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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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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特朗普与不确定的国际秩序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以来，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开始了一系列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在内政方面，在废除了被视为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色彩的奥巴马医改之后，最近又推出了被视为是3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由大资本主导的减税方案。 在外交上，特朗普迅速地从美国人多年来信奉的多边主义转型到了单边主义，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多个委员会，减少甚至结束美国对国际社会的诸方面的承诺等等。 所有这些变化，都预示着国际秩序的急剧变化，因为无论是美国的内政还是外交，任何重大的变化都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国际秩序的本质决定了美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和角色。经验地看，自从美国在一战期间结束了往日的孤立主义、卷入世界体系以来，这个世界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一直和美国分不开。这是因为国际体系基本上都是因为大国而产生，因为大国而发展和变化。 没有大国就不会有强有力的区域秩序和国际秩序。传统帝国时代是这样，现代主权国家时代也是这样。在后冷战时代，尽管各国在多极化作出巨大努力，但在现实层面，美国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尽管美国这一帝国早已经扩张过度，但特朗普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一直在苦苦支撑着这个体系。不过，现在人们预期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从一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是个现实主义者，并且这种现实主义是为美国利益服务，值得肯定。至少特朗普本人是这么看，因为他的口号一直是“使美国再次伟大”。无论是内政和外交，特朗普着眼的是解决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国内问题。例如他废除了奥巴马医改，认为这个医改会促成美国发展成为欧洲类型的福利国家，“养懒人”，拖垮美国经济。又如最近推出的税改是为了吸引美国资本回流，并通过国际资本流入来复兴美国经济，“拯救”美国的中产阶层。 美国正释放出巨大外部影响力 不过，正是因为美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位置，美国的这些内部变化会释放出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就经济来说，这典型地表现在税改和货币政策等方面上。美国是世界上的最大开放经济体，已经和其他经济体形成互相关联的关系，其他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美国经济体。当然，这绝对不是说，这些其他经济体单方面地从美国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 事实是，尽管这些经济体也的确从美国市场获得了很多好处，但美国从这些经济体所获得的好处更多。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美国的问题是内部问题，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导致了美国收入差异的扩大和社会的高度分化。美国政府的确需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美国内部就会面临严峻的不稳定。 这里的关键是美国处理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因为有那么多经济体高度依赖美国，美国的方法可以成为这些国家的公共品（public goods），即对这些国家产生正面影响，也可以成为公共害（public bads），即对这些国家产生负面的影响。 也就是说，既然美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性，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那么美国在寻找意在解决内部问题的方法时，必须考虑到其外部性，即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过去，美国在很多方面的确这样做了。例如在货币政策上，尽管美国主要的考量是美国利益，但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考量到国际影响。但这次特朗普的税改则显示出美国的极端自私性。 不过，从一个侧面来说，这种极端自私性也象征着美国帝国的衰退，因为这表明美国已经不能为自己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公共品了。激进的税改完全是“单边主义”的举动。对商人特朗普来说，其中的合理性无可置疑。然而，国际秩序，无论是经济秩序还是安全秩序，都具多边性。一旦多边性遭到破坏，那么秩序就无从谈起了。 人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美国的“国际撤退主义”，而这也是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盟所深刻担忧的。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撤退有其深刻的内部原因，因为内部力量已经不容许美国支撑其绝对的领导地位了。但美国的撤退必然影响到现存秩序，因为作为秩序主体的美国动摇了，这个秩序本身也必然动摇。 这也就是这些年来国际社会所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些人希望美国能够支撑下去（霸权理论），一些人希望其他国家，例如中国来接替美国的位置（权力转移理论），也有人把美国地位动摇的根源归诸于中国的崛起，因而主张遏制中国（争霸理论）。 美国的国际撤退对其盟国的影响更甚。美国的同盟不仅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在安全上更是美国安全体系的内在一部分。或者说，因为长期以来对美国的高度依赖，这些同盟国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安全体系。 一些国家也预见到了美国的国际撤退，已经开始构造自己独立的安全体系（例如日本），但是要构建这样一个独立的体系，不仅要花费巨量的财力，更需要时间。更严峻的是，对一些较小国家来说，构建这样一个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小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需要大国的保护。很容易理解，很多美国盟国对特朗普的国际撤退已经大为不满。 进一步而言，美国的国际撤退并不意味着国际秩序的消失。就其本质来说，国际社会需要一个秩序，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历史上类似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经常出现，包括中国的战国时代、欧洲一战和二战时期等，这些时期都充满着血腥、暴力、战争和杀戮。 在一定程度上，今天世界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例如中东地区的战争、伊斯兰国和全球性恐怖主义。对战争和死亡的恐惧表明各国对国际秩序的刚性“需求”。 也就是说，美国国际撤退所腾出来的空间，很快就会被其他大国或者政治力量所填补。这里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同样巨大，很多问题有待回答。例如，会出现另外一个与美国同样强大的国家吗？如果有，那个国家有意愿替代美国吗？尽管很多人相信“国大必霸”，但经验地看，并非这样。 美国从国际撤退留下的空间 一个大国之所以被视为大国，不仅仅是因为其各方面的实力（包括经济、军事等方面），更是因为其有强大的意愿提供区域和国际公共品。区域和国际秩序本身就是公共品，而大国必须比小国提供更多的公共品。 历史地看，并非每一个大国愿意做这样的大国，即使有能力，也未必有意愿提供这种公共品。例如一战之前的美国并没有这种意愿，而数千年的中华帝国尽管强大，但根本没有发展出这种秩序概念。这也就是今天各国密切关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的原因，因为中国被视为是唯一有可能替代美国，提供国际公共品的国家。 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出现，那么是否会出现权力多极的现象？这些权力极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它们之间是否可以和平共处，还是群雄争霸？历史地看，尽管也有很多时期存在各个帝国并存的情况，各帝国内部维持着秩序，但帝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争霸）也是不断的。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之后，更是战争连绵不断，尤其是一战和二战，直到一个有效的国际秩序的出现。 美国减少对国际社会的安全承诺，还不至于产生即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人们相信美国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还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只要美国的军事仍然是最强大的，美国的军事威慑力仍在。而美国在国际社会的经济撤退则可能是致命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经济利益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军事安全卷入的基础。也就是说，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卷入、当“国际警察”，并非来自美国的“国际主义”道德，而是来自于其所获取的巨大经济利益。那么，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美国的经济利益，那么美国还会继续当这个区域的警察吗？ 这个趋势是更多国家所担忧的。美国会不会再次走向国际孤立主义？美国是有这个传统的。1890年代，尽管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但其并无意愿卷入世界事务。美国地大物博，有足够的条件再次实行孤立主义。用美国一些提倡孤立主义政策者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活得好好的。 今天的美国一方面进行国际撤退，另一方面加速开发国内能源、吸引美国资本回国、再工业化等等，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走向一种新型的孤立主义呢？ 除了上述这些不确定性外，还有两个同样重要的不确定性。第一，美国的国际撤退是临时现象，还是长期趋势？一些人认为美国没有衰落，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今天美国的国际撤退主义完全是特朗普个人的“错误”决策，因此是暂时的，等特朗普时代结束了，美国会回归正常国家。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是美国衰落的必然结果，国家的兴衰犹如潮起潮落。不过，一个比较符合经验的观察是，美国的确在相对衰落，但衰落既是美国所不愿的，更是长期的。 这又引向另外一个不确定性，即美国的相对衰落会不会导向战争。这就是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讨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命题，或者“修昔底德陷阱”。一个衰落中的大国恐惧于另一个国家的崛起，这个深陷恐惧的大国，要在另一个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来遏制甚至消灭它，因此发生了战争。 这个不确定性远远甚于其他所有的不确定性，因为历史上毕竟曾多次发生过。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计算，从1500年以来，一共有16次所谓的权力转移（从现存大国转移到另一个新兴大国），但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没有发生战争。 今天人们可以观察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衰落，更不愿去寻找自己衰落的原因，而是把衰落归于其他国家的崛起，即中国。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中国的确崛起了，看到了中国继续崛起和成为世界强国的决心。 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自己和平崛起的国际话语，各种政策目标，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再到“新型大国关系”，其内核就是和平。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领导层更是明确提出了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命题。 但美国和西方似乎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在过去短短两百年间通过“暴发户”式崛起的西方，显然很难接受一个被西方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国，再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崛起了。 看来，今天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衰败、分化、重组的过程，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巨大风险的时代。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7年12月19日
2017年12月27日 -
【中国科学报】CCG报告显示我国海归就业进入“青铜时代”
日前，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以下简称《报告》），对2017年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解读，并就中国吸引留学人才回国发展、海归就业面临的挑战等进行探讨。 全球化发展近两年进入新阶段，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现象逐渐放缓，人才回流开始加速。例如，2016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43.25万人，超八成留学生学成后回国发展。 《报告》显示，中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成为全球接收高等教育国际学生的主要增长极。《报告》还发现，全球留学十大生源地中，亚洲占6席（中国大陆地区、印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伊朗和印度尼西亚），中等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生源进一步增加。而博士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持续增加，美国近40%博士生为国际生源，瑞士已超半数。 《报告》指出，虽然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较2015年增速继续下降，但仍是美、加、澳、日、韩、英等国的最主要留学生源国。 《报告》还显示，2016年海归增速再次高出当年出国留学人数增速，海归人数持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退去“光环”后的海归面临的严峻就业压力，海归就业进入“青铜时代”。 CCG理事长王辉耀表示，留学生和准留学生需思考留学的价值与意义。面对日益国际化的中国市场，仅靠留学文凭而“裸归”的海归群体，可能会在就业发展阶段遇到更大的困难。文章选自《中国科学报》，2017年12月25日
2017年12月26日 -
【侠客岛】特朗普的这份“圣诞礼物”来得有点突然
不按套路出牌的特朗普，从没让人失望过。22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法案将于2018年1月开始实施。谁都没想到，特朗普签署得如此“急切”。之前外媒认定特朗普不会在今年签署税改法案特朗普是这么解释的。“我打算在1月初的某个时候正式签署, 但后来我看了今天早上的新闻, 他们都在说, ‘他会信守诺言吗？他会在圣诞节之前签署吗？’于是我打电话给楼下, 让他们准备好, 我必须现在签署。”特朗普还说，他原本想与其在明年一月举办一个盛大的仪式签署法案，不如在圣诞前兑现把减税作为给美国民众“圣诞礼物”的承诺。编译：@蒋晓峰Terry其实不止在国外，过去一段时间里，国内对特朗普税改的讨论，也可谓是热火朝天。从一开始视其为洪水猛兽，将其定义为美国打击中国经济的“阴谋”，到慢慢认识到其背后的动因和影响的局限性，舆论也渐趋理性。不过，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经济领域，较少涉及到政治社会领域。在前些日子举行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内部研讨会上，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员研究员寿慧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其做了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将他的发言推荐给大家，有压缩编辑。政治虽然早在竞选的时候，特朗普就提出要进行大规模税改，但这次的事件，还是有一些很值得推敲的地方。首先，关于这个议案，共和党只在年末讨论三个月时间就通过了，简直不可思议。要知道，按照正常理解，这种大型议案，至少要讨论半年。其次，这次还是秘密会议，而且这样一本长达500页的税改方案，民主党的议员只给了48小时讨论时间，最后流传出来的文件中还有很多手写文字，也是很无法理解的。再次，这一法案的通过是严格的按照党派界限来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有可能，这一税改的出发点就不是经济考量，而是政治考量。我们总说特朗普是商人，税改是他的代表作品，那么，他对这个事的贡献有多少？仔细想想，在税改讨论最关键的阶段他在访问亚洲，关于税改的很多细节他也不清楚。所以，很难不让人猜想，这是共和党想在年末通过一次大的立法成果，来弥补特朗普上台一年后没有任何立法成果的空白。可以说，纯粹是一种基于颜面考虑的政治手段。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在这次的讨论中，共和党内部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大家都知道，正常来说，这么重大的税改，必须要有预备方案，因为减税必然会意味着增加国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国债过大，使得税改达不到具体预期效果怎么办？必须得有一个合理的机制，让税率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但共和党压根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以前在奥巴马医改上投反对票的自由派共和党人这次也几乎全部放弃了投票权。很显然，他们为了党派利益，放弃了国家利益。博弈从这一点上来看，美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确出现了很大的问题。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就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政治的意识形态化。它不仅能够左右平时的一些决策，还会左右美国的立法。具体一点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一直在统治美国，其中减税是共和党的DNA，成为它看家的东西和最核心的价值观。减税，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讲，就是政府退出，减少经济干预，这个完全符合保守主义长期以来的政治策略——无政府主义。当年里根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你听到最恐怖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政府，我是来帮助你的。这就是在讽刺政府是多余的。说回这件事，也就是说，减税已经不再成为工具了，而是成为一个目标。过去三四十年，这种基于小政府主义、减税、政府退出市场为主要手段的意识形态不断上升，导致社会不断撕裂、不断向右发展，最后成为导致今天美国众多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主要动因。而如果从这一年政治博弈的角度来讲，很显然，特朗普的上台也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甚至在亟待解决这一问题的当下，他还将问题进一步激化了。当然，如果仅仅把这个责任归特朗普身上是不公平的，这个背后更大的力量是共和党本身。如何在党派斗争中取得优势，如何在党派利益和长远国家利益之间做协调？对于共和党来说，短期是看不到这方面的希望的。按我的理解，这次的税改，可以说是共和党在一个急需向左转、提供社会公平的历史时期，反向把美国社会往更极端保守主义的方向推，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当然，背后的动因也可以理解。现在美国社会如此分裂，这是共和党的唯一生存策略，因为一旦他向左转，共和党过去几年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就会崩解，共和党就将失去自我。这也是特朗普得以借助民粹主义上台的原因。吊诡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特朗普作为民粹主义者，号称为底层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人，现在实际上是和保守的上层白人形成了合作的态势。前段时间，《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学家沃尔夫曾经给美国的民粹主义做了个定义，叫富豪民粹主义。本来民粹主义是要为下层百姓发声的，但现在变成了为富豪发声，也就是劫贫济富。这次的税改，也是这个道理。富人百分之百高受益，而中产阶级短期至少有25%是受损的，底层的受损则更严重。这就有意思了，也就是说，税改受害最多的反倒是支持他的那些选民。更诡异的是，特朗普竟然让它通过了。为什么能够通过？靠的就是极端意识形态化，形成文化战。在全民当中，特别是在特朗普右翼选民内部制造恐惧。这次税改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它跑偏了，完全无视美国的问题。美国这些年病到底病在什么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可惜共和党和保守主义是从来不承认的。所谓的经济不平等有好几种，一种是把平均收入差距拉大，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是中产阶级受到了打压，美国中产阶级目前占比已经不到50%了。在全球化过程中，他们一直处于非常惶惑的状态，这也是今天美国人的焦躁、不安、愤怒的所有根源。这次税改的理念，源于里根主义的涓滴效应。其核心理念就是，有钱人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因，这些人愿意去投资、消费，整个经济体才会扩大，然后才能带动穷人发展。中国很多人也相信这一理念。然而，所有证据都表明，这个理念根本没有实现过。里根当年一上台就开始减税，但1983年又开始加税了，因为两年后美国的国债已经无法再支撑了。很多人可能要说，里根主政期间，美国经济有了大发展，但那是配合其他诸如“太空大战”的一系列计划才发展起来的。结果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个现象，每一次大的改革，经济学家都会发声。这次，特朗普就宣传说有100多或者1000多的经济学家赞同税改。但我去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不过是一些办公室职员等。反倒是，在芝加哥大学调研的38位宏观经济学家中，只有1位同意减税。但是这个对特朗普、共和党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在意的是这个政治姿态。如果没有这种政治做秀，其本身的意识形态核心就会消失，美国共和党安身立命的基础也会消失。基于这一背景，其后果肯定是目标偏失。霍建国院长（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也特别强调，单一的改革是很难产生好的效果的，必须配套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但现在美国只讲减税，只谈降，不谈其他调整，是不符合经济原理的。目标偏失、制度配套不存在，短期内的效果我是肯定不看好的，更不用说长期了。长期来看，美国目前的不平等和国内政治斗争会进一步加剧。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导致美国产业转型不利、实体经济不兴的原因，很多都是制度上的原因。也就是大家说的制度成本、制度税。中小企业的负担不是来源于税，而是来源于制度的压力，所以美国的中小企业活得并不比中国中小企业轻松。而在这方面，绝不是单靠减减税就能解决的。这样来说，税改很难持续。观点/寿慧生编辑/子蒲飞煌、雪山小狐
2017年12月26日 -
【南方网】CCG发布“2017年度中国留学人员50人”榜单 青年海归成就吸睛
2017海交会举行“中国海归创新创业成果发布会暨海归创新创业研讨会”。王颖 郭秀茹 摄 南方网讯（全媒体记者/龚春辉）12月21日，作为2017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暨第19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由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联盟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2017中国海归创新创业成果发布会暨海归创新创业论坛”在广州举行。人才领域专家学者、留学人员创业企业代表，各地海归创业园代表，留学回国服务工作专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媒体人员等100余人参加了论坛。人社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副主任李璟、广州市人社局副巡视员陈玉元出席活动并致辞。 依据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突破54万，较2012年增长14.49万，增幅达36.26%；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3.25万，较2012年增长15.96万，增幅为58.48%。截至去年底，全国的留学回国人员已上升至265.11万人，留学回国与出国留学人数“逆差”正在逐步缩小。同时，在“双创”浪潮的推动下，海归人才正日益成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 “粤港澳大湾区、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提出，有望把广东提升到了‘中国硅谷’的高度。海归大有可为。”陈玉元表示，随着广东的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带来新的市场需求以及高端领域的商业机会，海归创新创业的外部环境日驱成熟。他介绍，从2016年起，广州财政计划5年共拿出35亿元，重奖领军人才和引才企业，形成“人才引领产业、产业集聚人才、人才与产业良性互动”的局面。 “目前，我国正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CCG理事长王辉耀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人才政策的完善，中国海归迎来新一波回流浪潮，来华留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也快速发展，为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积蓄重要的国际人才储备。全球化智库发布“2017年度最具成长潜力的留学人员创业企业”榜单。王颖 郭秀茹 摄 为表彰和推介2017年中国留学精英在不同领域的突出贡献，引领留学人员创新创业风潮， CCG特评选“2017年度中国留学人员50人”并发布榜单，这是CCG连续第三年在海交会上发布该榜单。中国国际人才专委会秘书长、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指出，今年的榜单中青年留学人才成绩显著，80、90后新生力量发力明显，约占据榜单总人数的五分之一。“这些新锐力量在学术研究、新经济、创业模式开拓等方面富有价值创造性，引领大众生活方式的改变。”她说。此外，不少入选的留学人员成就全面多样，涌现出多位在学术、科技、商业、医学、文艺、慈善等领域的国际大奖获得者。 本次论坛同时发布了“2017年度最具成长潜力的留学人员创业企业”榜单、“2017年度最具影响力新兴海归创业企业”榜单。入选企业的创始人凭借创新精神和实践精神，深刻影响着所属行业的变革，进而推动社会进步，是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潮中的杰出代表。与会专家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十九大后海归创新创业新高潮”展开研讨。王颖 郭秀茹 摄 在发布会后的圆桌研讨环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人才学研究中心秘书长丁雪峰，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子歌教育机器人创始人兼董事长刘颀，深圳道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金融人才协会会长、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王红欣，安学国际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徐耀良等专家学者和行业精英，就新时代海归的特点、人才发展模式方面的“中国智慧”、粤港澳大湾区为海归提供新契机、国际金融人才竞争力的进步空间、“双创”潮流里机遇与挑战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据悉，CCG总部位于北京，在海内外有近10个分支机构或海外代表处，致力于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研究，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CCG位列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第111位，并在多个单项榜单中位列中国智库前列。文章选自南方网，2017年12月21日
2017年12月25日 -
[新华网]“2017中国海归创新创业成果发布会暨海归创新创业论坛”在广州举行
2017年12月21日，由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联盟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2017中国海归创新创业成果发布会暨海归创新创业论坛”在广州举行。 作为海交会的重要组成部分，CCG在会上发布“2017年度中国留学人员50人”榜单，这是CCG连续第三年在海交会上发布该榜单。人社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副主任李璟、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巡视员陈玉元出席活动并致辞。 陈玉元在致辞中表示，从去年开始，广州每年拿出7亿元，五年共拿出35亿元，将在重点产业领域支持500名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同时每年还将支持1000名产业高端人才，每年支持2000名产业急续的紧缺人才，形成人才引领产业，产业集聚人才，人才与产业良性互动的好局面。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CCG理事长王辉耀发布“2017年度最具成长潜力的留学人员创业企业”榜单。此外，中国国际人才专委会秘书长、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和零点有数数据科技集团国际关系与社会发展事业部研究总监杨宇分别在会上发布了“2017年度中国留学人员50人”榜单和“2017年度最具影响力新兴海归创业企业”榜单。 依据CCG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突破54万，较2012年增长14.49万，增幅达36.26%；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3.25万，较2012年增长15.96万，增幅为58.48%。同时，在“双创”浪潮推动下，海归人才正在成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会上阐述了全球留学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分析了中国留学归国人员发展现状和特点，并就如何促进出国留学及来华留学并举发展分享了针对性建议。 在圆桌讨论环节，专家、学者就新时代海归的特点、国家在人才发展模式方面的“中国智慧”、粤港澳大湾区为海归创新创业提供的契机、国际金融人才竞争力的进步空间、“双创”潮流里机遇与挑战、国家的“双创”政策的成果及进一步推进等话题展开研讨。文章选自新华网，2017年12月日
2017年12月25日 -
【China Daily】Trump’s tax cut bill more of a political game
The year 2017 is coming to an end amid a couple of economic shocks. With the Conference Committee of the US Congress passing the bill for the Tax Cut and Jobs Act of 2017 on Dec 15, worries are mounting across the world on its possible ramifications, including global tax competition, capital flow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possible shift of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back to the US, and the rise of the dollar against other currencies, especially the renminbi.However, looking at the serious economic implications and constraints, the bill doesn’t appear as significant as described b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the Treasury Department.First,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tax cut will be limited. The bill will reduce the corporate tax from a maximum of 35 percent to 21 percent. But the current actual corporate tax level is already very close to 21 percent, instead of the nominal 35 percent. Due to various tax incentives, rebates, credit and rational evasions, the actual total corporate tax levied in 2014 was $505.3 billion on a total pretax corporate income of $2,140.6 billion, or an average corporate tax rate of 23.6 percent. The rate increased to 24.0 percent in 2015 and then dropped to 22.7 percent last year.During the third quarter of this year, the total annualized pretax corporate income was $2,215.0 billion, with a total tax of $476.4 billion levied－or an average corporate tax rate of 21.5 percent. To minimize the increase in federal budget deficit,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tax cut bill will most probably eliminate all the tax rebates and credit. In that eventuality, the corporate tax will release only limited money for additional investment.Second, the main trouble in the US’ capital investment is not a shortage of capital, but a shortage of demand. By the end of last month,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 had shot up 86.4 percent since the end of 2013. On the other hand, by October this year, the US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 was just 6.1 percent higher than 2012, and the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index was only 4.8 percent higher. Apparently, the largest share of the capital resources moved to the stock markets in search of higher profits. Limited tax cuts are unlikely to change the pattern.Third, the tax bill is also less likely to bring about any phenomenal increase in consumption. Most of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cuts will be for the rich, with the middle class getting only a "trickling benefit". A study shows that, according to the tax bill, the income of the richest 1 percent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will increase by 8.3 percent on average, or $130,000 per family, while the poorest 95 percent’s income will increase by only 1.2 percent. Since the very rich don’t use the extra money on "mass" consumption, and the limited income increase for the middle class will not be enough for much higher consumption, the tax cut is less likely to result in a phenomenal rise in personal consumption.Fourth, the increase in federal budget deficit will sooner or later result in the shelving of or a change in the tax cut regime. Even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after having approved tax cuts in the 1980s wh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ublic debt was less than 30 percent of GDP, had to selectively hike taxes after public debt increased from $1 trillion to $3 trillion.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public debt is already 103 percent of GDP, leaving little room for revenue cuts. The federal budget deficit in fiscal 2017 was $665.7 billion, or 3.5 percent of GDP, already above the baseline of 3 percent. And Kelvin Bradley, chairman of the 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has estimated that the proposed tax cuts will add another $1.5 trillion to federal government debt over the next 10 years.However,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has presented a rosy picture, saying the tax cut-induced boost to GDP growth will generate more tax income f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finally balance out the budget. This is extremely questionable. Since corporate tax accounts for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fiscal income, the increase in its tax revenue, if any, will be far from enough to fill the gap. And personal income tax, the main source of budget revenue, by no means presents an optimistic picture. Because of the drastic cut in the tax imposed on the rich and the scrapping of the heritage tax (an important source of government revenue), a solid increase in tax revenue doesn’t seem likely.In such an even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issue more Treasury bills to cover the budget deficit, or increase the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In the former case, the extra money released by the proposed tax cuts will be sucked back into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to make ends meet. In the latter case, additional burdens will be imposed on the middle class, which will reduce their incomes. In any case, the effect of the tax cuts will be smaller.Fifth, the trade deficit will tend to increase. Experiences from the tenures of former US presidents Ronald Reagan and George W. Bush show that the tax cuts did spur growth in the short term, but in the long run, they greatly increased the trade deficit. Following Bush’s tax cut, the GDP growth rate accelerated from zero in 2001 to 4.4 percent in mid-2004.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growth rate of US imports from Germany, too, accelerated from minus 12 percent to 22 percent, and that from Japan rose from minus 21 percent to 13 percent. This scenario conflicts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central goal of trade balance. Therefor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likely to launch trade protection measures more extensively, which in turn will drag down economic growth.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proposed tax cuts, to say the least, are doubtfu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onducted a survey of 38 leading economists, 37 of whom disagreed with the tax bill. We should therefore reserve our judgment on the benefits of the tax bill.The tax bill, however, is very significant politically. The political priorit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to maintain majority in both houses of the Congress in the mid-term election in November 2018. Since the Republicans failed to totally scrap "Obamacar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the only powerful tool they now have is the tax bill. The success of the bill will help the Republicans politically, at least in the next 11 months.Moreover, the tax cut menu favors the rich, whom Trump represents. If the tax bill becomes la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ould start redistributing national and social wealth more among the rich, and less among the poor and middle class.Trump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the promise of helping the poor. But he is doing just the opposite. His pro-rich measures will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his presidency in the long run, because the further widening of the social income gap will become an almost insurmountable problem for him.About Author He Weiwen，a senior fellow a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From China Daily，2017-12-20
2017年12月25日 -
【金羊网】海归创业者超三成为女性 海创企业热衷落户珠三角、长三角
金羊网讯 记者李雯洁摄影报道：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突破54万，留学回国人员超40万；青年留学人才成绩显著，80、90后新生力量发力明显；珠三角、黄渤海、长三角是海归创业企业落脚最多的地域......12月21日，由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联盟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2017中国海归创新创业成果发布会暨海归创新创业论坛”举行。作为“海交会”的重要组成部分，CCG在会上发布了“2017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榜单和“2017年度最具影响力新兴海归创业企业”榜单。去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突破54万 留学回国人数超40万 CCG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在会上指出，随着人才政策的不断完善，我国形成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CCG研究编写的《2017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显示，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突破54万，较2012年增长14.49万，增幅达36.26%；回国人员总数为43.25万，较2012年增长15.96万，增幅为58.48%。同时，在“双创”浪潮推动下，海归人才正在成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 为此，CCG选取近300多个在不同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中国留学人员案例，通过多方面调研并结合实地走访，以创新性、影响力、代表性、社会责任等多方面因素为评选依据，推荐出“2017年度中国留学人员50人榜单”。陈十一、张首晟、赵忠贤、谭盾、沈南鹏、张亚勤，卢迈，徐小平、严歌苓、吴亦凡、李成、李飞飞、李一诺、以及“哈佛八剑客”等50位2017年在学术、科研、政界、商界、医药、创业、投资、教育、公益、文艺等领域有着突出表现的杰出留学人员入选榜单。青年留学人才成绩显著 80、90后新生力量发力明显 记者了解到，这是CCG连续第三年在海交会上发布该领域的权威榜单。今年的榜单体现出了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是留学人员成就全面多样，涌现多位在学术、科技、商业、医学、文艺、慈善等各领域的国际大奖获得者。如首位获得有“地理学诺贝尔奖”之称的”维加奖”奖的中国科学家姚檀栋；首次摘得2017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最高奖——巴克利奖的华人物理学家文小刚。 此外，青年留学人才成绩显著，80、90后新生力量发力明显，约占今年榜单人数的1/5。再者，这些新锐力量在学术研究、科技研发、新经济、创业模式开拓等方面富有价值创造性和社会感召性，如向母校人民大学捐赠3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人民大学高瓴教育发展基金”的张磊；投身公益心系故土，以“一十百千”回馈家乡的汪潮涌；以捐赠回馈教育，向清华大学捐赠1100万美元的邓锋。同时，他们关注广大农村建设，聚焦科技兴农发展；关注社会民生，致力于献身医学健康事业。新兴海创企业热衷落户珠三角 发布会上，零点有数数据科技集团国际关系与社会发展事业部研究总监杨宇发布了“2017年度最具影响力新兴海归创业企业”榜单，并作关于《2012-2017海归创业群体研究报告》的分析。据悉，零点有数根据经济效益、创新力、社会效益、传播量四个核心指标，从今年入围的152家海创企业中评选出了TOP20，进入最终的“2017年度最具影响力新兴海归创业企业”榜单，而这些入围企业都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在2012年1到2017年11月上市，在国内、港台、国外资本上市；海归创业界定在创始人、联合创始人有留学经历或者持股比例30%以上。 杨宇还在分析报告中指出，海归创业群体主力军是85后、95前，比例达到73.9%；海归创业群体虽仍以男性为主，但女性在人数上已经突破三成，成为一股不同忽视的创业群体。同时，报告显示，海归创业者在回国创业时，最看重的是地区整体经济前景，其次是当地政策优待程度和当地产业基础、投资融资环境等。从此次入围企业落脚城市的分布情况图来看，珠三角、黄渤海、长三角是海创企业最多的地域，而今年广东有29家企业入围，为全国入选企业最多的省份。 此外，其报告显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十三五”时期国家重点支持和发展的产业，海归创业群体紧跟国家发展的需求，四成多投身在高新科技产业和信息科技产业；部分海归创业者也选择在商贸、文化教育、金融及商务服务等行业创业。 同时，从行业来看，这些入围的企业集中于高新科技产业和互联网行业，TOP20企业10家是高新科技产业，TOP20有7家是互联网产业。文章选自金羊网，2017年12月21日
2017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