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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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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驻清迈总领馆举办研讨会探讨“一带一路”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中国驻清迈总领事馆总领事任义生在“‘一带一路’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澜湄走廊,智慧崛起”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新华网记者杨舟摄 新华网清迈9月3日电(记者 杨舟)中国驻清迈总领事馆联合清迈大学和清莱王太后大学9月1日在泰国清迈共同举办“‘一带一路’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澜湄走廊,智慧崛起”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泰国、新加坡、缅甸等国的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看法。 驻清迈总领事馆总领事任义生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古丝绸之路促进中外贸易,互通有无,沟通中外文化,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让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成为共同努力的目标,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必将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促进世界持久和平提供强大正能量。 任义生介绍了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情况和成果以及中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关举措。他强调“一带一路”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合作平台,中方欢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并指出泰国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国家,中泰两国、中国地方省市和泰北地区合作潜力巨大。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市委书记程连元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云南省与清莱府于2000年结为友好省府。17年来,双方睦邻友好基础深厚,各领域合作卓有成效,并指出云南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沿,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是参与澜湄合作的主体省份。他强调云南省、昆明市愿同湄公河国家一道,共同培育平等相待、真诚互助、亲如一家的澜湄文化,共同把澜湄走廊打造成为经贸走廊、合作走廊、发展走廊和文化交流走廊,为中国—东盟合作提供新动力,加快东盟共同体建设和地区一体化进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尽快见到新成效。希望同泰国在内的湄公河国家共同加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动经贸往来的快速发展,促进产业合作的不断深化,提升科技创新的合作水平,推动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创新务实合作的体制机制。 泰国外交部副次长维塔瓦斯(Vitawas)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泰方高度赞赏、大力支持并将积极参与中方的“一带一路”建设。他指出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发展战略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高度契合,“泰国4.0”战略可助力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提高东盟全球竞争力,并强调泰国将着力打造“智慧走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周边各国人文交流,为老百姓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与会人员合影。新华网发 中国—东盟中心秘书处秘书长、前中国驻东盟使团大使杨秀萍,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泰国交通部交通运输政策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查亚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司长陈仕苹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他们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对“一带一路”、澜湄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泰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的看法和建议,并高度评价了“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构建更加包容的全球化进程带来全新的理念和机遇。还表示中国和湄公河国家发展水平不一,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各方应加强发展对接,不断优化顶层设计,促进全方位互联互通,推动更多新的合作项目落地,着力推进地区软件联通,不断促进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培育更多合作亮点和增长点,携手推动产业升级,加强技术创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同时,还应充分挖掘地方交流合作潜力,深化教育等领域的人文交流,为共建“一带一路”培育更多人才,为民心相通奠定坚实基础。 在分组圆桌会议上,与会代表围绕“澜湄走廊,智慧崛起”主题,就经贸合作、旅游、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智慧城市、文化、教育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他们表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物流管理、通信、教育、旅游等领域经验丰富,可为湄公河国家提供借鉴和参考。各方应抓住机遇,通过积极参与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提升本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水平,为沿岸国家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此外,中科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研讨会还举办了“智慧城市”主题边会,云南省海外交流协会与泰北有关部门组织了企业对接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本次研讨会作为各方交流平台的作用。 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中泰双方首次在泰北地区举办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认为本次研讨会秉承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为各方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交流互鉴的平台。会议加深了各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有助于推动澜湄走廊、中泰两国全方位务实合作。希望今后泰北地区的“一带一路”及“澜湄合作”研讨会能够向机制化方向发展。文章选自新华网,2017年9月3日
2017年9月4日 -
陈文玲:“一带一路”创造经济全球化共赢发展的新境界
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摘要】“一带一路”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是推动建立利益共生、情感共鸣、价值共识、责任共担、发展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且精彩的实践。通过打造更加紧密的跨区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未来10年“一带一路”将创建全球贸易大通道和核心枢纽,创造巨量投资需求,贡献占全球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并推动全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一带一路”重心要从形成共识转移到实施落地上来,推进沿线各国在战略与规划对接、推动互联互通网络建设、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共建沿线贸易体系、加强智库交流合作等方面通力合作,收获早期成果。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四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经济发展战略规划逐步对接,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产能合作、各类园区和重大项目合作快速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成立并开始发挥作用,沿线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程度不断加深。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上发表《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旨演讲,系统回顾了古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史,总结了“一带一路”四年来取得的积极进展,概括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提出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丝绸之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指引。 “一带一路”推进4年来,切实落实“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新理念,主动与沿线国家进行开放式合作,主动寻找和放大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群体的重叠认识和重叠价值,以共同认知、共同理念和共同行动创造了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和物质财富,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国家人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全球经济合作提供了新模式、树立了新标杆。“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共同携手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将有利于塑造一套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新秩序和新规则,创造经济全球化共赢发展的新境界。 一、“一带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彩实践 “一带一路”建设的着眼点立足于各相关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包容精神的多样性文化,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一带一路”成为在新全球化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超越血缘、家庭、社群、民族和国家等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类型及其价值追求,同时又是诸种共同体精神和特质的综合集成和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今天,各国应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共同解决世界的难题,共同掌握世界的命运。“千万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旧框框内。”“一带一路”所体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地融入了利益共生、情感共鸣、价值共识、责任共担、发展共赢五个方面。 利益共生意味着命运共同体成员之间在利益关系上具有明显的共损共荣特点,其共同利益体现为利益各方的“正比相关”,即他者的利益事实上成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尽管命运共同体中每一成员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命运共同体中不同成员的利益更多地具有互补和互利的意义。“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中的共同利益,不仅保证了个别成员利益的实现,而且成为每一个成员利益发展的源泉。“一带一路”把中国的利益同沿线各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联结起来,把中国的发展机遇同沿线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发展机遇结合起来。“一带一路”的方向就是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发展伙伴关系,一个利益共生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情感共鸣是共同体成员之间自然产生的心理认同。情感共鸣表明“一带一路”既具有地缘关系中特有的某些天然情感要素,同样需要后天的情感沟通和提升。2000多年古丝绸之路下的文明交往,近百年来为自身独立和发展的抗争,新时期追求自身发展的不懈努力,都会使各国找到共同的情感共鸣点。中国强调“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当然这并意味着不是邻居就不能成为情感共同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很多创始成员国不是中国的邻居,但“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共同的发展目标和共同的愿望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价值共识是命运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基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是各国最基本价值共识的出发点,由此扩展开来就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多边不要单边,要对话不要对抗”,共同反对那种为了个体利益损害共同体利益的利己主义行为。命运共同体不意味着没有矛盾,但各方能够本着求同存异、包容互谅、沟通对话、平等交往的原则来化解矛盾。“丝绸之路”的历史传统告诉我们,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要坚持以开放包容心态看待对方,消除疑虑和隔阂,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完全可以转化为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来源。 责任共担是命运共同体发展和运行的伦理保障。人类生活在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发展让“地球村”越来越小,今天任何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都不应脱离人的自我责任和对同伴的责任,不应脱离对我们居住的地球的责任。责任共担要求命运共同体建立相互之间的尊重、理解和伙伴关系,而不存在支配和贬低。“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各国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平等的,应该是命运共同体维护者和促进者,这里不能有“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是“相互补台、好戏连台”。 发展共赢是命运共同体内生的共同目标,命运共同体中的发展是福及全体、惠泽各方的,摒弃了“你输我赢”或“你赢我输”的旧思维,强调“双赢、多赢、共赢”,“一带一路”说明世界应是共谋发展的“大舞台”。那些总怕别人发展会损害自己利益,总担心别人崛起会导致自己大权旁落,动辄对别国发展实施遏制、围堵和孤立的冷战思维和做法,与今天全球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其结果必然是损人不利己。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沿线各国需要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进程,世界经济迫切需要增长“稳定器”和“推进器”,“一带一路”建设为实现共同发展、共享发展创造了新空间,是中国倡议、各国愿望与世界期盼的“和鸣”。“一带一路”正成为新全球化形势下各国追寻历史脉络和文化基因,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培养基”,成为推动实现各国双赢、多赢、共赢的新模板。“一带一路”将成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连心路”,成为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圆梦路”。 二、“一带一路”建设的憧憬与愿景 当前,全球增长、贸易与投资格局酝酿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各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希望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一带一路”倡议是全新的国际合作思路与范式,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的共同愿景,不仅有利于沿线各国贸易投资,也有利于促进全球区域之间板块的东西贯连,实现亚欧共通,也顺应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重塑国际经贸规则的愿望,为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积聚新的力量和新的发展动能,创造跨越太平洋和跨越大西洋的财富流动,以及构建更加开放、自由、包容的全球贸易新体制和新型全球治理框架做出创新性贡献。 (一)“一带一路”建成后的前景展望及发展目标 “一带一路”贯通亚欧非大陆,既连接欧洲等发达国家,也连接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中东欧、非洲等全球新兴市场,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和市场空间巨大。“一带一路”是多赢、共赢、开放、多元的合作,旨在盘活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将有望形成全球互联经济体和新型贸易网络,有望建立全球经济新循环。为此,我们做了两个情景的预测:一是现有“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发展前景预测;二是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发展前景预测。 第一,未来10年有望贡献全球60%的经济增长。从全球角度看,“一带一路”市场和边界的进一步开放有助于缓解资源和劳动力短缺,提供公共与私人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刺激经济增长以及增加收入,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为各国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世界创造了新的需求。模型测算结果显示,未来10年“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年均增速将达到4.7%,显著高于全球2.8%的年均增速,GDP总量将由目前的23万亿美元增加至近40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由目前的31.1%提升至38.2%;随着“一带一路”区域的进一步拓展,未来10年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一带一路”区域GDP总量将达到6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的60.4%。此外,随着人口规模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未来10年,“一带一路”65国将创造1.35亿个就业岗位,占全球新增就业的45%;如果含欧盟成员国则占全球新增就业的46%。 第二,未来10年将创造近250万亿美元投资总需求。目前,全球范围内仅有10%~15%的基础设施投资进入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能大规模进入发达国家以外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一带一路”顺利实施,关键之一在于创造全新的、风险可控且可操作的投融资方式,使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产生较强的“外溢效应”。 按照模型测算,未来10年基础设施建设将进入加速期,用于基础设施升级、数字技术升级、人力资本投资、公共安全与医疗、气候变化与生态监测、跨区域或洲际通道建设的投资将大大拉动区域投资增长,良好的基础设施系统会大大提高各国分享繁荣和提高效率的能力,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预计未来10年“一带一路”65国累计资本形成总额将达到110万亿美元,到2027年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50%;若包括欧盟成员国则累计形成资本总额接近150万亿美元,到2027年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65.3%,如果进一步按各国资本存量和折旧率估算,未来10年大约将创造250万亿美元的投资总需求。 第三,有望成为全球新的贸易大通道与核心枢纽。目前,中国已是近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一带一路”将充分激发中国以及西亚、中亚、东南亚、北非、中东欧等不同区域的体量优势、资源禀赋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协同优势,全面促进区域内贸易创造。 在促进互联互通,降低非关税壁垒,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加速资源要素流动,以及双向贸易循环影响下,根据模型测算(不含欧盟成员国情形),未来1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速将达到5%左右,到2027将达到20万亿美元左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好的贸易合作基础。2015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接近1万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1/4。未来10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将实现较快增长,到2027年将达到1.7万亿美元左右;根据模型测算(含欧盟成员国情形),未来1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将实现较快增长,到2027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将实现较快增长,到2027年将达到2.5万亿美元,亚欧经贸深度融合将形成全球新的贸易通道和贸易枢纽。 第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支撑点。“一带一路”愿景让发展红利惠及包括贫困国家,为共享全球化红利提供机会。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6.4%,其中有27个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不足2000美元,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8.3%,面临严峻的扶贫减贫任务。同时,由于人口、土地、资源等要素并未有效整合利用,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力远远未得到充分发挥,未来这些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空间将十分可观。 “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与联合国致力于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设备等方面帮助有高度契合之处,将有助于加快区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项大类和169项具体目标落实的重要支撑点(联合国语)。特别是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与农、林、牧、渔方面的合作联系十分密切,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粮食安全,缩小发展差异,最终基本消除极端贫困。而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社会环境的投资指南、加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倡议等,将为建造高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体系,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2016年11月17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第A/71/9号决议,将“一带一路”上升为联合国推动的重要战略,成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发展共同体的全球新倡议。 (二)携手打造更加紧密的“跨区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扩大和深化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单枪匹马不如并肩作战。“一带一路”从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强烈意愿出发,将全面对接东盟、欧亚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欧盟、非盟与阿盟等六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接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生产与消费两大市场,将有助于推动新模式下区域乃至全球化繁荣发展,形成更为紧密的“跨区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第一,“一带一路”有望形成开放市场伙伴关系。目前,中国是大多数“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最大出口市场和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将中国优势产能、欧洲发达国家关键技术与第三国发展需求相结合,通过扩大开放形成连贯统一的要素市场、资本市场、服务市场、技术市场等,将能够在“一带一路”区域容纳更大规模的分工并促进专业化水平,实现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第二,“一带一路”有望形成创新伙伴关系。当前,全球创新资源过度集中,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和少数跨国公司手中,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并没有完全享受到全球创新红利。如何促进创新融资和创新科技在贸易和非贸易部门的流动,把创新作为“一带一路”新动力,关系到“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和可否形成核心竞争力。根据相关预测,未来10年内中国高科技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更多的通过开放创新和合作创新模式,通过双向产业转移实现技术链接、资本链接和产业链接,推动中国与中东欧“16+1合作”以及中国与东盟等区域科技创新伙伴关系提质升级,将成为全球创新驱动的新兴力量和新崛起的全球区域创新中心。基于现实和长远的共同利益构建双边、多边创新伙伴关系,开展多层面、多维度全球创新合作,推动全球创新环境的平等与利益共享。 (三)逐步构建“五位一体”的新型“全球互联经济体” 未来世界正步入互联互通全球网络体系。根本而言,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繁荣的基础,现在全球40%以上的GDP创造都来自于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一国或区域经济繁荣不仅取决于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更取决于国际互联的程度,互联互通程度越高,增长动力和跨境要素流动性就越强。“一带一路”作为跨区域联通,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规章融合等多个领域,有助于硬件基础和软性制度安排上实现统一。将通过纵贯欧亚大陆的贸易大通道、产业大通道和物流大通道,把碎片化的区域经济串联起来,通过沿线国家相互贸易与投资的增加、产业转移的加速,藉此打造“商流、物流、人流、资本流、信息流”五位一体的新的全球链接方式,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新型全球互联经济体”。 第一,跨区域基础设施网络。亚欧大陆两端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从黑海沿岸到中国西部地区间的广袤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产业结构单一,成为亚欧大陆的“发展洼地”。这些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经济发展。其中,亚洲的12个内陆国,即中亚6国以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蒙古、老挝、尼泊尔、不丹,由于地处封闭区域、缺乏海运渠道,导致其跨国或跨区域运输成本较高。据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ESCAP)的研究显示,一般而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拉动经济增长:一是降低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二是提高市场进入的便利程度。据世界银行测算,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每增加10%,GDP将增长1个百分点。另据东盟东亚经济研究中心(ERIA)报告,2021—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使东盟各国GDP 累计增加42.08%,东亚各国(“10+6”)GDP 累计增加5.87%。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重点将是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进一步开拓全球跨境基础设施市场。未来“一带一路”的空间延伸将依托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条经济走廊,以及包括新加坡港、马来西亚巴生港和关丹港、印尼雅加达港和比通港、缅甸皎漂港、孟加拉国吉大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和汉班托塔港、也门亚丁港、沙特阿拉伯达曼港和吉达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法国马赛港、德国汉堡港和不莱梅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荷兰鹿特丹港等在内的“多国多港”主骨架,形成陆地运输和海洋运输协调配合,在波罗的海、地中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孟加拉湾等重要海域形成交汇,增强亚欧贸易通道连通能力。通过区域内海运水运网、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航空网、通信光缆网、信息网无缝链接,形成“海陆空”国际多式联运网络和完全、高效、便捷、可持续的亚欧一体化互联互通体系。 第二,形成跨区域城市群。随着“一带一路”推进,将依托其强大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流的集聚能力,成为经济全球化核心和联通新节点。据预测到2030年全球超过70%的人口会居住在城市。随着人口、财富和人才向全球最重要的城市聚合,一些大城市群影响力不断增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望形成一批超级城市和城市群落,成为资源集聚、产业集聚和市场集聚的重要载体。 第三,形成跨区域自贸区网络。面向21世纪的经贸合作将朝着彰显规则化、跨区域、多边化和机制化等共性特征发展,坚持非约束性、开放和自愿原则,以缔结双边、多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及其所形成的跨区域自贸区网络产生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投资促进效应、产业聚集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一体化框架下的联动效应,成为推动“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和重要方式。践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现代高标准与高质量的贸易和投资政策规则,逐步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海合会自贸区、上合组织自贸区、亚太自贸区(FTAAP)等形成“新链条”,以“开放的诸边模式”探索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双边和区域内自贸区繁荣,不仅能够在新生的贸易、投资协定中灵活创新规则,而且由点及面地推动投资和贸易规则一体化的完善,形成辐射“一带一路”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最终还将提升亚欧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亚欧大陆乃至亚欧非的经济整合。 第四,实现规则、规制和制度体系“软联通”。互联互通是一个广义联通概念,既包括基础设施物理性的硬件联通,也包括在政策与软件上的制度联通。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2年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关税率为4.97%,而东亚与太平洋国家为8.15%;南亚,中亚地区达到14.05%与7%。政策壁垒导致的要素流动障碍同样使得“一带一路”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分割。未来“一带一路”通过降低关税,降低交易成本、跨境物流成本,以及制度成本,消除非歧视原则和贸易壁垒,加快“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标准、规则、法规对接,打造“大通关体制”将有望实现“软联通”。据世界经济论坛估计,如果全球供应链壁垒的削减能够达到最佳实践水平的50%,全球GDP 预计将增长4.7%,贸易量将增加14.5%,远超取消所有关税所带来的福利收益。东盟东亚经济研究中心报告表明,2021—2030年,供应链壁垒和非关税措施的削减将使东盟各国GDP 累计增加31.19%,东亚各国GDP 累计增加7.76%。 (四)参与重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 全球价值链代表先进的生产模式和生产力,当今约70%的全球贸易通过全球价值链展开,世界正在步入以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主导下的网络体系,通过全球价值链、全球产业链、全球供应链实现资源、生产、服务和市场的链接。作为众多新兴经济体参与的“一带一路”倡议,依托重要节点、跨境产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跨境物流集散中心等,不仅支持跨境产业布局调整、产业链条式转移、国际产能合作、构建新的区域生产网络,而且促进亚洲新兴市场与“欧盟2020创新战略”以及“德国工业4.0战略计划”对接,通过技术链接、产业链接和资本链接,将会形成“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伙伴关系,促使一带一路更多的国家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中,并逐步向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高端升级。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代表,以智能增长和绿色增长为基本方向,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和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生产力重组,不仅促进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重构,克服因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对传统生产方式的过度依赖,也通过重新定义生产与消费关系,克服跨境商品和服务供应链分割化问题,为全球经济开辟新的增长道路,为新型全球化发展集聚新的力量和新的发展势能。 (五)率先形成面向下一代惠普贸易体系—E国际贸易 “一带一路”有望发挥先发优势和联通优势,积极支持和推动包括跨境电子商务、数字产品以及跨境物流、跨境支付、电子认证、在线交易、信用体系、数字贸易等向下一代普惠贸易—E国际贸易发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率先实现向下一代贸易方式转型。其长远目标是从物理互联、制度互联、消费互联、产业互联等方面,构建一个以互联、开放、普惠、共享(C-O-I-S)为基础的全球普惠贸易体系。当前,伴随全球新一轮数字革命加速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交叉、交融、交汇,新经济对各国增长动力、经济社会运行、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根本性、全局性影响,发展中经济体与中小企业将成为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计,到2019年亚太地区数字消费额有望从2015年的7万亿美元增至17万亿美元。目前,在亚洲,印度和新加坡数字贸易中超过50%是跨境数字贸易,中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在内的数字贸易增速更是达到了GDP增速将近4倍。随着互联互通深度展开,欧盟“数字单一市场战略”将有望推广至“一带一路”地区,改善高速网络基础设施和数字技能,帮助减少跨境电子商务的障碍,促进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数字贸易的融合,逐步形成亚欧数字大市场。 (六)有望创造全球多边融资市场 在全球金融体系内需要形成规模巨大的资产池,成为一种用于为包括跨境基础设施在内的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融资的“永久资本”。亚洲及亚欧区域积累了大量的金融资源,仅亚洲储备资产规模就约占全球储备资产的2/3。“一带一路”通过将本地区储蓄和储备资金引导投入生产性领域及基础设施投资上来,有望创造规模庞大的融资市场。 根据亚开行公布的主要亚洲国家相关数据推测,2010—2020年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财政预算,投资占GDP的比例为5%左右。据此测算,亚洲国家每年在基建领域的财政投入约覆盖近6000亿美元的投资需求,每年融资需求缺口约为1800亿美元。而目前已经建立的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型融资机构依然难以满足巨大的融资缺口。因此,主权财富基金、特别提款权融资、公共产品融资债券,以及公私合作(PPP)模式的联合融资方式,可以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对私人投资者的吸引力,动员更多的私人部门资金,将本地区的大量储蓄资金引导至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来,促进跨境相互投资,推进亚洲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未来“一带一路”将形成规模巨大的全球多边投融资市场体系,包括以亚投行为主的银行信贷支持体系,“一带一路”国际债券市场体系,PPP 投融资体系等。 (七)最终形成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框架 当前,经济全球化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表明,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已经处于历史十字路口。“一带一路”如此大规模的跨区域合作倡议,历史上鲜有先例可以遵循,面临的挑战与风险不容忽视,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风险分担、利益协调和规则标准的对接等各类问题也会产生,客观上需要新型治理框架的构建,着力在培育制度和规则性公共产品的能力上下功夫,双管齐下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一带一路”基于包容性的全球化和开放性的多边主义,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既有覆盖面广的整体性制度,也有次区域制度组织的支撑。既有约束性的硬制度,也追求坚持弹性、柔性的软制度。 “一带一路”以“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为基石,以“共商共建共享”为行动原则,推动建立国家之间、区域之间、跨区域之间的新型全球治理框架。“共商共建共享”植根于三大发展理念:一是以参与国诉求为出发点,充分尊重各国发展需要、参与意愿及国情差异。二是以市场机制为立足点,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合力构建和维护规则透明、良性竞争、政策稳定的营商环境。三是以互惠共赢为基本点,通过提供区域乃至全球公共产品,建立共同决策机制,互相扩大开放国内市场,公平分担风险和分享利益,奠定长远发展根基。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将重点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基础设施融资制度、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风险与稳定互助等方面在内的公共产品,构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复制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 未来一个时期,“一带一路”建设重心要从形成共识转移到实施落地上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在战略对接、建设规划、行动方案编制、共建沿线自由贸易网络体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共建互联互通网络、完善“一带一路”建设机制、加强沿线智库合作等方面通力合作、互利共赢,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取得进一步进展,收获一批早期重大建设成果。 (一)沿线各国共同启动“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和行动方案编制工作,尽早收获一批典型示范项目 为进一步凝聚合力,将“一带一路”建设分阶段、分步骤、有序稳步地推向前进,我们建议沿线各国共同启动建设规划和行动方案的编制工作,推动各国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建设项目对接,尽快签署一批合作备忘录,推进重大项目储备库建设,形成重大项目滚动实施机制,尽早收获一批建设成果。 第一,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经济合作发展有共同的诉求和期盼,除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外,沿线一些国家及相关国家也提出了各自版本的区域经济合作计划,如欧盟“容克计划”、俄罗斯“欧亚联盟”、英国“北方动力”计划、印度“季风计划”、巴基斯坦“愿景2025”、蒙古“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波兰“琥珀之路”、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沙特“2030愿景”、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等等,这些计划与“一带一路”异曲同工、相互支撑、相互补充。未来相关国家应共同努力推动这些计划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充分对接,大家朝着一个统一的、共同商定的目标“齐步走”,形成相向而行的共同战略和政策选择,进一步凝聚合力,建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套式发展格局,结成更为巩固的“命运共同体”。 第二,沿线各国应共同启动“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和行动方案编制工作。“一带一路”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合理有序推进,必须规划先行,沿线各国应尽快启动“一带一路”建设总体规划的合作编制工作。规划编制要坚持求同存异,充分尊重沿线每个国家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沟通协调解决意见分歧;要坚持权责明确,明确各国任务分工,重大投资建设项目要明确建设任务、建设主体、建设工期、投资方式;要坚持有序推进,率先推进一批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关键领域的重大项目,形成示范效应和全局带动力。根据“一带一路”建设总体规划,沿线各国应在交通、能源、金融、科技、文化等领域共同制定专项规划,丰富规划层级,细化规划内容。根据“一带一路”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沿线各国应共同开展行动方案编制工作,明确落实规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要建立对“一带一路”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行动方案的动态评估机制,每隔两至三年,对上一阶段的规划执行情况、建设进展进行科学评估,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并对规划和实施方案进行一定程度的修编和调整。 第三,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储备库。重大项目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沿线各国应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储备库,将涉及“一带一路”的重大交通、能源、通信、文化、民生、国际援助及国际产能合作等各领域的重大项目囊括其中,使其成为“一带一路”项目选择的主菜单。项目入库可采取提案制,沿线各国可单独提出或多国共同提出重大项目入库申请,经专业机构前期论证和科学评估后可进入项目库。库中项目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扶持项目和重点推介项目,项目库可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及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开放,政策性资金优先向入库项目倾斜。重大项目储备库将采取滚动实施机制,项目开工一批、谋划一批、储备一批,逐年进行调整,并要定期对重大项目建设进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情况进行评估,对多次未通过评估的项目要从项目库中剔除。 第四,共商签署一批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备忘录。为进一步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各国应进一步加强双多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合作意愿较强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应积极签署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围绕编制对接规划、共建重大项目、开展国际交流等方面形成文件并推动落地。对各方认可、条件成熟、前期工作扎实的重大项目和合作议题抓紧启动实施,尽快形成一批标杆性工程和典型合作示范项目,与沿线各国、各国际组织围绕“一带一路”积极磋商合作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相关协议或备忘录,愿率先投资建设若干“一带一路”重大示范工程,为各国开路搭桥、摸索经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早日开花结果。 (二)沿线各国共同推动建设“一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体系,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 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近10年,世界经济尚未走出阴霾,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新的增长动能尚未形成,世界经济增长疲软乏力。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日益激烈,封闭保守、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时有推出,这为原本脆弱的全球经济增添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参与方,沿线各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共同推动建设“一带一路”自由贸易体系,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 第一,加快推进沿线国家双多边自贸区建设。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已启动了欧盟、东盟、中国—东盟、中国—瑞士、中国—新加坡、中国—巴基斯坦等一批多双边自由贸易区,对于推动沿线各国经济合作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第二阶段、中国—斯里兰卡、中国—以色列等一批自贸区谈判也正在积极推进。当前沿线各国应积极推进各类双多边自贸区建设,已签署协定并启动的双多边自贸区可结合各国国情努力打造升级版,进一步提升开放程度;正在谈判的自贸区协定应积极加快谈判进程,必要时可考虑创新谈判规则,推动尽早达成关键共识和早期收获;共同开展一批新的双多边自贸区谈判,推动各国与主要经贸合作伙伴自贸区建设;沿线各国也应积极推进同域外国家的自贸区建设,如推进沿线各国与域外国家的双边自贸区建设、域内外国家共同推进FTAAP等。 第二,欢迎沿线各国在国内选择部分地区建设自由贸易开发特区。目前中国已在上海、广东、福建、天津等地开展了一批自由贸易区建设试点,实际成效明显,在开放型经济管理方面取得了丰富经验。欢迎沿线各国结合自身国情在国内选取一些园区、开发区或专门划定一片地区,开展自由贸易开发特区试点,先行先试实行高标准自由贸易规则和负面清单投资管理方式,搭建新的开放平台,各国自由贸易开发特区之间实行对等开放、制度对接,这对于各国逐步探索适合自己的开放模式、提升开放型经济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愿将自由贸易开发特区建设的试点经验向沿线国家分享,欢迎各国来到中国自由贸易区试点调研考察。 第三,沿线各国共同开展“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沿线各国应在已建成和未来将逐步建成的双多边自贸区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各机制整合,探索建立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但标准更高、合作程度更紧密、沿线各国全部参与其中的“一带一路”自贸区。考虑到沿线各国发展阶段不同、对高标准经济规则的接受程度不同,该自贸区可从标准规则相对较低的1.0版开始做起,未来逐步提高标准,升级版本,力争早日建成全球最大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同时也欢迎有意愿的域外国家加入到“一带一路”自贸区的谈判和建设中来,深入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三)沿线各国顺应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浪潮,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 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先后经历了多轮产业转移浪潮,全球制造业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转移到北美,二战后又进一步转移至东亚特别是中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全球工厂”。随着中国发展水平提升、需求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升级,目前中国的一些产业也正在沿“一带一路”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走出去”,新一轮的全球产业转移大幕正在拉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顺应这一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共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基于各自比较优势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重构“一带一路”沿线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 第一,构建沿线国家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新型产业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素禀赋各不相同、比较优势差异较大,当前这一差异主要以沿线国家之间的最终产品贸易形式体现,各国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总体尚未实现。各国应进一步加强产业链各环节整合,积极承接来自沿线其他国家的产业转移,积极推动不适应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或生产流程向沿线其他国家转移,提高中间品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基于各自比较优势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重构“一带一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形成共建、共赢、共享的包容性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沿线国家共同建设跨境经贸合作区。目前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了56个跨境经贸合作区,合作领域涉及加工制造、资源能源、商贸物流、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实践证明跨境经贸合作区模式对于推动企业跨境投资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建更多跨境经贸合作区,通过专业化园区运营,整合各类生产要素,搭建产业合作平台,吸引全球企业入区投资,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从而以点带面、聚点成片,进一步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利合作。 第三,沿线国家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沿线国家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不仅有助于开发国优势互补、进一步拓展经贸市场,也有助于帮助第三方国家提升发展水平,是一件各得其所、互利共赢的好事。“一带一路”两端的东亚和欧洲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中间广大腹地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中国愿与欧洲国家一道率先开展对中亚、南亚、中东、非洲腹地等地区的第三方市场开发,推动中国与欧洲的资金、技术、人才、装备等要素流向腹地地区,帮助“一带一路”腹地国家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第四,沿线国家共同适应、参与、引领信息经济条件下的新经济革命。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涌现与成熟,围绕信息这一经济要素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业态,信息要素融入传统产业彻底颠覆了一些传统经济模式,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孕育而生。“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共同开展对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的系统研究,共同探索建立新经济的监管模式和引导性政策,创造新的经济规则和标准,建设“网上丝绸之路”“信息丝绸之路”“数据丝绸之路”,共同适应、参与、引领信息经济条件下的新经济革命。 (四)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互联互通水平,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是实现沿线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沿线各国应共同努力提升“一带一路”交通、金融、能源、信息、文化等领域互联互通水平,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以互联互通代替逆全球化的“孤岛经济”,塑造全球互联互通的超级版图。 第一,共同打造通达互联的“一带一路”交通网络体系。交通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沿线国家应积极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关键通道、关键节点、重点项目和工程为抓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构建联通内外、安全通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沿线国家应共同推动建设“陆上丝绸之路”,以内陆港建设为重点,拓展高铁和铁路国际运输通道,继续打造“中欧班列”品牌,推动建设泛亚高铁、中亚高铁、欧亚高铁;共同推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开辟拓展联通沿线国家的重要海上航线,以重点港口群建设为重点,建设国际海洋运输大通道。沿线国家应共同推动建设“空中丝绸之路”,推动沿线国家“第五航权”开放,进一步密集中欧、中国—东南亚航线网络,加强中国与南亚地区城市间的空中联系。也能通过落实“中非区域航空合作计划”,形成覆盖亚非欧大陆的航空网络体系。沿线国家应共同推动交通标准的对接和统一,形成沿线国家统一的铁路和公路标准体系,促进国际运输便利化。 第二,共同打造自由互联的“一带一路”金融网络体系。金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沿线各国必须深入开展金融合作,盘活存量资金、优化支持结构、创新运用方式,为“一带一路”长期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要进一步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各国开发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及商业银行等投融资机构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亚洲区域合作转向资金、中国—阿联酋共同投资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基金等多双边基金的重要作用。要加大沿线国家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要推动沿线国家债券市场开放和发展,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及金融机构在他国发行债券,支持沿线国家面向全球发行“丝路债券”,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沿线国家要构建稳定的货币体系,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中国愿在沿线建立更多人民币离岸中心,推出更多人民币投资产品,与更多沿线国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和结算协议。沿线国家应积极构建跨区域的信用体系,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各国现有信用评级体系的改进与完善,研究建立符合地区特点的信用评级体系与标准,逐步建立客观、公正、合理、平衡的“一带一路”信用体系。 第三,共同打造稳定互联的“一带一路”能源网络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能源储量极为丰富,同时也是世界能源消费的主要市场,全球最主要的能源供需国大部分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沿线国家应密切加强能源领域合作。沿线国家可成立“一带一路”能源俱乐部,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大宗能源产品交易平台,建立稳定的供求关系,掌握全球能源产品定价权,避免能源价格大涨大落对供需双方造成损失。沿线国家应共同推进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建设一批以油气为核心的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及加工转化合作带和示范区,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沿线国家应加强能源互联网建设,可考虑共建一批火电、水电、核电、太阳能、风能基地,推进中国与中亚、西亚能源通道建设合作,加快中俄天然气管道建设,提升中俄油气管道运输能力,推进中国与俄罗斯、东南亚、中亚跨境电力通道建设,加快联网步伐,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油气丝绸之路”“电力丝绸之路”和“绿色能源丝绸之路”。 第四,共同打造安全互联的“一带一路”信息网络体系。信息是经济活动中重要的生产要素,“一带一路”建设要把信息互联放在突出位置。沿线各国要顺应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推动沿线各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中国与中亚、东盟地区的跨境光缆建设和改造升级,规划建设中国—印度洋—欧洲跨境光缆并接入洲际海底光缆,完善沿线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要在沿线选取适宜地区建设若干大型国际数据中心、信息平台、信息港,形成强大的信息数据交换能力、路由能力、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面向沿线国家提供高速、低价的国际通信和互联网服务。要共同构建和完善沿线国家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加强网络空间法制建设,建立多边、民主、透明、安全的信息治理体系。 第五,共同打造多彩互联的“一带一路”文化网络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历史上创造出了形态不同、风格各异的文明形态,并通过交流形成了多彩绚烂的丝路文化。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多极化的世界,不同国家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宗教信仰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形成了多彩多样的现代文明,沿线各国要在传承古丝绸之路交往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各国文化间的交流合作,创造新的文明。各国应共同精心打造一批“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项目,深入开展沿线国家的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宗教历史、体育旅游、卫生健康等领域交流合作,共同举办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论坛、展览、演出活动,共同举行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联合译介、出版相关书籍,拍摄、播放有关影视片,支持各国青年往来、学术往来、志愿者派遣、非政府组织交流,广泛开展教育医疗、扶贫开发、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通过文化交流推进民心相通,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基础,增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认同、感情认同、发展认同和道路认同,形成代表人类进步和正义的和平观、义利观、历史观、发展观和价值观。 (五)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建设的机制性安排,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逐渐突破各国体制机制割裂的藩篱,逐步推进相互对接的制度性安排,并做出重大制度创新,形成一些新体制、新规则、新办法,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第一,建立域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机制。世界各国、国际和地区组织,只要有意愿都可参与进来,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共同致力于允许新成员国、新成员组织加入的开放机制建设。中国愿与世界上有志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一道,共谋盛举,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第二,建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组织协调机构。为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各国可共同成立专门的“一带一路”组织协调机构,该机构由沿线各国政府派出代表组成,主要负责“一带一路”规划和实施方案制定、建设进展评估、重大项目选择、相关信息统计发布及相关重大问题协商等,并制定“一带一路”年度建设工作安排,该机构可在北京设立机构秘书处,形成联合工作机制。 第三,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地区地缘政治军事冲突激烈、恐怖主义问题严峻、分离分裂主义势力猖獗,对安全稳定建设“一带一路”构成威胁。沿线各国应共同建立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形成制度化的共同对话框架,围绕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安全问题沟通协商,在充分尊重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凝聚相关方最大共识,逐步拓展利益契合点。沿线各国应共同建立常态化的安全合作机制,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联合反恐演习、海上合作巡逻、重大灾害救援演习、地区维和演习、网络安全应急演习等,进一步深化各国安全互信,不断强化安全合作水平,建立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效安全力量。 第四,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通关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一体化通关为重点,改革海关监管体制,优化作业流程,合作建立沿线国家大通关机制。沿线国家海关应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合作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互认;应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推动口岸操作、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的有机衔接,形成统一的运输规则,达到“一次通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便捷通关目标;加强沿线国家出入境管理和边防检查领域合作,积极开展扩大双向免签范围谈判,方便沿线国家人民友好往来。 第五,建立沿线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一带一路”建设为加强参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沟通,形成趋同化、协同化和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各国应藉此推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沟通,统筹兼顾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减少相关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不连续性和不均衡性,将政策负面外溢效应降至最低,以支持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应对潜在风险。 第六,建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常态机制。以2017年北京“一带一路”国家高峰论坛成功召开为契机,建议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每年一次的形式持续办下去,沿线所有国家齐聚一堂共同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最高级别官方论坛。2017年北京“一带一路”国家高峰论坛为首届论坛,2018年和2019年的第二届、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可考虑在“一带一路”的主要起点城市中国西安和厦门举办,未来可考虑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主要国家、重要城市举办。 (六)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智库交流合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沿线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共同认可和支持。智库在政府决策、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沿线各国智库应围绕“一带一路”进行密切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真知灼见,用智慧、理性和深邃的思想力,构筑更具引领性的共识、议题和方案,进一步凝聚沿线各国的共信、共识和共知,面向未来,创新、扬弃、联通、协同,让站在人类道德和道义制高点上的思想光芒普照大地。 第一,共建“一带一路”全球智库交流网络。智库是一国软实力和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府决策、企业发展、社会舆论与公共知识传播具有深刻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应特别注重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建议全球智库共同成立“一带一路”全球智库交流网络,智库和相关机构可通过这一网络开展围绕“一带一路”的双边或多边联合研究,共同举办有关研讨活动,相互交流“一带一路”研究成果,共同发布研究报告,促进各国智库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建言献策。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依托“一带一路”全球智库交流网络,沿线国家智库可合作建立“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组织开展“一带一路”顶层设计谋划和“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制定,组织设计策划“一带一路”全球智库论坛,组织围绕“一带一路”进行相关理论研究及应用研究,组织跟踪沿线国家社情民意,对苗头性动向性问题进行疏导,对公众关切的重点问题主动回应,对舆论曲解的热点问题有效引导,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决策咨询、可行性论证、社会调查、风险评估等服务。 第三,共同发布沿线智库“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大数据对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要充分发挥沿线各国智库的资源优势和专业能力,整合利用各国数据平台的信息资源,打造面向政府和社会的“一带一路”大数据库,让大数据和科学之光普照“一带一路”的现在和将来。“一带一路”大数据库可由国别库、区域库、理论库、实践库、项目库、资讯库等若干部分组成,囊括了沿线国家基本概况、经济产业、政策法规、规划计划、项目工程、文化交流、社会舆情等多种信息,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多元化、常态化、可视化的大数据产品,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和未来建设需求。目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社科院、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等中国智库已合力打造了“一带一路”大数据库的1.0版,中国智库愿与沿线各国智库一道,链接沿线各国政府、智库、研究机构和媒体等的数据信息,进一步丰富完善大数据库的内容和功能,使“一带一路”大数据库更好发挥作用。 第四,共同发布沿线智库“一带一路”年度研究报告和年度贸易投资报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智库应围绕“一带一路”开展合作研究,共同组建联合研究团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舆论等问题进行跟踪研究。每年定期发布“一带一路”年度报告,对“一带一路”建设进展与问题进行年度总结,为各国政府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宏观情况、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每年定期发布“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报告,通过对沿线国别、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的跟踪研究,形成对沿线国家投资营商环境变化的动态跟踪,为企业投资、项目落地提供指导。文章选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17年8月30日
2017年9月1日 -
何亚非:特朗普坚持利己主义美国受损最大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8月30日,由新华社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的2017中国未来经济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会议间隙,外交部前副部长、首任中国G20事务协调人何亚非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他对近日引发关注的中美关系、中印关系、金砖国家峰会等问题都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中国正在推动“金砖+”的合作模式,不仅金砖五国加入,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也有望加入,共同推动全球化公平发展。 谈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这个“锚”决定世界这艘大船走得稳不稳 中美关系近期风波不断,日前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间的关系会走向何方? 何亚非表示,中美关系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重新交往的大门,到1979年正式建交,再到现在,总体来讲经过将近40年的风风雨雨,有合作也有斗争。但两国关系的基本方向是向前走的,两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是有基本共识的。 他用“锚”来比喻中美关系,强调两国间除了合作没有别的选择。“中美关系保持持续稳定向前发展,才能保证世界在国际秩序转换时期能够相对有一个稳定的局面。中美关系是一个锚,这个锚扎得稳不稳、深不深,决定了世界这艘大船走得稳不稳、方向对不对。” 谈及具体的经贸关系,何亚非称,随着中国经济近年的发展,中美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中美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也有所下降,“不是说中美贸易不重要了,而是中国跟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在不断发展。中国整体经济结构和在世界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哪怕中美两国之间出现了贸易摩擦,对中国来说,我们也不怕,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贸易战,我们在和美国进行磋商,双方该妥协的妥协,该合作的合作,应该互相做出妥协和让步才能让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往下发展。” 何亚非批评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短视,他称,“美国第一”这个口号字面上没错,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要把自己国家放在首位,但是实现基础应是共同发展,如果特朗普坚持只管眼前利益,采取极端的利己主义,打破过去美国自己所推动的全球自由贸易规则,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那么美国有可能获取一些短期利益,但从中长期来看,这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也会损害美国贸易伙伴的利益。“损害最大的恰恰是他自身的利益。世界经济现在并不是离开美国就不能活了。大家都可以做出选择。” 关于“301调查”,何亚非的观点是仍需要调查以及双方协商,最后的结果还不好说,美国国内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完全和特朗普一致,特别是美国的商界、企业家。“如果调查真正运作下去、对中国进行制裁,是一种比较愚蠢的做法。” 谈金砖峰会:中国推动“金砖+”模式,全球化过程中不能有任何国家掉队 谈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何亚非提到了9月3日至5日将在厦门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他表示,中国正在积极推动“金砖+”的国际合作模式。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已经占世界22.9%,接近三分之一,如果能加上印尼、土耳其、伊朗、尼日利亚、墨西哥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就能更好地推动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据我了解,这次在厦门会议,中国会邀请一些其他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 8月30日下午外交部就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等情况举行的吹风会印证了何亚非的观点。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会晤期间,中方还将举办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金砖五国以及埃及、几内亚、墨西哥、塔吉克斯坦、泰国的领导人将齐聚厦门,共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大计。 何亚非表示,中国推动“金砖+”的机制,旨在加强南南合作,倡导全面开放,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的普惠思想,即全球化过程中不能有任何国家掉队,还体现了世界经济未来发展是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 何亚非强调,发达国家不用担心这是新兴国家希望重新制定一个国际秩序来,中国并没有这层意思,中国希望在现有国际体系内进行发展,但是这个体系需要改革,特别是需要给予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这样才能更加平等、公正、合理地发展。 谈中印关系:“困难不少,前景看好” 谈及金砖五国,中国与印度两国关系近期较为引人注目,何亚非表示,中印与中美一样,合作是唯一的选项,现在要做的就是排除干扰。 何亚非称,中印两国相同点有很多,同时经济具有一定互补性,双方贸易机会是非常多的,合作潜力巨大。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可以通过金砖机制加强双方合作。 对于日前中印边境爆发的冲突,何亚非强调,中印边界问题存在多年,中国一直的态度就是希望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现在要做的就是排除干扰,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合作的必要性进行深入探讨,采取积极向前看的态度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据我了解,中印双方是存在共识的。有两条:第一,边界问题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第二,在和平谈判期间双方都不应该采取任何激化矛盾的言行。” 何亚非还谈及了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存在的顾虑。他表示,印度在印度洋方面可能会有顾虑,总认为印度洋是其所影响地区,其实中国跟印度洋沿岸国家进行合作是必然的,中国并没有想在印度洋与印度进行竞争,印度会认识到这一点的。 何亚非表示,中国的海外贸易经过印度洋是必然的,尤其是能源安全方面,经印度洋再走陆路要比走马六甲海峡既节省成本又更保障能源安全。 他用中国援建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来举例。来自中东的石油经瓜达尔港再到中国新疆,走输油管道,陆路运往中国,不但更加安全,对中东国家、巴基斯坦、印度都有好处。巴基斯坦、印度两国经济发展了,双方的合作空间也就更大了。 “我比较有信心,这次厦门会议上,中印会在‘一带一路’方面取得进一步共识。” 何亚非总结道,“中印两国关系,困难不少,前景看好”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17年8月31日
2017年9月1日 -
【科技日报】海归创业“黄金时代”来了
海归,中国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构成。 据2017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公布数据,截至2016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11万人,仅去年就有43.25万留学生毕业回国。无论是从海归人员数量还是国别的广泛度来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归国。 可见,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下“人才磁铁”效应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指出:“中国海归人才回归大潮正在涌来,而目前恰逢海归创业的‘黄金时代’。”海归创业比例高企 最看重这四项保障 以80后、90后为主的海归回国发展及创业现状等作为研究对象,8月12日,全球化智库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从初始创业时间来分析,2006年—2014年海归回国创业占比为18.7%,2005年之前的占比最少,仅为4.9%。而2015年至今的比例最高,达76.4%。 近两年海归回国创业的比例增高,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自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之后,全国掀起了“双创”热潮。2015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其中第二十四条为“支持境外人才来华创业”,强调“发挥留学回国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高端人才创业引领带动作用”。并明确提出,引导和鼓励地方对回国、境外高端人才来华创办高科技企业给予一次性创业启动资金,在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完善相关措施。 智联招聘市场公关部高级总监李强说,海归最希望政府进一步完善吸引留学生的激励保障政策有——提高人才薪酬福利待遇;搭建青年海归交流平台;建立人才补贴制度;解决户籍住房。海归创业爱选哪里? 北京吸引力最大 据《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海归创业选择的城市中,位居前五位的依次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武汉,占比分别为24.3%、8.1%、6.6%、5.9%、4.4%,这5所城市几乎吸引了半数创业海归人员。创业所在地域呈现“一线城市为主导,二线特色城市快速崛起”的基本特征。 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对海归的吸引力最大。2015年10月19日,《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以市政府名义发布,明确了北京支持“双创”的节奏和具体措施;2016年9月,国务院印发实施《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统筹部署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顶层设计图”,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到2020年,北京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地区,在人才、金融、市场环境、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政策突破。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高朋介绍,北京非常重视引进“双创”人才,在发布的相关政策中,对于海外人才,将在创办企业时提供启动资金;推动出台外籍高层次人才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程序便利化试点,完善医疗、住房等优惠措施,探索中央在京和市属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聘用外籍人才的路径等。面对“绊脚石” 海归亟须创业辅导 在创业方面,创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是海归偏好的领域。数据显示,近20%的创业者选择在IT、通信、电子、互联网领域创业,其次为服务业和文体教育、工艺美术行业。 由于海归不熟悉国内相关政策、不了解国内市场行情、缺乏企业管理经验和创业启动资金、缺乏法律风险防控意识等,留学归国人员创业的成功率并不高,这些已成为留学人员归国创业过程中的“绊脚石”。 近年来海归创业者对于创业辅导的需求有大幅提升。报告显示,海归创业者最需获得的支持为:市场开拓、金融服务、创业辅导,且与前两年相比,海归创业者对于创业辅导的需求提升了14.7%。 因此,创业园区、孵化器等创业基地和平台对海归创业者而言至关重要。其可通过为新创办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物理空间和基础设施,提供服务支持,进而降低创业者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创业成功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养成功的企业家。 在中关村,随着以创新工场、车库咖啡、36氪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创新型孵化器持续涌现,海归创业培养方式不断进化,加速中关村创新创业的集聚效应。 【相关链接】 麦肯锡一项调研报告显示,中国67%的企业家认为,阻碍企业全球化进程中最大、最关键的一点是,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所以非常欢迎海归人员助力企业的全球化工作。 不久前,在第12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当今处在一个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时代,中国目前已深度对接全球化,贸易量做到全球第一,资本流动正在迎头赶上,全球化所需人才的流动也正在加快步伐。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海归群体是中国最好的人才库之一。留学回国人员经过多年海外历练,具有国际化视野、现代化理念等,创新思维活跃,创业意愿更强,是创新创业大潮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表示,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留学人员的语言能力、专业能力和经验有可能在助力我国参与国际治理、推动国际规则制订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文章选自《科技日报》,2017年8月31日
2017年9月1日 -
【China Daily】Nearly half of overseas returnees work in private sector: survey
(ECNS) -- More than 40 percent of those returning home after studying abroad join private and non-governmental entities, according to a new survey on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mong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n 2017.While 47.4 percent joined private and non-governmental entities, 16.7 percent were hired by foreign companies or those funded by Hong Kong, Macao or Taiwan investors. Another 15.9 percent held positions 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10.8 percent at joint venture companies, according to the data.The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were positive about the value of overseas education and were able to make enough money to cover the cost of their overseas studies within five years. Some 30.3 percent recouped the cost in three to five years and 24.1 percent in just one to three years.Miao Lu,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predicted more returning overseas Chinese would join non-governmental entities.The survey also found that 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modern service sectors were favored by returning overseas Chinese, with about 20 percent of respondents running startup compani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s, electronics and the Internet, followed by the service industry,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arts and crafts.The survey was jointly released by CCG, a Beijing-based independent think-tank, and Zhaopin.com, a leading recruitment website.From China Daily, 2017-8-21
2017年9月1日 -
【长江网】哈佛八博士后集体归国彰显了青年的担当
故事主角是8名青年科学家:王俊峰、刘青松、刘静、王文超、张欣、张钠、林文楚、任涛。在科学界这8人可能都称不上“鼎鼎大名”,但简单勾勒他们的人生轨迹就会发现,他们所依赖的并非个体的“单打独斗”,而是团队式的“共进退”。 8人都曾在美国打拼十几年,并因为在哈佛大学“同一个楼道”里共事,而有了命运轨迹的第一次交集,这也让他们彼此熟悉,磨合出作重大选择时的信任和默契。而后一人率先离职回国,触发连锁效应,另外7人接连离职回到中国,命运轨迹再次交织。(8月26日 新华社)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全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推进了科技创新,文化繁荣,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而在信息时代里,人才的价值尤为重要。人才是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推动力量,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当今社会的发展,必须推进人才队伍建设,逐步实现我国有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也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战略选择。 目前,中国留学生尚在海外的数量仍是惊人的。虽然中国近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遥遥领先,每年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但即使如此,部分一流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不回来。而未来产业升级、建设创新型社会,中国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些人。可见,脑力外流,仍然是中国经济的软肋。 王辉耀在《人才战争》一书曾大声疾呼:“中国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之一。人才流失是以削弱自己的方式增强了对手。” 王通讯也感慨道:“21世纪是人才战争的较量,而人才战争的成败,将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要强调人才回归、从海外取出人才储蓄的阶段,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这8位在美发展的科学家回国引起不小的热议,可见做出这样选择的高端人才的稀缺。祖国的怀抱随时等待你们,希望未来人才回流可以成为常态。文章选自长江网,2017月8月29日
2017年8月31日 -
郑永年:如何看待中印洞朗对峙的结局?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编者按:据中国外交部消息,8月28日下午14时30分许,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至此,中印长达71天的对峙全面结束。中印边界对峙和平解决,对于中印两国而言都是理想的结局。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对峙期间,网络上充斥着众多主张开战、贬低印度的言论。在对峙得以解决的当下,我们该如何看待网络上的激进言论呢?民族主义情绪对国家外交乃至国家建设究竟起到积极作用还是消极影响?针对上述问题,正角评论独家专访了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正角评论:昨天印军撤离的消息出来后,有一部分自媒体马上做出阴谋论的解读,说中国是因为惧怕印度不参加金砖四国会议,所以一定是我国开足了价码,给了印度足够好处,印度才撤离的。其中一些自媒体还给出理由,说我国提供了上百亿美元的贷款给印度修建铁路用于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印度才“满意”离去。这些自媒体还引用了一段已经被删除的国外媒体在国内的微博发文,称这是中国服软,以给钱的方式息事宁人。自媒体人还抓住我国官媒中一句中印双方都从对峙点撤离的“撤离”二字做文章,说是不解我们的军队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要撤离,意在说明我们撤离就是让步。郑老师您能点评一下这些反馈么?郑永年: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是对对峙的反应,还是对对峙结束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情绪的反映,而不是人类理性的反映。正如上次我们所聊到的,“阴谋论”始终是愚昧者的自我解释。这次对峙的结束是中印两国理性外交的胜利,即双方外交谈判的结果。中印双方在对峙期间从来没有中断过对话和谈判。这里面哪有那么多的“阴谋”? 把双方结束对峙和经济方面的交往牵连起来,更是没有理性。中印两国之间一直有经济交往,并且越来越密切,这次对峙也没有影响到经济交往。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中国是用经济手段和印度达成交易的。前两年,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的关系也非常紧张,但也没有影响到双方的经济交往。即使中国有能力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战略问题,那么也表明中国的强大和外交的文明性。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灾难,不过很多人还是希望用战争和冲突来解决问题。这是人类的悲剧之所在。当然,这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而且也发生在印度,或者其他很多国家。 “阴谋论”根本站不住脚。首先,如同这些愚昧者自己都说了,中国对印度是贷款,而不是赔款。如果贷款是表示服软,那么现在世界上到处服软的国家就是美国,因为美国的银行体系给全世界其它国家提供的贷款最多。按照这个逻辑,美国就是当今世界第一弱国。实际上,随着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一带一路”的继续,中国给其他国家的贷款会越来越多。 其次,“撤离”不是割地,印军如果已经退出了我国领土,我国军方没必要继续“站在”原地和印军“对峙”。用“撤离”来描述我国军队完成任务后离开对峙现场没有任何问题。自媒体牵强附会的咬文嚼字不过是哗众取宠,显示出自我愚昧的一面。 最后,这些自媒体称印度向我国贷款修铁路、配合我国“一带一路”是我国对印度服软,这种在逻辑上根本没有理由的言论会在国内互联网上竟有那么大的市场,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爱国主义情绪经常被利用,转化成流量和商业价值。 正角评论:目前而言,这次冲突已经结束了。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中印开战,您认为可能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郑永年:开战的可能场景应当是人类的理性首先应该想到的。有几点是可能明确的: 首先,中印之间大规模的置对方于死地的战争不会发生。两国都是地域大国,战争一旦发生,双方各自的生存能力都很强。更重要的是,两国都是核大国,局部的冲突也不至于诉诸于核武器。正是因为任何一方都不能将另一方置于死地,所以双方对战争的结果的评价也不相同的,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失败方,或者绝对的胜利方。可能性更大的是,双方都宣称自己是胜利者,把对方称为是失败者。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对对峙结束的评价,不仅双方的评价是不同的,中印两国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不过,中印如果在这类对峙中一旦失控,出现类似1962年一样的军事冲突也不是不可能。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就实力而言,如果中印开战,中国在战场上必然会取得胜利——当然,如果失败,中国就会彻底失去崛起的可能性。但战场的胜利也不见得是中国的胜利。如果中国取胜,那么印度就要二次蒙羞,就会成为中国永远的敌人。虽然印度成为敌人也不见得能对中国造成致命的威胁,但是印度完全有能力给中国制造麻烦。我们上次讨论过,无论是西藏问题、中巴关系问题、印度洋问题和眼前的“一带一路”问题等等领域,印度都是有能力制造麻烦的。 更严重的是,如果印度战败,那么完全有可能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印度独立以来,其外交政策还是坚持独立的,它和所有大国打交道,但没有依附任何一个大国。但如果二次失败,印度有可能会放弃独立的外交政策,投入美国和日本等大国的怀抱,甚至成为这些国家的正式联盟。如果这样,在这次对峙中,中国的胜利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招致更大更高层面国家利益的流失。 这样说并非虚构。实际上,美国和日本这年来一直想方设法拉拢印度。美国方方面面“宽容”印度,即使在核武器问题上也如此。日本更是要和印度建立“民主价值同盟”来围堵中国。这次对峙以来,美国内部就有人一直主张,美国政府应当表态,支持印度。中国和印度的长期对峙,或者是冲突甚至是战争,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所以,看问题需要格局,因为格局决定了利益。这方面,还是需要学习毛泽东。中国在1962年冲突中取得了胜利,但马上撤回,并没有占领印度的领土。毛泽东还建议在中印边界上建立一个“缓冲区”,双方都不要进入。毛泽东试图用这个方法来求得30年的和平。结果,这个战略已经保持了50年的和平了。今天,那些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军力强于印度,所以我们能轻松获胜的人,其实是无知与愚昧的体现。幸运的是,领导层保持着一场清醒的头脑,不会受社会公众的影响。 顺便说一点,外交政策不会受一部分“民意”的影响和制约,这也是中国制度的一个优越之处。一旦外交“民主化”,那么就完全没有外交了。中国在重大的外交领域,例如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俄罗斯和越南的边界谈判等,国内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如果受制于这些声音,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呢?执政党也是领导党。毛泽东曾经说过,既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就是领导层不当人民的“尾巴”的结果。 正角评论:网友们在面对中印事件时,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主张坚决跟印度开打,我们拥有绝对优势的军力和综合国力,没有理由对印度示弱;另一种声音则相对温和,主张不要主动升级这次对峙,因为印度目前没有像1962年那样展开武力行动,而是入境对峙,没有开枪。主张和解的理由很充分,因为中国目前的崛起需要和平,跟印度这样的大国开战,无疑会中断我们的崛起进程。不过主张对印度强硬动武的声音中,除了作秀与哗众取宠的喊打喊杀,也有一个理性的声音是,如果不对印度进行强有力的回应,周边各国今后就都会肆无忌惮的想侵占我国有争议的边界,这种妥协会招来更多事端。他们呼吁国家效仿俄罗斯的普京大帝,发生冲突的第一时间就应该开火驱逐。这种声音听起来也有一些道理,您如何看待以上言论? 郑永年:不仅仅是网友,整个政策研究界大体上也就是这两种相反的声音。对于强调要对印度强硬,以此来保持对周边国家威慑的说法,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该强硬到什么程度?我们当然需要强有力的回应,但是强有力的回应不代表过度回应。 过度回应会将本来可控的冲突,变得失控。印军在这次事件的性质是非法越境,不是像1962年一样演变到了军事攻击。对于非法越境,我们在越境区域控制他们的行动,形成了对峙是属于正常反应。但是如果我方贸然开火,单方面将对峙变成军事冲突,就是不必要的过度反应。 其次,正确的反应是要建立在正确的预判上。印度在整个对峙期间,没有像中印1962年一样直接煽动明确的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今天的印度具有非常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莫迪并没有进入动员状态。莫迪在印度国庆阅兵时的表态,仅仅是提到印度有能力抵御外敌,并没有说具体的外敌是谁。这种表态的方式结合莫迪所选择的印度崛起路线来看,应当理解成对印度国内舆论的正常反应,而不是蓄意煽动针对中国的民族情绪。 其三,印度的发展并不像二战前日本的发展,经济服务于军事,印度目前的道路更多是用经济发展来为印度人民谋福利。 从这三个理由来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印度单方面升级对峙为军事冲突是大概率事件。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忘记了如何寻找战争和冲突之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国在过去70余天的边境对峙处理并没有过度反应,这是国家理性的表现。实际上,并不是中国没有看到自己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优势,更不是担心一旦发生冲突中国会失败,但是领导层克制了诉诸于冲突方法的冲动,而诉诸于理性。当社交媒体上喊打喊杀的时候,双方都在寻找和平的、非暴力的解决方式。 网民效仿普京大帝的观点其实是一些不了解国际时政的人的臆想。 首先,普京并非如网友想象的那样非理性。普京的确在国际上以强硬著称,但是外交如果是如此机械的你来我打,就不存在所谓的外交智慧了。普京实际上从来没有以如此机械地应对外交事件。举个例子,2015年11月,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中,其战机就被土耳其空军击落。这次事件的严重性远超印军的非法越境,普京并没有不顾一切喊打喊杀,而是一贯的理性应对。 再者,对普京强硬外交的评级,不同的人的评价是很不相同的。普京的强硬外交广受国内民众的支持,但在国际舞台上,这种强硬外交并没有给俄罗斯这个国家加分。今天的俄罗斯面临严峻的国际局势,仍然处于相当鼓励的状态。这对俄罗斯各方面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 正角评论:很多网民把那些呼吁双方冷静与对话的人骂做“不爱国”。在您的著作(《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中,您早就提到过,中国民族主义的爱国情绪在近代是后发国家对外部殖民主义的反应。亚洲的后发国家无论中国或者当年的日本都有此情绪。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力量。民族主义既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始终主导着主权国家的外交政策。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民族主义无处不在。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尤其是强化国家认同感的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公民生活美德。我们大家都认同当年我国人民上下一心,热血抗击侵略者的爱国情怀。但是时至今日,我们面对的不是外族要将战争强加于我们,而是我们是否选择战争。理性的网民已经有了一个共识,就是喊打喊杀的义和团主义只能给当今的中国崛起带来危害。今日的中国要进一步完成民族的崛起与伟大复兴,既然民族主义无处不在,也始终主导着外交政策。那么,在这个全新的历史时段,我们应该倡导一种怎样的民族主义? 郑永年:民族主义情绪在外族将战争强加给中国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当的民族主义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往往也是致命的。近代以来,各国大概都经历了民族主义的崛起时刻。但一些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成功了,另一些国家失败了(例如德国和日本)。因此,我们要理清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民族主义。这就要认清我们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尤其在亚洲,当美国在亚洲的霸权衰落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取决于中国如何来履行作为大国的角色。 中国历史上早就有“王道”和“霸道”的争论。中国是亚洲的大国,其崛起必然会把中国至于一种天然的“领导”位置。这种“领导”作用如果应用的方式不妥,就会被称作“霸权”。霸权往往是恶的化身,因为霸权可以利用其国家力量,对他国实行强权政治,从政治和经济各方面控制他国,如二战前的日本;但“领导”也可以是善的化身,因为其也可以利用其它方面的影响力,协调各国的利益,解决国家间的纠纷。 国际政治关系是实际上的不平等与形式上的平等的混合体。我们在过去处于弱势时,习惯于看到了各国之间实际的不平等,但是我们忽略了原则和形式上的平等。现在中国强大了,如果中国也学以前的大国,赤裸裸地凭借国力妄图对国际秩序施加影响,那么必然会失去其合法性,将其它国家推向美国。所以国际政治上,大国的领导地位一定要具有道德性,和原则上的平等性。弱国服从于强国才能成为该服从而不是不得不服从。在这一点上,全盛时期的美国做得很好。 美国不管是政府的态度,还是媒体舆论,都倡导自由、平等的价值观。美国实际是二战后对外军事行动最频繁的国家,但是很多国家也乐于服从美国的领导,核心就在于此。美国不会把自己的出兵在舆情上说成是维护其全球霸权,而是一种“大国责任”。 同样,我国民众在中国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对内以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共同塑造一个良好的国内舆情环境。这样才能让我国在国际上有一个善的大国形象,才能减少其它国家对我国不必要的抵触与防备,降低我国国际政治经济战略的执行阻力。 如果我国的舆情整天是义和团主义的喊打喊杀,是动不动就要灭掉印度,荡平日本,扫灭南海,我国的国际形象就会是一个亚洲和平的威胁,我国的经济崛起和军事崛起就会引发更多的猜疑和抵制。这点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今天,中国的电视和社交媒体到处充斥着军事和战争节目,而有关当局则是抱着“政治上正确”的态度而不管。或许出发点是为了爱国主义或者国防意识,但结果是培养着人们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目前西方很多持“中国威胁论”的团体,正是利用我们这样的国内舆情,在妖魔化我国的国际形象。如果我们国民对内不抵制这样的舆情,就会无形中帮助那些西方反华势力把本来的同盟和朋友推向对手的阵营。 我们的国民不应助长那些以喊打喊杀的极端言论哗众取宠,博取流量的自媒体。这是我们在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应有的爱国素质与责任。大国地位的最重要的支撑就是大国的国民。国民没有大国心态何以成为大国呢?那些以极端言论获取关注,实现个人商业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国家舆情导向与国际形象者,实则与汉奸无异,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客观的结果往往是牺牲国家利益。 具体到这次中印对峙,一个健康的、有利于我国大国崛起的舆情导向应该是理性的,我们强调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就算是最后冲突升级,我们出兵目的也是以公平的国际准则出发,维护藏南边境上多国的合法边界;而不是如某些公知所说要将印度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抹平。一些人认为,中国应当鼓励印度内部分离分子闹独立,也有人说印度本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应当把印度打回“部落”社会。这些人说的可能是真的,但结果必然刚好相反。如果中国这样做,必然造就一个强大的印度民族国家,使得印度从今天的准“部落”状态快速转型成为一个整合团结的民族国家。近代以来,大多数民族国家包括我们中国本身都是在外力的威胁下形成的。 实际上,未来的中国,成败都在民族主义。中国今天的民族主义现状远远不足以支撑中国的崛起,更难支撑中国在国际上的道德地位。所以说,随着硬力量(例如经济和军事)的继续崛起,中国迫切需要建设软力量(例如“王道”和国际观点)。文章选自正角评论,2017年8月29日
2017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