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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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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香港委员会午餐会探讨 “证券公司如何走出国门及在海外发展新机遇”
2018年1 月10 日，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香港委员会（CCG Hong Kong Council）于香港港丽酒店举办“证券公司如何走出国门及在海外发展机遇”交流会，共同探讨CCG香港委员会发展方向，并就中国证券行业海外布局进行探讨。 本次交流会聚集香港金融与证券界十余位精英嘉宾出席，包括：香港中联办经济部部长孙湘一，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CG香港委员会主席张懿宸，香港国泰君安董事局主席、CCG香港委员会副主席阎峰，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CCG香港委员会副主席陈爽，黑石集团中华区总裁、CCG香港委员会副主席张利平、中国光大银行香港分行行长陈林龙、丝路金融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李山，德太集团(TPG)中国区管理合伙人孙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及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宋敏，香港国泰君安执行董事兼副行政总裁祁海英，深圳前海润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CCG香港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钟小平，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兼秘书长、CCG香港委员会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CCG香港委员会合作总监宋高祖等行业精英代表，交流会由钟小平主持，与会嘉宾们在席间充分交流探讨，共同为CCG香港委员会的发展凝聚智慧。 本次活动由CCG香港委员会主办，邀请金融与证券行业内专业人士就证券国际化以及CCG香港委员会会务发展进行意见交流与探讨，并为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与行业内部作出政策建议，以加强证券业在香港的风险管理及完善融入新时代金融市场体系，促进行业和监管机构的沟通并加强香港作为国家新时代大战略中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以符合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一带一路政策内涵下，对金融行业、证券行业的政策指导。 与会嘉宾分别就中资金融业在港发展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况与目的进行了讨论，嘉宾认为，在人才、监管、法规、等等政策上，在港的中资企业可以更好的配合“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简称39号文)所提到的对外资开放的精神。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的发展如雨后春笋，而行业中在海外投资并购中质与量的权衡仍有进步空间。同时，中资与外资的合作能够学习外资的长处，促进中资企业自身文化与管理的改革，并且提升管理队伍的水平。并且，中资企业的管理人才的待遇与任期应该根据企业自身与政策需求的不同有长短期策略，并且要整合中资在整体行业的资源分配发展其优势。 CCG秘书长苗绿在CCG香港委员会年度工作报告时表示，CCG香港委员会将定期举办交流会、以及各种公共政策研究论坛及学术研讨会等活动，搭建研究、交流平台，以促进香港作为一带一路政策中超级联系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中为区域发展引领重心的角色，CCG香港委员会也将加强智库的国际化和本地化的特色。在场嘉宾对于CCG香港委员会开展各种研究项目与会议活动表示支持，并期勉CCG能更做好沟通政府与商业界的桥梁。 CCG香港委员会汇集了香港社会各界贤达精英，获得了香港众多机构、企业、学术界和社会人士的支持。通过凝聚香港各界思想智慧，结合全球化智库(CCG)多年来积淀的国际影响力与政策推动力，CCG香港委员会不仅致力于为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建言献策，同时将提供香港经验以促进全球化下区域融合中的全球治理。促进香港为重心的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研究提升香港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并发挥香港东西方汇合优势，研究促进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在全球创新和人才聚集作用。 全球化智库香港委员会的发起方全球化智库(CCG)是中国领先的国际化社会智库，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北京，在国内外有近十个分支机构或海外代表处。CCG秉持「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宗旨，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其成立得到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前特首梁振英先生支持，并得到香港各界精英的支持。
2018年1月15日 -
郑永年：精英坠落与世界秩序的危机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按照班农的说法，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被遗忘者手中，在沉默的人手中。最近，美国自称为民粹主义者的班农（Steve Bannon）在日本演讲时宣称，美国的命运不掌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手里，不掌握在班农手上，也不是掌握在某个著名政治人物或伟人手里。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被遗忘者手中，在沉默的人手中。因为他们突然明白了，随着科技、互联网、通信技术的进步，草根运动不会再让你沉默。班农是特朗普选举时的关键人物，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班农也一度为官，但后来退出特朗普体制，开始到日本和欧洲各国从事民粹主义运动。班农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第一，美国精英已经没有能力掌握国家发展的命运；第二，小人物被政治所忽视，但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为小人物闹革命创造了机会；第三，小人物革命的发生是有可能的，胜利也是有可能的。实际上，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政治大背景，就是班农等人长年累月所从事的民粹主义社会运动。不过，班农的这番话也不完全对。小人物的确可以闹革命，但问题在于，革命之后又怎样？平民闹革命并不新鲜，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但革命之后往往又是老样子。或者说，革命能够改变小人物的命运吗？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的确想代表“小人物”（这里指特朗普想代表的美国白人）改变美国（“使美国重新伟大”），但这位总统真的能够改变美国现状吗？是使之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或者没有本质变化？这些问题都很难有明确的答案。这里就有一个政治人物（精英）和“小人物”（普罗大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政治来说，诚如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论述过的，无论古今，无论怎样的社会，无论怎样的统治方式，社会都是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者精英和大众两部分的。这是因为，第一，统治者永远都是少数；第二，社会尤其是政治领域的等级性不会变；第三，参与程度可以有不同，也就是统治方式会有变化，但统治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两位学者因此也以精英类型的变化来解释历史的变化。1. 精英堕落导致失序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世界各国内部秩序所面临的问题，尽管有很多原因，但精英的堕落无疑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2014年，美国社会曾经讨论白人统治集团的问题（即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一些人认为，美国过去的辉煌和该集团一度掌控了政治、经济和教育资源有关。不过，这个集团的成员如今不再风光，也对自身丧失了信心，失去了担当领导的责任、力量和兴趣。美国现在没有了统治阶层，只有一个包括人称精英团体在内的管理阶层，差不多就是完全由知识界精英组成的贵族阶层。这个讨论发生在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其背后的政治动机不言自明。但这个讨论也是在检讨传统政治精英阶层衰落或堕落，所带来的秩序危机问题。今天的西方，精英阶层堕落的迹象和标志随处可见。所谓的Paradise Papers不断揭露世界各国精英阶层多年来逃税的故事，英国女王和各国最高权贵都在名单上。不管精英逃税的背后有什么原因，但作为统治阶层的精英都逃税了，这个统治阶层一定是衰败了。政治统治阶层是西方民主社会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政治是精英共识政治。尽管精英之间也有不同的利益，但这些精英大都来自“职业政治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语）家庭，接受同样的教育，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只要精英之间有共识，即使不同精英（或者党派）轮流执政，也能维持体制的运作。同时，精英群体除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还须追求政体社会或国家的利益，用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话来说，统治阶层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阶层，就是因为其所追求的利益超越了本阶级。的确，从经验来看，西方国家的制度建设大都发生在大众民主之前的精英民主期间。尽管西方一直强调制度对政治人物的制约，但前提是政治人物会自觉地遵守制度规则。政治精英之间有遵守制度规则的共识，制度就可以有效运作；一旦精英之间失去共识，最好、最有效的制度也会遭到破坏。这类事情在世界各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经济精英阶层的衰落也是显然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论述的“道德情操”，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新教伦理”，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造就了西方数代企业家群体。这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竞争也是进步的动力，但竞争具有包括道德在内的目的性。随着宗教衰落和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唯有金钱能衡量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唯有更多的资本，才能够衡量资本的价值。在这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资本阶层已经表露无遗。这场危机本身就是资本造成的，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政府动用了纳税人的钱拯救市场，但在华尔街得到这笔庞大的“救济款”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红”奖励自己的失败和不负责任。知识阶层的堕落，对秩序危机的加深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知识界造就了强大的文化批评精神。这种文化批评精神（尽管有时显得过分）一直是西方进步的动力。今天，这种批评精神被大大减弱，甚至在消失。尽管在一些知识分子当中仍然残留着批评精神，但更多的知识精英主要是论证资本的合法性或权力的合法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尽管一直被视做为资本服务的经济学，也应当为包括2008年次贷危机在内的经济危机负责，但其主导地位不仅很难撼动，而且一直在强化。政治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学者以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行和扩张到非西方国家为己任，自觉地成为西方民主的“传教士”，但忽视了对西方自身体制弊端的批评。在与权力和资本结合的过程中，知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今天的西方知识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无论在英国的脱欧公投期间，还是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民众已经不去理会知识界（包括媒体）所提供的分析，而求助于“假新闻”。尽管知识界提供的分析远比“假新闻”有效和真实，但在民众看来，知识界只是权力和资本的代言人，不再值得信任。概括地说，在西方形成了一个权力、经济和知识三结合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一个“自我服务”的集团，其利益追求很难超于本阶级（阶层）。这构成了学理上所说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这个矛盾也是西方内部秩序危机的结构性因素。2. 政治精英“消费社会”化然而，精英阶层的堕落也是对环境变化的反映。换言之，精英堕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避免性。二战以后，西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曾经就消费社会对现代政治的影响有过一场持久的争论。为什么这场争论产生在二战之后？这是因为当时的西方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向“富裕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对精英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政治精英的行为开始“消费社会”化，即从传统的以“道德”为基础的行为，转型成为以“大众”为基础。现在人们不再争论了，只是表明西方已经完全接受政治以“大众”为基础。这种转型至少产生了几个方面的深刻影响。第一，精英阶层本身的经济机会大增。例如在美国，所谓的“出类拔萃之辈”往往选择经商而非从政。第二，大众民主崛起后，政治从“生产”政治转向“分配”政治。“生产”政治所依靠的是企业家（资本）阶层，而“分配”政治所依靠的则是大众的“选票”。第三，传统上，国家（政治）只是资本（经济）的代理（马克思语）。但当“选票”成为政治基础时，资本对国家的影响力减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找到了“合理”与“合法”的途径，流向世界各地，逃离“选票”所带来的压力。第四，基于“选票”的政治为“大众”跻身政治精英层提高了机会。在大众民主时代，贫民成为政治家的例子比比皆是。这种变化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表明政治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尽管统治者仍然是少数，但统治者可以来自贫民。不过，“没有免费的午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平民一旦成为统治者，不仅执政经常出现问题，而且也经常变得更加贪婪，而且是永无止境的贪婪。前些年，英国出现议会议员贪图小便宜的大面积腐败。这在从前很难想象。以前是贵族统治，发财之后再去从政，但现在从政者必须首先考虑到养家糊口。精英阶层堕落之后，西方的执政就转向了简单的法治。因为道德水平不再，法治成为最方便的工具。尽管法治是西方世界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传统，但简单的法治仅仅是维持西方的制度，而很难对现行制度作进一步的改善。实际上，法治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维持现状的最有效工具。正因如此，尽管法治在继续，但西方内部秩序问题也在不断恶化。没有人会相信，简单的法治能够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包括日益加深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在内的社会问题。这些年来，西方各国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是有其深刻根源的。这些主义的崛起正冲击着西方内部秩序和国际秩序，给西方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今天西方所面临的秩序危机，就其本质来说，就是统治阶级危机，或者说是精英危机。如果精英阶层继续堕落，无政府状态就不可避免，直至最后的秩序解体和重建。上述两位意大利社会学家用“精英类型”的转型来解释历史进程的理论，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更具有相关性。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过程，也是近代精英的造就过程，构成了西方的进步时代。到今天，构成精英的传统资源似乎已经用尽，或者说，传统精英的“品德”和现代社会变得不是那么相关了。历史又是一个轮回。如何产生新一代的精英和重构精英的“品德”？这是很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文章选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2018年1月10日
2018年1月15日 -
【财经】境外投资企业，如何在强监管下走出“合规之路”？
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呈井喷之势，无论是交易规模还是数量，都令国际投资市场侧目。但2017年前11个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33.5%，犹如坐上过山车。这一现象的背后，在国内外监管的双重挤压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不仅大规模下降，合规性隐忧也浮出水面。而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对于各国企业来说，要想获取最好的资源、市场和产品，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投资。”王辉耀在接受《财经》V课专访时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内外双重监管对中国企业走出去造成了哪些影响？中国企业应该如何突围，走出一条“合规之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未来前景如何？就以上问题，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接受了《财经》V课的专访，并做了详细解读。（更多精彩内容，猛戳上方视频）监管加强，合规性隐忧突显自2016 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四监管部门接连公开表态要求防范对外投资风险以来，境外投资监管趋严。2017年12月26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涉及的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以及其他事项等做出了明确规范。同时，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也提高了战略性行业的投资准入标准，加强了对外资的国家审查力度，收紧了外资准入政策，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难度增加。王辉耀说到，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标准越来越高，在环保标准、劳工用人标准、当地法律法规标准、以及社会企业责任等方面，对中国企业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于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加强对中国企业投资监管的原因，王辉耀也解释到，其实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初期，由于东道国资金缺乏，需要引进国外资本，因此并没有严格监管。但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合规性问题不再是小概率事件，而是大范围事件，从而引起了东道国的重视，“甚至在会计标准、环保标准、税务标准等方面也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中国执行合伙人陶景洲在“2018《财经》年会”上也表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目前正经受“三明治式的挤压”。“一方面，国内增加了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另一方面，外国的主要工业国家疑惑中国企业是不是在执行一项国际战略，达到占有资源，获取高技术的目标。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对中国企业特别关注的政府审批行为，造成交易的拖延。”国内外双重监管，使得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合规性隐忧日益呈现。但是，无论是国内监管还是国外监管，针对的都是确实存在合规性问题的企业，而对真实合规并具有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活动仍是鼓励与支持的。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合规性要求显得尤为迫切。积极应对，走出“合规之路”虽然从目前形势来看，积极应对合规性挑战是迫于监管的需要，但是长远来看，将管理水平以及经营水平提升至国际标准，提升国际竞争力，最终会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走出一条“合规之路”，王辉耀认为，企业应该密切关注国内外监管政策，同时，以国际化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落实好资金来源并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积极应对监管挑战。针对国内外监管政策，王辉耀提醒说，企业都要做好相关研究，避免做无用功。如关于境外投资的领域，国内的监管政策分为鼓励、限制、禁止等，“企业走出去时应尽量在国家指导目录以内找准行业，严格注意国家亮红灯的领域”。如国家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而对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能源等领域表示鼓励。从国外监管来说，企业需要关注各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以及中国溢价问题。以美国为例，王辉耀说到，以前并不是所有到美国投资的企业都要经过投资委员会审查，而现在需要审查的概率提高了。另外，中国溢价，会使得中国企业支付更多的成本，也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不确定性。其次，从企业自身来说，要增强国际化建设，在规范化和合规性方面都要达到国际水准。在企业管理方面，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外来董事以及国际董事的比例，国际员工、国际资本的比例、以及海外占有率、跨国运作指数等方面都要做好准备。王耀辉还表示，“在企业合规性方面，技术标准、产业标准、环保标准、社会企业责任标准等要努力达到国际标准，真正融入国际化经济。”最后，选准投资合作伙伴。不管是投资的项目还是联合投标，伙伴都很重要。王辉耀指出，中国企业可以和一些国外企业以国际联合体的方式，进行境外投资，以弥补中国企业所缺乏的品牌知名度、可信度等问题。而如果是跟东道国的一些企业联合投标，还可以避免引起关注，减少东道国的投资审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他还提醒说，走出去企业一定要落实好资金来源，不能再完全依靠单一的政府渠道或者银行贷款，应把自有资金、部分贷款以及海外储备资金等整合起来，借此提高投资的成功几率。输中企境外投资前景可期从世界各国出台的国际投资政策来看，国际投资的发展趋势也仍是趋向自由化与便利化。据CCG研究编写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显示，2007～2016年，全球出台的对外投资政策数量持续增加。2016年全球58个国家，出台涉及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共124项，较2015年增长25%，达到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数值；其中自由化与便利化政策84项，占比68%。尽管目前来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趋严，但对未来发展趋势，王辉耀仍表示看好，“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无法改变的，对于各国企业来说，要想获取最好的资源、市场和产品，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投资。”王辉耀也从国内外经济、国家战略等方面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前景给出分析。2016年，国家外汇储备减少，多家市场研究机构认为，海外投资的快速增长致使资本外流，是外汇储备减少的重要因素。但是经过2017年投资监管政策的调整，外汇储备已经回到3万亿美元的底线以上，因此外汇监管方面压力减小。从国际贸易环境来看，尽管美国自特朗普上台以后奉行“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采取贸易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对多边贸易构成挑战。但是在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与其随行的是由29位美国企业大佬组成的贸易代表团。此次访华中美签约项目34个，总金额高达2535亿美元，“这是一份创下历史纪录并超出所有人预料的成果单”。 王辉耀认为，这一行为，会引发新一轮中美商贸合作。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积极推进，世界各国企业开始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各国间的投资增加，“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尤其是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会加快。”王辉耀认为。另外，在人才储备方面，王耀辉的看法是，海归人数以及国际人才到中国就业的人数增加，中国人移民海外进行投资的人数也在增加，从而形成了良好的人才生态，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形成有利支撑。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不可逆转。但是，鉴于目前国内外监管环境以及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实现高水平的对外投资，走出一条“合规之路”才是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而这一条路也必然要用持续的案例来探索。
2018年1月15日 -
【中国贸易新闻网】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发布 抓住全球价值链 找准方向求升级
1月8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全球化智库（CC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CCG北京总部联合发布《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核算与分析》（中文版）（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全球价值链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新机会，提升了其在全球贸易中的参与度并促进出口多元化。没有全球价值链，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具备完整产品的生产能力，才能够扩展新的经济活动。如今，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嵌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环节，从而成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国。但能真正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数量较少，中国就是其中表现最好的。《报告》还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以及如何在价值链中实现升级。商务部原部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表示，研究全球价值链的意义在于，可以让每个国家都能知道该国所处的真正位置和以后努力的方向，这对其制定公共政策具有指导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价值链是各国寻开放、促发展的重要利器，任何国家想在当前世界经济中更快地发展，就必须要研究全球价值链，必须研究公共政策和全球价值链的关系。陈德铭对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实践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加快建设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打造APEC“中国印记”、提出G20“中国方案”、贡献金砖“中国智慧”。这些新的努力，也为在更大范围内塑造和引领全球价值链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实际上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可以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进入全球价值链比较早，尤其是通过开放经济特区引进外资。但我国不仅仅是把加工工序引进来增加就业，同时也引进了很多观念，比如组织生产、人员培训、人才培养等。这些观念非常有价值，尽管引进的技术本身不是特别尖端，但是在与外资的合作过程中，我国人才水平将快速提升，收获外溢效应。”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中国首任驻WTO大使孙振宇说。《报告》还指出，重视和研究增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原因在于官方贸易总值统计数据可能产生对许多国际贸易现象的误解。《报告》称，当分析的基础从总值转变为增加值时，对国际贸易认知的关键转变之一，是货物与服务在贸易中相对作用的改变。产品贸易中绝大部分都是制成品。被称为“非贸易品”的服务随着远程服务交易的出现而有所改变，但是从统计数字上来看还很小。但当从增加值的角度来研究贸易问题时，服务贸易的比重，在1980年到2008年间几乎增加了50%。另一种理解差异的方法是由于制成品的价值大部分来自于服务业的投入，而服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会增长：由于制造工厂的外包服务活动；由于电信和运输等联结性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世界中越来越高的重要性；由于在精密制造的复杂产品中服务成分的增加；由于服务任务相对制造性任务价格的上升，等等。陈德铭表示，从增加值的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数据和传统的进出口统计数据有很大差异，但两种方法各有所用，应该互相借鉴，不可替代。全球价值链理论，不能解决客观存在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贸易顺逆差问题，但是它却能更加精准地从产品的结构、产业的结构，以及区域的合作等方面，判断本国的经济全球化的位置。孙振宇表示，《报告》的研究成果十分有价值。按照全球价值链理论，从增加值角度考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远低于以传统的贸易算法得出的数据。因而，如果全球价值链的概念能够让美方接受，对于解决中美贸易争端意义重大。文章选自中国贸易新闻网，2018年1月11日
2018年1月12日 -
中国经济时报 | 全球价值链研究 应该给世界各国一个方向
本报讯（记者徐蔚冰）1月8日下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全球化智库（CC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CCG北京总部联合发布《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核算与分析》（中文版）（以下简称《报告》）。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中国首任驻WTO大使孙振宇出席《报告》发布会并做主旨发言。 陈德铭出席《报告》发布会并做主旨发言时，从其自身实践出发，结合在商务部长期工作经验，通过全球价值链（GVC）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和全球价值链的关系以及自己的体会和建议，论述了全球价值链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作用。 陈德铭认为，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于，当前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国际的多边经济组织和区域合作中间使用的十分频繁的一个词。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把用全球价值链来指导自己的经济体作为一个抓手，这也是2014年到2018年APEC的任务。同时，全球价值链也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形成的概念和一个产物，全球价值链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寻求开放促发展的重要利器，无论哪个国家想在当前世界经济中更快地发展，它必须要研究全球价值链，必须研究公共政策和全球价值链的关系。 陈德铭表示，目前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成员，对于中国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他结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情况指出：“中国即从全球价值链中获益良多，全球价值链也因中国而得到发展与完善，四十年来我们的外贸规模实现了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同时四十年来中国从被动参与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枢纽之一，尤其是中国‘入世’之后，全球价值链得到了扩张并进入了全盛期。” 当前世界经济风险隐患仍在，以及在逆全球化风潮和民粹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陈德铭表示，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能否继续和深化至关重要，能否从深度的时政分析中间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以无可辩驳的证据阐明只有开放才能发展，才能进步，全球价值链研究也应该给世界各国一个警醒，指出一个方向。 孙振宇在主旨发言中表示，《报告》中对贸易平衡、微笑曲线、服务贸易、跨国公司等领域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对其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样板。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1月11日
2018年1月12日 -
【侨报网】京津冀六天过境免签≠落地签
2017年12月28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边检人员在为过境旅客办理“24/144小时国际中转”手续。（图片来源：新华社） 【侨报记者钟颖北京报道】2017年12月28日起，中国京津冀地区对53个国家持有效国际旅行证件和144小时内确定日期、座位前往第三国或者地区的联程客票的外籍人士实行过境免办签证。签证便利化新政既能促进市场需求和出口的成长，又是通过助力旅游业发展来创造就业机会的利器。有专家表示，中国可以从此次京津冀免签政策的改革成果出发，进一步扩大免签政策的实施范围，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和拥有口岸签证点的重点旅游城市推广，从而改变中国出入境政策偏保守的状态。与落地签不同 过境免签无需签证 继江浙沪之后，近日的京津冀联动实施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新政，其范围涵盖了美、英、德、法、日、韩、澳等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免签新政引起了极大关注，按照目前的规定，假设144小时签证超时，外籍人士如在京津冀等地再次签证，这是否相当于“落地签”了？ “落地签是落地签，跟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完全不一样。”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入境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表示，过境免签不需要签证，而落地签是指申请人不直接从所在国家取得前往其他国家的签证，而是持护照和该国有关机关发给的入境许可证明等抵达该国口岸后，再签发签证。 该工作人员称，京津冀144小时过境免签是单边行为，是在此前72小时免签的基础上扩大到停留144小时，6天停留时间，可能跟大家熟悉的一些国家落地签办理后的停留时间较长相类似。但是停留区域只是在京津冀行政范围之内，一旦超过时间和范围而未能到相关机构申请新签证，外籍人士可能会遭受处罚，从此终生不能享有中国免签过境等政策优惠。 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博士也指出，根据此前江浙沪实行的144小时免签政策来看，144小时过境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如遇突发疾病、灾害事故等不可抗力或者其它特殊原因，需在沪苏浙三省（市）停留超过144小时，或需前往沪苏浙以外地区活动的，应提前向当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相应的签证（停留证件）。 “对停留超过144小时且未办理签证（停留证件）的，或者超出免签入境准予停留地域范围活动的，或者超出免签入境准予停留地域范围从非指定过境口岸出境的，发现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或边防检查站按照外国人非法居留的有关规定依法处理。所以，并不能简单的解读为过境免签超时可转为落地签证。”苗绿称。中国出入境政策潜力巨大 苗绿博士表示，就现状而言，中国对于签证等出入境管理观念相对保守，而诸如加拿大、日本等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或延长落地签的国家，只要政策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利，就能给予签证等出入境方面的便利，以吸引外来游客。 “在出入境政策方面，中国依然存在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如外国人入境时已提供详细入境信息，但入境管理中仍需要外国人在入境后24小时内向派出所报道，在人性化和对外国游客的尊重方面有失大国风范，需要着力改进和消除在出入境管理中不必要的政策障碍。” “由于中国出入境政策保守，虽然中国出境游稳居全球大国地位，但是入境游还远远处在后面，并且存在国际旅游赤字的概念。”苗绿博士称，旅游业促进着货物、资本、人口和人才的流动。能否吸引更多外国人，特别是发达国家游客入境中国，既涉及基础设施的便利程度，也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度，更是对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的考验。 《侨报》记者也从北京检验检疫局获悉，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患有严重精神病、传染性肺结核病或者有可能对公共卫生造成重大危害的其他传染病的外国人禁止入境，即使实施过境免签政策，患有上述疾病的人员也由于被检验检疫部门检出而无法入境；对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发生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发生可能对中国公共卫生造成重大危害的其他传染病疫情的国家，将暂停免签政策；来自黄热病疫情流行国家的外国人，在入境时，必须主动向卫生检疫机关出示有效的黄热病预防接种证书。 另据中国质检总局《出入境人员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携带伴侣动物入境须进行30天的隔离检疫，如计划享受过境免签政策，建议不携带伴侣动物入境。若免签人员携带导盲犬、导听犬等辅助犬入境，如现场检疫合格且能提供有效证书、证明，允许辅助犬随144小时过境免签人员活动，144小时过境免签人员出境时，辅助犬应在检验检疫部门监管下同时出境。以过境免签为契机 京津冀推广城市旅游 为了积极改变相对保守的中国出入境政策，苗绿博士还透露，CCG团队已向政府部门提交报告，除了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之外，团队还建议把其它推动出入境政策的措施添加到政府施政计划中。 这些政策包括：在中国领先的改革试验区，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率先对免签、落地签证、电子签证等多种形式的签证政策措施向更广的地区和城市突破；把外国游客团在海南、广西桂林旅游团免签政策面向全国重点旅游城市进行推广，以延长外国免签旅游团在中国的停留时间；推出类似“APEC商务旅行卡”功能的“丝路卡”。 苗绿进一步指出，如果要达到更高的签证开放程度，在更大程度上刺激旅游行业乃至整体经济的成长，中国可以基于此次京津冀方面的改革成果，进一步扩大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实施范围，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和拥有口岸签证点的重点旅游城市推广。 事实上，在京津冀实施144小时过境免签新政前，上海、杭州、南京等江浙沪机场已经实施了这一政策。随着新政实施，江浙沪免签区的外籍人士有充裕的时间从事商务、旅游等短期活动，这对这一地区的创新人才流动、区域经济，尤其是旅游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7年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京津冀同日正式开始实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发布会上，中国国航、北京海关、北京市旅游局等相关机构负责人也同时发声，指出免签新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京津冀入境游体验升级。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于干千甚至表示，为了吸引更多海外游客，该机构除了在国内平台外，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国外社交媒体上也建立了北京旅游推广帐号，目前已吸引80多万海外“粉丝”，他们打算把过境免签新政及其它配套政策，作为京津冀城市旅游升级的重要内容来推广。文章选自侨报网，2018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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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Times】More Indian students coming to China as result of new policies
New preferential policies attracting Indian students in greater numbersAn Indian student in class in Dongguan, Guangdong Province in March, 2017. Photo: VCGNitish Gupta, a senior student at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45 in his class who came from India to pursue a medical degree in China. Of the 105 students in his class, the rest are mostly from Sri Lanka. Gupta comes from an average family in India. China is probably the best destination that his parents could afford, he said. Starting in 2004, China opened its doors to foreign students looking to study medicine. This has led to a surge in the number of Indian students coming to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Statistics from Project Atlas show that, by 2015, the number of Indian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reached 16,694, compared to 765 only 10 years ago. A recent report from the Times of India revealed that China is receiving more Indian students than the UK. In 2016, there were 18,171 Indians in China compared to 18,015 in the UK. Experts said that the increase can be attributed to a shake-up in policies that allow and encourag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take on internships and start businesses in China after graduation. Easier admissionAccording to the Times of India, although Indian students have been coming to China to study medicine in significant numbers since 2010-11, experts attribute the latest shift to the change in admission criteria in India that took many by surprise and saw even more aspiring doctors flocking to China.Meanwhile, an Indian student who is now pursuing his Ph.D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old the Global Times that many Indian students also like to pursue engineering studies in China. "Traditionally, Indian students, like many Chinese students, would pursue their studies in the US and UK. But it is easier to get admissions in China," said the student. According to a survey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in 2017, the number of Indian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ha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20 percent on average. Gan Yachun, an Indian student who came to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to pursue her doctor’s degree in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in 2012, told the Xinhua News Agency that "a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s a matter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t is pivotal for India, a country facing huge population pressure.""China provides me with nice scholarships and the research center has high-standard experimental facilities and excellent researchers. I hope I can utilize what I have learned in China to help improve India," Gan said. Business motivation"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issued several policies that encourag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take up internships and start businesses in China after graduating. Having witnessed the rise of the country, many student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are attracted to pursuing a degree in China," Dr. Miao Lu, Secretary General of CCG, told the Global Times. In January 2017, China issued a notice that allows outstanding foreign graduates to be employed in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policy, "foreign students who have obtained a master’s degree or above from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China and have graduated for less than one year, and foreign graduates who have obtained a master’s degree or above from overseas well-know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have graduated for less than one year" can be granted a work permit valid for up to five years. Analysts also noted the effec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is encouraging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This in turn creates more job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people and motivates them to study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6,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nrolling in China’s education institutions reached 443,000, 11.3 percent higher than 2015 and 299 percent more than 2004. Those from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accounted for most of the growth.Meanwhile, Miao pointed out that the change could also be attributed to the US’ growing protectionism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changes to its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According to the CCG report,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ound for the US between 2016 and 2017 only increased by 3.4 percent to 1.08 million, compared to a 7.1 percent rise in the previous year. The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eading for UK also slowed down in 2016 for the first time. "Intense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will allow Indians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a and help ease political tensions between the countries," said Miao. From Global Times，2018-1-10
2018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