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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玲：推动中美两国迈向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摘 要美国对“一带一路”态度向着正面积极方向转变，这是构建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的重要契机。中美双方应共同尊重各自的重大利益和关切，共同扩大“一带一路”框架性下中美合作的存量，创造增量，寻找更多的利益交汇点和战略交汇点，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方向持续向前发展，更多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国需要积极化解美国有关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关切和疑虑，构建可持续的新型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美超越双边对抗性博弈的新平台和新路径，构建面向新时代更可持续、更包容的新型中美合作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中美合作有可能成为新型大国关系合作的重要抓手。应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与奥巴马政府时期有了转变，这为中美“一带一路”合作创造了可能性和可行性，这种新共识是“一带一路”中美合作的思想基础。面向未来，中美双方应共同尊重各自的重大利益和关切，共同扩大“一带一路”框架性下中美合作的存量，创造增量，寻找更多的利益交汇点和战略交汇点，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方向持续向前发展，更多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总体看美国对“一带一路”态度向积极方向转变，这是构建稳定、可持续中美关系的重要契机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美国各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与研判。奥巴马政府时期，由于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缺乏必要的了解，美国各界总体上持消极观望和抵制怀疑态度，美国主流媒体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是中国应对美国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应激反应，认为中国试图建立周边经济联系以谋求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利益，构建一个“去美国化”的欧亚地缘战略格局。尽管美国商界对“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带来的投资机会有所关注，但总体看，积极回应的声音是比较微弱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内外政策开始调整，中美关系出现新的发展契机。2016年11月，特朗普总统的安全和外交事务顾问詹姆斯·伍尔西公开撰文称，美国应支持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寻求更大发言权，奥巴马政府反对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希望特朗普政府对“一带一路”做出“热烈得多”的回应。2017年5月11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美中贸易“百日计划”成果简报会上宣布美方将派代表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特朗普总统助理、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率团出席了2017年5月14日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在会上表示，美国公司准备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公司组成了美国“一带一路”工作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官方给予的最为积极的回应。2017年6月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见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中方代表时，首次表达了美国愿意就“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项目与中国合作的态度。可以看出，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出现了从消极观望到开始合作的转变。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转变“耐人寻味”，却也在“情理之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一带一路”已在全球获得广泛认同。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得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各方表达了强烈的参与意愿，并已经收获了不少早期成果，而美国迟迟没有回应。以亚投行为例，奥巴马政府“抵制”亚投行，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雅各布以亚投行达不到管理和贷款方面的所谓“全球最高标准”等为借口，多次劝说其盟友不要加入这一机制，但英国、德国、法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选择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此后加拿大也申请加入了亚投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各方参与热情越来越高，特别是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得到全球众多国际组织、国家的积极响应，美国的态度顺应了这种全球性共识与期待。二是美国开始认识到中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带动贸易、投资、资金和人员的流动与流通。这一倡议所覆盖的人口、经济规模以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商机，是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难以拒绝的。中美除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领域、环保领域、生物科技、医药卫生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还可以携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第三方市场共同开发和合作。三是“一带一路”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和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动力。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现代信息技术和科技革命使得全球经济呈现出新的跨国界、多边化、多元化、多样化和网络化的链接状态。当美国越来越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甚至挑战全球贸易规则时，中国却成为经济和贸易全球化的有力支持者、建设者与引领者。“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合作重点，致力于将欧亚大陆分散、断裂和割裂的资源、生产、服务和消费连接起来，推动全球各国更加合理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要素，融入并共享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可见，“一带一路”将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动力和载体，为全球包容增长、共享增长与可持续增长和平衡发展提供了新机遇，这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个单一国家所无法阻挡的。四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也促使美国态度转变。特朗普是作为反建制、反精英、反主流价值观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是美国国内经济、社会、政党内部矛盾冲突加剧的结果。美国要真正实现使“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肯定绕不开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合作。“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合作的前景广阔，随着“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美国对“一带一路”战略意图疑虑下降，也促使美国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五是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是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转变的关键原因。中美两国元首均意识到中美双方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均有推动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意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展开卓有成效的对美工作，与特朗普建立顺畅的对话沟通机制，是当前中美关系向好的决定性因素。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4月对美国进行访问期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了多项共识，成果丰硕，美国派代表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的早期收获成果之一。美国态度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发展长期、稳定、可持续中美关系的重要契机。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大国，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转变说明美国已认识到这一倡议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已经对世界上一大批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了难以阻挡的影响，预示着“一带一路”合作将会更加深入发展。从全球治理角度看，美国态度转变也说明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得到认可，中国的全球领导力正在上升。二、应有针对性地积极化解美国有关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关切和疑虑尽管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开始朝积极方向转变，但美国各界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目标以及“一带一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尚未形成清晰认识，各种疑虑并没有消除，我们应予以关注和重视。（一）对地缘政治的过分关注影响了美国形成对“一带一路”的整体看法美国曾经是现有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缔造者、制定者及支持者。近年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实力相对下降，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规则进入了新旧规则的转换期、动荡期、调整期，美国国内产生了严重的“战略焦虑症”和“不适应症”。一些人认为中国崛起、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正在挑战美国建立的现有世界秩序，过分强调中美战略竞争的一面。美国诸多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文章将重心放在分析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和所谓的“真正动机”上，这种思维表现出作为长期主导国际秩序的发达国家美国对崛起大国中国的担忧。尽管中国不断强调“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而是“大合唱”，并邀请美国等国家参与，但美国各界仍普遍关注“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意图，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地缘战略，是中国谋求欧亚霸权的重要举措。目前美国政府、智库及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和目标主要有以下几种误判：一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重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战略格局，旨在建立中国主导的霸权地位，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去美国化”的世界秩序，这也是美国一些人最担忧的。二是从经济层面认为“一带一路”试图重构欧亚大陆这一全球最大的经济市场。认为“一带一路”实施将摆脱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有孤立美国的企图。三是认为“一带一路”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回应。中国谋求战略上的“西向”，旨在打破美国的战略包围，还可作为扩大中国海外军事存在的借口。此外，还有一些分析则认为“一带一路”可以提高中国的能源、粮食安全和海上通道安全，破解所谓的“马六甲”困境，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可以看出，尽管美国一些学者如康纳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高度评价，写出《超级版图》等著作，认为互联互通将改写世界版图，将给全球带来巨大的好处。但美国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还缺乏正确认识。对于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焦虑与不适，我们应予以理解、关注并及时化解。（二）美国智库与专家对“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表示担忧在美国看来，尽管“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令人振奋，中国政府也为此采取了切实的行动，但该倡议能否顺利推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美国的一些研究指出，由于中国机构缺乏审查项目可行性的相关经验，中国投资的“一带一路”项目投资风险很大，如中国缅甸的密松水电站项目和波兰高速公路项目等。中国对国外文化和其他国家政治利益的不敏感也引起了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担忧。在美国看来，“一带一路”涉及的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民族和宗教问题复杂，一些国家存在政局不稳的内患，这些都会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现实挑战，如“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穿过了印度和巴基斯坦领土争议地区，存在较大的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此外，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担忧部分还来自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美国普遍认为，“一带一路”代表了一种国家主导的经济管理模式，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政治声誉投资和担保可能会妨碍这些脆弱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一种经济实用主义，也使我们面临着较大的政治风险。（三）美国学界和智库仍习惯用战略竞争思维来审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看法的影响“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以来，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积极响应和广泛的支持。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与7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并获得了一批早期收获成果，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很强的可行性。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美国国内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不断深化，呼吁美国积极回应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呼声增加。尽管如此，美国学界和智库界一些人从战略竞争思维审视“一带一路”倡议，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产生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挑战大于机遇。关于“一带一路”对美国产生的消极影响和挑战，美国学界和智库界的担忧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一带一路”将依托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机制挑战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二是认为“一带一路”有可能重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版图，将挑战美国建立的现有国际秩序，与美国形成战略竞争态势。三是认为“一带一路”若成功将导致中国发展模式挑战西方发展模式及其价值观。当前，美国国内有关中美关系零和博弈的思维根深蒂固，我们的舆论宣传和政策解释工作还存在差距，从战略竞争视角看待中国倡议和方案的思想和看法还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四）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商界对中国的绿色发展、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等存在疑虑对于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企业界人士比联邦政府更为积极。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举行的2017年国庆招待会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表示，加州愿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布朗在2017年6月访华期间就曾表示，加州高度赞赏并愿积极参加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期待加强同中国在经贸投资、清洁技术、低碳环保等领域合作，推进人文交流等。2017年4月，美国花旗银行从中国银行赢得了一项总价值30亿美元的合同，帮助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开设分支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贸易与监管改革办公室高级顾问吴嘉在2017年10月2日举行的中美投资研讨会上表示，过去几年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很快，超出了许多美国人的预期。美国商界，特别是运输、物流、能源、服务等领域的企业非常渴望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不过，美国学界对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开放度、标准等仍存在疑虑。美国的一些分析报告指出，过去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名义上是“双赢”的，但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条款和标准对中国有利，因而对“一带一路”的互利共赢目标表示担忧。此外，由于缺乏“企业走出去”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个别企业在海外进行掠夺式经营、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不尊重当地宗教文化信仰，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绿色发展、环境、劳工等标准产生了疑虑。三、构建长周期、可持续的新型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美超越双边对抗性博弈的新平台当前，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正朝着积极方向转变，美国的这种态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带一路”自身的发展以及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作为全球第二、第一大经济体，中美关系直接关系到全球经济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美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诸多利益交汇点，双方可以超越竞争，在多领域寻求合作。（一）构建面向新时代更可持续、更包容的新型中美合作关系中美关系是当前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第二、第一大经济体，中美关系和中美合作，不仅对两国影响，而且对全世界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两国和平相处、合作共赢是两国人民之福，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之幸。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上升，美国对中国相对优势的逐渐缩小，中美关系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突出表现为中美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一是中美权力结构性矛盾与战略竞争增强。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世界实力最接近美国的国家，中国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客观上形成了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地区影响力方面同美国与欧洲的竞争局面。美国认为中国形成了对美国长期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挑战，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总统上任后，提出和实施了诸如“美国优先”、制造业回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政策措施。与此同时，中国表现出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坚定信心，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旗手，这种实力结构对比下的中美在全球领导力方面竞争更加显性化。二是中美在国际体系结构性变迁中制度竞争加强。国际制度是国际体系运行的规范化表征和工具性保障，当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国际制度与治理体系也要求变革转型。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旧的规则、制度和体系的弊端日益凸显，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全球治理体系进入改革调整阶段；另一方面，为更好地实现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在现有国际体系框架下，中国根据发展需要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等国际治理机制，客观上形成了中美之间的制度竞争。三是中美战略互疑加深。随着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断上升的条件下，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将使中美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困难和挑战，中美关系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当前，中国的最大担心是美国试图阻挠中国的现代化，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而美国的最大恐惧则是一个巨大而“去美国化”的中国以及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随着中美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有关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关系担忧的声音不绝于耳。笔者认为，对于中美关系的担忧以及社会出现的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疑问，不能简单用历史上一些大国关系的演化来套用。中美贸易规模已经达到5580亿美元，两国人员往来每年约有500万人，这种联系的强度和交往，是历史上以往大国之间所没有过的，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向效应。中美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开展合作是两国市场主体优化资源配置的自发选择。中美共同面临贫困、恐怖主义、环境、核安全、跨国犯罪、传染病流行等诸多全球性问题，需要中美携手合作才能解决。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美两国合作是世界人民之福，两国对抗则是世界人民之祸。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目前，中美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未来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取决于两国之间相互交融的程度，取决于民意，更取决于决策者的态度。双方决策者应具有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能力，这是保持中美两个大国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当前中美双方领导人均意识到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唯一正确选择，致力于超越零和博弈，规避更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风险。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取得了积极而富有成果的会晤，进一步稳固了中美关系大局，为新时期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多方面共识，进一步明确中美关系走合作共赢之路的新定位，推动了“一带一路”中美合作和中美关系正常稳定发展。据统计，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企业共签署合作项目34个，金额达2535亿美元，涉及“一带一路”建设、能源、化工、环保、文化、医药、基础设施、智慧城市等广泛领域。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应着眼于“一带一路”中美合作，找准两国之间的利益交汇点，找准两国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基点，找准并兼顾各自的重大关切和重大利益，扩大中美合作领域、空间和利益，使中美关系能在一个长周期内稳定、稳步发展，逐步形成面向新时代、有利于两国乃至世界的新型大国合作关系，建立更加稳定、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具备更长周期的中美关系。（二）“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合作的主要领域鉴于“一带一路”在中国经济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美关系对国际体系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倡议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被视为加强两国之间合作的重要平台与路径。中美关系有竞争的一面，更有可以合作的一面。2016年，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5196亿美元，同年双边的投资存量额也增长到1700亿美元。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了11%，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年均增长了6.6%。根据荣鼎集团和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发布的《中美双边投资研究项目报告》，2016 年中国在美国当年投资超过460亿美元，约为2015年的3倍；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并无明显增长。实际上，中美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能够展开合作，将会实现经济有力增长。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一带一路”中美合作可以增加美国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吸引中国资金到美国投资建厂，帮助美国重振制造业和增加就业。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新美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相通相融的，中美完全可以在诸多领域展开合作。第一，基础设施领域。特朗普政府正在制订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预计，美国基础设施的实际投资需求是4.5万亿美元。中国在基础设施“硬件”方面拥有丰富经验，而美国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治理改革等“软件”建设方面具有优势，中美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第二，制造业领域。美国高端制造业遍布全球，但缺乏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已成为全世界制造业体系最完善的国家。中美两国制造业完全可以互补，重构产业链，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体系。第三，创新领域。美国在高科技、管理、治理等方面具有创新优势，在产学研结合、产品检验、规划和企业管理方面经验丰富；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拥有资金优势，两者结合可以实现互利共赢。此外，中美环保领域、服务业领域、医药卫生、生物科技、文化等领域互补性也很强。第四，共同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与中国相比，美国在不少沿线国家更有历史渊源，熟悉当地情况，具有丰富的人脉、运营和管理经验，中美可以携手开拓沿线国家等第三方市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中美产业融合和发展。第五，全球公共领域。当前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然而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贫困、贫富差距、全球治理、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核武器扩散、极地、空间等问题成为中国、美国和整个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难题，这是任何一个单一国家都无法解决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在反恐、网络、极地、深海、太空等全球公共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前景，有利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如果能够以合作思维发挥“一带一路”中美合作的合力，“一带一路”将真正成为全球公共品，成为改善全球治理的新平台。四、相关建议“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回应国际社会关切、体现中国立场主张、推进自身加快开放发展的总战略。美国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要更好地促进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支持，争取双方找到更多的利益结合点。（一）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目前，“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正在持续扩大，中美关系基本平稳，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正朝着积极方向转变，这是加强中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重要契机。因此，应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把“一带一路”中美合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探索处理中美关系的突破口与契入点，扩大中美合作领域，拓展中美合作空间和利益，推动建立更可持续、更加包容的新型中美合作关系。“一带一路”是中美合作的重要平台，应争取早日签订“一带一路”中美合作协议框架，明确“一带一路”中美合作的方向、重点和路径，明确协议落实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建立起中美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效工作机制。这将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的合作，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中美关系大局。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和疑虑，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应报以过高的期望，需积极做好转化工作，顺势而为。（二）高度重视并清晰表明我对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持开放的态度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必然会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局来看，维持中美关系稳定，避免发生大起大落的动荡，仍然是中国对美外交的主题。“一带一路”是一个面向全球开放、包容的大平台，符合新型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已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一带一路”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如何发展。因此，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把着力点放在解决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问题，以及与相关国家进一步对接中的共同利益上。对于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态度要持开放的态度，也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急不躁，这应是我们处理“一带一路”中美关系的一种自信与风范。我们欢迎美国超越意识形态和零和博弈思维的影响，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但没有必要让渡更多的自身利益去获得美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也不能使美国产生错觉，认为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寻求中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三）建立中美合作与沟通对话机制动态回应美国各界的关切与疑虑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美国各界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关切和疑虑不断变化，应多维度建立推进中美合作与沟通对话机制，动态回应美国各界对“一带一路”的重大关切与疑虑。一是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下设立“一带一路”对话论坛。加强与特朗普政府进行“一带一路”政策沟通，不断提升其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意愿。二是设立中美“一带一路”智库交流合作平台。当前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看法和错误解读部分来自智库和学界，因此，应加强中美双方政策沟通与信息共享，加强中美智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研究，共同诠释“一带一路”的理念、战略意图、目标和共同愿景，共同回答“一带一路”建设过程的重大关切与疑虑。三是建立中美省州合作平台机制。地方交流是推动美国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良好方式。地方政府能实实在在看到“一带一路”下中美合作的巨大空间，应从地方政府层面出发，逐渐改变美国社会对“一带一路”的整体认识。四是完善与美国商会、商界等民间力量的沟通对话机制。商界、企业家、从业者是中美经贸合作的先锋。商人比学者对机遇与风险有着更敏锐的嗅觉。与政客和智库不同，美国企业界有务实、创新的传统，少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禁忌。因此，应注重加大与美国商会、相关美国企业等民间力量的沟通，为美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更便利的“接口”。（四）加强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接工作随着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中美“一带一路”合作开始进入务实阶段，应加强研究“一带一路”与美国的各种对接工作。一是加强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接。近年来美国提出并推动了一些地区经济一体化方案，如“新丝绸之路”“印太经济走廊”“亚太全面能源伙伴计划”“湄公河下游倡议”等，应抓紧研究“一带一路”与美国战略的契合点，形成相向而行的战略选择。二是加强研究相关规划对接。在战略对接基础上，根据求同存异、权责明确、分布有序推进原则，抓紧深入研究区分中美之间的竞争领域和合作领域，建立识别这些领域的机制，在此基础上优先研究编制中美共同利益领域如基础设施、能源、科技、文化等的专项规划，明确落实规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三是加强研究重大项目对接。尽快落实《中美合作推进“一带一路”项目调研》首份中美合作协议，同时，应尽快满足美国地方政府、商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形成一批中美“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项目和优先推进项目，争取早日获得成果收获。四是加强服务能力的对接。应充分利用美国一流跨国公司在管理、技术、标准等方面的服务优势，与我国的产业链、基建、资金优势强强联合，共同开发拓展第三方市场。五是加强研究智力对接。大力支持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学者、研究机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深度合作，加强中美智库在项目调研及学术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百日计划等重要议题的正确认识，加强智库合作研究，为美国政策及商界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寻求互利共赢提供智力支持。（五）用增量思维来主动塑造和创新中美关系新格局尽管中美关系被普遍认为竞争与合作并存，不过中美政府均意识到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唯一正确选择，并致力于超越零和博弈。应通过扩大中美合作领域和空间以应对竞争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并将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效应拓展到第三方市场，共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用增量思维来主动塑造中美关系，为“一带一路”创造宽松的外部空间。E国际贸易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下一代贸易方式和新兴贸易业态，中国目前具备先发优势，应将E国际贸易作为推动中美合作的重要工作，摈弃传统贸易中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共同塑造引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规则。探索中美基础设施合作方式，可以通过投资、相互持股或以我对美持有的美国国债，转化为可投资的资金，形成对美巨大的投资能力，逐步减少在美资产的风险。探索解决美对华贸易逆差的新思路，选取食品加工等在美国有综合成本优势的产业先行先试，双方共同推进“中国品牌+美国代工+返销中国”模式，破解中美贸易逆差难题。找准合作共同开放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基点，培育中美合作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中美产业和发展的融合。文章选自陈文玲评说，2018年5月2日
2018年5月8日 -
[Bloomberg] U.S.-China Trade Talks End With Key Differences Still Unresolved
▶ Mnuchin leaves Beijing with little to show from trip ▶ Xinhua says sides disagree on some issues, will keep talkingTwo days of U.S.-China trade discussions ended in Beijing with an agreement to keep on talking, and little else.China’s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Friday afternoon that both sides reached a consensus on some trade issues while acknowledging major disagreements on some matters. It said they would continue discussions, without providing specifics for when they would start again. Neither side briefed the media, and the U.S. delegation led by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departed Beijing in the evening.While a cure-all deal was always a long shot, the discord between the world’s two biggest economies means skittish global markets will continue to face ongoing trade tensions. The immediate question -- which may not be answered until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akes to Twitter -- is whether the U.S. got enough wins to delay planned tariffs of up to $150 billion on Chinese imports.“A disagreement over trade practices that has built up over more than two decades will take much more than two days to resolve,” said Shane Oliver, the head of investment strategy at AMP Capital Investors Ltd. in Sydney. “A negotiated solution remains most likely but it will take time with a lot of posturing and near-death moments along the way.”Heading into the talks, both sides outlined a series of tough demands, with the U.S. focused on reducing a deficit in goods it says reached a record $375 billion last year.The U.S. delegation asked China to reduce support for high-tech industries, allow U.S. companies non-discriminatory access in China and cut the trade deficit by at least $200 billion by the end of 2020 from 2018, according to a document seen by Bloomberg. It also called on China to avoid any retaliation, drop a pair o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ases and agree to quarterly reviews of its progress in meeting targets.The Chinese side -- led by Vice Premier Liu He, President Xi Jinping’s top economic adviser -- asked the U.S. to stop its 301 investigation into Chi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buses, drop planned 25 percent extra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and e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in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s, according to a separate document also seen by Bloomberg. China also asked the U.S. to open its e-payment market and approve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s application for a financial license.China also warned that U.S. companies may be excluded from its domestic market, saying any of its moves to reduce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may not be applicable to American businesses i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oesn’t agree to treat Chinese companies equally, the document said.Advantage ChinaTrump had sounded a positive note just before the talks began, saying in a tweet that his “great financial team is in China trying to negotiate a level playing field on trade!” Yet friction was evident, with the U.S. releasing a report Thursday that showed the trade gap with China surged by 16 percent to more than $91 billion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China had also drawn hard lines. A senior official, who asked not to be named, said Xi’s government wouldn’t accept U.S. preconditions for negotiations such as abandoning its long-term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mbitions or narrowing the trade gap by $100 billion.Reporters had little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Beijing. China’s largest media outlets were banned from reporting anything on the talks beyond official press releases, while the U.S. side studiously avoided journalists staked out at their hotel in Beijing.‘Trade War’During the second day of discussions, Xi gave a speech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Karl Marx’s birth in which he said those who reject the world will be rejected by the world. It’s unclear if he met with the U.S. delegation.That may not have made much difference given the wide chasm between negotiators.“The U.S. demand of cutting the trade gap is baseless, and can’t be don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id He Weiwen, a senior fellow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in Beijing and a former Commerce Ministry official. “It’s at least good the two sides decided to keep talking, though one can’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trade war.”While tensions are set to increase, the economic impact would likely be limited, according to Tom Orlik, chief economist at Bloomberg Economics in Beijing.The two sides, which suspended high-level economic talks last year, sounded some notes of optimism. They agreed a “sound and stable” trade relationship is crucial, and planned to “establish a corresponding work mechanism,” Xinhua said.Still, any deal appears to be a long way off.“The U.S. has gone off the deep end by asking for too much,” said Brian Jackson, China director at Medley Global Advisors LLC, which gives policy guidance to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hey’ve asked for $200 billion off the deficit in a very short timeframe. For me that’s a deal-breaker for the Chinese. If you state such an extreme starting position, you know you can’t get somewhere reasonable.”From Bloomberg，2018-5-3
2018年5月8日 -
【China Daily】Consumption takes bigger role in fueling new growth
The service sector, consumption, value-added industries and new business models will take more proportion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growth engines of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erts say.The transformation comes from China’s progress to enhance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consumption in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open the domestic market wider and defend free and fair trade, as the government plans to inject new impetus into the economy.Xue Rongjiu, deputy director of the Beijing-based China Society for WTO Studies, says the Chinese economy, once heavily reliant on exports and fixed-asset investment, is increasingly fueled by services, consumption and high-tech industries."Even though the low value-added goods exports and investment-led growth models have served the country well, they are certainly running out of steam," says Xue.Enabled by a competitive labor force, reforms and well-developed infrastructur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emonstrated the economy’s prowess as a producer. The country’s share of global exports, a mere 2 percent in the early 1990s, stood at close to 13 percent in 2017, according to data released by the Beijing-based China Chamber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After three decades of fast growth, China now has dominant market shares in many goods and is gradually moving up the value chain. Xue says wealth accumulation has gradually unlocked the power of consumption, as the country is now regarded by the World Bank as an upper-middle-income country.Lin Guijun, vice-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ays, "China’s role has changed from producer to consumer.Although China is "at an early stage of this uneven process, the world has already seen plenty of examples of what the country can do - from the country’s commodities that are essential for urbanization, to the power of the millennial consumers that transform entire industries", he says.Consumption contributed 58.8 percent of China’s GDP growth in 2017, data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show."Another change is capital flows," says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Beijing-based independent think tank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Similar to many emerging markets before it, China owes it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the growth-creating abilit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ays Wang. "While there is still a lot more potential for the economy to attract foreign capital, Chinese companies are also conducting ’going global’ strategies."During the process, Chinese companies are not only moving up the learning curve but also offering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o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the past, the coming-of-age of an economy was often characterized by making the transition from debtor to creditor.However, Wang says China’s unique combination of being large and also an emerging market means it has the ability to do both at the same time. This represents an opportunity for a mor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growth path, not only for China but for the global economy, too.Chen Wenling, chief economist at the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says that, unlike China, the US has used its currency as a tool to become a global credit currency, and has taken this advantage to transfer it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o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while purchasing produc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t low prices."Such a method has helped the US to gain a large number of physical goods and commodities at low prices to support its high consumption habit and high level of support in certain sectors, including education and military services, as well as to maintain low-cost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low inflation within the country," she says.From China Daily，2018-5-6
2018年5月8日 -
【小康】人才再定义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根据各地经济结构和发展进程不同，对于 “人才”类型的需求也各有不同，在吸纳人才方面，各地各显身手。 “抢人”，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各大城市的“重要任务”。 率先动手的，是二线城市。武汉去年6月份推出“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提出“落户敞开门、就业领进门、创业送一程、服务送上门”的口号，打响了“抢人大战”第一枪。 随后，宁波大幅降低人才落户门槛，海口开展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引进计划，开通高校青年引才直通车……近几个月以来，宁波、海口、郑州、西安、南京、成都等20多个城市近期也纷纷放出引进人才大招。 一线城市也不例外，广州提出进一步修订落户政策，构建以“引进人才入户为主体，积分制入户和政策性入户为有效补充”的落户政策体系。随着人才大战持续升温，仅三月份一个月内，堪称国内最难落户的城市——北京和上海，先后发出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宣言”。 “各地打响‘人才争夺战’，这是可喜的新气象，说明大家越来越重视人才、越来越重视人才引进。”在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看来，我国正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各地要实现创新发展，就必须更加注重发挥人才的支撑作用，在此背景下，创新思维大力引才成为必然。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根据各地经济结构和发展进程不一样，对于 “人才”类型的需求也各有不同。 出台文件广纳人才 今年2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率先拉开了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序幕，如何创新选拔人才、考核人才，是创新人才评价的关键。通读《意见》，不论是基本原则还是具体分类，体现的核心内涵都是“以实绩论英雄”。 人才就是竞争力，核心人才就是核心竞争力。当下，人才的重要性越发突出，要创新评价体系从根本上拓展服务人才的渠道和途径。《意见》指出“健全完善人才评价管理服务制度”，特别重视第三方评价和服务体系，既保障和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又健全市场化、社会化的管理服务。以评价重服务，以服务促保障，为深化改革的长远目的和整体愿景打下基础。 浙江省在近日公布的《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浙江打破学历资历限制的举措，响应的是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关于要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等人才评价倾向的精神。作为地方所出台的实施意见，浙江方案思路鲜明，以“不拘一格降人才”为出发点，追求对人才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此举具有积极意义。 3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提出要以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领军人才为重点支持对象，全面加强对高技能领军人才的服务保障，提高其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水平。 众所周知，技术工人一直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在如何有效培养及合理使用技术工人、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方面却一直没有找到比较好的办法和措施，导致技术水平高、技术能力强的工人难以得到应有的地位和报酬，不仅影响到其作用的发挥，也影响了员工提高技术和技能水平的积极性。 上述《意见》把高技能领军人物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提出要提高高技能人才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无疑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如何按照《意见》所要求的去落实，真正让高技能人才能够才尽其用、技有所得、劳有所获。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国经济也从高速增长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内容很多，范围也很广。但是，培养一大批高技能、高技术的产业“工匠”是最为重要一个方面。因为只有培育出一大批产业“工匠”，把生产和制造环节的水平提上去，把生产及制造环节的基础打扎实，产品质量才有保证，产品的技术含量、制造水准、生产水平才能真正得到提高。 各地人才发展需求各不同 2018年的毕业季来临。据教育部统计，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82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但西安、南京、武汉等20多个城市却接连出台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送房、送钱、送户口，政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人们注意到，此轮“抢才大战”除了二、三线城市“攻势”凶猛，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也不再作壁上观，纷纷放宽落户要求，提供优厚待遇，向优秀人才伸出“橄榄枝”。人才大战持续升温。北京以落户为抓手，“不唯学历唯能力，不唯职称唯贡献”，加大对金融、体育、教育卫生、高技能等七类人才的引进力度。上海则在20多年来首次开了“全市人才工作大会”，“剑指”全球性卓越人才。 郑州市委市政府表示，郑州将全力推进实施“智汇郑州”人才工程，计划到2020年，引进培育5—10个顶尖创新创业团队，聚集100名国内外顶尖人才、3000名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2000名社会事业领域领军和专业骨干人才，新增4万名高技能人才，每年吸引20万名高校毕业生在郑州创新创业。 如果将本轮的人才争夺战进行区域化比较，不难发现，尽管北京和上海也加入了人才争夺行列，但细读其中的落户政策之后发现，其引才主要瞄向具备较高学历和技术等级的专业人才；而包括成都、西安在内的众多城市，则不仅希望能够吸引高校毕业生落户，也希望吸引优质人才落户。 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广州站位高、方向准，直击“高精尖缺”产业人才，广纳海外高层次英才，为城市的成长积攒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在新起点上，广州期盼着通过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进高精尖缺人才聚合创新资源，以量质并举的姿态，在动能转换的跑道上加速奔跑。今年初，广州印发《广州市“岭南英杰工程”实施意见》提出，广州争取用5年时间，培养20名位于国际科技前沿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备人才，200名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后备人才。 城市的经济活力，在于能够给不同层次的人提供机会。在人口结构性流动到来的背景下，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结构的精准匹配更加凸显。广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加快建设人才高地”的战略部署，强调要“围绕经济发展主战场，大力培养集聚科学家、企业家、创业家、产业领军人才和团队、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高层次专门人才、复合型人才等‘高精尖缺’人才”。 此前，广州出台了《关于加快集聚产业领军人才的意见》及4个配套文件。计划5年投入约35亿元，围绕航运航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重大装备与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领域支持各类人才，形成人才引领产业、产业集聚人才、人才与产业良性互动的良好局面。 在人才专家看来，各地纷纷“放大招”、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引才揽才，实现了人才在各大小城市间的自由流动，有利于人才资源分布朝着更加均衡化的方向发展，这将助推我国人才政策不断优化升级，加速形成人尽其才的良性发展格局。 人才红利 我国正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各地要实现创新发展，就必须更加注重发挥人才的支撑作用，在此背景下，创新思维大力引才成为必然。文章选自《小康》，2018年5月4日
2018年5月8日 -
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2015年我国提出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着重发展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10大重要领域和产业。这一目标能否实现，与中国企业能否真正“走出去”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在近期结束的亚洲博鳌论坛上，中国向世界宣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和态度。“降低门槛”的“引进来”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倡导的“走出去”相结合，构成了我国新时期扩大对外开放的两个支柱。 2017年世界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达到3%，较2016年的2.2%有了很大提升，但整体上看，世界经济增长依然未能走出2008年经济危机的阴影。加上自2016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反弹，全球贸易面临巨大挑战，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仍然不太稳定。 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下，我们既要积极扩大开放，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来有所选择地引进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外资外企，也要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大力提升中国制造的整体技术水平。 2017年，中国企业走出去经历了一定的回调，并获得了相应的巩固。从长远看，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加快在海外落地发展，不但可以通过落地投资来帮助所在国就业稳定，从而减少投资阻力，而且可以帮助平衡中国与部分国家的贸易，减少中国的贸易压力。 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显示，海外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劳动纠纷风险、安全审查或政府阻挠风险等，是中国海外投资者面临的最主要的不确定因素。加强在这些领域的防范和应对，是保证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关键。 具体而言，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采取“集群抱团”模式可以有效降低风险，利用规模优势实现在海外的成功落地和发展。例如，我国正在通过建立境外工业园区的方式，来构建企业“抱团出海”模式。截至2016年底，我国企业在36个国家建海外园区77个，其中56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另外，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要积极谋求在全球产业链的顶端获得一席之地。中国企业要倾向于获得设计、研发、营销、服务这些高端的生产要素，来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物流链中的地位。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也是中国标准走出去，积极参与制定中国企业“世界标准”的过程。2015年10月，我国发布了《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能否掌握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已成为衡量一国实力的重要指标。 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为例，它制定的2万多个标准，已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截至目前，中国承担了ISO的50个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积极参与626个ISO技术机构的活动，占所有技术机构的89%。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虽已取得长足发展，但较之美、德、英、法、日等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我国GDP总量2015年居世界第二，国际标准化参与度却名列第六，与GDP总量居世界第四、国际标准化参与度位列第一的德国形成鲜明反差。 此外，谋求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合作，也是当前中国企业寻求在第三国发展的一条“捷径”。通过与这些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合作，可以有效规避一些潜在的风险，毕竟相比中国的企业，这些跨国公司已经在全球经营了数十年，甚至有一些是百年老店。 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还要注重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当前，国际化人才不足是中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扩大国际化经营规模、提高国际化管理水平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我们一方面应继续放开国际人才政策，为进一步吸引国际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另一方面，企业自身也要具备国际化人才意识，注重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且掌握语言能力、专业知识、行业规则的专业化人才，重构传统的人才培养战略。 企业“走出去”既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要与国家的整体战略相结合。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发展和国家实力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内生的强大动力。同时，新时代的发展目标和建设制造业强国的战略，也需要中国企业实现在全球的落地发展，在吸取过去发达国家企业走向全球的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要积极创造各种有利于企业走出去的环境和条件，克服各种障碍，最终实现中国企业的全球布局，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5月6日
2018年5月8日 -
【紫光阁】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一盘棋”思维优化援外战略布局
选自《紫光阁》，2018年第4期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方案，将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这是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一大亮点。以往的机构改革，更多的是为应对国内变化所做出的应对措施，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组建表明中国注重以国际视野处理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 关于国际发展合作、外援专门机构等相关机构的组建，不少专家和学者在推动这一政策上建言献策，曾多次就研究和推动建设对外援助部门，向各部委递交建议意见，同时也通过媒体发声呼吁。 从历史和国际的经验看，单一的对外援助机构避免了“条块分割”，更容易形成“一盘棋”的思维，优化援外战略布局，提升对外援助综合效应。可以说这次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设立就充分体现了这个原则。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凸显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将增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将充分发挥对外援助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作用，加强对外援助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推动援外工作统一管理，改革优化援外方式，更好服务国家外交总体布局和共建“一带一路”等。这符合中国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需要，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一环，凸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将增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西方发达国家的类似机构成立已久，美国、澳大利亚、英国都有国际发展署。以美国为例，美国国际开发署是负责对外援助的专门政府机构，由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设立。国际开发署创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为推广美国价值观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得美国的对外发展援助被认为是与军事、外交并行的对外三大力量。 如果说美国对外援助的整合得以更好地推广美国价值观并维护海外利益，那么日本援外改革的成功经验则是将经济援助和公共外交很好地结合起来。日本于2008年对主要负责派遣志愿性技术合作人员的国际协力机构进行改革。整合后的国际协力机构形成了以“经济援助”为先锋，再派遣官方志愿团体的“双轨模式”。国际协力机构的志愿者项目包括青年协力队员和年长志愿者两个类别，相对于“冷冰冰的钱”，当地民众更容易因为“活生生的人”而对援助国产生良好印象。 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是中国大国担当和大国责任的重要体现，是中国支持并积极融入全球化的重要表现，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其中一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必将做出更大贡献。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将解决中国在对外援助工作上面临的实际问题 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带政治条件，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欢迎。然而，随着对外援助规模的扩大，一些体制机制上的不足与矛盾也逐渐凸显。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组建将解决这些困难。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将解决庞杂的结构问题，把涉及制定对外援助政策与计划的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外援工作管理的十多个中央部委和机构及地方省市商务部门、驻外使领馆等统筹起来，解决庞杂的结构给效率提升和综合规划、有效实施、质量管理及效果评估等带来的巨大困难。同时，中国对外援助在近年来加大对改善民生的关注，增加了减贫、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援助投入，并参与气候变化等国际社会共同面臨的挑战，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能更好解决、协调援助日益复杂、专业性较强项目的援助工作。 因此，此次改革将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责、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拟订对外援助战略方针、规划、政策，统筹协调援外重大问题并提出建议， 推进援外方式改革，编制对外援助方案和计划，确定对外援助项目并监督评估实施情况等，这一举措将提高对外援助工作的管理层级，将对外援助的各项职能分工明确，避免了“条块分割”，更容易形成“一盘棋”的思维，优化援外战略布局， 提升对外援助综合效应。 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有助于“一带一路”的实施，有利于中国企业更好“走出去”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组建是为了“更好服务国家外交总体布局和共建‘一带一路等”，因此，服务“一带一路”将是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重要工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援外项目将有更好的统筹作用，优化援外项目，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也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更有利地参与当地的经济建设、人文交流，使援外项目和企业“走出去”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总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可以看作是中国更好处理国际间发展合作任务，更好地履行大国职责、承担大国义务的一次升级。此举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同时也势必给世界发展和合作援助工作带来新的活力。作 者 苗 绿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兼秘书长白1
2018年5月8日 -
未来已来，张亚勤和他坚守技术革新的 40年
在这场未终结并且持续上升的革命之中，张亚勤和百度都在不遗余力地前进着。「如果五年后，我们还在这里谈人工智能，那意味着人工智能可能并没有发展好。」数以千计的观众步入 GMIC 的巨大会场，正当人们对人工智能一边充满期望又心怀疑虑的时候，百度总裁张亚勤已经把目光看得更远了。 一场「AI 战略与人才」的圆桌论坛也因此备受关注。百度总裁张亚勤在这场讨论中，为 AI 的下一站指出了明确方向：类脑计算、量子计算和 5G 技术。这三者将共同成为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催化剂，为中国经济带来机遇。 「我想五年之后我们会至少有 10 个像 BAT、TMD 类似这样的公司在中国产生。」 张亚勤是个实干家，百度正在实践。2018年3月8日百度宣布成立量子计算研究所，开展量子计算软件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业务研究。这是百度又一项触发前沿技术的新业务，百度将在五年内组建世界一流的量子计算研究所。张亚勤认为，「量子计算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快，五年之后我们可能会谈类脑计算，会谈量子计算。」 区别于当下二进制的计算机编码，量子计算（Quantum computing）利用量子力学现象研究计算系统并执行数据操作。简单来说量子计算提供了一种从根本上增强计算能力的思路，核心优势是可以进行高速并行计算，克服了速度与成本问题。 「量子计算对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本身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会重塑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的架构。」张亚勤在 GMIC 上说。 百度近几年在技术上的大胆突破，背后都有张亚勤的强有力推动。从年少的天赋异禀到成为科学巨匠，在企业家里张亚勤是杰出的科学家，他拥有 60 多项专利，发表了 500 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在科学家里他又是勤奋的企业家，他的任期内微软研究院从 10 人的小团队发展成为拥有 3000 个顶级科学家的研发集团。 现在他更像是企业家和科学家的结合——2014 年加入百度任职总裁，张亚勤负责新兴业务、技术体系和美国研究中心。从人工智能到 5G 和量子计算，百度的技术实力在提升，也一步步将前沿技术实现落地。 当中国互联网公司还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厮杀时，百度就最早开始了人工智能的研究，2014 年在硅谷设立人工智能实验室。其他公司刚刚跟进人工智能时，百度已经在人工智能应用和商业化上实现落地。百度在大数据和云计算上都有布局，并在自动驾驶（Apollo）、对话式AI操作系统（DuerOS）和智能云等领域也建立了完备生态体系。 「发表世界级的研究论文并不是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你所做的事情真正改变人类历史。」张亚勤曾经在微软内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这个目标至今都未曾改变。 微软十六载，「校长」张亚勤的创造之路 1997 年，31 岁的张亚勤被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协会授予了院士称号（IEEE Fellow），张亚勤是该协会 100 年历史上获此殊荣最年轻的科学家。 1998 年，张亚勤接受李开复邀请回到中国创立微软中国研究院。李开复诚意满满，后来张亚勤回忆说：「开复开始并没有从正题切入和我谈工作，而是带着我到北京各个景点闲逛，然后又是带着我去买东西，最后带我到自己位于北京某花园小区的公寓里共同进餐。」 「当时最能打动我的一句话是，」张亚勤说，「说中国做研究能做成吗? 开复当时说，其实我们在创业，也是在创造历史。」 90 年代的中国，大批海外科学家回到中国。此后的 20 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技术实力的提升，也都少不了海归人才的带动。 作为第五代海归的领军人物，张亚勤真的成为了历史的创造者之一。 1999 年，33 岁的张亚勤正式加入微软创办中国研究院，也就是后来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出任该院首席科学家，第二年接过李开复的担子任职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这期间微软亚洲研究院被 MIT Technology Review 评为全球最顶级的计算机科学研究院。 2004 年张亚勤调回美国总部，领导 WindowsMobile 分割了全球窗体顶端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25% 的份额。随后张亚勤升任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进入微软决策层，他也成为其智囊团的核心成员。 2006 年，张亚勤再次返回中国，整合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等多个机构，成立微软中国研发集团。这是微软在美国之外最大的进行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研发和产业合作的基地，也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研发机构。在微软亚研的日子，张亚勤致力于多个方面的技术创新。他是最先提出的「云+端」/「三个平台」（端平台，云平台和云应用服务平台）、「互联网的物理化」概念的科学家，这些对微软的战略以及整个行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每一年都有数十项创新技术从微软亚洲研究院应用到微软的产品之中，包括Office、Windows、Bing、VisualStudio、Xbox Kinect、Windows Phone 等等。 特别是人工智能，近年来广为人知的人工智能微软小冰、Cortana、Skype Translator 等产品都是张亚勤在任期间的成果。 张亚勤还力推云计算，2014年3月，世纪互联运营的 Azure 公有云服务投入商业运营，这让微软成为第一家在中国提供公有云平台服务的跨国企业。 不只是科研，在中国市场上，微软的软件外包业务也持续增长，从2006年的 3000 万美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2 亿美元。 为了能够让研究员安心做研究，张亚勤努力把微软亚洲研究院打造成乌托邦一般的象牙塔。比如他要求研究员只在国际顶级会议和期刊 Top5 上发文章，不希望他们凑奖。 张亚勤这位「校长」，对技术人才和创业公司的培养也有着极大的热忱，不仅和高校合作，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还设立「云加速器」，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导师及计算资源给中国的初创科技企业，孵化出数百家创业公司。教育部给他颁发「中国教育的特殊贡献奖」， 以表彰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到 2014 年，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在北京、上海、深圳、首尔、东京等地共拥有 3000 多名研究开发人员和 5000 多名聘约工程师， 共投入超过 40 亿美金科研经费。百度、腾讯、中国移动、阿里巴巴、联想等等一流企业都有微软研究员和实习生的身影。 跳槽百度引发巨大瞩目 2014年9月8日中秋节，张亚勤从工作 16 年的微软突然辞职，加入百度。 直到现在你还能检索到当时的新闻标题——《张亚勤，微软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为何离职》、《张亚勤：微软第一位全球副总裁》、《微软级别最高华人跳槽百度》…… 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身居高位的张亚勤为什么会加入一家中国本土的技术公司？ 张亚勤用「使命达成」来解释离职原因，而关于他离职的讨论，一度有人引申到「外企红毯的消失、外企在中国的没落」。中国科技企业正在快速成长，技术、品牌和薪酬已和外企不相上下。 与此同时，国外互联网公司可以拿下全球几乎任何市场，却在中国市场举步维艰。而百度、腾讯和阿里为代表的中国公司却在海外逐渐散发影响力。 从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跳槽出来，后担任金山软件 CEO 职位的张宏江说，张亚勤离开微软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个时代就是指外企在中国风光无限的时代。 而事实上，真正吸引张亚勤的是百度对于技术的尊重。和张亚勤有着相似的经历，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自身就是技术出身，北大毕业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1999 年回国后创办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百度。 而张亚勤在微软时，在人工智能，基于语音、图片的搜索方式等方面有所研究，张亚勤能帮助百度储存更多未来技术。 搜狗 CEO 王小川对于张亚勤离职的总结更到位一些，他认为这是互联网研发模式对企业学术研究模式的颠覆性胜利，是必然趋势。 在百度，探索未来的尝试继续升华 百度让张亚勤再次找回最初的感觉。 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每次我到飞机上去，航空小姐跑过来说，我每天用你们的产品。然后习主席说我每天用你们的产品，总理说我在用你们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种自豪感是，做的事情对中国有更多的影响力。」 张亚勤的转身，也是一个时代的兴起。他在百度负责新兴业务，帮助百度探索未来，这让他有宽广的舞台，继续拓展技术创造的边界。 早在 2006 年，张亚勤就提出了云计算的前沿理念，他呼吁中国建立自己的云计算和大数据发展战略，2010 年两会，他作为 11 届政协海外代表提交了「应及早制定和部署国家云计算战略」的提案。 在 2015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张亚勤认为过去 30 年互联网世界是把物理世界数字化、虚拟化，而今后的 30 年则要经历一个相反过程，将数字的世界、互联网的世界、技术、文化、商业模式全部映射到物理世界中。 他提出了互联网发展的三个维度：物互联；互联网改变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智能+「Smart Plus」，可以理解为智能化的生活或工作。 2016 年张亚勤又创造性提出「ABC」的概念——AI（人工智能）、Big Data（大数据）和Cloud Computing（云计算）三位一体，无法孤立，相互协同才能实现真正的 AI。在人工智能算法、万物互联、超强计算的推动下，云计算进入了以 ABC 融合为标志的 Cloud2.0 时代。张亚勤说，未来五年这三大业务领域都有可能诞生超过百亿规模的新业务。 如今来看，这些创想都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和印证。 而在张亚勤的推动下，百度的技术革新没有停下，从 2014 年张亚勤加入以来，百度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两年时间就超过 200 亿元，每年研发投入保持 70% 以上增速。 从深度学习研究院（IDL），到大数据实验室（BDL），再到现在的自动驾驶、量子实验室…百度始终比其他公司先行一步。 回顾历史，张亚勤在科技领域上下求索，恰恰是改革开放中国发生巨变的 40 年。信息技术从军事、科技使用，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不仅改变了各行各业的存在方式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也让中国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成果。这让张亚勤对行业的未来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在 GMIC 大会上，张亚勤说中国速度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一个行业发展有五个大元素，人才，技术，市场，资金，最后一个是政策。在政策方面中国是有绝对优势，中国有顶层的规划、人工智能新一代的蓝图、政府的基金。因为有大的战略，所有的资源会有所倾斜，包括人才等各种注意力都会向那些倾斜，效率会更高。」 从 PC 到移动互联网再到人工智能，在张亚勤看来时代变化有迹可循：「每个时代形成之后，生态一开始是高速变化的，然后形成了稳态。」就像 PC 时代的 X86 架构不适用于移动时代，AI 时代同样需要新的平台、新的芯片开发。 「我十年前有一个比喻，所谓的生态，千亿的时候成本是 1 比 10 比 100，就是芯片的成本是 1，操作系统是 10，上面的应用是 100。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一个芯片就可以改变的。我们现在不仅仅有机会设计新的 AI 芯片，我们也有机会去打造新的平台和操作系统。这里不仅仅是操作系统本身，也包括它的开发环境，架构，语言，上面有更多新的运用。」 为了保持技术研发的进步，张亚勤也把对人才的培养执延续到了百度。百度云已经成立了云智学院，计划三年内为中国打造十万人的 AI 人才队伍。 人工智能是普惠性的技术，工业、金融、媒体、物流、交通等领域都有不可估量的潜能。未来的格局渐渐清晰，类脑计算将让人工智能像人一样思考，量子计算将会重塑人工智能的架构，而 5G 将会提供更快的连接资源。 在这场未终结并且持续上升的革命之中，张亚勤和百度都在不遗余力地前进着。文章选自财经守道，2018年5月
2018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