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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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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高瓴资本张磊：创新是企业家精神最本质的要求
理事简介张磊，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新华网北京3月24日电（记者 吴晔）今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幕。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在主持“科技创新与新商业革命”分组会后，就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话题，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右一）接受本网记者专访 创新为首 企业家精神的四种特质 在科技创新和新商业革命的浪潮中，企业家精神不应缺位。一个新时代的企业家，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在张磊看来，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的精神，而创新要求企业家要有很强的自我学习，自我创造的能力。 “这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更新、不断迭代的过程。只有有学习精神的企业家，不断学习的企业家，才有创新的能力和基础。” 除了创新精神之外，张磊认为一个企业家还必须要有很强的同理心，能真正的站在消费者、甚至是站在竞争对手的角度考虑问题。 第三，要做一个价值型的企业家，不要过度追求垄断式的商业模式，或者垄断规模带来的优势，而是不断去创造新的价值。 “只有不断疯狂创造价值才是最深的‘护城河’。企业家要做正和游戏者，而不是零和游戏者，有的人只做零和游戏者，在创新型社会就不适合。好的企业家需要不断创造价值，不断把蛋糕做大，不断把更多的人带进来。” 张磊称，一个好的企业家，还要是一个好的教育家。能够把各种身边的人，用学习型的组织、用创新的精神来武装他们，让他们有机会，用学习和创新来提升自我。能够用积极创新的态度与实践启发和鼓舞他人。 未来的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是全面开放、互利共赢的发展。企业家推动传统行业和商业模式的转型，就是不断增强对新技术的理解和运用的过程，结合开放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实现真正地科技赋能与价值创造。 用“底线思维”鼓励创新 创新之路不乏勇者。然而，创新之路不是一条直线，有不断的反复和无数次的失败。就如何激发和鼓励创新，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在“科技创新与新商业革命”分组讨论时透露，政府一方面力挺前沿科学探索，成立自然科学基金，向“无人区”派出侦察兵探路，建立深海空间站和空间在轨服务系统；另一方面，施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知识产权、鼓励创新的政策，积极引导和支持新的产业变革。 “这都是对科技创新有力的鼓励和支持。同时，社会也要有很大的包容性。”张磊说。 在他看来，除了包容的同时，社会也要创造更多的机会，要有“底线思维”，能够给由于创新被影响到的边缘人群更好的再就业、再教育的机会，搭建“安全网”，“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回来，充分的无负担地去创新。” “科技创新2.0”时代 如何维持创新能力 当日，在“科技创新与新商业革命”分组会上，张磊还提出靠商业模式取巧和创新的“创新1.0”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了比拼原发科技创新、硬科技实力的“科技创新2.0”时代，进入这个时代，科技创新扮演的不再是过去商业模式下“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颠覆者角色，而是化身为一个赋能者与和谐再造者，帮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更多人搭上科技的快车。 优秀的企业应该如何面对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挑战，维持自身的创新能力？ 张磊表示，在同无数企业家接触的过程中，他总结出企业创新最关键的两点：首先要是一个学习型组织；其次要有好的企业文化。这样的企业文化，既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家文化（family culture）也不是时刻提心吊胆、视身边所有人为竞争对手的狼文化（wolf pact culture）。好的企业文化应该是运动员文化（sportsmanship），有运动员的比赛精神，有运动队的协作精神，失败之后能站起来，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自己。文章选自新华网，2018年3月24日
2018年4月3日 -
【搜狐财经】中国家庭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
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随着堆积的生育意愿进一步被释放，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仅1723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人，由此引发了公众对中国人口趋势问题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长期关注人口问题，与梁建章等人合著有《中国梦呼唤中国孩》《中国人可以多生》等著作。他认为，随着生育意愿的进一步下降、育龄妇女数量的锐减，长期来看中国人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3月6日，黄文政在北京接受了“公司深读”的专访。他认为，随着生育意愿的进一步下降、育龄妇女数量的锐减，长期来看中国人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在教育成本推高，婚配率降低的背景下，我国生育率已处于世界最低水平。此外，婴幼儿看护也成为了阻碍生育的现实难题。此外，针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挤压就业空间的观点，黄文政表示，在人工智能充分发展的社会中，实行普遍发钱的基本收入制度，或许能使人类最终实现生存繁衍的目标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文|搜狐号《公司深读》袁庭岚公司深读：你为什么会如此关心人口问题？黄文政：这是因为我认为，超低生育率所导致的人口坍塌，将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严重问题。这种人口趋势如果不能逆转，将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传承带来深重的危机。面对这种危机任何一个在乎中国未来的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也都希望在缓解这一危机的努力中能尽些微薄之力。我在上海交大念研究生时，就对人口研究有些了解，后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念生物统计专业博士时，也修过人口动力学方面的主要课程。再说，人口预测本来就很直白，真正的问题不是技术或方法，而是对未来参数比如生育率等的假定。公司深读：《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我国人口总量目标是“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到14.5亿人左右”。黄文政：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为零。比如，要在2020年达到14.2亿人，那么在2018-2020的三年时间里，平均每年要出生至少1900万人。可以肯定的是这三年的平均出生人口连1700万都达不到；而总人口到2030年要达到14.5亿，则需要未来生育率比1980年代末期的水平高出至少50%，这根本也是不可能的。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的话，人口总数迟早会下降。现在还没有下降，是因为早期生育率比较高。等到生育率高时出生的人口步入生命终点的时候，如果生育率还是达不到更替水平，那人口总量就会开始萎缩，并且不断加速。乐观估算，中国人口在十年以内就会开始萎缩，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跌破6亿，到下世纪中叶将不到3亿。中国人口面临这种雪崩并不是哗众取宠的夸张，而是无奈却理性的判断。公司深读：你曾多次提到，人口预测存在很大的偏差。比如，2017年实际出生人口只有1723万人，比卫计委预测的最低值还少了约300万人。黄文政：坦率地说，不仅卫计委和人口学会的几乎所有学者，甚至梁建章和我这样一直警示人口坍塌的学者都严重高估了2017年的出生人口。不过，这种高估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我和梁建章的文章一直秉持宁愿弱化而非夸大判断的保守原则。由于我们一直警示中国陷入低生育率危机，我们对人口趋势采用偏高的估算，更能确保结论的可靠性。当然，我们确实也严重高估了2017年的出生人口，但这种高估越严重，越说明中国陷入低生育率危机。（最近几年出生率的变化趋势）公司深读：《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已经是全球最低。你认为我国生育率低的原因是什么？黄文政：有关中国实际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存在很多争论。从过往抽样调查生育率与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各种生育意愿调查、与其他国家生育状态的直观对比、年龄别生育率的结构分析来看，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数据并不离谱。但由当年的出生人口数据回测计算的生育率确实要显著高于抽样调查的生育率。至于实际生育率到底更接近哪个数据，恐怕需要2020年第七次人力普查数据公布后才能有相对可靠的判断。但不管如何，中国生育率处于世界最低之列已经没有疑义。事实上，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早已经是全球最低了。这背后至少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华文化圈的民众非常重视教育，都希望孩子能够出人头地，这导致家长普遍比较焦虑，推高养育成本，从而抑制了生育意愿；二是婚配率越来越低，而社会也难以接受非婚生育。目前欧美非婚生育比例达到40%到60%，虽然这其中非婚生育很多来自同居的事实婚姻，但欧美社会在社会观念和公共政策上都不存在对非婚生育的歧视。此外，长期的计划生育也让中国城市普遍把一孩当成默认选择，需要强烈的理由才愿意生育老二，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公司深读：你提到婚配率在降低，能详细解释一下吗？黄文政：这体现在两方面的挤压。一是早期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重男轻女思想和婴儿性别鉴定技术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正常的出生男女比例一般是105：100，但中国自1990年代初期出生男女性别比就超过115：100，导致农村地区出现大量男性无法成功婚配；很多村有几十位未婚男性，却没有一个未婚女性。二是女性教育水平和职业能力普遍提高、但“男高女低”依然是主流的婚配观，导致城市里适龄未婚女性也不断增多。至于女性教育水平和职业能力提升快于男性，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解释是:虽然男女在平均智商上相似，但男性智商的差异性要高于女性的智商差异性。就智商分布来说，男性是高低两头大，中间少，而女性则是中间大，高低两头较小。如果大学只招收很小比例的人，那入学的大部分人将是男性；但随着大学入学比例上升，入学中女性的比例上升将快于男性。对未来人口趋势来说，“剩男”增多会加速人口的代际萎缩，也推高维持人口代际平衡所需的生育率更替水平；“剩女”增多则会进一步降低生育率，也就是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公司深读：前不久有一个“二孩”调查，发现“孩子看护”是生育二孩的最大焦虑之一，你能否分析一下？黄文政：确实，孩子的看护是二孩家庭面临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以前中国的企事业普遍有托儿机构，但随着企事业改制，单位托儿所基本就消失。但因为城市基本都只生一孩，看护困难并不十分严重；保姆和家中老人都可以来帮忙照顾孩子。但现在问题越来越麻烦。第一，等到生二孩，家中老人岁数一般也大了，即使有心也未必有力，何况很多老人自己就只生了一个孩子，并不觉得小一辈需要两个孩子。再说，消费观念的改变也致使很多老人不愿意把时间都花在帮子女看护小一辈上。第二，随着城乡差距缩小，农村人口大幅减少，保姆价格会快速上涨，一般城市家庭雇佣保姆在经济上越来越吃力。因此，我认为如果要提升生育率，政府可以考虑兴建大量免费的或者低价的托儿机构，保障职业家庭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这也是政府投资最少，但最能够起到提升生育率效果的措施。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家庭的希望，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安心”。我认为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公司深读：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恶化就业形势，所以需要减少人口。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黄文政：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人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实际上，人类所追求的是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更多的工作。工作不过是为了得到美好的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经济意义上，生活的好坏通常可以用享受的商品和服务来衡量。如果能够享受同等的商品和服务，工作其实是越少越好。从人类整体来说，人工智能的充分发展意味着用更少的工作时间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商品与服务。怎么能说因为得到同等享受需要付出的代价变小了，人本身反而变成多余呢？实际上，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真正问题不是社会整体创造商品和服务能力的下降，而是财富分配的问题。准确来说，就是那些有消费需求并且愿意为满足这些需求去工作的人却没有工作机会。这就是劳动市场的失衡。广义来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工作创造物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人们工作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所以工作意愿对应于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则是工作机会的来源。但工作机会和工作意愿的匹配，只有在长期和整体意义上才成立。各种时间上的迟滞和空间上的壁垒，可能让这种匹配在短期和局域上失效，这种经济失衡就是就业难问题的根源。简言之，工作机会少于工作意愿意味着就业难，工作意愿小于工作机会则意味着招工难。长期来看，无论是时间上的周期性失衡，还是空间上的结构性失衡，都是经济循环中的内生性现象，与人口和技术进步没有直接的关系。公司深读：也就是说，你认为人口增加并不是造成劳动市场失衡的根本原因。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如果继续限制生育，会对就业形势有什么影响？黄文政：如果通过限制生育来减少人口，那么这些因限制生育被消减的人口不是技能不足的人，而是未来的孩子。相比成人，孩子更具可塑性，更容易适应未来的生活方式，既蕴含未来的消费需求，又能学习和掌握未来所需的技能。孩子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生长、学习、婚恋、养育等过程，这一切需求都是工作机会的源头。孩子比例越高，社会对未来技术变化的灵敏性和韧性就会越高，不仅知识更新更迅速，而且创新创业也更活跃，让工作技能和工作机会更容易匹配，促进充分就业。因此，限制生育的结果，恰恰是人为压低那些更适应未来经济循环的人口之比例，加大未来就业技能不足人口的比例，从而恶化就业形势。再者，生育限制最终会降低人口规模，这也不利于充分就业。所有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多，求职者多，但需求大，工作机会也多。而且人口越多，需求和供给越容易细分，求职者与工作机会更容易匹配，就业可能更充分。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那么教师、售货员、理发师这些职位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些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的职位就可能不存在。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体现为，被机器取代的失业者难以找到新的工作而面临生活困难，这反映的是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乏和就业市场灵敏性和韧性的不足，而与人口多少关联很小。针对这种冲击，除了改善宏观的经济政策和微观的经济结构外，更需要促进需求，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完善教育和培训，以利于人们掌握与需求更匹配的工作技能。（阿尔法狗战胜多位围棋高手事件，让公众开始讨论人工智能对未来的影响）公司深读：你提到增加劳动市场的韧性可以缓解就业问题，比如让那些工作被人工智能淘汰的人学习并掌握新的技能，通过转换工作来满足社会的进一步需求，以换取收入。但未来是否可能发生人工智能淘汰工作机会的速度快于新工作机会产生的速度的情况？黄文政：历史上看，社会创造工作机会的速度一直快于机器取代工作机会的速度，这也是为何自动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就业通常越充分。但这个现象在未来确实可能改变。随着人工智能，尤其是强人工智能的发展，大量的重复性工作，甚至很多创造性工作可能被人取代，这不仅会发生在低端劳动市场，也会发生在高端劳动市场。如果人工智能的进步速度大幅快于劳动市场整体技能的自我调整，大量失业的现象可能长期存在，贫富差距将不断扩大。最终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机会工作并获得收入，大部分人则可能沦为经济循环中的无效人口。公司深读：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可行的解决办法吗？黄文政：为了缓解这类危机，西方一些经济学家、高科技企业家近年倡导向公众普遍发钱的基本收入制度。目前加拿大、芬兰、荷兰、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都有这方面的尝试。比如，2016年6月，瑞士推出一项“无条件基本收入”提案，计划向每位成年人每月发放2500瑞士法郎，约合16806元人民币的“基本工资”。但在公投中，78%的公民对“普遍基本收入”提案投了反对票，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该提案。这说明基本收入制度的想法，还远未被普遍接受。不过，目前提出的各种基本收入方案，一般都是基于现有经济体系，着眼于缓解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但实际上，人工智能要真正大量取代人类的工作还需要时日，因此可以把这种方案看成是针对未来长远思想试验，其目的不是提出当下就现实有效的方案，而是促进人们更深入地思考生活与工作在经济循环中的意义。公司深读：这类基本收入方案具体如何设计，需要何种技术支撑？黄文政：在我看来，发钱措施应该直接与货币发行挂钩，其技术基础是货币电子化。如果区块链技术可以完整记录每一个经济活动，那每个市场参与者所创造的商品和服务，就会按出售的价值自动记录下来。其中一定比例转到自己户头，其余的则转移到群体户头，比如家庭、公司、所在市县等，并通过群体户头按规则自动分配到每个个体户头上。具体多大比例转到不同户头则由所有参与者的偏好通过交易算法来决定。比如，这个比例可以与劳动市场的整体工资变化等因素挂钩。如果整体工资上涨，那说明市场缺人，每笔收入中自留的比例将上升，让更多人进入劳动市场。发放比例还可以与其他重要因素挂钩。比如，如果担忧孩子太少，那系统会调高低年龄人群的获取收入比例，让生育孩子的家庭获得更多的基本收入。在现在的福利制度下，失业者可以领取救济金，而工作者反而拿不到救济金。这实际上是在惩罚勤劳的人，且实施成本巨大。而给民众普遍发钱的基本收入制度，则依然是在奖励勤劳者。公司深读：在这种方案下人不工作也可以领到钱，是否会导致大家的工作意愿下降？黄文政：实际上，按前面的设想，在每个人都有基本收入的基础上，任何一点努力都有额外的报酬，而且上不封顶，所以工作的人一定比不工作的人钱多。人们想要获得更高的收入，以此实现自我价值，就自然会去工作。也就是说，促使人们多工作的正面激励机制依然有效。现在一些人不得已去工作，是出于对失去工作后，生活可能陷于困苦的恐惧。这种负面激励机制对机器可以取代的一般工作可以，但对创造性工作意义不大。给每人发钱，将负面激励机制变成正面激励机制，可能更容易激发创造力。实际上，现在的免费中小学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基本收入制度。没有一个社会因为实行免费中小学教育而退步，相反大部分社会却因此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基本收入制度就事把这种托底的免费教育扩展到对民众基本生活的保障。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营收中能发放给群体的基本收入也将不断增加，绝对贫困将消失。因为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份基本收入，市场的基本需求也有了保障，政府也不需要为了增加内需而创造无效的工作岗位来维持经济循环。公司深读：你认为基本收入制度对于人口发展的意义是什么？黄文政：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忙碌，工作本身成了人生目的，工作成就是社会衡量个体的核心标准。虽然社会整体的创造力越来越强大，但人们的工作压力也在与日俱增，导致生育率节节走低，以至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无法维持群体的可持续繁衍。在人工智能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实行普遍发钱的基本收入制度，或许能最终促使人类回归其更基本的意义，即生存、繁衍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说，人的价值应该是创造市场需求、保持人类基因的多样性，而不是为了维持某种勉强的分配制度而从事大量的无效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基本收入制度或许是人类恢复正常繁衍的最终出路。当然，目前人工智能的水平距离实现基本收入制度恐怕还很遥远，但以此为背景来思考生活与工作，发展与繁衍这些涉及人类自身意义的基本问题，或许能够给我们思考当下问题某些启迪。文章选自搜狐财经，2018年3月22日
2018年4月3日 -
【中国新闻网】中国智库新著建言：让移民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资料图：吉林省首位享受长春新区优惠政策获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是中国一汽集团研究总院高级技术总监、美籍华人ZHANG KE JACK张珂。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字来源：新华网 中新社北京3月29日电 (记者 李纯)全球化智库(CCG)29日在北京发布最新研究著作《人才战争2.0》，全面分析全球化时代日渐激烈的人才竞争，了解世界各国人才吸引模式和人才发展规律，对未来中国如何应对人才竞争提出建议。 其中谈及人才移民时，该书指出，中国需要国际人才，国际人才也需要中国舞台。建议在综合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制定移民法，使中国在人才引进、人才移民与人才管理的法律框架更科学和系统，在具体操作上有法可依。 关于外界关注的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该书建议，国家移民管理局可保护国际移民在中国的人身、居住和财产等合法权益，还可设立移民融入处，在语言培训、文化融合、提供职业信息等方面发挥作用，让移民能够“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该书还从加快推进国家移民管理局建设、发挥其统筹管理海外人才引进的职能，以及创新外籍人员监管和服务模式等方面，对优化国际移民管理与服务提出建议。 在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看来，中国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做法与国际接轨，有助于更好地学习国际上的相关经验，吸引国际人才。除了出入境管理，移民管理局还要关注外来移民如何融入当地社会，涉及语言、文化、培训、安置服务等多个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改变”。 当日还发布了全球化智库的另一部研究著作《人才成长路线图》，聚焦人才培养之道，探寻人才成长路径。 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胡建华认为，下一步，中国的人才工作将进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阶段。人才工作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才强国，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或竞争优势的人才制度。“这也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一部分。”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3月29日
2018年4月3日 -
【中青在线】专家谈各地“抢人才”大战：人才不光靠“引” 还要“用得好、留得住”
对于国内许多城市之间抢人才大战的升温现象，CCG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在今天上午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会议上，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国正从“人口红利”演变为“人才红利”。 近来，对于人才的重视，国内许多城市都掏出了“真金白银”，落实到了具体的行动上。落户、购房折扣……武汉、成都、杭州、西安等城市纷纷推出重磅“人才新政”，近期，连北京、上海也在吸引人才政策上“加码升级”。 北京市人社局公布《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将目光聚焦在了科技创新、文化创新、金融等几类人才上，上海继2016年9月份颁布人才“30条”后，再次推出了人才重磅新政。 中央组织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胡建华认为，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在吸引人才上拿出来了很大的诚意，比如给户口，“我觉得在当前是必要的”，这反映出这些地区在引进人才上面的一种积极态度。但在胡建华眼里，“人才”不光是大学生、知识分子，“还包括高级技术人员。” 王辉耀也认为，除了大学生，地方政府更要考虑把技能产业工人留下来。“产业工人可能不一定有高学历，但他们有技术。”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一批人才的发展甚微可惜，而在吸引人才上，地方政府应该往这方面多动动脑筋。 他认为，我国在人才培养上目前还需要加强，“国内开展了人才大战，但我们没有意识到人才培养可能还是个短板，我们要培养一个全球化的人才观。” 他认为，在人才培养上，政府和企业能有的事情还有很多。 一方面，企业可以加强对人才的内部培养，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开放更多的实习生计划，“如哪个单位用了实习生给一些补助支持，或（给）聘用什么样的产业技能人才的（单位）有一定支持。” 同时，政府也应该建立一些培训中心、再就业中心，不光是把大学生留下来，还要把他们转化成一个对产业对接的人才。“（人才）不光是引，怎么样用得好、留得住才是更关键的。” 胡建华认为，要建立一个人才强国，并且制定出培养具有竞争优势的人才制度。“有了这样一个制度，我们的人才才能够大量涌现，（我国才能）成为在人才国际化靠前的国家。” 对于目前各地政府在吸引人才表现出的巨大热情，胡建华敲了下“警钟”。他认为，考核一个城市在吸引人才上面的成效，不是看政府在吸引人才上花了多少钱，而是看这些人才到底有没有用，能不能为这个城市发挥真正的作用，“这才是考核人才政策和人才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文章选自中青在线，2018年3月29日
2018年4月3日 -
王辉耀：城市“人才争夺战”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3月22日，西安公安推出“面向全国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可在线落户大西安”的新举措，截至3月25日，西安市3天共迁入落户人口15552人，单日落户最高人数达到8050人，创造记录。其中，一位女博士落户西安，民警专人专车接送10分钟搞定。以至于，网上开始流传来这样一个“段子”： 去西安走亲戚，警察问：“你是西安人吗？” 答：“不是，我来走亲戚的。” 警察：“带回派出所，符合亲友投靠落户条件。” 去西安火车站转车，警察问：“你什么学历？” 答：“本科。” 警察：“带回派出所，办学历落户，火车票钱报销。” 自去年以来，武汉、成都、长沙、郑州、杭州、青岛、厦门、福州……一个个城市采取放开落户、发放购房补贴等措施，纷纷加入“人才争夺战”。近日，连一向高冷的北京、上海也坐不住了，开始争抢高端人才。 为什么近几年国内的人才竞争愈发激烈？3月29日，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在北京《人才成长路线图》和《人才战争2.0》新书发布会上表示，人才争夺战的背景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出现绝对下降，长期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中国正在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他表示，目前各个城市人才大战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这是政府对人才的重视，应该得到加强。他表示，户口其实是早就应该给了，不仅给大学生户口，包括职高、有一技之长的甚至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工都可以给。他以东京为例说明，东京是有三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但也没有人口疏散政策。中国城市也要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他表示，户口可能只是一个表面，根子还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人才有良好发展环境，能够更好安居乐业。 他还表示，地方政府放开落户也应该往技能人才、产业人才方面动动脑筋，落户标准不一定非得是大学生。现在城市里的80后、90后实际上回不去了。中国城市乡村两头空，城市里边住房是空的，农村里边盖的宅基地也是空的，有六千万留守儿童。东莞八百万的城市，户籍人口只有一百万，七百万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而且他们待不下来，待几年就回去了，其实应该把那些技能产业工人留下来。深圳也是一样，两千万的移民城市，户籍人口只有几百万，大部分是产业工人。 二三线城市抢人、给大学生购房补贴人们也有很多疑虑，比如是为了给当地房地产寻找接盘侠，对这种看法，王辉耀表示，不排除有个别地方政府有这样的动机。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8年3月29日
2018年4月3日 -
吴江：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专家简介吴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人才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释放出中国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走出一条“聚天下英才”实现民族复兴之路的强烈信号。深刻回答了人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化了我们对人才工作规律的新认识。立足人才的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必须推进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人才的对外开放根本目的就是聚天下人才而用之。国际人才竞争优势从20世纪的“美国梦”正在转向21世纪的“中国梦”，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体现的是大国的胸怀气度，我们要在用好国内人才的同时，敞开大门，广揽全球英才。近年来，在“千人计划”的带动下，高端人才正在加速向我国汇聚。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留学归国人员仅有2万多人，2015年达到40.5万人；每年还有60余万名外籍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管理人员来中国工作。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引进海外人才上还有不小差距，人才政策开放度仍然不够大。当前，我们已经进入需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阶段，任何一个民族的自主创新都不可能脱离人类已有的认识成果，任何具有推动社会进步意义的创新，都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因此，要在大力培养国内创新人才的同时，更加积极、更加主动、更加开放地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通过有效利用全球人才资源，切实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换，形成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新优势。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不断完善外国人才引进体制机制，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要遵循国际人才流动规律，更好地发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使外国人才的专长和中国发展的需要紧密契合，为外国专家施展才能、实现事业梦想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遵循好两个规律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关键在于如何聚、如何用。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把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统一起来，形成更加科学高效的人才管理体制。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可以让各类人才在大浪淘沙的市场环境中，实现竞争择优、优胜劣汰，满足供求平衡、体现人生价值，也使得人才工作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中，更具灵活性、效率性和可持续性。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是提高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的本质要求。实践出真知，实践出人才。这是人才成长最根本、最管用的规律。当前，要着力解决培养与使用脱节、科研与生产脱节、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的问题，引导人才深入群众、深入生产一线、深入现实生活，推动干部下基层、教师进课堂、医生去临床、演员上舞台、科技人员到厂矿车间和田间地头。注重依托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和重大科学工程发现和培养人才，真正让人才在实践中锻炼、在一线上建功、在社会里成长。坚持“以用为本”是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解放人才的强大思想武器。“以用为本”方可汇聚英才。要通过提高人才效能，提高人才贡献度，用好用活人才，实现每个人才的全面发展。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建立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促进人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牛鼻子。服务发展大局，改革才有红利。长期以来，人才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扣得不紧、支撑不足，甚至出现了两张皮现象。提高融合度关键在于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加强人才工作的责任机制，要让人才发展的软任务变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指标。实施重大国家战略、调整产业布局，与人才发展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时，要加强各行业、各领域人才工作力量，强化职责任务，鼓励支持各地各部门开展差别化改革探索，开展人才管理改革先行先试工作。深度融合是人才贡献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检验改革成效的试金石。发挥好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人才多元治理主体的责任共同体，就一定会做好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文章选自中国组织人事报，2018年3月
2018年4月2日 -
【21世纪经济报道】特朗普拟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CCG主任王辉耀：短期内不会出政策
继北京发布《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加大对7类人才的引进力度后， 3月26日，上海对外公布《上海加快实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加上此前已敞开大门的广州、深圳，一线城市全部加入“人才争夺大战”。 3月29日，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才成长路线图》和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人才战争2.0》两部CCG最新研究作品。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发布会上指出，如今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出现绝对下降，这表明长期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中国正在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的人才竞争也愈发激烈。 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来移民政策正在持续缩紧，更加注重引进的精英人才的质量，这使全球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竞争愈发激烈。《人才战争2.0》在分析了各国争夺人才方面的最新举措，并对未来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战争”提出了建议。 CCG研究显示，根据新的签证政策，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要求外籍计算机程序员申请 H1-B 签证时证明其拥有专业技能。同时，移民局还将严查公司 H1-B 雇员人数高于美国雇员的企业，和那些为 H1-B 雇员提供在公司以外地点许可的雇主。 CCG指出，受到这一变化冲击最大的将是大量雇佣低级技术人员的外包公司，特别是印度 IT 外包公司，过去他们拿到了 85% 的 H1-B 签证。对于 Google、Facebook 、以及微软等科技公司而言，新推行的 H1-B 签证政策反而会产生积极影响，意味着更多位置空出来给真正具备技术的科技人才，科技公司招收海外人才的比率反而可能升高。 特朗普政府执政一年来，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对赴美留学生也造成冲击。近日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影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担忧正在蔓延，据外媒报道，为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限制中国公民进入美国大学。 王辉耀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现在美国高校非常反对这件事，特朗普政府还是希望能够更多引进技术人才，只是前段时间联邦调查局提出要防范‘间谍’，所以美国国内出现这样的声音。所谓‘限制中国留学生’的真正的政策还没最终出来，没有具体实施的细节，所以我认为短期内没有影响。” 国际教育协会发布的《2017年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6-2017学年，就读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国学生人数增至350755，较上一学年增长6.8％。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在所有留美生源国中连续第八年位居榜首，占在美国际学生总数的32.5％。 3月24日，耶鲁大学校长Peter Salovey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自由贸易、自由移民政策对中美两国都是有益的，希望我们未来能够继续拥有这样的机会。耶鲁认同自由主义，我们希望对全世界的思想保持开放，对全世界的学生、学者开放。耶鲁国际学生中占比最高的就是中国留学生，我鼓励中国学生继续申请耶鲁大学。”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3月29日
2018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