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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松：发挥香港所长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腾讯证券讯 6月8日由财新主办的2018财新峰会香港场将在香港举办，本届峰会以“开放新格局 共享新机遇”为主题。在“粤港澳大湾寻求整合效应”的论坛上，南丰集团董事长及行政总裁、新风天域集团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梁锦松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功能是可以综合以上全球三大湾区，因为纽约湾区主要以金融为主，旧金山以科技、IT、AI、生物科技为主，（是以科技创新驱动的），东京湾区是先进制造业。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把这三点综合发展，因为香港就是金融中心，我们隔壁的深圳，深圳是中国最有创新能力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在IT、AI方面发展得比较快。深圳、东莞、惠州有条件发展先进制造业，所以我们可以综合全球三大湾区，我们要去追赶。 以下为梁锦松演讲实录： 我个人非常支持区域融合，所以2002年时政府就推动建设粤港澳大桥和香港到广州的高铁方案，还好当时成功落实，把这个放进董建华特首的施政报告。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要用16年才建好，希望今年能通车，而且也很高兴当时在徐泽的支持下，2003年我代表特区政府签订CEPA，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 众所周知全球60%的GDP经济活动是围绕在湾区的，刚才也提到香港跟其他三大湾区是可以比拟的。很多人跟粤港澳大湾区跟这三个湾区的功能有什么区别、相同点？我个人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功能是可以综合以上全球三大湾区，因为纽约湾区主要以金融为主，旧金山以科技、IT、AI、生物科技为主，（是以科技创新驱动的），东京湾区是先进制造业。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把这三点综合发展，因为香港就是金融中心，刚才徐泽已经讲得很清楚怎么发展。我们隔壁的深圳，深圳是中国最有创新能力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在IT、AI方面发展得比较快。深圳、东莞、惠州有条件发展先进制造业，所以我们可以综合全球三大湾区，我们要去追赶。 香港怎么样呢？因为我是香港人，所以经常关注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应该如何定位。我们应该就香港的优势，比如中央说的我们要就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来发展。现在可以发挥我们在金融跟人才聚集方向发展，我一直说香港应该是为国家聚财（财钱财和人才），或者广东人更喜欢“发财发才”，就是发展人才金融中心作用。 在金融方面刚才说得很详细，我不说了。 在人才方面，现在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或创新经济，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人才，怎样培养、吸引和发展更多的人才？香港可以为国家发挥独有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不得不提香港的高等教育，有人说华南地区较华北、华东地区，传统以来华北、华东都是比较能出读书人的地方，在科举后接近80%的状元是在华东地区出来的，华南比较少。如果以高教作为一个指标，香港近20年在香港政府推动下，香港有四所大学在全球100名内。光是排名，我们还是可以跟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比拟的。我们可以利用香港的教育，加上中央的支持，众所周知最近中央发布了很多政策支持香港高校，现在可以独立申请，以前是要跟高效合作的，这是香港对高教的支持。怎么培养香港人才，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香港可以为国家聚集全球的人才，毕竟香港有一国两制，我们有比较好的法制，特别是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另外，我们有独特的自由、低税收、优质医疗和教育，这是吸引很多全球人才聚集的地方。比如旧金山湾区，其实它就是一个三藩市。大家不知道谷歌的总部距离三藩市35分钟车程，主要原因是三藩市有比较好的生活环境来吸引人才。我们知道人才不仅喜欢跟自己行业的人才聚集，更喜欢跟不同行业的人才聚集、沟通，因为通过思想碰撞才会有创新。香港是区里面最能吸引人才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希望香港能够发挥作为金融中心聚集钱财、吸引培养全球人才的中心，来推动各方面的科技创新。 因为南丰集团在全球投资生物科技、医疗养老，我有一个具体的建议。香港很多科学家是比较有名的，科研也非常到位，但香港缺什么呢？第一缺乏庞大市场，毕竟香港只有700万人，但国内有13亿人的市场，而且国内的人口老化严重。 第二，香港在生物科技，很多研究的病，香港可能一个病人都没有，而国内比较多。怎么利用一国两制，用香港的科学家、香港的法治，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优势跟国内庞大的市场、庞大的临床案例合作呢？我的建议是利用一线二线，就是过了一线还没有过二线，还是用香港法律等。国内也一样，把两方面的科学家、医生、医疗机构和动物，因为做实验需要很多动物，而且人体是主角，一线二线比较容易交流，把香港科学家、科研机构跟国内的科学家、科研机构，包括动物、药物在这个区里面发展生物科技的试验区，这是可以考虑的。 最后谈谈协调机制，刚才徐泽也谈到了。我们需要有一个高层次的协调机制，毕竟我们谈的是广东9个城市加上两个特别行政区，是三个不同关税的区域，要协同这样一个项目需要一个高层次的机制，我建议至少有一个常委级的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除了政府层面的机制，希望9个城市、2个特别行政区在各行各业的专家里面都有每个行业的谘询委员会，提出及时、着地的建议，这对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可能有好处。文章选自腾讯网，2018年6月8日
2018年6月26日 -
李彦宏：AI的最高原则是安全可控
“AI的使命不是替代人，是让技术忠诚于人类，服务于人类，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在不久前举行的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在“为了一个更美好的AI时代”主题演讲中如是说。在谈到AI产品、新技术时，李彦宏提出要遵循4个方面的理念和规则：第一，AI的最高原则是安全可控；第二，我们应该去防止因为AI而导致的生活、工作各个方面的不平等；第三，通过AI和个性化推荐给人们信息，是能教人学习让人变得更好的；第四，AI的终极理想，是要为人类带来更多自由和可能，而不是去代替人类工作。“总之，AI的技术发展需要价值观的指引，在AI伦理价值的指引下，才能迎来‘一个更美好的AI时代’。”在演讲中，李彦宏表示，“自己在今年两会期间夸了一个海口，说今年7月份无人车就可以量产，现在剩下一个多月时间了，有期望、有焦虑、有担心，不是担心这个车量产不了下不了线，而是担心这个车是不是足够的安全。安全是自动驾驶最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是百度的天条。”文章选自中国经济导报，2018年6月1日
2018年6月26日 -
携程梁建章：不应当为增加短期利润而牺牲客户价值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会主席梁建章近日在携程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强调，不应当为了增加短期利润，而牺牲客户价值。财报显示，其2018年第一季度净收入67亿元，同比增长11%；净利润11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9倍，仍然是中国最赚钱的OTA（在线旅行社）。 易观近日发布的《中国在线度假旅游市场专题分析2018》显示，2017年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达到892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7%，行业在线渗透率从2016年的15.8%增至16.5%。 目的地碎片化整合 携程在公布一季度财报同时宣布线下门店已经成为携程生态体系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截至5月23日，携程旅游门店签约总数达到1107家，携程线下门店总交易额在第一季度同比增长约50%。为了激励门店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携程还宣布启动“门店分级管理体系”，实施“门店成长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途牛第一季度的亏损收窄也得益于门店开拓。5月24日其公布业绩报告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途牛非美国会计准则的净亏损为2380万元人民币，与2017年同期的2.262亿元人民币相比大幅度收窄。途牛旅游网首席财务官辛怡表示，亏损进一步收窄的原因是因为销售网络的拓展对销售与市场费用的下降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线旅游市场的痛点之一在于，用户到达目的地之后的旅游产品高度碎片化，每个目的地的资源方都不是同一拨人，信息整合非常困难，同时整个地面接待的细节和流程都会影响游客出行的感知。”马蜂窝副总裁都斌5月27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是整个旅游行业最难做的一块，接下来谁能做好碎片化产品的整合，将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壁垒。 “在线休闲旅游市场，自由行需求增长非常快。客人有碎片化预订需求，这要求我们在目的地行程过程中提供碎片化资源。”途牛旅游网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敦德表示。2018年初，途牛开始搭建“目的地频道”，解构旅游元素资源，引入碎片化资源。 美团平台市场营销负责人舒逸平5月27日对21世纪经济记者报道表示，美团旅行想做一站式旅行服务平台，解决用户在本地或异地旅行场景中各种各样的需求包括住宿、境内度假、境外度假、交通出行、票务、保险服务。 同一天，易观智库资深分析师姜昕蔚对21世纪经济记者报道表示，2017年以来OTA市场一个大的方向是做碎片化产品。“在线这个层面大家做的还是流量这件事，只是对消费者来说，是品质和服务的升级，把用户划分成了细分的群体。” 赋能商家 除了自营渠道的建设，2017年以来一些OTA及旅游平台也更加重视为平台上的商户提供增值服务。 都斌表示，马蜂窝目前向商家开放了平台流量、营销工具、运营数据、平台接口，更深层的用户行为数据，也将在未来逐步开放给商家。 “由于有针对用户攻略游记内容的渗透，我们在用户出行决策的第一个环节就已经可以捕捉出行需求。”都斌表示，大量的用户数据经过内部大数据的加工分析，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用户出行的时间、意愿以及出行的人数。 无独有偶。舒逸平透露，美团旅行平台的定位是连接用户连接商家，用包括数据、营销工具、支撑性的服务项目等帮助商户做好自己的业务。 飞猪也在近期提出了一个新概念，OTM（Online Travel Marketplace），即在线旅游市场。日前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与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成立川航阿里营销中心。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飞猪副总裁胡臣杰表示，年轻消费者对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立体化，传统的单纯比价或交易式在线旅行机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新需求需要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来满足，OTM在线旅游生态作为继OTA、META-SEARCH（搜索比价）之后的第三代在线旅游模式应运而生。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5月29日
2018年6月26日 -
张磊向人民大学捐赠3亿 成立教育基金
图为张磊在中国人民大学2017届毕业典礼发表演讲。 2017年6月23日，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宣布向其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赠3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人民大学高瓴高礼教育发展基金”。 据了解，3亿元捐赠将主要用于推动中国人民大学与世界著名高校开展合作，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引进和建设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培养复合型顶尖人才；同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新设创新交叉型学科提供长期支持。 张磊1990年从河南驻马店高级中学毕业，以驻马店文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专业。1998年进入耶鲁大学，2005年回国成立高瓴资本。 张磊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每一步发展都从教育中获益良多。”他表示：“我在投资之外，一直致力于培养人才，希望在我们的时代大舞台上，看到一批又一批胸怀理想、学贯中西、博览古今、文理并重的年轻人脱颖而出。” 多年来，张磊对于教育和人才的公益投入从未止步。 从2010年开始，张磊为高中母校河南省驻马店高级中学捐资设立高瓴奖学金暨107奖学金，是驻马店市第一个由校友捐助、并以校友会名义设置的奖学金。截至2016年，累计帮助数百位河南籍中学应届毕业生。2016年，还对该奖学金项目进行了全面优化和升级，提高了资助额度，并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长期跟踪培养和全方位立体化服务。2010年张磊还捐赠建立了郑州百年高瓴职业学校，为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职业教育，培养学生立足社会的技能。 捐赠当天正值中国人民大学2017届毕业典礼，张磊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杰出校友，发表了演讲。在人大世纪馆，站在当年激扬青春挥洒热血的校园，面对着曾经熟悉的教学楼和食堂、图书馆和操场，当着7000余名学弟学妹，张磊宣布：“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今天毕业典礼之后，我将与学校签署捐赠协议，捐赠3亿元人民币。” “这是为了长期支持创新型交叉学科的探索和发展，也是我送给母校80周年校庆的一份心意。”张磊表示。文章选自新华网，2017年6月26日
2018年6月26日 -
梁建章谈个税：对低收入家庭发放现金补贴促进生育
作者简介梁建章梁建章，CCG资深副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黄文政黄文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 2018年6月19日，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第七次大修。《草案》除了把个税起征点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以外，还首次增设专项附加扣除等多项内容。此外，《草案》还将对税率级距进行优化，将以现行工资、薪金所得税率（3%-45%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为基础，扩大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具体来看，现行税率为10%的部分所得的税率拟降为3%；现行税率为20%的部分所得的税率拟降为10%；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拟降为10%或20%；而30%、35%、45%这三档较高税率的级距保持不变。这种对税率级距的调整，降低了纳税群体的综合负担，有利于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增强消费能力，促进民生改善。提高个税起征点，有利于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另外，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等专项附加扣除，也有利于减轻有孩子家庭的养育负担。中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虽然小学和初中免收学费，但是对于托儿所，幼儿园，高中和大学仍然需要个人支付费用，近年来养育子女的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不断增加，影响了许多家庭再生育的决策。根据《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的数据，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0%以上。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等专项扣除，有利于提高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中国早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出生人口也远低于各方预测。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只有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整整63万。尤其是，一孩出生人数仅为724万，比2016年减少了249万。导致低生育率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高昂的养育成本。要提高生育率，仅仅提高个税起征点还远远不够，因为缴纳个税的人群只是一小部分人（比如，在2011年将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时，当时缴纳个税人数就从8400万下降到了2400万），大部分人需要通过补贴才能降低养育成本。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较低收入的家庭，则直接发放现金补贴。为了提升生育率并整体降低财政压力，可以在二孩政策实施的当下仅对第二个孩子实行抵税，等到全面放开之后再对第三乃至更多孩子实行，而孩子抵税所减免的金额以每个孩子每年累计到10万元封顶。政府财力的支持对提升生育率有显著的效果。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该组织中欧洲、北美和东亚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相当于gdp的1%到5%，而补贴力度与生育率呈正相关。家庭补贴每多出GDP的1%，生育率平均高出0.1个孩子。其中，富裕的北欧和西欧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一般相当于GDP的3%-4%，普遍高于相对贫穷的南欧和东亚国家。与此对应，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近年也从约1.5逐步恢复到2左右，南欧国家的生育率还徘徊在1.5左右，而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生育率则更低，仅1.4左右。这些数据似乎说明，中国要显著提升生育率，对家庭的经济扶助至少应该占到GDP的1%-2%。那么，政府是否有财力承受这种养育扶助呢？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个人所得税只占公共财政收入的6%左右，所以按孩子抵税的方式来减少个人所得税对国家财政影响非常有限。实际上，中国民众的整体税赋放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算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相对于民众享受到的公共福利来说更是如此。因此，降低税赋并补贴养育家庭应该是财富再分配的基本方向。长期来看，对孩子的补贴本质上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也就是未来的投资。相对于当下普遍“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于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多子女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比如，在美国，个人和家庭申报联邦所得税时，可以按家庭人数享受减税。根据2015年联邦税表，年收入在15.49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每多一个不足17岁的孩子，可从纳税的收入中减去4000美元，外加1000美元的税收减额；孩子的看护和教育成本也可以享受税收减免。除此之外，地方税法对多子女家庭也有额外的税务优惠。这些措施都对多子女家庭比较有利。总之，无论从社会公平还是经济学意义来说，个税改革都应有利于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这些减税和补贴措施，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的长期投资。在创新经济的今天，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相对于其他资本的投入回报越来越高。通过个税改革减轻生育负担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目前中国老龄化还只是刚刚开始，减税和补贴生育在财政上还可以承担。但如果错过当前时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届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财力都可能捉襟见肘，更遑论去补贴没有短期收益的养育事业了。未来10年，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减少40%左右，再加上全面二孩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释放结束，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雪崩，最终威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给予高收入家庭减免税收并给予低收入家庭现金补贴大力扶助生育正当其时。文章选自网易财经，2018年6月21日
2018年6月26日 -
何亚非：民营企业“走出去”更要重视文化融合与社会责任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中新社福州6月21日电 (邹挺超)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特聘教授何亚非21日在福州表示，当今时代，中国民营企业面对着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走出去”除了经济考量，更要重视文化融合与社会责任。 当天下午，以“大数据风口下，闽商‘一带一路’新机遇”为主题的第七届闽商论坛在福州举行，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的何亚非出席论坛，并作“中企如何走向‘一带一路’”的主旨演讲。 何亚非认为，当前，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文化和文明的矛盾等三个方面的形势。因此，中国民营企业在“走出去”时，要对大环境有清醒的认识，注重风险评估和风险防范。 今年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为核心要素，以互利共赢为目的，已经受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欢迎。何亚非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企业“走出去”也应当抓住互利共赢，具备为当地民众服务的意识，更加注重与当地文化的融合，更加注重社会责任。 目前，中国民营企业普遍缺少“走出去”的人才。何亚非指出，民营企业要重视培养这类人才，“要把人派出去，对当地法律、税收、制度等方面状况进行全面了解。” 近年来，随着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的推进，闽商对外投资不断增长。官方统计数字显示，2017年福建省共备案和核准境外投资项目148个，中方协议投资额35.1亿美元，实际对外投资额16.7亿美元，规模居全国第十三位；这些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项目投产后可带动相关设备、物资和商品出口。 何亚非认为，闽商在对外投资上有优越的条件，福建有1500万海外华人华侨，他们是闽商可以有效利用的庞大“战略资源”，要让他们成为闽商的合作伙伴，帮助闽商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服务当地民众。 “在‘走出去’时，只要保持谦虚谨慎、互利共赢，闽商会发展得更好。”何亚非说。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6月21日
2018年6月26日 -
刘永好：推动乡村振兴，要培育一批“绿领”
理事简介刘永好，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第一位。如何让农业成为高收益的产业，带动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推动乡村振兴，农业企业要怎么做？6月20日，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新华网思客联合主办的最新一期《参事讲堂》上，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发表演讲，他认为，要实现农村产业升级、农民增收、一二三产业联动，必须要培育“四新”：新型农民、新型农业主体、新型农业科技、新型农业业态。刘永好在《参事讲堂》发表演讲。新华网记者 郭小天摄【以下为演讲内容】 推动乡村振兴，我们的农业企业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 首先，必须走现代农业的道路，就是农业要升级。农业升级和城市里的消费升级是一脉相承的，城里的消费升级了，对肉蛋奶的需求不一样了，因此我们生产者就一定要升级，这个升级不仅是花色、品种、质量，还有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格局体系。 第二，农民要增收，现代农业必须要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 第三，三产联动。以前我们都说，农民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现代农业里，既有种地的，同时还有食品加工的。食品加工是什么呢？显然是第二产业。还有服务业，我们要把农产品通过电商、乡村旅游的服务形式提供给消费者，所以一二三产业联动，才能提高农民朋友的综合收益。现场观众认真做着笔记。新华网 李林摄 要做到农村的产业升级、农民增收、一二三产业联动，必须要培育“四新”。 首先，新型农民。过去我们讲农民都是“老农民”，表扬他很踏实、很诚实、很能吃苦，但是另一方面隐含着他很土、很穷。农民就一定土、穷吗？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新农民，同样有激情，同样年轻，同样有活力，同样懂高科技，同样有与城镇居民相当的收益，甚至高过城镇居民的收益。更准确地讲，应该叫他们新型的农业工人，包括农业的技术人员、农场主、新型电商的操作者、农村大数据的操作人员等，这些新型农业工人受人尊敬，这些职业也会变成令人羡慕的职业。大家都说城市里有蓝领、白领、金领，新型农民可以被称作“绿领”。 怎么培育新的“绿领”呢？在政策召唤下，已经有一批城镇人口到农村去了，另外有一批在城里务工三五年的农民，也回乡创业去了，成为新的农民。国家也培养了很多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方面的人才。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的企业家动起来，用我们的行动培养一批“新农人”。 现代农业不但要靠老年人、中年人，更要靠年轻人。在新的格局、新的政策和新的发展趋势下，将会有一批城市的知识青年志愿到农村去。我这里讲的不是政策，不是政府动员，而是志愿的，因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这个作为是把现代农业、现代互联网技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带到农村去，是给青年人赋能的。 第二，我们鼓励支持“大公司+小农户”、“大公司+家庭农场”，大公司、小农户、家庭农场和合作组织联动，形成新的农村组织体系。现场观众聆听演讲。新华网 郭建伟摄 第三，科技。什么科技呢？大家都知道，育种是一个科技，生物科技，同时智慧农业也是科技，电商的应用也是科技。我们怎么把科技带到农村来？这是一个大课题，农村科技大有作为，比如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全现代化的无人养猪场，通过物联网技术、大数据、计算和机器人来养猪。 第四，新业态。以前只是耕地养猪，现在不单单这样，一二三产业要联动，家庭旅馆、家庭服务业、旅游导游等，这些是新的业态。怎么样做好餐饮？川菜培训班、西式糕点、咖啡制作等，这些都是新业态。当然，通过电商、物流体系、普惠金融来为农村农民提供新的服务，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做的。 总而言之，培育新农民、培育新型农业主体、培育新型农业科技、培育新型农业业态，这些方面我们大有可为。我相信农村天地很广阔，容得下数以千万计的新青年，我相信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行各业都会共同行动起来，包括城市的青年人行动起来到农村去，到农村需要的地方去，贡献聪明才智，用勤奋、智慧、拼搏实现他们的梦想，达到农村发展、农民富裕、企业增收的目标，这就是今天乡村振兴给我们带来的新格局。文章选自新华网，2018年6月21日
2018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