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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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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趸兴 柯世池】人才环流与华侨华人——刘宏教授访谈录
刘宏，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刘宏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席教授、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暨连赢洲纪念奖学金项目执行主任、南创咨询有限公司（中国）董事长[1]、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专家咨询委员，同时还是多个国际学术机构的学术顾问、期刊主编、学报和著作编委。刘教授早年求学欧美，先后任教多国[2]，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与海外的学术交流，在世界华侨华人研究与主流国际学术理论[3]的对话上取得较深造诣。无论是在世界华侨华人研究，亚洲问题研究，还是在推动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发展方面，刘教授都具有重要影响力。 本文是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华侨华人口述史访谈的一部分。文章经历两阶段的访谈而成，一是2014年6月6日由暨南大学国院关系学院庄礼伟、陈文老师和王趸兴、柯世池同学对刘教授的访谈，二是2017年6月-9月王趸兴与刘教授的访谈电子邮件。一 跨国求学：从中国到荷兰再到美国 采访者：刘教授，您好！作为一位有着长期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学者，请您分享一下您的求学经历。 刘宏：讲到求学经历，1976年“文革”结束时我刚初二，正碰上邓小平提出要改革教育，1977年中国恢复全国范围内的高考。我高二时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4]，可以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当年的高考。那年我以第一志愿进入厦门大学。选择厦门大学的第一个原因是其知名度，厦大是由新加坡的侨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第二个原因是我在中学时几乎每年都去厦门舅舅家住二个月，离厦大只有10分钟的路程；第三个原因是我本人与东南亚和海外华人的渊源。我外祖父在20世纪20年代末移民到新加坡，在《星洲日报》做编辑。外祖父有10个子女，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把包括我母亲在内的5个孩子送回中国。在“文革”困难时期，家里会收到亲戚从海外寄过来一些邮包或邮件，我是从那时开始对新加坡有点模糊的认识。 大学毕业，我选择继续攻读东南亚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我在厦大的硕士生导师是陈碧笙先生和黄焕宗教授；在复旦的论文指导老师是姚楠先生。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独立后印尼的军人政权”，当时需要去外地搜集资料，于是1984年我第一次来到广州的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还去了北京，从那个时候对国内的东南亚研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85年硕士毕业后，我留在厦大继续进行东南亚的研究。1987年底，厦大派我到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心南亚与东南亚系进修。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但也意识到未来要做东南亚研究，语言、文化的坎一定要过，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去攻读博士学位。第二个感受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我当时还不到26岁，办了一个青年证，在欧洲旅游很方便，坐火车、住青年旅舍。那段经历也让我感觉到要做研究，光有中国或者东南亚的窗口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加上西方的窗口和视野。正是这些原因，也是因缘际会，恰巧当时美国俄亥俄大学著名的印尼问题学者腓特烈教授 (William Frederick)在阿姆斯特丹做档案研究，他了解我的情况后，让我到美国去，并帮我解决奖学金。我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老师班国瑞教授(Gregor Benton)则作为担保人帮助我解决了签证问题。于是，1989年3月，我来到美国俄亥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到美国后，第一是语言关，写作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美国念博士有个好处就是阅读量很大，每门课起码读几十本书，而且每门课都要写读书报告。所以，一段时间下来，经历了从不会写到可以比较流畅地写的转变。我所攻读的博士学位论文要求通过英语之外的两门外语资格考试，虽然我可以用中文作为其中一种外语，但我还是用了两年时间攻克了印尼语和荷兰语。第二是另外要辅修3-4门专业课程，我当时辅修的是“20世纪美国史”“美国思想史”“东南亚史”和“东南亚政治”。其中的 “东南亚政治”课程上提交的期末作业获得任课教授的好评，经修改后共同发表在世界顶级政治期刊——《世界政治》（199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这对我是一个很大鼓励，也促使我进一步走上跨学科研究的道路。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需要先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才能进入博士论文的写作阶段，之后才成为博士候选人，这些过程加上两门外语花了我三年时间，而攻读完博士差不多用了6年的时间。美国博士是4年奖学金制，为了解决读书经费的问题，在读4年之后我做了俄亥俄大学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之后我还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青年学者奖学金，在华盛顿待了半年时间。在此期间，我在华盛顿特区工作，住在弗吉尼亚，每天坐火车去上班，感受着首都圈的政治氛围（包括选举）。此外，我还参加东南亚国家驻美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这也使我对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有了更多关注。 1993年我需要搜集与博士论文相关的印尼文资料，但是由于我研究的那段历史（1949—1965）是中印尼关系敏感时期，不得已就去了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做客座助理研究员。我在那里待了四个月，找到很多有关印尼的资料。在新加坡的短暂经历对我来讲是一个转折。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研究系当时要招聘一位东南亚华人研究课程的教师，正好我厦门大学的同学在那里工作，他安排我和系主任及其他几位资深教师见面。经过这轮非正式面试，系主任初步决定录用我。 多年的海外求学经历让我对英美教育体制有了认识，英国和美国的教育模式是有区别的，欧美的博士培养模式是“T型”，美国比较注重上面“一横”的学科宽度，即对相关学科的知识了解和掌握；英国比较注重是“一竖”的专业深度，学生一进去就是比较注重专业研究。新加坡的制度是介于两者之间，但还是比较倾向英国。我认为中国的博士培养对于跨学科的训练还可以再加强，如果研究东南亚，需要对当地语言、社会和文化有深入的把握。二 跨国工作：从新加坡到英国再到新加坡 采访者：您提到您在1994年就拿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聘书，那您后来的工作经历怎么样？ 刘宏教授：虽然1994年底我就拿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聘书，但真正任教是从1995年11月至2006年。2000年8月，我获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职，这意味着大学不能解雇我，但我还是有自由移动的空间。 2004年曼彻斯特理工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合并成为曼彻斯特大学，从澳大利亚墨尔本校长转任来的新校长决定拨出250万英镑成立中国研究中心。机构成立后在全球招聘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孔子学院院长[5]，全球有60多个人申请，学校从中选了包括我在内的3个人面试，其他2个候选人我都认识。当时（2005年夏天）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从波士顿飞曼彻斯特参加面试。面试完回到酒店之后，曼大副校长（招聘委员会主席）给我打电话，告知招聘委员会决定把这个职位给我。得知此消息后，我还不是很确定是否应该到一个陌生环境去开始新的旅程，为此专门向王赓武教授请教。他讲了两点，一是英国的中国研究有很深厚的传统，前景不错；二是曼彻斯特大学是很优秀的大学，具备了跨学科优势和各学科顶级教授的资源，包括20余名诺贝尔奖得主。我当时还请教了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傅高义教授，傅教授并不是很鼓励我去英国，他觉得在英国的发展不见得比新加坡好，但是他还是很乐意为我写推荐信。 2006年至2010年，我在英国居住了差不多4年半，除了为“中国研究”设计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招聘15个全职教师之外，我还参与了很多和中国交流合作的项目，包括陪同副校长以及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等人拜访中国留学基金委、复旦、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国内教育机构，并与它们建立长期联系。 2010年底我应邀加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NTU”)，担任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当时打动我的主要原因是NTU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是一个新学院，2004年才成立，学科范围涵盖了商科之外的大文科，发展潜力很大。另一个原因是我在英国感觉离亚洲比较遥远，英国对 “Asian，亚洲人”的认识，是指南亚人。从英国看亚洲有种空间、时间、文化和社会情感的隔阂。综合这些因素，我决定加入南洋理工大学。当时也没有预料到NTU会发展这么迅速，其在伦敦QS的世界高校排名从2010年的第74名跃升到今天的第11名，在泰晤士报世界高等教育的排名也从当时的170多位上升到第52名，而我们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也进入两大排名系统的五十强和一百强。 这些经历让我有几点体会：第一个体会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我任职的几个机构和发表的论文，其实都是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我在海外第一个正式工作单位是中国研究系，它涵盖了文、史、哲、海外华人研究几个领域。我的第二个工作在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它的定位不是做传统汉学，而是做“当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y）。此外，我在国际性的东南亚研究中心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先后待了一年半左右，其成员包括医学、农学和环境研究方面的专家。虽然我的学科训练是历史学，但目前担任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讲席教授、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兼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困难。之所以强调跨学科的重要性是因为我认为“学科”是后天被设置的，研究者应该跳出固有学科框架的界限，站在一个综合的或跨学科的角度审视研究对象。需要强调的前提是：第一，对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以及学术史有一定的认识；第二，要有一个主导的选择，能够把其它学科的知识包含进来；第三，对中国文化、社会、学术和传统有充分了解。 第二个体会是，我通过经常性的回国合作研究，从跨学科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文明体、文化体、不断变迁的社会有了全新的理解。我一直很欣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恂 (Lucia Pye)的一句话：“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更多的是一个以国家面貌出现的文明。”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它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点当然不可或缺。如果站在“作为一个文明的中国”（China as a civilization）的角度则可以看到历史、文化和跨界的要素及其作用。王赓武教授和杜维明教授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尤其是后者提出“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对我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不是指学术本身，而是“文化中国”提出的概念、思考角度和维度，“边缘作为中心”（periphery as the center），即人们理解“文化中国”有三个意义层面：第一个意义层面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第二个意义层面是包括海外华人、新加坡、香港等构成的儒家群体；第三个意义层面是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学者，包括汉学家。“文化中国”涉及能够对中国未来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还包括“边缘（群体）”（periphery），这是从边缘来理解中国，身处边缘可能更具有批判性、反思精神，更有一种对传统、对主流的挑战意识。“边缘可以成为创造性的力量源泉”，这是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给我的一封电邮中提出的观点，我至今还觉得受益无穷。 第三个体会是，学习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读书是学习，田野调研、参与式观察、咨询等工作也是学习。我觉得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意识地去观察、体会、理解，然后把不同地方类似或差异的现象连接起来，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全新的图景。做学问其实可以有多元性和流动性，比如说我做的海外华人研究，要考虑到对同样一个问题，站在政府的角度是怎么看的，站在海外华人及其当地社会的角度是怎么看的，站在媒体的角度是怎么看的，站在我们学者的角度怎么看，并试图从中找到链接点。三 跨学科视域：华侨华人和国际关系研究 采访者：您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请问您为什么从事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 刘宏教授：我最初的研究是现当代东南亚历史，之所以做东南亚华侨华人方面的研究主要是1995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招聘东南亚华人研究课程的教师，因为教学的缘故我开始进入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我觉得和别人比较不一样的是先有区域视野，然后聚焦于华侨华人群体。大部分学者一开始就是研究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课题。我是在对东南亚历史、社会和政治比较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来研究华侨华人作为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即先把这个“面”做好，因为华侨华人只是它的一个部分，然后再点面结合。第二个特点是我以教学为出发点，以教学为导向就会比较关注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发展线索及其内在因果关系。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讲授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课程有“东南亚华人”和“海外华人专题研究”两门。我比较关注几个关键的转折点，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华侨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当地社会群体的立场和态度是什么，在全球化时代华侨华人如何构成连接中国与海外的桥梁？第三个特点就是把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发展与变迁放在近现代中国衰落（晚清）和崛起（1949年以来）的大脉络下来思考，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采访者：您的研究方法与其他学者有什么不同？ 刘宏教授：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方法方面，我认为不能够仅仅聚焦华侨华人这一个方面，还要注重其他方面：第一个是要把他们放在一个变迁中的社会地理文化环境下去考察，第二个是放在全球化和中国发展的角度来看，第三个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这些是我自己研究的切入点，所以我对华侨华人研究看似比较分散，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地理范围涵盖了东南亚、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但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把这些问题连在一起，这就是网络、认同，以及人口、观念、资本的跨界流动，通过网络的视野来研究华侨华人。我认为网络包括两大块：一个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网络，一个是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网络。所以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将这几个大的出发点作为抓手。还有就是广泛深入的个案研究、使用别人未必会注意到的资料，比如华侨华人商场的广告、电话簿、日历上的宣传画、讣告等，这些资料有其鲜明的独特性（如讣告能反映出某些人的社会网络构成）。我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别人不一定会认同我的观点和结论，但是至少我用的资料是常人不太注意的，再加入多语种的原始资料，如档案、报刊、访谈等，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想法。还有一点就是注重把海外华侨华人研究同国际学术界主流理论与方法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采访者：您对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有什么看法？ 刘宏教授：目前国内华侨华人研究在研究者数量、书刊、资料、论文等方面比起我在国内念书时增加了许多。但是我觉得华侨华人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瓶颈，许多还是属于个案研究，缺乏理论和宏观的视野。大视野包括学科视野、比较视野、全球或区域视野。个案研究其实是需要的，但是我们要通过个案研究来看到大现象。我自己在研究海外华侨华人时也做了很多个案研究，但是我做的个案研究被学术界引用比较多的都是涉及到社会资本、网络、全球化、认同、跨界性等宏观课题。作为相对比较边缘的研究领域，我们需要构建起华侨华人研究与主流学术界的对话，这个对话指的是将主流学术界所建构起来的概念、理论框架和方法有选择地运用到我们的研究中，同时，用我们的资料和分析来修正或丰富主流学术界的论述。我在美国的导师一再跟我讲，研究历史主要是看两样东西，一是因果关系，二是进程。意识到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通常讲的人数众多，而且还包括海外华侨华人作为一个独特族群的表现、身份认同、商业网络，以及与祖籍国的关系等。他们能够被上升到国际主流学术界关心的话题，如族群关系、身份认同、社会融合、经济模式、文化变迁。如果我们把“华人”这个前缀拿掉，这些也是其它地区和国家面临的问题。社会科学关注的终极问题不是特殊性而是普遍性的现象，特殊性是用来说明或者论证普遍性的一个手段。我觉得我们经常过于强调特殊性，把手段当作目的。需要强调的是，华侨华人作为一门学科，首先要有具体个案，它们不仅有助于了解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也能帮助我们寻找学科关注的问题和问题意识，并从中发现重要的链接点。 采访者：几年过去了，您对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新的看法？ 刘宏教授：在国际关系研究里，华侨华人研究还没有被广泛引入这个领域，我们需要处理好的是怎么样通过国际移民和国际关系的联系，特别是通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新建构主义（注重认同）建立链接点。几年前我写了一篇有关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论文[6]，目前把一些相关的思考进一步扩展，用“跨界治理”（transnational governance）的概念来研究问题[7]。我想通过华侨华人问题作为一个切入点，来看中国当前的跨界治理机制。我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跨国治理机制，如新近成立的亚投行，而跨国治理机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华侨华人问题。它的侧重点不是在海外而是在国内，这个由外而内的转变也是与我最近这几年从事的研究和行政工作有关。近20年来，我所负责的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培养了1400多位公共管理硕士毕业生，并为15000多名中国和东南亚政府官员提供短期培训。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相关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对中国的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因而也更注重内外互动以及政策与理论的关联性。 采访者：新加坡作为“东盟的大脑”，它本身是由华人血统组成的国家，但在对华政策方面更倾向欧美，它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源于哪些考虑？ 刘宏教授：新加坡人口中75%是华人，但它并非华人国家，而是一个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其实很难发挥“东盟大脑”的作用，但它在一些区域的组织上发挥了一些重要作用。新加坡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出发点和立足点并没有明显的种族因素，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国家利益和生存。新加坡政府一直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寻求生存与发展是政策的重要动力。新加坡前驻美国大使陈庆珠教授 (Chan Heng Chee)写过一本书，就以“求生政治”（the Politics of Survival）为书名。新加坡在这个区域最好的生存办法就是维持权力均衡，不让一个国家独大。这就是为什么李光耀讲欢迎美国重返亚洲，欢迎美国来平衡中国[8]，它制定政策是站在生存和发展国家利益而非华族的基础上来考虑的。新加坡当然还要考量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但新加坡尽量避免经济的依赖性转变成政治的依赖性，因为一旦演变成政治上的依赖性，不仅仅是外交生存会碰到问题，也会影响新加坡内政，比如说新加坡太靠近中国的话，可能会引起其他种族的不安。所以新加坡是以自身的国家利益而非华族的身份为出发点来处理对华关系的。 采访者：您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永安也生活过，也提到过“边缘精神”“边缘力量”，它对于您整个家族及其分布状况产生的影响，您是怎么看的？ 刘宏教授：他们可能不会感受到这一点，只是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较有感触。我较少谈中美关系这类宏观战略，这个问题固然很重要，在中国和美国很多人都可以谈论。但是我是想说，除了这个问题要谈，有一些看似边缘问题也要注意。比如1979年中越战争的导火线之一就是越南的排华，所以不是说边缘不影响中心。再比如说广东就有自己的优势，它与香港、海外华侨华人、东南亚联系的优势，最早开放的历史优势，这些都是广东发展中的历史资源和跨界资本。随着区域和世界越来越网络化，边缘与中心更多是相对而言的，如电脑只要联网就可成为一个局域的中心。海外华侨华人也具备这种优势，它本身就是一种网络型的建构，它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既复杂又多元。对此问题的分析，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教授有很多独到的看法。我从1995年认识他以来，经常有机会和他交流，深受他的启发。他的著作《华侨、华人与中华网：移民、交易、侨汇网络的结构及其展开》（2013年，岩波书店）可以说是他的集大成之作，值得好好研读。四 中国与海外华侨华人：从“侨务公共外交”到“一带一路” 采访者：前两年中国提出“侨务公共外交”政策，您对该政策有什么看法？ 刘宏教授：“侨务公共外交”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崛起之后，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也在增加，特别是周边国家。第二个是谁能够扮演中国走出去或者塑造中国良好形象的角色？在这两方面，华侨华人还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但这个作用要有意识地推动，因为公共外交本身讲的就是政府怎么通过不同方式在外国民众中塑造本国的良好形象。2010年3月，我在《公共外交季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或许是最早一篇相关的学术性文章，我对这些问题做了讨论。但是华侨华人的作用还得有个限度，华侨是居住海外的中国公民，在外国介绍和推广中国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当地出生或已归化的海外华人毕竟是所在国的公民，他讲的话更多的是代表外籍华人的身份，所以海外华人作为一个渠道能够让我们更多了解当地社会及其对中国的看法，让我们的公共外交更有的放矢。 现在有不少关于华侨华人在中国软实力提升中的作用、华侨华人在宣传上起的桥梁作用等课题。应该说他们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说一些华文媒体、报刊、电视能够比较多地介绍中国的正面形象。因为当地有一部分人对中国仍有一定的误解和偏见，这些介绍能让他们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还有就是通过文化活动、社会活动来推动当地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但是这些正面形象的塑造如果仅仅通过中文媒介还远远不够，要更多地用当地语言与主流媒介和社会来沟通和交流。 采访者：现在大陆与台湾在海外侨务方面影响力的对比怎么样？ 刘宏教授：无论从重视程度还是发展规模来讲，大陆在海外侨务的影响力当然大得多。国侨办作为国务院的一个具体的职能部门在政策、资源、人数方面的优势很明显，侨办从中央到省、市都有，还有侨联、致公党等五侨系统以及涉侨高校（如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此外中国大陆对涉侨政策的关注度也高很多，包括“大侨务”的提出等等。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大陆的作用也很大，比如百分之六七十的投资来自海外华侨华人，现在引进海外人才主要还是华侨华人。台湾地区基本上没有这些方面的优势，台湾本身地方小，经济发展规模有限，从力度、影响等方面还是无法与大陆相比。而且目前的民进党当局对海外华侨华人并不重视，甚至排斥。 采访者：中国很强调海外华人为中国服务，你觉得这样合不合适？有没有其他国家对海外人员进行动员的？ 刘宏教授：也有，比如说犹太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此外，印度会给海外印度人公民证，除了不能投票，其他的待遇跟国民一样。享有这种待遇、政策，海外居住国对祖籍国的召唤政策会不会反感？当然会有一些关注，但不会有太多的反感。比如印度人在英国占当地人口的比例不到2%，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但是华人不一样，华人在印尼虽然只占了4%，但是总人口接近1000万，如果这种特殊政策在印尼实施，印尼政府就会不满或不安，这也和冷战时期的历史遗产有关。 采访者：您去过很多国家或地区，对海外华侨华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您认为海外华侨华人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呢？ 刘宏教授：这个问题比较大，海外华侨华人怎么样更好地生活，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要融入到当地社会中去。毕竟他们的未来、他们子女的未来是跟当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即使中国再强大，真正回到中国来发展的毕竟是少数。海外华人的最好前景是成为当地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族群和文化特色，就是文化上跟祖籍国的联系，族群上与世界各地的华人沟通。他们可以并行不悖，在政治上、社会上完全成为当地的一部分。在文化上既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杜维明教授讲的“文化中国”）。政治认同是当地的，文化认同可以是多元的、跨国的。海外华人可以同时掌握英语或居住国语言，并通过中文的语言媒介打开另外一扇窗户，能够对其他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包括对中国的认识。 采访者：2017年5月，中国将“一路一带”国际合作高层论坛作为主场外交推进中国的对外战略，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一路一带”战略下华侨华人的角色扮演？ 刘宏教授：有关“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在中国及世界范围引起的强烈反响，对“一带一路”的解读呈现多种不同的态度。我认为，理解“一带一路”可从双重视野入手：一是跨界治理的视野，将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海外华人三者结合起来，放在“亚洲跨界治理”的框架内来思考。二是国家间政策互动的视野，“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的政策，我们也要关注到该战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反响，以及在这种反响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在政策层面做出的适应性微调，以实现“一带一路”战略中资本、人员、技术和信息的跨界流动。在实践层面，“五通”中的“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成功与否的关键。“民心相通”离不开海外华侨华人，沿线国家华侨华人和华商组织有长期合作中的跨国经验、完善的机制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他们能成为“一带一路”与当地政府和人民进行沟通的桥梁，打消或减轻当地政府和人民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增进互信，使“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很好地对接。必须注意的是，海外华侨华人为了其居住国利益而参加“一带一路”，所做一切能对本国与中国关系的改进发挥作用，但所在国的经济利益和自身的商业权益是他们考虑的前提。对此问题，我最近有二篇文章专门进行了论述[9]。五 跨国主义理论视域下的人才环流 采访者：您在多篇文章中有提到“跨国性”或“跨国主义”理论，它与“人才环流”有何种关联，“人才环流”是否已上升为一种可以概念化并加以定义的理论？如果有上升到概念层面，那它的学理内涵包括什么内容？ 刘宏教授：我在《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2013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多的理论和个案的探讨。“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这个概念最初在1996年被提出来，主要是针对人才流失(brain drain)现象的一种替代性模式。到了21世纪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Saxenian教授将之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化，从其源头、方式、作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学术体系[10]。我觉得，它可以和国际移民研究中的跨国主义理论相结合，对不同类别的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展开深入的研究，既注重海外华侨华人内部的多元性（如高技术移民、企业家、劳工移民、新生代），也关心海外华侨华人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国际移民的差异性。近年来我和我的同事进行的具体个案就是围绕以上这些多元性和普遍性的问题展开，并尝试将海外华侨华人个案与普遍性理论对接。如对意大利和英国华人劳工移民中的阶级冲突问题的研究[11]；对米兰的175代华人的研究[12]；对新加坡当地人对华人新移民的看法、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以及美国和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比较研究[13]；对东南亚华人社会与中国关系变迁的研究等等[14]。作为一个历史学出身的学者，我也特别关注当代海外华人跨国主义的历史和机构基础及其当代相关性，例如对侨批的研究就是以此为出发点[15]。 采访者：您在2009年撰写的《当代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实践与人才环流——英国与新加坡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对比了英、新人才环流政策的差异，并为中国的人才环流实践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16]。时间过去了几年，通过观察，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以及未来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改进？ 刘宏教授：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近年的研究更加关注政策和实践的层面。两年前，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下属的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请我主持一个重点研究课题，有关国际人才发展战略中的新加坡部分。我请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参与合作，撰写完成《新加坡人才战略与实践》一书（由中组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人才环流的理论、实践和政策做了详细的分析。我觉得中国对人才已经越来越重视，把人才强国作为一项国策来推动，相信今后会有更好的实践和成果。当然，在一些具体的领域，如高等教育，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海外大学的经验对当前的“双一流”建设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针对该问题，我最近有一些相关论著发表[17]。目前我主持的一个大型科研项目是关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范围内的知识转移和动态治理，分析当代中国与东南亚、非洲，新加坡与中国、东南亚之间的多元互动和共生。这些政策导向的学术研究虽然不属于海外华人或区域研究，但还是有共通之处，如对当地语境(context)的重视、知识转移中的适用性问题(adaptability)、知识移民（knowledge diaspora)、政策与实践的关联性、理论如何与个案相结合的问题等[18]。结语 当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这给世界华侨华人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原有侧重个案研究的模式应该有一定转向：从侧重个案特殊性、注重“点”的研究，转向用全球或区域视野、比较或跨学科视界与主流学术理论界进行对话，研究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正如刘宏教授所言：“社会科学关注的终极问题不是特殊性而是普遍性的问题，特殊性是用来说明或者论证普遍性的手段”。刘宏教授环流式的个人经历、注重“跨学科”和“边缘力量”的研究思路、严谨的治学风格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启示和借鉴。 注释[1]隶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全资控股子公司，刘教授负责管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中国相关的事务及在北上广的三个办事处。[2]刘教授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学士学位，1985年厦门大学毕业并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1985至1987年留任厦门大学；1987至1989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南亚与东南亚系进修，1989年赴美国俄亥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5至2006年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研究系（2000年8月“获终身教职”资格），2002至2005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助理院长；2006年7月至2010年9月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创立主任、东亚研究系讲席教授、东亚研究系主任、曼彻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创院院长（2007年荣获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称号）；2011年4月至今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此外，刘教授还曾任伦敦中国大学委员会副主席及专家委员会召集人、新加坡教育部中国研究课程大纲发展委员会委员，以及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执行委员。[3]如跨国主义、族群关系、身份、网络、资本、全球化、人才环流等主流国际学术理论。[4] 1969—1978年中国实施9年制学制，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5]英国高校的招聘分为全球发布招聘启事和业界著名学者推荐两种，刘教授是属于后者。[6] Hong Liu, “An Emerging China and Diasporic Chinese: Historicity,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0, No.71, 2011, pp.856-876.[7] Hong Liu and Els Van Dongen, “China’s Diaspora Policies as a New Mode of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5, No.102, 2016, pp.805-821.[8]中国翻译成“制衡”，新加坡翻译成“平衡”。[9]刘宏：《跨国网络与全球治理：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挑战》，《当代亚太》2013年第6期；刘宏、张慧梅、范昕：《东南亚跨界华商组织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建构和实施》，《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10] AnnaLee Saxenian, “From Brain Drain to Brain Circulation: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Regional Upgrading in India and China”，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all 2005；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11] Bin Wu and Hong Liu, “Bringing Class Back In: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Solidarity among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in Italy and the UK”，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37, No.8, 2014, pp.1391-1408.[12] Giuseppina Merchionne and Hong Liu, “Arts, cuisine et design: La génération 1.75 de la diaspora chinoise à Milan et la création d’entreprises transnationales” [Arts, cuisine, and design: the 1.75 generation of Chinese Diaspora in Milan and the making of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 Hommes et Migrations, No.1314, 2016, pp.44-51.[13] Hong Liu, “Beyond Co-Ethnicity: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tiating and Integrating New Immigrants in Singapore”，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37, No.7, 2014, pp.1225-1238；Ren Na and Hong Liu, “Traversing between Local and Transnational:Dual Embeddedness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Singapore”，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Vol.24, No.3, 2015, pp.298-326；Zhou Min and Hong Liu, “Homeland Engagement and Host-SocietyIntegr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and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57, No.1, 2016, pp.30-52.[14] Hong Liu, “Opportunities and Anxieties for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Current History: 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World Affairs, Vol.115, No.784, 2016, pp.312-318.[15] Hong Liu and Gregor Benton, “The Qiaopi Trade and Its role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Toward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f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75, No.3, 2016, pp.575-594；Gregor Benton and Hong Liu, Dear China: Migrant Letters andRemittances, 1820-198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thcoming；Gregor Benton,Hong Liu, and Zhang Huimei, eds., The Strongest Link: The Qiaopi Trade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London: Routledge, forthcoming.[16]建议：第一，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一整套明确和具操作性的制度化和常态化的吸引人才和使用人才的体系；第二，更好地创造条件，使他们真正起到领军人物的作用；第三，为国内本土人才水平的提高提供充分的平台，使之与海外引进的高端人才互为促进，从而达到共赢的结果。[17]刘宏主编《大学之道——新加坡高等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2016年；刘宏、贾丽华：《海外高校的人才战略及其启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个案分析》, 王辉耀主编《著名专家论人才创新——中国人才50人论坛文集》，即将出版。[18]对该问题研究的初步成果包括Hong Liu and Tingyan Wang, “China and the Singapore Model: Perspectives fromthe Mid-level Cadres andImplications for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The China Quarterly, forthcoming.【责任编辑：陈若华】 ［作者简介］王趸兴，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柯世池，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5期。
2017年10月16日 -
王辉耀：中美最大的黏合剂就是经贸
“中美最大的黏合剂就是经贸。”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13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经贸向来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两国现在的关系能这么紧密便得益于经贸。 王辉耀介绍说，CCG专家团日前赴美展开一系列研讨对话活动，与美国政界、智库界和商界就两国双边贸易等多个议题进行交流。他在美期间针对改善中美经贸提及三点，包括基础设施合作、放松中国对美投资以及美国对华服贸顺差。 王辉耀认为，中美基础设施合作非常重要。特朗普上台后，宣布制订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但现在还没见到实际投入。同时，美国有大量基础设施需要更新，包括铁路、电站、电网等。而中国的基础设施已是一张靓丽的名片，高铁、港珠澳大桥等项目让人刮目相看，不过这些还没能成为世界公共产品。如果能攻克美国市场，必将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 至于中国对美投资，王辉耀表示，美国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现在放慢了对中国项目的审批速度，还有不少项目卡在CFIUS，前不久特朗普还否决了一桩有中资背景的私募基金对美国半导体公司的收购案。其实，中国制造水平和能力这些年不断增强，可以更好地满足美国市场，因此美国应该放开对华投资的限制。福耀玻璃在美投资建厂就是很好的例子，也迎合了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愿望。 在谈到中美贸易时，王辉耀提醒，有两大块没有被统计在内，而这两大块美国都是顺差，一个是留学生，一个是游客。中国目前在美国有30多万大学在校生，这还不算在美上中学的。两者加起来估计超过40万，如果每人学费加生活费一年是三四万美元，那么一年就将给美国创造120亿到160亿美元的收入。相比之下，来华留学的美国人只有2万。从两国往来游客所带来的收入来看，美国也是稳赚的。文章选自环球网，2017年10月12日
2017年10月16日 -
Wuhan sets university graduates minimum wage of up to $7,590
Wuhan, the capital of Central China’s Hubei Province, has announced it is setting the minimum wage for university graduates as high as 80,000 yuan ($7,590) per year to try to get its grads to stay and work in the city.The city set the minimum wage for a graduate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at 50,000 yuan per year, according to a new policy released Wednesday night.For a master’s holder, the minimum figure is 60,000 yuan, China News Service (CNS) reported Thursday.Anyone with a doctor’s degree can look for a minimum annual salary of 80,000 yuan, or four times the city’s statutory minimum wage of 1,750 yuan per month.Wages are of course always a major concern for grads fresh out of school, and are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of grads in choosing where to live and what job to get, said the CNS.But Wuhan did not just stop with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s, it also announced new residency regulations for the graduates on Wednesday, to get more of them to live and work in the city, for example by loosening residency requirements.It will also provide preferential housing policies and living benefits, specifically, by giving a 20-percent reduction for grads in need of housing, China News Service reported."It’s not just Wuhan, many other cities have joined the talent war. And China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aging society, which means that whoever owns the young talent will own the future," Wang Huiyao,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Thursday.The city of Chengdu in Southwest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published a policy that allows the better students with a bachelor’s or higher degree to obtain local residency on July 2nd, people.cn reported.It’s not just China, but the whole world that i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an aging society, which makes attracting and recruiting younger, more talented people even more crucial, said Wang.From Global Times，2017-10-12
2017年10月16日 -
He Yafei: Belt and Road building cultural bridges
He Yafei，co-chairman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former Chinese vice-foreign minister.Photo taken on June 23, 2016 shows a container yard at the port of Manzhouli,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Photo/Xinhua]One of China's biggest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may be the China-propos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President Xi Jinping was right when he said that we are living in an age of major development,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emerging markets account for over half the global GDP, while Western economies account for 42 percent this year, down from 64 percent in 1980. And with many countries struggling to recover from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idening wealth gaps have led to rise of populism and political extremism in Western countries.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was first proposed by Xi in 2013, has actually pointed the way out of the present impasse, and its success in sustaining growth, stabilizing politics and improving social justice can serve a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especially to countries aspiring to reform their governance.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bonding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initiative, through intensifie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ther 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the initiative. By the end of last year, China had signed some 318 official cooperative deals and action plans on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participating nations and established Chinese culture centers in 11 countries. At least 491 Chinese cities had become sister cities with foreign counterparts in 63 countries by the end of May.Interaction on such a scale bodes well for future cooperation, from archaeological studies to submitting shared relics to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It can also help lay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settling geopolitical disagreements,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trade frictions by reducing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peoples. That is why the leaders of the BRICS nations enshrined cultural exchanges as the third pillar of the bloc after politic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during the BRICS Summit in Xiamen, Fujian province, in September.Failures of governance have a lot to do with insufficient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s shown in the Western culture that features self-proclaimed supremacy, the refugee crisis emanating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idening wealth gap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West, in many cases, tends to consider other cultures and institutions inferior and tries to promote the Western model elsewhere, intensifying conflicts.Enhancing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ld help create a safer, more reciprocal world. Although, while emerging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are striving to build a partnership-based alternative open to wider participation and consultation, the US and its military alliances still dominate the global security system.However, there are challenges facing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ther Belt and Road participants, from complex geopolitical situations and lack of strategic trust to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countries in the thick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r struggling with energy shortages and natural disasters, there is little incentive to put much effort into cultural cooperation. Some regions on the Belt and Road routes are even subject to sectarian clashes and othe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Besides, cultural differences could stand in the way, not least when some Western media outlets keep hyping up a "China threat" to audience in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se problems need to be addressed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cross-culture exchanges.From China Daily，2017-10-12
2017年10月16日 -
【南方周末】 中国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
当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中国是全球化和加入WTO 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一带一路”建立的机制可以成为新型全球化治理模式。——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但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倾向有所抬头。全球化是否遇到了转折点？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有舆论认为全球化1.0时代已经过去，2.0时代开始。您对此观点怎么看？请输入标题 bcdef 王辉耀：舆论说的应该是全球治理的2.0。如果说联合国、世界银行、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国集团（G7）代表了第一轮全球治理机制，那么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AIIB（亚投行）、G20（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会议等机构预示着第二轮全球治理格局正在出现。 第一，当前贸易与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很多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历史表明，仅仅通过开放市场、消除壁垒并不一定带来发展和消除贫困。此外，欧美发达国家仍在通过农业补贴保护国内产业，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产品无法进入。 第二，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反全球化与新贸易保护主义危机。欧美国家民粹主义、本土主义正在兴起，“特朗普现象”以及“英国退欧”等事件都反映了这一趋势。 第三，近年来多个“超级”区域贸易协定逐渐显现。我认为这些协定为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铺设了道路，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请输入标题 abcdefg现阶段全球化具有哪些特征？请输入标题 bcdef 王辉耀：现阶段的全球化，尤其是国际经贸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首先，区域贸易合作正在高速推进。TTIP、RCEP 为代表的多个“超级”区域贸易协定（mega FTA）正在分头推进。同时，WTO 框架下也在进行着仅覆盖部分成员的诸边贸易协议（PTA）谈判。 其次，以往全球秩序的核心区域——欧美国家正面临政治、经济与社会多重的转型压力。全球化产业链的重新配置，造成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大部分转移到新兴工业国家。同时，东欧、中东和北非的社会转型导致这些地区社会失序，更增添了旧秩序核心区域的变数。 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进一步影响国际经贸格局。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内部孕育、形成新的秩序。以中国为例，上海自贸区和国内其他不断涌现的自贸区对全球自由贸易产生积极影响；在中国积极推动下，APEC 国家领导人利马峰会重新提出了亚太自贸协定（FTAAP）探讨。请输入标题 abcdefg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请输入标题 bcdef 王辉耀：当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方愿以汉堡峰会为契机，同各方一道努力，就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发出明确信号，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贡献。中国也将积极参与联合国领导下的多边组织，包括中国去年还加入了国际移民组织（IOM）。同时继续积极参与G20、亚太经合组织，包括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自由贸易和投资，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是全球化和加入WTO的受益者，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立的机制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可考虑是一个新的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的安排。第一，中国应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或“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与沿线国家共同制定“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新秩序；第二，充分利用、整合和对接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如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并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第三，中国还应完善双边合作机制，有效地进行重大规划和项目对接，与沿线国家建立和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现有的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与沿线国家共同推动合作项目实施。最后，“一带一路”要发挥企业家的市场力量，“一带一路”最终的实现要靠市场的机制发挥作用。请输入标题 abcdefg您曾建议可通过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企业联盟打造国际最大的企业家平台，并建议从旅游业入手。为什么选择旅游业？请输入标题 bcdef 王辉耀：旅游的流动是全球化的显著特征。根据全球化智库（CCG）《从出入境旅游看中国全球化发展》系列报告，2015 年全球国际游客到达数量为11.86 亿人次，其中中国大陆旅客占比超过10%。 旅游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天然资源。“一带一路”要做好民心工程，可以旅游为先导。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市场，发展出境旅游不但可以带动旅游目的地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高素质的中国旅游者还将成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民间使者。另一方面，当前，我国还存在三千万人次的国际旅游赤字，入境旅游仍是一座尚待开发的金矿，是提升中国全方位全球化和民心相通的重要方面。 中国已经在推动全球化，处在全球话语体系的高端，旅游是对国家方方面面实力的考验。通过旅游，将在更高层次上进一步密切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展示中国风采，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请输入标题 abcdefg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建立有效的国际化人才机制？请输入标题 bcdef 王辉耀：人才，尤其是国际化的人才在中国参与全球化中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指出人才的重要性多达一百多次，提出“择天下英才而用之”“人才政策方面手脚还要放开一些，要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领军人才”等重要论断。 横向比较与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招纳全球顶尖人才的移民、签证等具体政策，为建立更加开放、包容和更具吸引力的国际人才机制，实现我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的后起超越，我提出十条针对性建议：一、进一步放宽永久居留申请条件；二、进一步提前“绿卡”发放时间；三、建立永久居留转入籍中国制度；四、放宽优秀留学生在华工作和实习限制；五、进一步加大外籍人才永居签证的发放力度；六、探索建立华裔卡制度和华侨身份证制度；七、建立与国际无缝衔接的外籍人才社会保障体系；八、制定移民法，完善国籍法和移民法律制度体系建设；九、建立国家移民局，优化国际移民管理与服务；十、建议中国牵头发起和建立国际人才组织。请输入标题 abcdefg中国GDP总量2015年居世界第二，国际标准化参与度却名列第六，我国应通过哪些举措改进这一不足？请输入标题 bcdef 王辉耀：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能否掌握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已成为衡量一国实力的重要指标。然而，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却与美、德、英、法、日本等国家存在差距。 要改进这个局面，第一个方面来自企业。首先，企业要制定并修订既有产品标准，建立有效的标准体系，同时把标准化向纵深推进，运用多种标准化形式支持产品开发。同时，企业要提高中英标准互译的专业化，做好中外标准的对比验证。最后，制定实施标准的应用示范，进一步加强对标准推广应用模式的研究。 第二个方面的努力来自政府。政府应加大中国标准“走出去”的人才和经费支持力度。同时扩大国际交流，建立标准化组织及研究机构，完善标准翻译机制。政府应利用“一带一路”契机，全面深化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标准化方面的双多边务实合作和互联互通。在援外项目以及公路、铁路等对外投资、海外工程承包、对外援建中推广和运用中国标准。 第三个方面的努力来自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国标准化协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标准化相关机构，应该优化标准结构，开展标准学术研讨和推广实验。请输入标题 abcdefg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17年10月12日
2017年10月13日 -
张首晟：科技创新要有天马行空的思维
专家简介张首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著名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 2017年10月8日，“天使粒子”发现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张首晟博士，出席在纽约举办的“美中创新创业与合作发展高峰论坛暨旅美科协成立25周年年会”并作主题演讲。在会议间隙，张首晟博士接受了科技日报等多家媒体的集体采访，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创新创业、大学教育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等发表了看法。 张首晟认为，“天使粒子”的发现在量子计算机的研发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人类的计算问题归根结底是优化问题，即在多种可能性里面寻找优化方案。现有计算机使用穷举法，非常耗时耗力。量子世界则是一个平行的世界，量子计算机的研发是当代科学界的“登月计划”，但量子比特非常脆弱并易受干扰。与通常粒子具有正反两面相比，“天使粒子”从精准角度说只是通常粒子的一半，这样就可以将一个量子比特用两个“天使粒子”来存储。目前，张博士正在和国内大学合作建设研究中心，准备利用该项最新发现继续推进拓扑量子计算的发展。 谈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张首晟表示，中国这些年的科技投入非常大，很多研究机构的硬件建设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硬件水平的提升有两面性，在极大地改善工作条件的情况下，对硬件的依赖也会带来科学研究的惰性，在某种程度上会抑制科研人员的创造性思维。在确定目标的前提下，中国的科技人员具有很强的执行力，但对于从0到1的开创性工作，往往需要自由探索的精神，甚至是将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联系起来，中国科研人员在这方面尚存在一定的欠缺。他举例说，苹果手机的成功并不在于其本身拥有多么高的科技，其诸多零件都不是苹果的原创，而是在于将科学和艺术的巧妙结合。科技创新需要科研人员拥有独立思考的空间、跨界思维的能力；利用好奇心进行探索的情怀，有时甚至要达到天马行空的程度。他建议，要关心具有创意的年轻人，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施展才华。 张首晟表示，中国的大学教育应避免过早的专业化，应该让学生在前两年的学习中，涉猎更多的知识，因为交叉融合已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特征，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物理领域的低温电子显微镜技术就是明证。最前沿的科学研究项目不再是某一领域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计算机科学、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各种技术人员组团作战。 谈起人工智能技术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张首晟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应用也非常广泛。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社会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劳动力的知识更新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财富逐渐掌握在知识拥有者和资本拥有者手中，由此带来两极分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未来，机器人一定会替代部分劳动力的工作，将他们挤出市场。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会给教育和培训带来广泛影响，未来很多的学习都可在网上进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通过分析用户的学习经历，精准地向用户推送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可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这种个性化的教育和培训，将使劳动者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 张首晟于2013年建立了风投基金。他谈到，建立基金的初衷，是想将斯坦福大学和硅谷最前沿的新科技带到中国。科学研究和资本的紧密结合，可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人类福祉。科学研究者一般对资本运作不关心，资本投入者一般也不了解科学研究的最前沿。把握好科研和资本的关系，对科研成果在最合适的时间投入资金进行转化继而推向市场，正是其风投基金正在着力做的事情。文章选自《科技日报》，2017年10月10日
2017年10月12日 -
南方科技大学——“三步走”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专家简介陈十一，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火热的高考招生季，南方科技大学今年计划在全国招录1000名新生，最终吸引了全国2.7万名考生报名，报名人数比去年增加了7000多人。南科大受到考生家长“热捧”，反映了办学实力跃升、社会声誉提升。位于深圳特区的南科大，从创办第一天起，就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无数目光。作为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学校，南科大一直是高教改革的“探路者”。肩负使命，不辱使命。入选广东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以来，创办六年的南科大迸发了改革创新的活力：在《自然》杂志“自然指数2016新星榜”中，高质量科研产出增速全球第三；总体科研经费为3.166亿元，人均科研经费为82.869万元，位列全国第七；“千人计划”高层次人才数量在师资比例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千人”高校特色彰显，九成以上教师拥有海外学习工作经验；吸引诺贝尔奖得主来校创建深圳首个以诺贝尔奖得主命名的研究机构深圳格拉布斯研究院……“南科大是扎根于特区的大学，基因里具有特区精神。”近日，南科大党委书记郭雨蓉，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表示，学校明确“三步走”目标，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未来几年，将实施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八大计划”，全面提升办学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建设扎根深圳特区、服务广东和国家发展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奠定坚实基础。△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雨蓉△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高层次人才比例居全国高校前列南方日报：南科大自创办起就承担着“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试验田”的使命。入围我省高水平理工大学参建高校三年来，学校推进了哪些改革创新举措？郭雨蓉：南科大作为改革创新的大学，从一创办起就承担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双重使命。在创建初期就入选广东省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得到省市的大力支持，这极大地提升了学校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了学校学科跨越式发展、高端人才汇聚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加快了学校制定的三步走战略的实施进程。短短六年时间，我们以创新立校、以改革兴校，真正做到了快速建设一座有影响力、知名度的大学；给高等教育改革改革先行探路，积累先行先试经验；为深圳和广东科技创新汇聚了一批高素质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科技成果。今年三月，学校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系统地总结学校建校以来的改革创新，也明确了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范例的目标定位。我认为，南科大改革创新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治理机制上，南科大构建了特色的理事会治理体制，理事会是学校决策机构，校内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通过教授会、学术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等方式，实现科学、民主决策。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率先实行基于高考的综合录取模式（631模式）、“三制三化”的培养模式，以及学工、团委、书院“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此外，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前两年进行基础知识教育和综合素质培养，后两年进行专业培养，学生可选择课程、选择专业、选择书院导师和学术导师，体现出学习自主。在科研机制上，所有进入教研序列的教师都可以有自己的实验室、科研团队，做自己的项目，这对优秀的年轻学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人事管理上，实行全员聘任制，教研序列的教师实行完全的聘期考核制（Tenure Track），非升即走，确保优秀。南方日报：这些改革创新举措，取得哪些成效？陈十一：省委省政府提出“双高”大学建设，我认为具有相当的战略眼光。南科大将全面快速推进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为建成“双一流”大学打好基础。近三年来，南科大创新的体制机制，极大提升了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高层次人才队伍和科学研究能力。高层次人才数量比例位居全国高校前列。短短几年间，学校吸引了300多名全职教师加盟，其中九成以上拥有海外工作经验，六成以上具有在世界排名前100名大学工作或学习的经历。同时，有院士16人、中组部“千人计划”专家43人和“青年千人计划”专家61人，2016年新增14名“青年千人计划”专家，新增人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九。学科实力、科研能力大幅提升。在《自然》杂志“自然指数2016新星榜”中增速全球第三；总体科研经费为3.166亿元，人均科研经费为82.869万元，位列全国第七；发表学术论文783篇，申报专利171项；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我觉得这几年的进步，应该感谢广东和深圳的全方位的支持。服务深圳和广东的持续发展南方日报：理工科大学要支撑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在服务深圳和广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南科大有何探索？郭雨蓉：一所好的大学，就是区域和城市的一个高地。南科大的方向一直很坚定，这就是国家的需要，社会的期待和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深圳的目标是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成为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一流大学的支撑引领作用是举足轻重的;“粤港澳大湾区”效应凸显，也更将为我们构建出最好的产业、技术、人才和发展资源的系统，这些都是我们实现跨越发展的坚强保障。我们力争在高端人才汇聚、一流学科平台搭建和产学研合作方面作出自己的特色。我们要做与深圳这座城市匹配的大学，现在我们以深圳为荣，希望以后深圳以南科大为傲。未来，南科大将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咬定青山不放松，按自己的节奏，做自己的事业，和兄弟高校一起为广东和深圳发展做贡献。陈十一：南科大是扎根于特区的大学，基因里应该具有特区精神。一所大学的创新理念要与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让大学成为这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广东省、深圳全力创办了南科大，南科大首先要支撑深圳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来支撑广东、粤港澳地区乃至全国的创新驱动发展。“创知、创新、创业”，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也做了很多创新，比如注重办学科研与深圳当地产业经济发展相结合，率先在全国支持教授每周有一天在企业服务，明确教职工可以获得以职务发明成果及技术作价入股企业进行转化收益的70%。南科大教师兴办的企业已达20多家，也探索了一套与广东和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紧密结合的成果转化机制。南方日报：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作为一所创新型、理工科特色的大学，学校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国储才为国育才？郭雨蓉：去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极强的战略指导意义。在“双一流”建设战略背景下，南科大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回答好“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这一重要命题。我们会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大力推进立德树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在具体实践中我们把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实践、“两课”教育充分结合，初步形成生动活泼的德育模式，让青春学子在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就立志成为具备“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综合素养、创新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陈十一：国际化办学是南科大的特色，我们与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昆士兰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都有交流合作，与国际顶尖医学院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联合携手筹建医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共建生物医学工程系，深圳首个以诺贝尔奖得主命名的研究机构在南科大成立。在全球环境中办学，办全球的大学，提高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南科大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好的企业家精神的大学，着力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和具有科学家素养的企业家，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和深圳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 “三步走”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南方日报：大家都很关心，南科大如何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郭雨蓉：在刚刚召开的学校第一次党代会上，我们全校凝心聚力，明确了将分三步走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到2020年，初步构建完成具有南科大特色的学科和管理体系，基本达到国内一流大学办学水准；到2025年，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到2049年，成为扎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未来几年是学校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关键期。作为创建初期的大学，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双一流”建设机遇，充分利用省市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政策支持，在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搭建高端科学研究平台、建高水平师资队伍、加快国际化办学进程、推进校园二期建设、构建高效行政体系、提升后勤保障能力、提高社会服务水平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实施推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八大计划”，全面提升办学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建设扎根深圳特区、服务国家与广东发展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奠定坚实基础。陈十一：今天我跟一位高层次人才聊天，他深刻印象的不是校园有多大、有多美，而是全校教职员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和激情。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一所大学尤其是新兴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对未来充满信心。通过六年时间，学校已将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全部建立起来，还会分步成立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商学院、创新创业学院、人文社科学院等，建设一批具有显著特色和国际竞争优势的基础学科，布局一批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至2020年初步建立起以理工科为重点，兼具医科、商科和特色人文社会科学，与学校定位和办学目标相适应的学科体系。同时，我们将在信息科学与安全、生命科学与健康、未来网络、人工智能和新材料（材料基因）等领域布局五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已成立的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拟建立数学、海洋科学研究所（院）等机构；继续加快建设格拉布斯研究院……布局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和区域发展的关键领域，形成大学与城市的双向互动、相互支撑的全新格局。【创新工场】建深圳首个诺奖得主命名研究院 “南科大有深圳首个以诺贝尔奖得主名字命名的研究院。”南科大化学系主任、深圳格拉布斯研究院执行院长张绪穆教授言谈中透出自信和自豪。张绪穆教授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James P. Collman教授的学生，与罗伯特·格拉布斯为同门师兄弟。由于在烯烃复分解领域作出杰出贡献，格拉布斯与另外两名科学家共同获得2005年度诺贝尔化学奖。2016年10月，南科大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格拉布斯合作建立的深圳格拉布斯研究院隆重揭牌。这是深圳首个以诺贝尔奖得主命名的研究机构，格拉布斯教授担任研究院院长。 “在诺奖得主中，格拉布斯是少有的既在基础科学研究有重大创新，又有企业家精神和卓越人才培养能力的世界顶级科学家”。张绪穆介绍，以格拉布斯教授及其团队为班底和平台组建学院，为吸引全世界最高端人才，把南科大学术研究和产业化代入世界最高水准做出实质性成效。目前，研究院将吸引10位美国、中国科学院院士，40位杰出教授（千人计划、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等）200位研究骨干的人才层次团队，目标直指建成美国贝尔实验室、德国马普研究所一样的世界顶级研究机构。格拉布斯研究院重点围绕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三大领域，开展生物医药技术、新材料化学和新能源技术的基础科学研究和产业化，使深圳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基地，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制药、新材料和新能源企业。“我们在科研、产业化引进诺奖级人才，就是要做出诺奖级工作，办世界级企业。”张绪穆说。研发走向世界的第三代基因测序仪“我要做科学家，也想做企业家。”2012年完成斯坦福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工作后，贺建奎怀揣梦想，来到南方科技大学工作。南科大创新体制机制，鼓励教授创新创业，支持教授每周有一天在企业服务，明确教职工可以获得以职务发明及技术作价入股企业进行转化收益的70%。这些利好政策，给了贺建奎很大启发和支持。他说，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他的导师斯蒂芬·奎克教授不仅是世界基因测序领域首屈一指的顶级科学家，拥有美国“四院院士”的头衔，还是一位拥有12家公司的著名企业家。他认识到，高校产学研可实现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到南科大工作后，他创办瀚海基因，瞄准第三代基因测序仪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历时3年的艰苦攻关，用于临床的第三代单分子测序仪GenoCare原理样机正式发布，该仪器可以直接读取患者最原始的DNA或RNA分子序列，大大改善临床基因测序的成本、速度和质量。第一代基因测序仪的一次测序价格是30亿美元，贺建奎笑着打了个比方，一个人测一次基因序列相当于建了一艘航母。第二代基因测序仪测序价格降到1000美元，而由他的团队研发的第三代基因测序仪，测序价格再降到100美元。该公司目前技术达到亚洲第一、世界领先，拥有发明专利六十多项，其中有15个PCT国际专利。瀚海基因这匹“黑马”杀出，让中国基因测序技术直接和欧美形成“三足鼎立”，国内可以不再依赖进口设备。瀚海基因第三代基因测序仪已经获得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和深圳市孔雀团队项目资助，经过5轮融资获得充足资金，公司估值达15亿元人民币。引领“氢经济时代”“看着自己研究成果有朝一日可以形成产品、批量生产，心里的成就感就油然而生。”南科大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李辉教授向记者介绍燃料电池组装生产车间时说。2015年，供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燃料电池创新研究所的李辉教授，从有“燃料电池硅谷”之称的加拿大温哥华回到国内，加入南科大。她还把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从事氢能源燃料电池研究的王海江教授“挖”到南科大，组成研究团队。 “我们国家的燃料电池产业化相比国外高端水平，差距是10年。”李辉说，他们团队目标就是实现燃料电池电堆技术的产业化，逐步抹平和国外鸿沟。两年以来，王海江教授、李辉教授等4位核心人员组建的车用燃料电池电堆技术开发团队，由硕士毕业的助理，博士后和博士组成，团队已经发展到40人。2016年，南科大与香港正道集团以1.2亿人民币初期投资注册资本成立的深圳南科燃料电池公司。公司拥有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和部件（如双极板、膜电极、气体扩散层、密封圈）、单电池综合仿真、双极板流场模拟、电堆设计及测试，以及100KW以下电堆的生产制造的关键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综合研究实力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占整个电堆成本65%的膜电极实现量产之后，产品价格会大幅下降，在成本上可与内燃机持平。”李辉教授介绍，届时实现燃料电池电堆技术的国产化，填补我国商业化燃料电池电堆技术的空白，公司将重点在深圳打造氢能与燃料电池的产业链，引领中国进入“氢经济时代”。【数说南科大】截至2017年5月，南方科技大学已签约引进教师约300人，其中90%以上拥有海外工作经验，60%以上具有在世界排名前100名大学工作或学习的经历。青年教师占比56%，高层次人才占比50%。其中包括院士16人，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43人，教育部“长江学者”12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4人，“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61人。千人、青年千人专家位居全国高校前列，荣获深圳市2016年“引才伯乐奖”。已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2个，省部级科技奖励2个，深圳市科技奖励2个；授权专利40项。先后承担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465项，获得经费资助6.06亿元，其中2016年总体科研经费3.166亿元，人均科研经费82.869万元，位居全国高校第7位。南科大自然指数加权论文值在中国大学自然指数排行榜中排第44位，增速排全球第3位，已成为南方主要学术中心之一。学生获得包括美国大学物理竞赛金奖、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金奖、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卓越奖等在内的多个国际学科竞赛大奖。近两年学生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76篇，优秀毕业生被牛津、剑桥、耶鲁、加州理工等世界名校录取出国深造，约占毕业生总数的60%，70余名毕业生顺利进入华为、中兴、腾讯、普华永道等知名企业工作。目前已布局了数理化、天地生等理科基础学科和特色突出的多个交叉学科，设置院系14个，开设专业22个，在建及获建研究中心7个，2个省重点实验室进入答辩环节，化学、物理学、力学、数学等多个学科建设在国际国内取得先进地位。与全球23所著名高校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并接待国内110多所高校代表团交流访问。邀请包括4位诺奖得主在内的国际知名学者来校做主题报告，在国内外迅速扩大了南科大的影响力。文章选自广东教育，2017年5月18日
2017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