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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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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玲：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重大理论判断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解读十九大报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了解读。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中国网：您好，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您怎么理解这一主要矛盾的变化，具体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陈文玲：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判断，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十三大以来，我们对社会矛盾的主要判断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通过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中国已经从区域性大国迈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和社会生产力极大地释放、生产力水平迈上新台阶、落后生产力不断被先进生产力替代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体，成为制造业产值在全世界排在第一位的国家，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一穷二白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未来，中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上。所谓新起点，就是经过持续快速地发展，中国的经济已经今非昔比，我国制造业也稳步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有很多领域已经在世界上步入了第一梯队，个别领域已经进入无人区。但是我们还不是真正的强国，我们的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的就是经济发展的质量更高、水平更高、经济发展更加平衡。我国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就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觉得，一直到2050年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这个矛盾会贯穿始终。我们从满足了温饱也就是基本的生理需求到安全需求、社交需求，最终到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这样的需求是不断向上升位的。实现了小康会使消费不断向上升位，这种升位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竭的动力，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动态变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的消费的升位，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所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动态的，是不断演进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肯定存在的。解决了绝对贫困人口，但相对贫困还会出现。贫困问题解决了以后，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贫困的标准还会进一步提高，还会有相对贫困的人口。再比如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环境的要求和现在的空气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这些问题也形成了很大的不平衡性。所以解决不平衡，这是一个大的命题，也是需要持续不断解决的。还有发展的不充分的问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地推出，我们正面临着新的选择，在新技术面前可能会出现很多颠覆性的技术，还会出现很多基础性的共性技术。相对来说现在的创新能力是不充分的，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我们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还没有真正形成人人创新、全社会创新，形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在创新水平方面和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创新已经成为我们国家一个大的战略，这种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而且我们的业态变革特别是商业模式的变革现在已经走到全球的前列。这些说明我们具有创新能力、原创能力。所以我相信未来面对主要矛盾的转变，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社会就会不断前进。主要矛盾会贯穿始终，解决主要矛盾也会贯穿始终。中国网：感谢您接受中国网的采访，谢谢！文章选自中国网，2017年12月25日
2017年12月28日 -
【国际商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前路多坎坷
12月14日，第十一届WTO部长级会议在阿根廷落下帷幕。此次会议未有共同声明或宣言发布，这也意味着此次会议未在主要谈判议题上取得突破。尽管对于这一结果业界已多有预期，但由此凸显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走向仍受到了不少关注。 12月18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行主题研讨会，邀请国际贸易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变化、趋势以及如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问题展开探讨。与会学者一致表示，目前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成员间分歧较大，多哈回合谈判难以推进，给WTO的未来走向蒙上了阴影。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有鉴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各方坚守住这一困难时期，未来WTO仍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其间，中国应该更多参与、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最困难的时期 “目前，WTO处于最困难的发展时期。”CCG高级研究员、原驻美公使何宁指出，因各成员间利益寻求的差异较大，相关议题推进滞缓，尤其是推进过程中领头羊的缺位，致使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面临较大挑战。 此次WTO部长级会议举行期间赴阿根廷参会的中方智库代表CCG主任王辉耀感受颇多，由于目前美国对多边贸易机制的态度不积极，他此行接触的专家大多对WTO的前景持悲观态度。 何宁认为，以2003年坎昆会议为拐点，WTO的发展即一步步陷入困局。此前，即使一些发展中成员在很多问题上表达不同意见，但因为当时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成员起着带头作用，能够促成决议。而现在，特朗普政府对多边机制不感兴趣，甚至有声音怀疑美国会在2018年退出WTO。同时，多边贸易一项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协商一致。从理论上来说，只要有一个成员不同意，不参与形成共识，决策就很难顺利达成。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贸研院原院长霍建国介绍，WTO成立后的早期阶段，各成员主要集中推动降税，之后随着发展中成员的不断增多，谈判议题更多集中于发展中成员应享受的差别待遇，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的利益诉求差异日益凸显。这也增加了谈判难度。 在WTO相关议题推进滞缓的同时，地区和区域互惠贸易协定更多生成，且在贸易发展新形势下，WTO尚未形成新的机制。这都给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坚守过冬 未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走向会 怎样？ 尽管与会者对WTO目前处于最困难时期的判断表示认同，但他们也认为，多边贸易体制遭遇的寒冬终会过去，只要坚守度过这一困难时期，未来WTO仍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且美国不会轻易退出WTO，只是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了双边和区域贸易关系的建立。“无论从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还是从全球投资和贸易发展走势来看，全球化仍在不断推进。”CCG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纽约和旧金山总领馆原商务参赞何伟文指出，基于此，多边贸易机制体制仍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性，且会不断发展。 在何宁看来，当前，自由贸易协定之所以盛行，主要是因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遇到了困难。需要注意的是，双边贸易也是在多边贸易体制、规则框架下发展起来的。且相比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贸易发展中事半功倍的效应，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所耗费的精力和成本更多。 与会专家指出，即便出现最极端的情况，美国选择退出WTO，只要其他成员坚守，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仍可存续。且美国国内法中有关贸易的规则多与WTO规则一脉相承，即便美国退出WTO，其国际贸易规则风向也不会发生较大转变。 中美之间本就有很大的利益联结，不论特朗普是否在位，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存在也需要达成更多共识，两国应尽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双赢。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中美两国对未来的贸易投资规则走向均有巨大需求。这直接涉及双方的海外利益和全球利益，中美应该寻找一个合适的平台，为未来长期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规则体系。破 局 对于多边贸易机制如何破局，何伟文认为，针对WTO各成员间现有的矛盾分歧，寄望多哈回合谈判的相关议题在短期内取得成果并不现实。可尝试设立各成员关注的新议题，如在电商、数字经济发展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及就业和经济增长等议题上凝聚更多共识，获取突破。同时，“二轨外交”的重要性也不应忽略，通过达沃斯论坛、国际智库交流等渠道以持续推动各成员在WTO议题上的共识建设，可能会收到较好效果。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进程中的参与和推动程度被更多寄望。对此，何宁认为，当前，中国要练好内功，特别是在多边贸易体制处于难关的当下，中国更应坚持对相关规则的尊重，逐渐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榜样，获得其他成员的信任。 关于专家提及的人才储备问题，王辉耀提出，中国除了重视自身人才培养之外，也可以聘用国际专家为我所用。此外，中国可更多思考如何与自己的“朋友圈”共同维护多边体系，同时练好内功，深化改革及法制建设。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7年12月21日
2017年12月28日 -
【中国贸易报】强监管下企业如何“合规”出海
海外投资已成为企业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今年以来，我国“走出去”的企业面临的国内外监管日趋收紧，合规性隐忧逐渐显现。在强监管下，企业该如何走出“合规之路”呢？《中国贸易报》记者就这一问题专访了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 王辉耀提出，“走出去”的企业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谨慎对待国家非鼓励性投资领域，如房地产、体育俱乐部、娱乐业等行业，而在国家鼓励的领域中，如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高科技、服务业等行业，要开始培养“走出去”的能力。二是要注意“走出去”所在国的审查机制和政策，比如目前美国投资委员会加大了审查力度，导致很多中企赴美投资业务搁浅。对于国内外日益收紧的监管环境，王辉耀提出四个应对方向。 一是要找准行业。企业要做好研究，找准符合国家发布的《境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项目，避免在一些非鼓励性项目上浪费时间，做无用功。比如企业计划投资一些俱乐部，最终发现资本可能无法出境。 二是要找准合作伙伴。无论是购买项目还是联合投标，伙伴很重要。“走出去”企业若可与欧美企业联合投标，会大大减少美国及欧洲的投资审查。有实力的企业也可以预先在美国成立分公司，通过在美分公司进行项目竞标会大大提高中标率。 三是要联合第三方对象。企业可联合第三方国家或跨国企业，通过合资合营形成联营体的方式进行跨国投资。很多时候，即使联营体较小也会带来较高的可信度、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四是落实好资金来源。“走出去”企业不能完全依赖单一的政府渠道或贷款，必须落实好既有资金、贷款、海外储备等多项资金来源，为项目提供稳定支持。 王辉耀表示，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合规管理”也有所差异。相比之下，国企因政府主导等原因，会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但国企也会受到国家之间主导的、具有倾向性的政策利好消息的刺激。比如，特朗普访华期间，中国能源企业获得机会与美国合作，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民营企业虽不具备国家间倾向性政策优势，但民营企业灵活性好、机动性高、决策速度快，并且民企“船小好调头”，这方面与国企相比具有很大优势。目前，从数据上看，民企对外投资已经占据了中企“走出去”的半壁江山，且份额仍在不断扩大。从长远看，民营企业“走出去”潜能不可估量。 “中企‘走出去’，总体趋势是不断便利化的。”王辉耀认为，尽管特朗普上台后，反对WTO、TPP等多边贸易，对中国不利，但另一方面，中国开始形成了对国际多边合作体系的支撑能力，并且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能够抵消一部分美国的“不作为”。这一过程虽然曲折，但仍能维持国际多边自由贸易便利化体系的存在。 “尽管国际监管有收紧的趋势，但由于中国经济体量较大，其他国家普遍面临经济疲软等现象，需要中国经济的支撑。因此，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后，也不得不放开对中企投资的限制。”王辉耀说，只要中国保持定力，不断推进、加强和支撑全球化进程，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前景是比较光明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王辉耀表示，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放宽准入条件，也会促进其他国家不断开放，进而带来新一轮的投资红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新的利好。 王辉耀提醒“走出去”或即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准备。首先做好企业自身的规范化建设，利用更多技术标准、产业标准、环保标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等国际标准要求自己，增强自身合规性；其次是做好企业国际化建设，包括吸纳国际化人才、建设国际化管理体系、提高国际资本和国际董事比例、提升跨国运作指数等；再次要注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做世界企业公民。这样才能使中国的企业真正成为全球性企业。文章选自《中国贸易报》，2017年12月26日
2017年12月28日 -
【界面新闻】硕博留学生数量暴涨，中学课堂上的国际留学生也大多来自中国
从1978年到2016年，中国累积450万留学生，出国年龄越来越低，回国就业越来越难。 国际政治环境集中变化的背景下，留学群体体现怎样的新趋势？近期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总结了2016届本科毕业生的留学现状和2017年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的现状与问题，同时对2011届到2013届留学研究生毕业三年后的现状进行了解读。 1978年到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达458.66万人，其中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学习和研究的留学生为136.25万。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同比增长3.97%，较2015年增速下降9.93个百分点。 美英两国的国际学生增速呈现下降趋势。蓝皮书主编、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分析指出两方面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对留学美国带来了显著影响，其新录取留学生人数十年来出现首次减少的情况；在英国，经济的低速发展使英国在留学、工作和移民政策做出了相应调整，留学生在结束学业后通过工作签证留在英国的可能性持续降低，英国留学生增速放缓。相反中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三个国家的国际学生持续增长。中国继续保持第三大留学国位置，2016年到2017年接收高等教育国际学生44.28万人，同比增长11.4%。 中国学生的留学特点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从2012年到2015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留学目标国家不但呈现出留学博士生占该国在读博士生群体较高比例的情况，而且还在所占比例上出现了连续增长。例如瑞士达到54%，较2012年连续三年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美国作为留学大国，其留学博士生占比从2012年的29%上升到2015年的38%，增长了9个百分点。 2016年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出国留学的专业选择上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工程科学专业和工程技术专业继2014年后继续下降，工商管理学专业、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和教育学专业选择比例继2014年后保持持续增长。2015年起，工商管理学专业选择比例持续回暖，这或许跟工商管理相关领域的发展需求再次放大有关，包括金融领域、贸易领域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在“互联网+”的刺激下产生新一轮的增长。 低龄留学人群更倾向于向学历留学发展，国际学校与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迅速；与此同时，留学回国人员增速再次超过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来华留学生增速再次达到两位数。 报告中提出一个问题：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不断增长，海归学历的含金量不断下降，就业压力进一步凸显。2016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达到43.25万人，超过八成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 调查分析发现，虽然近半数海归认为自身的竞争力高于国内同类学生，但海归群体的劣势仍然明显。65.9%的海归受调查者认为不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阻碍其工作发展的主要问题。王辉耀博士表示，面对海归就业的“青铜时代”，留学生和准留学生需要深入思考留学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留学仅仅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渠道来获取知识和技能，所以对于出国留学需要有准确的定位；另一方面，留学前及留学过程中的规划必不可少，需要重点关注的发展机会。面对越来越国际化的中国市场，仅依靠留学文凭而“裸归”的海归群体，可能会在就业发展阶段遇到更大的困难。 报告通过对全球留学生生源地研究发现，十大生源地中，亚洲占六席（中国大陆地区、印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伊朗和印度尼西亚），中等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生源将进一步增加。 中国作为最大的留学国，持续影响全球留学的发展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各项开放政策的支持，来华留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也快速发展，泰国、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等沿线国家来华留学增幅的平均值超过20%。这直接缓解了我国留学赤字，同时也推动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化发展并积蓄人才。文章选自界面新闻，2017年12月25日
2017年12月28日 -
【中华网】“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论坛”热议协同发展与产业创新高端人才
2017年12月22日，由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联合京津冀三地党委组织部共同举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第三届“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论坛”在天津举行。本次论坛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产业创新高端人才”为主题，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领导、中央相关部委领导以及国内外人才专家、企业代表、京津冀三地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区（市）党委组织部分管负责同志和人才工作科负责同志，以及三地党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工作人员等200余名代表出席论坛。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李卫锋博士主持。人才一体化需要清晰的功能地位和统一规范 目前，京津冀一体化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中，京津冀三地在越来越紧密的合作中迎来了更多发展机遇。高端人才作为区域发展的动力来源，人才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本次论坛旨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方针，深入学习贯彻今年京津冀三地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发布的《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2017—2030年）》，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各项指导精神，全面推进京津冀人才区域化一体化发展，促进三地之间人才资源自由流动与共享，进而推动京津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升级，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 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胡建华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胡建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特别强调人才问题，“要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同时在涉及到城市区域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也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次论坛结合“全球高端人才延揽计划”、“冬奥人才发展工程”、“沿海临港产业人才集聚工程”以及“国际人才社区建设计划”四项重点工程的进展情况进行仔细的分析、总结，并且提出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一步探讨下一步怎样使京津冀三地人才结构更加合理，实现人才资源市场化统一规范，公共服务高效均衡的人才一体化发展模式。打通教育资源发挥全球化作用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 京津冀一体化涉及的人才问题主要还是功能定位，北京、天津和河北三个地方各需要怎样的人才，如何各自发挥独有的特点。针对这些问题，到场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在论坛上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投资并购部总裁王天鹏从市场化的角度对京津冀人才一体化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京津冀人才一体化不是企业简单地推荐几个人就能解决的，还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从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政策上进行引导。毕竟人才总是向最有利的方向流动，因此，二三线城市吸引人才还需要在各方面的配置到位。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肖广岭从科技政策上对京津冀人才一体化提出建议，他说，目前京津冀一体化面临产业定位和产业对接两个问题，首先，如果京津冀三地能打通教育资源，这对人才流通是极为有利的。这虽然不是一个直接的人才政策，但是却对人才流动有着直接的影响。其次，产业对接需要配套。比如，深圳研究院和清华的合作就能很好的将人才引流至深圳，加之深圳本身的产业密集和相对有优势的吸引人才的政策。所以，天津和河北应该积极利用北京的教育资源优势，制定政策吸引人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人才发展系副主任魏华颖同样认为，教育是决定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北京教育资源非常不均衡，而现在的年轻人在就业的时候并不是把薪酬放在第一位，而是选择“慢就业”。他们对工作的期待和需求发生了变化，这就意味着未来人才工作需要多方面的整合，不光靠政府，而是整合产学研作为一个整体的平台将发挥吸引人才的目的。因此，对河北来讲，就需要挖掘自身的优势使得人才政策具有针对性。对于国际人才，魏华颖表示，吸引人才不能只是关注“大腕”，而是应该善于挖掘“潜人才”。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对外合作处处长张秀英则认为，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同样需要全球化视野。政府出台的人才政策需要使得企业和项目在全国进行自有流动和自有合作，能够使地区创新资源和创新思想不断迸发。此外，互联网时代需要更多的学习同双创结合，更好地发挥试验和传承精神。 全球化智库（CCG）是国内领先的国际化智库，致力于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CCG也是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人才理论研究基地。本次论坛的举办，意在深入了解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研讨交流三地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增强区域人才工作的合力，对于早日实现三地区域人才结构更加合理，人才资源市场统一规范，公共服务高效均衡，人才一体化发展模式成熟定型，大幅提升人才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自中华网，2017年12月27日
2017年12月28日 -
张磊：最大的风控是选人，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走不到一起
理事简介张磊，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从2005年创办时用耶鲁大学投资基金办公室(Yale Endowment)提供的3000万美元，到目前的11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张磊带领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成为亚洲地区植根于中国而着眼于全球的资产管理规模最大、业绩最优秀的基金之一，他本人也成为华人在全球投资界成功的代表。张磊有三个哲学观，分别是：“守正用奇”、“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河南驻马店贩卖杂志的少年，到耶鲁实习生，投资腾讯，京东赚200多亿，并成为耶鲁19位校董之一，张磊的经历是一个传奇。 可在张磊看来，这些只是结果，他更看重的是做事情的理念和方式。“我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这是我的信念和信仰。”因此，他一直在“寻找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对价值观的坚持，让张磊选择将高瓴资本打造成亚洲独有的“长青基金”（Evergreen Fund）模式，是他能够说服包括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等在内的超长期LP信任他的关键，而业绩数字和投资名单上如腾讯、京东商城、大润发、蓝月亮、去哪儿等知名公司，只是坚持所获的些许回报。 但坚持并非僵化。虽然重点投资领域包括互联网与媒体、消费与零售、医疗健康、能源与先进制造业等，但张磊称高瓴的本质是一家“投资于变化”的机构，在对话中他也多次谈及“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所以，他觉得很幸运能够生活在这个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里，并有幸帮助那些敢于拥抱变化的企业家实现梦想。 张磊说，自己是84岁巴菲特“长期持有”的坚定信念执行者，也从被称为机构投资业导师、耶鲁投资基金负责人大卫·史文森身上收益良多。可他并没有想复制谁、成为谁。 他与高瓴资本所做的和继续做的，还会是“守正用奇”。超长期投资 “超长期投资是我的信念和信仰。总结来讲，第一点是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点是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我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这是我的信念和信仰。而高瓴基金的模式在亚洲也是独有的，我们是一家长青基金。 我们认为投公司就是投人，真正的好公司是有限的，真正有格局观、有胸怀又有执行力的创业者也是有限的，不如找最好的公司长期持有，帮助企业家把最好的能力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所投公司从早期、中期、晚期、上市乃至上市后一直持有。而非投一个IPO，上市卖掉，再不停地找。长青基金的特点是投PE项目不用担心退出压力，公司上市后，只要业务发展前景可期，基金会继续持有。 超长期投资对出资人（LP）的要求很高，需要对投资人（GP）非常信任。我们选择的LP都是超长线资本，像大学捐赠基金、家族基金、养老金、主权基金，这些钱都是要传子传孙的。高瓴只给这样的投资者管钱，这些人也真正理解我们的战略，大家之间有最少的隔阂。这种信任也是基于对人，哪天我不干了才要退出，只要我干下去，几十年就会永远地支持下去。而只有你的资本是长期的，才有条件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什么才是具有长期前景的生意模式，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持有30年以上。 这种超长期投资人，总结来讲，第一点是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点是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我要找的是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极少有人和公司能够拥有这样的格局、执行力，而我们就要寻找这样的人。这个人怎么找到呢？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人海模式，到处参加各种会议，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我们采用的是研究型模式，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哪个是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我们再寻找跟最好商业模式契合的最好创业者，我们再一起发展。 这种研究模式让我们对事物有了深刻理解。如果理解的结果可以通过二级市场实现，我们就买入股票长期持有，如果没有这样的公司，我们就寻找私人市场，如果没有私人市场，我们就自己孵化。这个是长期做投资的人才有的能力。 我举个例子，2008年我们研究中国消费品升级，那时很多基础消费品品类都被跨国公司占领，宝洁、联合利华就占领了家用洗涤市场。我们看到这些跨国公司本质上是有历史包袱的，无法抓住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就找到了当时做洗手液的蓝月亮公司创始人罗秋平，鼓励他做洗衣液。我们现在是蓝月亮唯一的外部投资人。而且第一天我们投入的时候公司本身是赚钱的，但我们成功地说服他不要赚短期的钱，要勇于进入新的品类，打败跨国公司，变成中国洗衣液的第一名。 我们投资了以后，把它从一个赚钱的公司先变成亏损的公司，但这只是短期的亏损，今天赚的钱是原来的十倍，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通过深度研究得出的结论，使得我们有能力容忍短期的亏损，从而带来更大的格局。我们的投资从某种角度上讲有点像孵化器，但更像是思想的孵化器。 真正的护城河 我经常在公司内部强调我们要善于甄别“虚假的护城河”，譬如政府保护，这类的护城河随时都有可能崩溃。而长期创造最大价值的，并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的才是企业“护城河”的本质。 要研究，只有研究才能让你对变化有理解。研究是基于深刻的对事物本质的研究，方法见仁见智，有的人看一两个季度，有的人看一两年，有的人看盈利，我看东西是看看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东西。我看的不是形式，我看的是一个人本质上给社会有没有创造价值，只要你给社会创造很大的价值，早晚你会给所创的公司创造价值。 我把投资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零和游戏，一种是蛋糕做大游戏。很多人的投资是前者，比如pre-IPO这种，我个人是不相信零和游戏的。我喜欢把蛋糕做大的游戏，就是我的思想、资本不能创造价值，我是不会投资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更需要对关键时点和关键机会的把握。什么是关键时点？就是大家都看不懂的时候。关键变化是什么呢？如果是一成不变的事情，实际上很容易被看见，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 只有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去跟别人有不同的观点，而且是产生非常长期的不同观点。 我关注的是创造多大价值的机会，这就是我说的深入基本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持续深入的跨时间、跨地区、跨行业、跨类别、跨线上/线下的行业研究，所以高瓴能够深刻理解这些行业的长期内在发展规律和业务逻辑，从而准确把握行业与市场的变革要素和时点。 各种生意模式都有非常不同的变化。比如说简单的是卖产品的，但是如果提升附加值就可能变成卖一种服务，如果再抓住关键机会可能变成一个平台，使卖产品和卖服务的人都可以用这个平台。生意模式博大精深，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企业家能看清楚生意的本质是什么，他的理念和格局观就是不一样的。 我有两点优势。首先，我们有幸天天跟最好的企业家打交道，而且是与他们发生剧烈变化的那段打交道，经常参与到伟大企业的创造过程中去，不管是当年的百度、腾讯、京东，还是今天的蓝月亮，去哪儿网。这个过程中你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自己只做一家企业的话，你有可能被局限于自己的行业和自己的事业，当你天天跟各种各样的企业打交道，从消费、互联网到先进机械制造，甚至水泥，你就能够找到伟大企业的共同点。 第二，我做高瓴本身也是个创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是个创业者，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习了很多，了解了文化、理念、人生的各种取舍。我也能够把自己的经验、情感与优秀企业家们分享、沟通。能否有通感，能否做到换位思考，是很重要的。我自己创业的过程，帮我更好地理解创业。 这是很好的问题，可能永远没有正确答案。我觉得“真正的护城河”是长期创造最大价值的，而且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 怎么创造这种价值，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品牌是最大化、最快创造价值的“护城河”，而随着互联网对品牌的冲击，品牌价值的护城河又不见得是最高效的方式，有人说在网上通过意见领袖创造价值效率更高。如我刚才说的，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护城河也不可能不变，优秀的公司是当互联网大潮袭来时，能够深挖自己的“护城河”，主动拥抱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如果一家企业亘古不变，这种企业永远不值得投资。从这个角度上讲，政府保护类型的“护城河”是非常脆弱的，这类护城河随时都有可能崩溃。 我最看重的“护城河”是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去挖造的护城河，这些人能不断地根据变化作出反应。那些赚快钱的人逐渐会发现他的路越走越窄，坚持做长期事的人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最大的风控是选人 这样的风控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 财务上的风控都会做，这是基本的。但我们最重要的关注点是选到最合适的企业家。 这个人能不能既有格局观，又有执行力，还有很深的对变化的敏感，以及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我觉得这种人很难找，大部分人都是在某一时期对某一方面会很好，但是有的人能够通过和外面的交流把自己提升。 比如去哪儿网的创始人庄辰超和蓝月亮的创始人罗秋平，一个代表互联网，一个代表消费品。庄辰超，虽然年轻但多次参与到创业的过程，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对事物的洞察力，他能够在关键的时期把控股权卖给百度，说明他有很大的格局观，他的人生梦想是做成中国最大的旅游搜索平台。罗秋平本来可以过非常安逸的生活，不用冒这么大的风险，但他的人生梦想就是成为中国日化的第一名，打败跨国公司，变化给了他这个机会，他也抓住了关键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愿意放弃小富即安的一年一两亿利润的公司，不惜在前一两年把公司做亏损，为了未来开辟一个新天地，这是很强的格局观。 这样的风控理念反而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走不到一起，对我们来讲反而省了很多功夫。 当然，有的企业家可能在某个领域内受不同的人影响，突然到了某个时间点不会把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为目标，有的人想去赚快钱了，有的人选择了更安逸的生活，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大家互相很坦诚，你要有这种变化，就很坦诚地告诉我。好在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要摆正投资者的位置。我们这些年做得最好，就是永远摆正自己是投资人的位置，跟公司的创始人保持非常灵活的合作，这也令我们相对比较超脱，避免在公司运营上介入太深，同时我们通过深入研究形成的战略格局观点还可以帮助企业。 三个哲学观 ‘守正用奇’语出老子《道德经》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引申自《论语》，是说看准了好的公司或业务模式就要下重注；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出自《史记》，是说只要做正确的事情，不用去到处宣传，好的企业家会找到我们。 我们整个公司虽然看起来像西方企业的做事方式，但我真正的投资哲学是源于中国的。 我有三个哲学观，也是在公司里反复强调并实践的。分别是：“守正用奇”、“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守正用奇”语出老子《道德经》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引申自《论语》，是说看准了好的公司或业务模式就要下重注。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出自《史记》，是说只要做正确的事情，不用去到处宣传，好的企业家会找到我们。 我对自己相信的东西的天真的追求始终不变，我相信的东西都会一直追求下去，甚至这个过程会显得非常地天真。 我变得更多的是能够更加理解这个世界与社会的复杂与多样性，更加宽容了。更加宽容以后，使人更容易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谅解别人，考虑别人的问题。 我肯定是巴菲特的坚定信念执行者。我们更认可的是长期持有，很多人只是简单的价值投资者。巴菲特早期投资是捡便宜的思路，后来才变成了长期持有的思路，所以我更认可、学习巴菲特的中后期投资。从大卫·史文森身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他对自己的信念像宗教一般地信仰，他可以去华尔街赚很多钱，但他都不去赚，就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 每个人最后都要做自己，我从每个人身上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在2005年创建公司的时候，我对我想招的员工的特质说了三个词，就是好奇、独立与诚实。对想干大事的，想有更高成就的人，除了这三点以外，还需要宽容和想象力，你需要欣赏别人并且能够释放自己的想象力。最后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身体。 创业中感触最深的是对价值观的坚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文章选自鼎信长城集团，2017年12月25日
2017年12月27日 -
何亚非：中国所主张的国际治理体系，有人正走在反面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义毫无疑问是多方面、多维度的。而其中，关于全球治理及其改革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极为丰富，突出体现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价值和世界意义。 以“一带一路”为例，在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这一倡议对于中国走向世界、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一带一路”与中国经济发展形成对接，是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另一方面，从国际合作与对外开放的维度来说，“一带一路”已经被提升为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开展新型国际合作的基本国策。这些可以充分说明，“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思想和实践贡献，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和指导意义。 当然，这些只是中国为创新全球治理所作贡献的一部分思想。实际上，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反复强调和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及其国际体系，到倡导建立以合作共赢为基础、不对抗、不冲突的全球伙伴关系，再到2017年初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思想升华，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球治理思想体系已然形成，对中国国内乃至世界范围的全球治理创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引领作用。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这些全球治理思想体系改革的思想之所以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思想系统性贡献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建立在中国成功的国内治理经验之上，故而有着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借鉴意义。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从穷国到富国，再从富国到强国，砥砺前行，在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走过了近七十年；中国国内治理和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的坚实理论和实践基础。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就全球治理提出系统性新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不断发展的现状、实践、国情紧密结合的产物，其内容与视角一方面有着理论上的继承，另一方面更是与时俱进，有着很强的现实性与创新性。 第三，这一系列全球治理中国思想、中国方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对迅猛变化的世界形势，对全球化这些年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后提出来的。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反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西方一些些国家内部政治极端化日益严重、贫富差距在一国内部以及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在不断扩大、各种文明是冲突还是能够对话融合业难有断论。正是认识了世界的变化规律和大趋势，中国共产党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对全球治理如何发展，提出了兼具中外、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有助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新思想和实现路径。 把握习近平的全球治理思想体系，我们需要抓住三个核心内容。 第一，中国会一如既往的坚持和平发展的大国战略。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都是中国为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所做出的理论建设与实际努力；构建不对抗、不冲突的全球伙伴关系将一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全球治理思想将建设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努力方向。中国一贯主张以联合国为核心、平等协商的多边主义及其国际体系；国际事务、世界的事情需要大家商量着办，中国也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不断提出新的想法和方案。这样国际社会解决全球性难题才能集思广益，实现共同发展、进步。 必须看到，虽然绝大多数国家对于中国所倡导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表达着强烈的支持，但仍有一些国家反潮流而行之。比如最近，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种行为大大伤害了相关国家的感情，招致了联合国大会128：8的悬殊反对比分，并且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局势的恶化。 不难发现，以特朗普为代表的“逆全球化”力量正影响着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甚至可能进一步动摇全球治理的根基。所以，为了适应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需要坚定不移的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同时推动G20、金砖机制、上合组织等新型国际机制的发展，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第三，习近平全球治理新思倡导和坚持各种文明的融合和交流，反对文明冲突。这一理论内核为世界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哲学上的指导意义，有利于化解世界范围内的文明隔阂、减少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冲突。过去，美国主导的西方文明总是认为它的文明是最优秀的，在它的文明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是“普世性”的，最优秀的。这就导致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强行输出，如果有些国家有任何抵触或者反对，西方就不惜动用其控制的国际舆论予以“围剿”，直至煽动“颜色革命”，甚至动用武力来改造其他文明的。现在看来，这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颐指气使的霸道做法以及造成了世界许多地方的混乱，加剧了全球范围内文明的冲突。 目前，恐怖主义泛滥、民粹主义思潮席卷全球，对世界政治与文化格局构成剧烈冲击。这些现象涉及的深层次问题是：究竟应当把问题归咎于文明冲突，还是应从正面着手，努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常常在国际行为中带有与实际能力不相匹配的优越感，比如罔顾地区现实和他国感情，强行承认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结果只会加剧国际范围内的文明与政治冲突。 而对于中国而言，凭借着“海纳百川”的古老文明积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可行目标，更是有利于国际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我们不应盲目跟随“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而应当倡导并力推各国文明和文化交流与融合，更好的利用中华文明的宝贵思想财富来化解现代世界各种难题。 当前世界局势复杂多变，矛盾冲突不断涌现，这迫切呼唤着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挑战、建立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合作机制、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基于价值一元论的西方中心主义面对这种世界现实束手无策，不仅没有好办法，反而求助于旧有地缘政治的“套路”来施压。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文明交流对话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新思想、新方案则会在未来的世界中愈发展现其价值。故而，认真研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的系统性新思想，把握它对世界发展的指导意义，是未来中国全球治理理论建构的重中之重。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7年12月26日
2017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