇义务，中国接受的这个条件也可能被解释为应该适用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也就是中国应该给予所有世贸成员片面最惠国待遇。那么，最惠国待遇就真正成为了中国的噩梦。因为中国在给予其他成员最惠国待遇的同时丧失了自己享有的最惠国待遇。中方反制是迫不得已的。中方态度灵活的地方是针对让利，中方态度强硬的地方是针对不让理。这两方面一定要分清楚。特朗普加2000亿产品税以致4000亿产品税的白宫声明有意地把中国坚守WTO底线不让理扭曲为在谈判中不让利，而我们读者往往也不太容易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然而，美国是否一定要打垮WTO？在这一点上，我与国内不少同行有不同的看法。白邦瑞提出，中国智库不要过分宣传美国威胁论。对这一点我是有一定认同的，我认为我们也不要过早认定美国一定要打垮WTO。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中美重叠竞争性产业增多，产业内贸易摩擦加剧成为常态，这一点我认为确实是一个长期趋势。但是，中美今后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投资保护与自由化等全球经济治理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是会日益接近的，这些领域规则的强化对中国的好处是越来越多的。中美双方是国际经贸规则最大的需求方，谈规则也是今后的常态。以谈规则遏制摩擦是今后长期的任务。在今年3月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的贸易政策报告中，美国明确表示希望改革世贸组织同时在世贸组织中继续发挥活跃的作用。美方的要求固然是基于自身的利益，但是当前WTO确实需要改革。我个人认为，中方可以让的利包括同意发起改革WTO的谈判，让世纪之战变为世纪谈判。我们也应在各种场合告诉美方，WTO的改革必须基于战后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石，即最惠国待遇原则。破坏这一基石将大大延缓WTO改革的进程。中方让利的空间是很大的，改革开放的决心是很大的。到目前我们也不能做出美国要彻底打垮WTO的判断。因此，在需要对严峻形势和各种可能做好准备的同时，准备打，更要准备谈。无论出现多少波折，我仍然认为中美双方能够达成初步妥协。之后经过长期谈判和磨合，一个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终将形成。
2018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