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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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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实现“世界级起飞”
作者简介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去年7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由此进入快车道。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成为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依托之一。 相比世界上著名的三大湾区——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有着独特的优势。在认清粤港澳大湾区优势的基础上，应当重点分析解决一些阻碍大湾区定位发展的因素，积极学习国外湾区建设经验，最终实现对内提升粤港澳融合发展水平，对外推进我国整体开放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在人才、金融、产业体系、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领域存在明显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总人口约6659万，庞大的人口基数、众多国内外人才聚集，使其具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广州及深圳也具有很强的金融中心属性，各类金融资源丰富，跨境业务空间很大。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健全，既有佛山等一批制造业集群，又有深圳这样的科技创新产业基地，还有香港作为金融产业和服务业的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中国南部，背靠中国内陆腹地，对外可辐射东亚、东南亚各地。大湾区目前的基础设施已具贯通的条件，北京到香港的高铁互通、港珠澳大桥建成，一小时内的大湾区高铁半径形成，全程涉及到大湾区的11个城市。 同时也要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广东、香港和澳门是在政治制度、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行政体系上都有差异的三个地区，三地在法律、税务等一些配套设施上也多有不同。比如在相关税收方面，香港人在内地工作超过183天，就要额外缴纳税收，只有停留少于183天，才只计算内地所得工资。这类差异对于大湾区的人员、人才交流影响很大。除了上述软性层面，目前的人口流动、交通运输等硬件上也还有一些欠缺。 要克服上述问题，目前看来可以从多方面着手，从疏通整个湾区网络入手，以市场为主导，以政府合作为辅助，共同将三地的不同制度文化和目标诉求融入到一个市场网络和愿景中来。这些工作包括： 建立湾区“大脑中枢”机构，统一协调三地事务。粤港澳大湾区涉及到两个特别行政区和9个城市的协调，需要国家成立大湾区相关领导机构，形成中央建立领导机构、相关部委协同和粤港澳参与的机制，还要建立起具体的协调机制。 推动整个湾区人员的自由流动，解除大湾区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在税收、签证政策方面出台对香港、澳门更开放的政策。比如规定，大湾区内部人员不管是从港澳去内地，还是从内地到港澳，如果是短期工作，一两年内在纳税、签证方面尽量简化。 香港、澳门与内地的公共交通仍需进一步互通。由于香港很多年轻人面临着购房难的问题，如果大湾区最终能够形成三地互通，借助便利的交通，可以实现大湾区内居民“在港上班、在内地居住”的可能，这不仅能够解决香港的住房难问题，还能为年轻人提供机会，有助于社会稳定。 把大湾区打造成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吸引海外资金，而当地财富也需要有相关机构管理，这有利于促进大陆资本市场的发展，减少资本市场的波动。如果能够打造大湾区财富管理中心，不仅能够吸引资金，本身对大湾区的金融支持也会非常大，同时还有利于培育和促进大陆的金融市场。 利用地区庞大的市场和资源，使大湾区成为生产、运输、推广、销售方面全面良性循环的生产基地，把大湾区的人流、资金、物流的长处发挥到最大，并把各个城市联合在一起。 以香港为例。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资本市场、引进外资方面有独特的优势，香港的金融市场可以更好地发挥吸引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企业来上市的作用，包括吸引印度、中东、美国、欧洲等地区的企业。如果能把海外优秀的公司引到香港上市，这有利于推动香港的资本市场发展，进而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依托大型科技企业、科技人才，把全球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引进来，同时能够利用大湾区强大的市场、先进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把大湾区打造为国际高端科技制造中心。 有理由相信，依靠我国现有的发展基础以及国家战略层面的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一定能够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产业城市集群。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4月22日
2018年4月24日 -
何亚非：对中国封锁核心技术，美国这是鼠目寸光了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最近，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中兴禁令七年，再回想前不久美国对华为的打压，美国企图扼杀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意图昭然若揭。数月来，美国特朗普政府祭起“美国第一”的旗帜，对中国挥舞贸易战大棒，“山雨欲来风满楼”，其打击目标主要也是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就中美贸易摩擦而言，中国政府做出强硬反应，坚定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寻求谈判解决贸易摩擦和争端。目前看，双方强硬表态的背后经贸谈判紧锣密鼓，虽然特朗普“深夜推特”绵延不绝，美国顽固坚持其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错误立场也难以改变，但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不会改变，贸易谈判取得妥协，贸易摩擦强度和烈度降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从中美关系的大视野看，贸易摩擦即便是发生贸易战也只是两国关系起起伏伏的表现形式之一，并非中美关系的全部，更不是关系的核心。近来，美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等方面扬言滋事，试图挑战中国的底线；坚持在高科技领域禁止向中国出口，并持续打压中国为数不多、在国际上名声鹊起的高科技企业；继续在南海和西太平洋保持军事高压态势。这里的问题就不是简单的贸易逆差或者人民币升值、贬值的问题了，它涉及美国对中国全面发展、实力逐步接近西方平均水平的战略意图的判断，也就是把中国当作“合作伙伴”还是“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大是大非问题。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双方战略取向矛盾和文明差异突出，对未来国际秩序和世界的看法也有很大不同。“美国治下和平”时代的终结、全球治理“东西方共同治理”替代“西方治理”时代的来临，美国心理准备严重不足。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经济军事实力增强，以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增大，中国发展模式成功及其吸引力增加，产生了强烈的“战略焦虑感”和严重的“不适应症”，对华政策摇摆性加大，常常对本可以稳妥协商解决的事情反应过激，而且双方地缘政治经济矛盾逐步公开化。中美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期，面临严峻考验。 2018年美国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都明确的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开始在各项对华政策，特别是军事和高科技领域逐步体现出来。这些趋势需要高度重视，但不必“对号入座”，就此进入“全面对抗模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冷静观察，认真应对。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国际秩序转换期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中美两国位居世界前列，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有矛盾和摩擦其实是正常的，关键在于各自如何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是“合作共赢”，还是对立对抗？这自然涉及各自对对方的战略认知和政策应对。虽然美国正在形成对华强硬施压的战略和政策，但是在全球化催生了全球“利益共同体”的今天，国际事务包括中美双边和多边关系已经不可能由美国“独行专断”了。中国在坚定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努力践行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保持习近平主席常说的“战略定力”。而整体国际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化势头不可阻挡，绝大多数国家支持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也不可能因为一个国家的“蛮横”而一夜崩溃。 由此可见，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将会好事多磨，进入较长时间的摩擦期和磨合期。在两国关系这个起承转合的时期，中美各种摩擦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矛盾将如影随行，伴随着两国关系的起起伏伏，持续相当长时间，成为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新常态”。有了宏观层面的认识，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发展还是硬道理。其中，中国发展的核心技术，譬如芯片、发动机等等，我们决不能幻想美国会“网开一面”，必须按照习近平主席的指示，集中全国优势力量打歼灭战，形成一批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和产业。 中美建交近四十年，历来是既斗争又合作，以斗争求合作，以合作稳关系，经贸关系如此，政治安全关系也是如此。我们要在总结这四十年两国关系跌宕起伏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保持冷静，遇事不慌，从最好处做努力，从最坏处做准备，努力实现两国关系新的磨合期平稳顺利。实现中美的双赢和世界的多赢。当前，十分重要的是静心“十年磨剑”，努力攻关培育中国的核心技术，真正的以创新为引领，带动经济的升级换代，大国和强国靠吆喝解决不了问题，靠的是埋头苦干、艰苦奋斗、改革开放，以实现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军事强国的民族复兴。 中美贸易逆差既来自中国与其它供货国家和地区的逆差，更是美国对中国实行高科技封锁的结果。试想中国要买多少大豆、猪肉、葡萄酒、坚果等农产品才可能平衡这些所谓数额庞大的逆差呢？至于是否会爆发贸易战，还是就此“偃旗息鼓”了，这需要谈判的耐心和毅力。中美两国体量大、对世界贸易影响大，两国贸易磨擦一“过招”，“晴雨表”作用就出来了，世界各地股市和市场立即有大反应、大动荡。习近平主席最近博鳌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表达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和支持全球自由贸易的决心，全球市场信心回升、反应热烈，各地股市纷纷回暖。这表现出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特别关注，对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对全球治理体系积极态度的高度重视。 我们看到，无论是贸易摩擦，还是高科技禁令，以及别的什么施压手段，中国都淡定应对、对等处理，因为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和力量，我们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中国已经做好准备，想欺负中国，让中国吞什么苦果，中国人民不会答应！ 据世界银行统计，2017年美国和中国的GDP分别是18.03万亿美元和11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24.32%和14.84%。世界两大经济体合计占全球近40%的份额，“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已被历史所反复证明，对两国如此，对全球经济也是如此。 至于美国“锁定中国”为战略对手，并从各个方面进行“围堵”和挤压，搞什么高科技封锁，或者借手盟友搞“离岸平衡”、“印太战略”等等，这在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新时代，美国也就是“一厢情愿”而已，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需要顺应历史潮流，认真思考两国关系和世界的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与中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全球治理层面看，美国对华继续实行高科技封锁、打压中国企业、拒绝中国企业进入美国投资发展，这完全违背了美国自己建立的世界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破坏了自己制定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其结果只能是“损人不利己”，或者说现在占小便宜，将来吃大亏。这是因为： 一是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方的地位将会严重动摇，其公信力和领导力势必进一步受损。 美国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美国不愿放弃对世界事务包括全球治理的领导权，美国正在加强军事力量、加强美元体系、做大美国资本的世界市场；另一方面，美国不愿再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放弃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弃置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对世界贸易组织弃之不用，并在贸易领域肆无忌惮的单方面施压，甚至不惜打贸易战，为美国谋取更多的“短期利益”。对新兴大国进行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压制和封杀，美国这种做法不仅遭到各国普遍反对，连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精英、众多企业以及普通百姓的反对声也日益高涨。 二是美国这么做将严重损害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亚当·斯密说过，贸易是“你需我要”的结果，因此出现贸易顺/逆差是正常现象。有贸易就有投资，有投资就有技术的转让和相互学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目的是确保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环境，一旦出现经济贸易投资等争端和摩擦，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如果动辄进行制裁、封杀、加税，强势欺人，那么世界经济就会回到“丛林规则”横行的“你死我活”原始状态。人类历史就会倒退。 习近平主席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了中国扩大开放的一系列重大新举措，无论是金融业进一步开放，大量扩大进口、降低关税，还是下大力气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无一不在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将成为中国的自觉行动。这是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对世界的新贡献，将为全球治理新时代提供“中国方案”。 还是那句老话，中美“合作共赢”才是唯一正确的选项。美国应该认真反思对中国华为、中兴等企业的态度，坚持自由、公正、公平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从长远看，这对美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8年4月19日
2018年4月23日 -
李稻葵：从有形无神到形神兼备
李稻葵，全国政协委员，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国企改革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还要能够抓住一些典型案例，供人模仿，供人超越。”关于国企改革，这是经济学家李稻葵一直以来的观点。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这种“典型”出现了吗？ 首先来看总量。2017年是几年来国企成绩最耀眼的一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0万亿元，利润总额达2.9万亿元，比2016年分别增长14.7%和23.5%。其中央企的营业收入达到26.4万亿元，实现利润1.42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3.3%和15.2%。与此同时，国企在科技创新、重大工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也勇担大任，用国资委主任肖亚庆的话说，国资国企改革“成效良好”。 再来看典型。2017年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年中启动的联通混改。经过此次改革，联通引入了BATJ等社会资本，股权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机构也实现了“大瘦身”，仅总部编制人员就减少了50.14%，无论如何，都可以称得上“典型”了。 但是，当记者请李稻葵评价去年国企改革的成果时，他的态度仍然有所保留，最后给出了四字总结——有形无神。 形，是指股权结构；而神，则指企业的经营行为，要实现行为方式上的彻底转变，国企改革仍有事要做。 寻找新动能 驱动改革的总是时代变迁，国资国企改革也概莫能外，而这个时代最为核心的变化之一，是动力结构的调整。 “我是开电动汽车来的”，在政协会场遇到李稻葵的时候，他这样告诉记者。这几年，他的出行大都依靠电做动力，如电动摩托、电动汽车。据了解，李稻葵是宝马电动摩托首位中国车主，而此次，他又向记者大力推荐插电混合动力汽车，因为“没有续航焦虑”。 电动车的出现，标志着世界动力体系的转变，李稻葵称之为“新电气化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与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舒印彪不谋而合。 电气化革命并不仅仅限于动力结构的变化，更为深层次的还有电源结构的调整，从上游发电领域看，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的发电技术日新月异，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的能源结构。 而从下游生产领域看，电气化引发的变化则更为深刻和广泛，李稻葵将其概括为三点：一是制造业发生了变化，因为以电为动力带来了设备的简单化，不再依赖内燃机和变速箱；二是实现了生产的模块化，提高了生产效率，比如一个人就可以组装一辆电动车，这大大降低了生产门槛，给了中国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三是引发了商业模式的变革，带来了分时租赁、共享出行等一系列变革。 从这种传导机制看，多位于上游的能源央企，发挥的是提纲挈领和引领潮流的重大作用。 但是，能源央企的特殊性，在于其自然垄断的特征，这一点，也决定了它的变革必然要面临市场与管制的两难。因为存在自然垄断和规模效益，规模越大，成本越低，所以不可能遍地开花，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竞争，也就无从受到完全自由市场所带来的激励。 对此，李稻葵给出了自己的药方。他认为对于这部分央企，监管者应该承担起激励者的角色，具体来说，就是给企业下达考核指标，也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出资人监管权责清单”。清单中的指标可包括三类：一是技术指标，要求央企在技术上领先全球，如国家电网的特高压工程；二是能源安全指标，即能源供给必须满足居民生活保障、重大工程保障，等等；第三才是财务指标，只要企业能够保证一定的利润，就可以了。 在完成这三个指标的情况下，剩余的自主权，就应该完全交给企业了。 赋予自主权 自主权，或者说控制权，是李稻葵近年来频繁提到的一个词汇。 自主权的背后是产权。如同奥利弗·哈特的产权理论所提到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契约本身也是不完整的，这就给了签约的某一方事后“敲竹杠”的机会。为了解决这种不完全契约的问题，哈特提出了“剩余控制权”的概念——只要是契约里没有完全明确的权力，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都可以自行裁决。 没能完全放开控制权，在李稻葵看来，正是国企改革的症结所在。他主张，在满足技术领先、保障能源安全和实现一定的利润这三个条件下，央企应该拥有真正的“剩余控制权”。因为企业不是政府，国有企业改革的灵魂，就是要充分相信并授权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把控制权交到最有创意、最有想法的人手中，把他们当成真正的企业家看待，给他们充分的控制权。 为什么有的国企人才总是流失？为什么有的国企连内部网站都建不好？问题都出在控制权上。政府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政府和企业之间边界不清，导致两者效率都不高。对于国内喜欢谈到的新加坡淡马锡的例子，李稻葵认为淡马锡成功的秘诀有两个：一是在商言商。淡马锡的CEO虽然是新加坡的总理夫人，但并不干涉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此外，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工资待遇也完全不同于政府公务员，而是由市场决定的；二是在企业和政府之间设有一层“防火墙”，那就是董事会，企业的经营活动完全在董事会的指导下进行，不受政府干预。 因控制权不足而导致的效率损失随处可见。李稻葵向记者举了清华大学的例子，他说，在清华的所有建筑中，最丑的就是建筑学院的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建筑学院的大师、大佬太多了，大家都想发表意见，都想指手画脚，结果导致真正的设计者畏首畏尾，最后造出来的只能是个“四不像”。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国企改革，对于国资委来说，管资本比管企业更重要，国有企业的工资待遇也要放开，交由市场决定，这样才能吸引到真正有能力、有创意、有想法的人才，从而保证国企改革真正实现“形神兼备”，走在高质量发展的前列。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8年4月19日
2018年4月23日 -
【中国新闻网】中国推海南免签新政 释对外开放强信号
中新社北京4月18日电（周乾宪）中国公安部18日宣布，自2018年5月1日起，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专家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纷纷表示，国家移民管理局组建之初出台这一政策，是在践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承诺，更高水平的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这不仅是一项支持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出入境配套措施，”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提到，“政策带来人员流动便利，产生的集聚效应将促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在王辉耀看来，更值得注意的是政策背后透露的“开放”信号。他说，海南经济特区先行先试，被赋予的改革开放新使命将在全国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具体来说，此次海南实施的入境免签政策将适用国家由26国放宽到59国；免签入境后停留时间从15天或21天统一延长至30天；在保留旅行社邀请接待模式的前提下，将团队免签放宽为个人免签。 “这让外国旅客有更充裕的时间来了解中国、游览旅游景点以及开展商务活动。”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陈奕平对记者说，提供便利让外国游客多来看看新一轮改革开放下的中国，也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机会。 目前，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均开始实施部分国家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从过去的24小时过境免签到72小时，再到现在的144小时，时间不断延长、范围不断扩大。 陈奕平还提醒，为外国商务和旅游入境者提供便利是一方面，如何同时提高免签地的吸引力则需要各部门形成合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好推广营销，方能擦亮地域名片，打造中国品牌形象。 不久前，外交部河南全球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现场不仅展示了牡丹画、剪纸、贾湖骨笛，还展现了豫剧、少林功夫、太极等中原文化元素，以及河南跨境贸易的“买全球、卖全球”等，颇具特色。 如今，开放中的中国，不仅喜迎八方来客，也让中国游客能够“说走就走”。截至2018年3月15日，对中国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提供免签、落地签的国家数量已达68个，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个。 未来中国如何获得更多免签机会？长期从事移民法研究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国福认为，最根本的还是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是一国考虑是否给予另一国免签待遇的重要依据。 “鉴于中国地域间发展差距较明显，中国可通过‘以点带面’，争取从部分地区部分群体免签向全民免签过渡。”刘国福还提到，要提高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的诚信意识，减少发生逾期不归，损害当地人利益等行为。 国家移民管理局副局长曲云海在当天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加强宏观研究、政策统筹和服务延伸，持续推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吸引人才入境居留、便利民众办证通关等政策措施。 对此，刘国福建议，中国应对自身的国际移民政策从宏观上进行明晰规划，包括对国际移民群体进行细分，精准推出移民政策，形成常态化机制，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4月19日
2018年4月23日 -
张燕生：海南完成国家使命需解决三大问题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30年，弹指一挥间。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从昔日相对封闭落后的边陲小岛发展成为中国最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上周五，三十而立的海南又迎来好消息。4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在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一时间，中国自贸试验区报道（ID：zmsyqbd）采访到了参与关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相关研究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请他为我们分析自由港落地海南的原因及意义，原文“专访 | 张燕生：海南自由贸易港提振世界信心”。 根据最新《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后称《指导意见》），海南更被赋予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战略定位。 究竟海南自贸试验区有何特色？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如何建设？眼下面临哪些难点？自贸君再次邀请张燕生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Q1全域自贸有何不同？“发展旅游、现代服务是大方向，要往上走”自贸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施范围是为海南岛全岛，它和前三批自贸区相比，有何差异性？ 张燕生：大家都知道，现在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都是局部的，但海南是全域的，也就是在海南，没有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非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区别，没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之分。比如说商品，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非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必须有物理的隔离，在上海也有试验区内和试验区外，但海南没有。 因为全域，加上海南岛这个区位地理优势，它可以尝试最开放的政策，可以尝试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制度和做法，也就是它的后顾之忧更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它是第一个全域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地。 自贸君：《指导意见》还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体现中国特色，符合海南发展定位，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重点。如何理解这一定位？ 张燕生：过去几十年，我们发展的是加工贸易，就是代工。那么，海南要想发展，它的三大优势之一就是生态环境，如果把它变成了世界的加工厂，那么这个生态环境还能保持吗？因为加工贸易很多都还是低端。 因此，国家非常明确，海南应该发展旅游，发展现代服务，这是个大方向。因为无论是旅游还是现代服务，它一定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所以，国家希望它能够聚全球人才，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吸引全球人才的引才机制。 我个人建议还是要往上走，走它的绿色、人文、高端，走这种旅游，走国际的，像博鳌推动的这种国际会展中心。Q2实现目标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能力建设，制度建设和跨境的网络建设”自贸君：海南承载了很多期待，但从实际来看，它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 张燕生：在我看来，海南应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能力建设，第二，制度建设，第三，跨境的网络建设。 能力建设必须要聚全球人才，因此它必须要建立起能够吸引全球人才的引才机制。而建立这样的机制，海南就必须要保持它的绿色、宜居、智慧。因为全球的人才都喜欢宜居的地方，绿色的地方和智慧的地方。 自贸君：制度建设是指什么？ 张燕生：制度建设，就是要成为制度的高地。举个简单例子，比如香港，它的经济自由度可以24年保持全球第一，那就是说明市场起了决定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香港是落了地的。那么，在海南怎么落地呢？其实还有一句话，“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也就是政府在维护绿色、公平、创新、协调、开放等方面，怎么更好地起作用。 所以制度建设，实际上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它怎么能够营造像香港一样经济自由度全球第一，同时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方面，又是做得很好的。 第二，你可以看到，香港的投资环境，除了少数受限制，其他方面民企、国企、外企都是一视同仁的。它是一个高标准的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高标准的投资环境。因此，海南怎么做到？ 第三点，香港的营商环境全球第五，它的营商环境效率和便利化全球第五。海南的营商环境效率和便利化怎么能做到全球前列？也就是在海南注册一家公司，获得一笔信贷，获得一项施工许可证等，参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海南能做到第几？ 因此，从这个角度，制度高地怎么才能做到？我认为，海南应该同上海开展自贸试验区之间的“区对区”的合作，同时，应该和香港进行“区对区”的合作，实现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和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对接，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制度的高低。 也就是说，当你有了世界上最规范的法治，最国际化的制度和最市场化的制度，那么，你肯定是一个能吸引全球人才的地方。 自贸君：如何理解跨境的网络建设？ 张燕生：如果就海南谈海南，没有太多可做的，但如果是国家使命，它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那它可以说，因为有国家使命，就可以创新，构建一个跨境的创新网络。 所谓跨境的创新网络，就是说海南是作为一个支点、一个枢纽，把全世界创新的成果、创新的信息、创新的体制、创新的文化吸引到海南来，同时能够吸引到整个国家，那海南的作用才是真正体现了。 也就是相当于世界有多大，这个跨境的网络就有多大，这样海南的作用就会变得非常强大。它就是一个平台、一个窗口、一个桥梁，这就是国家使命。文章选自每日经济新闻，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23日 -
张蕴岭：如果没有了多边体系规则，将会怎样？
张蕴岭，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最近，美国特朗普总统动作频频，接连采取单边贸易惩罚措施，先是宣布对出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惩罚性关税，接着，对涉及中国的600亿美元的产品提高关税，而中国则立即宣布对美国几十亿美元的产品提高关税。尽管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巴西得到暂时豁免，但美国也是利剑在手。然而一旦美国动手，这些国家也会对美国实施报复。若如此，令人担忧的大规模贸易战就将爆发。 特朗普这样做并不奇怪，因为他有一个认知：以往各届政府谈判的自贸区协定让美国吃了亏，现行世界贸易体系不公平，美国是受害者。为此，他要重谈北美自贸协定，重谈美韩自贸协定，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甚至声言退出世贸组织（WTO）。然而，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这样做影响巨大，不仅会对世界贸易的发展造成损害，而且会动摇世界贸易的规则基础。 二战后，世界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而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又快于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这表明贸易交换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得到两个支柱的支撑：一是基于开放发展的国别政策；二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前一个支柱的核心理念是开放和参与可以获益，有助于经济发展；后一个支柱的功能是在多边体系下的交易有章可循。多边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是：其一，非歧视性，即市场开放对所有成员适用；其二，遵守规则，出现贸易争端通过多边机制解决。这些基本原则可以防止成员采取差别性贸易政策和单边保护措施。尽管以往也出现贸易战，但是多边体系的基本框架还是被维护的，且在多边框架下，通过多轮贸易谈判，使世界市场的开放度越来越大，规则的涵盖范围也越来越广，扩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行为。 其实，美国一直是个“两面派”，一方面它是二战后多边贸易体系构建的积极推动者，另一方面它又凭借自身的老大地位，制定单边规则，对它国实施单边制裁。美国这样做的理由是其拥有巨大的贸易逆差。从表面看，这个理由不是不可以理解，但实际上问题出在其自身：美国人储蓄率低，加上信贷扩张，造成超级消费，买的东西多，进口就多；美元是世界货币，长期财政赤字，大量发行美元，没有节制；美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成本低的国家，产品再出口到美国，等等。因此，单靠提高关税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 就中美贸易逆差而言，问题更为复杂：一是大量生产转移到中国，其中也包括美国的公司，中国成为加工出口地，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转移出口；二是现有的统计方式加大了中国的顺差额，以离岸价计算的贸易出口把账全部算在中国头上，实际上，多数产品在中国的附加值很低。当然，中国自身也有问题，比如有些产品生产扩张太快，产品过度依赖出口，长期对美保持巨大的贸易顺差。这些都需要调整，有些需要中国主动做（比如关停并转），有些则是市场自身调整（比如成本上升向外转移）。不过，调整都需要时间。 总的看，美国应该是贸易逆差的受益者，当然长期过度的逆差也不可持续。但美国经济结构失衡，首先要靠自己整改，单靠制裁、提高关税行不通。美国历届政府都搞过单边贸易制裁，但结果还是贸易逆差不断升高。现在出现的严重问题是，搞贸易战破坏了国际贸易规则，使多边贸易体系遭到破坏，这对世界经济发展来说是灾难性的。事实上，多边贸易体系的诞生，就是基于上世纪30年代搞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战导致世界陷入严重危机的教训。 从理论上讲，一个开放的市场会使参与者都从中获益，但在现实中，一则受益不均衡，二则贸易条件也不均衡。且出于各种原因，贸易不平衡的分布也很不均匀，由于参与者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市场的开放度不同，因此搞机械的贸易平衡也行不通。特朗普声言，市场开放要互惠，关税要对等，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贸易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既要靠自我纠正，也要靠协商谈判解决，出现争端要靠多边诉讼裁决，而多边体系裁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必须得到尊重和落实。 针对特朗普的单边主义，WTO前总干事拉米建议其他成员集体向WTO提起诉讼。但笔者认为，意愿是好的，可行度很低。可选的方案是有关方坐下来协商谈判，达不成协议再提交WTO裁决。曾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卡拉·希尔斯说过，如果没有WTO，那就只剩下“丛林法则”了。好在，现在各方还在努力进行协商，并希望通过多边规则解决分歧，但愿贸易战可以避免。文章选自《世界知识》杂志，2018年4月13日
2018年4月23日 -
【科技日报】房子 票子 “帽子” 能让人才扎根高校吗
“既然要引进人才做出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且各项指标都要与国际接轨，薪资也应与之相匹配，与国际接轨。” 近日，全国各地及高校院所陆续公布应聘人才优惠政策，给钱、送房、落户口、授“帽子”头衔已然成为“抢人”标配，掀起一场“人才争夺战”，海外高端人才更是被“抢”的重头戏。有人说，引进人才犹如找对象。如何找准那个对的人，同处屋檐下专心科研，相看两不厌；又如何让人才落地扎根结出科研硕果，琴瑟相谐过好日子？找准对的贤才 不功利做攀比 让引进人才不为“柴米油盐”所困扰，提供的物质条件自然要杠杠的。今年一开春，各大院校纷纷发布2018年海内外人才招聘计划，列出房子票子和“帽子”，一时间“抢人”大战全面爆发。 例如，山东大学面向海外招聘人才计划，除享受最高50万元年薪和绩效奖励外，最高还可获得600万元学科建设经费、安家及住房补助150万元（含国家及山东省补助）。东南大学的引人计划开出优惠条件，提供购房货币化补贴300万元或以高于补贴的优惠购买人才特批房。 抢人才本身无可厚非，提高人才待遇也是大势所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避免功利化的倾向。 “提供丰厚待遇的目的，是希望帮助引进的人才解决所有不必要的生活之忧，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培养好每一个学生，做好每一项研究。利用高的薪水挖人是每个行业都会用到的最普通的一种引才方式，背后的驱动力是对所引人才的强烈需求。而就待遇而言，我们认为一直以来我国高校跟发达国家高校还是有差距的。既然要引进人才做出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且各项指标都要与国际接轨，薪资也应与之相匹配，与国际接轨。”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院长孙立涛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关于高校挖人的话题，在今年的两会上也引来了两会代表的热议。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向曾感慨，各高校人才大战中的攀比，特别是待遇攀比，让人感到实在是追不上，也比不了。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市场竞争当然不排斥合理的‘挖人才’竞争，但是如果过于急功近利，将不利于人才建设。因此，我国高校之间应达成共识，促进办学的良性竞争”。评价切合实际 不唯“帽子”而论 一位任教于京城名校的年轻学者想跳槽到上海高校，但经多次应聘发现头上没顶“帽子”，享受不了引进人才待遇。即便应聘成功，一年薪资仅10多万元，待遇还不及原单位。 “在我们这样的大学，有‘帽子’的才称得上人才。” 他苦笑道。 所谓“帽子”，指目前中央各部委和单位出台的各种人才计划，如中组部“千人计划”“青年千人”到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长江”，以及中科院的“百人计划”等。 目前，为对接“双一流”建设计划，许多高校在人才引进计划中比较热衷考虑招聘头上有“帽子”的学者。而有“帽”与无“帽”之间的待遇差距，用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薛宇的话来说，简直是“天壤之别”。 那么，没“帽子”的今后还有出路吗？ 熊丙奇认为，有些大学将引进多少身份、“帽子”等头衔的学者，作为人才建设的重要政绩。这种以“帽子”论人才的观念，会带来人才队伍的极不稳定，也令大家心浮气躁。还会出现把人才建设的主要精力用于引进人才，而非培养、使用已有的人才，这让引进的人才难以发挥作用。 因此，有学者提出要推动人才称号“去利益化”，将学科设置、重点学科评选、科研启动经费、个人升迁以及学术成果评价等人才称号脱钩，把人才称号还原为反映科研贡献和学术能力的一种科学荣誉。 “‘帽子’本来就是一个评价体系，能被评到国家的相关人才计划是件很好的事，只是现在同类或同量级的‘帽子’太多容易分散科研人员精力。关键前提是，指挥棒今后往哪里指引，以及如何对同类帽子进行合并或设置同类申请限制等进行优化。东南大学在对外招聘高端人才时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唯‘帽子’论，学校也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对未通过‘青年千人’答辩、但学术水平特别优秀者，也将通过校内人才政策予以支持。例如，将其3—5篇代表作送外校专家审议，来看是否可申请到同等职位，如教授、上岗教授或副教授等。”孙立涛告诉记者。引人贵在“引心” 眼光需放长远 人们常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如何让校方与引进人才琴瑟相谐？ “教学科研本身虽说辛劳艰苦，但让高校教师及科研人员感到烦恼累心的往往是其他杂事，如行政、财务及相关管理上的一些琐事。”孙立涛说，尽管现在高校硬件环境不断提升，如建了很多教学楼、实验平台等，但在行政管理、服务意识等方面与国外尚存差距，亟待提升。 对于高校间的抢人，企业也很关注。 “目前，全国各地及高校在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方面出台的优惠政策，不单是延续‘千人计划’等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也使对人才需求的标准和条件更加清晰具体。”北京诺亦腾科技有限公司CEO刘昊扬说，这对未来的人才工作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引进高层次人才竞争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我国要参与全球化、建设“一带一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飞跃，就需要今后把人才强国战略提到高度，打造全国乃至世界人才联动机制。 此外，不能总盯着引进高端人才，还需重视培养一些娴熟的技工、工匠等技能人才。引才关键在“引心”，“金凤凰”方能栖息扎根。畅所欲言 抢人大战谨防政策“烂尾”——杨 仑 近日，各高校间的抢人大战愈演愈烈。校长们纷纷化身猎头，竞相赴海外招揽贤才。百万年薪、提供住房、安排子女入学、巨额启动经费等等一条龙福利“轰炸”。 人才是创新创业、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尽管优惠条件听起来令人咋舌，但如果能快速聚合科研力量、为我国制造2025及长期科研计划提供智力支撑，实现弯道超车的目的，这样做无可厚非。 事实上，对于人才的争夺，须置于国际化背景之下来考量。发达国家历来重视对人才的争夺。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国家都对产业迫切需要、且自身科研薄弱环节的人才大开绿灯，给予了各项优惠政策。 因此海外抢人，必须有国际竞争的视角。这就要求抢人行为不仅仅是一校、一地甚至一省的政策，需要更高层级之间的融合与协同。 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此时出台、承诺的政策，必须具有严格的可执行性和延续性。当下抢人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各校纷纷出台政策，难免有过热的嫌疑。如何避免新官不理后账、保障政策承诺顺利实施，不但关系到已引入人才的人心稳定，安于做科研，更关系到我国高校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和软实力。 抢人政策不应该是一锤子买卖，必须具有适应性。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引入了人才的同时，需要对土壤深耕施肥、需要阳光雨露滋养，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否则，政策之间互相打架，只能逼迫真正的人才流向更自由、更适合生长的环境。 人才的抉择尤需多元化评价体系。在国内引才过程中暴露出的唯头衔论、唯论文论的问题，在海外人才市场同样存在。 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好的政策要有好的执行，不能让歪嘴的和尚念偏了经。引才也好、抢人也罢，最终的目的是要发挥人才的智力优势。文章选自《科技日报》，2018年4月19日
2018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