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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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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问政智库王辉耀：抓住十年一次的改革大红利
作者简介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2018年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对外公布。根据文件部署，我国将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笔者认为，进一步放开宅基地政策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重大决策。这次改革势必带来深远影响，一个新的难得的改革红利机遇期将随之到来。 由于宅基地关系到住有所居，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与获得感，因而此次宅基地“三权分置”获得了各界广泛关注。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此前我们先后经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加入WTO三次大的改革红利机遇期。此次宅基地的“三权分置”改革将使中国面临又一个10年一次的改革红利机遇。1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可能激发出下一个十年一遇的改革红利 观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每隔十几年便有一项重大的政策创新，释放巨大的政策红利。截至目前为止的三大创新分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实现从短缺经济到富裕经济的转变；1994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简称“房改”），将城镇住房商品化、货币化带动了随后几十年房地产市场的繁荣；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让整个中国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中国由富变强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发展。那么此次宅基地的改革不但可以实现农村闲置宅基地的集约利用，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双向流动，还将有助于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并有望成为我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从而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2 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可以让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尤其是80后和90后已经“城市化”的农民工享受土地流转增值的收益，为他们融入城市奠定基础 当前我国城市常驻人口与户籍人口还存在巨大的数差。据统计2017年北京市常驻人口为2170万，其中外来人口822万。上海常驻人口2418万其中有981万外来人口。改革前沿的深圳市1252万人口中有近848万为外来非户籍人口。而这些外来人口中大多来自农村，其中80后90后一代有很大比例是随着父母在城市里长大，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无法再回到农村了。宅基地的改革让农村人与城里人一样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处置权，获得土地流转升值的财产价值不但可以提供给一部分人购房的初始资金，同时也可以借此消化城市的大量房地产库存盘活房地产市场。3 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可以极大地促进内需，解决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2017年末，我国有8.13亿城镇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这与发达经济体80%的城镇化率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假设有1亿农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则有望再释放1/4人口的消费能力，刺激经济增长。同时，根据统计，2017年，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有2300万左右的留守儿童。此外广大的农村还有亿计的留守老人。这都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问题。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推动农村人口落户城镇，享受城镇教育、医疗服务，则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 当然宅基地改革也并非一蹴而就，在改革过程也许要做好预案，防止出现改革初期造成混乱和不利影响。我认为可以考虑设置专门的土地基层出让金管理部门和监督部门，设指导价格，防止宅基地被炒作。具体可以采用以下措施： （一） 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赋予集体所有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的上市流通权限 现在的宅基地是无偿使用、划拨，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前的城镇住房由单位和国家提供的形式。土地是供给有限商品，无法持续地为农村人口分配宅基地，应当让拥有宅基地的农村人口承担土地使用权成本。 将来的农村宅基地市场化，可以先过渡到由集体、个人共同承担住房成本（这种情况下，宅基地流转获得的收益两者共同持有），到最后发展为类似当前较为成熟的城镇住房制度，即规定农村宅基地土地仍为集体所有，但使用权可以按照市场供需确定价格后流转；从集体所有制土地上市流转，要缴纳一定的土地出让金后，才能拥有使用权。 可以参照物权法对城镇住房用地的规定，规定农村土地所有制同样具有70年产权，与城镇住房同等待遇。以此允许城镇资本购买宅基地；取消之前对集体所有制土地只能卖给农村。 （二） 设置专门的土地基层出让金管理部门和监督部门 土地出让金作为农村集体所有，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但是宅基地放开后，集体土地收入会极具增加，需要设置专门的出让金管理部门，让专业资金管理人才来管理。由于集体所有制的特殊性，政府部门不宜直接参与，而可以派出专业人才帮扶，和作为监督机构保障资金安全。 （三） 设置指导价格、成立宅基地土地管理部门 农村宅基地与粮食安全息息相关，完全按照市场规则，一旦市场失灵，偏离正常价格，导致农村劳动力迅速流失，将直接影响短期内的粮食产量。需要设置制度，如短期内，可以设置宅基地价格指导价，先转移一部分已经在城市生活、定居，但没有城市固定住房或户籍的农村人口进城；长期内，可以尽快提高农业规模化发展，将农业从业人员收入先提高上来，让农业与城镇其他产业同样具有高利润率和吸引力。 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我国不少村庄的土地规划并未纳入政府指导体系，也就是很多村庄的土地规划并不受硬性约束，可有可无。建议修改《城乡规划法》，将全国村庄土地统一规划。建议成立专门的政府部门，管理宅基地，研究宅基地的集约使用政策。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18年2月16日
2018年2月24日 -
郑永年：农村的集体组织还存在吗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近来，中国有关当局公布了将在农村推展的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根据官方的解释，“三权分置”可以落实宅基地的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这一改革要改变政府作为居住用地唯一供应者的情况，研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土地和城市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完善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土地制度，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尽管宅基地的“三权分置”在法律上没有明确依据，但人们可以从物权法的角度来解释将要进行的试点，即将农户资格权看作是集体组织成员权的表现，而使用权则是可以流转的用益物权。旧有的政策是“一宅两制”，即房屋归农民私有，但房屋的宅基地归集体所有。尽管“资格权”和“使用权”合二为一，都是归农民所有的，但农民的“使用权”的流转则被严格控制。这次，有关当局通过“权利分解”，创造出一个新的权利来，即“资格权”。这意味着从政策层面开始推进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这一政策设计可谓用心良苦。对研究者来说，这份政策是一个绝好的案例，可以检讨中国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意识形态条件下，农村改革如何举步维艰。01农村土地改革的两种极端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中国一直苦于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一端是坚持旧有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一端是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制”，双方都认为只有他们相信的“所有制”才是农村的根本和出路。多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所讨论的改革思路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因为“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任何改革都必须符合这个意识形态，即使一些做法开始和这个意识形态分叉，也必须通过哲学化的或者辩证化的解释（或者理论创新），使得人们相信原来的意识形态得以延续。这种“隐晦”的改革充分体现在“三权分置”的政策设计上。因此，“三权分置”尽管是为了推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但有关当局也同时规定，严格限制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即“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这个口子不能开，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这个原则不能突破，要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等”。说穿了，在给“使用权”一些“流转”空间的同时，又把它关在了“笼子”里面。从其主观意图来说，这一政策设计是让农民和农村分享国家发展尤其是城市化的成果。的确，这不仅仅关乎农民的权利，也关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权利和农村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一段时间是赋权农民和农村的，主要表现在生产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方面；容许农民进城打工（流动）也是一种赋权政策。但后来实现权利的途径越来越有限，到取消农业税之后，就没有可以赋权农民和农村的有效举措了。不仅如此，很多方面，反而呈现出“去权”的趋势，例如，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得不到有效改革，城市化不能消化长年累月为城市服务的农民工，而城镇化则演变成为把农民赶上楼。实际上，对国家来说，不管做什么事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而农民权利的实现是次要的，甚至只是附属品。现实地说，近年来实施的精准扶贫可以实现“保底线”的目标，但很难实现赋权农民和农村的目标。“三权分置”可以再次赋权农民吗？真的可以让农民分享国家发展尤其是城市化的红利吗？从实际层面来看，这一政策的目标就是让农民在自己宅基地上盖房子，即可以用来实现自己居住权，也可以用来出租给别人。不过，这里的问题在于，就农民本身来说，居住面积已经够大，不需要再用宅基地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了。除了居住空间的质量问题，大多数农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远大于城市。那么，谁来租赁呢？中国的三线、四线城市的住房已经过度，出现了很多“鬼城”。如果现行政策不变，城市人口仍然会继续向中心（大）城市集中，更多的小城市会演变成“鬼城”。在这种情况下，由宅基地改革所引导出来的农村“造房运动”很难改变农民的现状，如果不是恶化现状的话。这一改革政策唯一可以发挥作用的，就是大城市周边的城乡接合部，因此其适用范围非常有限。从有关部门对“适度放活”的表述来看，事实上也如此。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划，政府可能将会首先在一些城市化进程较快的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进行有限度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和退出试点。为增加租赁住房供应，构建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拓宽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增收渠道，按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的部署，京、沪、杭等13个城市正在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在试点城市，村镇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自行开发运营，也可以通过联营、入股等方式建设运营集体租赁住房。很显然，这些实践已经发生多年了。就此而言，“三权分置”政策充其量也只是给那些已经存在的实践了事后的合法性。如果这样，人们不得不质疑“三权分置”政策的有效性了。决策者是否提问过一系列问题：这一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维护既有的意识形态，还是为了在维护既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催生一些有限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人们引入马克思的观点，那么就要继续问，这一政策在操作层面，谁来做？“谁来做？”这一问题很重要，因为它基本上决定了谁获益的问题。如果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让农民获益，那么就必须考虑到政策的执行者问题。02农村问题历史背景复杂在中国农村问题上，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关乎于“集体组织”。在毛泽东式的“人民公社”和农村“生产队”组织体系解体之后，农村的“集体组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高度流动等因素，使得很多地方的大多数农民并不在农村生活，原来农民所属的“集体组织”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但问题在于，决策部门一直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个事实，“假装”着农村集体的存在。很多政策都建立在这个“虚设”的“集体组织”之上。今天，在理论上，所有享有农民身份的农民个体仍然享受着人们称之为“集体组织成员权”的权利，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所享有的权利，而成员权被认为是兼具身份权和财产权性质的特殊权利。此外，和村民自治制度相关，农民也享有包括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从字面上看，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一大堆。不过，如果熟悉中国农村现状，人们不难得出结论，所有这些权利仅仅是文字而已。也可以这么反问：如果这些权利真的存在着，那么农村的现状为什么会变得那么严峻？（如果人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可以耐心等待眼下这一波基层反腐败运动会揭露什么样的问题。）简单地说，享受国家为农民规定的各种权利的，仅仅只是农村的绝少数，包括农村有权力者、有钱人、地方强人，也包括一些地痞流氓和土豪劣绅。在毛泽东时代，国家不惜牺牲消灭整个地主阶层来打破农村的利益格局，但所换来的只是权力者主导的利益格局，农民从依附地主转为依附权力。在旧体制解体之后，有了农村的自治制度，理论上农民可以解放出来了，但传统的社会结构很快恢复过来，农民再次依附一个不叫“地主”的农村强人阶层，在很多地方，自治组织和“黑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就土地制度来说，尽管仍然实行“集体土地所有制”，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集体土地所有制”演变成为农村强人土地所有制。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土地管理者的所有制，并非农民的所有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破今天的地方政府和强人垄断的土地权利。人们可以预测，在限制社会资本的前提下，“三权分置”只会强化农村强人的权利，而继续弱化普通农民的权利。尽管人们赋予农民权利观念，但在现实层面，农民太弱，弱得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农民所能做的要不是自杀，要不就是简单操作的暴力。如果人们意识到权利的实现，需要阶层力量的平衡这一社会和法治制度环境，那么农民权利的实现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第一、给予农民宅基地的真正权利，而非仅仅是今天的使用权和资格权。这些都是纸面上的，对农民来说并不具备真实的意义。第二，容许城市中产阶级进入农村，造就另外一个有能力的阶层，制衡原本的农村强人。只有城市中产阶层具有权利观念，也具有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中国农村的发展资源已经处于竭尽状态。在取消农业税之后，政府可以做的似乎不多了。人们的共识是，只有通过有效的土地制度的变革，才可以引入有意义的变革，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能改变由农村强人所主导的“集体土地所有制”，那么任何变化都会是表面上的。农民需要分享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果，这要求农村人口的双向流动。一方面，需要容许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民向往城市生活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任何人也阻挡不了。但如果光是农村人口的流出，必然会造成农村的“单向流出性衰败”。今天的局面就是这样造成的。要避免“单向流出性衰败”，就需要容许甚至鼓励城市居民流入农村，在农村居住和生活。双向的流动需要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城市居民都可以拥有农村的土地，至少是宅基地。这样，在农村就会出现一种由不同社会群体拥有土地的混合土地所有制。这不仅是发展所需，更是农村社会阶层互相制衡所需。没有这种制衡，无论怎样的政治建设，农村的衰败和“黑社会化”不可避免。农村本身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农村本身不足以实现现代化，这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发达国家也如此。农村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帮助，但仅仅是政府的投入很难可持续。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现代化取决于：第一，城市化能够吸纳消化大部分农民；第二，城市居民倒流到农村，实现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这两者都需要土地制度的变革。在中国，如果不变革目前的土地制度，这两种变化的发生就不可能。文章选自IPP评论，2018年2月23日
2018年2月24日 -
【FT中文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来华留学新增长点
苗绿，CCG副主任兼秘书长最新公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国际学生数量持续增长。 2016年，全球化发展走向十字路口，全球留学情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留学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为反映中国留学发展的最新情况、分析中国留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热点问题，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组织编写了《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 2016年中国留学发展表现出诸多新特点，如留学生数量连续保持全球第一位置，留学人员增速放缓，低龄留学人群更倾向于向学历留学发展，国际学校与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迅速；与此同时，留学回国人员增速再次超过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来华留学生增速再次达到两位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的主要增长点，国际学生在华实习就业政策取得新的突破。报告还进一步分析了留学安全、海归就业压力凸显等问题。在对2016年中国留学发展情况研究的基础上，报告还就如何推动留学价值回归、提高留学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和促进“一带一路”来华留学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希望为留学人员和相关主体提供参考，也希望相关研究能够进一步推动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的健康发展。英美留学增速放缓，中国保持第三大留学国位置 2016全球留学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往年的新态势：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对传统留学目的地造成强烈冲击，导致英国和美国国际学生人数增长速度下降。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简称IIE）“Project Atlas”的研究数据，2016-2017学年，世界八大留学目的国接收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总数达3533999人，较2015-2016学年增幅稍有下降（0.04%）。同时，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学生较上一学年增幅下降3.7个百分点，而英国仅上升0.3个百分点。相反，中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三个国家的国际学生持续增长。此外，中国则继续保持第三大留学国位置，2016-2017年接收高等教育国际学生442773人，同比增长11.4%，较2015-2016学年增幅上升5.9个百分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继续保持开放的留学与移民政策，国际学生增速显著，同比增速分别为12.1%和18.3%，较2015-2016学年增幅分别上升3.7和8.2个百分点。 另根据IIE《2017年门户开放报告》报告显示，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学生占美国高等教育学生总量的5.3%，占全球国际学生总量的24%，位居所有留学目的地国家第一。然而，从新录取留学生的增速上来看，2016-2017学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新录取留学生较2015-2016学年同比下降了3.3%，增幅同比下降5.7个百分点。亚洲为最主要留学生源地，学校的综合排名为首要择校参考 通过对全球留学生生源地研究发现，十大生源地中，亚洲占6席（中国大陆地区、印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伊朗和印度尼西亚），中等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生源将进一步增加。而中等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对于留学的需求较大，而随着财富的进一步积累，以及对教育水平和未来发展的更高追求，该区域留学生源将会进一步增加。 在择校方面，学校的综合排名仍然留学生的首要参考要素，占到受调查者的61%。同时，研究显示，留学生并不特别关注留学的费用问题。OECD国家博士研究生持续增长，生源国需注意促进人才回流或环流 随着学位教育级别的提升，国际学生所占比例也呈现增长的趋势。从2012-2015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留学目标国家不但呈现出留学博士生占该国在读博士生群体较高比例的情况，而且还在所占比例上出现了连续增长。例如瑞士达到54%，较2012年连续三年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美国作为留学大国，其留学博士生占比从2012年的29%上升到2015年的38%，增长了9个百分点。 留学博士生比例的持续增加，为发达国家在专业学科领域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力量，而对高端人才的来源国家来说，如果不能形成有效人才回流或者人才环流，也意味着存在高端人才的流失的风险。中国留学生数量保持第一，工商管理相关专业比例持续回升 与接受国际学生的持续增长不同，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放缓，但留学生数量保持全球第一位。报告援引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同比增长3.97%，较2015年增速下降9.93个百分点，也是自2000年以来第6次出现个位数的增长率。从累计数据来看，1978-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达458.66万人，其中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学习和研究的留学生为136.25万。 2016年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出国留学的专业选择上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工程科学专业和工程技术专业继2014年后继续下降，计算机与信息科学专业、数学与统计学专业、社会科学专业较2015年有所下降；工商管理学专业、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和教育学专业选择比例继2014年后保持持续增长。2015-2016年，工商管理学专业选择比例持续回暖，或与工商管理相关领域的发展需求再次放大有关，包括金融领域、贸易领域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在“互联网+”的刺激下产生新一轮的增长。留学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学术诚信问题凸显 “章莹颖事件”把留学生安全问题带到公众的视野，尤其是在当前留学低龄化趋势日渐凸显和种族歧视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留学安全问题日益严峻。根据外交部领事司数据，外交部中国驻外使领馆和领保中心受理的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数量呈加速发展态势，案件总数量从2012年的3.68万起提升至2016年的10万余起，涉及的留学生数量也从2014年的932人增长到2015年的6185人。 在这种情况下，提升自我保护意识是确保留学生留学安全最重要的方面；从留学生家长的角度，应注重培养子女的独立生活能力、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社会层面，需要多方自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留学生曾经是国际学生中“勤奋”“刻苦”的代名词，然而近年来中国留学生学术造假事件频频进入公众视野，对中国留学生的整体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在过去一年，中国留学生被劝退有学术表现差（39.86%）和学术不诚信（32.57%）两个主要原因；其中，因学术不诚信而被劝退的人数比例明显上升，由去年的24.56%增至32.57%。国际学校与中外合作办学，提供“留学”新选择 国际学校与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快速，提供了“留学”的新选择。在中国低龄留学现象明显的同时，通过就读国际学校的以增加进入世界名校的机会，也成为很多家长对于子女教育的投资方式。截至目前，中国约有550所英语国际学校，成为全球拥有国际学校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各级各类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总数约55万人，其中有45万人处于高等教育阶段，占中国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的比例为1.4%，而将历年数据相加，高等教育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的总数则超过150万人。到2017年，经批复或复核通过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到2469个，教育部批准的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量近90所，毕业生人数达到160万人。海归就业压力持续增大，家庭成为新一代留学生回国发展主因 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不断增长，海归学历的含金量不断下降，就业压力进一步凸显。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留学回国人员达到43.25万人，超过8成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较2015年增加了2.08万人，同比增长3.97%，较2015年增速有所放缓，增速方面同比下降6.4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海归增速再次高出当年出国留学人数增速（1.75个百分点），海归人数与出国留学人员数量之间的差距有所减缓，但人数差距仍然存在。 虽然近半数海归认为自身的竞争力高于国内同类学生，但海归群体的劣势仍然明显，大多数接受调查的海归认为不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阻碍其工作发展的主要问题，剩下的则认为认为不适应国内人情社会和不熟悉国内市场环境是影响求职的主要原因。海归就业进入“青铜时代”，留学价值回归引深思 随着留学的平民化发展以及大规模“海归潮”的到来，曾经光鲜亮丽的海外文凭也已经不再是就业的稳妥保障。褪去“光环”后的海归正在面临着就业压力的严峻考验，海归就业进入“青铜时代”。根据海归调查报告数据，40%以上海归的税后月收入低于6000元，与高昂的留学成本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方面，留学教育大众化使得留学的整体质量出现下降，一些“野鸡大学”涌现，也造成留学生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诸多方面的严重损失；另一方面，留学产业化发展迅速，留学服务机构成为很多学生申请国外学校的好助手，但也有依赖留学服务机构的情况发生，使得准留学生对于留学申请过程没有良好的了解与体验，对于学校选择与未来的发展没有自己明确的规划，造成留学成本与留学收益不匹配；此外，国内人才市场越来越注重求职者的工作能力与经验，仅凭借在国外的学历已经无法成为求职的稳妥保障。 面对海归就业的“青铜时代”，留学生和准留学生需要深入思考留学的价值与意义。对此，我认为，首先需要树立客观、成熟的留学价值观，促进留学生、留学家庭理性选择和规划留学，同时社会对留学生也需要更多包容；第二，打造针对海归特征的就业、创业和大数据研究的综合服务平台，提升海归在国内的发展情况来华留学生比例持续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新增长点 由于来华留学工作起步较晚、且存在诸多障碍，来华留学人员数量仍然远低于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人员数量，留学赤字问题依然严峻。 但是，随着“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不断推进，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国际学生数量持续增长。来华留学生人数增长最快的韩国、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老挝中，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老挝都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增幅的平均值超过2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也为汉语言文化传播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全球掀起了一股“汉语热”，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汉语列为战略语言，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也成为个人发展和商业合作的需求。未来为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华留学，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提升高校教学国际化水平。推动高校教学的国际化，首先要提升高校的国际化师资比例。其次，应进一步推动教学语言的国际化，通过开设更多的英文课程以吸引国际学生来华留学。 提升教育质量是吸引留学生的关键。留学生选择来华留学更多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或者对中国发展前景的看好，而中国高校的教育质量并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学生来说，中国高校的教育质量并没有吸引力。中国高校如果要在争取留学生的竞争中更进一步，赶上世界一流大学竞争，那么就需要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条件和学术水平。 为来华留学生拓宽就业渠道。尽管来华留学得到了大力支持，但来华留学生毕业后在华就业仍有诸多阻碍，这让来华留学的价值大打折扣。目前，中国缺乏细致的，针对外国留学生的就业政策，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也很少有针对外国学生的服务。据调查，在苏州的留学生有九成以上不清楚中国对外的就业政策。对中国政策环境的不清晰与申请工作签证的困难，也成为阻碍来华留学生来华的重要因素。 鼓励各省发挥区位优势吸引来华留学生。边疆省份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有针对性地与联系紧密的国家、地区展开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边疆省份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有针对性地与联系紧密的国家、地区展开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促进留学生融入中国文化。为促进留学生融入中国文化和生活，高校可鼓励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是调整国际学生与国内学生住宿分离政策，尝试让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共同居住、生活，并且支持留学生加入中国的学生组织、社团，减少留学生对中国社会的疏离感，推进留学生跨文化融合工作。 提升来华留学生质量。高校应客观看待来华留学生比例这一指标，摒弃粗放式发展的思路，招收、培养高质量的国际人才。同时，有序地将来华留学生的学费定价权下放至学校，将对来华留学生资助由“暗补”改为“明补”，激发高校接收来华留学生的积极性。 加强常态化的信息发布渠道的建设。即加大对高校英文网站的建设力度，为国际学生提供更丰富、透明的信息，建立有效的、常态化的信息渠道，对促进来华留学至关重要。 建立汉语言学习与传播的国际通道。为促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并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来华留学，中国应加大对汉语言传播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孔子学院在全球的500多所学院和1000多个孔子课堂的作用，依托其培养的数百万亲华、懂华的学员基础，及其奠定的汉语学习和文化传播基础，充分发挥其在吸引来华留学生源方面的积极作用，拓宽汉语学习的受众基础。 如今，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未来将会吸引更多留学生来华学习和生活。而作为战略资源，中国也需要大量国际化人才。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的不断推进下，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将会有更多的海外学生选择来华学习，从而进一步弥补留学赤字。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8年2月11日
2018年2月12日 -
【国际商报】中美经贸正在构建新平衡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战似乎一触即发。而特朗普在发表国情咨文前夕，其是否会宣布针对中国的更加激进的立场和措施一度引发了各界担忧。专家们普遍认为，多边贸易体制仍是重要规则，中美难启贸易战。贸易摩擦不会触及中美经贸合作的核心，中美两国经贸合作正在不断向更多领域扩展。 近来，美国发表国家战略与安全报告，定位中国为“竞争对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将对“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进行惩罚，金额大到“无法想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征收保护关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达沃斯答记者问时表示，美国严阵以待，做好了打贸易战的准备……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战似乎一触即发。而特朗普在发表国情咨文前夕，其是否会宣布针对中国的更加激进的立场和措施一度引发了各界担忧。 事实是，特朗普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宣扬了其任期第一年的政绩，侧重于阐述其国内的基础设施、移民、社会改革等政策，没有过多提及多边关系和中美贸易。 近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从特朗普国情咨文看中美政治经济走向”研讨会，就2018年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走向、此举对动荡中的全球化产生影响、中国应对之策等热点问题进行评估和预判。专家们普遍认为，多边贸易体制仍是重要规则，中美难启贸易战。贸易摩擦不会触及中美经贸合作的核心，两国经贸合作正在不断向更多领域扩展。多边体制下中美难启贸易战 贸易战并非简单的反倾销、反补贴、增收惩罚性关税等，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理应打不起来，因为有多边贸易机制规则的保护。CCG高级研究员、中国原驻美公使何宁认为，尽管特朗普更关注双边，但其想完全抛开多边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美国法律体系在多边体制上有国际义务来约束。多边贸易体制规则下尽管会出现问题和争端，但大家都没有“出圈”。多边规则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维持稳定的基础。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重返TPP，但重返TPP无论是一对一进行谈判，还是与TPP十一国集体谈判，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将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且美国重返后的TPP不再是原来的TPP。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寿慧生用两个词概括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形势：一方面，“行稳难求”；另一方面，“致远可期”。从积极方面看，以传统关税为主的大规模贸易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不大，更多的是以非关税壁垒形式出现的贸易冲突。但此类冲突相比而言较为灵活，妥协空间较大，而且此类冲突是当前国际贸易摩擦的常态，因此难以超越WTO的治理范围，破坏现有的贸易秩序。从消极方面看，基于过去一年多的事态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已经非常明显：两国经贸关系会摩擦不断，突发性事件频发，而且呈常态化趋势。为此，中国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 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认为，中美贸易摩擦还将持续，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可能会呈上升趋势。常常被美国拿来说事的美中贸易逆差不是利益的逆差，比如中国出口到美国的iPhone大部分利润留在了美国，而不是中国。一台售价550美元的iPhone，在中国创造的价值仅10美元左右，不到售价的2%，大部分利润都被苹果和其他高端设备制造商赚走了。逆差对贸易本身的影响非常有限，美国总拿贸易逆差说事，只是从权威上维护美国利益和蓝领工人的形象，想从民意上表明其态度。中美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扩展 “中美关系力量平衡已经被打破，新的平衡正在构建。”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认为，2018年中美两国关系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虽然美国一直在讨论怎么对中国放大招，比如对中国商品加税，但不管什么大招都不会即刻涉及到中美经贸合作的核心，两国经贸合作正在不断向更多领域扩展。 康勇也认为，中美之间仍存在很大的利益互补。截至去年，美国对中国累计投资超过80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投资达600亿美元左右，双方在贸易利益和产业协作上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他对中美经贸关系抱有乐观的态度。中国美国商会刚刚公布的对中国的调查也显示，在华美国企业对两国关系的改善持乐观态度。 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不仅仅是在贸易领域，还涉及“一带一路”倡议、国际治理体系、国际金融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崛起等方面。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强调，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美关系的主战场仍然在贸易领域，美国绝对不会允许美元的地位受到任何挑战。所以说美国不会退出当今全球经济治理，反而会适当加强或以不同的形式来维护这一切。中美应在不冲突不对抗情况下实行有效的合作，不同层面的合作和沟通都可能会发挥作用。“中美两国摩擦加剧的同时，双方合作的依赖性也在增强。”霍建国表示，就中国自身而言，需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真正推进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开放不是为了美国，也不是为了外部世界，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稳定发展，因为只有开放才能激发体制机制的活力，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现在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开放的范围和层次，而是开放的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障碍。 美中贸易委员会副会长彭捷宁就目前社会上比较关注的公共、互惠（对等）的贸易和投资方面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确定性对商业来说至关重要。目前，跨国公司面临相关罚金政策缺失的情况，此时若再有政策变动，其担心的不确定性将被进一步加深。商界希望新政策的推出能充分平衡中美贸易的互惠关系。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8年2月7日
2018年2月11日 -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回归理性 塑造新格局
王辉耀，CCG理事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逐步回归理性，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企业品牌意识不断提升，更重视本土化战略。 2017年，世界经济贸易环境趋于复杂，虽然经济复苏势头向好，但是世界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依然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逆全球化”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风险存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复杂的形势。全球化智库（CCG）作为研究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企业全球化、人才国际化的智库，继续密切观察和研究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自2014年以来已连续四年推出《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蓝皮书，对中国企业全球化进行深入研究，并连续举办四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对中国企业全球化进行研讨。研究表明，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逐步回归理性，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的品牌意识不断提升，更加重视本土化战略，为了防范风险，更倾向于“抱团出海”，对“一带一路”的投资稳步推进且空间巨大。一、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情况与特点 （一）对外投资有所放缓，但质量和效益获得提升 在全球FDI下滑的背景下，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上扬，继2015年首次跻身全球第二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1961.5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同比增长34.7%，蝉联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同时，中国连续两年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外商对华投资，成为名副其实的净资本输出国。 2016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监管层加大中企海外投资的监管力度，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提高了战略性行业投资的准入和加强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进而收紧外资准入政策，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难度增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由井喷式增长逐步出现放缓的迹象。2017年全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6236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29.4%。但是，至2017年后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开始好转，降幅逐步收窄。11月、12月当月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4.9%和49%。 虽然2017年全年的对外投资有所放缓，但总体来看，近年来中国企业实现了对外投资的新发展和新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投资的行业结构更加优化，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抑制，对“一带一路”的投资稳步推进且空间巨大。 （二）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更加优化，并购投资活跃 在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的同时，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也更加优化，主要投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分别为29.1%、 20.8%、15.9%和8.6%。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取得良好成效，房地产、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来看，跨国并购成为主要方式。CCG数据库显示，2012～2016年跨国并购案例宗数持续增加（含尚在进行中的并购项目），2016年达到772起。而2016年绿地投资的投资笔数与投资金额，与2015年相比均有所下降。跨国并购中的境外融资比例高。据国家商务部数据，2017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完成并购项目341起，分布在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实际交易总额962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212亿美元，占22%，境外融资750亿美元，占78%。 （三）中国企业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抑制 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领域，2017年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抑制非理性投资。中国相关部门加强对非理性对外投资的监管，采取措施来降低境外投资风险、规范市场并鼓励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 2016年12月6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四部门负责人，就当时对外投资形势下中国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答记者问。四部门表示，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参与“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同时，监管部门也密切关注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2017年1月7日，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必须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和国际化经营规划，坚持聚焦主业，原则上不得在境外从事非主业投资。确需开展非主业投资的，应报国资委同意后采取与具有相关主业优势的中央企业合作的方式开展。这一要求主要是为指导中央企业始终坚持立足主业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防止企业随意涉足非主业领域带来的境外投资经营风险。” 2017年1月2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加强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境内机构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金汇出手续时，除应按规定提交相关审核材料外，还应向银行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在监管调控下，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了有效抑制，2017年中国企业在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上的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四）“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潜力之地 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达成了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因素也在于企业的参与度。2017年全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共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比去年同期增加3.5个百分点。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积极性高，投资意愿强烈。根据CCG调查，受访企业中73%的企业均对“一带一路”投资表现积极态度，有较高的投资意愿。其中“有投资意愿但尚没有详细计划”的企业占32%，“已有投资计划，但尚未实施”的企业占17%，17%的企业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就已经开始投资；7%的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开始投资。 （五）中国企业抱团“走出去”，提升海外经营的风险防范力 CCG对“走出去”的企业面临的风险调查显示，海外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劳动纠纷风险、安全审查或政府阻挠风险等是中国海外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海外单打独斗很难获得成功。近年来更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建立境外工业园区等方式选择“抱团出海”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成为企业间优势互补、分散海外投资风险的新模式。同时，政府也在积极引导企业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鼓励“抱团出海”，实现海外协同发展，有效进行海外风险防控。 （六）中国企业海外品牌与影响力上升，“软实力”竞争意识增强 根据CCG对“走出去”企业的调查显示，提升品牌成为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驱动力，占中国企业“走出去”要素的43%，企业海外投资软实力竞争意识大幅提升。例如，2017年前海尔在欧洲市场上还是单品牌作战，2017年海尔发布了六大家电品牌全球化战略。全球市场上的“海尔系”品牌，有望帮助海尔构建世界级的家电产业集群，助力海尔完成对全球市场的进军与渗透。 （七）中企海外经营更加重视本土化战略 CCG对企业海外投资本土化发展问题的调查显示，68%的受调查企业认为，与东道国企业存在“一般依赖”或是“非常依赖”关系，67%的企业在东道国的合作伙伴为当地企业。另一方面，部分东道国对外资准入也提出了本土化要求。因此，本土化战略对企业在海外成功经营至关重要。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已经开始重视与当地社会的沟通能力、提升与当地人民的合作能力、加强与第三方组织的协助能力、有意识的提高在不同市场因地制宜的经营能力。企业植根于当地，与当地人民构筑信赖关系、为当地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税收，同时赢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是企业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二、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遇到的新问题及建议 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不仅出现了新特点与新趋势，也同样显现出一些新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海外投资风险显现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值全球经济增速乏力和经济全球化步伐放缓阶段，沿线部分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开始向国家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一方倾斜：限制外包并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同时设立更为复杂隐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此外，部分东盟国家也开始针对中国出口钢材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使得“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规模、资金需求量巨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验不足、国际化水平不高；沿线国家地域投资风险和国际大国间博弈政治风险系数高等问题，使得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投资风险上升。 针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中遇到的问题，CCG研究认为，可以从政府、企业等多个层面加以解决。企业层面，需在经营管理模式、人才结构、市场化经营模式、薪酬体制等方面全方位提高国际化水平。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积极开展优势互补合作，中小企业协同“抱团出海”，尝试建立“海外产业园区”经营形式；进一步增强企业形象，注重产品质量与品牌战略。政府层面，制定“一带一路”投资的总体规划，并据此制定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指南；帮助企业切实提高国际化水平，强化国际化经营的能力，人才专业知识能力与语言能力；政府部门和贸易促进机构做好风险评估和应对，对特定国别风险、区域风险和全球风险进行评级和评估。建立健全“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金融机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前行。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深入开展融资债券机制建设，推动中国债券市场、地方融资平台发展；努力培育非主权担保项目，创新性地开发和运用各类金融工具。 （二）“走出去”企业合规性风险突出，国内外监管趋严 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的同时，合规性隐忧开始逐渐显现 。2016年末，国家监管部门要求防范对外投资风险，支持正常的海外投资，加强投资真实性审核。此外，东道国严格的审查也成为跨境并购受阻的重要原因。2016年，全球跨境并购交易撤销量再刷新高，共计769宗，约8420亿美元。国内监管环境趋严，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放缓，同时境外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外国投资审查制度趋严，特别是敏感地区的敏感行业受到特别的关注，反垄断和审查制度聚焦中国国有企业。 CCG研究认为，对企业而言，应增强法律意识，对项目和交易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注重监管公告信息，持续性关注目标国相关法律和政策；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审慎、理性投资。对政府来说，需加强对外投资立法，明确并规范投资主体行为和权利义务，规范海外投资市场的经营秩序；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创新合作方式，以推动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进展，为企业“走出去”在当地创造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此外，中国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团队要主动踏出国门，到境外中国投资热点区域扩大业务，或积极投资并购当地律师事务所或设立分支机构；吸纳高素质的国际化的法律人才，改善中国律师事务所的人员构成；律师行业协会设立对外投资专门委员会。 （三）跨境电商初“出海”，海外发展困难多 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外贸发展面临重大困难和挑战，相比传统贸易的严峻形势，跨境电商发展迅猛，市场规模持续扩充，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下的新蓝海，撬动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力量，成为推动中国创业创新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但与此同时，随着近几年以淘宝全球购、天猫国际、聚美优品、苏宁等跨境电商“走出去”浪潮迭起，其产业运输风险、海关报关、风险管控与监管等方面问题也开始逐渐凸显。 CCG认为，企业方面，跨境电商企业应健全供应链体系；多样化开通售后服务渠道，完善用户体验；电商平台加强商家审核，提高售后服务监督能力。政府方面需要把跨境电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短平快“抓手”，逐步完善跨境电子支付体系；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建立国家间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制定国家间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经贸规则。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继续与相关国家建立健全推进跨境电子商务规则、条约的计划，引领建立健全国际间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合作机制；建立跨境电商监管区域与出境口岸之间的联动机制，优化通关流程与提高清关速度。 （四）“走出去”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转型难题 我国制造业日益发展壮大，自2010年起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制造业的“大而不强”仍是亟须突破的瓶颈。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成本、人民币升值和贸易壁垒等因素，中国制造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传统制造业仍然面临着向“高端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诸多瓶颈。 CCG认为，企业方面需要加大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抢占“ 制造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蓝海市场；依托高水平综合配套设施优势，创新投资合作模式；在品牌定位和理念上进行调整，树立全球化视野，推广优质产能，打造“世界品牌”。政府方面需要引导、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开展境外技术交流与合作；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进一步完善教育结构，助推制造业高端人才海外回流。 （五）中国产业园区海外发展困难 目前，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是我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途径。合作区为“走出去”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了经济、稳固的海外发展基地。但我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风险与优势共存，我国海外产业园区的建设经验欠缺，带来开发成本偏高、经营形式粗放、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目前来看，境外产业园区多以民营企业为主，园区规划不合理，落户项目缺乏，招商能力弱，缺少央企和国企等有集聚效应的项目；同时，对东道国法律、市场环境了解欠缺、综合情况分析和研究调查不足、企业本土化程度不高、投融资水平有限等问题表现突出。 CCG认为，企业需要打破封闭性发展模式，主动对接东道国重点区域发展战略，最大限度规避风险；寻求多元化融资模式、精细化园区招商；重视培养、吸收园区专业人才；重视并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开放、包容地进行园区发展模式探索；尊重当地习俗，维护宗教和部族领袖关系，融入当地社会。政府可通过建立产业合作及园区建设工作小组，协助企业积极对接东道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完善服务体系，进一步落实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国家牵头建设具有战略或示范意义的海外园区；加强人才培养，继续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搭建人才培养合作基地，进一步培养复合型“走出去”专业人才。 （六）“走出去”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近年，中国民营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塑造国际品牌形象。随着中小企业逐渐成为“走出去”主力军，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却逐渐成为阻碍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发展瓶颈。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调查显示，在受调查的300多家企业样本中，95%以上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严重缺乏；65%的企业因为信用问题，出现担保难、融资难。 CCG认为，企业应健全公司财务制度，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产总额，加大担保筹码；保持自觉性，依法建帐，构建信用强企。政府应进一步融合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带动金融机构海外布局，激活东道主的资本市场；积极开展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的各类金融机构在多领域深层次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政府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服务作用，向小企业发放补贴性贷款，建立专门的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信用机构。相关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创新金融工具，为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汇率、出口信用保险等风险管理方案；借助“互联网+”的思维、“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信用”“互联网+资金服务”的方式，创新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模式规避风险。建立多元化金融机构支撑平台，构建多元金融服务体系。三、展望：未来中国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 未来中国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取决于中国企业成规模、高水平地“走出去”。只有“走出去”，参与到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当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企业才能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推动中国全球化的发展。 CCG调查显示，国内外政策支持、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提升企业品牌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三大推动力。根据调查，影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因素中，“国内外政策支持：中国‘走出去’政策以及相关优惠条件”（14%）、“寻求海外市场和拓展上下游产业链”（11%）、“提升企业品牌”（11%）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国内外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和相关优惠条件是企业重点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根据政策支持和国家战略制定对外投资计划。此外，“寻求海外市场和拓展上下游产业链”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开始深耕细化业务，在产业链的上下游积极寻找适合的标的公司进行产业拓展，争取占据更多的潜在市场；与此同时，“提升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也越来越重要。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的产业转型，中国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已经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指标之一。CCG认为，扩大对外投资优势明显，尤其是对于扩大进出口、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深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经贸关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企业竞争优势能发挥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在深化改革、加深全球化参与的过程中激流勇进。中国企业更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乘风破浪，日益活跃于世界舞台。2015年中国海外投资首超外商来华投资，进入资本净输出阶段。2016年，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滑的整体趋势下，中国对外投资逆势上扬，蝉联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7年，在国内外政策环境收紧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虽有所放缓，但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历史进程表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虽然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影响下，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到一股寒流，但全球经济只有在互利共赢中才能更好发展。展望未来，中国企业需要进一步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益，才能实现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产业发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8年2月8日
2018年2月11日 -
【FT中文网】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回归理性 塑造新格局
王辉耀，CCG理事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逐步回归理性，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企业品牌意识不断提升，更重视本土化战略。 2017年，世界经济贸易环境趋于复杂，虽然经济复苏势头向好，但是世界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依然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逆全球化”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风险存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复杂的形势。全球化智库（CCG）作为研究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企业全球化、人才国际化的智库，继续密切观察和研究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自2014年以来已连续四年推出《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蓝皮书，对中国企业全球化进行深入研究，并连续举办四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对中国企业全球化进行研讨。研究表明，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逐步回归理性，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的品牌意识不断提升，更加重视本土化战略，为了防范风险，更倾向于“抱团出海”，对“一带一路”的投资稳步推进且空间巨大。一、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情况与特点 （一）对外投资有所放缓，但质量和效益获得提升 在全球FDI下滑的背景下，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上扬，继2015年首次跻身全球第二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1961.5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同比增长34.7%，蝉联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同时，中国连续两年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外商对华投资，成为名副其实的净资本输出国。 2016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监管层加大中企海外投资的监管力度，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提高了战略性行业投资的准入和加强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进而收紧外资准入政策，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难度增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由井喷式增长逐步出现放缓的迹象。2017年全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6236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29.4%。但是，至2017年后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开始好转，降幅逐步收窄。11月、12月当月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4.9%和49%。 虽然2017年全年的对外投资有所放缓，但总体来看，近年来中国企业实现了对外投资的新发展和新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投资的行业结构更加优化，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抑制，对“一带一路”的投资稳步推进且空间巨大。 （二）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更加优化，并购投资活跃 在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的同时，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也更加优化，主要投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分别为29.1%、 20.8%、15.9%和8.6%。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取得良好成效，房地产、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来看，跨国并购成为主要方式。CCG数据库显示，2012～2016年跨国并购案例宗数持续增加（含尚在进行中的并购项目），2016年达到772起。而2016年绿地投资的投资笔数与投资金额，与2015年相比均有所下降。跨国并购中的境外融资比例高。据国家商务部数据，2017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完成并购项目341起，分布在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实际交易总额962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212亿美元，占22%，境外融资750亿美元，占78%。 （三）中国企业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抑制 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领域，2017年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抑制非理性投资。中国相关部门加强对非理性对外投资的监管，采取措施来降低境外投资风险、规范市场并鼓励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 2016年12月6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四部门负责人，就当时对外投资形势下中国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答记者问。四部门表示，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参与“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同时，监管部门也密切关注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2017年1月7日，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必须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和国际化经营规划，坚持聚焦主业，原则上不得在境外从事非主业投资。确需开展非主业投资的，应报国资委同意后采取与具有相关主业优势的中央企业合作的方式开展。这一要求主要是为指导中央企业始终坚持立足主业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防止企业随意涉足非主业领域带来的境外投资经营风险。” 2017年1月2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加强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境内机构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金汇出手续时，除应按规定提交相关审核材料外，还应向银行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在监管调控下，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了有效抑制，2017年中国企业在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上的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四）“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潜力之地 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达成了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因素也在于企业的参与度。2017年全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共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比去年同期增加3.5个百分点。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积极性高，投资意愿强烈。根据CCG调查，受访企业中73%的企业均对“一带一路”投资表现积极态度，有较高的投资意愿。其中“有投资意愿但尚没有详细计划”的企业占32%，“已有投资计划，但尚未实施”的企业占17%，17%的企业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就已经开始投资；7%的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开始投资。 （五）中国企业抱团“走出去”，提升海外经营的风险防范力 CCG对“走出去”的企业面临的风险调查显示，海外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劳动纠纷风险、安全审查或政府阻挠风险等是中国海外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海外单打独斗很难获得成功。近年来更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建立境外工业园区等方式选择“抱团出海”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成为企业间优势互补、分散海外投资风险的新模式。同时，政府也在积极引导企业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鼓励“抱团出海”，实现海外协同发展，有效进行海外风险防控。 （六）中国企业海外品牌与影响力上升，“软实力”竞争意识增强 根据CCG对“走出去”企业的调查显示，提升品牌成为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驱动力，占中国企业“走出去”要素的43%，企业海外投资软实力竞争意识大幅提升。例如，2017年前海尔在欧洲市场上还是单品牌作战，2017年海尔发布了六大家电品牌全球化战略。全球市场上的“海尔系”品牌，有望帮助海尔构建世界级的家电产业集群，助力海尔完成对全球市场的进军与渗透。 （七）中企海外经营更加重视本土化战略 CCG对企业海外投资本土化发展问题的调查显示，68%的受调查企业认为，与东道国企业存在“一般依赖”或是“非常依赖”关系，67%的企业在东道国的合作伙伴为当地企业。另一方面，部分东道国对外资准入也提出了本土化要求。因此，本土化战略对企业在海外成功经营至关重要。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已经开始重视与当地社会的沟通能力、提升与当地人民的合作能力、加强与第三方组织的协助能力、有意识的提高在不同市场因地制宜的经营能力。企业植根于当地，与当地人民构筑信赖关系、为当地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税收，同时赢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是企业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二、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遇到的新问题及建议 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不仅出现了新特点与新趋势，也同样显现出一些新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海外投资风险显现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值全球经济增速乏力和经济全球化步伐放缓阶段，沿线部分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开始向国家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一方倾斜：限制外包并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同时设立更为复杂隐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此外，部分东盟国家也开始针对中国出口钢材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使得“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规模、资金需求量巨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验不足、国际化水平不高；沿线国家地域投资风险和国际大国间博弈政治风险系数高等问题，使得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投资风险上升。 针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中遇到的问题，CCG研究认为，可以从政府、企业等多个层面加以解决。企业层面，需在经营管理模式、人才结构、市场化经营模式、薪酬体制等方面全方位提高国际化水平。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积极开展优势互补合作，中小企业协同“抱团出海”，尝试建立“海外产业园区”经营形式；进一步增强企业形象，注重产品质量与品牌战略。政府层面，制定“一带一路”投资的总体规划，并据此制定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指南；帮助企业切实提高国际化水平，强化国际化经营的能力，人才专业知识能力与语言能力；政府部门和贸易促进机构做好风险评估和应对，对特定国别风险、区域风险和全球风险进行评级和评估。建立健全“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金融机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前行。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深入开展融资债券机制建设，推动中国债券市场、地方融资平台发展；努力培育非主权担保项目，创新性地开发和运用各类金融工具。 （二）“走出去”企业合规性风险突出，国内外监管趋严 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的同时，合规性隐忧开始逐渐显现 。2016年末，国家监管部门要求防范对外投资风险，支持正常的海外投资，加强投资真实性审核。此外，东道国严格的审查也成为跨境并购受阻的重要原因。2016年，全球跨境并购交易撤销量再刷新高，共计769宗，约8420亿美元。国内监管环境趋严，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放缓，同时境外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外国投资审查制度趋严，特别是敏感地区的敏感行业受到特别的关注，反垄断和审查制度聚焦中国国有企业。 CCG研究认为，对企业而言，应增强法律意识，对项目和交易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注重监管公告信息，持续性关注目标国相关法律和政策；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审慎、理性投资。对政府来说，需加强对外投资立法，明确并规范投资主体行为和权利义务，规范海外投资市场的经营秩序；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创新合作方式，以推动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进展，为企业“走出去”在当地创造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此外，中国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团队要主动踏出国门，到境外中国投资热点区域扩大业务，或积极投资并购当地律师事务所或设立分支机构；吸纳高素质的国际化的法律人才，改善中国律师事务所的人员构成；律师行业协会设立对外投资专门委员会。 （三）跨境电商初“出海”，海外发展困难多 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外贸发展面临重大困难和挑战，相比传统贸易的严峻形势，跨境电商发展迅猛，市场规模持续扩充，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下的新蓝海，撬动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力量，成为推动中国创业创新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但与此同时，随着近几年以淘宝全球购、天猫国际、聚美优品、苏宁等跨境电商“走出去”浪潮迭起，其产业运输风险、海关报关、风险管控与监管等方面问题也开始逐渐凸显。 CCG认为，企业方面，跨境电商企业应健全供应链体系；多样化开通售后服务渠道，完善用户体验；电商平台加强商家审核，提高售后服务监督能力。政府方面需要把跨境电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短平快“抓手”，逐步完善跨境电子支付体系；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建立国家间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制定国家间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经贸规则。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继续与相关国家建立健全推进跨境电子商务规则、条约的计划，引领建立健全国际间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合作机制；建立跨境电商监管区域与出境口岸之间的联动机制，优化通关流程与提高清关速度。 （四）“走出去”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转型难题 我国制造业日益发展壮大，自2010年起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制造业的“大而不强”仍是亟须突破的瓶颈。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成本、人民币升值和贸易壁垒等因素，中国制造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传统制造业仍然面临着向“高端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诸多瓶颈。 CCG认为，企业方面需要加大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抢占“ 制造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蓝海市场；依托高水平综合配套设施优势，创新投资合作模式；在品牌定位和理念上进行调整，树立全球化视野，推广优质产能，打造“世界品牌”。政府方面需要引导、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开展境外技术交流与合作；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进一步完善教育结构，助推制造业高端人才海外回流。 （五）中国产业园区海外发展困难 目前，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是我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途径。合作区为“走出去”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了经济、稳固的海外发展基地。但我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风险与优势共存，我国海外产业园区的建设经验欠缺，带来开发成本偏高、经营形式粗放、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目前来看，境外产业园区多以民营企业为主，园区规划不合理，落户项目缺乏，招商能力弱，缺少央企和国企等有集聚效应的项目；同时，对东道国法律、市场环境了解欠缺、综合情况分析和研究调查不足、企业本土化程度不高、投融资水平有限等问题表现突出。 CCG认为，企业需要打破封闭性发展模式，主动对接东道国重点区域发展战略，最大限度规避风险；寻求多元化融资模式、精细化园区招商；重视培养、吸收园区专业人才；重视并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开放、包容地进行园区发展模式探索；尊重当地习俗，维护宗教和部族领袖关系，融入当地社会。政府可通过建立产业合作及园区建设工作小组，协助企业积极对接东道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完善服务体系，进一步落实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国家牵头建设具有战略或示范意义的海外园区；加强人才培养，继续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搭建人才培养合作基地，进一步培养复合型“走出去”专业人才。 （六）“走出去”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近年，中国民营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塑造国际品牌形象。随着中小企业逐渐成为“走出去”主力军，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却逐渐成为阻碍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发展瓶颈。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调查显示，在受调查的300多家企业样本中，95%以上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严重缺乏；65%的企业因为信用问题，出现担保难、融资难。 CCG认为，企业应健全公司财务制度，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产总额，加大担保筹码；保持自觉性，依法建帐，构建信用强企。政府应进一步融合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带动金融机构海外布局，激活东道主的资本市场；积极开展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的各类金融机构在多领域深层次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政府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服务作用，向小企业发放补贴性贷款，建立专门的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信用机构。相关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创新金融工具，为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汇率、出口信用保险等风险管理方案；借助“互联网+”的思维、“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信用”“互联网+资金服务”的方式，创新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模式规避风险。建立多元化金融机构支撑平台，构建多元金融服务体系。三、展望：未来中国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 未来中国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取决于中国企业成规模、高水平地“走出去”。只有“走出去”，参与到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当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企业才能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推动中国全球化的发展。 CCG调查显示，国内外政策支持、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提升企业品牌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三大推动力。根据调查，影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因素中，“国内外政策支持：中国‘走出去’政策以及相关优惠条件”（14%）、“寻求海外市场和拓展上下游产业链”（11%）、“提升企业品牌”（11%）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国内外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和相关优惠条件是企业重点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根据政策支持和国家战略制定对外投资计划。此外，“寻求海外市场和拓展上下游产业链”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开始深耕细化业务，在产业链的上下游积极寻找适合的标的公司进行产业拓展，争取占据更多的潜在市场；与此同时，“提升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也越来越重要。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的产业转型，中国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已经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指标之一。CCG认为，扩大对外投资优势明显，尤其是对于扩大进出口、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深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经贸关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企业竞争优势能发挥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在深化改革、加深全球化参与的过程中激流勇进。中国企业更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乘风破浪，日益活跃于世界舞台。2015年中国海外投资首超外商来华投资，进入资本净输出阶段。2016年，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滑的整体趋势下，中国对外投资逆势上扬，蝉联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7年，在国内外政策环境收紧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虽有所放缓，但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历史进程表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虽然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影响下，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到一股寒流，但全球经济只有在互利共赢中才能更好发展。展望未来，中国企业需要进一步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益，才能实现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产业发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8年2月8日
2018年2月11日 -
[国际商报]“中国智慧”在全球治理变局中彰显
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年度《世界投资报告》主笔之一、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梁国勇近日发布《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对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进行探索和展望。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而中国经济的新转型也在消费、服务、数字智能化和绿色转型上有着“溢出效应”。2018年的世界和中国经济需要“降速增长、加速转型、避免危机、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经济总量以及进口和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中国在推动全球化、反对逆全球化方面的作用显著增强。面对质疑，中国也开始强调提升全球化的正面效应，使其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与此同时，在全球治理体制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开始走向前台，“中国方案”开始发挥重要而独特的引领作用。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的重大贡献。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近日发布的《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主题报告如是指出。 报告称，从世界范围看，“一带一路”倡议是目前关于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最为重要的议程，其涉及范围、实施规模和潜在影响都是空前的。与传统模式基于协定的硬性规则约束不同，“一带一路”强调各国发展战略的协同，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开拓了基于发展伙伴关系理念的国际经贸合作新方向。“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指导原则。第71届联大通过的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议将该原则纳入其中，这表明来自中国的理念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从实施进展看，在中亚和南亚等方向，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已经结出“早期收获”的硕果。对外工程承包也较好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最新进展。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合同额猛增36%至1260亿美元，占比达52%，较上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2017年又增长15%至1440亿美元，占比进一步提高。“‘一带一路’的推进意味着中国发展模式在海外的延伸，意味着发展资源的共享和发展经验的传播，从而为沿线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梁国勇认为，如何变“双赢”的潜力为实益，取决于各国、各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合作，也取决于审慎的规划和有力的实施，尤其重要的是将宏观层面的经济合理性建立在企业层面的商务可行性基础之上。“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机制建设是基础。以下几方面尤其值得重视：其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相关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对接机制；其二，“一带一路”实施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协同推进机制；其三，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进步的协调机制。无疑，“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的成功离不开项目层面经济、环境、社会的三重合理性。对中国而言，应在输出资本和产能的同时，输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全面分析、深入探索。梁国勇建议考虑设立国家级、国际化的“一带一路”研究院，为机制建设、战略规划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如果说“一带一路”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方面，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则在金融领域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施加着重要影响。自2009年起，人民币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结算占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已超过1/4。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被正式纳入IMF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权重排名第三的事实表明，人民币具有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储备货币的巨大潜力。梁国勇表示，人民币作为“世界货币”的崛起将有助于推动一个更加多元、稳定和有韧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也体现了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的贡献。“经济成长和超越的过程也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不断增强的过程。个别西方国家表现出来的收缩和避责也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面对各种分歧、阻力和不确定性，梁国勇建议，首先要调动积极力量，强调共识建设。在反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努力推动对于开放、结构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共识是非常必要的。其次要注重增量改革，布局新兴领域。例如，在国际金融领域，货币金融合作可望成为发展融资之后的另一个“抓手”。再次，要多个层面发力，完善治理体系。在经济领域，全球治理一直呈现多层次特征，区域和双边层面的机制在多边体系之外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面临多边困局，诸边、区域和双边层面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中国的发展经验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的发展经验具有世界意义，是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解读‘中国奇迹’，总结‘中国经验’，有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也有利于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于近日发布的《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主题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增速之快、影响之深远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空前的。 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82.7万亿元，以年底汇率计算，合12.6万亿美元，与美国经济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无足轻重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高速崛起使十几亿人摆脱贫困，也从根本上重塑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国模式”成就“中国奇迹” 报告指出，从内部看，中国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主导下的金融深化和投资驱动下的工业化及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和超常规发展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外部看，出口促进和利用外资两翼并重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抓住了冷战以后强势全球化，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空前机遇，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确立了自身的优势地位。中国经济有效地借助了外部市场、资本、技术和资源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而开放带来的其他隐形收益也不可低估。就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发展型国家”的作用而言，“中国奇迹”在一定程度上是“东亚奇迹”的延续，两者也具有类似的文化背景。然而，前者在经济规模、影响力，以及经济体系复杂性、多样性、前沿性等方面远远超越了后者。现在，一个以中国为头雁的“新发展雁阵”正在形成，其范围不仅在亚洲，更延伸至非洲、拉美……市场经济基本格局未改 梁国勇认为，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有其特殊性。这首先反映在“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的特征上。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共存、共生，相互交易、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相互参股，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经济生态系统。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带来了高于单一所有制经济系统的灵活性、适应性和自我更新能力，其前提是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和公平竞争机制的有效性。虽然“三国演义”进入新的一章，但“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从国家—市场这一基本关系看，一个具有超强地位、发挥超强作用的政府是中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特点。“新转型”将塑造中国经济未来 在梁国勇看来，“中国奇迹”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很多，其出现取决于不同层面、内部外部众多因素作用的叠加，从宏观上则涉及多重转型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合力。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一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几方面紧密交织、协同演进、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历史。这几方面的“传统转型”将继续深化，而消费转型、服务转型、数字化及智能化和绿色化四方面的“新转型”将塑造中国经济的未来。 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其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也是动态调整、不断优化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提出非常及时，这离不开对原有发展模式存在问题的反思。 可以预见，随着二次改革、深度开放和经济“新转型”的推进，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将不断演进和完善。实际上，“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正被赋予全新的内涵，可持续性、包容性、经济增长质量和人民现实需要的重要性空前提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需要向“效率和公平并重”转变。同时，随着资本、技术以及发展经验的输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也将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中国经济新转型给世界经济带来“正溢出效应” “新时代”新在哪里，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中国在消费增长、服务业发展、数字化（智能化）和经济绿色化等方面的新转型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正溢出效应”。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近日发布的《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主题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新转型将是全局性、历史性的，其影响也具有世界意义。 梁国勇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如何以“新转型”推动“新增长”。“大分化”将在高效率、高附加值、价值链高端、具有可持续性的“新经济”与低效率、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环境社会代价大的“旧经济”两者之间发生，其影响也将是跨越国界的。对产业政策和金融服务而言，应强调对“新经济”做加法，对“旧经济”做减法，以寻求中国经济更高效、更具国际竞争力和更有发展后劲的“新均衡”。须对经济各方面的“新转型”予以长远通盘考虑，也有必要考虑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消费转型是世界机遇 报告称，2018年，中国的消费总额有望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将是继2010年中国制造业“超美”之后的又一重要标志性事件。实际上，中国仍是“世界工厂”，并且重要性还在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沿价值链的升级也在高速推进。然而，与此同时，随着消费和进口的高速增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市场”。从国内看：伴随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变化，消费在“三驾马车”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显现；同时，“主力”消费者及其偏好、“主流”消费渠道和模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从国际看：中国进口高速增长，有力地带动了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消费转型不仅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的机遇。”梁国勇认为，“中国消费者”将成为“中国工人”之后世界经济中的又一个决定性力量。服务转型起步走 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一轮服务转型已经启动：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由2008年的41.8%跃升至2009年的43.4%。之后几年，该比例保持基本稳定；自2012年以来，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于2015年首次过半，2016年达到51.6%，超过第二产业11.8个百分点。“中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明显偏低，这与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有关，也与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定位有关。”梁国勇指出。 梁国勇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长期的服务转型实际上才刚刚开始。服务转型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亚于工业化。从目前的情况看，服务业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升并未在国际贸易上反映出来，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巨额的服务贸易逆差。有效的“再平衡”需要清晰的“再认识”：实际上，巨额服务贸易逆差绝大部分来自居民出境旅游和境外消费，而国内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国际财富效应”影响不容低估。在国际收支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有效的政策应对显然是必要的。数字化转型助推数字巨头“走出去” 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换道超车”的范例：2013年，阿里零售平台交易额达2480亿美元，超过Amazon和eBay的总和；2014年，中国网络零售渗透率达到10%，超过美国；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8.5万亿美元，达到美国的70倍；2017年，蚂蚁金服的余额宝超越摩根大通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基金。 “如果说中美两国是世界经济数字化进程中的领导者，那么在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也开始与美国展开强有力的竞争。”梁国勇指出，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际上看，相关领域的中国技术、资本和商业模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出去”，中国的数字经济巨头均已在海外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投资和布局。绿色转型推动全球绿色发展 在梁国勇看来，绿色转型是中国经济整体从高消耗、高污染、高环境社会代价到低消耗、低污染、环境社会友好的转变。面对资源、环境、生态、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全球挑战，绿色经济的建设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相应地，绿色转型中所蕴含的研发、技术、投资和产业机遇也是世界性的，代表了新的增长极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激烈的竞争在所难免，而中国在节能减排、绿色发展方面的积极姿态势必推动相关领域的投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将持续推动全球绿色发展。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将呈现绿色、智能化、集成共享的全新形态，“新转型”也将重塑国人的日常工作生活，重塑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梁国勇：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望维持在6.7%~6.9% 本报讯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年度《世界投资报告》主笔之一梁国勇近日发布的《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主题报告预测，2018年中国GDP增速可望维持在6.7%~6.9%的合理水平。 梁国勇称，中国经济有望经历6%~8%（中高速）、4%~6%（中速）和2%~4%（中低速）这三个持续十年的“增长平台”，呈现长周期的“L”形走势。经济增速随收入提高在长期内递减的规律在理论上可以从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在实证方面也可以通过发达经济体和赶超型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的历史数据加以验证。当然，历史经验同样表明：保持长期增长并非必然；在重大危机冲击或结构弊病困扰下，经济短期负增长和长期停滞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增长平台”假说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优化结构并避免重大危机的冲击。在此前提下，国内、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基本反映在“理想增速”“中速”和“低速”三个场景假设之中。 梁国勇表示，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中国经济已经迈入了“上中等收入经济”的门槛，下一阶段的挑战是如何在中等收入区间继续前行，并成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经济体挺进。从中美经济的对比来看，假设汇率保持不变，美国经济持续以2%的速度增长，而中国经济沿“理想增速”场景运行，中国人均GDP将于2025年左右跨入12000美元的高收入门槛，GDP总量将于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在“中速”场景下，中国经济整体规模超过美国的时间将推后5年左右。另外，美国经济增长提速也将有利于加强其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的时间。 早在2009年，梁国勇就提出中国经济2010~2020年的增长目标水平应下调至7%，并特别强调了“保增长”与“调结构”及“防泡沫”的矛盾，以及避免强刺激的必要性。梁国勇认为，根据长期发展目标、中期阶段变化和短期潜在增速确定一个适当的目标增速水平，将是中国经济决策者始终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对短期“潜在增长率”的确定是经济目标增速管理中的一个战术问题，那么对经济增长长周期、“大趋势”的预测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无疑，沿着次第下调的“增长平台”运行是中国经济演进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景，可以成为发展战略制定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长期指引，以及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的一个重要工具。“降速增长、加速转型、避免危机、持续发展”这16个字概括了中国经济顺利前行的战略选择。政策基调应该从“求快”转为“求稳”，实现从重视速度和数量到重视结构和质量的转变。就增速管理而言，阶段性降速、区间内稳定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政策选择，这也有利于宏观调控方向和力度的把握。 梁国勇认为，2018年世界经济复苏的势头可望持续，但金融风险、保护主义和贸易战的威胁也不可低估。全球经济增速回升到3.9%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但能否达到和稳定在4字头的水平仍有待观察，而金融危机前几年5字头的水平则遥不可及。对中国而言，增速回升实际上提供了加快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去产能的机遇；季度数据值得关注，如果7%以上的增速重现则意味着有适度“降温”的必要。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8年2月9日
2018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