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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非：中国金融机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要形成合力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30日在北京出席2017“一带一路”投融资高峰论坛时指出，中国金融机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避免资源浪费。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金融机构近年来在此方面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例如，到今年底中国银行对“一带一路”项目授信预计将超过千亿美元。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在就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产能合作、旅游文化交流等方面，设计和规划了一系列合作项目，这都需要巨大资金支持。”何亚非强调，通过金融服务合理有效配置资源，拓宽融资渠道，获得资本积累，实现资金总量扩张，是支撑保障这些项目顺利落地开展的必要条件。 具体而言，他指出，中国一方面要从国家层面继续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通过对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应继续发力，按照国家部署和自身战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亦面临竞争。尤其西方金融机构已有长时间跨国经营历史，中国机构在金融理念等方面与其尚存差距。 何亚非特别指出，目前中国金融机构开展海外业务时，在可行性研究、市场开拓、融资结构、对外报价等方面，存在各自为政现象，造成了一定程度资源浪费。因此相关机构不仅要学会在海外“游泳”，还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推动政策性投资与商业化、市场化投资相辅相成。 何亚非同时提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地缘政治、国家发展水平、国家治理能力有所欠缺。此外，一些国家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缺陷，支付体系、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反洗钱等金融基础设施网络亦互不兼容，政策上存在差异，对此中国金融机构都要给予高度重视。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7年12月1日
2017年12月29日 -
【国际商报】中国留学发展走进新时代
当前，全球化发展走在十字路口，全球留学情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留学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为反映我国留学发展的最新情况、分析我国留学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了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该蓝皮书由王辉耀博士和苗绿博士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自2012年以来已连续发布6年。 一、中国留学发展走进新时代 CCG报告称，近两年来，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发展出现分歧，逆全球化的兴起和美英等国的签证及移民政策收紧导致2016～2017学年赴美国际学生达107.88万人，同比增幅3.4%，相比上一学年7.1%的增幅有所收窄。尽管如此，留学的大趋势并未改变。另一方面，欧洲受难民潮影响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才流动出现新的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逐渐放缓，人才回流开始加速。以中国为例，根据教育部最新数据，2016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43.25万人，超过8成留学生学成后回国发展，较2015年增加了2.08万人，同比增长3.97%。 在逆全球化和国际难民等问题的深刻影响下，留学生作为国际移民群体的重要一支，其在2016年的发展情况也出现新变化。国际人才蓝皮书主编、CCG主任王辉耀分析指出，美英两国的国际学生增速之所以首次出现下降势头，总体而言有两方面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对留学美国带来了显著影响，其新录取留学生人数十年来首次出现减少的情况；在英国，经济的低速发展使英国在留学、工作和移民政策上作出了相应调整，留学生在结束学业后通过工作签证留在英国的可能性持续降低，英国留学生增速放缓。CCG报告显示，在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下，中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成为全球接收高等教育国际学生的主要增长极。 中国作为最大的留学国，持续影响全球留学的发展状态。近年来，中国留学发展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如留学生数量连续保持全球第一位置，留学人员增速放缓，低龄留学人群更倾向于向学历留学发展，国际学校与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迅速。与此同时，留学回国人员增速再次超过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来华留学生增速再次达到两位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的主要增长点，国际学生在华实习就业政策取得新的突破。 CCG报告显示，中国出国留学的形势在过去一年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虽然2016年出国留学人员较2015年增速继续下降，但仍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英国等国最主要留学生源国。中国留学生占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留学生的比例超三成，占日本和韩国比例更高达半数及以上。从专业上看，工程科学和工程技术、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数学与统计学、社会科学专业的选择比例下降，外国语言文学和教育学专业持续增长，工商管理学专业持续回暖。出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也偏向低龄化，其中，中学留学生增长速度超过学位学生和交换学生的增长速度。超四成美国国际中学生来自中国，而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国际中学生的数量占比已过半。然而，安全问题是近年来影响留学的一大因素，外交部、中国驻外使领馆和领保中心受理的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数量呈加速发展态势。此外，学术诚信问题再次引起中国留学发展领域的关注。中国留学生曾经是国际学生中“勤奋”“刻苦”的代名词，但近年来中国留学生学术造假事件频频进入公众视野，对中国留学生的整体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CCG报告特别强调，2016年海归增速再次高出当年出国留学人数增速，海归人数持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褪去“光环”后的海归正在面临就业压力的严峻考验，海归就业进入“青铜时代”。 为推动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健康发展，CCG课题组给出如下的建议：首先，要多措并举推动留学价值回归。树立客观、成熟的留学价值观，促进留学生、留学家庭理性选择和规划留学。同时，社会对留学生也要更包容。打造针对海归特征的就业、创业和大数据研究的综合服务平台，提升海归在国内的发展情况。其次，要深入开展留学安全教育与培训。对留学生而言，提升自我保护意识是确保留学安全最重要的方面；从留学生家长的角度，应注重培养子女的独立生活能力、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社会层面，需要多方自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最后，要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华留学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掀来华留学热 由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著、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调查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同比增速再次达到两位数，其成为来华留学发展的增长点。 报告援引教育部来华留学统计数据，2016年，来华留学生数量达到44.3万，较2015年增长11.3%，增速再次达到两位数，较2004年的11.1万增幅达到299%，增长接近3倍。此外，国际学生在华实习就业及创新创业的政策取得新的突破。各地纷纷出台新政，突破了现行留学政策中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在我国就业或创业的严格限制，为引进外籍青年人才、推动国家创新创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此，蓝皮书主编、CCG主任王辉耀指出，由于来华留学工作起步较晚，且存在诸多障碍，来华留学人员数量仍然远低于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人员数量，留学赤字问题依然严峻。但是，随着“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不断推进，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国际学生数量持续增长。来华留学生人数增长最快的韩国、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老挝等国中，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老挝都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增幅的平均值超过20%，不仅大大缓解了留学赤字，也为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治理积蓄人才。随着更多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这一区域国家来华留学还将有较大增长。 王辉耀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也为汉语言文化传播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全球掀起了一股“汉语热”，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汉语列为战略语言，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也成为个人发展和商业合作的需求。 为促进“一带一路”来华留学发展，CCG课题组建议，要进一步拓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通道与模式；进一步放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在华工作发展的限制，吸引“一带一路”创新型人才参与到中国和其祖国之间的发展建设中来；进一步推动中国语言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满足当地对于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切实需求。 光环渐褪海归就业压力趋升 随着留学的平民化发展以及大规模“海归潮”的到来，曾经光鲜亮丽的海外文凭已不再是就业的稳妥保障。褪去“光环”后的海归正在面临着就业压力的严峻考验，海归就业步入“青铜时代”。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联合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如是指出。 CCG报告指出，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不断增长，海归学历的含金量不断下降，就业压力进一步凸显。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达到43.25万人，超过8成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较2015年增加了2.08万人，同比增长3.97%，较2015年增速有所放缓，增速同比下降6.4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海归增速再次高出当年出国留学人数增速（1.75个百分点），海归人数与出国留学人员数量之间的差距有所减小，但人数差距仍然存在。 虽然近半数海归认为自身的竞争力高于国内同类学生，但海归群体的劣势仍然明显，65.9%的海归受调查者认为不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阻碍其工作发展的主要问题，45.3%的海归受调查者认为不适应国内人情社会，难以获得发展机会，41%的海归受调查者认为不熟悉国内市场环境是影响其求职的主要原因。 调查显示，当前海归群体的出生年代越来越集中在1980～2000年之间。在受调查的海归群体中，90后回国的海归占受调查者数量的53.3%，80后回国的海归占受调查者数量的42.3%。因此，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1980年后出生的人普遍为独生子女，出国留学对于家庭的影响相对较大，回国发展有很大的因素与家庭团聚有关。 对留学人员回国就业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表明，一方面是留学教育大众化使得留学的整体质量出现下降，一些“野鸡大学”涌现，也造成留学生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诸多方面的严重损失；另一方面，留学产业化发展迅速，留学服务机构成为很多学生申请国外学校的好助手，但也有依赖留学服务机构的情况发生，使得准留学生对于留学申请过程没有良好的了解与体验，对于学校选择与未来的发展没有自己明确的规划，造成留学成本与留学收益不匹配。此外，国内人才市场越来越注重求职者的工作能力与经验，仅凭借在国外的学历已经无法成为求职的稳妥保障。 蓝皮书主编、CCG主任王辉耀表示，面对海归就业的“青铜时代”，留学生和准留学生需要深入思考留学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留学并不是万能的，留学仅仅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渠道来获取知识和技能，所以对于出国留学需要有准确的定位，即通过留学希望获得哪些成效，有哪些方面可以提升；另一方面，留学前及留学过程中的规划必不可少，社团活动的参与、实习机会的把握以及社交能力等都应当是留学生在良好地完成学业的同时，需要重点关注的发展机会。面对越来越国际化的中国市场，仅依靠留学文凭而“裸归”的海归群体，可能会在就业发展阶段遇到更大的困难。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7年12月日
2017年12月29日 -
王石接受《深圳商报》专访：不自我更新 就跟不上时代
理事简介王石，CCG资深副主席、万科董事会名誉主席。2017年，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是中国企业界关注的焦点。4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明确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从6月21日起，《深圳商报》推出“企业家精神与深圳”大型年度报道，旨在推动“企业家之城”深圳激发活力再创新局。9月2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正式发布，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王石（左）近日接受深圳商报专访，与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深圳商报副总编辑周斌就弘扬企业家精神进行对话。万科创始人王石近日接受《深圳商报》的邀请，与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深圳商报副总编辑周斌进行对话，共同探讨深圳何以成为企业家之城，展望深圳如何营造激发企业家精神的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于企业家 周 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圳商报》和“读创”客户端今年推出了大型系列报道“企业家精神与深圳”，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王石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企业家群体的杰出代表，我们首先想问您的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优秀企业家、会成为学者眼中的企业家之城？ 王 石深圳经济特区自诞生开始，就具有小政府大社会的特点，这是孕育企业家精神的关键。论条件，深圳和不少城市都有差距，但深圳为什么能成为最光彩夺目的特区？原因我想有以下几点：首先是一张白纸，可以改革创新；其次是毗邻香港，具有地缘优势；再者就是深圳一直以全国为腹地。我是1983年来到深圳的。深圳是座移民城，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本身没有束缚、没有包袱，让人民的聪明才智得以释放，深圳也因此异军突起。我还想说的是，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于企业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的，在深圳的主政者身上，我也看到了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深圳人不抛弃自己，就没有人能够抛弃深圳 周 斌十年前，有一组《蛇口基因》的报道，您为此写了一篇《深圳现象》，探讨深圳标杆企业的成长基因。在您看来，企业家身上的“深圳基因”有哪些？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基因的成长与传承？当中最重要的基因是什么？ 王 石就我个人而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袁庚先生。他是一位企业家，是招商局的掌门人，同时也是一位政府官员，是蛇口开发区的主导者和管理者。“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蛇口的这两句口号响遍全国。蛇口基因是什么？就是创新，就是在资源整合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成长的道路。创新，是企业家永远的使命。说到深圳基因，我想从深圳的起步说起。深圳创建伊始，条件非常简陋，缺水少地。政策给了发展空间，深圳就在艰苦环境里创业，在大工地上、在小窝棚里实现了一夜城的奇迹。我个人认为，艰苦的环境对于有理想、想创新的人来说，是一种财富。回顾深圳的历史，这座城市在快速成长中迭代非常快。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深圳果断选择转型，甚至在失意中选择求变。我想，正是艰苦环境激发了深圳人的创新力与活力。△12月15日，王石在广州参加蒋齐生先生诞辰100周年摄影理论研讨会。十几年前，深圳有过“被抛弃”的焦虑，因为政策从特惠变成普惠，有人说深圳不再特了。我当时坚定地认为，只要深圳人不抛弃自己，就没有人能够抛弃深圳。我的理由很简单，衡量深圳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特惠变成普惠，大家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如果必须给予特殊政策才能成功，那就不是真正的成功。深圳的成功具有普适意义，对其他城市有借鉴意义。比如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你会发现深圳和深圳企业又走在了前面。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次新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家不仅要立足中国，更要走向世界。我对深圳有信心。未来的深圳，会有更高的要求，承受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深圳面临的考验，就是在被认可后，如何突破路径依赖继续创新。我想，做到这一点，就是企业家精神在深圳的传承。深圳的政府和企业有着很好的互动 周 斌谈到政商关系，大家都很敬佩您当年所说的“万科不行贿”。不可否认，政府当前在资源分配上仍然具有强大的话语权，那么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企业家该做什么？政府又该做什么？ 王 石万科“不行贿”的底线是清晰的，也是不会改变的。作为创始人和掌门人，看到社会的不良之风，不可否认，我的内心是很焦虑的。2010年，我去哈佛研读，就是想从个人视角来观察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我发现，19世纪中叶的美国和2000年左右的中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迅速城市化、工业化，大量消耗能源破坏环境。美国东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当时有80%的森林被毁，纽约、芝加哥城市环境污染严重，而且社会生态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官商勾结现象。我个人认为，重点不在于看到现象，而在于发现问题之后怎么办。黄石公园成为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便是对破坏环境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我们同样可以看到，2012年之后，中国依法治国，严惩腐败。无论是从思想上行动上，无论政治生态还是自然保护，中国都在重新认识、重新治理。新型政商关系，我非常欣赏亲清二字。行政权力和创造财富，一定要有清楚的界线。企业要有清晰的管理引导，政府和企业要形成自然的亲和关系。在这方面，深圳的政府和深圳企业都做得不错，有着很好的互动。三心二意是做不好企业的 周 斌在中央文件里，我们看到对于优秀企业家精神提出了三个“弘扬”，分别是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对比国际上公认的企业家精神，我们感到中国倡导的企业家精神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有的应该是企业公民的基本责任。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企业家，您是如何看待这种不同？ 王 石我想说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叫信心。中国的企业家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对于现在遇到的发展问题，国家希望我们有担当，我们也要有信心。企业家业务国际化，行动也自由，遇到瓶颈有更多的选择，不免会产生大不了就移民的念头。我经常对企业家朋友说不能三心二意，中国竞争激烈，迭代速度很快，稍不留意就会被淘汰，总想着留后手，总想着跑，怎么能把企业做好？三心二意是做不好企业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创新。相比其他城市，深圳企业研发投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和国际先进城市的差距，深圳的底子不是很厚，需要看到这个短板，要引进国际人才，吸纳优秀外来文化。第三个关键词是责任。在公益慈善方面，一河之隔的香港是我们的老师。人均慈善支出，香港在全球是最多的。大家还记不记得，20年前的华东水灾，香港社会积极行动，电视里滚动字幕都是企业和个人的捐款信息。香港的企业家不仅是在深圳投资，也在公益方面影响着我们。在内地城市，深圳人均慈善捐赠和人均拥有社会组织数量，均排在了第一位，但和香港一比，仍然只有他们的一半。华人有乐善好施的传统，政府在发挥社会组织积极性上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深圳企业家同样也应该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创造财富引领创新方面，中国的企业家做得不错，责任担当上还需要做得更多。尤其是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财富不平衡是事实。企业家精神让深圳和哀牢山相通相近 周 斌近两年，您带领企业家到国外开设“深潜”班，还多次到云南看望褚时健。您想通过这些活动汲取什么精神营养？又想传递什么样的精神？ 王 石“深潜”是赛艇，是体育加教育。为什么办“深潜”？我认为，本土成长的企业，既要传承传统文化，又要汲取外来文明。年广久、马胜利等改革开放早期涌现的企业家，因为条件有限，文化程度并不高，而现在的企业家大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但这种教育往往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深潜”就是以赛艇为抓手，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培育团队精神。推广“深潜”，我的初衷就是推动成人可持续教育。这是我作为企业家的责任，也是作为公益人的责任。在今天接受《深圳商报》采访之前，深圳社会组织总会刚刚为12支赛艇队授旗。△王石（前）在小东江进行皮划艇训练。看望褚老，起因很简单。我们是创业者，面对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必然会有风险，不可能一直正确，也会有犯错误的可能，这种错误甚至还可能会是触犯法律。我有个习惯，企业家朋友出了事，我都争取去看看，一来是希望自己万一出事时也有人来看看，关心别人也就是关心自己。第二个原因是让他们知道，犯错误没关系，受到处罚后可以重新再来。我去看褚老时，他已经是73岁。他带着老伴，在哀牢山承包了2000亩橙园。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树苗很矮，我问他，什么时候能挂果成熟？回答是6年后。我一算，这不都80岁了。看着他兴致勃勃，我不由地想自己80岁时会做些什么？到了80岁，才可能看到创业的成果，这种执着令人肃然起敬。在这种逆境下还能如此乐观，这深深打动了我。不要说逆境，即使是顺境，我到了那个年纪想得最多的可能是颐养天年。我今年66岁了，原来想的是70岁就退休。现在每年去看望一次褚老，就是去汲取一次精神营养。每次看褚老，都有很多企业家一起去，大家会讨论一些话题，今年的主题是家族企业传承。哀牢山离深圳很远，但企业家精神让深圳和哀牢山相通相近。我有一个提议，《深圳商报》可以组织读者前往哀牢山，一起探讨如何弘扬企业家精神。对于学习榜样深怀感恩之心 周 斌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您最欣赏的企业家是谁？ 王 石其实，我已经说出了一位，那就是褚时健先生。说起佩服的企业家，可能大家会以为不多，但我恰恰相反。我有很多学习榜样，不但佩服，还从他们那里获得营养。先从深圳说起，我推崇的企业家有很多。在我的心目中，袁庚就是一位最成功的企业家。还有深圳的老领导梁湘、李灏，他们身上都有着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我还想说说特发。比如特发当年的老总孙凯峰、高林，这些国企背景的企业家此前还有政府官员的身份。在万科的创业初期，我们犯过很多错误，没有他们的包容担当，就没有万科的今天。深圳的企业家是一个群体。比如深圳的“三马”——马蔚华、马化腾、马明哲，还有中集的麦伯良、华为的任正非等，我佩服的企业家可以列出一串名单。至于外地的企业家，我要举出浙江的鲁冠球、冯根生，还有马云、陈东升等，都不能不提。我还要提到万科原来的大股东华润，华润的掌门人宁高宁是我学习的对象。提起这些企业家，我是非常感恩的。 周 斌那么，您最推崇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王 石这么多次拜访褚时健老先生，恰恰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我所缺少的精神。首先是专一。做烟和做橙子有什么关系？都是植物，都与农业有关。老先生为什么对气候、对土壤那么敏感？酿酒，榨糖，做烟，种橙，他的整个经历都和农业有关。做烟之前，他是做糖厂的；再往前回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家里的20亩薄地是种玉米酿酒的。万科原来搞多元化，最后专注房地产，可以说绕了一个大弯。第二是钻研，也就是工匠精神。第三是包容。如果像他那样经历过那么多波折，我不敢想象自己会不会有同样的乐观。三个月前，有传言说他去世了。他为此录了段视频，在镜头前说“我好好的嘛”，还说“看到大家对我这么关心，我这一生知足了”。我一次次去看望褚老，就是不断在汲取营养。我认为，大家都要受得了委屈。企业家不仅要有创造财富的能力，还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在国家社会需要你的时候，能够站出来铁肩担道义。企业家要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 周 斌2018年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的发展也已进入新时代。您认为，新时代企业家要有哪些新作为、新担当？ 王 石我们是一个勤劳能干的民族，我们也拥有一个不可想象的市场。以创造财富而言，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很多奇迹。但是放眼国际，企业家要有中长期目标，尤其是在研发和创新方面，要立足于国际先导性的标准。企业家的理念一定要尊重知识、尊重产权。不可否认，我们的民族自身有短板，企业家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必须要思考如何约束自己，减少投机取巧。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健康发展，企业家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我认为企业家一定要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否则就不能跟上时代。 周 斌《深圳商报》今年推出这个年度报道，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向深圳的企业家致敬，向深圳的企业家精神致敬。您如何评价这个报道？营造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您认为媒体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责任担当？ 王 石把深圳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推到这样的高度，离不开媒体的支持。我在此感谢《深圳商报》对深圳企业界、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支持。我是《深圳商报》的读者。作为企业家，我在情感上和商报更亲近一些。在我的印象中，《深圳商报》在重要节点都会推出策划。深圳的成长，媒体提供了推动力，也为我们企业健康成长做出了努力。这，正是我接受《深圳商报》采访的原因。谢谢你们！未来的深圳，会有更高的要求，承受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深圳面临的考验，就是在被认可后，如何突破路径依赖继续创新。做到这一点，就是企业家精神在深圳的传承。总想着留后手，总想着跑，怎么能把企业做好？三心二意是做不好企业的。——王石人物小传：王石企业家 运动家 公益人姓名：王石出生日期：1951年1月祖籍：原籍安徽金寨，生于广西柳州。身份：万科创始人，现为万科董事会名誉主席、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个人成就：1、企业家王石亲手打造了世界500强企业万科，万科也成为中国房地产的标杆企业。1983年，王石进入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工作，1984年组建“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8年，企业更名为“万科”，当年12月发行中国内地第一份《招股通函》。1991年1月29日，万科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16年，万科跻身财富杂志世界500强。2、运动家王石经历丰富，被称为最潇洒的企业领袖。2003年5月22日，王石成功登上珠峰，以52岁成为中国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一位登山者。此后4年，王石成功登上11座高峰。王石发起“深潜”，推广赛艇运动。2014年9月，王石当选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任期为5年。3、公益人王石身影活跃，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事业。2015年10月，王石当选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会长。王石还是壹基金执委会主席，同时组织参与众多环保活动，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企业家代表。相关链接“深潜”之义王石自2007年起在美国哈佛、英国剑桥求学，Deep Dive深潜训练营是其多年海外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后凝练而成的一系列课程。深潜的最大特点在于赛艇训练。王石希望借助这项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英国传统运动，重新调整大家对于团队管理和人生态度的认知。赛艇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一艘赛艇上八个桨手加一位舵手，就像一个现代企业的缩影。如何通过改进每个人的技术，提升团队配合，让船划得更快，这与治理好一家公司别无二致。比起个人英雄主义，中国企业的未来更需要团队之间的融合、与世界的融合。深潜训练营创立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赛艇竞技和培训讲座的形式，帮助中国企业家提升体能、语言素养和文化素养，对自我价值进行反思与突破，为中国全球化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商业领袖。办深潜训练营的目的，“解决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解决我们应该做什么”。企业家们通过对异国文明的潜学从而达到“自省、自律、自如、自在”。深圳商报原创稿件，所有版权归深圳商报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文字整理 张平照 钱飞鸣文章选自读创新闻，2017年12月26日
2017年12月28日 -
陈文玲：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重大理论判断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解读十九大报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了解读。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中国网：您好，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您怎么理解这一主要矛盾的变化，具体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陈文玲：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判断，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十三大以来，我们对社会矛盾的主要判断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通过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中国已经从区域性大国迈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和社会生产力极大地释放、生产力水平迈上新台阶、落后生产力不断被先进生产力替代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体，成为制造业产值在全世界排在第一位的国家，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一穷二白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未来，中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上。所谓新起点，就是经过持续快速地发展，中国的经济已经今非昔比，我国制造业也稳步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有很多领域已经在世界上步入了第一梯队，个别领域已经进入无人区。但是我们还不是真正的强国，我们的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的就是经济发展的质量更高、水平更高、经济发展更加平衡。我国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就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觉得，一直到2050年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这个矛盾会贯穿始终。我们从满足了温饱也就是基本的生理需求到安全需求、社交需求，最终到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这样的需求是不断向上升位的。实现了小康会使消费不断向上升位，这种升位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竭的动力，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动态变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的消费的升位，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所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动态的，是不断演进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肯定存在的。解决了绝对贫困人口，但相对贫困还会出现。贫困问题解决了以后，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贫困的标准还会进一步提高，还会有相对贫困的人口。再比如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环境的要求和现在的空气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这些问题也形成了很大的不平衡性。所以解决不平衡，这是一个大的命题，也是需要持续不断解决的。还有发展的不充分的问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地推出，我们正面临着新的选择，在新技术面前可能会出现很多颠覆性的技术，还会出现很多基础性的共性技术。相对来说现在的创新能力是不充分的，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我们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还没有真正形成人人创新、全社会创新，形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在创新水平方面和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创新已经成为我们国家一个大的战略，这种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而且我们的业态变革特别是商业模式的变革现在已经走到全球的前列。这些说明我们具有创新能力、原创能力。所以我相信未来面对主要矛盾的转变，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社会就会不断前进。主要矛盾会贯穿始终，解决主要矛盾也会贯穿始终。中国网：感谢您接受中国网的采访，谢谢！文章选自中国网，2017年12月25日
2017年12月28日 -
【国际商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前路多坎坷
12月14日，第十一届WTO部长级会议在阿根廷落下帷幕。此次会议未有共同声明或宣言发布，这也意味着此次会议未在主要谈判议题上取得突破。尽管对于这一结果业界已多有预期，但由此凸显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走向仍受到了不少关注。 12月18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行主题研讨会，邀请国际贸易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变化、趋势以及如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问题展开探讨。与会学者一致表示，目前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成员间分歧较大，多哈回合谈判难以推进，给WTO的未来走向蒙上了阴影。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有鉴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各方坚守住这一困难时期，未来WTO仍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其间，中国应该更多参与、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最困难的时期 “目前，WTO处于最困难的发展时期。”CCG高级研究员、原驻美公使何宁指出，因各成员间利益寻求的差异较大，相关议题推进滞缓，尤其是推进过程中领头羊的缺位，致使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面临较大挑战。 此次WTO部长级会议举行期间赴阿根廷参会的中方智库代表CCG主任王辉耀感受颇多，由于目前美国对多边贸易机制的态度不积极，他此行接触的专家大多对WTO的前景持悲观态度。 何宁认为，以2003年坎昆会议为拐点，WTO的发展即一步步陷入困局。此前，即使一些发展中成员在很多问题上表达不同意见，但因为当时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成员起着带头作用，能够促成决议。而现在，特朗普政府对多边机制不感兴趣，甚至有声音怀疑美国会在2018年退出WTO。同时，多边贸易一项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协商一致。从理论上来说，只要有一个成员不同意，不参与形成共识，决策就很难顺利达成。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贸研院原院长霍建国介绍，WTO成立后的早期阶段，各成员主要集中推动降税，之后随着发展中成员的不断增多，谈判议题更多集中于发展中成员应享受的差别待遇，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的利益诉求差异日益凸显。这也增加了谈判难度。 在WTO相关议题推进滞缓的同时，地区和区域互惠贸易协定更多生成，且在贸易发展新形势下，WTO尚未形成新的机制。这都给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坚守过冬 未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走向会 怎样？ 尽管与会者对WTO目前处于最困难时期的判断表示认同，但他们也认为，多边贸易体制遭遇的寒冬终会过去，只要坚守度过这一困难时期，未来WTO仍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且美国不会轻易退出WTO，只是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了双边和区域贸易关系的建立。“无论从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还是从全球投资和贸易发展走势来看，全球化仍在不断推进。”CCG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纽约和旧金山总领馆原商务参赞何伟文指出，基于此，多边贸易机制体制仍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性，且会不断发展。 在何宁看来，当前，自由贸易协定之所以盛行，主要是因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遇到了困难。需要注意的是，双边贸易也是在多边贸易体制、规则框架下发展起来的。且相比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贸易发展中事半功倍的效应，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所耗费的精力和成本更多。 与会专家指出，即便出现最极端的情况，美国选择退出WTO，只要其他成员坚守，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仍可存续。且美国国内法中有关贸易的规则多与WTO规则一脉相承，即便美国退出WTO，其国际贸易规则风向也不会发生较大转变。 中美之间本就有很大的利益联结，不论特朗普是否在位，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存在也需要达成更多共识，两国应尽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双赢。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中美两国对未来的贸易投资规则走向均有巨大需求。这直接涉及双方的海外利益和全球利益，中美应该寻找一个合适的平台，为未来长期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规则体系。破 局 对于多边贸易机制如何破局，何伟文认为，针对WTO各成员间现有的矛盾分歧，寄望多哈回合谈判的相关议题在短期内取得成果并不现实。可尝试设立各成员关注的新议题，如在电商、数字经济发展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及就业和经济增长等议题上凝聚更多共识，获取突破。同时，“二轨外交”的重要性也不应忽略，通过达沃斯论坛、国际智库交流等渠道以持续推动各成员在WTO议题上的共识建设，可能会收到较好效果。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进程中的参与和推动程度被更多寄望。对此，何宁认为，当前，中国要练好内功，特别是在多边贸易体制处于难关的当下，中国更应坚持对相关规则的尊重，逐渐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榜样，获得其他成员的信任。 关于专家提及的人才储备问题，王辉耀提出，中国除了重视自身人才培养之外，也可以聘用国际专家为我所用。此外，中国可更多思考如何与自己的“朋友圈”共同维护多边体系，同时练好内功，深化改革及法制建设。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7年12月21日
2017年12月28日 -
【中国贸易报】强监管下企业如何“合规”出海
海外投资已成为企业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今年以来，我国“走出去”的企业面临的国内外监管日趋收紧，合规性隐忧逐渐显现。在强监管下，企业该如何走出“合规之路”呢？《中国贸易报》记者就这一问题专访了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 王辉耀提出，“走出去”的企业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谨慎对待国家非鼓励性投资领域，如房地产、体育俱乐部、娱乐业等行业，而在国家鼓励的领域中，如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高科技、服务业等行业，要开始培养“走出去”的能力。二是要注意“走出去”所在国的审查机制和政策，比如目前美国投资委员会加大了审查力度，导致很多中企赴美投资业务搁浅。对于国内外日益收紧的监管环境，王辉耀提出四个应对方向。 一是要找准行业。企业要做好研究，找准符合国家发布的《境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项目，避免在一些非鼓励性项目上浪费时间，做无用功。比如企业计划投资一些俱乐部，最终发现资本可能无法出境。 二是要找准合作伙伴。无论是购买项目还是联合投标，伙伴很重要。“走出去”企业若可与欧美企业联合投标，会大大减少美国及欧洲的投资审查。有实力的企业也可以预先在美国成立分公司，通过在美分公司进行项目竞标会大大提高中标率。 三是要联合第三方对象。企业可联合第三方国家或跨国企业，通过合资合营形成联营体的方式进行跨国投资。很多时候，即使联营体较小也会带来较高的可信度、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四是落实好资金来源。“走出去”企业不能完全依赖单一的政府渠道或贷款，必须落实好既有资金、贷款、海外储备等多项资金来源，为项目提供稳定支持。 王辉耀表示，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合规管理”也有所差异。相比之下，国企因政府主导等原因，会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但国企也会受到国家之间主导的、具有倾向性的政策利好消息的刺激。比如，特朗普访华期间，中国能源企业获得机会与美国合作，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民营企业虽不具备国家间倾向性政策优势，但民营企业灵活性好、机动性高、决策速度快，并且民企“船小好调头”，这方面与国企相比具有很大优势。目前，从数据上看，民企对外投资已经占据了中企“走出去”的半壁江山，且份额仍在不断扩大。从长远看，民营企业“走出去”潜能不可估量。 “中企‘走出去’，总体趋势是不断便利化的。”王辉耀认为，尽管特朗普上台后，反对WTO、TPP等多边贸易，对中国不利，但另一方面，中国开始形成了对国际多边合作体系的支撑能力，并且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能够抵消一部分美国的“不作为”。这一过程虽然曲折，但仍能维持国际多边自由贸易便利化体系的存在。 “尽管国际监管有收紧的趋势，但由于中国经济体量较大，其他国家普遍面临经济疲软等现象，需要中国经济的支撑。因此，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后，也不得不放开对中企投资的限制。”王辉耀说，只要中国保持定力，不断推进、加强和支撑全球化进程，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前景是比较光明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王辉耀表示，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放宽准入条件，也会促进其他国家不断开放，进而带来新一轮的投资红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新的利好。 王辉耀提醒“走出去”或即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准备。首先做好企业自身的规范化建设，利用更多技术标准、产业标准、环保标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等国际标准要求自己，增强自身合规性；其次是做好企业国际化建设，包括吸纳国际化人才、建设国际化管理体系、提高国际资本和国际董事比例、提升跨国运作指数等；再次要注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做世界企业公民。这样才能使中国的企业真正成为全球性企业。文章选自《中国贸易报》，2017年12月26日
2017年12月28日 -
【界面新闻】硕博留学生数量暴涨，中学课堂上的国际留学生也大多来自中国
从1978年到2016年，中国累积450万留学生，出国年龄越来越低，回国就业越来越难。 国际政治环境集中变化的背景下，留学群体体现怎样的新趋势？近期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总结了2016届本科毕业生的留学现状和2017年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的现状与问题，同时对2011届到2013届留学研究生毕业三年后的现状进行了解读。 1978年到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达458.66万人，其中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学习和研究的留学生为136.25万。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同比增长3.97%，较2015年增速下降9.93个百分点。 美英两国的国际学生增速呈现下降趋势。蓝皮书主编、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分析指出两方面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对留学美国带来了显著影响，其新录取留学生人数十年来出现首次减少的情况；在英国，经济的低速发展使英国在留学、工作和移民政策做出了相应调整，留学生在结束学业后通过工作签证留在英国的可能性持续降低，英国留学生增速放缓。相反中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三个国家的国际学生持续增长。中国继续保持第三大留学国位置，2016年到2017年接收高等教育国际学生44.28万人，同比增长11.4%。 中国学生的留学特点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从2012年到2015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留学目标国家不但呈现出留学博士生占该国在读博士生群体较高比例的情况，而且还在所占比例上出现了连续增长。例如瑞士达到54%，较2012年连续三年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美国作为留学大国，其留学博士生占比从2012年的29%上升到2015年的38%，增长了9个百分点。 2016年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出国留学的专业选择上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工程科学专业和工程技术专业继2014年后继续下降，工商管理学专业、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和教育学专业选择比例继2014年后保持持续增长。2015年起，工商管理学专业选择比例持续回暖，这或许跟工商管理相关领域的发展需求再次放大有关，包括金融领域、贸易领域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在“互联网+”的刺激下产生新一轮的增长。 低龄留学人群更倾向于向学历留学发展，国际学校与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迅速；与此同时，留学回国人员增速再次超过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来华留学生增速再次达到两位数。 报告中提出一个问题：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不断增长，海归学历的含金量不断下降，就业压力进一步凸显。2016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达到43.25万人，超过八成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 调查分析发现，虽然近半数海归认为自身的竞争力高于国内同类学生，但海归群体的劣势仍然明显。65.9%的海归受调查者认为不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阻碍其工作发展的主要问题。王辉耀博士表示，面对海归就业的“青铜时代”，留学生和准留学生需要深入思考留学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留学仅仅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渠道来获取知识和技能，所以对于出国留学需要有准确的定位；另一方面，留学前及留学过程中的规划必不可少，需要重点关注的发展机会。面对越来越国际化的中国市场，仅依靠留学文凭而“裸归”的海归群体，可能会在就业发展阶段遇到更大的困难。 报告通过对全球留学生生源地研究发现，十大生源地中，亚洲占六席（中国大陆地区、印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伊朗和印度尼西亚），中等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生源将进一步增加。 中国作为最大的留学国，持续影响全球留学的发展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各项开放政策的支持，来华留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也快速发展，泰国、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等沿线国家来华留学增幅的平均值超过20%。这直接缓解了我国留学赤字，同时也推动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化发展并积蓄人才。文章选自界面新闻，2017年12月25日
2017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