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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网】“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论坛”热议协同发展与产业创新高端人才
2017年12月22日，由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联合京津冀三地党委组织部共同举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第三届“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论坛”在天津举行。本次论坛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产业创新高端人才”为主题，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领导、中央相关部委领导以及国内外人才专家、企业代表、京津冀三地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区（市）党委组织部分管负责同志和人才工作科负责同志，以及三地党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工作人员等200余名代表出席论坛。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李卫锋博士主持。人才一体化需要清晰的功能地位和统一规范 目前，京津冀一体化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中，京津冀三地在越来越紧密的合作中迎来了更多发展机遇。高端人才作为区域发展的动力来源，人才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本次论坛旨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方针，深入学习贯彻今年京津冀三地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发布的《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2017—2030年）》，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各项指导精神，全面推进京津冀人才区域化一体化发展，促进三地之间人才资源自由流动与共享，进而推动京津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升级，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 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胡建华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胡建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特别强调人才问题，“要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同时在涉及到城市区域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也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次论坛结合“全球高端人才延揽计划”、“冬奥人才发展工程”、“沿海临港产业人才集聚工程”以及“国际人才社区建设计划”四项重点工程的进展情况进行仔细的分析、总结，并且提出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一步探讨下一步怎样使京津冀三地人才结构更加合理，实现人才资源市场化统一规范，公共服务高效均衡的人才一体化发展模式。打通教育资源发挥全球化作用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 京津冀一体化涉及的人才问题主要还是功能定位，北京、天津和河北三个地方各需要怎样的人才，如何各自发挥独有的特点。针对这些问题，到场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在论坛上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投资并购部总裁王天鹏从市场化的角度对京津冀人才一体化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京津冀人才一体化不是企业简单地推荐几个人就能解决的，还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从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政策上进行引导。毕竟人才总是向最有利的方向流动，因此，二三线城市吸引人才还需要在各方面的配置到位。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肖广岭从科技政策上对京津冀人才一体化提出建议，他说，目前京津冀一体化面临产业定位和产业对接两个问题，首先，如果京津冀三地能打通教育资源，这对人才流通是极为有利的。这虽然不是一个直接的人才政策，但是却对人才流动有着直接的影响。其次，产业对接需要配套。比如，深圳研究院和清华的合作就能很好的将人才引流至深圳，加之深圳本身的产业密集和相对有优势的吸引人才的政策。所以，天津和河北应该积极利用北京的教育资源优势，制定政策吸引人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人才发展系副主任魏华颖同样认为，教育是决定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北京教育资源非常不均衡，而现在的年轻人在就业的时候并不是把薪酬放在第一位，而是选择“慢就业”。他们对工作的期待和需求发生了变化，这就意味着未来人才工作需要多方面的整合，不光靠政府，而是整合产学研作为一个整体的平台将发挥吸引人才的目的。因此，对河北来讲，就需要挖掘自身的优势使得人才政策具有针对性。对于国际人才，魏华颖表示，吸引人才不能只是关注“大腕”，而是应该善于挖掘“潜人才”。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对外合作处处长张秀英则认为，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同样需要全球化视野。政府出台的人才政策需要使得企业和项目在全国进行自有流动和自有合作，能够使地区创新资源和创新思想不断迸发。此外，互联网时代需要更多的学习同双创结合，更好地发挥试验和传承精神。 全球化智库（CCG）是国内领先的国际化智库，致力于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CCG也是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人才理论研究基地。本次论坛的举办，意在深入了解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研讨交流三地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增强区域人才工作的合力，对于早日实现三地区域人才结构更加合理，人才资源市场统一规范，公共服务高效均衡，人才一体化发展模式成熟定型，大幅提升人才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自中华网，2017年12月27日
2017年12月28日 -
张磊：最大的风控是选人，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走不到一起
理事简介张磊，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从2005年创办时用耶鲁大学投资基金办公室(Yale Endowment)提供的3000万美元，到目前的11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张磊带领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成为亚洲地区植根于中国而着眼于全球的资产管理规模最大、业绩最优秀的基金之一，他本人也成为华人在全球投资界成功的代表。张磊有三个哲学观，分别是：“守正用奇”、“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河南驻马店贩卖杂志的少年，到耶鲁实习生，投资腾讯，京东赚200多亿，并成为耶鲁19位校董之一，张磊的经历是一个传奇。 可在张磊看来，这些只是结果，他更看重的是做事情的理念和方式。“我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这是我的信念和信仰。”因此，他一直在“寻找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对价值观的坚持，让张磊选择将高瓴资本打造成亚洲独有的“长青基金”（Evergreen Fund）模式，是他能够说服包括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等在内的超长期LP信任他的关键，而业绩数字和投资名单上如腾讯、京东商城、大润发、蓝月亮、去哪儿等知名公司，只是坚持所获的些许回报。 但坚持并非僵化。虽然重点投资领域包括互联网与媒体、消费与零售、医疗健康、能源与先进制造业等，但张磊称高瓴的本质是一家“投资于变化”的机构，在对话中他也多次谈及“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所以，他觉得很幸运能够生活在这个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里，并有幸帮助那些敢于拥抱变化的企业家实现梦想。 张磊说，自己是84岁巴菲特“长期持有”的坚定信念执行者，也从被称为机构投资业导师、耶鲁投资基金负责人大卫·史文森身上收益良多。可他并没有想复制谁、成为谁。 他与高瓴资本所做的和继续做的，还会是“守正用奇”。超长期投资 “超长期投资是我的信念和信仰。总结来讲，第一点是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点是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我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这是我的信念和信仰。而高瓴基金的模式在亚洲也是独有的，我们是一家长青基金。 我们认为投公司就是投人，真正的好公司是有限的，真正有格局观、有胸怀又有执行力的创业者也是有限的，不如找最好的公司长期持有，帮助企业家把最好的能力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所投公司从早期、中期、晚期、上市乃至上市后一直持有。而非投一个IPO，上市卖掉，再不停地找。长青基金的特点是投PE项目不用担心退出压力，公司上市后，只要业务发展前景可期，基金会继续持有。 超长期投资对出资人（LP）的要求很高，需要对投资人（GP）非常信任。我们选择的LP都是超长线资本，像大学捐赠基金、家族基金、养老金、主权基金，这些钱都是要传子传孙的。高瓴只给这样的投资者管钱，这些人也真正理解我们的战略，大家之间有最少的隔阂。这种信任也是基于对人，哪天我不干了才要退出，只要我干下去，几十年就会永远地支持下去。而只有你的资本是长期的，才有条件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什么才是具有长期前景的生意模式，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持有30年以上。 这种超长期投资人，总结来讲，第一点是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点是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我要找的是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极少有人和公司能够拥有这样的格局、执行力，而我们就要寻找这样的人。这个人怎么找到呢？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人海模式，到处参加各种会议，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我们采用的是研究型模式，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哪个是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我们再寻找跟最好商业模式契合的最好创业者，我们再一起发展。 这种研究模式让我们对事物有了深刻理解。如果理解的结果可以通过二级市场实现，我们就买入股票长期持有，如果没有这样的公司，我们就寻找私人市场，如果没有私人市场，我们就自己孵化。这个是长期做投资的人才有的能力。 我举个例子，2008年我们研究中国消费品升级，那时很多基础消费品品类都被跨国公司占领，宝洁、联合利华就占领了家用洗涤市场。我们看到这些跨国公司本质上是有历史包袱的，无法抓住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就找到了当时做洗手液的蓝月亮公司创始人罗秋平，鼓励他做洗衣液。我们现在是蓝月亮唯一的外部投资人。而且第一天我们投入的时候公司本身是赚钱的，但我们成功地说服他不要赚短期的钱，要勇于进入新的品类，打败跨国公司，变成中国洗衣液的第一名。 我们投资了以后，把它从一个赚钱的公司先变成亏损的公司，但这只是短期的亏损，今天赚的钱是原来的十倍，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通过深度研究得出的结论，使得我们有能力容忍短期的亏损，从而带来更大的格局。我们的投资从某种角度上讲有点像孵化器，但更像是思想的孵化器。 真正的护城河 我经常在公司内部强调我们要善于甄别“虚假的护城河”，譬如政府保护，这类的护城河随时都有可能崩溃。而长期创造最大价值的，并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的才是企业“护城河”的本质。 要研究，只有研究才能让你对变化有理解。研究是基于深刻的对事物本质的研究，方法见仁见智，有的人看一两个季度，有的人看一两年，有的人看盈利，我看东西是看看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东西。我看的不是形式，我看的是一个人本质上给社会有没有创造价值，只要你给社会创造很大的价值，早晚你会给所创的公司创造价值。 我把投资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零和游戏，一种是蛋糕做大游戏。很多人的投资是前者，比如pre-IPO这种，我个人是不相信零和游戏的。我喜欢把蛋糕做大的游戏，就是我的思想、资本不能创造价值，我是不会投资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更需要对关键时点和关键机会的把握。什么是关键时点？就是大家都看不懂的时候。关键变化是什么呢？如果是一成不变的事情，实际上很容易被看见，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 只有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去跟别人有不同的观点，而且是产生非常长期的不同观点。 我关注的是创造多大价值的机会，这就是我说的深入基本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持续深入的跨时间、跨地区、跨行业、跨类别、跨线上/线下的行业研究，所以高瓴能够深刻理解这些行业的长期内在发展规律和业务逻辑，从而准确把握行业与市场的变革要素和时点。 各种生意模式都有非常不同的变化。比如说简单的是卖产品的，但是如果提升附加值就可能变成卖一种服务，如果再抓住关键机会可能变成一个平台，使卖产品和卖服务的人都可以用这个平台。生意模式博大精深，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企业家能看清楚生意的本质是什么，他的理念和格局观就是不一样的。 我有两点优势。首先，我们有幸天天跟最好的企业家打交道，而且是与他们发生剧烈变化的那段打交道，经常参与到伟大企业的创造过程中去，不管是当年的百度、腾讯、京东，还是今天的蓝月亮，去哪儿网。这个过程中你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自己只做一家企业的话，你有可能被局限于自己的行业和自己的事业，当你天天跟各种各样的企业打交道，从消费、互联网到先进机械制造，甚至水泥，你就能够找到伟大企业的共同点。 第二，我做高瓴本身也是个创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是个创业者，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习了很多，了解了文化、理念、人生的各种取舍。我也能够把自己的经验、情感与优秀企业家们分享、沟通。能否有通感，能否做到换位思考，是很重要的。我自己创业的过程，帮我更好地理解创业。 这是很好的问题，可能永远没有正确答案。我觉得“真正的护城河”是长期创造最大价值的，而且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 怎么创造这种价值，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品牌是最大化、最快创造价值的“护城河”，而随着互联网对品牌的冲击，品牌价值的护城河又不见得是最高效的方式，有人说在网上通过意见领袖创造价值效率更高。如我刚才说的，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护城河也不可能不变，优秀的公司是当互联网大潮袭来时，能够深挖自己的“护城河”，主动拥抱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如果一家企业亘古不变，这种企业永远不值得投资。从这个角度上讲，政府保护类型的“护城河”是非常脆弱的，这类护城河随时都有可能崩溃。 我最看重的“护城河”是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去挖造的护城河，这些人能不断地根据变化作出反应。那些赚快钱的人逐渐会发现他的路越走越窄，坚持做长期事的人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最大的风控是选人 这样的风控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 财务上的风控都会做，这是基本的。但我们最重要的关注点是选到最合适的企业家。 这个人能不能既有格局观，又有执行力，还有很深的对变化的敏感，以及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我觉得这种人很难找，大部分人都是在某一时期对某一方面会很好，但是有的人能够通过和外面的交流把自己提升。 比如去哪儿网的创始人庄辰超和蓝月亮的创始人罗秋平，一个代表互联网，一个代表消费品。庄辰超，虽然年轻但多次参与到创业的过程，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对事物的洞察力，他能够在关键的时期把控股权卖给百度，说明他有很大的格局观，他的人生梦想是做成中国最大的旅游搜索平台。罗秋平本来可以过非常安逸的生活，不用冒这么大的风险，但他的人生梦想就是成为中国日化的第一名，打败跨国公司，变化给了他这个机会，他也抓住了关键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愿意放弃小富即安的一年一两亿利润的公司，不惜在前一两年把公司做亏损，为了未来开辟一个新天地，这是很强的格局观。 这样的风控理念反而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走不到一起，对我们来讲反而省了很多功夫。 当然，有的企业家可能在某个领域内受不同的人影响，突然到了某个时间点不会把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为目标，有的人想去赚快钱了，有的人选择了更安逸的生活，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大家互相很坦诚，你要有这种变化，就很坦诚地告诉我。好在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要摆正投资者的位置。我们这些年做得最好，就是永远摆正自己是投资人的位置，跟公司的创始人保持非常灵活的合作，这也令我们相对比较超脱，避免在公司运营上介入太深，同时我们通过深入研究形成的战略格局观点还可以帮助企业。 三个哲学观 ‘守正用奇’语出老子《道德经》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引申自《论语》，是说看准了好的公司或业务模式就要下重注；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出自《史记》，是说只要做正确的事情，不用去到处宣传，好的企业家会找到我们。 我们整个公司虽然看起来像西方企业的做事方式，但我真正的投资哲学是源于中国的。 我有三个哲学观，也是在公司里反复强调并实践的。分别是：“守正用奇”、“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守正用奇”语出老子《道德经》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引申自《论语》，是说看准了好的公司或业务模式就要下重注。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出自《史记》，是说只要做正确的事情，不用去到处宣传，好的企业家会找到我们。 我对自己相信的东西的天真的追求始终不变，我相信的东西都会一直追求下去，甚至这个过程会显得非常地天真。 我变得更多的是能够更加理解这个世界与社会的复杂与多样性，更加宽容了。更加宽容以后，使人更容易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谅解别人，考虑别人的问题。 我肯定是巴菲特的坚定信念执行者。我们更认可的是长期持有，很多人只是简单的价值投资者。巴菲特早期投资是捡便宜的思路，后来才变成了长期持有的思路，所以我更认可、学习巴菲特的中后期投资。从大卫·史文森身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他对自己的信念像宗教一般地信仰，他可以去华尔街赚很多钱，但他都不去赚，就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 每个人最后都要做自己，我从每个人身上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在2005年创建公司的时候，我对我想招的员工的特质说了三个词，就是好奇、独立与诚实。对想干大事的，想有更高成就的人，除了这三点以外，还需要宽容和想象力，你需要欣赏别人并且能够释放自己的想象力。最后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身体。 创业中感触最深的是对价值观的坚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文章选自鼎信长城集团，2017年12月25日
2017年12月27日 -
何亚非：中国所主张的国际治理体系，有人正走在反面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义毫无疑问是多方面、多维度的。而其中，关于全球治理及其改革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极为丰富，突出体现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价值和世界意义。 以“一带一路”为例，在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这一倡议对于中国走向世界、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一带一路”与中国经济发展形成对接，是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另一方面，从国际合作与对外开放的维度来说，“一带一路”已经被提升为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开展新型国际合作的基本国策。这些可以充分说明，“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思想和实践贡献，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和指导意义。 当然，这些只是中国为创新全球治理所作贡献的一部分思想。实际上，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反复强调和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及其国际体系，到倡导建立以合作共赢为基础、不对抗、不冲突的全球伙伴关系，再到2017年初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思想升华，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球治理思想体系已然形成，对中国国内乃至世界范围的全球治理创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引领作用。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这些全球治理思想体系改革的思想之所以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思想系统性贡献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建立在中国成功的国内治理经验之上，故而有着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借鉴意义。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从穷国到富国，再从富国到强国，砥砺前行，在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走过了近七十年；中国国内治理和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的坚实理论和实践基础。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就全球治理提出系统性新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不断发展的现状、实践、国情紧密结合的产物，其内容与视角一方面有着理论上的继承，另一方面更是与时俱进，有着很强的现实性与创新性。 第三，这一系列全球治理中国思想、中国方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对迅猛变化的世界形势，对全球化这些年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后提出来的。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反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西方一些些国家内部政治极端化日益严重、贫富差距在一国内部以及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在不断扩大、各种文明是冲突还是能够对话融合业难有断论。正是认识了世界的变化规律和大趋势，中国共产党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对全球治理如何发展，提出了兼具中外、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有助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新思想和实现路径。 把握习近平的全球治理思想体系，我们需要抓住三个核心内容。 第一，中国会一如既往的坚持和平发展的大国战略。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都是中国为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所做出的理论建设与实际努力；构建不对抗、不冲突的全球伙伴关系将一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全球治理思想将建设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努力方向。中国一贯主张以联合国为核心、平等协商的多边主义及其国际体系；国际事务、世界的事情需要大家商量着办，中国也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不断提出新的想法和方案。这样国际社会解决全球性难题才能集思广益，实现共同发展、进步。 必须看到，虽然绝大多数国家对于中国所倡导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表达着强烈的支持，但仍有一些国家反潮流而行之。比如最近，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种行为大大伤害了相关国家的感情，招致了联合国大会128：8的悬殊反对比分，并且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局势的恶化。 不难发现，以特朗普为代表的“逆全球化”力量正影响着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甚至可能进一步动摇全球治理的根基。所以，为了适应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需要坚定不移的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同时推动G20、金砖机制、上合组织等新型国际机制的发展，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第三，习近平全球治理新思倡导和坚持各种文明的融合和交流，反对文明冲突。这一理论内核为世界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哲学上的指导意义，有利于化解世界范围内的文明隔阂、减少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冲突。过去，美国主导的西方文明总是认为它的文明是最优秀的，在它的文明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是“普世性”的，最优秀的。这就导致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强行输出，如果有些国家有任何抵触或者反对，西方就不惜动用其控制的国际舆论予以“围剿”，直至煽动“颜色革命”，甚至动用武力来改造其他文明的。现在看来，这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颐指气使的霸道做法以及造成了世界许多地方的混乱，加剧了全球范围内文明的冲突。 目前，恐怖主义泛滥、民粹主义思潮席卷全球，对世界政治与文化格局构成剧烈冲击。这些现象涉及的深层次问题是：究竟应当把问题归咎于文明冲突，还是应从正面着手，努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常常在国际行为中带有与实际能力不相匹配的优越感，比如罔顾地区现实和他国感情，强行承认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结果只会加剧国际范围内的文明与政治冲突。 而对于中国而言，凭借着“海纳百川”的古老文明积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可行目标，更是有利于国际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我们不应盲目跟随“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而应当倡导并力推各国文明和文化交流与融合，更好的利用中华文明的宝贵思想财富来化解现代世界各种难题。 当前世界局势复杂多变，矛盾冲突不断涌现，这迫切呼唤着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挑战、建立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合作机制、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基于价值一元论的西方中心主义面对这种世界现实束手无策，不仅没有好办法，反而求助于旧有地缘政治的“套路”来施压。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文明交流对话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新思想、新方案则会在未来的世界中愈发展现其价值。故而，认真研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的系统性新思想，把握它对世界发展的指导意义，是未来中国全球治理理论建构的重中之重。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7年12月26日
2017年12月27日 -
郑永年：特朗普与不确定的国际秩序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以来，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开始了一系列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在内政方面，在废除了被视为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色彩的奥巴马医改之后，最近又推出了被视为是3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由大资本主导的减税方案。 在外交上，特朗普迅速地从美国人多年来信奉的多边主义转型到了单边主义，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多个委员会，减少甚至结束美国对国际社会的诸方面的承诺等等。 所有这些变化，都预示着国际秩序的急剧变化，因为无论是美国的内政还是外交，任何重大的变化都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国际秩序的本质决定了美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和角色。经验地看，自从美国在一战期间结束了往日的孤立主义、卷入世界体系以来，这个世界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一直和美国分不开。这是因为国际体系基本上都是因为大国而产生，因为大国而发展和变化。 没有大国就不会有强有力的区域秩序和国际秩序。传统帝国时代是这样，现代主权国家时代也是这样。在后冷战时代，尽管各国在多极化作出巨大努力，但在现实层面，美国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尽管美国这一帝国早已经扩张过度，但特朗普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一直在苦苦支撑着这个体系。不过，现在人们预期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从一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是个现实主义者，并且这种现实主义是为美国利益服务，值得肯定。至少特朗普本人是这么看，因为他的口号一直是“使美国再次伟大”。无论是内政和外交，特朗普着眼的是解决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国内问题。例如他废除了奥巴马医改，认为这个医改会促成美国发展成为欧洲类型的福利国家，“养懒人”，拖垮美国经济。又如最近推出的税改是为了吸引美国资本回流，并通过国际资本流入来复兴美国经济，“拯救”美国的中产阶层。 美国正释放出巨大外部影响力 不过，正是因为美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位置，美国的这些内部变化会释放出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就经济来说，这典型地表现在税改和货币政策等方面上。美国是世界上的最大开放经济体，已经和其他经济体形成互相关联的关系，其他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美国经济体。当然，这绝对不是说，这些其他经济体单方面地从美国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 事实是，尽管这些经济体也的确从美国市场获得了很多好处，但美国从这些经济体所获得的好处更多。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美国的问题是内部问题，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导致了美国收入差异的扩大和社会的高度分化。美国政府的确需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美国内部就会面临严峻的不稳定。 这里的关键是美国处理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因为有那么多经济体高度依赖美国，美国的方法可以成为这些国家的公共品（public goods），即对这些国家产生正面影响，也可以成为公共害（public bads），即对这些国家产生负面的影响。 也就是说，既然美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性，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那么美国在寻找意在解决内部问题的方法时，必须考虑到其外部性，即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过去，美国在很多方面的确这样做了。例如在货币政策上，尽管美国主要的考量是美国利益，但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考量到国际影响。但这次特朗普的税改则显示出美国的极端自私性。 不过，从一个侧面来说，这种极端自私性也象征着美国帝国的衰退，因为这表明美国已经不能为自己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公共品了。激进的税改完全是“单边主义”的举动。对商人特朗普来说，其中的合理性无可置疑。然而，国际秩序，无论是经济秩序还是安全秩序，都具多边性。一旦多边性遭到破坏，那么秩序就无从谈起了。 人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美国的“国际撤退主义”，而这也是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盟所深刻担忧的。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撤退有其深刻的内部原因，因为内部力量已经不容许美国支撑其绝对的领导地位了。但美国的撤退必然影响到现存秩序，因为作为秩序主体的美国动摇了，这个秩序本身也必然动摇。 这也就是这些年来国际社会所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些人希望美国能够支撑下去（霸权理论），一些人希望其他国家，例如中国来接替美国的位置（权力转移理论），也有人把美国地位动摇的根源归诸于中国的崛起，因而主张遏制中国（争霸理论）。 美国的国际撤退对其盟国的影响更甚。美国的同盟不仅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在安全上更是美国安全体系的内在一部分。或者说，因为长期以来对美国的高度依赖，这些同盟国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安全体系。 一些国家也预见到了美国的国际撤退，已经开始构造自己独立的安全体系（例如日本），但是要构建这样一个独立的体系，不仅要花费巨量的财力，更需要时间。更严峻的是，对一些较小国家来说，构建这样一个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小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需要大国的保护。很容易理解，很多美国盟国对特朗普的国际撤退已经大为不满。 进一步而言，美国的国际撤退并不意味着国际秩序的消失。就其本质来说，国际社会需要一个秩序，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历史上类似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经常出现，包括中国的战国时代、欧洲一战和二战时期等，这些时期都充满着血腥、暴力、战争和杀戮。 在一定程度上，今天世界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例如中东地区的战争、伊斯兰国和全球性恐怖主义。对战争和死亡的恐惧表明各国对国际秩序的刚性“需求”。 也就是说，美国国际撤退所腾出来的空间，很快就会被其他大国或者政治力量所填补。这里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同样巨大，很多问题有待回答。例如，会出现另外一个与美国同样强大的国家吗？如果有，那个国家有意愿替代美国吗？尽管很多人相信“国大必霸”，但经验地看，并非这样。 美国从国际撤退留下的空间 一个大国之所以被视为大国，不仅仅是因为其各方面的实力（包括经济、军事等方面），更是因为其有强大的意愿提供区域和国际公共品。区域和国际秩序本身就是公共品，而大国必须比小国提供更多的公共品。 历史地看，并非每一个大国愿意做这样的大国，即使有能力，也未必有意愿提供这种公共品。例如一战之前的美国并没有这种意愿，而数千年的中华帝国尽管强大，但根本没有发展出这种秩序概念。这也就是今天各国密切关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的原因，因为中国被视为是唯一有可能替代美国，提供国际公共品的国家。 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出现，那么是否会出现权力多极的现象？这些权力极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它们之间是否可以和平共处，还是群雄争霸？历史地看，尽管也有很多时期存在各个帝国并存的情况，各帝国内部维持着秩序，但帝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争霸）也是不断的。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之后，更是战争连绵不断，尤其是一战和二战，直到一个有效的国际秩序的出现。 美国减少对国际社会的安全承诺，还不至于产生即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人们相信美国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还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只要美国的军事仍然是最强大的，美国的军事威慑力仍在。而美国在国际社会的经济撤退则可能是致命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经济利益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军事安全卷入的基础。也就是说，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卷入、当“国际警察”，并非来自美国的“国际主义”道德，而是来自于其所获取的巨大经济利益。那么，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美国的经济利益，那么美国还会继续当这个区域的警察吗？ 这个趋势是更多国家所担忧的。美国会不会再次走向国际孤立主义？美国是有这个传统的。1890年代，尽管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但其并无意愿卷入世界事务。美国地大物博，有足够的条件再次实行孤立主义。用美国一些提倡孤立主义政策者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活得好好的。 今天的美国一方面进行国际撤退，另一方面加速开发国内能源、吸引美国资本回国、再工业化等等，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走向一种新型的孤立主义呢？ 除了上述这些不确定性外，还有两个同样重要的不确定性。第一，美国的国际撤退是临时现象，还是长期趋势？一些人认为美国没有衰落，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今天美国的国际撤退主义完全是特朗普个人的“错误”决策，因此是暂时的，等特朗普时代结束了，美国会回归正常国家。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是美国衰落的必然结果，国家的兴衰犹如潮起潮落。不过，一个比较符合经验的观察是，美国的确在相对衰落，但衰落既是美国所不愿的，更是长期的。 这又引向另外一个不确定性，即美国的相对衰落会不会导向战争。这就是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讨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命题，或者“修昔底德陷阱”。一个衰落中的大国恐惧于另一个国家的崛起，这个深陷恐惧的大国，要在另一个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来遏制甚至消灭它，因此发生了战争。 这个不确定性远远甚于其他所有的不确定性，因为历史上毕竟曾多次发生过。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计算，从1500年以来，一共有16次所谓的权力转移（从现存大国转移到另一个新兴大国），但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没有发生战争。 今天人们可以观察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衰落，更不愿去寻找自己衰落的原因，而是把衰落归于其他国家的崛起，即中国。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中国的确崛起了，看到了中国继续崛起和成为世界强国的决心。 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自己和平崛起的国际话语，各种政策目标，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再到“新型大国关系”，其内核就是和平。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领导层更是明确提出了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命题。 但美国和西方似乎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在过去短短两百年间通过“暴发户”式崛起的西方，显然很难接受一个被西方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国，再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崛起了。 看来，今天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衰败、分化、重组的过程，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巨大风险的时代。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7年12月19日
2017年12月27日 -
【中国科学报】CCG报告显示我国海归就业进入“青铜时代”
日前，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以下简称《报告》），对2017年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解读，并就中国吸引留学人才回国发展、海归就业面临的挑战等进行探讨。 全球化发展近两年进入新阶段，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现象逐渐放缓，人才回流开始加速。例如，2016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43.25万人，超八成留学生学成后回国发展。 《报告》显示，中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成为全球接收高等教育国际学生的主要增长极。《报告》还发现，全球留学十大生源地中，亚洲占6席（中国大陆地区、印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伊朗和印度尼西亚），中等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生源进一步增加。而博士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持续增加，美国近40%博士生为国际生源，瑞士已超半数。 《报告》指出，虽然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较2015年增速继续下降，但仍是美、加、澳、日、韩、英等国的最主要留学生源国。 《报告》还显示，2016年海归增速再次高出当年出国留学人数增速，海归人数持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退去“光环”后的海归面临的严峻就业压力，海归就业进入“青铜时代”。 CCG理事长王辉耀表示，留学生和准留学生需思考留学的价值与意义。面对日益国际化的中国市场，仅靠留学文凭而“裸归”的海归群体，可能会在就业发展阶段遇到更大的困难。文章选自《中国科学报》，2017年12月25日
2017年12月26日 -
【侠客岛】特朗普的这份“圣诞礼物”来得有点突然
不按套路出牌的特朗普，从没让人失望过。22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法案将于2018年1月开始实施。谁都没想到，特朗普签署得如此“急切”。之前外媒认定特朗普不会在今年签署税改法案特朗普是这么解释的。“我打算在1月初的某个时候正式签署, 但后来我看了今天早上的新闻, 他们都在说, ‘他会信守诺言吗？他会在圣诞节之前签署吗？’于是我打电话给楼下, 让他们准备好, 我必须现在签署。”特朗普还说，他原本想与其在明年一月举办一个盛大的仪式签署法案，不如在圣诞前兑现把减税作为给美国民众“圣诞礼物”的承诺。编译：@蒋晓峰Terry其实不止在国外，过去一段时间里，国内对特朗普税改的讨论，也可谓是热火朝天。从一开始视其为洪水猛兽，将其定义为美国打击中国经济的“阴谋”，到慢慢认识到其背后的动因和影响的局限性，舆论也渐趋理性。不过，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经济领域，较少涉及到政治社会领域。在前些日子举行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内部研讨会上，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员研究员寿慧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其做了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将他的发言推荐给大家，有压缩编辑。政治虽然早在竞选的时候，特朗普就提出要进行大规模税改，但这次的事件，还是有一些很值得推敲的地方。首先，关于这个议案，共和党只在年末讨论三个月时间就通过了，简直不可思议。要知道，按照正常理解，这种大型议案，至少要讨论半年。其次，这次还是秘密会议，而且这样一本长达500页的税改方案，民主党的议员只给了48小时讨论时间，最后流传出来的文件中还有很多手写文字，也是很无法理解的。再次，这一法案的通过是严格的按照党派界限来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有可能，这一税改的出发点就不是经济考量，而是政治考量。我们总说特朗普是商人，税改是他的代表作品，那么，他对这个事的贡献有多少？仔细想想，在税改讨论最关键的阶段他在访问亚洲，关于税改的很多细节他也不清楚。所以，很难不让人猜想，这是共和党想在年末通过一次大的立法成果，来弥补特朗普上台一年后没有任何立法成果的空白。可以说，纯粹是一种基于颜面考虑的政治手段。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在这次的讨论中，共和党内部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大家都知道，正常来说，这么重大的税改，必须要有预备方案，因为减税必然会意味着增加国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国债过大，使得税改达不到具体预期效果怎么办？必须得有一个合理的机制，让税率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但共和党压根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以前在奥巴马医改上投反对票的自由派共和党人这次也几乎全部放弃了投票权。很显然，他们为了党派利益，放弃了国家利益。博弈从这一点上来看，美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确出现了很大的问题。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就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政治的意识形态化。它不仅能够左右平时的一些决策，还会左右美国的立法。具体一点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一直在统治美国，其中减税是共和党的DNA，成为它看家的东西和最核心的价值观。减税，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讲，就是政府退出，减少经济干预，这个完全符合保守主义长期以来的政治策略——无政府主义。当年里根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你听到最恐怖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政府，我是来帮助你的。这就是在讽刺政府是多余的。说回这件事，也就是说，减税已经不再成为工具了，而是成为一个目标。过去三四十年，这种基于小政府主义、减税、政府退出市场为主要手段的意识形态不断上升，导致社会不断撕裂、不断向右发展，最后成为导致今天美国众多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主要动因。而如果从这一年政治博弈的角度来讲，很显然，特朗普的上台也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甚至在亟待解决这一问题的当下，他还将问题进一步激化了。当然，如果仅仅把这个责任归特朗普身上是不公平的，这个背后更大的力量是共和党本身。如何在党派斗争中取得优势，如何在党派利益和长远国家利益之间做协调？对于共和党来说，短期是看不到这方面的希望的。按我的理解，这次的税改，可以说是共和党在一个急需向左转、提供社会公平的历史时期，反向把美国社会往更极端保守主义的方向推，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当然，背后的动因也可以理解。现在美国社会如此分裂，这是共和党的唯一生存策略，因为一旦他向左转，共和党过去几年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就会崩解，共和党就将失去自我。这也是特朗普得以借助民粹主义上台的原因。吊诡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特朗普作为民粹主义者，号称为底层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人，现在实际上是和保守的上层白人形成了合作的态势。前段时间，《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学家沃尔夫曾经给美国的民粹主义做了个定义，叫富豪民粹主义。本来民粹主义是要为下层百姓发声的，但现在变成了为富豪发声，也就是劫贫济富。这次的税改，也是这个道理。富人百分之百高受益，而中产阶级短期至少有25%是受损的，底层的受损则更严重。这就有意思了，也就是说，税改受害最多的反倒是支持他的那些选民。更诡异的是，特朗普竟然让它通过了。为什么能够通过？靠的就是极端意识形态化，形成文化战。在全民当中，特别是在特朗普右翼选民内部制造恐惧。这次税改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它跑偏了，完全无视美国的问题。美国这些年病到底病在什么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可惜共和党和保守主义是从来不承认的。所谓的经济不平等有好几种，一种是把平均收入差距拉大，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是中产阶级受到了打压，美国中产阶级目前占比已经不到50%了。在全球化过程中，他们一直处于非常惶惑的状态，这也是今天美国人的焦躁、不安、愤怒的所有根源。这次税改的理念，源于里根主义的涓滴效应。其核心理念就是，有钱人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因，这些人愿意去投资、消费，整个经济体才会扩大，然后才能带动穷人发展。中国很多人也相信这一理念。然而，所有证据都表明，这个理念根本没有实现过。里根当年一上台就开始减税，但1983年又开始加税了，因为两年后美国的国债已经无法再支撑了。很多人可能要说，里根主政期间，美国经济有了大发展，但那是配合其他诸如“太空大战”的一系列计划才发展起来的。结果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个现象，每一次大的改革，经济学家都会发声。这次，特朗普就宣传说有100多或者1000多的经济学家赞同税改。但我去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不过是一些办公室职员等。反倒是，在芝加哥大学调研的38位宏观经济学家中，只有1位同意减税。但是这个对特朗普、共和党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在意的是这个政治姿态。如果没有这种政治做秀，其本身的意识形态核心就会消失，美国共和党安身立命的基础也会消失。基于这一背景，其后果肯定是目标偏失。霍建国院长（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也特别强调，单一的改革是很难产生好的效果的，必须配套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但现在美国只讲减税，只谈降，不谈其他调整，是不符合经济原理的。目标偏失、制度配套不存在，短期内的效果我是肯定不看好的，更不用说长期了。长期来看，美国目前的不平等和国内政治斗争会进一步加剧。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导致美国产业转型不利、实体经济不兴的原因，很多都是制度上的原因。也就是大家说的制度成本、制度税。中小企业的负担不是来源于税，而是来源于制度的压力，所以美国的中小企业活得并不比中国中小企业轻松。而在这方面，绝不是单靠减减税就能解决的。这样来说，税改很难持续。观点/寿慧生编辑/子蒲飞煌、雪山小狐
2017年12月26日 -
【南方网】CCG发布“2017年度中国留学人员50人”榜单 青年海归成就吸睛
2017海交会举行“中国海归创新创业成果发布会暨海归创新创业研讨会”。王颖 郭秀茹 摄 南方网讯（全媒体记者/龚春辉）12月21日，作为2017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暨第19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由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联盟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2017中国海归创新创业成果发布会暨海归创新创业论坛”在广州举行。人才领域专家学者、留学人员创业企业代表，各地海归创业园代表，留学回国服务工作专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媒体人员等100余人参加了论坛。人社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副主任李璟、广州市人社局副巡视员陈玉元出席活动并致辞。 依据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突破54万，较2012年增长14.49万，增幅达36.26%；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3.25万，较2012年增长15.96万，增幅为58.48%。截至去年底，全国的留学回国人员已上升至265.11万人，留学回国与出国留学人数“逆差”正在逐步缩小。同时，在“双创”浪潮的推动下，海归人才正日益成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 “粤港澳大湾区、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提出，有望把广东提升到了‘中国硅谷’的高度。海归大有可为。”陈玉元表示，随着广东的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带来新的市场需求以及高端领域的商业机会，海归创新创业的外部环境日驱成熟。他介绍，从2016年起，广州财政计划5年共拿出35亿元，重奖领军人才和引才企业，形成“人才引领产业、产业集聚人才、人才与产业良性互动”的局面。 “目前，我国正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CCG理事长王辉耀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人才政策的完善，中国海归迎来新一波回流浪潮，来华留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也快速发展，为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积蓄重要的国际人才储备。全球化智库发布“2017年度最具成长潜力的留学人员创业企业”榜单。王颖 郭秀茹 摄 为表彰和推介2017年中国留学精英在不同领域的突出贡献，引领留学人员创新创业风潮， CCG特评选“2017年度中国留学人员50人”并发布榜单，这是CCG连续第三年在海交会上发布该榜单。中国国际人才专委会秘书长、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指出，今年的榜单中青年留学人才成绩显著，80、90后新生力量发力明显，约占据榜单总人数的五分之一。“这些新锐力量在学术研究、新经济、创业模式开拓等方面富有价值创造性，引领大众生活方式的改变。”她说。此外，不少入选的留学人员成就全面多样，涌现出多位在学术、科技、商业、医学、文艺、慈善等领域的国际大奖获得者。 本次论坛同时发布了“2017年度最具成长潜力的留学人员创业企业”榜单、“2017年度最具影响力新兴海归创业企业”榜单。入选企业的创始人凭借创新精神和实践精神，深刻影响着所属行业的变革，进而推动社会进步，是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潮中的杰出代表。与会专家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十九大后海归创新创业新高潮”展开研讨。王颖 郭秀茹 摄 在发布会后的圆桌研讨环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人才学研究中心秘书长丁雪峰，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子歌教育机器人创始人兼董事长刘颀，深圳道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金融人才协会会长、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王红欣，安学国际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徐耀良等专家学者和行业精英，就新时代海归的特点、人才发展模式方面的“中国智慧”、粤港澳大湾区为海归提供新契机、国际金融人才竞争力的进步空间、“双创”潮流里机遇与挑战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据悉，CCG总部位于北京，在海内外有近10个分支机构或海外代表处，致力于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研究，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CCG位列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第111位，并在多个单项榜单中位列中国智库前列。文章选自南方网，2017年12月21日
2017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