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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生：新型的全球化只有自由贸易是不够的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从1990年以来，美国的高技术制造业生产率持续下降，2000年以来到金融危机这段时间，美国在所有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也持续下降，因为金融、房地产、建筑给资本带来的回报远高于高技术制造和创新。因此美国就出现了空心化、泡沫化、虚拟化的问题，其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因此才出现了2009年以后美国要回归制造、回归创新、回归就业的经济战略。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结构调整应当已经出现了触底反弹的趋势，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全球性企业在科技创新、回归实体方面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现在的问题是， 特朗普认为每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将近8000亿美元，认为是愚蠢的贸易。怎么可能要让世界各国剥削美国，美国要承担这么大的贸易逆差呢？ 但这个角度会涉及几个问题。第一是怎么看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将近800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企业在中国只要投资一年以上，就变成中国的出口，成为中国的贸易顺差的来源。因此，这里包含了大量的美国企业的顺差。按这个统计，中国是2700亿美元的顺差，美国是3700亿美元。 第二种统计，按照增加值，也就是说，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增长是多少？用这种方法算贸易顺差，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减少一半。 第三种统计，就是顺差、逆差我们要搞清楚它是谁的。如果按照所有权算，基本上中美贸易是平衡的，美国有世界最多的跨国公司，它在全世界分布了大量的投资，大量的出口，大量生产。所以说，贸易顺差、逆差在全球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非要说中国要跟美国实现平衡的话，唯一的结果就是美国企业回美国，欧洲企业回欧洲，日本企业回日本，这样全球化没有了，开放没有了，地球村没有了。 道理很简单，美国是认为美国的市场相对比较开放，别的国家的市场没有那么开放。因此，他要求对等开放的意思就是我多开放你就应多开放，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你就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要零关税，你就必须零关税。那么，这样一来，世界就不分你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还是你的结构是什么，计划或是资源型的还是其他什么样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乱套的世界。 习近平主席有一句话，说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合作，就是如何在中美之间能够回到合作的基础，超越零和博弈，这是需要大智慧的。我自己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时间是利于中国的。我认为2035年之前中国都可能会在非理性博弈冲突摩擦的过程中度过，2035年以后，中美是可能会回归理性的对话，理性的沟通，理性的合作的。2035年实际上当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中美两个国家可能真正可以回归到理性，在这之前，我个人觉得摩擦是很难平息的。 这也反映了我们的全球化治理存在着根本问题。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讲了四点，我觉得也是非常能代表中国下一步的坚持推动全球开放的行动方向，一是主动扩大进口，给世界增加动力；主动拓宽市场准入，也就是说取消外资到中国来股权投资的限制；主动地改善投资环境，实现负面清单管理加准入前国民待遇；主动的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中国、包括中国推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希望全球化能够在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包容贸易这三者之间找一个合作的基础。未来的多边体系既是自由贸易的，又是公平贸易的，还是开放包容的贸易体系。这样的话，这种新型的全球化才可能走得更远，否则的话，仅仅是回到自由贸易的导向上去，我相信仍然是走不远的，因为它存在着根本性和制度上的缺陷。文章选自《中国经营报》，2018年6月18日
2018年6月25日 -
刘亚伟：半岛和平离不开中国积极参与
专家简介刘亚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朝美之间正在开始建立互信，朝美关系未来如何发展取决于金正恩弃核的决心和改革开放的力度。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和最后的统一，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国家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首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大国智库高级研究员、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埃默里大学兼职教授刘亚伟对接受中评社采访表示，朝美之间正在开始建立互信，朝美关系未来如何发展取决于金正恩弃核的决心和改革开放的力度。他亦提到，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和最后的统一，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刘亚伟指出，此次“特金会”，从一开始的单独见面，到后来的双方带助手的讨论和协议的签字仪式，总体感觉气氛不错。虽然特朗普和金正恩签署的协议欠缺完全、可核查、不可逆转的去核细节，但是他们能见面本身就是一个成功。其意义在于在过去近25年没有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这是历史上美国第一位在任总统与朝鲜的最高领导人见面。近七十年没有终结的朝鲜战争终于迈出了达成和平协议的第一步，朝鲜最终弃核也迈出了第一步。那么“特金会”举行能否建立朝美之间的互信？刘亚伟认为，从朝鲜释放在押美国犯人，到国务卿两次去平壤，从特朗普与金正恩多次秘密通话，到他们二位在新加坡的世纪握手，可以看出美朝正在开始建立互信。“朝美关系未来如何发展取决于金正恩弃核的决心和改革开放的力度。”刘亚伟说，如果金正恩是逢场作戏，双方的关系会马上逆转，东北亚也会随之进入一个新的不稳定时期。谈及朝鲜是否会真正放弃核武器，刘亚伟对中评社表示，如果美国向朝鲜承诺安全保证，如果中国、韩国、日本等国也都做出同样的承诺，并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朝鲜是有可能完全放弃核武器的。弃核不会一蹴而就，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建立互信的过程，是朝鲜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考验美国是不是会像废除伊核协议那样出尔反尔的过程。刘亚伟说，很难想象再会发生利比亚那样的状况。核武器毕竟不能吃饭，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不可能永远建立在对内的压迫和对外的核讹诈之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振兴经济发展，这才是保证一个政府或政党千秋万代不被推翻的必由之路。而对朝鲜来说，弃核是第一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的功课做得很好。特朗普跟金正恩不止一次通话，并实现了世纪握手；国务卿蓬皮奥已经去过平壤两次；特朗普跟韩国、中国和日本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新加坡峰会之后，蓬皮奥又分别去韩国、中国和日本通报峰会情况。”刘亚伟认为，只要特朗普不被美国一些极端势力“绑架”，平壤也不再丧心病狂地攻击美国，只要中国、韩国和日本的领导人不被美朝或美韩蒙在鼓里，朝鲜半岛局势应该会逐渐缓和并最终回归正常。刘亚伟指出，从金正恩在板门店峰会前后两次与习近平见面的情况来看，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中国目前是朝鲜能源、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供应国，也是朝鲜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桥头堡；第二，新加坡峰会美朝达成的初步协议正是中国提出的“双暂定”；第三，结束朝鲜战争、交战各方签署和平协议没有中国不行；第四，朝鲜如果搞改革开放，中国的投资和在其他方面可能提供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不会是所谓的‘解铃还需系铃人’。从中国在1950年10月跨过鸭绿江拯救朝鲜于水火之中开始，中朝的命运就连在了一起，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和最后的统一都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刘亚伟说。文章选自中美印象网，2018年6月21日
2018年6月25日 -
储殷：特朗普应该重读历史也重读马云
专家简介储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
2018年6月25日 -
张蕴岭：中俄组建AI联合体 打造深度合作发展区
张蕴岭，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在6月14日启动的第五届中俄经济合作与“一带一盟”对接高层智库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表示，中俄是最大的地缘邻居，是最紧密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应组建大规模AI(人工智能)联合体，构建开放型产业分工链，创建有活力的产业园区，以“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对接为平台，打造深度合作发展区。 张蕴岭说，2013年9月、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从中国角度看，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中国打开通向俄罗斯、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陆上通道的大门，与沿线国家一起创建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动能，这样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国东西南北开放的均衡格局，而且拉动中国的设备、基础产业和技术出口，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提升提供新的空间。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是要发挥中国的沿海先行发展的优势，提升与海上国家经贸关系的水平，同时构建基于开放、发展、合作与安全的新海洋关系与秩序。通过陆海大通道建设，实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全连接。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一带一路”，可以推动创建合作性融资机构和其他多种形式的金融机制，可以破解融资瓶颈。“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更要通过这个平台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一带一路”的三个重要延伸方向都与俄罗斯有关，一是北部走向，直通俄罗斯，链接欧亚联盟，进一步延伸到欧洲其他地区；二是中蒙俄经济走廊；三是中部走向，链接中亚、俄罗斯，进一步向西亚、欧洲延伸，因此，俄罗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处于关键的位置，中俄双边合作，在第三方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合作不是没有竞争，竞争性合作是常态，为此，需要克服输赢观，认同共赢观”。张蕴岭建议，中俄合力打造新经济发展区和新发展模式，发挥技术创新优势，创建基于面向未来的新产业群、产业链，中俄应组建大规模AI(人工智能)联合体，构建开放型产业分工链，创建有活力的产业园区，以“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对接为平台，打造深度合作发展区。拓展上合组织的发展功能，积极推动上合银行，为中亚、西亚、南亚“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为上合成员经济发展融资提供支持，推动签署上合贸易投资便利化综合协定，推进区内贸易投资发展。东北亚、东亚、亚太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转变期，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选自东北网，2018年6月15日
2018年6月25日 -
陈十一：打造新时代的国之重器
专家简介陈十一，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核心提示： 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5月29日，由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指导，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与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40年——2018第四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在北京人民日报社成功召开。以下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在会上的演讲。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活动，也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今天论坛的主题一方面是“改革开放40年”，我是来自改革开放的起始点——深圳，自己是78年入学浙大学习，正好今年是四十周年，所以我的成长得益于改革开放。而另一方面主题是“中国海归群体”，我在美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年，2005年回到国内，先在北大帮助创建工学院，现在在深圳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领导建设一所创新型的高水平大学。对于“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40年”这个主题，自己深有感触。 最近，国家在总结、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已经掀起一轮讨论与总结的热潮，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与发展最成功的城市，最近很多媒体都在报道，前几天有70多家媒体来到我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进行报道和座谈。深圳所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 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深圳一步步从“深圳速度”转型，铸就“深圳质量”和“深圳模式”，而且这个过程还在持续加速。很多人关注深圳改革开放40年来创造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奇迹，其实在我看来，深圳改革开放40年来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在国之重器——源头创新、核心技术的创造方面，一批如华为、腾讯、大疆的世界级企业，以及一流的科技创新成果、一流的中国特色的体制机制创新。 我参加了今年的院士大会开幕式，习总书记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对于改革创新和国之重器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段时间的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及。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5月2日，习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说：“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都是聚焦在源头创新、核心技术方面，反映出国家对科技、教育、人才协同发展之间关系的高度重视。正如习总书记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要“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 中国自清朝末期开始由政府送青年学子出国留学，百余年来，学成归来的一代代留学归国人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华罗庚、我的导师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海归学者与改革开放后回国的第二批海归群体，在新中国的建设之初，为提升中国国防实力和国际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贡献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国之重器”。 我上一次走进人民日报社是在2010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归国心路座谈会，会上我预见了第三次海归潮的到来。我本人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回国的海归学者中的一员，是“千人计划”实行后第一批归国人员。这一代海归学者带回了全球化的视野和创新意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同世界的对接，在这一轮科技变革中中国的基础学科建设、大科学装置贡献卓著,这是我们这一代贡献的“国之重器”。 相比之下，当前这代留学人员面临的国内基础要好很多，选择也更加多元化。第四次工业革命呼之欲出，涵盖诸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无人驾驶交通工具、3D打印、生物技术、量子计算等领域，中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或失之交臂，或半脚踏入，而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与世界领先的技术浪潮如此接近。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在核心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习总书记在院士大会上强调“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与前辈相比，现在的海归新一代更肩负着创造核心技术、创造新的国之重器的历史使命。 我想我们的海归人才正赶上一个伟大的时代。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新产业、持续投入的科教事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海内外“人才、项目、技术、市场、资本、场地、服务”全面对接的平台，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学子归国追梦。 南科大从创办到现在不到七年，恰好赶上这一轮高层次人才归国潮，是“海归中国梦”托举起我们这所新型创新大学。海归大都是有情怀的，即想留下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从霍普金斯大学回国到北大重建工学院，后来出任南科大校长。南科大在国内被冠以“千人大学”，签约引进的300名教师中，90%以上是从国外吸引来的，有130多名千人计划获得者，60%以上的教师毕业或曾工作于世界排名前100大学。总书记昨天的讲话中，提到了我们学校陈晓非教授团队获得的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戈登?贝尔”奖，这充分说明了南科大的师资水平，他也是南科大众多学成归国的优秀代表。 我们创建南科大，目的就在于在新的时代扎根中国大地，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造一流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就是为了构建“国之重器”。 我们扎根中国大地，参照世界一流大学，积极进行了体制机制的探索。我们教研序列的教授实行国际通行的Tenure-track制度。我们实行国际化的独立课题组负责人制，每位教研序列的教授都有独立的实验室、启动经费，不必依附在资深教授的团队，可以组建独立课题组，独立申请项目和经费。 我们在人才制度方面的改革，十分契合习总书记强调的“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大学，南科大允许全职教师可以一周一天在校外从事科技转化工作，明确教师可以获得以职务发明成果及技术作价入股企业进行转化收益的70%，通过自己的公司进行科研成果转化。我们短短三年构建了一套适配深圳创新链条的产学研和技术转移体系，已鼓励教授创办了30家高科技企业。 南科大高起点建设学科，建校六年就获批博士授权单位，再创了深圳速度和质量，一般需要20年。在重大科研平台方面，我们建立了深圳首个以诺贝尔奖得主命名的研究院——格拉布斯研究院，成立了前沿交叉研究院、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深圳市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材料基因组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同时我们布局了全国最高水平的冷冻电镜实验室。 南科大积极探索培养一流拔尖人才。南科大每年全国招收1000人，今年报考了33000多人，33选一。我们创新高考的“631”自主选拔模式选拔学生，入校后，我们的学生前两年不分专业。培养模式中“三制三化”中的书院制、导师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教育风尚。我们的培养目标很宽泛，既要培养出诺奖级的科学家，也要培养出马云、马化腾式的创业家。 成为服务、引领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新引擎”也是构建“国之重器”。南科大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大学。在美国，先有斯坦福，后有硅谷；深圳是最具硅谷气质的城市，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将全面提升深圳硅谷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希望在深圳创办的大学，营造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加速把创新转化为能为社会服务的产品，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中产生世界级的结果。此外，我们以高等教育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解决城市重大民生问题，比如针对最为新兴城市医疗水平提升问题，我们正在高起点推动医学院建设等。 习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自贸区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将会产生更大的具有海外留学背景、了解外国文化的人才需求，这为海外留学人才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我相信，随着国家的强盛，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潮还将加速。希望更多留学人才能够回到国内，做科技报国的实践者，成为得人民之尊重，为国家所器重，为事业能承重的有理想有担当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贡献出新时代的“国之重器”。 谢谢大家。文章选自人民论坛网，2018年6月4日
2018年6月25日 -
郑永年：中国企业家为何缺少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企业家”辈出的时代。人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称之为“企业家”的时代。一些人即使不是企业家，但也认为自己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可以说是一个可以用来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词。但是，近来中美经贸关系一紧张，实际贸易战还未开打，一些企业马上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更多人顷刻对前途感到渺茫了。人们发现中国的企业缺少掌握核心技术，鲜有人们期望的企业家，更不存在人们一直挂在口头上的“企业家精神”。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于企业家。为什么说中国鲜有企业家？这里需要先来看看所谓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一些基本特征。经验地看，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普遍存在着（至少）如下一些特征：第一，以钱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和企业的成功，赚钱变成了自己和企业的唯一目标。不过，如果企业除了钱没有其他目的，那么企业就很少能够找到格局，因为光是钱很难撑起企业的格局。没有格局，不管赚了多少钱，也只是小商人一个。第二，大多数企业集中在几个最赚钱、能赚快钱的行业，例如早期的煤炭企业和很长时间以来的房地产，更有一些企业脱离自己本来的行业而转入能赚快钱的行业。第三，“跟风”现象严重，哪个地方可以赚钱了，企业家就会蜂拥而至，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向下竞争，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持之以恒的探索和追求。第四，企业大多是加工业，即为别人（别国）加工。中国尽管被视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但绝对没有形成“中国制造”，更不用说“中国智造”了，充其量只是“中国组装”。第五，依靠市场的简单并且无限扩张而赚取微薄的利润，产品的附加值很低。第六，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到了中年在企业碰到瓶颈的时候就成为简单的消费者，有了钱就进行大量的个人消费，大多成为油腻中年，再也没有进取心。第七，大多数企业进行的是简单再生产，经不起折腾，企业出生率高，死亡率也同样高。如果这些是中国“企业家”的主要特征，那么这个群体充其量也只是商人。商人和企业家有关联。“商人”的范畴要比“企业家”广，但并不是所有商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精神。商人一直被定义为“以别人产生的商品或服务进行贸易，从而赚取利润的人”，也被称为生意人。中国传统上有“士农工商”“四民”，工、商是两个不同的阶层。“工”指的是“工匠”，有技术含量。自近代以来，较之“商”，“工”更靠近“企业家”。在传统中国，商业的崛起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有关。商人作为独立的职业，也是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所产生的结果。不过，传统上，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处于“士农工商”社会结构的最低端。由于人口众多，历代统治者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商人成为统治者眼中的末业。“重农抑商”是历代皇朝的基本国策，统治者都或多或少有打压商人的政策。早就春秋战国时代，韩非子在《五蠹》中就把商人看作是社会的蛀虫。汉高祖曾发过一道禁令，规定商人必须纳重税，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骑马，子子孙孙都不得做官。汉武帝发令，商人不论登记与否，一律课重税。不许商人和家属拥有土地，违者土地没收，并充当奴隶。隋唐科举制明确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只允许商人中有“奇才异行者”应举。不过，官方的这些政策在实际层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商人的生活是可以争议的。尽管商人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不高，但商人较之其他两个阶层（即农、工）更容易赚钱和积累财富，商人的经济地位实际上远较农、工高。即使在政治上，很多朝代对商人也是采取“招安”政策，鼓励商人购置土地、容许和鼓励商人的下一代考功名。不过，历代皇朝的小农意识形态，的确有效遏止了中国社会发展成为商业社会。“企业家精神” 区分商人和企业家近代以降，商业已不局限于过去的贩运和零售的运作状态，而是渗透进各个行业。因为整个社会都在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本状态，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不过，中国的商人并没有从传统的“低端”文化中解放出来，这个群体的行为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群体并没有把自己提升成为企业家。这和西方社会构成了明显的对照。西方社会本来就没有类似中国“四民”的区分，商人的地位历来就比较高。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诸多变化中，商人历来就是主角。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并不存在中央集权，而是产生了众多的城市，而城市的主体便是商人。即使在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之后，商人仍然是政治主体。因此，马克思认为当时的西方国家仅仅是资本的“代理人”。西方近代以来经济领域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很多商人转变成为企业家。一般说来，企业家被视为能够自己创立并运营企业的人。企业家对整个企业承担责任，并为企业长远利益着想谋划。一个人如果接手前任所拥有的事业，并且做法不具创新、突破或者变革的特点，就不符合企业的原来“创立”的意义，也就是说不会被视为“企业家”。如果企业传承于接班人或者第二代，而在发展方面展现求变，模式与前朝有显著不同的特征，那么，此接班人或第二代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家”。所以说，尽管在人们的概念中“商人”和“企业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区分开来，但人们也很清楚，不是每一位经商、从商或者有频繁商业行为的人都可以称为企业家。把“商人”和“企业家”区分开来的就是经济学家一直在讨论的“企业家精神”。历史地看，“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也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和西方国家近代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法国早期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赛伊认为，企业家就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种生产要素，企业家承担着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帅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平衡性，给生产过程提供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企业家”定义最为经典。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毁灭性创新”，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他归纳了实现经济要素新组合（也就是创新）的五种情况：一、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某种新的特性；二、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这种方法是在经验上尚未通过鉴定的；三、开辟一个新市场；四、取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五、实现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和熊彼特一样，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就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企业家”的一些本质特征如果人们把社会对“商人”和对“企业家”的看法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企业家”的一些本质特征，即冒险家和创新者。因此，在经济学里面，企业家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素质，而不是一种身份和职务。在西方，诚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说，宗教革新所产生的“新教伦理”解释了企业家赚钱的合理性。企业家不仅无需对赚钱负有“罪”的感觉，更进一步具有了使命感。他们的使命是改变世界，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企业家不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成败；有了钱就要追求自己的使命，钱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追求自己使命的工具和手段。而当代人们频繁讨论的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反而是次要的，主要是要企业家去照顾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企业家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但这种责任也是为了通过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而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当代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无疑，企业界也涌现出不少企业家。但和西方比较，中国的企业家的局限性是显然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大多企业侧重于现有技术的应用，而非创造新的技术；其次，企业家侧重于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外部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所有这些的目标都是为了赚钱，赚更快、更多的钱。结果，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少而又少。总体上，因为企业家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企业不能提升自己，尤其是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企业家自身也不能得到提升，仍然维持在“唯利是图”的商人水平。企业家精神的缺失更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从传统到现代，人们在中国看到了商业模式的变化，但不见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对西方社会而言的。尽管这种线性历史观是否确切是有争论的，但这种或者其他的分类，的确表明西方社会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化。而经济的变化又导致政治的变化，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就是说，这五种社会形态也是社会形态和政治形态。中国数千年历史，经济是否也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一样在发展？尽管近代以来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解释中国历史，但即使马克思本人也不这么认为。马克思之前，德国哲学界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主要是他看到了中国历史的恒定性，即数千年没有结构性变化。西方学者从古代开始就把中国社会视为“水利社会”；相应地，在政治上，他们称中国为“东方专制主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是质变还是量变呢？中国的经济结构肯定是变化了，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商业社会、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但主导商人的文化有没有变化？答案是显然的：变化并不大；即使有变化，也是表象上的。直到今天，商人仍然是商人，企业家仍然鲜有。这种“恒定不变”状态的因素既有个体层面的因素，也有制度层面的因素。在个体层面，企业家及其企业仍然只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它们没有公共目标，没有使命感，对社会和国家也没有多少使命感。简单地说，企业家缺少格局。有人说，中国的商人赚再多的钱也仍然是“穷人”，这并非没有任何道理。制度层面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因为企业家拥有政治社会的抱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企业家不得不转向把“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此外，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法治、有效的税收等制度的缺失，更遏止了企业家产生企业家精神。不管如何，在企业家仍然鲜少的情况下，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面临难以克服的瓶颈。如何在文化和制度层面为企业家群体的产生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仍然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之一。文章首发于《联合早报》2018年6月19日。
2018年6月25日 -
【北京青年报】王辉耀：海归与中国高科技新兴产业发展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在日新月异的全球化进程中，高科技新兴产业是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重要阵地。大力发展高科技新兴产业，可以大幅度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减少资源消耗，有助于改善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增强综合国力，推进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广大海外留学回国人员为高科技新兴产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国“弯道超车”赶超世界带来了更多机会，我们要更加重视海归在高科技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推动高科技新兴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海归创业领域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新兴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他们中许多人掌握着高科技领域的核心技术。海归在高科技和新兴产业的创业，提高了自身价值，为我国在高科技和新兴产业方面赶上发达国家提供了“星星之火”，迅速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中国战略新兴产业赶超世界成为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走出国门的学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五代留学生，与前四代海归最大的不同点是，第五代海归恰逢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他们带回大量高精尖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引入风险投资、国际资本及各种新型融资方式，带来了多样化的产业选择，助推国内互联网、IT、通讯、生物医疗、传媒、文化教育等新经济、新技术领域发展。著名海归创办和管理的企业如百度、搜狐、新浪、新东方等，均成为中国新经济和高科技的主流，使中国成为全球互联网行业最大的市场，占据了全球互联网最有价值上市公司的半壁江山。 相比于第五代留学生，今天的海归创业来源越来越多元化，海归创业者不仅来自硅谷，也来自北欧、德国、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他们带来环保、医疗器械、生命科学、时尚设计、工业设计、工业4.0等不同领域的技术和经验，为我国新兴产业创新带来了新一轮“春风”。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海归以国际化的视野和富于冒险的精神，在国内双创领域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科技部发布的《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入选榜单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共有164家，其中由海归创办或管理的企业占比超过60家。这些独角兽企业开创引领着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大健康、文化娱乐、物流、交通出行等行业的新模式与新技术，塑造着新的创业文化。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经济结构不断提质和优化，中国经济前景才能更加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大批海归活跃在高端服务领域，很多都成为中国第三产业的领跑者。海归在金融财务、咨询、法律、经纪代理、公关、广告、旅游、会展等多个领域大显身手，加快了中国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 海归在高科技创业新兴产业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未来要更好地发挥海归的作用，还需要做大量工作。 第一，政府要继续加大对海归创业的政策优惠力度，使海归回国之路更加便利，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更多方便。要继续对高科技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鼓励更多海归参与高科技及新兴产业创业。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出台各项吸引海归创业的政策，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到实处，需要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为海归创业解决后顾之忧。 第二，要更多地借助市场发挥作用，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涉，营造合法、公平、平等的市场发展环境。政府和市场要打好“组合拳”，破除海归创业者面临的“融资难、审批难、用人难”问题。 第三，政府需要完善相关知识产权的机制，加强保护版权和专利的机制，为海归创业涉及的知识产权纠纷提供法律援助。 第四，继续稳步推进“千人计划”等人才招聘计划，继续吸引包括海归在内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来到中国。 海归开创了高科技创业潮，引领了中国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在缩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需要海归继续发挥其在国际化视野、国际化经验、国际化技术、国际化管理模式上的优势，以高科技创业引领新一轮科技应用高潮，以新兴产业带动传统行业革新，以高科技新兴产业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在全球化舞台上站得住脚、迈得开步，努力赶超发达国家的步伐。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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