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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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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press conference of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 CCG聚焦十九大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ill map out overall reform measures concerning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 and other areas, Tuo Zhen, the spokesperson for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aid Tuesday, while introducing the agenda of the upcoming Party Congress, as well as the preparatory work conducted beforehand.2,280 delegates chosen from a group of nearly 89 million Party members across the nation will attend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which is set to convene on October 18 in Beijing.Women make up 24.2 percent of the delegates, while people belonging to ethnic minorities account for 11.5 percent, representing a moderate increase compared to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The agendaThe preparatory meeting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aired by Xi Jinping, CPC General Secretary and Chinese President, was held on Tuesday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Tuo Zhen explained that the meeting set the main agenda for the upcoming Party Congress, which will include:-- Hearing and reviewing a report submitted by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Reviewing a work report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Deliberating and adopting an amendment to the Party Constitution;-- Electing the Party’s 19th Central Committee and its 19th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During the preparatory meeting, Liu Yunshan was appointed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delegates decided on a 22-member credentials committee and a 243-member presidium of the upcoming Congress. Political Report by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According to Tu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tems on the Congress’ agenda will be the hearing and reviewing of the report submitted by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The opinions of more than 4,700 people, including delegates to the Party’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and newly-elected delegates to its 19th National Congress, have been solicited on the draft report, which will be submitted to the upcoming Congress.Xi Jinping has also held six symposiums to hear th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f people from various sectors on the draft report.The report, along with a CPC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work report and an amendment to the Party Constitution, will be submitted for deliberation at the week-long Congress.Amending the Party ConstitutionAnother major event on the agenda for the upcoming Party Congress will be an amendment to the Party Constitution to better represent new governance concepts, thoughts and strategies propos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at its core, according to Tuo.The amendment will include key theories and strategic thoughts, and will be presented in a report that will be delivered at the congress, Tuo said.Electing a new central leadershipFollow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 new central leadership will be elected at the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After the plenary session, members of the new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ll meet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s, confirmed Tuo Zhen.Tuo also took questions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reporters on some of the major issues up for discussion at the upcoming congress, including China’s economy, progres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the country’s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by 2020 and China’s rol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A total number of 3,068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s will report on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cluding 1,818 journalists from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abroad.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journalists from overseas far exceeds that of the congress five years ago.From CGTN Offical，2017-10-17
2017年10月19日 -
[Xinhua Dialogue 360] China ’s development is a miracle |CCG聚焦十九大
【Video Watching】"China’s development is a miracle. Every year, China is adding another newly developed middle-sized country’s GDP." Wang Huiyao, Director of a leading Chinese think tank speaks about China’s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upcoming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From New China TV， Oct. , 2017
2017年10月19日 -
王缉思：把握真实的世界
专家简介王缉思，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中国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的对象和方向是不是有所偏差？我们关注的问题和国际上关注的问题有着什么样的距离？影响我们准确、科学认识世界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未来中国的主要挑战是来自发达国家政治、军事上的压力吗？我们对全球性议题的应对有没有做好思想上、物质上、体制上的准备？ 上述种种问题的答案决定着未来十年中国能否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日前，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和博源基金会联合举办了“未来十年世界政治趋势及中国外交政策的选择”讨论会，与会者围绕上述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此处择其要者而发布，以飨读者。——编者 跳出大国关系窠臼把握国际趋势大框架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最近跑了一些国家，经常在外面和人聊天，还有看材料，总感觉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方向上有点问题。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不是有点偏差，老是在大国关系的圈里转。比如这两天记者天天追着美国对台军售、南海争端的问题等等，这和现在国际上关注的问题不大一样。 我想重点讲现在的全球趋势到底是什么，包括相对确定的全球趋势、不够确定的全球趋势。大国关系、周边形势就不讲了，这些大家都知道。最后我再讲讲一些看法，关于我们面临的国际机遇与挑战，相关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可能需要什么样的调整。 对确定的全球趋势 相对确定的全球趋势是，人口增长率下降和老龄化。现在“人口爆炸”的问题不是那么令人担忧，更令人担忧的是老龄化和移民的问题。现在全球人口是70亿，但是增长得很不平衡，发达国家人口越来越少，相对比例越来越小，而发展中国家人口还在继续上升，但也比以前放慢了一些。日本的人口绝对数已经下降。俄罗斯的人口数，即使加上一些新移民，还是在下降。欧洲人口现在已经下降。非洲人口还在以2%的速度增加。 老龄化的问题，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次美国副总统拜登来这儿谈两国如何应对老龄化的问题。我看了材料，我们的老龄化严重程度介于美国和欧洲之间，欧洲最严重，而美国基本上没有老龄化的问题。印度人口相对年轻，在这点上有优势。现在谈中国是否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事儿也很热。但从国际上看，中国现在人口增长的问题不是那么受人关注，而更关心男女比例失调的麻烦；而印度能否养活它的人口，好像也不是那么大的事儿，印度的增长潜力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它的人口增长。 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就是养老保障和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社会福利负担加重，以及劳动力短缺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还有一些政治上的问题，像我们这种人参与政治的话，好像更注重和老年人相关的事，而往往年轻人就照顾不到。 老龄化也有别的效应，整个社会趋向保守。从好的方面来说，激进的人少了，想打仗的人少了，真正能打仗的人也不多了。美国人还想打仗的一个因素是，它的外来人口很多，现在真正在外面打仗的是想加入美国国籍还入不了的非法移民、黑人、讲西班牙语的人等等，不是真正的白种公民。老龄化的问题还会刺激与人类健康相关的技术创新和推广。 与老龄化相反的是青年群体膨胀。我刚去过伊朗，伊朗30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在街上整个看都是青年人。青年高失业率导致社会动荡、政治暴力，从拉丁美洲安第斯山脉、撒哈拉以南非洲到中东国家和地区，再到印度，都是如此。 高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财富鸿沟继续扩大，而富裕国家高收入、高福利的诱惑超越国界，很多人想移民。现在全球生活在非本人出生国的人口，即不是在这个国家出生、但在这个国家生活的人，总数已经达到了2.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而且还将继续增加。3%的数字听起来比较小，但这些人是世界上最活跃的人。 发达国家因为老龄化缺少人口，所以必须放松移民的控制，虽然现在听起来好像欧洲挺紧、美国挺紧，但实际上不能不放松。而北非和西非国家人口急剧膨胀，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欧洲。我看到的数字是2025年20%的欧洲人口将是中东和北非移民，到那时42%的布鲁塞尔居民是外来移民，绝大多数是穆斯林。我们可以解释最近伦敦为什么出现骚乱，德国也出现过骚乱——欧洲其他国家、还有俄罗斯一旦出现社会骚乱，都是非常让人担忧的。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带来恶性传染病不断蔓延，任何一个角落出现流行性传染病，几个小时或几天就能够把病毒传到世界各地。艾滋病很严重，患病人数和死亡率已经超过了战争和冲突造成的破坏。 其次是资源短缺愈发严重。在可预见的将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将持续增加，而全球资源的供给，特别是不可再生能源的供给将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这里面有很多数字可以说，我只能略过。比如水资源的问题，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居民生活用水都在增加，全球城镇化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城镇人口将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造成城市用水激增。到2025年，全球将有30亿人口面临缺水。水污染的问题，水资源缺乏和污染引发的国际国内纠纷，包括我国的湄公河流域和外部的冲突，将处于多发期。 粮食问题，我没有查到更近的资料，按照目前的人均需要，2050年的时候世界粮食产量需要达到现在的2.25倍，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水资源、耕地资源短缺又是对粮食生产的制约，也就是说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似乎是必然的，粮食短缺的问题似乎也是必然的。渔业生产，大家知道过度捕捞，现在那么大规模的吃海鲜，全世界哪有那么多的海鲜。非能源矿产品需求的三分之二来自发展中国家，所谓资源民族主义的问题就出来了，包括外国人对稀土问题的关注。 石油的问题，大家知道很多。电力需求增长速度很快，现在核电的问题出来之后，电力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化石燃料的有效性决定了上涨的必然性。石油价格上涨幅度要超过煤炭和天然气。而不少油气资源丰富的、产量高的国家，比如说利比亚又出现了内乱。这是资源制约的问题。 还有就是民族分离主义上升与宗教复苏。亨廷顿说的文明的冲突，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证明了，至少他说对了一部分，就是民族宗教问题很严重，而未来10年-15年将呈现加剧的趋势，很多国家会分裂出来，宗教因素和特定的民族因素相联系，成为分裂的根源。穆斯林人口激增。信基督教的人原来多是白人，现在非白人逐渐占多数。锡克教、印度教等其他宗教的极端主义势力也在发展。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还是基本上保持着宗教人口占绝大多数，欧洲已经有很多人不信教，但在发展中国家信教的人越来越多，包括中国在内，这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而究竟哪个“脆弱”国家将在什么时候出现分裂变数很大，但会有新的国家出现，会在这个方面出现很多国际冲突。 我的感觉是西方国家干预发展中国家民族宗教冲突和国家分裂的意愿和力度会减弱，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军事支出下降、老龄化加速，国内社会矛盾突出，使之很难有力量敢于像对利比亚那样到处都去干涉。比如说叙利亚出事儿，它就不会再那样做了。美国以后恐怕也会比较谨慎地干预外国的事情。国际社会不干预某些国家的内部动乱，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出事有人管好还是没人管好？总而言之，有些国家动乱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一个必然的趋势——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将继续深化。全球化还会发展信息互联网技术等等，而全球经济增长的重点转向新兴经济体是不可逆转的，制造业、资本、技术、工作机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也是不可逆转的。 同时，服务业的全球化也在发展，服务业还是西方国家领先，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会越来越厉害。这就刺激了发达国家在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入，然后又吸引发展中国家到那边去投资，以及移民，等等。新兴经济体实力增长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外贸、制造业、自然资源开发等方面，但软件的东西，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高端人才资源、商业品牌、金融产品和信誉等方面，发达国家仍然遥遥领先。 在发展中国家中，所谓新兴大国可能往前走，但有很多国家远远落在后面，未来是很难有起色的。比如说索马里、津巴布韦、乍得、苏丹，短时间内都是上不去的。全球范围及各国社会内部贫富悬殊会继续扩大，欧美国家廉价商品是血汗工厂造成的。能不能有新的技术突破，有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维持比较高速的世界经济的增长，这是很大的未知数。 刚才讲的是我认为基本上能够确定不会逆转的全球趋势，下面讲一些不够确定的。 不够确定的全球趋势 气候变化问题争议很大，主要围绕气候变化是否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我觉得这里面确定的是全球温室气体排量不断增长、极端气候变化频发，只是人们的认识不一致。而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是脆弱的，比发达国家受的影响更大。 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儿呢？我所看到的书里有一个观点，从1200年开始，这个世界是一次新的发明推动多少年，现在是第九代，上回20世纪初是电气化，再上回是19世纪的机械化、蒸汽机。现在是电子产品、信息时代、互联网等，但这再走个10年-15年就走到头了。现在手机发达到这种程度，超级互联网，再怎么超级已不过如此，还有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发达国家再往前走？有可能是低碳技术、清洁能源等等，但技术的发展是很难预测的。还有一个可能是老龄化刺激的生物技术发明，比如你花100万元买一种药就可以多活十年，肯定是有人愿意掏这个钱的。只要是在这个上面有突破，那经济增长点就出来了。但有没有这个突破，现在还很难说。 国际、军事问题我就不说了。关于世界民主化的问题，这是几乎不可逆转的。如果把刚才所说的各方面都归纳起来，一方面是受教育的人口增加，另一方面是世界不平衡、人口流动、个人权利意识等等都增加了以后，那么，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无疑会在世界上得到普遍认可。 而对公平的追求也是普遍的，小团体和个人作为政治参与的力量上升，致使国家权力分散下移，几乎也是不可避免的。各种各样的认同，比如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以及出于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问题的担忧所形成的观念认同和利益认同，都呈上升趋势。有一种说法是全球的民族主义上升，其实民族主义的说法容易造成混乱。我觉得令人担心的是文化上、种族上的认同超过国家认同。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不是指作为中国人的意识，它其实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是汉族人的意识。同时，藏族人的意识、维吾尔族人的意识，如果比他们作为中国人的意识会上升得更快，就会出现国家分裂的危险。 最后我讲结论。我为什么现在对大国关系不那么关心呢？我觉得大国关系在这种全球趋势之下总体是稳定的，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未来十年中美是否会打起来、中国和日本会发生什么样的争端，中国能否和越南打起来、能否和菲律宾打起来，这些可能性都是很小的。我们造了航母，美国人吵来吵去。但双方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会赶紧寻求解决办法，不会贸然打大规模战争。 周边国家的政局确实值得关注，朝鲜、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等出现乱局，在未来若干年内，似乎是难以避免的。朝鲜未来十年能否稳定？万一不稳定，会出现什么国际干预或冲突？总体来说，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可能会上升。 最后我想说的是，不可阻挡的全球人口流动、城市化、贫富差距、民族宗教矛盾将引发频繁的城市骚乱、暴动甚至一些国家的内战，连发达国家都不能幸免。美国就能避免伦敦骚乱那样的事情吗？我亲眼见过1992年洛杉矶骚乱。这次伦敦出事后，英国说要借鉴洛杉矶的经验加以治理，但美国就能保证一定不出骚乱吗？很难说。如果在经济不景气、就业困难的状态下，再次出现2005年飓风那样的事件，美国乱起来的可能也不是没有。 还有能源、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短缺、粮食安全等问题和上面的问题是搅在一起的。金融安全也是跨国相互影响的事。金融产品的流动大大多于、快于贸易上的交往，也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个问题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很多、很大。 我们面临的国际机遇和挑战 中国未来的国际环境，还有没有前十年、二十年——“9·11”以来、冷战结束以来——这么好的日子，就是基本上我们没有在对外关系中出什么大事的时期。如果好日子还有，大家都很高兴，但如果未来的前景不明的话，最严重的外部挑战来自哪儿？ 中国学术界主流的观点，就是西方衰落，美国衰落，同时发展中国家崛起，好像我们的日子就能够好过。但是，未来中国的主要挑战是不是来自发达国家政治上、军事上的压力？我个人浅显的观察，如果未来的日子不好过，可能主要原因不是西方对我们造成太大压力，而是引起动荡互相传染的事情。对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做好思想上、物质上、体制上的准备。国内的治理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全球治理的问题，他们和我们全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幸灾乐祸，其实这些事儿也可能发生在你这儿。我不否认西方国家看我们出事也幸灾乐祸。我们国内的民工和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变化，全球所出现的趋势，和中国的趋势基本上是同步，不能把它割裂开来。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有很多相像之处。 要促进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拿什么教学生？学生听完这些东西，给他增长了多少学问？多数学生将来不当外交官、国际问题专家。有时候我当教授也挺难受的，不知道给学生讲什么。对于外国，甚至是美国、欧洲，更不用说非洲，我们知道的事情还是比较少，净研究一些大国关系粗线条的事情，时政也了解得非常少。这个学科迫切需要和别的学科交叉。别人看我们研究国际问题，可能觉得这事儿没有什么学问。我们看别的学科，也不是很看得起。所以学科之间互相要有沟通、有交流。 整个社会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和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学问很有关系。如果我们自己研究不出像样的成果来，那整个社会只能听像拜登访华、美国对台军售那些应景的问题。我们应当把眼光更多地转向同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趋势和实际问题，而不能停留在一事一议的新闻炒作和大而无当的宏观概况上。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7年9月30日
2017年10月17日 -
【Inside Sources】Could Infrastructure Help Strengthen U.S.-China Trade Ties?
On the campaign trail, Donald Trump pledged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would take a close look at America’s trade and infrastructure needs. As president, he moved quickly to pull the country out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So far, his infrastructure reforms have stalled. Both trade and infrastructure are key issues in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On Monda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nd the China Society hosted a panel of speakers to discuss developments in the tra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new administration poses.“I am involved in the China Society because I know that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world,” said China Society Chairman of the Board John Dickson. “When these two societies work together, there is no problem that cannot be solved.”Infrastructure is one key area where the U.S. and China may find common ground. In 2013, China introduced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 development strategy that focuses on connectivity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Eurasian countries. The past three years have seen China making large investments in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roads and bridges, railroads, and power grids along several corridors connecting China to broader Eurasia. The size of the project dwarfs Trump’s proposed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China is planning to spend $1 trillion on the initiative.All that spending should result in dramatic improvements to transportation and trade in the region. Still, the idea that Chinese foreign aid could influence global attitudes towards the country continues to worry some American observers. Katherine Wu, of the U.S. Office of Trad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t the U.S. Agency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ays that this could actually be a benefit for the U.S.“The U.S. is the largest donor in the world,” she said, though cautioning that her remarks did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formal policy. “Our foreign aid budget is $38 billion, not counting private sector donors, like the Gate Foundation. We are very good at the soft side of foreign assistance, things like growth, empowering women and disadvantaged, human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al reform. Having the Chinese do the infrastructure in places where there is a need, such as central Asia, would be a great opportunity.”The focus on the two societies, rather than their governments specifically, was a theme shared by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experts. Since Richard Nixon first visited China in 1972, trade between the countries has grown in leaps and bounds. Last year, U.S. trade with China was just shy of $650 billion. In the past decade, trad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grew 11 percent higher than the overall growth rate of world trade.Despite their strong trade ties,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retain a certain level of suspicion. In China, companies are eager to do business with the U.S., but find the layers of federal and state regulations difficult to navigate. Adding to the difficulties are what are deemed “non 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regulations that impede foreign companies’ access to American consumers, without taking the form of a tariff.“For the American side, you want to solve the problem by selling more and Chinese companies would like to import more, but there are taxes and controls that limit that,” said Zhenagge Zhao, the American representative at the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These regulations include barriers to merger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nd restrictions on gaining proper licensing. The latter issue is of particular concern for Chinese banks, which are struggling to open branches in the U.S, said Gene Ma, chief China economist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 fact, some banks began looking at buying pre-existing American banks to gain a foothold, rather than attempting to navigate the regulatory process.“As much as we all like free markets, government is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agreed Marc Ross, founder of Caracal Global, a communications, content, and commerce strategy firm. Despite the moves towards trade and cooperation undertaken by individual companies or industries,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add barriers to the relationship.Ross stressed that while companies may wish to do business in the U.S., government on all levels would likely step in to impede. He urged Chinese investors to focus on building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country, rather than limiting their attention to large coastal cities like New York and Washington.This initiative would largely need to be taken up by companies themselves. Thus far, Chinese businesses have, to a large degree, relied on their embassies to make trade introductions. To expand further in their business relationships, these companies need to engage more directly with state governments and other potential partners, said Jorge Guajardo, Mexico’s ambassador to China.“I do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lot of value added that China brings the world in many areas, however, there is a political reality that China has to face,” said Guajardo, who explained that the Chinese embassy staff lacked the expertise and time to be the best advocates for Chinese industry. “China has to engage at the local level, at the state level, at the national level. Chinese companies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just come out on the merits of their product without building relationships.”That was the reason behind the round table discussion. Although held in a formal hearing room in the Senate office building, Monday’s event was meant to be a discussion between the panelists and their audience, one of the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that several participants described.“For U.S. and China investment, the engine of the dynamic part is from people to people, from the business sectors, not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agreed Zhao.While China pushes for increased access to America’s millions of consumers, what was notably lacking for the discussion was any men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the trade concerns that America has taken before international arbiters in the last year. Although the desire for cooperation and trade exists, challenges still remain.From Inside Sources，2017-10-4
2017年10月17日 -
【人民网】中国高校学生创新创业调查报告出炉 六成学生有兴趣创业
人民网北京10月14日电 （记者赵英梓 郝孟佳）近日，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了《2017中国高校学生创新创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展示了90后新生力量创新创业的特点。其中，对创新创业表示有兴趣的高校学生超过60%，占五分之一大学生意向选择在大三创新创业，而二线城市则成为高校学生首选区域；高科技行业成为主要意向行业。CCG同时邀请90后企业家、创新创业政策代表对于新生力量创新创业特点进行深度交流。六成高校学生对创新创业有兴趣 工学类学生创新创业更积极 “90后这个群体确实已经成为双创的主力， 90后的创业者人数已经高达114.7 万，90后创业已经进入井喷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社群的创始人高佳奇如是说。正如报告中指出，对创新创业表示有兴趣的高校学生超过60%，工学、管理学和经济学专业学生对创新创业感兴趣的人数比例位居前三；对于个人的成长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是高校学生参与创新创业的主要动因。另外，工学类表示很感兴趣的比例相对于比较有兴趣的比例高出5个百分点，工学类学生对于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更为显著。由此可以看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推动下，点燃了高校学生对于创新创业的热情。五分之一学生意向在大三创新创业 逾三分之一学生认为能力不足 报告指出，高校学生更希望在大学阶段尝试创新创业，意向选择在大三时期开始创新创业的学生占五分之一。有34%的高校学生认为自身能力基本满足创新创业需求。仅有34%的高校学生认为自身能力基本满足或完全满足创新创业需求。超过三分之一（35.04%）的高校学生认为自身能力尚不满足创新创业条件，还有30.64%高校学生表示不清楚。 美索不达米亚社群CEO金昊锋认为，相对于摸爬滚打多年的前辈来讲，90后在商场上的经验不足，对于一些文化、规则还缺乏了解和实践经验。高校学生对于自身创新创业的能力评估相对客观，但同时存在对个人能力低估的可能性，关键在于如何补足高校学生在创新创业能力的短板，让不能满足创新创业条件的学生获得可能性，让说不清的学生可以对自身能力与参与创新创业建立基本认知并形成准确的判断。二线城市成创新创业首选区域 高科技行业成为主要意向行业 报告显示， 49.62%的高校学生选择二线城市为意向创新创业的首选区域，超过选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经济高度发达的一线城市的比例（32.46%）。40.51%的高校学生意向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意向选择自己熟悉的行业以及与自身专业相结合领域的比例分别为18.84%和13.66%，另有13.37%的学生意向选择启动资金少、容易开业且风险相对较低的行业。最受高校学生欢迎的领域是高科技行业，占比达到24.35%，意向选择经营店面进行创业的比例次之为21.27%，意向在电商、微商领域创业的以15.27%的比例排名第三。 星河互联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傅淼认为，90后的创业者比起前辈来讲多几分底气，这种底气源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文化上的自信，这也使得现在90后的创业领域多集中于软实力方面 ，像是文化产业，服务产业等等。缺乏资金是主要困难 高校创新创业配套服务评价一般 报告显示，高校学生认为缺乏资金是创新创业过程中的主要困难；向学校和政府申请资金扶持是高校学生创新创业考虑的主要资金来源；超过8成的高校学生表示对创新创业配套服务了解，但对于高校提供的创新创业配套服务的评价情况一般；同时，仅三分之一的高校学生对于创新创业教育表示了解。 据CCG研究部人才研究组总监李庆介绍，作为创新创业的重要主体，高校学生最大的劣势在于缺乏创新创业的实践能力，包括个人经验、创业资金和技术支持等，需要政府、高校和社会各层面的关注与支持。政府层面，要进一步加强对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政策的支持力度 ；高校层面，要进一步完善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的服务与支持；社会层面，需要对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有更多的宽容与支持。 李庆介绍，此项报告系全球化智库CCG于2016-2017年分别对国内100所高校及2797位学生开展了问卷调研，形成了该项调研报告， 其中，本科高校比例为51%，“211”高校占比为15%，高职高专占比为28%，“985”高校比例最低，为6%。此次调查男女比例接近1:1，本科生比例接近7成，大一、大二学生占比接近一半，工学、管理学和经济学学生位居前三。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10月14日
2017年10月17日 -
【人民网】中欧班列与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上两颗璀璨明珠
近日， “从中欧班列到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的全球化标杆”研讨会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北京总部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一带一路”建设中中欧班列与中巴经济走廊的成绩、意义以及建设风险等相关问题进行热烈、深入的探讨。 政府政策培育中欧班列 有助于改善中欧贸易不平衡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CCG专家高柏表示，中欧班列开行使得中国地方政府成为进口欧洲货物的最大行动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欧洲对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从市场的角度来分析，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才能使基础成本下降，才能有足够的市场参与者，才能变成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高柏教授赴波兰、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考察中欧班列，通过欧洲之行他发现，中欧班列和中巴经济走廊带来的收益远远超出我们通过经济学方法计算得出的结论。 中欧班列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抓手，带来了贸易和投资。中欧班列回程的货源直接影响到运价，河南省郑州市就在全世界各大城市设立办事处，主要任务除了出口商品，就是为班列搜集回程货物。也正因为如此，欧洲人的意愿得到调动，进一步推动了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的发展。 高铁盘活中国整体经济 为中欧班列释放巨大空间 “高铁完成了中国传统铁路从客运到货运的巨大转变，为中欧班列释放出了巨大发展空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雷少华谈到。 高铁的实际作用是完成了传统铁路从客运到货运的巨大转变，这意味着高铁把人数庞大的客运从传统铁路里解放了出来。高铁本身专注于运人，释放出来大量的传统铁路便可用作货运，这为中欧班列释放出了巨大发展空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设高铁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只有强大的国家和政府才能够把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做起来。在建设高铁的过程中，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专业技术人才和高质量、高素质的建设者，这些建设者带着技术辐射整个社会，从而使中国经济活了起来。中国国内物流企业迅速发展带动了内需的增长，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竞争力。 高铁盘活中国经济的同时为中欧班列释放出了巨大发展空间。如果把“一带一路”倡议比作是一串项链，那么，中欧班列和中巴经济走廊就是这串项链上的珍珠，而中国高铁为这颗珍珠增添了许多光泽。 雷少华以尼泊尔、匈牙利、希腊为例，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指出中欧班列和中巴经济走廊对于改善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积极影响，在这背后，中国高铁的功劳必不可少。雷少华教授还提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应该完善项目落地实施的整体框架和协调机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构建利益共同体，只有推广中国发展模式才是中国国家软实力的真正强大。 “一带一路”倡议成果共享 经济走廊机会均沾 从阿斯塔纳到北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来，数十个国家和上百个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铁路和港口等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在多国落地，中国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三万亿美元。如今，中欧班列和中巴经济走廊无疑成为了“一带一路”发展历程和成绩的见证,也给经济危机后低迷不振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发展动力。 高柏肯定了中巴经济走廊的价值，同时总结了其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有益的经验。他认为，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经济成果共享，而不是被沿线国家的某一个社会阶层独占，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出于道义的要求。 “中国应该有责任，也应该有足够的底气和合法性提出这样的原则。”他说，“只有这样，它才会变成我们制定政策的标准，也会是考核‘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基本判断标准。”（徐祥丽 赵睿青）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10月16日
2017年10月17日 -
【经济观察报】越来越多客商选择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以其高效的速度和低廉的价格，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客商的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来，从阿斯塔纳到北京，沿线共有数十个国家和上百个国际组织参与了“一带一路”的建设，包括铁路、港口在内的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在多国落地，2014年到2016年，中国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三万亿美元。 而承载这些贸易货物的重要工具就是中欧班列。中欧班列是指按照固定车次、线路等条件开行，往来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国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从2011年至今，中欧班列已经开行突破5000列。高柏教授在由全球化智库（CC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西南交通大学联合举办的“从中欧班列到中巴经济走廊”研讨会上发言 在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亚太研究中心教授、CCG（全球化智库）学术委员会专家高柏看来，中欧班列将调动欧洲人对华贸易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的建设。 高柏认为，中欧班列的开行，使得中国地方政府成为进口欧洲货物的最大行动主体，政府发挥的作用是利用自己的产业政策来培育市场。 希 望 两个星期前，辗转布达佩斯、捷克和塞尔维亚等地调研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雷少华，亲身感受到了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家的现实情况，他对经济观察报说，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也非常糟糕——这也正是这些国家领导人现在迫切想解决的问题。“现在他们看到的希望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雷少华如是说。而此刻，在匈牙利，中国在海外的第一个国家级经济特区，已经开始了建设。这个特区也得到了匈牙利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在希腊，中远集团承包的港口项目也颇受当地人欢迎。 中欧班列正协同“一带一路”，将欧洲“盘活”。到今年，双向运行的班列数量已经超过5000列。以郑州为例，截至今年8月,以郑州为起点和终点的中欧班列共开行784班,货值40多亿美元。目前，郑州已经在全世界的各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其主要任务除了往外运货、寻找接口，还包括搜集回程货。 作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抓手的中欧班列，正在为双方带来贸易和投资。在此过程中，欧洲人的意愿得到了调动。在高柏看来，中欧班列将进一步推动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的发展。“如果没有中欧班列，靠海运解决不了问题，也不会有这么多国家积极的合作。” 日韩对于中欧班列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目前，其货物通过连云港搭载中欧班列载往欧洲。他指出，“一带一路”，特别是陆上的通道，对日韩的意义非常重大——欧洲的产业现在往东部转移，东部的劳动力往东欧和中欧转移。日本和韩国的市场进入中亚市场、进入欧洲东部的市场，都要搭载中欧班列的“顺风车”。 多元化 目前，在中国，有超过50座城市开通了定期或不定期的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的源头，可追溯至最早的“渝新欧”（“渝”指重庆，“新”指新疆阿拉山口，“欧”指欧洲，合称“渝新欧”）。早在2010年底在重庆的试运过程中，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就参与其中，目前专门为铁路的中欧班列操作平台，实现铁路站到站的运营。其多式联运部总经理李翀宇介绍道，这条班列是在2011年正式开行的。 目前，中欧班列主要分为四种模式。魏玉光说，第一是以基础货运为主、支撑产业发展的重庆模式；第二是占据中国路网和枢纽优势的郑州模式；第三是买全球、卖全球的义乌商贸模式；第五是海地联运、陆桥必走的连云港模式。 李翀宇看到了中欧班列惊人的发展速度。他对经济观察报说，就班列数量的发展而言，第一年重庆开通班列时仅有17列，而今年单年即突破2000列。 “实际上，此前中欧之间一直有物流往来。从深圳开到捷克的运输早在2005年和2006年就开始了尝试，2008年的时候还尝试过中德之间的运输。”李翀宇介绍道。 为什么要特地开通中欧班列？李翀宇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此前的货物运输耗时长且效率低，如果只是某个企业长期去开铁路运输，成本太高；只有班列能够实现大规模、低成本的国际联运。 北方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运输管理工程系主任、中国铁道协会运输委员会秘书长魏玉光说，虽然过去铁路已有连通，但因为国家之间经济联系少，各种壁垒较多，洲际之间的贸易缩小了。 中欧班列开通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魏玉光称，过去洲际之间的贸易，快运小件主要靠空运，相对成本低一点的大件物品靠海运。“海运速度慢、运输周期长，期间还包括资金占用成本、物流采购环节成本、时间的波动性造成的成本等。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时间更短，介于航空与水运之间的交通方式，发展铁路迫在眉睫。” 运输距离东西长1.3万余公里、连通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欧班列，以其高效的速度和低廉的价格，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客商的选择。李翀宇介绍，从手机、电脑等IT产品，到如今的服装鞋帽、汽车及配件、粮食、葡萄酒等，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正在日益多元化。文章选自《经济观察报》，2017年10月16日
2017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