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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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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爽:跨境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趋势及未来布局
理事简介陈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2016年12月6日,在清科集团、投资界主办,联想创投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股权投资年度论坛上,光大控股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陈爽分享了他对于跨境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趋势及未来布局的一些看法。 陈爽认为跨境投资已经进入到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时代,但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问题不断。他还指出,中国资本的流动性充裕,却遭遇了“资产荒”等问题。随着中国市场的总体投资回报率下滑以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回报率分化加剧,LP对于私募投资机构的管控要求增加。此外,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期,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交替出现了各种机遇。 光大控股的不一样 通过多年的努力,光大控股不断地探索一条符合国有企业特点的股权投资的道路。目前,探索仍在继续。 现在,很多的投资人都想着能不能把机构做上市,而光大控股已经是一个在香港主板上市企业了。事实上,光大控股和很多企业不太一样的地方还表现在光大控股做较大规模的PE管理、二级市场的管理、夹层基金等多元化业务的同时,还有自有资金的投资。 陈爽分享道:“从过去10年来看,光大控股是一家位于香港的上市公司,我们也在努力打造一个跨境的投资平台。这些年,我们从原来帮助海外投资者进入到中国,慢慢开始进入到比较平衡的状态,一方面是帮助海外的投资者在中国投资,另外一方面帮助中国投资者在往海外走。现在,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不断增加,大家又在考虑怎么样能够在资源、资产的配置当中,能够更加多元化地配置一些美元等不同币种的业务。所以,光大控股也顺应了这一趋势,在做新的布局。最初,我们建立VC和PE,尤其是以外资为主,然后逐步往产业化方向发展。同时,我们进行一些海外布局,比如说设立以色列并购基金、设立全球机械制造业的投资基金以及海外基础设施的投资基金等。” 从总体上来讲,光大控股的业务也逐渐趋于两边平衡,即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从PE方面来看,今年差不多有700亿港币,同时在国内二级市场的板块里,约有一千亿元的规模。两边加起来差不多有25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我们在做好投资的同时,也要兼顾盈利。” PE市场的“难”与“变” 陈爽用“难”和“变”概括他16年来对于PE市场的感觉以及对未来PE市场的趋势的判断。 “我们也在努力尝试着找出PE市场的发展趋势,然后克服掉阻碍发展的困难,并做出来相应的变化。跨境投资已经进入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时代,但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众多问题。比如价格越来越高,怎么找到好的项目?在中国转型时期,大家都把眼光更多地放在新经济上面,又怎么看待传统经济的发展态势?在中国市场回报率下降的前提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出现了一个分化,怎么样来满足LP对于私募基金的要求?” 对于跨境投资,它进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时代。“这恰恰也是一个难的地方。现在,大家投资海外,资金如何出境?总体来讲,ODI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资本配资到海外就有一些非常大的困难。而对于光大控股而言,这可能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的平台就在香港。如何使用好两地的资金,非常重要。” 过去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陈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前一段时间,某个基金给他打电话,问他可不可以一起做个德国的项目。这个项目属于机械制造业板块,到2017年大概是15倍左右的收益,2016年大概3倍左右。现在,一共有7家投资机构,其中6家来自中国,在投资该项目。最后,陈爽决定不参与这个项目。 关于资产化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和市场上非常有经验投资者合作,显得很重要。光大控股布局了FOF,布局了IDG的大基金等。这些布局围绕着资产来源,是光大在资产荒之下的“突围”。 在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的选择方面,在新兴行业被热捧的时候,光大控股一直把医疗和机器制造业作为很大的抓手。“尤其是现在我们觉得PE投资者不仅仅要做一个财务投资者,还要深入到某个行业或产业,做这个行业的专家。近年来,光大控股还逐渐介入到飞机租赁、房地产、机械制造业等领域。” 随着投资回报越来越低,对于PE板块来讲,陈爽认为这个分化会成为一个常态。在多元化方面,光大控股作为一个全方位的投资平台,在为LP提供PE产品的同时,如何多元化地为他们提供包括VC和PE,二级市场和夹层等在内的机会,特别是很多企业在往海外走的过程中,如何解决融资的问题,显得非常非常重要。 从布局来看,未来,光大控股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布局,一个是继续加大海外板块。目前,光大控股有四个主要的基金投资海外,包括全球高端制造业在内,它们在美国收购了12家企业,在欧洲也投资了一系列的企业;海外基础设施方面,光大控股选择有现金流的公司。“我们把二级市场产品化,把这个产品证券化之后,再提供给市场。我们在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将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一个非常长期的投资,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们是在长期管理着这些项目。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实现这些项目的收益”;在以色列高科技方面,四年前,光大控股开始布局,包括以色列的高科技,现在在医疗和农业科技多有斩获。 大基金时代已经来临 另外,陈爽认为光大控股推动的大基金业务发展,实际上顺应了国家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的大基金时代已经来临。”2016年,除了做FOF以外的,光大控股更多地和IDG一起做大基金业务。该业务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陈爽的想象。“在两个月之内,我们募集了100亿元,我们很快把这100亿投出去。接下来,我们会带来很多外部的跟投资金,从产业整合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大资本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光大控股还和分众传媒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利用分众对于早期项目的把握机会,光大控股谋求解决项目来源的问题。另外,光大控股还注重挖掘新老交替的机会以及重视产融结合。在投资一系列实业领域的同时,光大控股尝试着利用金融的手段把实业领域有效的能够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发展。“比如说飞机租赁,如何把飞机的应收帐款证券化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们依赖IPO退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退出呢?‘’作为一个产业整合者,你不能过多依赖IPO带来的退出机会,而是应该更多地通过产业整合的方式,实现退出。这个时候,用投行的方式跟投资相结合,显得越来越重要。”陈爽说。 “过去的十年,人民币不断增值,大家都感觉非常好,认为挣钱容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这个时代过去之后,陈爽认为后台优秀的PE基金,将会在市场上独占鳌头。文章选自投资界, 2017年12月6日
2017年1月16日 -
刘永好:农业供给侧改革应采用市场调节
刘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 (央视财经《交易时间》)本周召开的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日前,作为国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在接受财经频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放开粮食收储,采用市场调节的方式,无论对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来说都是好事。 记者姚佳浩:谈到农业供给侧改革,我想明年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在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一个改革,您觉得在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初露端倪的这样一个时候,新希望觉得一个什么样的形成机制是一个优秀的、好的、有效率的机制?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国家过去三十年来实施了对农产品保护性政策,特别对大米、小麦、玉米的保护性收购价格,促进了中国粮食的稳定发展,这是好的。但是最近这几年体现了这样一个矛盾,由于国家的补贴使的我们的玉米收储价格越来越高,高过了国际市场将近一倍,这是第一。 第二,由于价格很高,农民积极性很高,大量的种植,使的玉米的库存两亿来吨,达到一年的水准要好几年才消化的了,这是第二。 第三,由于这种格局使的国家的收储成本大大的提升,国家每年补贴农村粮食收储太多的钱,这是不利的。 其实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从去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变革。第一,减少对玉米种植直接的补贴。第二减少玉米的收储。第三在不少的地区放开玉米的收购价格,让市场来调节。同时给农民适当的补贴,另外适当的通过国际的进出口调剂需求。 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刘永好表示,中国的大型农牧企业可以通过整合全球优质农产品资源的供给侧,来满足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我们在澳大利亚,在法国,在美国,在欧洲波兰,在南非,在埃及,在好多国家,今天我们在全球有30个国家已经超过50家企业,我们正在按照中国市场供给侧改革的需求全球布局,使我们的肉蛋奶,使我们的农产品走向全球,使的我们在全球有话语权,同时让周围的老百姓吃到性价比高、更加安全的农产品,这是我们的职责。文章选自央视财经, 2016年12月22日
2017年1月16日 -
【21世纪经济报道】何伟文:中美经贸将面临短期磨合,自由贸易与全球化趋势未改
专家简介何伟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将正式入主白宫。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等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却并未消除。 特朗普胜选后,似乎并未完全遵守选举后“变脸”的美国政治传统,其进一步推进贸易保护、逆全球化的姿态并未明显改变,在贸易投资方面具体如何施政仍有待观察。 中美之间经贸关系是否会加剧摩擦?针对特朗普明显违背WTO规则的一些言论,中国在WTO框架内外有哪些反制措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美国为何出现逆全球化浪潮?特朗普力促制造业回流背景下,如何看待中美投资的不平衡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未来走向如何?带着这些问题,1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下称《21世纪》)专访了中国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应对贸易保护,中国有充足的工具 《21世纪》:再有一周时间,唐纳德·特朗普将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他上任以后,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会不会进一步激化? 何伟文: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沟通工作,现在中国正在与特朗普的团队做密切的沟通,包括政治、经济、经贸、外交等各个领域,充分的沟通非常关键。第二,要看美国政府本身的政策取向,就职以后特朗普要对具体的言行负责任,大选时期的表态和具体的政策是不一样的。 中美贸易基本上可以这么看:大规模贸易战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小规模的贸易摩擦不可避免,甚至部分领域会非常尖锐。 具体领域上,钢铁、有色金属等领域遭遇的“双反”可能会更多一些;另外,比较高端的,诸如计算机、电子、通讯设备等方面会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摩擦。 特朗普上台后,受影响最大的主要是自由贸易的氛围:一方面,他老说中国人偷走了他们的工作,这显然并不科学;另一方面,特朗普对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也带来冲击,他要求与墨西哥、加拿大重谈NAFTA、退出TPP;同时,其对整个世贸组织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21世纪》:美国总统在大选前后对待中国往往是两种态度,你认为,特朗普最终是否“特立独行”? 何伟文:他倒不一定以大选时的语言作为施政标准,那些更多的是他的情绪表达。 不过,他首先肯定要做的一件事是限制进口、鼓励出口,这方面甚至可能要做一些违反WTO规则的举动。比如,特朗普有可能会对进口采取一些莫名其妙的限制;另一方面,在出口上,他也可能搞一些补贴等措施。 中美都是WTO成员,都应为对方提供最惠国待遇,如果单方面采取一些其他措施,就是违背了WTO的规定。 第二是在投资方面,特朗普更倾向于限制投资出去,如果投资在国外,而销售在美国的话,不排除他会对此征税,这也是违反世贸规则的。 在此背景下,企业将有所取舍,主要分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国外投资,在国外当地销售,这类企业没有必要回流美国;第二是在国外投资生产,然后返销美国,这类企业在墨西哥比较多;第三种是在多国生产,是全球价值链企业,这类企业很难搬回美国去。 《21世纪》:如果特朗普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国际贸易规则,并加剧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的话,中国在WTO框架下该如何应对?一些美国企业担心中国在反垄断上加以报复,中国应对摩擦的工具有哪些? 何伟文:通常的做法是双方磋商,一方提起异议,对方对此回应;磋商无果的话,可以向WTO提起诉讼;起诉后,WTO的第一步也是促成双方磋商,依旧无果后将成立专家组做出初裁,对这一结果还要看双方是否接受,因为专家组是没有约束力的;最终无法接受的话,可以提交上诉机构裁决,后者是有约束力的。 如果上诉机构裁决特朗普政策是错的,美方将必须改正,如果败诉方依旧不理会世贸规则,中国可以报WTO批准,启动报复措施。比如,因为对方的错误政策影响了10亿美元的贸易额,可以对对方任意产品采取10亿的反制措施。 实际上,在WTO当中当被告身份,美国是第一名。到去年年底517个案子中,美国占四分之一(129个),而遭到美国频频指控补贴的中国只有38个。 中国的工具箱需要准备得多一些、有力一些,反垄断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但主要是在投资方面,我们在进口方面的工具也不少。此前轮胎特保案之后,中国曾针对美国白羽鸡实施反倾销措施。自由贸易与全球化是替罪羊 《21世纪》:特朗普团队中不少人是支持自由贸易的,一直以来美国也是全球化的获益者,为何在特朗普时代却出现逆全球化的迹象呢? 何伟文:美国最终肯定会回归自由贸易,这是经济规律使然。美国一直是自由贸易的获益者,特朗普团队内部对此也有很大争议,除了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特朗普提名的副总统彭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财政部长努钦都表态支持自由贸易。 所以,不能为特朗普不断变化的表态口径而过度紧张,我们要关注他这些表态背后美国的经济社会基础。 现实是部分美国人丢掉了工作、贫富悬殊加剧,但其原因不是自由贸易,而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了迎合民众,将板子打在自由贸易身上并不能解决其问题。 失业和收入悬殊问题也不是出在全球化身上,而是资本运动内在矛盾的激化,资本运动下,为了追逐利润,必须压低成本,在设备等不变资本上需要更新技术、提高生产率;在可变资本上要压低劳动力成本,而且需要一部分失业为其提供后备军。 第二,贫富差距上,美国的基尼系数为41.06,确实较高,但是未深入参与全球化的南非、纳米比亚等国家都已达到60以上,而全球化开放程度比美国还要高的德国、荷兰、瑞典却只有30左右,这说明关起门来并不能减少贫富差距。 第三个因素是美国金融资本的大幅扩张,极大地拉大了贫富差距。所以,全球化只是问题的载体,而非原因,国际贸易更是替罪羊。 《21世纪》:中美都在积极地吸引投资流入,如何看各国对资本的争夺?另一方面,中国对美投资与美国在华投资增速并不平衡,此前曹德旺赴美投资引发热议,如何看这些问题? 何伟文:制造业是强国之本,各国振兴制造业是对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振兴。通过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科技创新等手段没有问题,但是靠扭曲市场竞争的行政手段,关起门来、不许资本流出、别国产品不许进入,这就是一种完全落后的保护主义做法。 但实际上看,现在美国市场对资本的吸引力确实在增强,根据美国荣鼎刚刚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包括并购和绿地投资)达456亿美元,比2015年翻了一番,而且大大超过美国对中国的投资。 目前美国经济相对较好,在美联储加息背景下,美元资产相对其他货币资产更容易保值增值,所以很多资本流向美元资产,这是一个阶段性现象。加息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主要是它的不确定性,一旦能确定,而且加息很有规律,对成本可预测可测量的话,它对投资的影响就会大大缩小。 曹德旺在美国那部分投资主要是在美国销售的那部分,他供应中国厂商的那部分仍然在中国生产,这并无问题。比如美国通用汽车,在全球125个国家都有销售,其最大的市场在中国,366万辆,所以在中国设了很多厂,而且还要再加5个厂。所以汽车行业的global policy就是“在哪销售、在哪生产”。 中国制造业的根本问题不在美国,而在自己。中国制造业成本过高,其中,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是最大的问题;其次,近些年我们片面强调压缩工业、提升服务业比重,并将其视作经济结构优化,这是有问题的。 《21世纪》:特朗普即将执政的这几年,你预计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会是怎样的态势?从中长期看,中美经贸关系将走向何处?中美BIT谈判又将何去何从? 何伟文:我估计,2017年可能充满了摩擦,而且需要经历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2018年中美之间的适应可能会有所增强,在一些领域的合作可能会逐渐增加;如果双方能充分沟通、良性互动的话,2019年双方的经贸关系可能会出现新的上升势头。 中美BIT谈判我估计还会继续,但是会失去原来的势头,达成的难度也将增加。因为特朗普并不鼓励到国外投资,甚至还在促使美国企业回流。另一方面,他欢迎中国在美国投资,但是他会说,你投资我的这些行业我都开放,但中国在这些行业却不开放,从而向中国施压。 但是,中长期来看,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一定还会继续增长的,过若干年以后再回头看,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抹平一些短期的波折后,仍然是一个波浪上升的态势。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 2017年1月13日
2017年1月16日 -
郑永年:这轮“逆全球化”是中国的好机会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1、2016年,人们谈得最多的就是“全球化水平的倒退”。这种倒退体现在哪些方面?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格局力量又发生了哪些变化?郑永年:全球化有进有退,历史上是发生过的。2016年开始的“全球化倒退”,我个人的担心主要是结构性的。这是大的形态的退化,不是一般性的起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说的全球化,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一波全球化,是由西方,尤其是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它由资本和政府这两种力量推动。当然了,还有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参与,但主要是西方力量。现在担心在哪里?是它的主导力量,也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开始退缩了。美国和西方现在不但不能继续对全球化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而且大家都去搞贸易保护主义了——这对世界经济、对全球化的冲击,是结构性的冲击,非常严重。这种结构性的冲击在一战、二战前都发生过。这一次有点类似。但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在那么多的西方国家成为主流,大面积地衰退,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更深刻的地方在于,现在从美国到欧洲,反全球化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已经形成了。虽然反全球化从很多年前就一直存在,但之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政治人物是“不管你(社会上的声音)怎么反对,我都要推进全球化”。但是现在,逆全球化成了政治思潮,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有。这很关键。2、为什么会有如此大面积的衰退?我们觉得,很多跟其国内产生的问题有关,比如财富分配不均、精英和民众分离等等。中国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郑永年:是的。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的确产生了很多问题。它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是财富的只是流到了一些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社会分化、收入分配,再加上技术因素造成的工作机会的流失,在各国都有,包括中国本身。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也是受全球化影响的。这个是关键。一战、二战,都是西方国家内部出现问题。内部的问题转化成国家间的战争。现在西方也是这样,因为内部问题,才转化成外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当然,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第一步,以后解决不好的的话,地缘冲突也可能发生。这是世界历史的逻辑。中国也一样。一方面,我们要推进全球化,做领头羊,但主体还是国内发展和建设。中国领导人很多年前就说,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首先把国内搞好。这一点到今天也没有变化,而且永远不会变化。国内搞不好的话,绝对做不了国际的领头羊。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一波全球化,中国确实获得了好处,但是国内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包括成为世界加工厂后带来的污染问题等等,都非常棘手。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把国内的改革推进下去,把发展搞好。我们的政策、目标、口号都有了,但要把这些改革落实下去,否则外部的全球化很难支撑。道理很简单,没有内部的继续发展,哪有外部的加速崛起?外部的崛起,完全取决于国内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关系要搞清楚。3、特朗普就要上任了。怎么看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郑永年:如果是像特朗普所说所做,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解决经济问题,那可能近期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一些正面影响;但如果从长远讲,反而对世界经济会产生衰退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全球化不仅是国家间的贸易、投资,还是一种公共产品(Public Good)。全球化体制下,各种的全球生产要素都在流动,一下子刹车停下来,要素就都不能流动,这个影响是全球性的。现在世界经济变得非常复杂,以前中美贸易只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但是现在呢,中国出口给美国的一个产品,可能是几十个国家生产的,中国可能就是组装一下。很多零件都是日本、韩国或者东南亚国家生产的。所以中美贸易受损会影响到很多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了全球化贸易体制后,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推动者。中国的经济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还加入了很多西方的,比如西方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如果搞贸易保护主义,收这么高关税的话,不仅仅会影响到中国经济,也会影响到美国经济。这些复杂的因素,我想特朗普的团队还远远没有考虑到。特朗普是个地产商,是一个传统的商人,他还是以一种传统思维来看全球贸易。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会促使全球经济发生比较大的衰退。特朗普看到了贫富差距、制造业空心化等问题,但是他的手段是错误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解决,更需要通过国际合作,用新型的全球化来解决这些老的全球化产生的问题。要通过继续全球化、继续发展来解决问题。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态度和做法对世界下一步发展是很重要的。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是世界的两个支柱。如果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也针锋相对搞贸易保护主义,那世界经济体系就彻底就完蛋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习近平此次出席达沃斯论坛充满期待的原因。4、最近几年,我们明显感觉到中国越来越主动地去维护自己的主权利益,显示军事存在,外界也有不少质疑,认为这种行动不是和平崛起的态度。该怎么平衡这一点?郑永年:不矛盾。主要矛盾是,话语上我们没解释清楚。我非常认同一位哈佛教授的说法: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事行动,不是去挑战世界秩序,而是巩固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这是两码事。这个军事现代化,并不是要挑战现有的秩序,而是正大光明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的国防力量体现在防卫意义上,而不是扩张。说来说去,中国的军事动作也主要体现在南海问题上,这是中国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主权利益,而且中国是反应性的。越南、菲律宾都在做,中国一做,就说你是大国,人家是小国,大国欺负小国?没这个道理。西方有人故意误解,但有些人看得很清楚,知道中国不是要挑衅。即使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也一直强调,航行自由没有问题,这是美国的利益,也是中国的利益。中国85%的海上贸易都要经过这里,怎么会去影响航行自由?我要做的只是保护自己的岛礁,保护自己主权的利益。西方的帝国主义,像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到处在全球占领人家的土地,驻军,也是跟他的经济利益相关。中国也要思考,当我们走向全球的时候,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如果不走西方的老路,中国走什么样的路?尤其是海上的航道安全,海盗要不要防呢?这些都要考虑到。像中国在吉布提建基地,还是需要的。这不是驻军,而是海上力量补给、供给的地方。这些中国的舆论有点扭扭捏捏,我觉得是光明正大可以说的东西。西方国家现在全球有多少驻军? 中国除了维和部队还在哪个国家驻军了?没有。所以,不说清楚反而被人猜疑。我们不是做错了,而是我们没有话语权。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推进全球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5、您觉得习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可能会突出哪些方面?未来中国将在全球化上提供怎样的中国方案?郑永年:首先是结构。全球化是公共产品,贸易体制是公共产品,在美国不能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时候,中国能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这是首要的问题。其次是政策。全球化、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一个世界的自由经济秩序,确实对每个国家都有好处。至于国内收入分配不公平,那是国内体制改革的问题。但是自由贸易,几百年来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体制,每个国家都能共赢。我们要考虑的是,中国跟现在国际自由贸易体制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公共产品,对哪个国家都会有利。以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作为一种制度,还是有利于各个国家的。中国要处理好跟自由秩序、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西方扛不动自由贸易的大旗的时候,中国接过来扛下去就行,没必要纠结于那么多的意识形态。西方早期推进全球贸易是非常赤裸裸的、暴力的,首先是殖民主义,后来搞帝国主义,用船坚炮利打开其他国家的门户。以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走不下去的时候,西方就在二战以后确立了今天这个秩序。尽管我觉得这套秩序、制度是西方建立起来的,但是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公共产品。所以中国首先是要维持这套公共产品。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这么做的,叫接轨,而不是另起炉灶。第二点,中国要在这个体制里改革这个体制,做一个改革者。第三步很重要,中国能提供什么样新的体制来补充?这几年,一带一路、AIIB、金砖银行,都是让大家看到中国吸收了以前全球贸易体制的规范和规则,只是这次是中国主导罢了。这是中国推进全球化的重要抓手。中国一吸收,二改革,三创造,我们要向世界说清楚。我们承认,全球化确实产生了问题,同时也要指出,像特朗普还有欧洲的这些贸易保护主义不是解决方式。我们要提出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大家期待的。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旦西方意识到他们还要继续引领全球化的时候,你很难在这个体制里面往上爬。当西方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的机会就来了。美国当年的运气实在太好了,欧洲在一战、二战的时候,互相之间打得不可开交,后来就等于邀请美国来,你可以当世界老大了。现在也不是说西方在邀请,而是现在确实是缺少领军国家、领头羊。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在这种形势下,考虑怎么样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文章选自侠客岛, 2017年1月15日
2017年1月16日 -
【凤凰国际智库】非物质因素成为大学生择业重要衡量指标
来源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麦可思研究院共同在北京发布“2016大学毕业生就业热门城市非物质吸引力榜单”,本文根据发布会内容整理 大学生就业已成为社会重点热点话题,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大学生毕业数量预计达795万,即将超过800万,未来就业压力会进一步增大。 目前大学生就业仍然受到传统观念影响较多,对薪资、行业、职位、地理位置等看的比较重要。近几年,大学毕业生“蜗居”北上广、“逃回北上广”等现象不断涌现,大学毕业生为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发展不惜放弃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为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提出新的衡量大学生就业城市的指标,也是上述情况产生的重要因素,即“城市非物质吸引力”。 截止到2015年,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达147个,其中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个,以后还会有更多。未来该如何吸引大学生到这些城市工作,这项指标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的效用来自于两种消费,一是私有品消费,另外是公共品消费。比如衣、食、住、行都属于物质消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城市文明、基础设施配套、国际化发展环境,以及个人成长机会,消费习惯等等,就属于非物质消费,这两个因素加起来成为了今天大学生选择就业的时候的投资组合。很显然当某一个城市与另外城市拥有相同或者是相近非物质吸引力的时候,毕业生将选择物质消费高的城市,这是一种理性选择。如果某一个城市非物质吸引力足够大,大学生同样愿意放弃一定的物质回报,而选择这种非物质的回报比较高的地方,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大学生需要在这两种因素当中找到属于自身的一种平衡的关系。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热门城市非物质吸引力榜单”,在147个百万人口的城市中,有16个就业热门城市,按顺序分别是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厦门、南京、天津、宁波、郑州、武汉、苏州、成都、青岛、重庆、西安。大学毕业生为了到北京、深圳和上海就业,每月愿意放弃的物质消费超过1000元,转而享受这三个城市为其工作和生活带来非物质回报。广州、杭州、厦门、南京分别位列大学毕业生热门城市非物质吸引力榜单的第四到第七位,大学毕业生为了到这些城市就业愿意每月放弃100-500元的物质回报。而排名靠后的天津、宁波等热门城市,则需要通过提高相应金额的物质回报来吸引大学毕业生就业。 可以说目前一线城市依靠其城市发展的绝对优势,在非物质吸引力方面占据领先地位。随着一线城市在人才政策的突破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的不断完善,创新创业的持续发展,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争夺仍掌握更多主动权。但是一线城市仍有产业转移和人口疏解的迫切需求,加之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条件苛刻,大学习毕业生逃离一线城市,回到准一线,甚至二三线城市的情况正在悄然上升。核心城市过快发展也会对区域内外的周边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造成一定挑战。需要区域统筹协调,合作发展,建立人才共享制度。例如现在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协同发展,效果明显,广州和天津凭借良好的城市风貌和发展潜力,和快速提升的城市非物质吸引力,大学生就业吸引力已经比去年提升了8位。武汉把创新创业作为发展政策,大量新建科技园区,也吸引一大批大学生就业和创业。 此外,部分准一线城市能力没有达到一线城市的标准,但是拥有了一线城市的毛病。比如房价攀升,交通不便,公共资源使用拥挤等,都成为非物质吸引力在吸引大学生方面是减分项。准一线城市发展快速阶段,城市管理者需要提前对人才发展进行长远谋划,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加大力度提升城市非物质吸引力,对人才吸引有重要意义。 未来的就业大军90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大多诞生于中国的中产阶层,尤其是在大中城市就读的大学生,家庭条件都是比较优越,旅游业、服务业的发展可能更会吸引90后毕业生,创业者,他们未来会更多看中一个地区的非物质因素。所以各个城市需要着力于打造自己的软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水平,交通时间,博物馆,文化享受等等,出台相关优惠就业政策,聚集优秀的人才。我们希望通过吸引大学生就业,各地区之间能够共同发展,也能有效缓解我国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7年1月12日
2017年1月13日 -
王缉思:我们坚信,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专家简介王缉思,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1945年,驻北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在向中国老人学剑。美国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看过《中美关系200年》这本画册,当对这一判断有更深的理解。画册把200多年的中美关系史分为四个时期:1784年至1911年,主要交往集中于晚清时期;1911年至1949年,即民国时期;1949年至1978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之前;1978年至今,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相信中美关系专家对这样一种分期不会有太大争议。值得回味的是,中美关系史的分期,同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几乎完全重合。世界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束,都没有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分水岭。这说明了什么呢?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的学生正在对民众演讲。“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塑造中美关系的”中国历史学家章百家先生有一句名言: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套到中美关系上,可以说“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塑造中美关系的”。1949年中美关系的遽变,是这句话最显著的例证。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革命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对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实行同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对新中国采取了军事遏制、外交孤立、经济封锁的政策,此前150年两国之间建立起来的从民间到官方的深度交往完全中断。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但建立全面的经济、安全、外交、人文交流关系,还是在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后。可以预料,只要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不变,中美关系的第四阶段还将延续下去。在历史的长镜头下考察双边关系可以看到,在更多情况下美国是个恒量,而中国是个变量。换言之,中国国内政治的重大转折,能够直接影响甚至扭转中美关系,而美国国内政治则起不到这种作用。过去两百多年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主流价值观没有发生过剧烈的变化。一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的政治领导层换了一代又一代,共和党和民主党轮番入主白宫、统领国会。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60年代至70年代的民权运动、本世纪初的“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都造成了巨大冲击,然而这些事件都没有动摇当时美国对华关系的基础。美国的族群构成变化带来了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但也没有直接影响对华政策。1922年,闲暇时打麻将的美国妇女。相互影响之对比200多年来,中国通过改变自己而扭转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但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却远远大于中国对美国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史深深地烙上了美国的印记。这一点当属研究者的共识,不消多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对于1949年以前中国军政大事的直接参与。美国通过在中国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美国人,“引导”中国,输出美国的价值观,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的特殊方式。画册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参加清朝剿灭太平天国军事行动的华尔,在中国招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后称常胜军),任队长。华尔娶中国人为妻,还加入了中国籍,最后在同太平军作战中阵亡。1867年,刚刚卸任美国驻华公使(当时的“公使”相当于现在的“大使”)的蒲安臣,即被清政府任命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出使欧美诸国,开中国近代外交活动之先河。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离开中国成立保皇会,聘请美国残疾青年人荷马李为军事顾问,组建了一支军队在美国受训;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任命荷马李为首席军事顾问。1942年,美国将军史迪威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同蒋介石争夺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1945年底,杜鲁门政府委派乔治·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调解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冲突,以图避免内战。这是美国在历史上首次介入外国政治调停。马歇尔曾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但调停努力却以失败告终。创办了燕京大学并亲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毛泽东的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使他闻名于当代中国。从1949年司徒雷登离别中国,到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派特使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其间几乎没有任何美国要客驻足过中国大陆。但是,美国的政治渗透却以潜移默化的其他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中国政治主流一直相信,一旦放松了政治教育,美国的意识形态就会卷土重来,让中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境内敌对势力都到美国土地上去安营扎寨,同一些美国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即在知识界展开了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美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帝国主义的总代表,反美宣传成为群众运动。即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这根弦也没有放松。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官方高度警惕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图谋,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至今还是最大的。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书籍、影片和音像制品,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被大量翻译出版发行。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过贡献的美国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如为画册撰写序言的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在中国广受尊敬,知名度很高。在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美国人之一,是不久前出版了《论中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他在中国长达40多年的声望和人脉关系,让同时代任何其他国际人物都难望其项背。反向来看,200多年来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政治影响就相形见绌了。值得一提的,似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美国的政治造成了冲击。1950年,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发动了对所谓“亲共”的美国人士的政治迫害,将几位同中共有过交往的美国人,当成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其实,还有一件不应遗忘的事,证明中国也曾试图介入美国的国内政治,服务于自己的对外战略:毛泽东于1963年和1968年两次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并在声明中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不过,没有事实说明,这两纸声明对美国政治和种族关系产生了多大冲击。中国对美国政治影响的增加,是在1979年建交之后通过双边经济和社会交往的急速扩大而间接实现的。近年来,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保持在1.2万亿美元以上;双边贸易额在5000亿美元以上,2015年中美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到美国旅游的中国公民每年有200多万;2015年在美国就学的中国留学生达30万以上,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中所占比例最高。从理论上说,双方经济与社会交往如此密切,中国对美国政治必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的确在不断上升,但在美国国内的两党政治、选举政治、行政部门与国会的关系、宏观经济决策等方面的影响力,多年来似无明显提高。冷战结束后,总有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场合口头攻击中国,以迎合部分选民,可是迄今为止,涉及中国的议题从未在总统选战中占据重要位置。为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蒋介石派留美博士胡适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38年9月,胡适在火车站受到美地方政府官员的热情接待。反差为何如此巨大?为什么两国彼此之间的政治影响有如此强烈的反差呢?我们当然可以用双方国力之差距做出解释。然而近几十年里两国的实力地位逐渐接近,中国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到美国去宣传自己,却依然高度担忧美国的政治渗透,反向的担忧却无明显增加,可见国力差距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回顾历史,或许我们应当暂时抛开实力因素,从其他方面找找原因。美国商人和传教士,是早期中美交往中两支重要的力量。商业利润和宗教热情,至今仍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美国将二者相结合,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远比其他西方国家显著。画册详细描绘了著名的“庚款退还”的过程。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清朝驻美公使梁诚等人推动下,美国决定将“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以支持在中国开办和津贴学校,资助中国人留学美国。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递送备忘录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声称“成功教育中国这一代年轻人的国家,将成为花了一笔固定支出的努力,即能在道义、知识、商业影响中获取最大限度回报的国家”。罗斯福总统1908年亲自撰文予以赞许。他说:“美国人应当为本国将此项赔款的主要部分归还中国之举感到由衷的欣慰。在中国的基督教会学校现时必须在提升中国人品行的工作中起主导作用。”被选送使用庚子赔款而留美的中国学生中的许多人成长为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包括胡适、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等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同时,美国人也利用“庚款”和其他社会捐助在中国开办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以及雅礼医院(后来的湘雅医院)、协和医院等教会医院。今日北京大学校园(原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古典建筑及其设计,都是由司徒雷登请来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完成的。美国人在中国的文化教育活动,中国留美学生的言传身教,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社会精英。正如中美关系专家陶文钊教授所总结的,两百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是: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信息与价值观的自由流动”。近代在中国的美国商人和传教士,当代同中国交往的美国企业家和教师、科学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都自觉或不自觉服务于美国对华政策这一始终不变的目标,成为美国“软实力”的化身。反观中国的对美关系,在1949年以前的150多年里,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对美政策谈不上什么连续性主动性;1949年以后,中国国内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等动荡,对美政策也几经调整。如果说现代中国的对美政策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目标,除经济利益以外,大概还是维护主权和政治稳定,防范美国价值观渗透入中国,而非促进中国价值观向美国流动。200多年来,无论中国发生怎样的变化,从根本上始终没有建立过试图打动美国人心灵的精神追求。从19世纪末在美国修铁路的中国劳工,到今天频繁往返于两国之间的中国学生、企业家、专家学者、媒体人士,还有今天多达200万左右出生于中国、长期居住于美国的公民(所谓“新移民”),都在塑造着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认识。但是,很难说他们都在主动承载并弘扬着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服务于中国对美政策。更不消说,“新移民”中间的大多数人及其后代,最终选择了持有“绿卡”或加入美国国籍。这种现象,可以对两国之间政治影响的差距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1944年,云南腾冲一处街头,一名美国士兵正在向当地人“借火”。沟通能减少战略互疑吗?200多年来丰富多彩的中美人文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和国家层面的战略互信呢?答案是见仁见智的。民族和国家之间交流越多,就越容易产生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这似乎是常识。但是,中美关系的历史却没有给这种认识提供充足的佐证。在当代世界上,中国和美国是相互交往最多、共同经济利益最大的两个大国,这可以找到数据为凭。例如,中美之间直飞航班上的乘客每天超过一万人。中美元首见面与通话的次数之多,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层次之高、规模之大,两国结成友好省州、姊妹城市的数目之众,两国各地、各界的官员、学者、专业人士之间熟悉程度之深、交流之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两个大国。但是,今天中美关系的决策者、实践者和研究者却在谈论如何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时可能产生的对抗;两个国家的军队每时每刻都在做同对方发生武装冲突的准备和预案。在笔者看来,当前中美之间今天难以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原因不在于相互沟通了解不够,也不在于文化差异,而在于政治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不兼容。两国在冷战初期的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东南亚陷入直接对抗,固然有缺乏直接沟通的因素,但当年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政治利益冲突是引发对抗的主要原因。中美建交前后,两国面临来自苏联的共同安全威胁,达成了某种战略互助的默契,政治矛盾暂时被掩盖了。冷战结束时,两国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态度完全相反,中美政治对立便逐渐突出起来,十几年前,当两国实力差距巨大时,中国还能够以“韬光养晦”的心态应对美国的压力,而美国尚可以“静观其变”的心态,期待中国的市场经济带来政治自由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美国日益怀疑正在崛起而又拒绝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中国将破坏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及其领导地位,而中国对美国要破坏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疑虑有增无减。两国国内政治的不兼容,金融和经济利益的冲撞,加上地缘战略的相互竞争,三方面矛盾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中美两国中对于对方国家了解较多的人,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很难向本国公众作出有力的解释,说对方国家的战略意图并非如此邪恶,而本国的合作能够换取对方的和解或妥协。本画册所提供的历史故事,能够告诉我们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却无法证明增加沟通可以避免国家陷入战略对抗。中美对抗的另一个诱发因素是,两个国家里都有一些政治上有分量的人,视中美关系为“零和格局”。他们说,对方国家视本国为最大敌人,在敌我双方势不两立的情况下,要想中美关系好,只有牺牲本国的核心利益去取悦对方;所以,要想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和原则,中美关系不但不可能好,而且不应当好。还有人认为,将对方国家视为最大的敌国和安全威胁,有利于本国增强内部凝聚力。于是,主张对中国作出妥协、加强合作的美国人,被一些美国舆论攻击为“熊猫拥抱者”;主张同美国和解并相向而行的中国人,容易被扣上的帽子就更不中听了。好在中美两国三十多年来的历届领导人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都坚定不移地加强合作,避免冲突。1989年,中美关系曾跌入建交之后的谷底,但邓小平当年12月对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当近年来两国关系面临滑坡压力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都表示不认同“修昔底德陷阱”,强调增强中美战略互信,避免对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台湾地区访问期间向宋美龄行吻手礼。目前中国需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更多一些画册所讲述的历史故事,还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世界大环境、大变局、大趋势对中美两国及其相互关系产生了巨大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用广角镜去看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中美关系,都会有新的理解和体会。在第一个历史阶段,欧洲是世界舞台的中心,西方列强加上新兴的日本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美国正处在“和平崛起”阶段,在这一阶段晚期已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大清国则积贫积弱,内外交困,国运可以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来形容。美国参与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但只是“协从”而非“首恶”。在第二阶段,俄国革命震惊世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从崛起走到灭亡;美国和苏联开始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尚未统一,但已经以一支独立力量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美国先是为打击日本而支援中国,后是因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而反对中共,在这一阶段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最大。第三阶段的中美关系被冷战阴影所笼罩,世界范围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两国因朝鲜而陷入大规模战争,因越南而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双方为了应对共同的苏联威胁而走向了缓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但同美国的经济、教育、科技差距拉大了。在第四阶段,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秩序趋于稳定,国际规则被普遍接受,各国的共同威胁转向了贫富悬殊、恐怖主义、政治失序、金融波动、生态恶化等等全球问题,而大国战争的危险逐渐远去。在这一阶段,中国既是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也对世界和平和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中国在崛起,而美国相对于中国以外的其他大国的实力也在上升,维持着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回顾上述历史想说明的道理是:中美关系固然重要,而且在当今世界上越来越重要,但两个国家受到世界大环境的推动和制约,都有其他重要的国内外事务需要关心和处理,必须根据国内国际大局确定对方国家和双边关系的战略定位。仅仅关注中美关系这棵树,而忽视了整个世界这片大森林,就难免得出脱离实际的片面结论,比如“中美必有一战”或者“中美共治世界”。两国集中精力于国内发展进步,共同应对世界上的失衡和失序,才是避免对抗的最有效途径。审视200多年的历史画卷,中国人有理由感到自豪。100多年前,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是何等的耀武扬威,中国是何等的孱弱。现在,就世界地位和国家实力的总体而言,中国已经超过了当年参加过八国联军的欧洲国家和日本。然而美国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来讲,仍然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中国有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超越美国的经济总量,但两国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高等教育以及软实力方面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甚至有扩大的可能。两国需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目前中国需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更多一些。中国能在21世纪成为对美国影响最大的国家吗?中国的影响是何种性质的影响?美国应当向中国学习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将主要在中国方面寻找。在应何迪先生之命撰写画册序言时,我不由得想起我们和其他中美学者一起,参加1986年首次中美关系史双边研讨会的情景。那时候我们还属于“青年学者”,而今都步入老年,其中有些还抱上了孙儿。从那次研讨会开始,中美关系即已成为我们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尽管人微言轻,我们今天仍然在为中美友好、为子孙后代的和平与福祉而尽心尽力。因为我们都坚信,“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文章选自左右中, 2017年1月10日
2017年1月13日 -
田溯宁:借力中国移动大连接,推动数字经济时代到来
理事简介田溯宁,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我有一个要求,我们这些技术人员能不能在想技术名词的时候想一些更容易记的。我父母好不容易才记得什么叫WIFI,现在是NB—IOT,很多名词都记不清,我在运营商公司工作过,在IT公司工作做,这些年在做投资,我们在想能拥抱更多人的世界,我觉得有一件事可以在生态合作圈里面,能不能把技术名词做的稍微简单一些,这样大家都能记得住。 我们看一看,运营商这个词就是运营商发明的,电话发明之后运营商这个词成为这个世界语言里比较重要的词,大家现在都觉得运营商比起互联网公司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我觉得今天运营商这个词会再发青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后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学家生产者不知道用户谁在用,经济不能反馈,不能闭环,但今天我们想到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在物联网的时代的时候,每一个生产的制造商都会知道用户谁在用,用了多长时间,他下一次购买行为是什么,一个产品公司在万物互联的公司会变成一个新型的公司,我给它起名叫客户的运营商,所以我觉得运营这个时代正在有新的内涵,新的含义,所以我们稍微看一看,世界正在变成运营的世界,今天运营商在提供运营,大家想想所有的互联网公司,你深刻的看一下数字服务的提供商它也在运营。我们真正想一想未来的智慧城市是什么?城市也是一个运营商,只是运营它的市民,为各种市民提供需要的产品,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产品公司我认为都不是在提供产品和服务,而是为客户提供运营,所以我们从事运营商的人应该非常骄傲,未来数字化的新世界运营变成了更重要的一个名词。 我跟Airbnb和Uber的创始人聊,我说你们很像运营商,他们就是计费。只是Airbnb没有一个房屋,它是住宅的运营商,因为他知道谁要在旅行的时候需要住。Uber是出行的运营商,因为它掌握了客户什么需要一种专业车的服务。我们再想想前一天我跟张瑞敏在聊,当一个冰箱的生产者,在每一个冰箱里都有物联网的芯片的时候,它不再是仅仅提供冰箱的服务,它可以成为食品的运营商,因为他最早知道时候你的鸡蛋吃光了,你的蔬菜什么时候需要购买新的了,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里企业的形态在重构,我们正在成为一个从产品的生产者变成用户的感知者。我们的企业再不仅仅简单是生产一个产品,而是通过这个产品跟客户建立联系,然后发现客户在每一个时刻的需求,提供恰当的服务,所以在这样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企业也在发生变化。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运营特征?第一永远在线,什么时候都在线,我昨天跟移动几个领导聊,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在一个新的国外城市,中国移动就知道我在那儿了,永远在线,这是运营的特征。另外他在认证,为谁服务,用了多少它的服务,服务满不满意,这些核心的词都是运营的特征,我们细想在未来的世界是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应该永远在线,都应该知道客户在用什么,用了多少,满不满意,下一个需求是什么,所以运营会成为下一个商业非常重要的核心,只是我们的观念在变。在运营的世界里,各位讲到是一个生态的世界,不是所有的产品都由我来提供,我通过我的产品建立一个连接,当我发现它不同时刻,不同时空有不同需求的时候,我能够把第三方的产品及时推荐给他。而在这个运营的世界过程中,我们重新定义电信运营商应该成为什么?我在网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最让我激动人心的一个公司现在都没,叫世界通讯,当时那个创始人讲,他说运营商应该不光光提供语音,还要提供其他计算服务,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那时候太早了,今天到这个时候电信运营商应该变成一个超级计算机,中国移动不就是一个超级计算机,连了几十亿的终端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移动不仅仅应该提供简单的语音、流量,而且应该提供存储和计算。 第二方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用App,但是新一代APP应该提供复杂计费的能力,提供客户管理的能力,所以我认为在电信公司,从今天的电信运营商走向客户运营商的时代,应该不仅仅能够提供网络服务,而且应该提供存储和计算。在这样一个可管理的世界里,未来的应用商店能够是可计费、可管理的,高安全、高保证。 昨天我非常高兴跟中国移动签了战略合作协议,我们想一想,如果中国移动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需要一个操作系统,我们应该想象应该有一个超级运营商,一个超级OS,过去我们的操作系统只是管理一个手机,管理一个单人的计算机,不需要计费,不需要高安全的保证,也不需要复杂的CRM,当是一台超级计算机的时候需要一个超级的计算系统,它是跟安全有关的,所以我们要跟中国移动一起合作,打造中国人的超级操作系统,管理几十亿,几百亿的社会,这是一个很激动人心的时代。我经常在想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说有自己的操作系统,亚信的创始人跟我说他最遗憾的是做不出操作系统来,我觉得今天有这个可能,因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大更复杂的,一个操作的操作系统要管理几十亿,上百亿的核心,它的核心就是计费,CRM,安全、还加上大数据分析的能力。 中国移动在谈各种连接,我觉得我们一起应该在想通过软件和中国移动一道连接城市,让中国的各个城市都成为一种运营商,广州市的市长,广州市的政府应该知道广州市一千万个市民,它的公众服务怎么样,道路是不是可靠,停车场是不是够,各种各样的社会安全有什么的状态,我们要共同连接城市,共同连接产业。大家想想当每一个客户,每一个企业从提供产品的提供者,变成它的客户运营者,他需要计费,需要认证,需要各种各样的服务,而这些正是我们可以跟运营商来提供的,连接各个产业,这个过程中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未来当所有的数据资产都在网上的时候,安全会成为核心,而未来的安全我相信不仅仅是提供产品,而是提供一种安全的运营服务。 最后,我们想一想未来。我上个礼拜参加诺亚财富的一个论坛,都是很多投资者来分析未来两年全世界的投资机会怎么样?大家都非常悲观,整个世界有人讲,过去投资者最怕黑天鹅事件,就是怕出现一个黑天鹅,未来资本市场不知道怎么去做,其实有一个人讲了,你要想想川普当选,整个中国经济转型,欧盟的破裂,现在哪是一个黑天鹅,整个都是天鹅湖。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的时候,刚才孟总讲我们这些人是很幸运的,所有的经济是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是数字经济正在高速成长。我在想我们在看到一个黑天鹅的时候,但是另外一个软件定义的世界,一个数字化的目地正在升起。我们面对新的生态系统,我们一起要共同合作努力,应付不确定的事件,让在数字化新的世界中繁衍共生,完成人类历史长重大的转变,从工业经济变成可反馈的数字经济,我们在这里合作共赢,建立繁荣的生态系统。 谢谢!文章选自网易新闻, 2016年12月26日
2017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