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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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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改革的路径与未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改革如果按照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这样“三步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每一个社会不见得一定会按此三步走。比如亚洲和拉美很多国家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在人均GDP很低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就开放政治，结果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这些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说的那些条件，多党制、宪政、法制、开放的媒体等，但都是名不符其实。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每一个政党都想分大饼，而不是做大饼，因此社会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一、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一）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都是攻坚战从总体上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都可以分成政治、经济、社会三大方面。从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改革实践中，他们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也就是先生产、再分配、最后才是民主。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从很多社会包括西方、亚洲日本和四小龙改革发展成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中国属于东亚社会的一部分，中国有可能也往这个方向走。这三步走意味着某一阶段会有一个主体性的改革，比如第一阶段先经济改革，但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要配合。第二阶段主体是社会改革，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要配合。如果是革命，那么可以全面推行，因为革命往往是破坏。改革的理想也是要全面推进，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任何一个国家碰到的问题都很多，不可能几百项改革一起推进，在一个特定的阶段改革只能以某一方面为主。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都是攻坚战。从历史上看，先进行经济改革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现在看到了西方民主，但很多人并不明白西方早期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他们还是先发展经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实际上是20世纪70年代后才开始的。西方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展都是在精英民主的时候进行的。一战之前基本上投票权属于极少数的有财产的男性，工人阶级是没有投票权的，妇女更不用说了。比如瑞典，这个国家被亨廷顿教授视为是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到了1971年女性才有公民投票权。再比如我们现在视为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奴隶制，到了林肯时代才废除。1970年以后通过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才开始有政治权利。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并不是历史上就存在的，它产生的时间很短。实现“一人一票”民主之前，西方首先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就是“先经济”的时代，是原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后，工人阶级慢慢进入政治过程，到了二战以后大众民主才快速发展。根据欧洲的经验，我们可以认为，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必须在一个国家民主化之前建立好，否则以后就没有机会建立了。这是事实不是理论。我们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大部分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包括我们所看到的社会政策、社会制度、福利制度等。比如，法国的教育制度是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德国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福利政策是在俾斯麦时期建立的。当然，民主化以后，民主政治确实对这些制度尤其是福利有很大的推进。一般上，我把基本的国家制度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民主化以前必须建立的制度；第二类是必须在民主化以后建立的制度；第三类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民主化以后会转型的制度，转型可以往好的方面转，也可以往不好的方面转。东亚社会的成功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三步走，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东亚社会在很长时间里出现了我们政治学里面讲的权威主义政体。比如李光耀的新加坡。在权威主义政体下，新加坡把经济从“第三世界”走向了“第一世界”（李光耀语），在此过程中再进行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福利建设。很多人说日本是亚洲的经济奇迹，但是别忘了，日本、亚洲“四小龙”更是一个社会奇迹。日本在经济起飞的二十多年以后，不仅经济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社会发展上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到70%多。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当然每一个经济体在发展中产阶层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日本采取工资倍增计划和社会政策，台湾大力中小企业，新加坡发展政府企业和社会政策，香港也是在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基础上推行社会政策。在社会改革获得推进后，这些经济体才开始进行民主化。从简单的投票行为来说，一个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可以投票，一个人均GDP10000美金的社会也可以投票，但人均GDP1000美金跟人均GDP1000美金的民主行为完全不一样。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就像我们从中国农村选举所观察到的，人穷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一块肥皂就影响了选票。这不难理解，人均GDP1000美金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投票的行为很容易受左右。到了人均GDP10000美金的时候，投票行为就不一样了，大部分人已经受过高等的教育，可以理性思考了，而小恩小惠就很难影响选票了，至少人们不会采用暴力的形式。所以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和平的，避免了欧美早期发展所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改革如果按照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这样“三步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每一个社会不见得一定会按此三步走。比如亚洲和拉美很多国家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在人均GDP很低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就开放政治，结果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这些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说的那些条件，多党制、宪政、法制、开放的媒体等，但都是名不符其实。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每一个政党都想分大饼，而不是做大饼，因此社会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我们国家这几年一直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二战以后一百几十个国家，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而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是中东那些拥有能源、石油的国家，能源价格涨上去了，人民就富裕起来了。除了这些国家之外，其他的五个经济体都在亚洲，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就是按照“三步走”进行的，做得非常成功。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的眼中，亚洲有两个民主的“明灯”或者典型，一个是缅甸，一个是斯里兰卡。这两个国家当时开始实行西方式民主，经济开始发展。但结果呢？到现在，它们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到了60年代，西方说亚洲又有两个民主“明灯”，一个是泰国，一个是菲律宾。不过，这两个经济体到现在也面临诸多问题。前两个国家仍然处于低度发展阶段，而后两个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研究，改革的秩序应当是怎样的，发展的秩序应当是怎样的。（二）中国自身的改革实践与路径选择对中国而言，也可以在任何阶段开放政治。不过，如果从西方的经验，从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还是三个阶段论比较好一些。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中国实际上可能也是在这样进行改革。我们从8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时代，中国都是以经济改革为主体。80年代中期中国也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碰到了很多问题，所以没有继续下去。90年代的改革把经济层面的国家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连300美金都没到，现在已经到了8000多美金。我们的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了，从那么小的一个经济体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今后十多年里赶上美国的经济总量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与经济优先的GDP主义相伴随，中国也出现了环保、社会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可以看出十六大以后，社会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通过社会改革来培植社会力量。这个思路，我认为非常正确。同时，鉴于有效的国家制度是高质量民主的保障，所以制度建设我们也必须进行，但制度建设是不是马上就像西方那样开放政治呢？我对此持保留态度。我觉得中国的人均GDP还很低，现阶段还是要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建设。二、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一）发展经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在集权，我觉得十九大以后应该做一个转型了。十八大以来是救党、反腐败、反寡头的政治，十九大以后还是要救经济。我非常认同“四个全面”的提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还是很重要的，也是不容易的。中国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我们必须逃避这个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情况是很糟糕的。泰国、菲律宾以及拉美的很多国家，现在的收入跟几十年前的收入差不多，政治腐败、社会衰败、暴力横行等现象一直存在，这些都是由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导致政治社会太过于分化的结果。我为什么一直强调中产阶级非常重要？我不认为现代的政党是整合社会的力量，政党是分化社会力量的，社会只能自己整合自己。西方社会今天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中产阶级变小了。西方以前的成功是因为中产阶级做大了。现在特朗普要在美国搞的那些东西，尽管你对他有意见，但我觉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至于是否做得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有70%—75%左右的中产阶级，但现在已经掉到了50%以下。这是说不过去的。欧洲也是这样。从前中产阶级很大，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但现在中产阶级普遍变小。如果中产阶级占到75%左右，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但如果一个社会，就像泰国，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农民选出来的总理城里人不接受，城里人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不接受，永远都会是一个斗争的局面。所以，中产阶级是一切，中国今后考核干部官员的指标的应当是能不能把中产阶级做大。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人均GDP差不多2万美元了，但中国总体人均GDP是8千美元左右。从现在的8千美元到2020年的1.2万美元，这本身就要保证以后每年6.5%的经济增长。但是，从1.2万美元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即2.3万美元，仍然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还是硬道理。现在老百姓过惯了好生活，如果工资不增加，生活变坏了，就会非常不满意。为什么以前抓大老虎的时候大家激动人心，现在不那么激动了呢？这是因为，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抓了那么多的大老虎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老百姓去找政府办事情反而不方便了。官员不腐败了，可是商人们的生意更难做了。很多老百姓支持反腐败，但是他们也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是不是越过越好。无论对国家还是普通老百姓，今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何从十八大以来的救党转型到十九大以后的救经济？这要求适度地分权。一定要把发展经济的四个主体——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如果不发挥出来，中央的顶层设计只能放在上面，很难落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他们有利的条件。首先他们的经济体量小。以前我们说日本的经济体量很大，但是现在日本的经济总量连我们的一半都不到。第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很好的国际环境，他们基本上是西方的一部分，西方美国一直对他们开放市场，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日本和“四小龙”上升时期，西方也处于二战以后长时间的上升时期，它们借了这个世界发展的“东风”，基本上没有受到很大的阻力。但是，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受到西方的阻力就非常大。如果我们的地缘政治搞不好，以后这种阻力会越来越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好，以后还有可能会变得更糟。当然我们应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保持乐观态度。比起其他国家，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有很好的人力资源，创新精神强劲。从所有经济要素来说，我们并不差。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政治上的和政策上的调整，重新把经济推上去。（二）推进制度建设，发展内部多元主义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强调如何评价我们的制度进步。长期以来，我们光是用GDP来衡量我们的进步。GDP总量和人均GDP，这些当然很重要。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在制度上的进步。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制度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到今天邓小平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他对整个国家的贡献就是制度建设。今天，我们很多好制度都是邓小平先生建立起来的，包括国家主要领导人两届任职、退休制度、集权领导制度等。这些是避免大部分一党制国家形成个人专制的最有效的方法。还有现在所说的法制和法治，尽管还没有完成，但也是从邓小平开始建立起来的。如果邓小平没有所有这些制度建设，光有一个“南巡讲话”，他就不会对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们要用制度来衡量。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建设，胡温时代对社会建设、社保制度的建设，都有诸多贡献。这一代领导人在十八大以后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所有条件都具备了，接下来就是要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实际上，他们也在这么做。就拿反腐败方面来说，制度建设这几年进步不少。从前，中国的反腐败并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建设的方向不那么对，反腐败机构太多，太分散、太分权了。十八大之后，王岐山书记做得很好，一切权力归中纪委。现在，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跟国务院平行的监察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监察委是国家广义政府的一部分，具有法律的权威和中纪委的政治权力，可能解决双规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双规制度有一定的缺陷，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觉得，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要文明一点、友善一点。如果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不友善、不友好，共产党的干部对老百姓的态度和方法会更恶劣。党员干部也是人，好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并非他们的天性就坏。我们要从制度开始，要友善对待，他们也是人。如果你对他们不好，他们对老百姓肯定不好，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文明，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考虑未来政治怎么走的问题。我在开头说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要走的最后一步，但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呢？这也是我思考很多年的问题。我最近提出一个概念，我把它称为“内部多元主义”。我把西方的多党制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你不认可这个政党就可以脱离这个政党，组建反对党。我对西方基于“一人一票制”之上的多党民主持悲观看法。以前，英国的反对派是忠诚的反对派，英国议会下面两个政党，就像中国传统的左丞相、右丞相，两个人提的意见不一样没问题，但都是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而现在的反对党，是互相否决的，为了反对而反对，根本不讲任何道理。凡是你主张的，我就反对，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两党什么都做不成。90年代初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政治制度。但现在福山不这样认为了。西方民主下一步怎么走对西方来说非常关键，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近年来，我们和一些欧洲、美国学者包括福山开讨论会的时候，也会把中国模式放进去讨论，看看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怎么样解读？我自己把它称为是“内部多元主义”，我们走的是开放的一党制。当然，我们有民主党派，不过民主党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有点像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我觉得不是。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党权”有点类似于以前的“皇权”，区别在于，皇权是基于个人和家庭之上，而党权是基于集体和组织之上。我写了一本书，把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一个“组织化的皇权”。这个概念并没有贬义，只是一个分析的概念。这是我们的现实，我们应该在这个现实之上回答未来的问题。党内利益多元，这是客观的现实。以前，传统的皇权是不可以民主化的，但现在的党权是可以民主化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所以，我们说党内民主要做好。内部多元主义就是党内民主，党要开放。像从前一位领导人所说的，党是铁打的营盘，而领导则是流水的兵。领导人、党员都是流水的兵，营盘要对所有社会成员开放；如果不开放，封闭起来，社会就会有很多麻烦。为什么现在西方出现了那么多麻烦？理论上说，民主是有助于开放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现在的民主体制下都是强大的既得利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都是既得利益，也是为既得利益服务的。特朗普很聪明，他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也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但为了获得政治权力，他就“脱离”了建制，转向支持体制外利益。所以，美国的这次总统选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竞争，而是体制内外的竞争。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我觉得，西方民主不是像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而是还会有大幅度的变化。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自己观察，因为任何政治体制的有效性是由其他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中国现在怎么走？我个人是反对走多党制路线的。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为什么我那么反对寡头？如果寡头政治形成了，就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阀寡头政治差不多。我们的制度建设远远不够。我最近在思考我们50后、60后这两代人的政治责任。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怎么做制度建设？怎么实行党内民主？现在，我们重新提出了核心的概念，这非常重要。邓小平认为，共产党体制要求有一个核心，第一代是毛泽东做核心，第二代是邓小平做核心，第三代是江泽民做核心。核心并不是简单的权力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表明谁来承担政治责任。如果真正认识到中国政治的逻辑，那么核心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政治的责任。下一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核心如何和集体领导找到一个切合点？如何和党内民主找到一个切合点？这些方面，我们要做很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还有中央与地方关系。1994年分税制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上一直在变化。现在，在一些方面，中央、地方呈现一种紧张关系，地方缺少有效的发展动力。毛泽东以前说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现在中央和地方也要一起走路，那么怎么走呢？现在的体制下，钱都收到中央去了，但是责任却一直收不上去；中央政府有钱，但是没有多大的责任，地方政府没钱但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怎样责权联动？从权力的逻辑来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要放下来很难，唯有怎么使中央多承担一些责任。（三）重视社会建设，扩大中产阶级规模我们的社会建设这几年进步并不大。社会建设应该是今天中国头等重要的改革领域，决定了下一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会不会成功。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都是因为社会改革、社会政策没有做好或者做得不够。我们的经济一直在说要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社会，建立内需社会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那么，为什么内需社会建立不起来呢？简单地说，我们的中产阶级太小。我在前面说日本、亚洲“四小龙”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到75%左右。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有多大？大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一样，但一般比较合理的估计是25%左右。经济增长40来年了，增长率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还高，为什么我们的中产阶级比例还是那么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消费社会跟中产阶级是等义词，互相可以替换。为什么中产阶级还小呢？因为我们的中产阶级没有社会制度基础。比如在英国，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钱主要用于消费。他们干吗要存款？房子很便宜，看病不要钱，读书不用钱，那么存钱干什么用？这就是社会政策在起作用。北欧社会更是这样，企业家的税收很高，达到60%，甚至更高。他们基本上实现了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家住的房子差不多，小孩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富人跟穷人唯一的区别是可能出差坐公务舱，红酒喝好一点，就这样一点点的差别。北欧国家的社会政策更是保证了清廉政府。新加坡、中国香港是高薪养廉，但北欧社会政府官员的薪水并不高，可以说是低薪下的廉洁。这里社会政策发挥了主要作用。我以前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探讨怎么反腐败的问题。反腐败不能光靠反腐败机构的设置，而是要通过包括公务员制度改革、行政改革、社会改革，完善一整套的政策来保证一个清廉的社会。朱元璋的反腐败够厉害，但是没用，因为没有一整套的系统。所以，社会改革是最重要的反腐败方法。为什么现在中国老百姓仇富仇官？还不是因为贫富差距大，社会不公平。而这也是社会建设问题。实际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可怜，买了房子变房奴，小孩上学变孩奴，一个人生了大病一家人几乎可以倾家荡产。而在欧洲，社会被社会政策保护起来了。其实，无非就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就是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做呢？我们算过，如果不包括农村，即使在不增加新房子的情况下，存量房就足以让每一个城市居民有40多平方米了。现在还要大盖房子，为什么不像新加坡那样做公房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房价涨得一塌糊涂，而房地产的泡沫仍然巨大。我最近一直在提倡中国要走分散的城市化道路。世界上一个普遍的规律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德国的城镇化非常高，但80%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我们过去的城市化道路方向错了，即把所有的优质资源全往那几个城市堆。有一位退休的领导给我说，在优质资源这样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中国要做好医疗改革，门儿都没有。所有人都想去北京上学，上北京去看病，因为最好的教授，最好医生都在北京，他们想去北京，这是人心所向，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的资源太过于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大城市化的弊端很难破解。大城市的资源要分散，至少不能再继续往大城市堆了。农村现代化也势在必行。如果现在农村的情况继续下去，农村流出性的衰落不可避免。农民有钱了就到城市去买房子，哪怕家里有房子也不住。政府对农村就那么一点投入，而且没有社会资本的流入。农村现在是单向地流出。要有双向流动，让社会资本也可以到农村去，这样才会平衡一些。光靠政府一家，政府资本进去了，能好一阵子；政府的资本一抽出来，情况马上变得糟糕。这不是可持续发展。所以，社会建设是重中之重。社会建设做不好，以后政治开放更麻烦。中产阶级是很好的一个社会主体，但我们现在把它高度政治化了。“公民社会”也是很好的一个概念，现在也把它政治化了。总有人觉得“中产阶级”一定要跟政府分权，如同在西方。但实际上则不然。像在日本和新加坡，中产阶级都是支持政府的，因为中产阶级是政府培养出来的，肯定是支持政府的。这跟西方的模式不一样。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官员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东亚社会，只会把一些现象做简单的“政治化”。公民社会是很好的，深圳的公民社会就挺好。社会成长了，政府的负担就会减轻。欧洲的一些国家，几个月没有总理也没有关系。日本大灾难的时候，政府并不作为，但老百姓自己很作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为主体的，但我们老是忘了建设社会。我觉得，我们对公务员、干部的很多考核，其他什么标准都不重要，就看看他们的社会建设做得怎么样。社会建设好了，我们就会有非常大好的明天。（本文系作者2017年4月17日在深圳创新研究院的演讲稿）文章选自IPP评论，2018年2月18日
2018年2月26日 -
【南方网】王辉耀：跨境电商促广货全球化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 首届世界海关跨境电商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大会原则同意中国牵头制定的《世界海关组织跨境电商标准框架》。 “中国应在建立跨境电商秩序、建立网上自由贸易协定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王辉耀认为，跨境电商很可能成为“广货全球化”的下一个爆发点。今后广东可通过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渠道，加快“广东制造”、尤其是高质量的“广东智造”走向海外。抢抓第三次全球化机遇 记者：从首届世界海关跨境电商大会原则同意中国牵头制定的《世界海关组织跨境电商标准框架》等成果来看，中国跨境电商发展将迎来怎样的全球机遇? 王辉耀：当前全球化发展到了新阶段，迎来了第三次重大机遇，前两次机遇中，英美等发达国家主导建立了贸易、金融等重要国际规则体系。中国为了抓住第三次机遇，争取成为全球贸易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一直在寻找有效的抓手。现在，跨境电商就是很好的抓手之一。从消费者规模来看，我们有将近8亿的网民和7亿多手机用户。从发展速度来看，十年前中国电商交易规模只占全球的1%，但现在占比已超过全球的40%，且电子支付规模是英、美、日、法、德五国的总和。 有了这些良好的基础，中国应当在跨境电商领域有所作为，而且是大有可为。在建立跨境电商秩序、建立网上自由贸易协定等方面，中国应发挥主导作用。 首届世界海关跨境电商大会在中国举办，而且是与世界海关组织联合举办，这是一个创举，也将成为加强各国海关交流合作、推动跨境电商发展的一个新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一旦能推动各国海关联合解决监管、通关和技术层面的问题，那么跨境电商有望实现进一步爆发式增长。可平衡传统货物贸易往来 记者：中国如何通过扩大市场开放、降低准入门槛，促进跨境电商发展，进而加速推进引领新型全球化? 王辉耀：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跨境电商平衡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现在中国对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贸易顺差，这也是这些国家对我们存在忧虑的原因之一。但通过跨境电商发展，有望平衡传统货物贸易往来。 另一方面，跨境电商能有效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商品流通，带动发展中国家电子贸易、交易平台、支付结算等发展。以“一带一路”为例，目前跨境电商正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形成新的商业格局和产业链。 这将是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的可用切入点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容易见效的领域。相较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在互联网行业、通信业的发展较为领先，在4G移动网络建设以及5G网络标准研发制定方面具有优势，有力支撑了跨境电商向“一带一路”沿线推广。 中国可以发挥网络强国的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提供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技术以及服务。引领建立跨境电商国际合作机制 记者：中国企业通过跨境电商“走出去”面临着怎样的风险?各方应如何应对? 王辉耀：当前跨境电商“出海”风险高。随着近几年淘宝全球购、天猫国际、聚美优品、苏宁等跨境电商“走出去”浪潮迭起，其产业运输风险、海关报关、风险管控与监管等方面问题也开始逐渐凸显。 其中最大的瓶颈在海关监管，最大的挑战是能不能进一步推动开放。 首先，海关部门应继续与世界各国推进完善跨境电商规则、条约，引领建立健全跨境电商国际合作机制。同时，建立跨境电商监管区域与出境口岸之间的联动机制，优化通关流程与提高清关速度。 其次，政府可把跨境电商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短平快”抓手之一，逐步完善跨境电子支付体系。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制定国家间跨境电商经贸规则。 最后，跨境电商企业应健全供应链体系，多样化开通售后服务渠道，完善用户体验。电商平台应加强商家审核，提高售后服务监督能力。 量身定制系列政策 记者：借力跨境电商，广东怎样打通“贸易强省”和“制造强省”建设，以此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新开放? 王辉耀：跨境电商很可能成为“广货全球化”的下一个爆发点。广东本身是中国外贸第一大省，近年跨境电商贸易额又连续排全国第一，前景很大。尤其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广东“实体经济十条”“外资十条”等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扩大新开放的重磅政策也正在推开，可重视通过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渠道，加快“广东制造”、尤其是高质量的“广东智造”走向海外。 广东要争取将相对成熟的海关监管经验推广到更大范围，并争取更多、更创新、更大自由度的跨境电商试点措施在广东落地。比如除了海关监管之外，能否加速推动商检等部门也进行相关改革?广东可“量身定制”一系列政策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文章选自南方网，2018年2月14日
2018年2月26日 -
沈南鹏：伟大时代的企业家精神
沈南鹏，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斗转星移，改革开放已40年。当年，中国经济几近停滞，我们从一个非常边缘的位置出发，开始奋力追赶世界。今天，中国站在了全球经济舞台的中央，在不少方面甚至实现领跑。如此巨变，仅仅在40年间便发生了，着实令人惊叹。更值得惊叹的，是一代又一代企业家的崛起，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有幸亲身经历和见证时代巨变，对企业家精神的感触尤深。24年前的那个春天，我在美国返回香港的飞机上读到《时代》（Time）杂志，记得那一期的封面文章是“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Giant”，文章描写的是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正在崛起的中国。这令我心潮澎湃，坚定了回国发展的决心。90年代初，沈南鹏的职业生涯在华尔街开启在此之前，作为留学生，我已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过即便是在万里之外的大西洋边，依然能感受到祖国改革开放的热力和勃勃生机，尤其是刚刚兴起的中国资本市场，我判断必定会大有作为。今天看来，我很庆幸由于自己当年的选择，没有错过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回到香港后，作为投行人士，我深度参与了不少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进程，为它们的发展、改善公司治理助一臂之力。正是在跟这些优秀企业家的合作中，我慢慢意识到，自己内心更渴望的是参与到企业创造中去，因而走上了创业的道路，跟志同道合的几位伙伴一起创办了携程与如家。而此后在创办红杉中国的十几年中，又有幸与众多卓越创业者结缘，跟他们一起成长，共同学习。2003年12月，沈南鹏带领携程成功登陆纳斯达克2006年10月，沈南鹏带领如家成功登陆纳斯达克这二十多年里，如果说什么最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非凡的中国企业家精神。比我们更早一代的企业家，他们每个人都拥有杰出的胆识和魄力。改革开放之初，在连职业经理人、产权等名词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们便敢于跳出体制，摸着石头过河，在一片混沌之中敏锐地找准市场突破口，开辟出一番事业。而我们这些赶上了互联网浪潮的人，在中国与世界经济全面交融的时期开始创业，有外国模式可以借鉴，有风险投资提供助力。更为重要的是，有信息革命在中国带来的巨大红利，这无疑是幸运的。我看到的这一代优秀的企业家，学习能力极强，富有契约精神，在阳光之下创世纪，同时也敢于承担风险，有担当。更年轻的创业者，如雨后春笋般一茬接一茬成长起来，不但抓住消费互联网的机遇，今天又在紧握智能时代的更大机遇。他们的视野更开阔，不少人从一开始就进行全球布局；他们更有创造力，拥有颠覆性创新的勇气；尽管年轻，他们面对困难从容不迫，视荆棘之旅如磊落坦途。企业家精神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事实上，我见过大量气质、性格迥异的创始人与企业家，他们都在企业经营中展现了勇于担当、追求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因此可以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可以经由后天学习去培养的。其中关于风险的承担，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会受到外部环境的激发与感召。以我自己为例，在自幼接受的教育中，并没有太多鼓励创新与冒险的因素，却有机会成为一名互联网创业者和风险投资人，这份动力首先源自改革开放创造的伟大时代。每一个时代的企业家，都有着自己的时代注脚，有着自己的时代使命。但不论何时，有一些精神永远是相通的。创新彼得·德鲁克曾经阐述过“创造性模仿”的企业战略。回头看，我们会发现携程、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和同时期的一批企业，都是这一战略的受益者。这其中隐藏着最根本的企业家精神：洞察以及创新。这类企业往往肇始于朴素的愿景，但却要求企业家具备准确的洞察力，他必须比绝大多数人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模仿的商业模式的核心价值所在，并且在成长过程中寻求创新点与突破口。1999年，我们创办携程网的时候，Expedia在美国已经相当成功，但没人能够想到携程从事的酒店、机票预订行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下，在时代大潮中被催生出如此庞大的市场规模。早期我们从呼叫中心入手，做了一系列创新与改良，并坚守3年才等来盈亏平衡点。2017年，携程的市值一度达到300亿美元，甚至将当年的对标企业Expedia都甩在身后。2005年我们创立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时候，就非常看好中国的长期发展潜力。虽然市场有起有落，但我们始终相信创业与创新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许多我们投资的企业，如美团点评、今日头条、唯品会、大疆创新、贝达药业、华大基因、中通快递、蔚来汽车等等，都已是其所在领域的创新典范，长期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的中心，有些公司甚至呈现出领导世界产业格局的实力与潜力。创新也可以视为实践企业家精神的一种工具，它的驱动力在很多时候源自市场结构的变化与人群的认知变化，这往往是在潜移默化中出现的市场机遇。比如，在直播、短视频、共享经济等领域，中国的高成长企业表现均已领先全球，从全面跟跑到部分领跑，都源自于创新的实践。譬如，美团自创立以来连续在团购和外卖市场的竞争中胜出。可在中国市场上，无论是团购还是外卖领域，最初的领先者都不是美团——它甚至不是最早参与的那一家。但显而易见的是，王兴对市场结构的变化与客户人群的认知理解通透，而且他在竞争中将服务和用户体验做到了极致，并一路坚持下来。沈南鹏作为“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人，鼓励年轻人投身基础科学创新的另一种驱动力来自技术的变革与进化，这一类创新在商业应用中所需要的周期更长，风险更大，也意味着更高的产业壁垒。高科技固然是实践企业家精神和实施创新的前沿阵地，但更大规模的创新，一定存在于看上去不那么耀眼的传统行业中，它们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过程中起到基础性作用，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许许多多创始人与管理团队以企业家精神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担当“Entrepreneurship”早年在硅谷经常被提到，中文可以翻译作“创业精神”或者“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特征是什么？我认为首先要能够并愿意去承担风险。诚然在经济体系中，每一个个体都在以现有资源博取未来发展，也可以认为，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承担风险的义务，但企业家与众不同的是，他需要用智慧、决策为更大范围内的资源、人员投入负责。作为企业家，除了要有承担风险的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有寻找资源最优化配置的能力，而这体现在企业经营中，往往是决策能力，也正是寻求将风险降至最低的重要能力。 2016年7月，沈南鹏联手科技大咖与超级教授发起创立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不仅如此，我所理解的企业家的担当，是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弘扬商业正气；是要通过自身影响力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是要不断努力打造基业长青的企业以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作为一家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同样如此，不仅要有眼光与责任感，为企业家带来更多帮助和增值服务，为投资人赢得优异回报，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也要永葆创业初心，以企业家的精神去看待自己的事业，这样才能跟投资企业站在同一战壕，保持同样的精神状态。也唯有如此，才能让一家投资基金从初创走向持续壮大和成功。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时点上，红杉资本选择在北京召开每两年一度的全球投资者年会。时隔近十年，全球顶级投资人再次聚首中国，我们将向他们展示一个面貌全新的国度，这里的企业在很多领域展现出来的创造力，都将给世界带来惊喜。届时，我们将讨论如何更好地利用红杉的智识、资源、资本，有效参与到中国企业、市场乃至社会的发展大潮中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的新时代已喷薄而出。跟当年不同的是，如今已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经济的惊人实力和潜力。而对于每一位创业者来说，今天所有的投入都是值得的，因为犒赏企业家精神的，将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继续。2017年10月，沈南鹏在“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投资组合CEO峰会”期间与部分成员企业合影留念推荐《中国慈善家》对沈南鹏封面专访文章：沈南鹏投这家企业八年，他似乎没赚钱，却倍感自豪对话沈南鹏：红杉资本未来会更加关注社会企业的投资文章选自《中国慈善家》，2018年2月24日
2018年2月26日 -
陈文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源
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所做的重要报告，一共32440个字，内容浩瀚，思想深邃，不仅总结了过去五年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描绘了中国到本世纪中叶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实现这张蓝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提出了新时代的新方略、新目标、新担当和新举措，明确了中国新的历史方位和重要历史任务。其中把中高端消费作为新增长点和新动能之一，从这个视角学习和领会十九大报告，可以使我们的思路豁然开朗。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到本世纪中叶要实现的宏伟蓝图，决定了人民群众的整体消费水平将不断向上升位，这是中国产生新消费和中高端消费的大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提法，把中高端消费作为新增长点和新动能排在第一位，则是首次出现在党代表的报告中。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中国未来到2050年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笔者理解，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的决胜期，是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延展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事业施工期，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我们必须完成改革攻坚的任务，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为中国未来发展打好基础，这是决定能否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关键时期。从2025年到2035年，我们的基本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目标是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九大描绘的这张蓝图是未来30多年总的蓝图，必须一张蓝图绘到底，这是大的战略判断和战略部署，决定了我国未来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消费结构与供给结构调整的方向，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决定了人民群众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的总体环境。1987年，我们党确定了“三步走”的战略。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可以看到，第一步是实现温饱，然后是实现小康，然后到204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实际上是把我们原来的“三步走”中确定的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的目标提前了15年，即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强国的概念就不是中等发达国家的概念，而是指从国际比较上应成为发达的一流国家，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过去几年中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贸易总量排名世界第一，制造业总量排名世界第一，现在人民币在世界五大货币中排在第三。但这些都是按照总量的排位，今后到2050年我们必须按人均水平基本上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发达国家行列人均GDP的平均线是4万美元，中国现在是8000多美元，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13000美元，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会接近或达到4万美元。在这样的一幅蓝图下，党的十九大不仅确定了未来中国发展的宏伟目标，而且确定了14个方面的基本方略，还确定了若干项重大任务。十九大报告中讲到经济工作有很多方面，其中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标题下，从六方面提出经济工作的思路和任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迈向未来的战略目标，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这就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新增长点和新动能中排在第一的是中高端消费，这意味着我国消费结构将不断优化，消费水平将不断向上升位，消费方式将不断变化。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判断，并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十三大以来，党的文件对此的表述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之外，都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谓主要矛盾，是在诸项矛盾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哲学中所讲的矛盾论，是指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可以看到，中国未来30多年社会的主要矛盾都将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必须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之所以要使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就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十九大报告部署经济工作“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第一项重大任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提供优质的供给体系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动态的、变化的过程，是需求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不断把潜在需求转化为显性需求的过程，也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以实现的过程。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使市场真正成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消费则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供给体系水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也是基础性的力量。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消费对经济发展起基础性作用，争论了几年，这个理论终于得到了澄清。前一段时间有些人很兴奋，说中国政府采用的是美国供应学派主张，是按照里根的货币供应学派制定的政策，中国需要采用西方供应学派的理论指导解决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结构性”三个字，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因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不断产生的中高端消费，中高端消费就意味着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按照麦肯锡在中国的调研，到2020年，中国中等收入人群会超过6亿人口，这个群体是美国总人口的2倍，是日本总人口的5倍。估计到2030年，我国中产阶级的人口将超过7亿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人口有1.72亿人在城市，7.9亿人在农村。现在有8亿多人口在城市，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8.52%。城市人口的比重还在继续上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持续推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个决胜期，到2020年的目标、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已经确定了的非常清晰的目标，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零贫困，人均GDP再翻一番，人均收入再翻一番。这个难度比过去我们在基数比较低的情况下总量翻一番要难得多，到2020中国会实现零贫困，到现在中国还有4千万贫困人口，贫困线是2800元，而到2020年贫困线将提升到4200元。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得益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没有出现大的失误，没有走回头路，没有受到颠覆性的影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平稳渡过并通过正确的战略选择树立了威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年均在31%以上，2008年、2009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0%以上。国际社会很多人说美国好像在走下坡路，中国在走上坡路。这既取决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也取决于中国站在人类道义、道德的制高点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人类共同发展的思想、理念和方案，在全世界作出了和平发展和共享发展的示范和引领。在联合国近几十年脱贫的人口中，中国占到70%以上，而且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零贫困，这个13.8亿人口的大国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力量、中国榜样、中国风范和中国倡议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美国，克林顿时期也好，奥巴马时期也好，历届美国总统执政过程中都在输出美国的价值观，都在做世界警察，还不断发动颜色革命，企图颠覆其他国家的政权，挑起局部的战争。现任总统特朗普采取了一种更加极端的做法，宣布退出TPP、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奉行封闭主义、保护主义、功利主义、重商主义，有文章说美国正大踏步迈向19世纪。笔者代表国经中心于2017年9月28日到瑞士WTO组织发布了关于下一代贸易方式的研究成果，据WTO的一些专家说，美国驻WTO人员得到美国政府的指令，美国必须坚持公平贸易，所谓公平贸易，就是WTO组织包括其他的各个国家，凡是不能达到美国所提的要求的，都不能称作公平贸易，美国一律反对。和美国打交道变得越来越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站在时代发展潮流的前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一系列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历史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主张，坚持新型经济全球化，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持扩大各国利益交汇地带和文化价值观的交汇地带，越来越受到拥戴和赞赏。中国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可预期，中国的政治越来越稳定，中国的民心越来越振奋，中国的前途越来越光明，这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憧憬，给中国人民带来持续稳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正在并将继续引发消费方式发生革命性演化，新消费和中高端消费将呈现十方面趋势性特征，渐次成为主流消费方式中国新消费和中高端消费的发展趋势，消费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最终取决于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解决，取决于习近平总书记描绘的未来宏伟蓝图如期实现，取决于中国在国际社会日益提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取决于一个大国的和平崛起在道德道义上的胜利。这些实现了，就能保证我们的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保证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向上升位并产生新的美好向往，保证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一个国家如果处于动乱之中，像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这些国家，即使描绘出再好的蓝图，一旦出现颠覆性变化和难以解决的国运问题，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就该另当别论了。所以，一个国家采取的战略和决策，一个国家的执政理念、执政目标和执政方式，其创造的经济社会整体环境，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和前提。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新消费和中高端消费将会出现怎样的趋势特征呢？最突出的趋势将表现在十个方面。一是网络消费将会出现爆发式、几何状快速增长。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对软基础设施投资，形成了网络消费的基础设施支撑。中国2015～2017年在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累计超过1.2万亿元，移动网络从3G到4G原计划到2020年实现，但这个目标我们已经提前实现了，2020年我们的新目标是实现5G全覆盖。到2017年8月底，中国4G用户达到9.3亿，其中移动互联网用户占到67.2%。2017年11月，国家宣布要加快推进基于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规模部署，未来将形成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相连的新一代互联网，每一件物品都有独立的IP和传感器，真正形成万物互联的大生态系统。未来的网络消费和我们以前所说的网络消费和信息消费的内涵不完全相同，过去主要是购买信息产品，而现在和未来是通过网络实现更高水平、更为便利的消费，人们的购买行为也在不断地发生演化。中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通过网络进行购买的人群，据阿里巴巴、京东等企业的数据，今年“双十一”，消费者网络下单中通过移动互联网终端——手机下单者高达90%。这种网络消费趋势是势不可挡的，因为它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网络消费、大数据可以带来什么？这是我们所关注的消费行为的演化，这些演化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通过消费者网络消费生成的大数据，可以清晰地找到他们在旅游购物、文化娱乐、社交空间、工作状态上全方位需求的痕迹，数据在这里并不是只阿拉伯数字，也不是没有生命的信息，而是留下具有生命力的痕迹。数亿用户每天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在数字生活上花费数百分钟——微信点餐、滴滴打车、预约医生、线上预约签证签注、微信扫乘车码乘坐公交车等。每一个企业都可以积累消费行为痕迹，通过大数据分析就可以找到独特的需求图谱上的价值点。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近日发布报告认为，中国巨大的数字化潜力来自于：中国网民数量可观且较为年轻，市场体量庞大；形成了不断扩张的数字化生态，孕育了若干数字化巨头企业；政府为数字化企业提供了足够的试水空间。二是时尚消费将成为消费结构性变化中的显性特征。人民群众在满足了温饱需求之后，在满足了小康水平的基本需求之后，消费会不断向上升位，消费升级一个很突出的特征是时尚消费。计划经济时期，每个人吃穿住行水平都差不多，而现在在整体向上升位的同时，更多人追求消费的时尚化。根据有关国际组织调研数据，2016年中国奢侈品行业市场规模达到1200亿元，中国时尚消费占到全球的30%，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2015年、2016年中国出境旅游都超过1.2亿人次，未来5年预计超过7亿人次，除了旅游，购买时尚品的需求将是其中最主要的消费内容。近两年，大量时尚品正在通过跨境电商大量进入国内市场，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检测数据显示，2016年通过跨境电商购买的奢侈品达到574亿元，比2015年增长了80%。据统计，40%时尚品购买来自于美国，25%来自于日本，20%来自于韩国。这种时尚消费一个方面通过出境旅游购买，另一个方面，通过跨境电商网站购买在青年人中已成为一种潮流。据市场研究机构EUROMONITOR数据，2015年，千禧一代和Z世代（1995年后出生）的消费者拥有全社会34%的总收入，预期2025年将达到50%。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5月，只有9%的时装品牌没有进行线上销售，这个数字比2016年下降了57%。任何时代的消费结构变化和升级，几乎都是由时尚消费、奢侈品消费开始，渐渐地这些消费变成了大众消费，供给侧结构就会随之改变。三是智能消费将成为新的消费需求偏好。中国迅速发展的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云服务，近几十年持续投资形成的软基础设施，支撑了当前和未来蓬勃发展的智能消费，比如现在迅速发展的滴滴出行和共享单车，这些新的服务业态都是靠智能化的基础设施支撑的。有了这种基础设施，才可能有移动支付，有了移动支付，才能出现这种实时消费和结算的新业态。我国在短时间形成了智能消费的基础设施，智能消费的很多方面走在了全球前列，使社会公共管理和人们的消费需求偏好发生着悄然变化。比如刷脸消费，手机身份识别可以刷脸，小区管理可以刷脸。在我国，智能化的移动支付已经基本普及，笔者到菜市场买菜，发现80%的商家都用微信或者支付宝结算。这种智能消费成为一种泛在的东西，这在中国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颠覆性变化，也是我们在中国生活感到最便利的地方。据报道，国家将依托百度公司建设自动驾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阿里云公司建设城市大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腾讯公司建设医疗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科大讯飞公司建设智能语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目前，腾讯运行着10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中的3个，微信的月活跃用户超过了9.63亿，QQ的月活跃用户超过了8.5亿。科大讯飞的主要业务是语音互译，其研发的软件翻译正确率高达95%，如果你参加国际会议时手机上有这样一个软件就会非常方便。比如我们前一段时间到柏林参加中德高级别经济学家对话会议就很麻烦，因为德国经济学家说的是德语，我们说的是中文，翻译说的是英文，这样交流起来就非常不方便。科大讯飞的翻译系统，将来要攻克的正是新一代翻译的语音系统。未来，除了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还会出现第三只手——IntelligentHand。这只手将不属于任何私人或政府机构，可能就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智能平台，它不断积累和分析个人、企业的数字信息，人们利用它可以更好地配置资源和满足消费需求，极大地释放社会生产力。四是共享消费成为充分利用存量资源创造增量资源满足消费者更多元需求的新空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共享、协调、绿色、开放，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排在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共享发展的理念，可以创造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业态，可以创造存量资源转化为财富增值的新路径，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创业机遇，共享经济发展的空间非常广阔。2017年10月17日下午，国经中心101期“经济每月谈”邀请滴滴出行公司负责人介绍了这种从共享发展理念创造出的商业模式。短短的几年内，滴滴出行网络服务能力覆盖到400多个城市，未来几年要在国内国外发展到1000个城市。滴滴出行2013年创业投资仅有70万元，现在公司估值超过了70亿元。滴滴出行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呢？通过它的网络平台可以即时寻找到顺风车、出租车、网约车、快车、商务车，舒适型的或者豪华型的车，车型分得很细。这些汽车的提供者很多是存量资源或闲置资源，比如说有饭店老板有车，在淡季或闲暇的时候就加入到这个网络平台，每天他抢到单以后，就可以做几单这样的业务，这样就把他的闲置资产和闲置时间都盘活了，原来是属于个人消费的汽车，就变成一种可以共享消费的资源。资源拥有者得到了好处，消费者得到了便利，社会减少了存量资源浪费。在滴滴出行平台上现在已经有了2106万名司机，盘活存量资源的比重超过了50%。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一个旧业态遭受重创甚或消失的时候，往往伴随着一个新行业、一个新业态的诞生和发展。商业零售就是如此，传统的零售业受到了冲击，但是我们看到通过网络销售，它派生出来的快递行业迅速发展，也达到了千万人的规模。再如原来的日本富士胶卷，曾是全世界最好的企业之一，生产品质最高的产品。后来富士胶卷全军覆没，原来的传统照相机也退出了整个市场，因为数字革命的迅速发展，数字化的照相机替代了使用胶卷的照相机，数字化了的电脑替代了原来的电子计算机产品。同样是电子产品，但是它的形态和内容乃至技术路径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共享消费是未来消费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是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的重要源泉，滴滴出行、共享单车是这样，携程网提供的服务也是如此。但不是所有的行业和产品都可以采用共享的商业模式，比如说一些城市推出的住房产权共享，操作起来难度就很大，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还有的企业选择的项目不合适，搞雨伞共享，结果向市场投放30万把雨伞，最后一把也没有剩下。五是体验消费将会成为一种消费潮流。2015年中国境内外出行的人达到了41亿人次，2016年达到44亿人次，2017年预计48亿人次，13.8亿人除了少年儿童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每年每人出行是5次以上。过去的旅游最开始是走马观花看景点，然后是休闲旅游住景点，现在是体验式消费品文化。去年国家旅游局在统计旅游消费构成的时候，发现到特色小镇旅游的人流占比接近40%，一些具有文化特色、少数民族的特色和独特环境资源供给特色的地方，成为人们体验消费的热点景点。其中文化品在创造文化的消费体验，特色餐饮在创造饮食文化的消费体验，生态环境创造对稀缺资源的消费体验，各种各样的体验式的消费，会成为一种新的消费趋势。今年有年轻人告诉笔者要举家到珠海长隆度假区游玩，年轻人带着小孩子到那里以后，三天内体验式消费的项目都不重样，据说这个地方现在是全国最火爆的一个体验式消费的景点。全球零售巨头沃尔玛有一个定律：其每开一家新店，方圆5公里内其他零售业卖场都无生存空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势的行业“大佬”，2017年上半年在华累计关店以及确定即将关店共17家，创6年来的新高。台州新兴集团与科研单位合作，把马桶盖变成了健康机器人，基于大数据的如厕行为和体验，分析使用者的健康情况，可以根据身体和体温变化，遇到危险应急报警，还可以把数据发到云端做安全检测。消费者买的是马桶盖，但是享受到是体验式健康服务。体验式消费的数据是源源不断，生产马桶的企业变成了大健康企业，买卖基于消费者体验数据生成的产品和服务则成为一种新的供给。六是颜值消费成为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最富发展潜力的显性需求。近年来，修饰和提高颜值的消费占支出比重会越来越大。比如说一些人到韩国去整容，虽然有整坏容颜的，有整得终身残废的，但是这种消费需求的热度不减。为了使自己的颜值更加美好，不少人一掷千金。所以说，颜值消费也是将来一种消费趋势，而现在的颜值消费不一定都是整容，还包括洗脸、洗脚、健身等消费。对于中国新生代来讲，特别是其中90后和00后人群，排在前几位的消费动力毫无疑问有颜值消费的需求。据统计，我国80%的体重秤的销量来自于新生代消费者，新生代对于健康的最大追求就是保持娇好的面貌与身材。中国仍处在飞速变革的时代，新生代消费群体的整个成长经历就处于经济、社会、文化高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往往是上一个年龄层的人在还没有形成自身稳定、鲜明的审美体系的情况下，就被下一个年龄层的审美观和颜值消费所影响、甚至冲击。90后在颠覆80后审美观，“颠覆”发生时的影响是双向的，每一个更年轻的年龄层在“颠覆性”颜值消费上比起上一代人，总是潜移默化地要求“逆向传承”和“正向肯定”。颜值消费的最大群体还有妇女，《2016年女性财富管理报告》显示，过去30年，女性平均收入增长63%，超过八成的家庭消费由女性做主。“女权力量”“她消费”等深度追求颜值的消费潮流正在形成。女性对家庭开支使用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购买服饰、化妆品的话语权平均达到88%，购买家居用品话语权85%，休闲旅游84%，母婴产品69%——毫无疑问，追求颜值消费的女性市场潜力要远大于素面朝天的男人们。据统计，我国20岁至50岁的女性已逾2.5亿人，在服装、珠宝、化妆品等领域，女性消费每年都以7倍于男性消费的增长占据主导地位。七是健康消费将成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建立国民健康体系的基础性消费。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劳动力质量，提高人民群众生存、生命舒适度和幸福度，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这就决定了健康消费将成为基础性消费。我国已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在这个规划之前，出台过《健康中国2020规划纲要》。中国2015年人均预期寿命就达到了76.34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人均预期寿命要达到77岁，2030年达到79岁；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人数要从2014年占比89.6%，提高到2020年的90.6%、2030年的92.2%；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从2014年的年3.6亿人，提高到2020年的4.35亿人、2030年的5.3亿人。目前，北京、上海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80岁了，快接近日本的水平了。现在世界上人均年龄最高的就是日本，日本人女性平均寿命88岁，男性平均79岁，整个社会平均84岁。到本世纪中叶我们不仅是经济上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人均水平要达到4万美元，我们的人均年龄也要达到最高水平或排在前几位。现在，很多地方形成了跑马拉松、每天长距离走路的风潮，从专业到业余，从一线城市到三线城市，从全程到MINI，马拉松正在成为一部分人的新的消费方式，马拉松赛事也呈现井喷式发展，并形成马拉松产业链，有赛事运营、硬件装备、鞋服装备、机票、酒店等供给。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健康。一些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就瞄准了健康，比如浙江宁波西店引进德国技术在规划中德国际健康小镇。健康消费不光是老年人养老的需求，而且将成为人们终身的需求。八是文化消费将成为提高国民素质和文化自信的具有冲动性的持久消费。中国正在从地区性大国阔步迈向世界舞台中央，最终能否以昂扬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靠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产品得到共同认知并接受，转化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精神财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元化、多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必须挖掘中华文化的巨大金矿，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发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文化的崛起和复兴引发的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将伴随着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极大扩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文化消费时代真正来临。某种程度上，曾经有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失去了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崇拜的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体系，是西风东渐和崇洋媚外，这影响了文化消费的品质、品味和品格。现在，文化消费正在回归，正在换轨，到了东风西渐、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受到推崇并焕发民族精神的新阶段。世界上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希望了解中国的人越来越多，对中华文明的向往与中国文化的认同，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时尚。前一段时间，我国著名硬笔书法的创造者庞中华在美国用快乐教学法教授汉语，受到了极大欢迎，被聘为全美中学语文老师的汉语老师。教汉字的时候，庞中华一边拉着手风琴，一边在黑板上板书汉字，把汉字的笔画谱成美国人耳熟能详的曲子，下面听课的美国学生手舞足蹈，感觉这是一种神奇的文化。当前，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和调整。比如说，对古汉语、古诗词的需求，对国学经典的需求，已经转化为新消费或者高端消费，一些大学以学习国学经典为主的后EMBA课程两年的学费已经超过60万元了，但是报名学习的人还是趋之若鹜。近两年，《中华诗词大会》热播，中国成语、中文朗诵等类型的节目也都大受欢迎，都说明了传统文化越来越有市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不仅中国人在学古汉语和古诗词，外国人也在学，如特朗普的外孙女秀中文和古诗词的视频，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了中美外交中的温馨瞬间。据说，美国现在最有权的、最富有的和最有知识的家族，家族中的孩子们都在学习汉语。所以，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中国文化品的价值回归，以中华美学精神引领和推动生产更多原创文化，满足现代文化消费需求，将成为无消费边界和容量限制的市场新空间。九是安全消费已经并将成为人们群众最基本和最迫切的消费需求。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现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所谓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指经济高质量发展，人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也需要高质量生存并高质量地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积累的矛盾，现在到了逐步还账的时候，特别是生态环境污染和安全生活问题，抵消了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是当前最为紧迫的问题。人们对空气的安全、水的安全、土壤的安全和食品的安全越来越重视，安全几乎成为我们的第一消费需求。怎样才能获得使我们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安全产品，怎样才能知道我们处在安全的环境下，这创造了大量新的消费需求。比如，由于空气污染问题突出，这几年空气净化器销量大增，不少家庭还安装了空气清新系统，而这些设备原来只用于医院的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再如为了食品安全，人们宁愿购买最贵的产品。马化腾在贵州搞了一个淘宝村，把贵州山里面的山珍海味等安全的农产品放到网上，其中有一个村原来土鸡是卖不出去的，只能低价卖出或自己吃，现在这样的土鸡一只能卖到四五百元。这是安全消费需求对食品附加值的创造，这方面的消费需求随着人民群众对生命质量和安全的重视，随着收入水平和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会日益增长，进而引导涉及到安全产品所有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变革。不关注消费者安全消费需求的产业、企业和产品，将会被市场淘汰，被消费者抛弃。十是定制化消费将成为体现消费者消费品格和个性化需求泛在的消费需求。由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服务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消费者——C端将成为市场的决定性力量，以模仿型、排浪式、总量化为特征的传统消费渐行渐远，而追求时尚、健康、休闲、品质的新消费群体，正在引领我国加速进入个性化、多元化、多层次消费的新时代。移动互联网购买下单形成更多个性化商业定制，可以把消费者个人碎片化的需求集成起来，形成小批量、个性化、品牌化或创意化的商品。尤其是新生代消费群体的成长经历，经济、社会、文化高速发展变化，将推动新消费的崛起，促进新的消费价值体系重塑，基于互联网定制的社交逆向互联网生产的产销关系将快速调整。建立在新消费价值体系上的商业模式一方面更加多元开放，另一方面更加突出自我；一方面万物互联链接一切，另一方面又去行政化讲求效率；一方面强化垂直分工，一方面又推动跨界融合，更加专业精深、更加有趣，呈现多元丰富的状态。比如消费者购买服装消费行为的变化，将促使零售商利用数字标牌、电子试衣间、智能定位、自助终端和VR展示等一系列智能应用，带给消费者智能化和场景化的购物新体验。在体验过程中产生很多数据，可以通过这种场景化展示，形成满意的服装颜色、款式设计，进行试穿的仿真结果，然后再据此进行服装设计，最后到工厂进行制造。消费者希望通过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发现自我，而不是单纯的消费，比如消费者对品牌的追求，将更清晰地瞄准品牌文化和品牌定位，消费单位将逐渐由家庭转变为个人，通过物品展现自己的个性以追求自我。消费需求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新消费和中高端消费将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竭源泉，这是一个动态的、持久的互动过程当然，新消费和中高端消费发展趋势是一个变动的过程，随着消费结构、消费行为、消费需求偏好的动态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永无止境，在这个意义上说，消费端的变化是引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源。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是实现消费转型升级，从传统消费转变为新消费或中高端消费，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提高与消费结构的匹配度和适应度，将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竭动力。除了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需求不断升位之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包括对社会民主、公平、公正、自由、正义、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的需求，消费转型升级的变化不会停止，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也必须不断推进。消费的需求偏好是多元的、变化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永无止境，适应并激发消费侧变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一种常态。新消费和中高端消费绝不是浪费，而是通过更高质量的有效支付，以更有内涵和品味的消费和更可持续的消费需求带动并引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3～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5%，分别为47%、48.8%、59.7%和64.6%，平均高于资本形成总额8.5个百分点。从现在起到2035年，将是消费占GDP比重和结构持续变化的时期，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有力的那架马车。在传统消费和新消费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新消费和中高端消费将渐次发展并成为时代潮流，但它引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将大大加快。一是将推动质量强国建设。消费革命将引发工业设计革命，产品功能、产品形态会加快迭代发展，产品流行的生命周期缩短，但可持续使用的生命周期延长，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成为消费者获得知识的重要渠道，创新、创意、创造能力将成为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将放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上，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二是将引发基于智能制造的个性化定制和柔性生产流程再造。消费者——C端移动购物与移动电子支付将形成商业定制的基础数据，消费决定生产的机理和机制将发挥更大作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将创造新业态、新形态和新商业模式。三是将引发一场现代流通革命，形成以流通为先导、以零售为前沿的引导生产发展的新商业模式，形成线下线上相互融合的新商业业态。某种程度上，零售商业会发挥先导作用引导甚或决定生产，商品场景式的展示和网络仿真展示将成为制造业提高供给有效性、时效性和精确度的导向，制造业将围绕提高场景再现质量创造新技术、新产品、新功能。四是将形成以EWTP为交易平台的下一代贸易方式，满足消费者跨国界、跨地域、跨行业、跨时空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形成若干移动C端集成而产生的贸易流量、贸易方向和贸易结构，E国际贸易将从传统贸易方式或跨境电商中脱颖而出、脱胎而造。五是将推动制造工艺革命，那种模仿型、排浪式、大规模、标准化的大生产将逐渐结束，工业制造会根据消费侧需求的变化，逐渐实现商品的个性化、多元化、独特化及定制化生产。六是将加快政府改进经济管理方式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形成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责任和政策调整的方向。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正如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要求。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下，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经济将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形成满足即期消费需求、挖掘潜在消费需求、创造崭新消费需求的新供给体系，这是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溢出感的重要战略选择。文章选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1月
2018年2月24日 -
陈志武：国防金融的涵义及大国战略的重要性
陈志武，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教授导语：金融可以帮我们一方面实现跨国家、跨地区和跨人群分摊开支压力，另一方面可以跨时间分摊压力，而这个时间可以是无限的。所以利用金融融资手段可以把国家的实力大大变强。在谈到中美关系以及全球治理时，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如何判断美国的实力，这影响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可行性。例如最近提出的“印太”战略，涉及到美国到底有多大的意愿和能力将此战略落实。我的一个简单判断是，在美国的金融市场，美国可以利用的资源空间和调配潜力比我们想象得要大很多。与此相关的一个建议是，研究大国战略和大国崛起，需要尽量加一些金融的视角。换句话说，在我印象中，从历史书中看到的最多是关于英雄人物、政治人物、革命精神的故事，至于钱从哪里来？如何为革命融资？历史书很少关注这些话题。我曾请教过一些历史学者，好奇怎么没有人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更不要说金融史。他们给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在中国人看来，钱这个话题太低俗，所以从钱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和分析历史的话，也会显得很低俗，所以更高大上的话题通常是宫廷斗争，还有就是公平、正义、政治、政党等等，那些才是更过瘾的话题。但无论是革命还是国防、大战小战，都离不开钱、离不开融资，最终其实是依赖于钱。所以国防金融、战争金融就变得非常重要。1国防金融为什么重要那么，国防金融为什么重要？我先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一艘航母动辄需要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成本；军机最高的价格也可以达到好几亿美元一架；导弹一枚要十几万到上千万美元；潜艇等其它武器的成本可以依此类推。可见现代国防开支需要的钱非常多。军队利用金融可以把国防能力提升很多倍。一个最简单的事实：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对中国国防开支盯得很紧。例如美国每年国防开支是有限的，受制于国会或议会的限制，但是如果有金融的帮助，他们可以用这笔有限的钱做很多的事。具体地说，假如你买的每一架军机和每一艘潜艇都要用这一万亿国防开支的钱来购买，而这些钱能够做的事是X。但是如果你采用另外一种办法，每一艘军舰都是通过贷款，比如一百年的贷款；或者是通过金融租赁安排来获得，那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每艘军舰、每架战斗机，尤其是航母这些大型武器，都可以通过期限100年的贷款买下，或者根本不买而是由银行租赁公司帮军队买下，然后军队每年只支付利息、或者租金和使用费。如果按100年处理，成本为100亿元的军舰可以分摊到100年去支付，这样当年的军费开支里用于这艘军舰的钱只相当于1个亿左右，而不是100亿。这样一来，军队使用同样总量的军费，但是能够买的东西、能够做的事就可能放大100倍。大家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奇怪，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是雇佣那些公司帮他们去打仗的。但是如果按照刚才的逻辑去展开想象，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通过这些上市民营公司帮他们去打仗，这些费用实际上也可以通过金融安排，分摊到未来很多年去，而不是百分之百都来自于当年的国防开支，比如先由银行或者基金公司帮国防部付给这些民营公司，今后由国防部分期给银行或基金公司付款，就这样利用民间资本帮助国家扩大实力、减轻压力。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每年的国防开支只是X这么多的钱，但可以做的事却是20倍、50倍甚至100倍于X的总量，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帮美国治理整个世界。美国每年的国防预算有限，因为国会的限制比较多，但是能做的事却可以放大很多倍，就是因为金融对国防战略布局发挥了重大作用。在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在中国谈论金融的重要性，都是从企业融资的角度去谈的，以致于一说到金融为什么重要，每个人都立即想到企业融资、经济增长融资。最近这些年终于认识到金融对家庭、对个人也重要，所以，消费金融、理财金融越来越受重视。但是，金融对国防、对战争融资的重要性，还谈得很少，不受重视，这个局面要改变。2中国历史上的国防金融安排我们可以从历史去看国防金融的重要性，尤其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金融安排发挥了哪些作用？或者哪些是因为战争金融的缺失，让各朝代走向灭亡的？从战争融资或者国防融资的角度来讲，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应急融资能力。我们都知道，战争的发生往往是事先没有计划，没有准备好的。不可能在五年以前就知道中国或者是哪两个国家之间会发生一场战争。因此在历史上，为了战争，尤其是突发战争，是否有应急金融手段，这对结局会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是常规性国防开支的融资。这主要由政府或军队的征税能力决定，征税能力高低决定国防常规开支的高低，决定每年可以做多少事情。所以，常规性国防开支的融资能力和突发战争的融资能力，这是两种不同的能力，两个不同方面。而这两个方面是宋、元、明和清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以致于这些朝代到最后都断送于其中。到中华民国时期，情况就好多了，但挑战也很大。当然，应急融资能力会决定突发战争的结果。我喜欢用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左宗棠西征的故事。左宗棠的故事左宗棠在1866年奉命做陕甘总督，接手了镇压在陕西甘肃的回民起义。后来左宗棠给朝廷写了一个奏折，抱怨说，起初在一年里有两个月可以满饷（就是给士兵发全额军饷），剩下的10个月能拖就拖。后来是一年只有一个月能够满饷。再到后来,大概是1870年左右，在他给朝廷的信里说现在一年里一个月的满饷都没办法发下去了。大家想一想，如果说这个士兵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有一回没一回，下个月可能十有八九是欠条的话，军心能够有多大的稳定性？有多少湘军会愿意帮他卖命？在他镇压了回乱之后，朝廷要他继续西征，接下来他被授命去收复新疆。但是收复新疆的费用要高很多，当时预算大概是800万两银子，可是后来的实际开支是5100万两银子，是整个清朝一多半的年收入，远远超出预算。所以，当时左宗棠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怎样找到钱让这些士兵的工资、吃饭等问题都可以解决。当时清朝的战争融资手段主要是三个：一个是靠征税。但是清朝的征税能力跟现在中国比起来差得特别大。根据很多历史学者的估算，清朝从初期到左宗棠的时候，大概一年征上来的税收是8000到9000万两银子，是GDP的3%到5%之间。而现在中国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是GDP的25%左右，加上国有企业和土地收益等预算外的收入都放进来，今天的政府收入是GDP的35%左右。所以，那时候征税能力差，因此靠加税为战争融资难！当然，如果像宋朝和明朝晚期皇帝那样强行加税，会带来官逼民反，加快帝国的灭亡。不好办！所以，左宗棠所处的时期战争开支压力非常大。特别是从1851到1864年的14年间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而且涉及到14个省份，这是清王朝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压力，尤其是战争融资消耗压力。所以，到“太平天国”战争结束的时候，清朝的国库都耗尽了，当时的财政盈余没法帮助左宗棠完成西征任务。第二个在清朝常用的战争融资手段是卖官位。根据一些估算，卖官的收入，在“太平天国”期间大概占战争开支的四分之一。由于太平天国战乱太久、涉及面太广，持续卖官造成的局面很混乱。因为在“太平天国”之前卖官特权都是由户部掌握的，但是“太平天国”需要的融资量太大了，所以就不得不把卖官的权限分散到各省，特别是由湘军、淮军、皖军等在各地方去设局卖官。左宗棠早期主要是靠这个收入，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也不行了。第三个融资手段是协饷制度。所谓的协饷制度就是通过省与省之间的调配来达到为战争融资的目的。因为不是每一个省都同时在打仗，所以在打仗的省可以得到没有打仗的省的帮助。或者有的省富裕，可以帮助不富裕的省。但是，如刚才所说，持久的“太平天国”战争也把协饷制度推到了极限，没办法靠这个手段为左宗棠提供靠得住的支持。好在左宗棠比较幸运。到1870年左右，上海的金融市场已经有一定的规模，所以胡雪岩就帮助左宗棠做了几次融资。尤其在1875—1877年借了三次，第一次借250万两银子，1877年借了两次，加在一起在那一年借了1200万两银子。从战争金融的角度来讲，通过向银行借钱，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把军心整个稳住了。因为从政府财政或者从其他省得到协饷资金的支持是非常不确定的，是不是能送到、什么时候送到都是不靠谱的，靠这种融资来源无法稳住军心。但是通过向银行借钱，能先把几千万两银子拿到手，给士兵发饷的不确定性就可以完全降到零，这对于稳定军心可以起到完全不同的效果。然后，等打完战再还钱。这多好呀！得到银行贷款以后，左宗棠就不再卖官了，而且把早期卖官得到的部分收入也给还回去了，然后把这个传统废掉了。此外，贷款让他胜利完成了西征。因此左宗棠的故事比较具体地让我们看到通过金融安排可以达到哪些效果。如果没有金融的支持，左宗棠胜利的概率会很低。孙中山与袁世凯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孙中山和袁世凯。我们都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但是大部分人可能不了解或不怎么关注的是，辛亥革命在1911年胜利后，中华民国的资金从哪里来？怎么把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保护下来？清王朝税收能力很差，到民国初期能征到的税收就更少，只是清朝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就跑到法国和英国去募集资金、去借钱。但是，1911年12月，孙中山空着手从欧洲回到上海。当时的记者问他这次去募集资金怎么样？孙中山说：“我虽然是空着手回来的，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革命的精神”。当然，大家以前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在1912年2月让位给袁世凯。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用现在的话说，袁世凯的融资能力比孙中山要强很多。因为袁世凯与京师的汇丰银行和其它外国银行的关系非常好，这些银行对他稳定局势有信心。所以，袁世凯可以融到资金，而孙中山没办法融到资金。大家可能会说，融不到资金又有多大的后果呢？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到了1912年2月的时候，在南京临时政府留下来的几十万民军开始叛乱，因为得不到军饷、得不到被打发回老家的津贴。这些民军抱怨说：我们帮你们革命干了这么多，不给我钱，就这样把我打发回去老家，那不可能！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当时的中华民国还没有得到很多国家的承认。所以，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承诺把清政府借的外债都要继续支付下去。但是这些支付的压力很大，这些钱从哪里来？因此，在几个方面的压力之下，孙中山没有别的选择了，如果没有钱的话中华民国很快就会完蛋。最后，他只能让位给能够融到资金的袁世凯来帮助把胜利果实保留下来。后来，从1912年2月到6月，袁世凯5次从外国银行借款，让中华民国渡过1912年，使临时政府继续活下去。然后在1913年4月，与英、法、德、日等五个国家的银行团签署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我想强调的是，革命热情是一个方面，这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钱的话，没有融资能力，那也绝对不行。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从融资的角度去看宋朝的历史，明朝的历史，清朝的历史，中国历史又可以怎么重写呢？那样，你会看到很多跟原来不一样的东西，会大大改变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最重要的结论就是，是否能够融到资金决定一场革命或者战争的结局。所以，国防金融很值得研究。3国防金融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极其重要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国防金融，对于理解今天的世界现实非常有帮助。 简单地说，16、17世纪热兵器的使用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水岭，影响到欧洲的军事开支规模，财政国家、融资国家、国家能力建设等概念就随之出现。热兵器的出现带来非常大的变化。一是武器生产变得非常昂贵；二是对正规军的要求变得非常高。比如1550年，英国军队的常驻军大概只有66000人，150年以后，到了1700年，上升到19万人。法国在1550年的常驻军人只有5万多人，到1700年上升到34万以上。随着热兵器越来越成为新的现实，国防开支、战争开支的大幅增加，那么金融市场对于此后的欧洲社会的决定作用有多大？简单说，如果我们把法国和英国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两个国家的金融融资能力做一个对比，可以看出融资能力的差别对两国在海陆军军力扩展方面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从金融的角度来讲，一个重要的指标是融资成本。根据金融学者的估算，从18世纪中期一直到19世纪中期，法国政府借债的融资利率平均在7%左右。但是同期间英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在3.5%—4%左右，也就是说只有法国的一半左右。由此带来的区别是，英国的海军从18世纪中期开始遥遥领先于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这和我们前面说到的热兵器的出现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没有热兵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战争的结局就不会那么强地受制于融资能力的高低。接下来需要谈一下今天美国的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通常说，美国财政赤字比较高，联邦政府的负债也比较高。但是和英国在不同时期做比较，或者和今天的日本做比较，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就财政赤字来看，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跟中国差不多，在GDP的3%上下。美国政府在历史上有过4次财政赤字超过GDP的10%。具体而言是19世纪中期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战和二战期间，再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现在又降回到3%。所以这个指标不高。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来看，美国现在差不多是GDP的一倍。在美国历史上也发生过一次，是在二战期间。英国在历史上国债余额最多的时候是GDP的2.6倍，发生在大英帝国实力最强的时候，也就是19世纪20年代。如果以这个数值作为上限，假设美国政府为了应急需要而大举发债的话，还有1.5倍于GDP的发债空间，那可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呀！更何况今天美国金融市场的融资广度和深度都是当年的英国没法比的，也是其它国家所无法比的，关键看他们有没必要去调动、使用这些资源和空间了！所以说，不能认为美国的财政状况危险了，国债已经高到没有空间了。事实并非如此。再看日本。今天日本政府的公债是GDP的2.8倍，比美国高了1.8倍。从这些数据我们看到，有了资本市场，你就可以把今天的开支分摊到未来100年，甚至于像当年荷兰17世纪发的是永久债一样，没有到期期限，每年只需要支付5%甚至更低的利息就可以。如果这样，花钱的空间又可以增加很多、很多。以上论述告诉我们，金融可以帮我们一方面实现跨国家、跨地区和跨人群分摊开支压力，另一方面可以跨时间分摊压力，而这个时间可以是无限的。所以利用金融融资手段可以把国家的实力大大变强。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这在过去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在民国和更早期的中国，中国人讲的长期债是指6个月以上。6个月以上就是长期债。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融资能力，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信任度很低，超过6个月的借贷就算很长了。而现在美国和中国都可以做到没有期限的债，无限多年是新的“长期债”标准。这就使得在非常时期能够做成的负债空间无比巨大。因此，国防金融是我们急需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也是政府应该认真考虑的一个政策方向。注：本文依据陈志武教授在2018年1月由中国国防金融研究会、大国策智库共同举办的“中国南亚战略探讨与区域合作前景”论坛的主题发言整理，并在《大国策·战略参考》2018年第1期中发表。文章选自大国策智库，2018年2月13日
2018年2月24日 -
龙永图：中美经济实力还有很大差距 要有紧迫感
理事简介龙永图，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凤凰网财经2月22日讯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得到飞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龙永图先生作为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对中国加入WTO利大于弊持坚定态度。18年后，我们再次回头审视，中国加入WTO给中国、世界经济带来了哪些利益？中国如何摆正自己在全球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位置？反全球化情绪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再次面对改革开放？ 对此，近日凤凰网财经专访了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先生。龙永图，1992年1月出任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开始参加中国的复关谈判。1995年1月至2001年9月期间，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在第一线领导并最终成功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2003年初，龙永图辞去外经贸部副部长职务，出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接受凤凰采访 批胡鞍钢“中国三大实力超越美国”：误导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得以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大幅改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长14.2%。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岿然不动，推动了中国经济企稳回升。 伴随中国对外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也逐渐增加。尤其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贸易关系日渐紧张，甚至近期中美两国均对对方部分商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部分观点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特朗普“美国优先”、“让美国更强大”的执政理念产生冲突。 作为一个最懂和西方打交道的官员，龙永图认为，我们应该要以一种双赢的理念来处理和西方的关系，而不是老抱着一种批判西方的冷战思维，我们应该有这种观念，“美国对中国来说是好事情，美国经济好对中国也是好事情。”要抱着这种理念，真心实意的参与到国际交往当中。 日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的一份研究成果称，中国现今的六大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发展，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时期——其中前三大实力早已超越美国。 对此，龙永图认为，这种观点是误导。“在国内其误导作用，在国外起更大的误导作用”。龙永图称，中国从来就没有把经济实力超越美国作为处理美国关系的前提。“中国不管在发展实力、个人素质还是综合国力和美国相比还有很长的距离，我们需要紧迫感和危机感来不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不是沾沾自喜。” 龙永图表示，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而沾沾自喜，就会抹平我们整个国家艰苦奋斗的斗志。如果没有对自己国家国情的基本了解，没有对自己和全球在力量对比上的一个准确把握，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危急感和紧迫感的。 谈中国加入WTO：一个巨大的扶贫工程 事实上，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WTO的争论还没有完全结束，而那些当年促使中国加入WTO的人们也被冠以“卖国贼”的帽子。近期，这种声音再次卷土重来。 “我从来没有觉得‘卖国贼’这个帽子对我来讲有多么重要，我觉得都是那些不了解情况或者是社会上比较偏激的人讲的话”，面对记者直接的陈述，龙永图也直接回答他的看法，“我到全国各个地方去，所有人都对我说，你们是入世的功臣，你们给中国人带来了好处。” 龙永图透露，今年年初他去探望朱镕基总理，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我在温州机场等飞机，突然从外面来了一个小伙子，走进来就感谢我，说因为我推动入世成功，他现在成了亿万富翁，是一个做灯具的。”朱总理听了非常高兴。 龙永图表示，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加入WTO肯定是利大于弊，而且利比弊要大得多，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看法，而且外国人也这样评价。“中国入世，对美国好，对发达国家中低收入人群也好，是一个巨大的扶贫工程，他们享受到了中国产品的价格红利。” 近期，一些反全球化的声音喧嚣日上，甚至连特朗普都表示，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错误。“美国抱怨是没有道理的，”龙永图表示，特朗普觉得中国入世得到的利益比美国大，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正处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 此外，龙永图还谈及当时中国加入WTO的一些争论。如中国市场一旦开放，外企、外部商品进入中国以后冲垮了中国企业和产业怎么办？搞乱了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怎么办？“朱总理当时特别坚定，因为他了解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比，到底有多大竞争力。” 事实证明了一切。加入WTO 18年以来，中国和国外企业融合不断加深，国外企业不断到中国设厂扩大投资，中国企业也不断走出去到国外设厂投资。 谈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去掉“社会主义” 2001年底，中国正式以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身份加入到WTO。但直到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还没得到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承认。 “实际上我们参加WTO谈判的最初6年，不是说要不要外国承认我们市场经济地位，而是我们搞不搞市场经济，”龙永图如是说，其实当时我们谁也不敢讲我们是搞市场经济。 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武昌、深圳、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为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讲话以后大家才逐渐意识到中国的改革方向就是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龙永图表示，方向确定以后，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市场经济，我们的谈判也顺利多了。 龙永图透露，在谈判时他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去掉“社会主义”，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国外的市场经济不完全一样。“所谓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要大多数的人得到好处。当前出现的反全球化是因为全球化确实给少数人带来了负面影响，中国没有出现就是因为我们注意到了贫富差距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高层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侧面反映出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龙永图认为，我们一定要坚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全球，中国要带领落实好“一带一路”倡议，让世界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龙永图曾在2017年凤凰网财经峰会上表示，我们要向全世界、向中国老百姓讲清楚“一带一路”的故事，它既不是中国要洒钱当冤大头，首先是为了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将有利于沿线国家，必定有利于促进全世界的合作和交流，实现合作共赢。 谈个人得失：从没有把官帽子看得重要 中国入世后，按照一般的推理，时任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龙永图可能会在完成WTO谈判后被委以重任，或者名正言顺地出任日内瓦中国WTO的大使，但是最终都没有。2003年初，龙永图辞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的职务，出任非官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 “我从来没有把官帽子看得重要，我和很多同事在中国加入WTO后两三年就忘了，”龙永图回忆称，因为当时争论很大，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就不能说真话，但是如果不能说真话，谈判就完蛋了，中央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如果没有把乌纱帽看得很淡，就不能坚守到最后。” 龙永图表示，至于做WTO大使，“我根本不想去做这个大使，谈了四五年WTO，碰到WTO这三个字就头疼。” 同时，龙永图透露，做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中央的决定。“因为博鳌需要一个能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人撑起来。” 博鳌亚洲论坛于2001年2月27日正式宣告成立，2002年开始，论坛每年定期在博鳌召开年会。论坛目前已成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有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文章选自凤凰网，2018年2月22日
2018年2月24日 -
张首晟教授：区块链技术是互联网世界新的分合转折点
专家简介张首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著名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最近大家可能对区块链这个领域非常注意，我也想谈谈我自己在这个方面的思考。 差不多在四年以前在区块链出现的时候，我就对这个领域非常的关注。我认为世界历史可以用两句话来描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的互联网行业也体现了这一种规律。过去，美国网络的资源几乎被 AT&T 一家垄断，这和当时候的网络技术Circut Switching 有很大的关系。最初，AT&T 也面临过一定的竞争，但等到公司足够大，效率和规模足够优秀，最后就会出现一家垄断的现象，垄断美国战后 30、40 年的网络市场。 但是，往往技术的发明会导致合久必分。 TCP/IP 协议的发明，就促进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Packet Switching 取代了 Circuit Switching。我们所有的通讯都是通过一个个小的Packet 相互通讯，这使得通信效率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有一家公司来垄断整个网络的资源，这样就迎来了一个合久必分的时代。 编者注：circuit switching 需要预约线路资源，而 packet switching 不需要预约，每个 connection 是竞争关系，对于线路资源先到先得。就好像我们外出餐馆吃饭，packet switching 是进去餐馆看到有空位就坐下，把这个位置占了，没有空位就只能等了；而 circuit switching 则是要先预约座位，去到餐馆凭着预约号坐下。 当合久必分的局面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一个问题：虽然最底层的网络通讯非常去中心化，大家也会在每个网站发表自己的信息，但是对整个信息没有一个系统的组织架构，这使得信息很难被找到。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美国就出现像谷歌这样中心化的一个搜索公司。 它做的事情和我们过去在工业时代做的事情几乎一样：只是把重组原子改为重组信息。比如大型石油公司开采原油，而原油也是一些原子组成的。石油公司的做法近乎于将原子重新组织了一下，将它变成了化学品。像谷歌这样的新一代企业，它们擅长的是重组那些 Bits、信息。谷歌并没有建立那些网站，而是利用自己的算法，对已有的网站进行排序，使得每个公司都能在这个网络世界里被很容易地找到。它驾驭了这个网络世界，是凌驾网络的新型组织机构，也导致了它的一个新的垄断时代到来,导致了分久必合。 这些都是组织信息的大平台，但是现在整个互联网行业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同当年 TCP/IP、Packet Swtiching 能够打败一个 AT&T 这样的巨人，区块链又让一个网络去中心化的时代来临，又到了一个合久必分的时代。人和人之间又可以通过区块链回到一种 P2P 的交流方法，更加神奇的是，人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交换价值。 价值是一个很难交换的东西。互联网第一波只是交换信息，但到了第二波希望能够交换价值，因为价值的核心就是要大家有一个共识。在一个 Distributive System（分布式）系统里面，达到共识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每个网络的节点都有时间的延迟，计算能力也不一样。有的计算机有良好的行为，有的计算机确实有一些不良行为。在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里面，如何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这在那个计算机科学里面也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计算机科学中有一个 Fischer-Lynch-Paterson 定理，在采取一种完全 Deterministic（固定）算法的时候，共识是永远无法达到的，因为这个网络的系统实在太复杂。 后来，大家就想到区块链的技术可以把经济行为加上随机的数学算法使得网络达到共识，比如说通过计算一个 Hash 函数的办法，对共识进行投票，这就是整个区块链上面达到了一个新共识的机制。 大家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共识的机制本身会有很大的价值。事实上物理学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叫熵增，就是物理世界看起来是总是走向无序。但是生命世界和物理世界不太一样，生命世界确实越来越走向有序。走向有序的行为是把熵减少的一个行为，但是整个系统的熵还是在增大。因此，生命行为就是把自己的熵减小了，使周围的熵增大了。 这在共识机制上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要达到共识就是要把熵减少，大家如果意见非常不一样的话，熵也就很大，因为非常无序。但是如果能够统一意见，达到一种非常有序的状态，它必然是减小熵的一种行为。然而，减少熵的行为必然会增高周围世界的熵。 因此，当时提出来的算法是通过一些 Hash 函数的计算，这虽然看起来是浪费了一些周围世界的能量，其实得到了一种更可贵的财富，也就是共识。 在这个意义下，区块链的共识系统有点像生命系统本身，自己的熵在减弱，它达到了共识，但使得周围的系统熵变大。这是一个代价，但相比别的系统来讲，这个代价还是非常小。 所以，一旦我们有了共识之后，就会有一种信任，人和人之间会有一个新的合作机会。所以，我把这个新的时代称为：我们的信念是建筑在一个数学的算法上面，In math we trust。在今后的系统中，中心化平台就不再需要，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些 P2P 的区块。通过开源的投票模式，大家可以用透明的算法，定义这个Community 里面的游戏规则。这就更能导致一个新的互联网的革命，一个合久必分的时代就又会到来。 最近大家都对人工智能比较感兴趣，但其实人工智能现在碰到了一个很大的瓶颈，因为如果 AI 要非常大的进步，它必然要需要很大的数据，但是现在的数据提供方都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提供极大量的数据。但一旦有了区块链之后，如果创造数据能被价值化、共识化，就会形成一个大的数据市场，使得人工智能也能够更往前进一步。 当然，我们最大的愿望，是通过区块链的技术使得我们的社会能变得更加美好，使得人们能够通过数据的分享创造和达到价值，这样也能使社会能够更加公平，让大家有更多新的机会。 所以总的来说，就像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觉得区块链技术也使得互联网时代也到了一个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时代。我们正是面临着区块链和去中心化技术给这个时代带来的这场新的革命。 注：本文根据张首晟教授于42章经组织的区块链主题分享会上所做分享总结而成，其他音频分享内容可从本公号底边栏右下角选择“区块链分享会”进入。张首晟，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美国三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富兰克林奖章获得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丹华资本为由张首晟教授创办，现管理超过6亿美金规模的两支美元基金和一支人民币基金。 丹华资本从基金成立开始即布局区块链领域投资，现为Dfinity, Symbiont, Brave/BAT, Kyber Network, Orchid Lab, Chia Network, DAGLab, Theta Network 等项目的首轮投资人。文章选自《42章经》，2018年1月22日
2018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