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辉耀：打造新时代“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的十条路径
CCG哈哈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白1 打造“一带一路”国际治理和法治机制，起草“一带一路”联合宪章。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成立“一带一路”的国际联盟理事会等机构来协调参与国关系，制定“一带一路”宪章和纲领，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法律委员会和争端协调中心，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推动建立统一的争议解决机制，用法律去维护“一带一路”建设主体的切身利益。 加强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经贸投资，也涉及政策、文化和人才等多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愿景与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各领域各类专业人才的支撑和保障。这需要与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移民组织紧密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宗旨一致、理念相通，可以推动成立联合国“一带一路”合作机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邀请包括欧盟、日本、韩国等在内的发达国家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要进一步拓展“一带一路”的外延。中国可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共同制定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机制新目标新方向，建立各国在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协调机制。 加强同重点国家在“一带一路”层面的合作。如英国，一方面，作为英联邦国家的核心角色，英国的加入可以使得“一带一路”建设拥有在一些沿线国家的语言、法律、金融和制度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英国对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理解比中国更丰富，包括法律、保险服务等，这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作用很大。 设立“一带一路”常设机构和国际秘书处，在各国轮流举办“一带一路”智库年会。截至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机制化程度还较低，建议设立“一带一路”的常设机构，例如“一带一路”秘书处，以便利“一带一路”各项工作有序向前推动。建议在各国轮流举办“一带一路”智库年会，就政策、经贸、基础设施、人文、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开展广泛交流和协商，并通过协议、规划、机制、项目等方式，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循序发展。 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企业联盟，吸引全球500强参加组建，举办企业峰会。采取“开放式”的加盟方式，吸引企业响应并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联盟企业成员在“一带一路”实施中搭建发展、产业、边贸、科技、物流、金融、旅游以及文化交流等八大平台，以搭建平台的方式为“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和核心区提供全方位服务。“一带一路”国际企业联盟可以组织国际论坛，比如制造业峰会、中小企业峰会、跨国公司与中小企业合作论坛等，交流企业间在“一带一路”上关于产业、投资、合作等方面的议题。 形成“一带一路”示范国和国际示范工程，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资金池。要拿出项目模版，在发展中努力形成合作示范国，为接下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例如可以在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进行开发区和产业园区建设的合作，为以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树立模版。实现“一带一路”合作共赢，需要不断拓展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 以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园区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重要抓手。截至2016年底，我国企业在20个“一带一路”国家正在建设56个合作区，占在建合作区总数的72.72%，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既有利于我国优势产业在海外形成集聚效应，也有力地推动了东道国工业化进程和相关产业发展，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重要抓手。 充分发挥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中的作用。借助华人华侨可以在开发运营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跨境电商示范基地、开展民间外交与文化交流、促进信息沟通与资源共享、拓展融资渠道、合作培养人才等方面充分发挥独特作用。华人华侨通过参与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也有助于实现自身的转型与提升，从而进一步带动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际合作共赢。 大力发展“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可利用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跨境电商等方面的优势，打造一条“数字丝绸之路”，为全球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服务。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不断发展完善，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商品流通，带动了沿线国家电子商贸、交易平台、支付结算等技术发展与应用，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新的商业格局和产业链形成。此外，跨境电商的发展也给世界华商提供了机遇，大量从事国际贸易的华商借助中国的制造优势，有望获得新的商机。文章选自光明智库，2018年5月4日
2018年5月7日 -
张燕生：雄安新区将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
【核心观点】1、从指标看，雄安新区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相比，将更加宜居，幸福指数将是全国更高的。2、雄安新区的指标，在创新和智能发展方面，都瞄准了世界最前沿的发展水平。3、我们传统的发展模式都是靠土地财政，靠房地产，而雄安新区更多靠的是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这里是《财经观察家》，我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雄安新区它的规划，究竟是规划了哪些重要的指标？这些指标将对雄安新区未来的发展，会带来哪些重大的影响？新闻背景近日，《河北雄安新规划纲要》公布，根据规划，到2035年，基本建成绿色低碳、信息智能、宜居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有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实现城市治理能力和社会管理现代化，“雄安质量”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作用明显，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高质量高水平的现代化城市，成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成效显著，为解决“大城市病”问题提供中国方案。新区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今天我主要还是对这个雄安新区的规划的主要指标，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和介绍。首先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生态发展的指标。这个指标我们能够看到，也就是说这个雄安新区在2035年，它的绿蓝空间的占比，将会大于和等于70%。什么概念呢？也就是未来的雄安新区，它的开发强度将是小于或等于30%。这个比起我们现在国家的其他城市发展，像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它们的开发强度都已经超过了50%。因此也就是未来的雄安新区，它的蓝天绿水，它的空间的占比要高于等于70%，意味着它的开发强度低于30%，也就这个地方将是一个非常绿色生态的这么一个先进文明的城市。我们再往下看，人均的城市公园的面积将会大于等于20平方米。这个指标在全国也都是代表着，也就从全球看都是一个先进的水平。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一线城市，离雄安新区的这个指标应当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第三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幸福和宜居的城市。 幸福宜居的城市从雄安新区来讲，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覆盖率是要等于100%。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人均的这个面积，无论是它的文化还是体育，还是它的其他的受教育年限，还是它的规划建设区的人口密度，也就是每平方公里是1万。现在北京的每平方公里都是2.3万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指标看的话，也就是它的这个目前来讲，它比现在目前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来讲，它将是一个更加的宜居，而且幸福指数将是更高的。创新和智能发展，它的全社会研究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把它称为是叫研发强度。这个研发强度的指标是多少？我们可以看到雄安新区在2035年将达到6%，这个指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市2015年它的研发强度是6.01，2016年它的研发强度是5.96。因此，雄安新区它在2035年将达到6%，也就是达到今天北京市的研发强度的水平。这个水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知道OECD的研发强度的平均水平是2.4，也就是“富国俱乐部”发达国家的平均的研发强度是2.4，因此雄安新区在2035年它的研发强度将达到6%，也就是它将是一个全球的我们叫科技创新驱动的这么一个引领区。 它的第二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基础研究的经费占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的比重是达到18%。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现在从整个国家也就是将近6%，雄安新区在2035年将达到的这种基础试验经费支出占这个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就是基础研究的研发强度将达到18%，这是一个相当相当高的水平。它比我们目前国家，就是整个国家的基础研究的强度，它是高12个百分点。美国今天作为全球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它的基础研究的研发强度是达到了18%。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我们就能够看到就是雄安新区未来的发展，它后面的指标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以及科技进步贡献率，这些指标都是明显高于全国发达地区的先进水平。也就是说雄安新区，实际上我们通过这几个指标可以看到，它在创新和智能发展方面，它都是瞄准了世界最前沿的发展水平。我们可以看到雄安新区实际上是在北京、天津和雄安新区形成三足鼎立的这么一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么一个核心区。也就说，我们说雄安新区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也就是它是一个疏解北京非城市功能的一个主要的承载地和集聚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北京的定位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定位，它将是一个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驱动的这么一个中心。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这四个它的功能的定位。对它来讲，也就是经济的功能并不是北京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全球看，它是科技人才、科技资源、科技机构和科技创新的那些组织，从全球看，它的集聚的程度都是最高的。怎么才能叫北京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些全球最优秀的资源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雄安新区就会成为一个承载北京，也就它的科技创新，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的人才、资源、机构，和这些要素它的一个承载地。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它是全国未来，也就是它发展这个科技创新最有优势的地方。这样的话，对我们雄安新区，它要承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的这些主要的资源和要素，雄安新区就必须要创造一个一流的投资环境，一流的营商环境，一流的市场环境，一流的创新和法制环境，这个对雄安新区是非常重要的。新闻背景根据规划，雄安新区明确产业发展重点包括：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围绕建设数字城市，重点发展下一代通信网络、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等信息技术产业。二、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率先发展脑科学、细胞治疗、基因工程、分子育种、组织工程等前沿技术，培育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加强重大疾病新药创制。三、新材料产业。在新型能源材料、高技术信息材料、生物医学材料、生物基材料等领域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四、高端现代服务业。接轨国际，发展金融服务、科创服务、商务服务、智慧物流、现代供应链、数字规划、数字创意、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现代服务业。四、绿色生态农业。规划还提出打造全球创新高地，搭建国际一流的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国际一流的科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培育一批优势学科，建设一批特色学院和高精尖研究中心。从未来的产业发展来讲，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它有七大我们叫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的这些相关的产业。我们知道这次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摩擦，它现在给中兴，中兴集团发出的订单就是关于芯片。因此也就是下一步这个新一代信息技术，尤其是集成电路这个部分将会获得快速的发展。除了我们讲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外，也包括像生命科学、生物医药，还包括像新材料，还包括一些对国家都是有着重大影响的产业。刚才我们讲第四类产业是包括哪些？也就是去年有一项调查发现的，说下一步中国成长性最好的产业，第一大的产业实际上是大健康。发改委的研究人员，他们研究发现，大健康产业在2020年它的产值规模将达到11万亿到14万亿。 第二位的是医药。第三位是旅游休闲。第四位是新能源。第五位是文化创意。这些产业都会跟我们刚才说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我们刚才讲到的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以及新材料产业一起成为我们雄安新区，它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集聚。我们传统的发展模式都是靠土地财政，都是靠房地产，都是靠金融，都是靠建筑。而我们雄安新区你会发现，它更多地靠的是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我们叫“中国制造2025” ，也就是在2050年，我们将进入世界制造强国的前列，它会成为一个最重要的这种核心的引领区、集聚区和他的一个新引擎。对这一点的话，我们是充满了期待。因此我们通过新区规划的主要指标，也就是未来的雄安新区会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呢？也就是它是一个创新，就是它的这个发展动能，都是由科技创新驱动，就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将成为未来的这个我们叫雄安新区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新动力。第二个指标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绿色的城市、生态的城市。这个绿色的城市和生态的城市，你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它比我们现在的一些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相比，它的开发强度是明显得要低于现在这些城市。因为现在这些城市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它们的开发程度都是高于50的，而雄安新区的未来是要等于和低于30的，而它的这个蓝绿的空间占比是要高于70的，也就是说它将是一个绿色的城市，将是一个生态的城市。第三组指标我们可以看到雄安新区将是一个幸福和宜居的城市，也就是它的幸福指数可能在整个中国未来的城市中间它都是最高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人类社会最宜居的城市。我们每一个雄安人、新区人， 15分钟他就可以到一个，也就是社区的生活服务基础设施全覆盖。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期待，就是这个雄安新区从它的规划的主要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它将是我们今后打造的几个城市群，我们叫世界级城市群，雄安新区它将是重要的一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雄安新区，也就是，是我们今后实现我们高质量发展的全国的样本。它是一个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文章选自一股清泉文化传媒，2018年4月27日
2018年5月4日 -
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
黄亚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编者按中美贸易层面上的摩擦依然还在继续。美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那就是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美国应该放弃长期遵循的“交往战略”，而去选择以更强硬的方式处理对华贸易事务。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学院教授黄亚生表示，对于“交往战略”有效性的衡量应该聚焦在经济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从经济角度来讲，“交往战略”并没有失败。美国精英界对于“交往战略”的失望更多源自于他们对于此过高的期待。4月5日，美国著名记者、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表示认同特朗普在贸易领域上对中国的指摘。法里德·扎卡利亚指出，美国过往对于中国会更加开放本土市场的期望是错误的，中国在贸易上对于外国企业设置了过多的壁垒。几乎同时，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也在美国权威时事评论网站“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文表示，美国过往和中国在贸易上的合作，并没有让中国按照美国期望的方式，开放自己的市场。法里德·扎卡利亚和库尔特·坎贝尔作为美国的学术和政策精英，都是坚定的特朗普反对者。然而在中美贸易问题上，他们却一同选择和特朗普站在一边。实际上，在美国学术界，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美国是时候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方式处理和中国的贸易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美国学术界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更重要的是美国政界和商界也都同意这一看法。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近期发文表态支持特朗普在对华贸易上的态度 图片来源：CNN在特朗普之前，美国政府所持的指导针对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被称作“交往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交往战略”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它和“遏制战略”最本质区别就在于它认为美国不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应该帮助和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崛起过程中。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接受留学生、鼓励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都是基于“交往战略”这个思维模式。 多年来，美国政治、知识和商业精英相信通过和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通过允许这些国家参与到更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来，可以推动这些国家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推动市场开放。这个观点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WTO）的论据，也被小布什用来作为支持持续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论据。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曾在1999年发表公开演讲，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图片来源：GettyImages告别“交往战略”然而，美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个“交往战略”，转而寻求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要求中国遵守其期望的贸易规则。这后面有深层的因素，包括代表美国鹰派崛起的特朗普，但更重要的推动因素是中国自己这几年国内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的发展。请注意，美国放弃“交往战略”绝对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交往战略”从来没有排斥中国的经济发展，它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会不会影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发展。正在形成的对华政策的新共识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也不会影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发展。现在下结论说美国已经形成了对中国遏制的共识还为时尚早。现在美国对华的策略是可以形容为“先交钱后交货”。“交往战略”被认为是“先交货后交钱”，就是希望通过和中国自由贸易来推动中国遵守其期望的贸易规则和市场经济改革。如今特朗普的强硬政策是要求中国先遵守贸易规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我在上一篇文章《黄亚生：特朗普的政治战》已经提及，特朗普对华贸易的强硬做法已经在华盛顿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不仅不少共和党和民主党高层表态，应该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美国政府和社会还在其他方面体现着其对于“交往战略”这一友好战略的放弃。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曾在去年八月宣传民主党的贸易纲领，他也谈到在贸易问题上，应对中国更为强硬图片来源：NYT在《黄亚生：特朗普的政治战》一文中，我谈到，美国商界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有变化。原先，美国商界是极为支持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然而，如今美国商界的态度也有转变。摩根大通CEO、特斯拉CEO和通用集团都先后表态，理解特朗普对华贸易的强硬政策。而前文提到的库尔特·坎贝尔也在其文章中指出，根据美国商会的调查统计，在过去的2017年，有八成的美国公司表示感觉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降低了，而更有六成的美国公司认为他们不认为中国会在未来三年内提升市场开放度。看来，美国长期奉行“交往战略”的时代真的结束了。自由贸易的经济本质我虽然理解美国为什么会修正对中国的看法，但是我还是认为“交往战略”不管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讲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我认为很多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把贸易和投资赋予了太多和不符合实际的政治意义。首先应该指出关于自由贸易的好处最初的原理阐述的是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的。对于自由贸易好处的原理阐述最早来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他们指出贸易可以使得国家专注于其更有比较优势的生产项目和产品中，从而提升生产效率，并通过贸易获取自己需要的商品，实现双赢。对于自由贸易好处的最初阐述完全是建立在经济层面上的。如果你走进任何一间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大家对于自由贸易的讨论都是经济层面上的，很少会有学者会说贸易的好处主要在于政治层面上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自由贸易的好处进行了详细的经济层面的阐述 图片来源：HISTORY当然，在美国，政客们必须要用政治层面的理由来在国会“推销”自由贸易。在美国，很多民众都指责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岗位，支持自由贸易的政客很多时候不得不搬出政治层面的逻辑来推动自由贸易相关的法案。然而，在我看来，我们必须要明白任何针对自由贸易的分析必须首先应该基于经济的视角，其次才应该是政治的视角。实证研究表明贸易和跨国投资对中国和美国双方都起到了积极正面的经济作用。自由贸易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帮助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自由贸易对于发达国家造成就业和局部经济和行业冲击，但是不管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来讲，自由贸易不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整体的伤害和冲击。诚然，贸易会损害某一特定产业，但在整体上却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特朗普从竞选总统开始就一直渲染“中国抢走了我们的工作”的论调。但实际上，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并没有威胁到美国人的整体就业。根据美国智库经济教育基金会的研究，相对于美国，中国在制造业和重工业上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而美国则是在科技、教育和高新制造业上有着比较优势。中美之间的贸易可以使得两国专注在自己的优势项目上，并且实现互利双赢。在2015年，中国超越了加拿大，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从2015年算起，中美两国的贸易额还在一直扩大，在2017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636亿美元。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中国是美国2017年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成交额高达636亿美元图片来源：美国统计局对美国的“交往战略”于中国的政治影响，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准确的表述，这应该是一种概率性的思维方式，但在美国的政界、企业界和公众舆论盛行是一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就是认为贸易、投资和全球化就一定会带来政治变革。经济和政治最终是人的行为，里面有很多主观因素和不可预见性。贸易、投资会影响一个国家政治演变的概率，但是不会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进程。特朗普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限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但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企业通过在美国进行投资、运作，已经很大程度上学习了和接触到西方的先进管理理念和经验，融入了国际化的游戏规则。实际上，这有可能对中国的经理人和投资者的思维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运作需要处理很多在中国不需要面临的挑战：在美国，中国企业需要面对工会抗议、和工人讨价还价、国会的指责、独立记者调查和一系列突发情况。他们会发现在一个法制的国度里用“人民币解决人民的矛盾”是根本行不通的。在面对和处理这些复杂情况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学会了如何在国际化的大环境、法制环境和言论自由环境下运行。中国企业在美国运营，学会了如何在国际化的大环境下生存和成长图片来源：Times 经济层面的考量是支持国际自由贸易的充分条件，也是它的必要条件。只要国际贸易能产生经济效益，美国和中国就应该继续实行“交往战略”，鼓励和开放双边的贸易和投资。自由贸易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消灭贫困、促进国际分工和效率的提升。如果自由贸易能带来政治上的收益，这应该是一个“意外之喜”，而不应视为是衡量自由贸易的最基本的考核标准。我不认为“交往战略”本身完全失败了，它在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已经符合自由贸易的初衷了。而究其在政治上的失败，其实是一个“期望值管理”（Managing Expectations）的失败。偏离自由贸易的经济原理，给其赋予了额外和不现实的政治指标，并不能说是自由贸易本身失效了。“交往战略”并没有错，问题出在其政治使命和经济手段之间的错位上。一个国家的政治是非常复杂的，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根基的，贸易和经济发展也许会影响到一个体制的变革，但并不决定这个变革的进程。给予交往战略错位的期待，失望的美国精英阶层转而成为了特朗普强硬政策的同盟。文章选自亚生看G2，2018年4月30日
2018年5月3日 -
龙永图：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制造业全球竞争能力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龙永图 应邀走进了本期第一财经高端访谈《首席对策》。专访嘉宾简介：龙永图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G20中心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专家。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曾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1965年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 总结概括本期访谈挖掘的核心观点：作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对于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表达出一种冷静的认识。他在《首席对策》中表示：“不应该因为中美贸易摩擦或者因为我们所受到的一些国际上的不公正待遇，就动摇对外开放的政策，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和其它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只有在开放当中，才可能提升我们的竞争能力。”对于未来形势的发展，龙永图认为：“我们绝对不会因为一点摩擦，就把开放的大门关掉，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虽然有些压力，但可以把压力变成动力，从而使中国的核心竞争能力和对外开放更加完善。”当一财《首席对策》问到：“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瓶颈？中兴事件会不会只是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开端？依赖于美国核心元器件的中国厂商是不是会受到全面的冲击？”时，龙永图开宗明义：“中国的科研不能说没有任何进展，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些企业的竞争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从整体上来讲，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依靠制度优势和这些年积累的技术，更要依靠外开放的政策，相信这些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以下是精选的《首席对策》访谈文字实录： 李策：您好，很高兴您接受第一财经电视《首席对策》的专访。美国最近禁止向中兴通讯提供芯片设备，有观点认为中国缺乏芯片等高技术中间产品生产能力，这是中美贸易摩擦最新升级的版本，您如何看待贸易摩擦未来的发展方向？ 龙永图：我们今天主要就是为了讨论怎么样加强新兴经济体和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工业和制造业方面的合作，怎么样来提升我们中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特别是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我们整个制造业的全球竞争能力。我们这样做实际上也就是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包括中美贸易摩擦最好的办法，因为我觉得在整个应对的措施当中，最重要的还是要打造我们自己最核心的竞争能力，也就是我们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竞争能力。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有一种紧迫感，觉得现在我们中国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制造业确实取得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方面，特别是在一些核心技术方面，我们还和西方发达国家有一段的距离，这就成了我们整个在国际竞争当中的短板，我们必须把这个短板补上来，而且补的越快越好。但要补上这个短板，也不能说是我们关起门来补我们的短板，我们还是要在这种开放的环境当中，同全世界其它国家进行广泛的合作，来使得我们中国的核心技术问题能够迅速发展起来。李策：中兴事件会不会只是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开端？依赖于美国核心元器件的中国厂商是不是会受到全面的冲击？龙永图：我觉得我们的企业还是应该有信心的，不能够因为一点波折或者是一点风浪，我们就觉得改变我们整个发展的，对我们当前的经济形势也好，和我们对外开放形势也好，我觉得关键的问题还是要坚定信心，而且坚定对外开放的这样一个方针。李策：您如何看接下来的中美贸易以及中国经济？龙永图：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中美贸易摩擦或者说因为我们所受到的一些国际上的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就对我们坚定不移的事情，对外开放的政策，坚定不移地发展和其它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发生任何的动摇。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坚定信心，继续扩大开放，在4月份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我们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我们的门会开的更大，因为只有在开放当中，才可能提升我们的竞争能力，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绝对不会因为一点摩擦，就把我们开放的大门关掉，否则不符合这些年来整个中国的方针，也不符合我们顺应全球化的大潮、继续扩大开放的这样一种决心。在当前的形势下，虽然有些压力，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把这些压力变成动力，从而使得我们中国的核心竞争能力和我们中国的对外开放搞的更好。李策：我们在高科技研发方面存在怎样的瓶颈？ 龙永图：不能说没有任何进展，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而且我们有些企业的竞争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当然我们从整体上来讲，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依靠我们的制度优势，依靠我们这些年积累起来的技术，依靠我们现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对这一点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文章选自第一财经资讯，2018-4-9
2018年5月3日 -
【China Daily】MEGACITIES ENTICE TALENT, BUT WILL IT BE ENOUGH?
Second-tier locations drawing away some of best and brightestHao Zhongxiu and his wife, bo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gineers in Beijing, are used to the lengthy workplace discussions that inevitably follow any change to the capital’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licy.The participants may change, as people come and go, but for those from other parts of China, the central question remains the same: Does this mean I can now get permanent residency in Beijing?Household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s, known as hukou, give nonnative residents access to the same social benefits as locals, including health insurance, and enable their children to attend local public schools. In effect, they radically reduce the cost of living in the capital.Hao, who works for social network Sina Weibo, said the discussions among his colleagues about residency are more frequent than ever since the release of three documents related to Beijing’s hukou policy in the past two months as the city steps up efforts to attract and retain high-end talent."The government’s restrictions on hukou applications have been kind of loosened as the competition for talent escalates nationwide. It’s a good sign," said the 28-year-old, who moved to the capital in 2012 after graduating from a university in his nativ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However, despite Hao’s optimism, recruitment industry insiders say the recent moves by Beijing and Shanghai to respond to the growing demand for well-educated, highly skilled employees - fueled by China’s move toward an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 may have come too late.The country’s best and brightest are already considering other regions, insiders say, largely due to the high threshold for applying for hukou in megacities and the incentives being offered by smaller cities.Domino effectIn March, Beijing launched a pilot program to offer hukou to the talent the capital needs, such as people in senior positions at high-tech or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he capital also launched a point-based application system on April 16, with candidates graded on factors including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Meanwhile, Shanghai published a document in late March targeting top talent in 13 sectors, inclu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quantum science.Wang Huiyao,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n independent Chinese think tank, said the two cities drafted the policies to address the fact more top-level workers are heading to second-tier cities, which have also introduced preferential policies like removing hukou application thresholds or providing accommodation subsidies.Wuhan, the capital of Hubei province, announced a plan in February last year to attract 1 million graduate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This resulted in a domino effect, with dozens of cities following suit with enticing policies."Previously, many talented people chose to work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because they wouldn’t be able to get hukou in a second-tier city either. But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second-tier cities and their lifting of hukou restrictions, we’ve seen talent flowing out of first-tier cities," Wang said.Last year,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left Beijing surpassed those arriving, and many of those who left had the kind of talent the capital needs, he said.With China shifting to an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c mod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talent," Wang added.Chen Yu, vice-president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Employment Promotion, said the country has lost its demographic dividend due to an aging population, while many workers with repetitive tasks have been replaced by machines. The competition for talent is inevitable as the country turns to the "talent dividend" for development, he said.Welcome moveChinese search engine Sogou, which is headquartered in Beijing, has welcomed the capital’s talent drive."As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 we are encouraged," the company said in a statement, adding that the hukou system has long been a restrictive factor that has lef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ies at a disadvantage when hiring technical personnel."Some companies have had no choice but to base research institutes in other cities to attract talent," 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 which praised Beijing’s efforts to lower the threshold as timely and necessary.Zhao Rui, a senior consultant at Leadership Consulting, said the capital’s policy change is good news for her company, too, as it mainly serves enterprises in the high-tech sector. Many high-end Chinese workers want to know upfront whether a prospective employer can help them get work and residency permits before taking an offer, so a good hukou policy is crucial, she said. "Beijing and Shanghai will continue to attract highly sophisticated technical personnel," she added, "while second-tier cities will attract well-educated hardworking young people in the internet and e-commerce sectors."However, some headhunters have said they doubt the policies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will be effective in attracting high-end talent because they still set high thresholds.According to Beijing’s document in March, those with important positions at high-tech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ose working at the headquarters of innovative enterprises and at new-typ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in Beijing are now eligible to apply for hukou. So, too, are those with an annual taxed salary at least six times of the average in the capital.Yet many who fall into these groups are probably in a position to have green card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have little interest in obtaining Beijing hukou, said Guo Tao, CEO of Connected-R International, a Shanghai-based headhunting company. Meanwhile, he added, people in the middle-income range - many of whom desire hukou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public schools - do not qualify."A big proportion of the talent in the IT sector prefer Hangzhou over Beijing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Guo said in an earlier interview. "Beijing has been making efforts to introduce tal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but I believe it’s neglected the domestic talent a bit compared with other Chinese cities."Hu Xin, founder of Soft-Power Headhunting, based in Beijing, said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midlevel talent are leaving first-tier cities in favor of smaller cities where they see bette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perhaps closer to their hometowns. Like Guo, she cited Hangzhou as a draw for those working in e-commerce."First-tier cities used to have an edge because of their access to information.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transparent. The gap between first-and second-tier cities in information access has narrowed," she said, adding that talent can now be successful in smaller cities using the same business modes as in the major metropolises.Zhao Meng, who works in Beijing for British recruitment firm Michael Page, said the capital’s new initiatives may be more beneficial for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han domestic private enterprises.China’s private companies often avoid tax by not accurately declaring their employees’ salaries, therefore workers who actually make the grade in terms of salary may not be eligible for hukou because their company’s records do not reflect their real situation, according to Zhao, who added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international companies.Hao at Sina Weibo said he has seen many of his friends, mostly IT engineers, leave the capital, primarily due to the pressure that mounts after having children, as they seek access to public schools without a local hukou. However, he and his wife plan to stay."As people from northern China, we want to stay in the north, and Beijing is one of the best options," said Hao. "And, one day, it’s possible the policy may be loosened even further so that we may be lucky enough to be beneficiaries."From China Daily，2018-5-2
2018年5月3日 -
梁建章：少子化杀死创新力
理事简介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最近一段时间的中兴华为风波，给了中国上下一记响亮的警醒：自主创新才是硬道理。那么，究竟如何做才能促进创新呢？对于这一堪称经济学学科圣杯的问题，携程旅行网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自己的新书中，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丰沛的年轻人口才是驱动创新的最大源动力。对于这一观点，梁建章在其新书中甚至有着更为坚决强硬的表达——“人口，才是决定创新能够获得成功的根本因素，具有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取代的地位。”4月23日，梁建章与另一名人口专家黄文政合著的新书《人口创新力》在北京正式发布，图为梁建章在发布会上发表演讲人口剧变在梁建章看来，过去100年里，人类社会发生变化最大的领域之一就是人口。一方面，今天的人们寿命更长——在过去的200年中，发达经济体的人均寿命从40岁增加到了80岁，并且还在不断延长；另一方面，人类的家庭规模急剧变小，生育率持续下滑——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4.9，下降到21世纪最初10年的2.5左右。在生育率持续下滑的过程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总和生育率都已经低于或者很快就要低于更替生育率。更替生育率是指，为了让每一代人的规模大致相仿，每名妇女平均需要生育2.1个孩子（数字略超过2是因为有少数儿童可能会在成年以前死亡）。具体到眼下的中国，由于男女比例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调，更替生育率还会更高一些。最早受到人口剧变影响的国家是日本。在过去的40年里，日本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当前保持在1.4左右。从2005年开始，日本成为人口出现自然负增长的国家。在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现在只有1.3。根据统计和预测，在接下来的短短20年里，中国就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和急速的老龄化。与此同时，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即便如此，印度的生育率也已经从1970年的5.49下降到2013年的2.48。或许统计数据能够更直观地说明问题。1.5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都将比上一代人减少25%；在只有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保持高生育率的情况下，到2100年，非洲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40%；.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度更低的伊斯兰文明国家在2010年到2050年间，人口会增长70%，到21世纪末，穆斯林人口将会和基督教人口一样多；2050年时，中国国民的平均年龄将达到46岁，比现在的平均年龄大9岁，中国的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人口与16至64岁劳动人口之比）将超过40%，是当前中国这一数值的三倍多。全球范围内生育率的整体下降有着许多原因，比如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参与率的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上升，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需求降低，现代避孕措施的普及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娱乐和工作）挤压了养育孩子的时间等。但比现象和原因更重要的是它的结果和影响。在新的人口形势下，现代社会出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比如劳动力短缺、老龄化以及经济活力下降等。而梁建章等人认为，这一系列问题中最根本，也最不可弥补的一个弊端，就是生育率下降会导致整个社会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力的减弱。少子化杀死创新力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发现专业化和贸易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100多年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和创业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如今，在政府和政策的引导之下，其他一些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国家富裕有着重要作用的因素，正在中等以上收入国家内一一实现，比如稳定的政府、产权保护、良好的基础设施、健全的金融体系和贸易开放。只有创新能力，成为横亘于中等收入国家通往高收入国家道路上的最大阻碍。梁建章等人通过对各种测量创新能力方法的考察发现，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全球创新的速度是稳定和略微加速的，但创新难度却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人类的知识就像一个巨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使得后来者更难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发明家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跨学科的合作也在创新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从人的身体条件来看，二三十岁是身体最健壮、精力最旺盛、感知能力最强的阶段，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角度，都能得出“需要艰苦工作和冒险行为的颠覆性创新活动更适合年轻人”这一结论。将上述两个因素叠加可以发现，开展颠覆性创新和创业活动的黄金窗口期正在变得越来越短。那么，影响创新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梁建章认为是人口。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将自己的企业战略成功五要素应用于国家战略，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要想成功需要具备四个要素：禀赋、需求、零部件产业以及竞争。在梁建章看来，上述四要素实际上都与人口有关。人口众多意味着庞大的人才储备库和规模巨大的本地市场，即禀赋要素和需求要素；巨大的市场也可以催生更加发达和完整的零部件产业；此外，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市场科以培育更多的竞争者。因此，大量人口似乎是进行创新活动的最重要优势来源。对于人口如何影响创新，梁建章提出了三种渠道：规模效应、聚集效应、老龄化效应。规模效应是指，作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结果，生产100万件商品的单位成本会远低于生产1000件商品的单位成本，所以，当一个市场非常庞大时，会非常有利于产业和经济的发展。此外，就算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往往也只能在本地取得成功后，才会拥有开拓全球市场的能力。以中美为例，通常情况下，当美国创新者来到中国市场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因为依托庞大的本土市场，此时中国企业已经成长为强大的领先者。一位杰出的风险投资家曾这样评论：“一家美国互联网企业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它必须要在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登陆中国市场。然而，对于一家初创企业来说，试图同时占领中国和美国的市场往往时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就算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市场门槛依然存在，但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人员的流动性就要好太多了。这就是梁建章提出的人口对创新起作用的另一条路径，聚集效应。据梁建章观察，更具创新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分布比制造业更加不平衡，比如在美国，大量的创新公司都集中在硅谷。而与传统制造业不同，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不是相关企业相互靠近的结果，而是创新人才聚集的结果。在梁建章看来，当有创造力的人聚在一起时，这种效应可以产生出化学反应，“在硅谷的夜晚，餐馆和咖啡厅里坐满了身穿休闲装的工程师，他们讨论着下一次的技术突破和创业机会。”所以，这就是大城市和产业集聚存在的意义——大城市不仅可以使人才与企业更好地匹配，而且可以提供更多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一起工作的机会。而且，集聚效应使一种人才的网络马太效应。如果一个区域称为一个产业的创新中心，那么这一中心的集聚效应将会趋于自我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中心会越来越大，优势也越来月明显。梁建章认为，东京容纳了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超过3700万），但非常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并未使其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良好的城市规划也可以解决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所谓的“城市病”。所以，如今均拥有2300万人口的北京和上海，作为人口大国的创新中心，居民规模还是太小了。除了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梁建章在书里提到的另外一种人口影响创新的方式则更有意思。正如传统大公司通常因为是现状的利益既得者所以很难有颠覆性创新，企业中的老年人也会对创新产生阻挡效应。一个员工获得高级和有影响力职位的概率，取决于相关领域内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如果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很高，那么年轻员工就不太可能被赋予更多的管理责任，因为高级职位已经被年长的员工占据了。同理，在一个国家中，人口的年龄结构可能成为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整体结构趋于年轻的社会，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机会来获得创业所必需的技能；但在老龄化社会中，年轻人的晋升机会被老年人挡住了。在老龄化社会中，年轻的劳动者在组织中占有较低层级的职位，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话语权和政治权利较少，掌握的劳动技能较低，可以支配的经济资源也有限。所以说，伴随着年轻人数量的减少，创新精神和创业活力都会遭到削弱。目前可以看到的国家中，日本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总体而言，日本的创新表现并不差，日本大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获得很多专利；但这些发明打多是微创新，而不是颠覆性发明。例如，日本公司不断改进数码相机，使其体积更小、质量更好，而且具有更多功能。但是，日本人没有能够产生颠覆性的发明，比如iPhone。但事实上，日本公司并非一直都是这种表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时，日本企业非常具有创造力，并产生了诸多革命性的发明，比如随身听、数码相机和游戏机控制台。就算是遭遇金融危机和美国挤压，但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超过10年，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至今也维持着大额顺差。随着日本经济停滞已经超过25年，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真正导致日本经济增长停滞的罪魁祸首，是人口的老龄化和创业精神的缺失。中国人可以多生！作为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自2006年赴美攻读经济学博士后，便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上，不仅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关于人口、创新、创业和劳动生产力等主题的劳动经济学论文，而且在各大媒体上频频发声，身体力行推动国家政策和人们观念的转变。此前梁建章另一本名为《中国人可以多生！》的书，更是当时中国内地公开出版的直接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存在不合理的第一本书。对于鼓励生育，梁建章从来就不乏抓人眼球的观点和表述。比如，他提倡女儿跟妈妈姓，淡化只有男性才能传宗接代的世俗观念；他称颂女性能力，认为女性一旦走到企业顶层，投资回报和创造力比男性更高；他曾公开表示可允许女生20岁大学毕业，这样就可以在25岁前生完两个小孩，家庭事业两不耽误；2014年时，携程更是宣布可以为员工提供零利率、最长贷款时限为10年的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贷款。而在刚刚面世的这本新书中，梁建章在大谈人口与创新的关系之余，也将视角延展至与人口相关的更广泛议题。《人口创新力》一书作者梁建章、黄文政与经济学家林毅夫等人在谈及生育观念转变时，梁建章认为，束缚东亚女性越生越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国家对于非婚生子女的禁忌。在谈及女性不愿意结婚的原因时，梁建章说，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愿嫁给受教育程度不高、欠成熟、经常沉迷于电子游戏的年轻男性；而在信息技术领域，虚拟现实技术的突破可以提供廉价而又真实的性体验，也将进一步削弱人们的结婚意愿。对于人口增长所需的自然资源，梁建章乐观地认为，由于现代经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很少，所以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已不再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对于解决诸如全球变暖之类的问题，创新会显得更为重要。而对于公共设施的稀缺，梁建章则以旅游景点为例，认为人潮汹涌只是节假日的个别现象，增加设施对旅游景点来说不会有很好的回报，因为这些设施在大部分时间里供大于求。但实际上，人口众多对旅游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从长远来看，更多需求会带来更多投资，从而建立更多更好的景点。很多人会认为，提高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才是推动创新的源动力，但梁建章对教育问题有着不同看法。他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教育方式对创新可以产生影响，教育知识提供了基本的技能，一个人能否可以成为一个创新者或者企业家，似乎纯粹是碰运气的事情；所以说，高等教育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也即不是教育到位就一定可以提升国家的颠覆性创新能力，但要想促使创新涌现，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问题上，梁建章还用了中国的篮球建设和足球建设举例。梁建章说，中国的篮球建设要比足球建设成功，但足球和篮球选拔人才是不同的两种方式：对于篮球，政府可以集中资源全力训练那些依据身高被选拔出来的少数者，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并不适合足球，因为很难预测到底谁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所以必须扩大青少年参与训练的范围。此外，对于低生育率可以减少失业这一论断，梁建章也进行了驳斥。在他看来，这一假设只可能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成立，因为有些工作需要资本投资。但除非存在很严格的监管，否则，就业市场是非常灵活的，它会不断地自我消化调整。当更多人出生时，虽然创造了更多的劳动力供应，但也创造了更多需求。而对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导致失业这一问题，梁建章的态度则较为谨慎保守。他认为，从长远看，即使大部分日常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未来仍会有许多与创新有关的工作机会属于人类。尤其是有关创新的工作将一直由人类完成，而人类也不会允许人工智能自行进行创新。前路漫漫梁建章对促进生育的呼吁也不是没有原因，根据年初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自放开二胎之后，2017年全年中国新生儿数量约为1700万，这比卫计委此前预估的2300万相比少了600万，甚至与政府预估的最低线2000万还有着300万的距离。而就像梁建章在其4月23日的新书发布会上所说的那样，要想扭转国人对于生育的态度是件很难的事情，中国女性的生育痛苦指数是全世界最高的，机会成本也是最高的，但这件事因为影响太重大了，所以硬着头皮还是必须要做。对此，梁建章在自己的新书里也提出了他的一些政策构想和建议，具体如下：继续推动城市化建设和大城市化，取消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在教育方面大力学习美国推进自主招生，或缩短学制，比如取消中考，将原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改为包含高中阶段在内的十年制义务教育；通过多种手段和措施推动移民政策的放宽，积极引入移民；在生育政策上，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生育，取消社会抚养费，取消生育审批制度；仿照发达国家，对养育家庭给予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也可按孩子实行累进制，贵家庭生育更多孩子；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在法律法规上取消对非婚生育的歧视，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权益。前一段时间，日本《旅行青蛙》大火，曾有消息说，该游戏其实是由日本生育部门联合游戏公司开发，目的是找到潜在的生育意向强的年轻人，如果连续玩这款游戏超过一周，后台会发你一封长信，鼓励你亲自生娃。事实证明，这条消息是假的，但即便如此，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政府已经切切实实地在采取各种办法鼓励生育了，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未完全放开。三十多年前，对国富民强有着无限憧憬的中国人纷纷响应国家号召，“少生优生，幸福一生”；但近些年放开二胎的过程也证明，这一次，中国妇女似乎不会太容易被迅速鼓动。甚至还有人指出，中国的问题不是生完一胎的妇女不生二胎，而是很多妇女连一胎都不愿意生。无论如何，政府如果真的认为人口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关头，那么，想要彻底扭转现状，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8年4月28日
2018年5月2日 -
【中国新闻网】人才争夺战持续火热 专家：应注重需求导向 避免一窝蜂
中新社北京4月26日电 (记者 付强)随着珠海对外公布引才新政，近期火热的“人才争夺战”再添“新军”。在日前由全球化智库(CCG)和中国人才50人论坛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来自人才领域的专家、业者表示，各地通过解决户口、补贴住房等政策构建人才高地，体现了对人才的重视，但在具体操作中应以实际需求为导向，避免“一窝蜂”。 “以往的引才政策多向高端人才倾斜，普通大学生受惠有限，”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原主任陈化北直言，人才新政有助于促进大学生就业。 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马抗美指出，新政是人才理念逐渐升华的体现，可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人才的关注。 智联招聘CEO郭盛则认为，住房问题一直是年轻人才肩上的沉重负担，住房补贴政策可帮他们减轻压力，更好释放创新创业的活力。 以武汉“力争5年内将100万大学生留在武汉”为起点，出台引才新政的城市已达20余个。“求才若渴是好事，但不应导致人才政策的‘一窝蜂’，”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周满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在他看来，引才既需政府引导，也应结合当地实际“按需出牌”。 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胡建华对此持相同看法。他认为，各地在制定政策时，应针对自身特点、区位优势及未来发展方向综合考量，“别人出台政策，就必须立刻跟上，这样长此以往可能导致同质化。”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则建议制定学科目录，将人才政策与产业发展对接，确保人才“引进来”后能“有所用”。 浏览新政不难发现，落户、住房等是各地政策的主要“发力点”。然而专家们普遍认为，除了上述硬性条件，城市的整体工作环境、生活水平等因素，也是关乎人才能否留得住、发展好的关键。“要提升城市的人文、自然、管理水平，为人才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胡建华说。 在目前出台人才新政的城市中，经济较发达者占据很大比例，这是否会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这种风险是可能存在的，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马抗美指出，在国家层面建立长效机制，是逐步实现均衡发展的关键。 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认为，对于人才的主要流出地区，应在政策上给予一定补贴，保证各地可持续发展，避免“强者愈强、弱者恒弱”。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4月26日
2018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