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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静：跨国企业对中国人才市场的培养是独特有效的
理事简介满静，全球化智库（CCG）理事，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2018年5月20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银泰中心举行。在下午举行的“人本全球化的中国推动”分论坛上，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CCG 理事满静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分享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经验与挑战。 满静指出，对人力资源这个角度来说，首先我们的态度非常端正，诚诚恳恳做人。因为要想扎根于中国，就一定要扎根于中国区发展人才策略。不光是把国际人才引进来，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和对中国的姿态一定要坦诚，要一定能理解整个的市场。此外，我们更多着眼于如何把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传递给本土人才，为企业在中国的长期发展培养出来一批真正的本土领导者，中坚力量和专业人才。 满静认为，这不仅仅是指企业单方面，很重要的是你需要看到很多的产业链，包括我们在10年前就开始把多元化的、双赢化的职业教育体制引到中国，跟职业教育学校一起合作帮我们的生产企业以及经销商企业培养类似的技术人才。另外我们还要跟自己的合作伙伴一起把他们的人才想办法推向国际化，因为只有把整个的产业链的人才提升到一个共同的高度，大家有了一定的共识以后你才能够真正地推动人本全球化的概念。 满静还从跨国企业的角度谈到了自己对中国人才市场的观察。她表示，就汽车制造业来说，中国的人才市场是特别独特的。随着改革开放这40年，整个经济的发展，包括最近这10多年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也造成了在人才市场的一个井喷式的现象。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因为在中国人才市场所经历的培养力度是很独特而且很有效的。 之所以如此独特，满静说，是因为所有的跨国企业、所有的国际品牌全都在中国进行了投资和关注，所以所有的品牌其实也同时在中国的人才市场进行了投资。另外，中国国企的改制包括民企的发展，所有的人才在这当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视角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是非常提炼式的。再加上最近的互联网式企业、新经济的发展，人才其实达到了跟国际市场同步的角度。所以如果你要观察整体的人才市场来说，中国的人才市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非常有效，而且凝聚。 但是挑战在什么地方？满静指出有三方面，如果从制造业角度来说，首先是人才的量还是不够，因为整个市场体量太大了，对人才的需求也太大了，发展的速度对人才的需求更加的高，所以在这当中看“量”肯定是不够的。 第二，从自己培养人才的观察来说，是觉得“质”上需要再看，为什么？很多时候在短时间内，所有的企业经历了很大的发展，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家都觉得已经到达了一个高度，但是咱们目前所经历的经济的发展和发达国家相比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缺陷，就是你只经历了好的一面，但是在危机的时候，包括市场有波动的时候，人才在这方面的管理的能力就会显现出来一定的短缺，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人才发展的角度来说，就是把他们培养起来还希望他需要做的一件事情首先就是去实践，所以要把他送到国际企业、国外企业去做实践，要去不同的岗位上做实践，这样他才能够有积累，才能在关键岗位上发挥出他的作用。 第三，把这些人才好好地留在自己的企业里面或者留在这个市场上其实真的是下一个挑战。我们对本地人才培养起来，很多时候他们眼界也不一样，他们更加的活跃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从企业也好、从市场角度也好，如何能够创造一个比较有效的机制能够体会到他们的需求。不管是从户籍、他们的子女教育，包括他们对于长期留在中国发展这么一个需求能够有一个充分的体会和理解，包括给他们提供有效的措施，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寻找的一个解决方案。我相信这个对于所有的企业，包括所有很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咱们大家需要把这个人才留在自己的企业里面这都是同样的挑战。文章选自人民网，2018年5月20日
2018年5月24日 -
梁锦松： 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三大湾区功能综合 新经济成败关键在人才
梁锦松，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香港财务司前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粤港澳大湾区应三合为一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相比全球其他主要湾区有何竞争优势？未来应如何定位？ 梁锦松：全球60%的GDP主要集中在湾区，现代经济主要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粤港澳大湾区在面积、人口、GDP增速以及货柜吞吐量方面，都超过东京、纽约、旧金山其他世界三大湾区。大湾区广东省9个城市包括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基地、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华南最大商业中心、文化旅游中心，拥有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而香港具备“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以及国际人才优势，澳门则是全球主要的娱乐会议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内不同城市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功能应该是三大湾区的综合，打造成一个集科技湾区、金融湾区以及产业湾区于一体的综合湾区。所有这些湾区都是创意产业中心、医疗中心、高等教育中心、人才中心。 《21世纪》：香港在大湾区发展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香港最近推出了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的政策，你如何看待人才之争？ 梁锦松：香港的优势在于制度和人才优势，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人才中心。我在二十年前提出香港的定位是曼哈顿＋，加的一个是高等教育，另一个是医疗，这两方面香港还是比较有优势的。目前华南地区只有四所大学进入全球排名前100位，都在香港。 而人才是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是决定新经济成败的关键。香港拥有国际顶尖人才喜欢的生活方式。比如谷歌40％的员工不是住在山景城（Mountain View），而是住在旧金山大约距离山景城45分钟车程，主要原因是生活方式，这是高端人才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对于一些国际人才，他们去内地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香港可以为这些国际人才提供法治、多元、国际化、医疗、良好的教育等。 在1997年，（前特首）董建华当时问包括我在内的行政会议成员，五年之后，如何衡量我们是否成功？当时我的回答是聚财、聚才，能够聚集更多的钱财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培养和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比如科技、创意、金融等。我当时明确说，人才比钱财更重要，有人才就有钱财。绝大多数的香港人都是新香港人，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开放城市，吸纳全球的精英才有今天。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之间应如何协调发展？ 梁锦松：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如何将不同城市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目前大湾区主要由发改委牵头，香港、广东、澳门三地参与，这个官方的协调机制是否可以考虑由一名政治局常委坐镇，定期听取报告，协调发展可能效果更好。在官方的领导之下，设立民间咨询机制，一是总体政策的咨询委员会，二是各个行业的专家向官方报告，让政府了解具体行业存在的痛点。中国的很多问题是大门开了，小门没有开。医疗养老、生物科技前景广 《21世纪》：去年新风天域入股深圳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在大湾区发展新医疗合作模式，能否具体介绍一下相关的投资计划？ 梁锦松：医疗行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需求不断增长，而供应却严重短缺。医疗是关乎湾区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大湾区工作、定居、退休的香港居民，都需要有好的医疗。大湾区拥有发展医疗健康产业的良好基础，一直是我国各行业跨境合作的窗口。我们希望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顺势而起，进行医疗健康产业的跨境深度整合，利用国内的资源，国际的标准，国外的培训和管理方式，让内地居民和在广东居住的港澳人士可以享受先进的医疗服务。然而，这其中需要打破一些政策的壁垒。 政府可以探索在广东省内设立一些国际医疗养老试验区，在试验区内，可以同时使用内地、港澳以及先进医疗国家的药物和技术。据我所知，港大深圳医院已经可以使用一些香港的药物。内地、港澳以及国际合资格的医生可以在试验区内进行执业，并且为港澳人才提供快速通关安排，突破现有183天的税务限制。 政府应该鼓励港澳以及国际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医疗机构在区内设立分支机构，研究如何将内地医疗数据与香港医管局的数据对接。从长远来看，香港政府为市民提供的医疗补贴可以在内地医院使用，这将服务更多在广东省居住的香港市民，并满足内地民众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医疗养老服务的需求。 香港本地医疗养老服务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六七年后老人的人数急剧增加，未来20年内香港老龄人口的比例将翻倍，而公立医院病床按年增幅不到1%。到2024年公立医院扩建、重建，以及新医院落成，预计将提供大约2.6万张病床，但这只比2014年增加了23.6%，仍然追不上同期人口老化的速度。而且香港目前安老院舍的个人照顾员及家务助理员的空缺率达到18%，养老服务人员不足。 《21世纪》：为何选择在广东省投资医疗养老产业？你如何看待其中的机遇和挑战？ 梁锦松：广东省人均医疗资源与其他省市相比仍有差距，2016年每千名常住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为4.23张，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民营医疗机构在广东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16年广东民营医院占医院总数的45.9%，民营医院的规模偏小，床位利用率也不高。广东也是内地医院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12-2016年广东省医院投资项目资金达到25.7亿元，位居全国第二。 医护人员的教育是关键。中国面临医护人员的缺乏，尤其是专业养老护理人员。在大湾区内可以探索率先推行国际标准的护理人员的资格认证及培训，学员可以输出到全国。新风天域已经在广东、四川和上海设立医院、医疗中心、培训学校及医生集团。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在京津冀+雄安，华东、成渝，以及大湾区完成布局，覆盖居家养老、康复养老、医院、培训一条龙。 在内地投资医疗行业的挑战在于法例的地区差异，不仅每个城市不同，甚至每个区都不一样，监管很严。由于缺乏相应的人才，我们需要自己进行培训。新风天域希望未来可以在内地投资更多的职业和技能培训教育。 《21世纪》：你曾经说生物科技将是大湾区的一个风口，怎么看待其中的机遇和挑战？ 梁锦松：生物科技是推动新经济的一个重要领域。粤港澳大湾区有条件发展生命科技，香港拥有全球顶尖的生命科技科学家，世界知名的高等院校，两所顶尖医学院，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国际认可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可以与内地庞大的市场，巨大的临床试验空间，以及先进的生命科技实验室优势互补。南丰计划投资15亿美元在生物科技领域，现在已经投资了5亿美元，主要团队在美国，在上海有一个小团队。 香港与深圳政府可在河套地区设立生命科技科研合作特区，实施一二线安排。两地科学家、病人、医护人员、实验用器材、药物、动物等在进入河套一线免检，进入二线才需经正式海关边防，不然不同的关税区、检疫区的安排很复杂。 位于法国和瑞士边境接壤地区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梅汉实验地已经采用了边境科研合作特区的模式。这个地区共有6个入口，其中四个入口位于瑞士境内，对所有CERN人员开放，另一个入口位于法国境内，在上下班时间对所有居留法国的CERN人员开放，由海关管理。另有一个入口是法国隧道的入口，只对进出法国的器材运输开放，货运免税。港元有点压力，但是死不了 《21世纪》：香港应如何巩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梁锦松：对此我有几个方面的思考，一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境外人民币资产市场，这个势在必行，是香港的三大风口之一。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近几年有所缩减，有客观原因，因为中国存在贸易顺差。我和前几任总理都直接提议过，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定要做的，中国的经济已经国际化、全球化了。但是人民币国际化不能过早地自由兑换，如果完全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没有缓冲地带。一旦金融危机蔓延到中国，就没有任何缓冲。 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但却没有很多资产可以投资，因此香港应该发展更多的离岸人民币资产，比如是否可以在香港利用离岸人民币买卖股票？境内与境外人民币利率的差价是否可以发展相应的衍生品？对于一些持有境外人民币的私募基金，是否可以透过某机制实现境内外对冲，实现流进流出？这些都是应该可以思考的。 港交所最近推出了同股不同权，允许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这些都很好。下一步可以考虑用港元、美元或离岸人民币，发展空白支票公司（blank check company）。美国有一种公司叫特殊目的并购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这类公司没有任何资产和实业，先从市场拿钱，这种公司在美国市场已经发展了十几二十年了。这对于推动香港成为资产管理中心非常有效。 《21世纪》：随着美联储启动货币正常化，资金开始流出新兴市场，近期港元汇率不断逼近弱方保证，你认为港元是否能继续维持联系汇率机制？在哪些条件下才适合与美元脱钩？ 梁锦松：港元有点压力，但是死不了。有人问金融危机是否会再现，1987年大崩盘，1997年、2008年金融危机，每十年一次金融危机的说法有点迷信，但是金融危机的土壤已经存在。金融的泡沫即负债率，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负债率都超过以前，而且全球资产的估值都已经很高，美股已经达到历史新高。此外，主要经济体的利率都在上升。这三个宏观经济的因素意味着金融危机的土壤已经存在，但没人知道具体的导火索在哪里，所有的导火索都是无法预计的。 如果港元脱钩，（香港）这么小的经济体，一旦汇率浮动的话很危险。暂时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如果港元自由兑换，就可能变成替代性对冲（proxy hedge），那就更不行。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5月22日
2018年5月24日 -
王辉耀：人才政策也应该考虑技术人才 甚至家政人员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在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接受凤凰网财经专访时表示，“各地人才大战，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从去年武汉开始提出百万人才计划，包括成都、西安、长沙等城市响应，也包括最近的天津。我们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人才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好事情。中国现在要成为创新性国家，中国正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有非常大的青年人才、专业人才等需求，此外我们进入老龄化阶段，各地也缺年轻人。” 王辉耀认为，在吸引人才的同时，要考虑一些技术人才，比如北上广大部分都是移民，这些移民有部分拥有很多技能人才、工匠人才等也需要纳入考虑范围，包括城市建设、城市文化，甚至服务人员、家政人员都应该是一个城市不可缺少的方面。人才政策也应该考虑技术人才，甚至家政人员 近期，人才争夺战进入白热化。据不完全统计，海南、天津、中山、东莞、青岛、西安、太原、成都、南京、武汉、郑州、合肥、长沙等超20城发布了吸引人才的政策，包括从资金激励到落户门槛，从短期用人到长期培养，购房优惠等政策。 尤其天津5月16日发布人才新政：凡是40岁以下本科生、45岁以下硕士或博士不受年龄限制，都可以直接落户。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材料等战略型新兴产业领域重点企业的急需型人才，由企业家自主确定落户条件。 截至17日早上8：30，已有超过30万人下载“天津公安”APP咨询办理落户申请。 王辉耀谈到各地人才大战时表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从去年武汉开始提出百万人才计划，包括成都、西安、长沙等城市响应，也包括最近的天津。我们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人才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好事情。中国现在要成为创新性国家，中国正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有非常大的青年人才、专业人才等需求。此外，我们进入老龄化阶段，各地也缺年轻人。”王辉耀认为，人才大战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老龄化的社会以及城市发展的经济转型两个因素。 王辉耀建议，一方面做存量，各个城市之间互相调节，未来也要做增量，要面向世界吸引国际优秀人才到中国。最重要的，不仅是吸引人才，还要想办法留住人才。产业发展起来了，相关人才才能引进来，安居乐业，未来可能会朝着精细化吸引人才的方向发展。 “在吸引人才的同时，要考虑一些技术人才，比如北上广大部分都是移民，这些移民有部分拥有很多技能人才、工匠人才等也需要纳入考虑范围，包括城市建设、城市文化，甚至服务人员、家政人员都应该是一个城市不可缺少的方面，”王辉耀补充道。建议农村宅基地真正流转起来 与热点城市不同的是，北京、上海虽然也出台了人才吸引政策，但对于限制较严苛，且落户制度也并未放开栅栏。此外，北京上海广州还严控人口规模，比如上海着力治理“大城市病”；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建设用地总规模不超过3200平方公里。 如何解决大城市病问题？王辉耀认为，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不是局部的。其实，很多大城市的农民工想回去回不去，想留下来也留不下里。主要原因在于宅基地无法流转，拿不到第一桶金，也不能在城里安居。城里一些人也愿意卖掉自己的房，到农村建一个别墅或者小屋子。然而由于宅基地不能流转，无法进行双向流动。 此外，王辉耀认为，还需要改进城市管理水平，比如北京两千万人口，城市病问题很严重，但是东京是一个三千万的大城市，既不堵车，也不污染，交通便捷，干干净净，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城市管理经验。比如，首尔是2500万的大城市，也没有暂住证、临时户口等。只要你有工作，能够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就可以成为长期永久居民。所以，中国在管理上还需要提升城市的容量，中国最大也就两千万，我觉得还有很多的空间。“同时热点城市的人才政策可能会倒逼北京、上海的人才政策改革。其实，这些城市即使放开了门栏也不会造成蜂拥而至的情况，因为各个城市有自己的门栏，比如购房、生活成本等。如果一个人有工作，对社会纳税有贡献，就应该给予你户口，不管是成都还是上海。” 王耀辉认为户籍政策不应该和福利挂钩，福利应该逐步走向和工作挂钩、社会挂钩。比如有北京户口的人，所有相关政策都可以享受，没有的很多服务就享受不了，不应该是这个概念。同样我们社保体系也要跟上，对于老弱病残和需要救济的人，支撑体系很少。文章选自凤凰网财经，2018年5月20日
2018年5月24日 -
陈启宗：中国改革开放把世界带入东西共融的新时代
5月20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银泰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八十位CCG理事、学者专家以及政商学界精英代表深入研讨。CCG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在论坛上发表以下演讲： 当我们展望新未来时，首先必须要对历史再评估。温斯顿·丘吉尔说过，不读历史，就一定会重蹈覆辙。回望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放在“历史大图画”之下，中国改革开放是20世纪两件大事之一。 简单回顾历史，从公元446年开始，罗马城被北方所谓野蛮人攻陷，之后的900年被称为黑暗时期。从14世纪开始的两件大事主要是：14世纪文艺复兴和黑死病；15世纪奥斯曼帝国攻陷伊斯坦布尔，陆路贸易受阻，海路开辟、1492年发现新大陆；16世纪宗教改革和英国打败西班牙舰队；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殖民主义；18世纪美国独立和工业革命开始；19世纪是帝国主义兴起和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20世纪的两件大事，两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崛起。 首先，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从476年至1945年，世界是混乱、多极的。从1945年到1990年，世界进入美苏两极。从1990年到现在，世界进入单极。世界从多极到双极，再到单极，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但当前的单极世界明显不可能持续下去。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再崛起、美国回归其“老习惯”孤立主义。 而现在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往孤立主义靠拢、回归历史轨迹而已。所以，我们必须头脑冷静地分析历史，认识今天。 第二，中国的崛起对全球最重要的意义是将世界重新带进了东西方文明共存共融的新时代。近代以来的东西方共融，中国落后、欧洲先进，并持续很长时间。近几十年来，亚洲国家的崛起，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都不足以把世界的经济中心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而正是中国的崛起、发展，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终于把世界经济的重心转移到太平洋。对于“一带一路”，古代有丝绸之路，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继承古代、恢复古代已有的经贸、文明的接触。 第三，当今世界的格局。中国不想做“老大”，但是因为人口众多，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成为世界大国，也希望成为世界强国。 此外，中美两国存在经贸、科技、货币三方面的竞争。经贸竞争是各国间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刘鹤副总理访美就证明，经贸竞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特别是当今世界的大环境下，很多问题都可以谈判。科技竞争，这是中美真正竞争的所在点。现在，科技日新月异，各种科技手段层出不穷。科技的竞争带来了武器的产生和网络的竞争，这就使各国对科技的竞争日益激烈。货币竞争，美元是世界货币但并非一直如此，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不能否认，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在国际上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对于当前中国的大势，我们不能太悲观。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不愿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发生矛盾和冲突；全球仍面临环境、移民、毒品、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重大挑战，需要国际合作，特别是中美两国的合作；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无法承受贸易战等严重对抗的后果，中国以往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足以应对面临的挑战。 未来中国一定要头脑冷静，中国领导人在过去40年来一直非常冷静，包括外交部、商务部都非常冷静。未来需要各尽所能，头脑清晰，着眼当下。（本文根据CCG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8年5月24日 -
龙永图：改革开放新阶段应以出口和进口并重 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5月20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银泰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八十位CCG理事、学者专家以及政商学界精英代表深入研讨。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在论坛上发表以下演讲： 今年的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正值全球贸易摩擦非常敏感的时刻。论坛在此时举办意义重大，首先，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经济形势，特别是全球化发展的关系。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这40年来发生了三件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个是1978年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件事可以说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 第二个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事件加快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且使中国迅速地成为全球经济贸易的大国。 第三个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而使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改革开放新阶段应该以出口和进口并重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分成这三个阶段。现在的重点是要深入研究习近平主席提出来“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怎么走，中国的对外开放将对全球化的形势产生什么样重大的、深刻的影响，这一定非常重要。因为在新的对外开放历史阶段，我们要对很多的经济贸易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 从习近平主席提出来“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这样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该做一些调整：应该是以出口和进口并重，但是在进口方面应该做出更大努力。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博鳌亚洲论坛也提出要主动增加进口，这个调整非常重要。 中美贸易在谈判当中取得了积极的、建设性的成果，其中一条就是中国要大量地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从而解决中美贸易的逆差问题。这是中国从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以后就遗留下的老问题。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对美国来讲是贸易逆差。中美两国长期存在庞大的贸易不平衡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积极地研究贸易不平衡所产生的一些历史原因、市场原因和结构性原因，也要让美方找到他们自己经济结构上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让美方认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以必须要逐步地解决。特朗普有一句名言，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让美国人吃亏的”，同时他还指责美国的贸易代表谈得不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很大的成果就是以开放促进了国内的改革。为什么我们和美国有这样大的贸易顺差？主要是发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做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承诺就是放开贸易经营权。过去我们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是由一二百家国有外贸公司所垄断的，放开了外贸经营权以后，就使得成千上万的，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的中国企业都能开始自己进口，自己出口，这样一下子激发了中国整个对外贸易内在的力量，使得中国的出口出现了大的井喷，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世界贸易协定出现了对中国极其有利的条件是因为开放措施激发了国内改革的力量，激发了中国长期被束缚的进出口，特别是出口的冲动。中国的出口产品大幅度地增长，而中国消费能力也强，市场庞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成为了中国价廉物美产品的最大受益者，成为中国市场扩大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形成中美巨大的贸易顺差。所以，应该了解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中国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通过对外谈判解放了国内的生产力，解决了很多改革的问题。 然而，尽管如此，中国的贸易政策确实要进行大力调整。过去注重出口创汇，当然，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要继续扩大出口。而中国的出口现在支撑了8000万人的就业，中国在全球还有很大的市场，中国还在继续扩大出口。但中国以后要有更大的力量来增加进口。这一次中美达成协议，中方扩大了对美进口，这不是对美国的让步，而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贸易政策必须进行重大调整。而且这种调整主要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对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有更大的需求，而国家必须满足这样的需求，这不是对美国人让步。贸易政策上的调整，不仅仅是从贸易上要改变，老百姓理念上也要有改变，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和全球制造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关系，任何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都必须是全球制造，都必须在全球采购零部件和原材料，才可能成为真正具有竞争能力的制造业。所以，中国在进入到对外开放新的阶段以后，贸易政策要进行一些重大的调整，继续扩大增加进口，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讲的一部分。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三个重要阶段：即十一届三中前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启动，经过20年左右的准备、发展，其中也经过了一些曲折；第二就是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进入开放对外开放的阶段，而且显示出中国经济贸易实力增强，成为世界大国；第三是习近平主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这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最更新、更高的阶段，开始了全面改革开放阶段。“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给我们对外开放带来的深刻、巨大的影响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中国应该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 就中美经贸最近的贸易摩擦而言，我们应该始终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当中出现的问题。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后，美国人来势汹汹，也派了一个庞大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团队来华，很有大军压境的局面。此外，特朗普也讲了很多狠话，这次中美贸易的摩擦仿佛要演变成一场战争。还有人说期待着史无前例的贸易战，舆论上认为两国要大战一场。特朗普的美国对华战略出现了重大变化，开始以强烈的、强大的行动阻止中国的崛起，整个舆论恨不得一边倒。所以，引起了很大的焦虑。 实际上，这样的判断是非常危险的。对中国国内重要的判断就是我们是不是还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是否还要继续执行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重要战略发生了动摇。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发生动摇，那就比一场小小的中美贸易冲突影响大得多。所以，首先应该从战略高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始终要坚信习近平提出的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和方针是不能动摇和变化的，我们要和美国实行的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此外，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看待我们对外开放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样才可能不动摇党和国家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看法。因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变，既然我们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就必须要韬光养晦，当然，也要有所作为，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 最近，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的指导，两国代表团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取得了积极的务实的建设成果，证明了中美两国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经济贸易摩擦。因此，政府和政府官员绝对不能被舆论所绑架，一定要从党的一些既定战略和重要的原则出发，来处理一些原则的问题。绝对不能讨好舆论，讲一些违背中央的基本方针和战略的话。因为在谈判当中，强硬是最简单的。而真正的强者一定是具有非常一流的专业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这都是改革开放40年来，以及中国对外贸易谈判的一些重要历史经验。中美两国能达成共识也是符合全球化趋势的，全球化就是全球所有国家的利益绑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美两国达成协议，因为全球化两国人民把两个国家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而我们选择了一个互利共赢的道路。 （本文根据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8年5月24日 -
[CGTN] Experts and entrepreneurs speak on China-US joint statement
[VIDEO WATCHING]Hundreds of economists, entrepreneurs and investors were in Beijing on Sunday, May 20th for the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Forum. Naturally, discussions turned to the latest China-US joint statement on trade and public concern about the increase in China’s imports of agricultural and energy products from the US.Long Yongtu, Chairman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PhotoLong Yongtu, chairman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said that China’s increase in imports is not a concession to the US, but is due to Chinese people’s growing needs and the result of mutual benefit. “Public opinion needs to be shifted. We should not equate imports with concessions. Nor should we equate exports with advantages. It’s not that simple."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CCG Photo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said both countries are taking what they want from each other. He agrees it is a good idea for China to import agriculture products from the US because of China’s large population and its large needs in agriculture imports. Besides, he says the US is strong in agriculture production both in its quantities and its efficiency.Qian Jiannong, Fosun Global partner. /CCG PhotoLikewise, entrepreneurs are confident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a-US trade. Qian Jiannong, a Fosun Global partner, is one of those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The cooperation and opening up of the world’s two major economies must be the future trend. In the long run, trade frictions will surely be resolved,“ says Qian.Wang Shi, founder of Vanke Group /CCG PhotoEntrepreneurs are also thinking about the next step for China’s economy. Wang Shi, the founder of Vanke Group, is cautiously optimistic. “We are proud of what we achieved in the past. But we should be cautiously optimistic towards the future. Being cautious is to be careful about possibl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ahead of us. But there’s no reason not to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coming decades."As China continues to open up, experts suggest enterprises keep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and innovation, because it is the best way to overcome unforeseen challenges.From CGTN, 2018-5-21
2018年5月23日 -
【China Daily】China fourth-largest source country of migrants
Speech by H.E. Ambassador William Lacy Swing, Director General, IOM. [Photo provided to Chinadaily.com.cn]A recent report shows China has become the fourth-largest source country of migrants, with nearly 10 million Chinese migrants living outside of China.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the ninth in the series since 2000, was jointly relea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in Beijing on Tuesday.According to the report, migrants from China make up the fourth-largest population of foreign-born migrants in the world after India, Mexico and Russia. Nearly 10 million Chinese migrants living outside of China and over two million Chinese-born emigrants resided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report added that migration is increasingly marked by significant outward and inward student mobility in Eastern Asia. In the academic year 2015/2016, China,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Japan ranked among the top 10 countries of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mong which more than 300,000 students were from China alone. However, Eastern Asia is not only a major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ut is also gradual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destina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For instance, more student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are choosing to study in China.Besid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report also highlighted that internal migration remains a significant feature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For example, most Chinese people have migrated from Western provinces to Eastern provinces. In China, Western provinces are regarded as areas that have high population growth rates, a surplus of workers and lower incomes, while the Eastern provinces have a shortage of workers, higher incomes and education levels.Mr Pӓr LILJERT, Chief of Mission, IOM Office in China, said "Migration results from couple of reason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has been one of the driving factors for migration. Usually people might choose to migrate from underdeveloped areas to developed ones for better life.""The adop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 1978 has given rise to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cross the nation, particularly the coastal provinces, where the magnetic effect of migration for other parts of China, particularly the Western provinces and regions has been quite obvious," he added.From China Daily，2018-5-10
2018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