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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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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蔚华: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已发生一系列变化
理事简介马蔚华,原招商银行行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 中新网北京12月29日电 (记者 闫晓虹)业内专家认为,近两年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巨变,尤其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关键突破口。当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已发生一系列变化。 记者29日获悉,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行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马蔚华在中国绿公司年会——松下论坛上表示,跨国公司一直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传统优势,而目前跨国企业如何与中国企业合作进行技术研发,并携手创造新的价值,已成为中外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 他透露,近些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发生以下变化: 首先,跨国公司将中国视作其全球重要的创新基地。以往跨国公司只将其生产制造环节移至中国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很多跨国公司已经将中国视作其全球重要的创新基地,并不断加大投资力度。 根据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1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3.9%,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97.7%。在高技术服务业中,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实际使用外资涨幅较高,这是一个重大的趋势性变化,科技创新是和需求联系在一起的,给他们提供了动力,这是科技创新的出发点。 其次,跨国公司与本地需求相结合创造新价值。跨国公司正在将其全球化的视野与本地化的需求相融合,创造出独特的本地价值。跨国公司不仅在中国组建研发团队,还在中国本地化产品线研发的指导思路下,直接做本地化的新品需求分析研究,最后实现产品的研发制造。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在本土化创新方面正在逐步加强。 第三,经营理念和价值观的融合。跨国公司还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与经营理念同中国文化相结合,提出了切合中国本土发展的经营之道。这使得跨国公司可以更加快速地融入到中国市场中。(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 2016年12月29日
2017年1月13日 -
【光明日报】中国智库:心怀风云行大道
当今国际秩序正在进行深刻的调整变化,国际关系处于重要的转折关口。这一形势变化,在为我国智库界提出更多挑战的同时,也成为各类智库在国际舞台上显露峥嵘的难得历史机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2017”将“国际影响力”作为重要维度,置于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全面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是具有现实价值和深远意义的主题对焦。 在大会讨论和三个平行分论坛上,智库中人放眼风云变幻的全球局势,围绕我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战略,就加强和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智慧碰撞。服务和用好主场外交提升全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 2016年9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作为近年来我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峰会,载入全球经济治理史册。回顾这一主场外交,无法忽视智库在其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作为一支新兴力量,智库凭借公共外交优势,在国际舞台灵活地穿针引线、积极凝聚各方共识、有效开展议程设置,成为峰会一大亮点,为我国对外交往积累了宝贵经验。 2017年,我国又将迎来两项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上半年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下半年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珠玉在前,各方对智库界寄予厚望。有效应对全球性重大议题,需要智库界提出真知灼见;贯穿全年的两项主场外交活动,也将为智库自身国际影响力提升提供难得的主场助推。 以服务和用好两项主场外交活动为思考基点,智库专家学者就提升智库国际影响力贡献思考。 既要留意具体,又要着眼根本。在中央党校教授赵磊看来,我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既要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如资金、项目、人员,也要提供理念性公共产品,如治理方案,更要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并通过区域性的制度安排推动全球性制度的完善与重组。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柯银斌态度鲜明:“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制度之争,智库要为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提供智力支持。” 既要解决中国问题,又要跳出中国看中国。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当前海内外交流日益频繁,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大不大,首先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得好不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王义桅指出,很多问题看似“中国问题”,实际上是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问题。“中国智库既要伐中国之谋,也要伐世界之谋,提出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方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认为,各国智库需要互联互通,搭建交流平台,围绕各方共同关切和各自诉求,展开对话和探索。 既要着眼当前想办法,又要把握长远谋未来。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指出,当今到了中国智库“走出去”的时代,智库要积极在海外设置分支机构,利用好海外数量庞大的华人华侨资源。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看来,开展基础性、长远性、战略性问题研究,是学术研究型智库安身立命和增强国际影响力之本,我们要获得话语权,就必须对世界发展趋势进行精准把握。 既要在国际舞台挥洒自如,又要以静定功夫夯基培土。在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看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积极配合国家总体外交议程,精心设置议题,同时推动国内外话语体系转换。对于智库建设,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常务副理事长王灵桂认为,要在“修齐治平”四字上着力。修,即开展精细化基础研究,坚持一地一策、一事一策。齐,即带好队伍,同时开展“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学术共同体建设。治,就是要出好主意、想好办法,当好国家参谋。平,就是要有战略意识、战略眼光、战略思维。经营国际传播“百年老店”开拓公共外交施展空间 面对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我们如何在国际话语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认为,智库实现有效传播有赖于思想产品的创新,这是智库传播力的灵魂。另外,以网络为媒体的传播是国际社会智库传播的重要发展趋势,根据定量研究分析,我国智库网站的国际影响力较弱,更谈不上利用社交媒体来进行国际传播,值得国内智库界高度重视。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于运全说,兰德公司不是一天建成的,互联网时代经营智库尤其要有品牌意识,以敬畏之心打造国际传播的“百年老店”。 上海高校智库管理中心执行副主任沈国麟强调,要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周边国家的舆论生态,不能只关注美英媒体。 随着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智库公共外交作为政府外交的重要补充,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院长竺彩华认为,与政府外交相比,智库开展公共外交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智库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世界大势作出判断,以创新思维在对外政策制定上发挥前瞻作用。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信息室主任冯钺认为,公共外交重在“交”字,我们现在和世界上主要智库的交往非常不够,要解放思想、进行制度革新,激发公共外交潜能。营造健康文化氛围实现与决策层良性互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我国智库文化建设迎来了“黄金时代”。专家学者认为,智库要增强国际影响力,必须加强健康文化氛围营造。 智库功能影响智库文化,对智库文化的深刻认知将助推智库功能的实现。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指出,学术可以是学者的“一管之见”,但智库的研究对象必须是“前世今生”“左邻右舍”“从头到脚”“行之上下”。智库要解决的问题是综合性的,这是与学术研究的根本不同。很多智库研究跟一般学术研究几无区别,能解决什么问题? 谈及目前智库文化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方长平指出:过于重视短期成果和应急性研究,缺乏开展战略性、开创性研究氛围;过于重视领导批示和媒体影响,缺乏开展精品内容建设的浓厚氛围;研究、反映、解释社会现象不足,设置议题能力不够。 决策影响力是智库影响力的根本保障,与决策者实现良性互动是形成智库影响力的根本途径。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杜志章认为,智库与决策层的关系应该是置身决策层之下,搞好一线调研;置身决策层之中,与决策者亲密接触;置身决策层之上,为决策者提供战略参考。要从了解问题与解决问题、抽象的宏观研究与埋头苦干等方面推动智库和决策层良性互动。(本报记者 贾宇 张胜)文章选自《光明日报》, 2017年1月12日
2017年1月13日 -
龙永图:特朗普当选,中国如何应对世界变局?
龙永图,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由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主办的“2017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今日在北京开幕。以下为龙永图演讲全文: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海归中国梦的年度盛典。我也算是“老海归”,70年代初由国家公派去英国留学,当时我们的国家经济极度困难,是中国老百姓用自己的血汗钱把我们送到国外留学。我一直心怀感恩,我们这些人从国外留学回来报效国家和人民,是天经地义。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盛会,我也希望新一代的海归能够继承老一代海归的优良传统,继续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实现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纵观国际局势,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新一届政府即将上台。在全球政治经济风云空前变化的复杂年代,的确给全球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这种不确定性是不能控制的,但是我们确实能够控制我们自己的确定性。正如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对于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最好的办法就是确保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确定性,这就是“以我为主”、“以不变应万变”。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外开放,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自信。我一直认为,在对外开放当中只有自信才能建立真正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格局。面对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以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我认为虽然会有一些困难和波折,但总的来讲,中美经贸关系会继续平稳健康的发展,对此我是有信心的。第一,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足以使我们有更好的基础和美国实现平等的对话、互利的合作。有些人认为,目前中美经贸关系形势严峻,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形势是严峻的。但是,凡是参与过过去二十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人,会感觉到目前的形势无论怎么严峻,都与当年的严峻程度无法比拟。举个例子,1998年中美两国就中国的银行业开放进行了谈判,当时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形势呢?中国最大的四家商业银行:工农中建,总的资产加起来还不如美国一个花旗银行,而且这些银行背负着32%的坏帐,可以说技术上已经破产。但是经过艰苦的谈判,中方咬紧牙关顶住了压力,当然美方也给予了理解、释放了善意。中美就银行业的开放达成了协议,如果说在当年中美两国的经贸实力如此悬殊情况下,中美两国通过理解和沟通还可以达成协议,那么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缩小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就经贸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我们不害怕任何的不确定性。第二,任何国与国之间的经贸谈判和经贸关系,最坏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寻求中美之间应该共同努力,实现互利共盈。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相互交织已经如此之深,一年5600亿美元的贸易,存量达1600亿美元的投资,一千五百万人次的旅游量,一旦中美的经贸关系遭受破坏,对双方的伤害都是很沉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尽最大的努力来避免这种结果的产生,因为最终伤害到的是我们的人民,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在此,我也想特别讲到,一旦出现最坏的情况,双方都会遭受到伤害,但中国有一套自己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的体制,我们承受伤害和修复伤害能力会远远超过美国。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经在美国工作了七年,并多次访问美国。对于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对美国和它的人民充满了尊重和善意,我相信美国成熟的体制和成熟的国民,能够阻止任何伤害美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情况发生,对此我是有信心的。因为几十年前,从我们开始从事对外工作的第一天起,我们就知道和任何一个国家打交道首先要着眼于它的人民,我们处理中美关系首先考虑美国的人民。其实在很多令人担心不确定性当中,我们应该看到中美关系在新一届政府当中也可能出现一些令人惊喜的亮点,比如中美能不能在包括亚投行在内的“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寻找合作的机会呢?能不能在美国重整基础设施和重整制造业的进程中寻找合作的机会呢?实际上这种合作已经开始,在座的曹德旺先生和一批中国的优秀企业家已经开始,而且正在美国进行非常庞大制造业的工程。从参与中国入世和中美关系谈判中,我们曾经一次次陷入僵局、一次次感到绝望。但是通过真诚的沟通、耐心的谈判总是峰回路转总是达成了协议,因为内在的力量和相互的利益使我们最终必须达成协议。女士们、先生们,面对中美经贸关系不确定性,首先是要确保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确定性、确保中国的社会多元而团结的确定性、确保我们无论在多么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确定性,有了这些确定性我们可以成功化解各种不确定性,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沟通交流中,我深信实现中美关系和中美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的确定性是完全存在的,实现这种确定性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为此我们都必须共同努力!谢谢大家!人民论坛记者会后专访:国家外经贸部原副部长龙永图接受媒体专访人民论坛记者:2016年全球都在经历一种“不确定性”,从欧洲恐袭到英国脱欧,从美国大选到韩国朴槿惠事件,这样的“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基于此,中国该如何应对?龙永图:美国大选和朴槿惠事件已经算“不确定性”了,但是新的一年当中不确定性是存在的,“不确定性”是需要经常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特别是国外发生的一些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所以出现“不确定性”,我们只能沉着应对、冷静观察,不要做出太过度的反应,要认真研究。对中国来说,最关键的要有定力,以不变应万变,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只有自己事情办好才能在全球任何不确定性当中站稳脚跟,应对最好的结果。当前,中国政府一定要在全球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坚持和平发展的确定性是不会变的。如果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和平发展的愿望、决心是确定的,这样在处理很多问题时就处在主动地位,表明中国是一个坚持和平发展的国家。人民论坛记者:您不仅是经济专家,还是教育专家,中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每年都在递增,对于这样一种现象您有什么看法?龙永图:中国更多学生到国外留学总体来讲是一件好事,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结果,也是中国愿意向世界学习,愿意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拿到中国来,是培养新一代国际化人才的好事。但是怎么样把这件好事办好非常重要,我们的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学生也好对这个现象要很理智。我特别关注的是尽量减少低龄留学的问题,从国家层面讲,希望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有基本的认同,这样才会有根,不论到哪,不论离家多远,不论多少风吹雨打,都有这个根。特别希望大家在低龄留学问题上给更多关注,不要盲目跟风,真正使留学这件事情变成好事情。很多家庭很多孩子太小就出国留学,留学不是目的,培养为国际化的人才才是目的。希望通过人民网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使我们的学生、家长都理智考虑这个问题,让孩子成熟一点,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家庭意识强了以后再出国,效果可能会更好。孩子出国留学总体来讲是好事,国家也是希望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到国外留学,回来以后帮助国家的建设,即便不回来留在留学国家依然对中国、祖国是一种积极的正能量,这一点历史证明了。所以借助这次论坛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谢谢大家。(人民论坛记者:李金芳)文章选自人民论坛网, 2017年1月9日
2017年1月13日 -
薛澜:中国要真正形成现代化公共治理体系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2016年,对于中国而言是厚积薄发的一年,也是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的一年。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向世界发出倡议,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全球经济治理。而中国经济自身也呈现出结构调整、新动能成长、企业效益改善等亮点。 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孕育着哪些机会?中国经济如何融入全球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上述话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他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科长江学者,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主要研究公共政策与管理。薛澜认为,为了推进改革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要真正形成现代化的公共治理体系。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给全球带来机会 中国经济时报:世界经济在曲折中艰难复苏,不同经济体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近来出现一些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的声音,这对全球经济的未来会有怎样的影响? 薛澜: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倾向,长远来讲对全球经济是非常不利的。现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各种信息、货物流通,最终结果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很多国家的百姓没有意识到,实际上自己是全球化很大的受益者。因为,全球化使得美国等很多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物美价廉,生活水平继续提高。 当然,全球化的确带来了不确定性。在很多传统发达国家,一般百姓原来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养家糊口,可以过上不错的中产阶层生活。但现在情况发生改变。一些人有可能比原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也有可能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而丧失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容易把贸易问题放到一个较突出的位置上。现在全世界各国都要思考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协调政策,并且在现有WTO贸易框架下,如何不断地推进更加开放,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调整再分配体系,减少收入差距。 从长远来讲,不能轻易在WTO之外,各自去弄一些小块块,去蚕食WTO的作用。虽然当前WTO谈判遇到一些困难,但各国还是要一起努力去克服困难,在大的框架下总体推进。与其相关的还有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保持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避免一个国家的政策调整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的外部性。如果美国要加息,可能对资本流向有很大的影响。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给全球发展带来新的机会。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有三个核心支柱: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包容性发展以及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涉及国际发展的各方面问题,包括气候变化、非洲工业化等,都可以纳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需要在观念上进一步开放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的经济要与全球经济融合发展,未来应该怎么做?如何推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薛澜: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从中收益巨大。当然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从观念上还需要进一步地开放,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发展需求。现在,我们有更多的企业到国外投资,更加体会到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彻底地解决仍然或隐或现地对外资或民营企业的歧视或不公平的条件,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中国市场都能享受同样的待遇。同时,中国企业 “走出去”也面临着公平待遇问题,既需要这些企业自身的努力和争取,也需要国家通过外交渠道等各方面来努力。 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央政府是有定力的,努力地推进结构性改革。我们必须避免用短期的手段来解决长远的问题,本届政府有很大的决心去推动改革,坚持下来很不容易。有些地方受到的影响很大,这时候就要有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体系本身也面临着重大的改革,这是一个双重挑战。坚持推进结构性改革,如果没有社保作为托底的话,可能会产生社会动荡。但如果只是被动地提供保障,以后负担会越来越重,会不堪重负。所以还得去引导,怎样让失业、下岗人员参加各种技能培训,提高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政府还要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现在争议较多的是各种收入不均和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最近,政府在努力解决扶贫问题,这是问题的核心要害。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也要想办法扩大中产阶层。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要让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稳定器。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中产阶层绝大部分应该是知识阶层,能用知识和技能去创造价值。然而,中国社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把这个问题理顺,知识创造的无形价值在社会上得不到承认。举个例子,医药卫生行业的社会价值在中国被严重压低。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学医的人改行的现象。 此外,中国发展到今天,有很多产品需要提高质量,提高附加价值。一个社会如果高质量的产品卖不出去,厂家就不会有积极性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真正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品牌有多少?我们满足了过去的物美价廉,但是没有真正的品牌。今后,我们需要大批的人去研究创意,研究如何建立品牌,研究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开拓。中国恰恰这一块的人才非常缺,但其实背后还是知识型人才市场的问题。如果拥有创意、知识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的人才体现不出市场价值,相关的行业就发展不起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的“上学无用论”开始重新登场。中国必须完善知识型人才市场的机制,使得知识和技能在人才市场上得到应有的价值认可,这样的话才能形成正向激励,推动知识型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 中国要形成现代化公共治理体系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正在推进结构性改革,如何有效地推进改革? 薛澜:中国推进的结构性改革,实际讲的是需求侧和供给侧的问题。 政府的改革最复杂。政府存在两类问题,第一类叫作政府失灵,政府很多行为,跟原来预设的理性行为不一样,不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利益。政府失灵的典型情况就是官僚化的倾向,追求政府规模、地位、特权等;还有就是委托代理所产生的问题。这类问题是内在于政府的,中外各类政府都有的共同毛病。第二类问题叫作政府能力不足,尤其是中央政府,跟现代理性政府运行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改革到了今天,不再是简单的方向判断问题,需要更加科学理性地分析各类政策,中央政府的能力和资源远远不够。 政府失灵和政府能力不足两类问题混在一起,使得政府的工作和改革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大家对政府抱怨比较多,另一方面大家还嫌政府规模太大。当然,中国政府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均衡。不管怎么说,中国中央政府的规模实在是不大。大家到政府部门去看一看,就会发现公务员“5+2”“白+黑”是经常的事情。我告诉国际同行中国中央政府的规模之后,绝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所以,这中间其实有很多没有理顺的地方,包括政府的职能。下一步,政府改革需要去理顺哪些是政府必须要做的事,哪些事情可以交给市场或社会。同时,各类公共事务和行政资源在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如何配置更加优化,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需要真正形成一个现代化的公共治理体系,在这种治理体系里,政府发挥其职能作用,市场能够在产品服务提供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社会能为公共治理提供充分的活力。政府、市场、社会这三个要素在什么问题上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什么是合理的平衡点?这些都还需要不断地探索。这三者之间和谐共治的局面是我们最期望的。这个现代化的公共治理体系没有形成,中国总体的改革就没有完成,中国经济社会的各种潜力就无法充分发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应该往什么方向去发展,要主动去引导。政府要站到前面,把社会往健康的方向、长久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去引导,这是政府现在需要努力做的。 中国需要考虑的具体政策问题很多。例如,科技进步对社会带来影响的不确定性在加大,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转型到底要花多长时间,中间会有一个转换期,对就业影响会较大。而且新的技术创新可能会带来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在这种大的变化过程中,我们的教育培训体系没有能够跟上。因为,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最需要的是能够及时更新技能,不断学习,然后去适应新的就业需求。 其他需要推动的改革还有很多,比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现在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大部分都供给过剩,但看病难的问题多年来仍然没有解决。这就是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对优质医疗服务有这么大的需求,但另外一点,很多医学院的大学生毕业了以后不愿意当医生,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大部分其他国家,医生是最受尊重的行业之一。但目前我们的医疗服务体制使得医生不但名义收入低,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甚至有生命危险。背后的问题就是体制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真正深入分析,在这方面达成一定的社会共识,然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那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中国的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毛入学率,同龄人能够上大学的达到40%,相当于国际上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教育质量的差距很大,而且我们提供的教育跟社会的需求脱节。所以一方面每年有700多万的大学生毕业,但另一方面,很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有很多行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教育体系怎么样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解决错配也是一个难题。 通过法律法规鼓励企业创新 中国经济时报:改善社会公平和生态环境,企业的力量不可或缺。如何尽力去解决上述问题,让公共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 薛澜: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让企业真正良好地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发现自己的潜力,通过劳动创造价值,这是它最大的贡献。企业做事情必须得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生产的产品要高质量,对人体无害,也要为社会做一些公益,支持公益事业。 生态环境是目前全社会关注的,我们付出的代价非常沉重。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讲,可能要避免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大起大落地解决。企业关门的成本很高,而且容易死灰复燃。而应该通过法律法规把大的方向指清楚,并且给企业一定的时间,让其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手段来逐渐过渡到新的生产过程。新《环保法》的出台都往这方面去引导。方向是非常明确的,也需要有耐心。 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政府要跟所在国的政府联合起来建立好的监管体系,鼓励诚信的企业能够受到合理公平的待遇,能够有真正的盈利机会,好的企业会去得更多。同时也要合作打击不法的企业,这样的话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比如帮助非洲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对中国长远来讲是有利的。如果那个市场是很糟糕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短期中国企业可能赢点小利,长远来讲对中国企业并不利。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时报》, 2016年11月28日
2017年1月12日 -
郭盛:低谷中的曙光 文化软实力造就最佳雇主
郭盛,智联招聘CEO,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我们发现和前几年相比,公众眼中的最佳雇主评判标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企业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强,职场社群化现象已经成为主流。组织的重要性正在逐渐降低,但在社群的驱动下,企业和雇员会迎来更融洽的未来。 经济低谷迎来就业曙光 2016年,中国GDP增速继续保持了下行趋稳的发展趋势。但与宏观经济走势不同的是,中国就业市场却呈现出一片繁华的景象。 以今年第三季度的就业数据为例,根据智联招聘公布的数据显示,交通运输行业的在线职位招聘需求同比增加74%,IT互联网行业同比增加45%,金融行业同比增加26%。由此可以发现,虽然我国GDP增速保持稳定,部分传统产业用工也趋于萎缩,但在经济新动能的推动下,就业形势却迎来了新的曙光。 智联招聘CEO郭盛认为,经济形势的变化一定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更深刻的变化,今年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人才经济、分享经济、品牌效应和社群组织。在人口红利消失和经济转型的影响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人才经济的时代,企业对于优秀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而分享经济也对中国就业带来了巨大改变,在灵活就业观念的引导下,兼职类岗位的增速已经超越了全职岗位。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企业开始更加重视雇主品牌的打造,通过独特的品牌效应吸引优秀的人才。与之相匹配的是,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新的变革,而在优秀企业当中又普遍拥有一个相同的特质,那就是社群组织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社群崛起软实力是雇主品牌致胜法宝 在不同的经济时期,求职者会有不同的择业诉求,而公众对于“好老板”也会提出不同的要求。 郭盛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中国年度最佳雇主评选活动举办11年以来,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10年以前榜单上基本以跨国企业为主,随后中国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2015年最佳雇主的评选指标发生显著变化,此前薪酬待遇指标最重要,随后软实力的重要性开始上升,2015年“对员工的尊重”成为最重要指标,而今年变成了“吸引人的企业文化”。 在郭盛看来,未来决定企业能否成为公众眼中的最佳雇主,发挥决定作用的就是企业的软实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内部的社群纽带。社群是企业内部存在的非正式的组织,有四个重要因素,分别是价值导向、伙伴关系、赋权组织以及基础的薪酬福利保障体系。 所谓价值导向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和使命感,不仅能得到员工的集体认同,更能让员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在伙伴关系方面,郭盛的理解是平等和尊重,他说:“腾讯员工申请内部转岗,如果有业务团队接收,就可以自由选择转岗。再比如万科,在股权层面、项目层面和事件层面拥有自己的事业合伙人机制,对负责人的选拔主要基于对事件本身最有发言权、最了解和最有动力的人。” 赋权组织即是对员工授权,能够自下而上创新的组织。例如携程做了一次重大的改变,把矩阵式的组织架构改成扁平化事业部单元结构,这一变化能够让每个人动起来,把小组织作为自己真正的归属。 “任何好的组织架构,最后一定要落到薪酬上”,郭盛举例说“比如万科的合伙人制度、乐视的股权激励机制;这些企业真正能把先进的理念用在自己的组织上,对组织有突破,企业才会更快的成长。” 知行合一让企业建立真正纽带 未来,雇员在雇佣关系中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企业不仅要做到对雇员的平等和尊重,还需要一个完整的社群体系,来指导企业建立真正的内部连接纽带。 对于此,郭盛表示:“第一,企业的领导人需要自上而下的推行改革。第二,真正要以员工为核心,人力资源部门不是制定规则改变员工、管理员工,而是适应员工的需求,不断地改变自己。第三,一定要数字化,以前我们的最佳雇主更多的是凭感性,现在随着大数据的积累和叠加,我们最终的结果越来越理性,越是在人文类的科学里面越需要数据。”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雇主与雇员为了相同的价值观聚集在一起,彼此在相互信任中促使雇佣关系更加健康和谐。企业传统的层级管理制度已经被扁平化的赋权结构所取代,老板与员工成为伙伴关系,员工有了更强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职场“社群时代”已经到来。未来企业需要在不断发展企业的同时不断进行雇主品牌建设,让社群的“潜规则”变成职场中的纪律。文章选自光明网, 2016年12月15日
2017年1月12日 -
【China Daily】Demographers find population regulations won’t alleviate air pollution
Liang Jianzhang, vice president of CCG and co-founder of Ctrip, gives a speech during a symposium held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 a leading think tank, in Beijing on Jan 6. [Photo provided to chinadaily.com.cn]Regulating the population in China’s major cities won’t alleviate the smog that has been choking northern China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a leading demographer told a symposium held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 leading think tank, in Beijing on Jan 6.Liang Jianzhang, a demographer with Peking University, said the opposite is actually true, suggesting that big cities should welcome more rural migrants and further promote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Liang, who is also vice president of CCG and co-founder and executive chairman of Ctrip, said most migrants would work in service-oriented industries in big cities if they were accepted.However, Liang said, if they return home, those people have no choice but to take jobs in labor-intensive steel or iron manufacturing sectors, which worsen pollution. "What matters the most when trying to cut smog is enlarging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Cities and metros are not only leading the way in sustainability, they offer an intrinsically greener, less wasteful and more energy efficient way of life than smaller cities, suburbs and even small towns," Liang added.Mega citi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however are stepping up their efforts to control the growth of their population, which results in populations becoming more thinly spread. According to Liang’s study, China’s mega cities are less dense than their equivalent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Given China’s GDP per capita, the scale of urbanization in its big cities is still at a low rate, about 20 percent lower than other countries’ with similar GDP per capita rates.Therefore, Liang proposed that the loosening of population restrictions could increase the rate of urbanization, an idea supported by other scholars attending the symposium, including Huang Wenzheng, a demographer with Humanism Economics and a columnist for Caixin.com.According to Huang, in regards to reducing air pollution, efforts to improve the local economy are far more effective than controlling the population in big cities.Liang also points out that a high-potential productive population would function as an engine for an innovative economy. Whether in the internet industry, service-oriented industry or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 larger market size in terms of population density leads to a higher incentive for individuals to become entrepreneurs."What really happens when you move to a big city is you get to know a lot of people, although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your friends.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bring different ideas, bring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and meetings with other great people that may help you," Liang explained.Another factor mentioned during the seminar is the imbalance in the age structure.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could alleviate some pressure, but the fertility rate is predicted to stay low for some time," Liang said."A majority of Chinese childbearing-age couples may not be interested in having a second child,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huge cost of raising children. That’s left China staring at a low fertility rate trap."Liang’s report shows that Tokyo’s population is about 38 million, more than one-third of Japan’s total population. He suggested that the population scale planning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should be at least 50 million."Only letting more workers move into the big cities can bring new possibilities and create economic vitality," Liang said. "Concerns that increasing population size may pose challenges for pollution can be overcome."From China Daily, 2017-1-11
2017年1月12日 -
曹德旺:感激改革开放政策,我爱我的国家
曹德旺,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在2017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做主题演讲,曹德旺说,我们是福建第一家承包乡镇企业,做的成功以后我赚了很多钱,我想这些钱不能拿回去的,要捐献给社会。我在很多场合讲话不隐瞒我的观点,我很感激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国家。 演讲全文如下: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非常荣幸被邀请参加今天的会议,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刚才听了龙永图部长讲中国人的自信问题,今天是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我认为中国梦必须拥有自信。 自信是怎么来的呢?我一直在研究怎么样把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草没有心不会发芽,因此人必须要有良心。心越多越好,多少心可以做多少事。爸爸和我讲有良心、感恩之心、感激之心、孝心、忠心、慈悲心等20多颗心,要经常用这20多颗心来对照自己。 我出国卖玻璃,第一次是1987年。我做了什么事情呢?我去芬兰培训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人卖了七八台了,好几个团组。我带队带了九个人出去培训了一个月,我发现有这样的问题,我去之前先跟他讲我不要你接待,我已经和你签了合同,你已经付款了,你帮我定一下酒店就可以。我的团队在那一个月时间,临走前他们的总裁要请我到酒吧喝酒,那天晚上从九点喝到下半夜两。我问他为什么要请我们喝酒呢?他们的总裁说,我看到了未来为中国人做玻璃的人,我说太感谢你了,我说我一定以这句话为座右铭。 我很感激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们是福建第一家承包乡镇企业,做的成功以后我赚了很多钱,我想这些钱不能拿回去的,要捐献给社会。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问,曹德旺到底捐了多少钱?我敢说超过80亿人民币现金。我还在我的家乡建了公园、公路、综合科技楼。为了培养自信心,我把我的战略第一条要有“健康体魄”,从我创业第一天到今天为止,有据可查的财务统计为交税127亿,第二条必须正规交税,因此各地政府对福耀玻璃集团,只要我们提出什么问题都肯帮助和支持。 福耀汽车玻璃在全球九个国家都有企业,中国15个省、美国15州。我是95年开始在美国投资,通用、奔驰,全世界的知名品牌汽车厂都来我这里建厂,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给我的,没有改革就没有我。因此,自信首先要感恩与感激之心。 自信必须有良好的心愿,就是正确的追求,宽阔的胸怀,海纳百川。自信应以完善自我为目的,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亲手写了一本书,记载着自己的创业过程和走过的路,里面是真名实姓的表述,想给年轻一代提供可借鉴的东西,也报答我们的国家。我在很多场合讲话不隐瞒我的观点,因为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国家。我妈跟我讲,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就是我妈以前的教诲。我走到哪里,我把美国出版的英文版翻译成中文加进来,因为里面有很多我对美国人的评价,我认为新版即将发行的书会把这段加入进去,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指正和批评。 谢谢大家!文章选自海外网, 2017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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