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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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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以智库集群促新旧动能转换 ——2017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观点集萃
6月22日至2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青岛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17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在青岛召开。来自国内外多家智库的专家学者围绕“建高端智库集群，促新旧动能转换”主题展开研讨。智库创新的未来趋势 智库集群启迪智库创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不同于产业集群、城市集群等实体状态集群，智库集群是一个国家思想能力、谋划能力的集成体现，也是构建智库生态体系的题中之义，因此，本次年会主题“智库集群”就是智库创新的未来趋势之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指出，媒体是智库咨政启民的好帮手，如何善用媒体，尤其是洞悉新媒体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是智库创新的必修课。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主任詹姆斯·麦甘认为，信息是智库研究的基础，因此，如何推动政策信息的有效沟通是智库创新的关键环节。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潘子竹指出，历史证明，成功的智库必然有明确的核心价值，因此，智库创新不应偏离自身所秉持的目标与愿景，要注重品牌打造，引领社会形成理性思辨的大环境。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亚琴强调，智库创新发展需要智库与政府形成“内与外”的合力，政府应着力于体制机制创新，为智库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朱旭峰指出，智库创新离不开智库评价，应充分开掘社交媒体大数据，提高智库评价的客观性。智库为经济转型开拓路径 不能用老办法管新经济，不能用老思维发展新动能。智库应当如何为经济转型开辟路径？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强调，新旧动能的转换必然产生新的利益调整，在这一过程中，智库既要做新技术、新模式、新经济、新业态、新动能的推动者，又应当在新旧利益攸关方之间保持独立的角色，力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指出，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克服体制机制的内生约束和国际市场需求减弱的外生约束，是中国智库面临的核心问题。智库为全球治理献策 智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愈加积极的作用。如何进一步挖掘国际事务中的智库潜力？与会学者建议：巩固旧友谊、寻找新伙伴，勇于在存在分歧的国际事务领域为各方创造对话的机会。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总工办智库主管周礼提出，相对于研究者的角色，通过沟通与交流更好地推动研究成果落地，是智库应该强化的职责担当。 围绕中国智库现阶段的发展特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提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智库的当务之急是要培养一批有影响力的智库专家，壮大人才队伍，把“请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加强与国外智库机构的交流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西班牙研究中心主任张敏认为，中国智库应有意识地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输送人才，以智库为枢纽，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创新人才战略中的智库角色 智库是人才之库，在人才战略创新方面，智库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国务院参事室交流合作司司长孙维佳指出，中国智库未来竞争制胜的关键因素是人才，应着力提升智库人才的战略信息获取能力、战略思维能力以及跨文化传播交流能力。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崔大伟指出，智库参与全球治理离不开国际人才的引进，中国智库不仅要重视海归的引进，更应该善于用他国人才研究他国问题。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振江认为，好的智库人才既要了解政府所需，也要了解社会所需、市场所需、企业所需，同时还要具备学术敏感度，这种对于综合素质的高标准严要求为人才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灵活的体制机制是激发人才潜力的保障，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沐建议，智库应积极探索开放式的用工制度，通过长期合同、短期合同、访问学者等方式促进智库人才的良性循环，同时要努力扩宽研究成果的转化渠道，营造宽松友好的研究环境，为智库人才提供良好的成长路径。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开放新格局 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指出，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开放新格局下，中国智库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加复杂，因此，中国智库应具备全球视野，抓住“一带一路”倡议、自贸区战略等重大机遇，在服务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完善自身建设。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立勇指出，青岛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应集众智、汇众力，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取得更大成绩。中国海洋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庞中英指出，旧有的发展模式对世界的和平局势构成了威胁，也为全球治理带来了挑战，因此，在新的开放格局中，“和平”应成为智库开展创新研究的一个主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夏添恩认为，智库应以开放思维应对开放新格局，要避免小群体思维和惯性思维，注重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提升研究的综合性、可行性。 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7月20日
2017年7月21日 -
李稻葵：为什么学区房远比清华学历值钱？
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经济方面，一个大学的毕业生包括清华毕业生，收入是不断上升的，很难用短期内的经济收入来衡量。从长远来看，清华学位带来的人力资本溢价应该是相当高的。 清华学区房为什么远比清华学历值钱？其中固然有学位房承载投资功能、个人成就感等多重原因，但其根本在于，清华所在的五道口虽然聚集了众多精英，但其过去20年新建的楼盘主要是办公楼，住宅极其稀少，导致这一“宇宙中心”房价居高不下。同时，现行土地制度下，五道口附近的农村土地和机构用地，也难以转为住宅用地而加以开发利用。换言之，房地产问题出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供给方面。 一些家庭经过长期奋斗，终于把自己的孩子送入了清华大学，而孩子毕业后却买不起清华附近的学区房。这一问题其实不难解释，我先分析为什么清华大学附近的房价如此之高——这是房地产泡沫之下一个更有意思且尚未被仔细挖掘的典型案例。 五道口——“宇宙中心” 清华大学东门外，在我1980年初入清华读书时是一片农地，只有一条小路通向清华。小路外面是双清路，它只能容下两辆汽车并排通行，却一直通到清河毛纺厂。 清华东门那时非常荒凉，每天下午（尤其是冬天的下午）4点以后，我都像很多同学一样，从东门出发，跑步到五道口的铁道线，然后折返经过北门附近那座现已弃用的火电厂，回到清华，全程5公里左右。那时，清华学生学习用功，也特别重视体育。大家都争先恐后地锻炼，希望在1500米赛跑这样的达标测试中取得好成绩。 时过境迁，现在这片土地完全变了样，广义称为五道口，又被戏称为“宇宙中心”。 5万vs 10万：优质学区加持，住宅身价倍增 这片地区房价高的确与学区有关。其紧邻清华，往西一站地铁的距离即到北大东门，有清华附小、北大附小、中关村(7.03 -0.14%,诊股)一小、中关村二小、中关村中学以及稍远一点的101中学和清华附中等优质学校。 学区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高房价呢？这里有个很好的对比。 这一地区的住宅因为属于学区房，楼价普遍接近甚至超过10万元/平方米，例如在五道口、成府路南边有一个水清木华园小区，楼龄约为15年，其房价已经接近10万元/平方米。 而一路之隔、地理位置更加靠近清华大学的另一处公寓房（也是70年产权），最近才涨到接近5万元/平方米。其原因是该公寓房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让房产所有者“落户”，也就不能享受学区待遇。该公寓之所以不能落户，是因为之前一直未能加入居民委员会，因此中关村派出所不同意落户，而不能加入居委会的原因是业主委员会迟迟不能成立，因为业主来自全世界各地、太过分散，且附近是五星级酒店，酒店的很多设施与该楼相通，情况比较复杂。我经常与身边的年轻同事说，可以考虑趁现在该公寓楼不能落户、房价尚低时入手，落户问题迟早能解决，届时房价一定会“跳升”到与周边小区相当的水平。 住宅与商业地产之争 五道口被清华同学戏称为“宇宙中心”，因为这儿极其繁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周末和节假日也是如此。这里聚集着众多年轻创业者、青年学子和专业人士。可是在这方圆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过去20年主要的新建楼盘都是办公楼，住宅极其稀少。 办公楼包括大约50万平方米的清华科技园，它由七八座25层左右的高楼组成，除此之外，还有大批科学院新建的办公楼。 与办公地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去20年新建的住宅楼盘，数来数去能想到的大概只有三四个，其中包括刚提到的水清木华小区，其楼盘面积大概也就是不到10万平方米。另外一个较大的楼盘是15年前建成的华清嘉园，大概有15万平方米左右的建筑面积。此外，还有唐宁ONE，它是均价在15万元/平方米左右的高档公寓。而上述尚不能落户的公寓，总面积5万平米左右，10年前竣工，其出身的名目是清华科技园的配套设施。这样看来，与上百万平方米的商业地产相比，住宅地产的供应真是屈指可数了。 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住宅地产严重供不应求，其价格迅猛上涨。以华清嘉园为例，其开盘单价也就是3000多元，现在已过12万。当时在这里购房的胆子大一点、也有闲钱的老师，如今已经是千万级的富翁了。这些老师现在大部分早已搬出华清嘉园，因为华清嘉园已经成为留学生尤其是韩国留学生以及青年学生的租房地，人来人往非常嘈杂，不适合拖家带口的居家生活了。 哈佛和斯坦福的案例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绕一个弯，暂时离开五道口，来观察一下哈佛和斯坦福附近的房地产。 最近一百年来，哈佛大学已成为一个带动周边经济不断发展的高等教育典范，但是，哈佛大学周边的土地主要是居民所有，除了小小的哈佛园（Harvard Yard）外，哈佛没有校门。大学与城市完全融为一体。那么，哈佛大学如何满足自身不断上升的住房需求呢？ 哈佛大学早已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不断地在市场上购买周边居民的土地和房屋。但是仅此一招还远远不够，因为购买的居民房不经过哈佛所在的坎布里奇市的规划委员会允许，是不能改为办公用房的。所以，哈佛大学需要不断与坎布里奇市的规划委员会进行抗争，力争把一些居民房改造为办公楼，因此，哈佛大学与坎布里奇市的关系经常是非常紧张的。 此外，哈佛大学对自己已有建筑进行改造，也会受到坎布里奇规划委员会的干预。规划委员会是由居民选举产生的，它所考虑的往往是现有居民的利益而非城市的整体发展，因而引发了许多荒唐的故事。比如说，2010年哈佛大学在改造一栋办公楼时，设计师在坎布里奇路的两边设计了完全对称的两栋楼——现在成为了亚洲中心及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政府系所在地——为了把这两栋楼连在一块儿而不破坏街景，又设计了地下通道，但是规划委员会始终都不同意修地下通道，虽然这一点都不影响外景。据说，规划委员会中有一位委员，他的孩子没有被哈佛录取，因此非常恼火而极力反对。所以，尽管哈佛大学在全球化时代声名日益显赫，但其很难在附近扩张。坎布里奇市的GDP也很难增长，至少没有因为有哈佛大学而迅速上升。 正是苦于长期搞不定与坎布里奇市的关系，金融危机爆发前，哈佛校长萨默斯决定跨过坎布里奇，到查尔斯河对面的小城奥斯顿发展，因为奥斯顿有很多空置的土地，那里目前有哈佛的体育场以及哈佛商学院。但是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发展规划一推延就是近十年。 斯坦福大学在这方面比哈佛幸运多了。斯坦福大学确实促进了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其周边土地巨幅上升。幸运的是，斯坦福大学校园之前是个极其巨大的农场，斯坦福大学的外号因此而成为“农场”。斯坦福大学不愁地，为了应对高房价，斯坦福大学拿出自己一部分土地，开发成拥有大产权、小产权出让给教授的住宅。按规定，这些住宅只能卖给斯坦福大学自己的老师，这就部分解决了硅谷房价高给斯坦福大学带来的发展难题。 清华和北大也在部分地模仿这个模式。清华在附近的清河购置了部分土地，在此建了小产权房出售给教师，也是像斯坦福大学一样规定只能在校内转让。这也部分对冲了五道口房价高涨的因素。 住宅用地供给的机构困境和农村困境 五道口附近并不是没有土地，但是这些土地很难拿出来进行开发。 这里的一类土地由东升乡所有，在五道口这样高房价地段的中间，却仍然保留了一个乡，而没有纳入城市规划，也多少有些出人意料。至今东升乡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卫生所和乡办公机构，这里都是一片5层楼左右的低矮房子，完全可以通过土地置换提高容积率来开发利用。但是，一个乡的土地要改成城市用地，乡政府本身并不能直接得到很多好处，因此这种交易也很难进行。 另外，五道口附近机构林立，包括清华大学和科学院等机构都有大量自己的土地，但这些土地都属于机关用地，不可能转为住宅用地开发。比如，科学院的楼，最近几年也是不断更新，从5层转成了15层，但是一栋接一栋都是办公楼，都不能转成住宅用地。清华校园有近6000亩土地，是全国没有另建校园的高校中面积最大的一个。清华园里有大量低矮的四五层的住宅和宿舍楼，这些楼也很难改造成容积率稍微高一点的，比如七八层的住宅，因为现有的居民很难拆迁，更重要的是，清华大学对于自己的土地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处置权。 这就形成了一个困境，那就是虽然房价高，但是土地很难被拿出来进行住宅的建设，很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提供解决的方案。这恐怕是中国各大城市的一个通病，而北京尤其突出。 清华毕业生为什么难以负担清华学区房？ 最后分析一下为什么五道口的学区房房价如此之高，远远超过一个清华大学高才生毕业所及的经济能力。 首先，父母送孩子上清华的目的之一是获得人生的一种成就感，而这种成就感往往来自于非经济的因素，包括个人的幸福感和社会的承认。因此，即使毕业生工资不高，父母也期望孩子上名校。 其次，在经济方面，一个大学的毕业生包括清华毕业生，收入是不断上升的，很难用短期内的经济收入来衡量。从长远来看，清华学位带来的人力资本溢价应该是相当高的。 更重要的是，五道口附近的高房价，是一个投资现象，高价房并不像昂贵的萝卜白菜等消费品一样让人望而却步，只要投资者预期未来的房价持续上涨，就仍然会有人不断进入。这应该可以解释房价高与学历、与高才生的收入难以相比的问题。文章选自经济学家圈，2017年7月19日
2017年7月20日 -
【Bloomberg Politics】U.S., China Sidestep Discord to Focus on More Balanced Trade
U.S. and Chinese economic chiefs sidestepped their differences over North Korea and steel imports ahead of a high-level forum in whic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seeking clear commitments from China to open its markets.“There remains serious imbalances which we must work to rectify,”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said Tuesday in Washington at an event organized by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a nonprofit group representing more than 200 American companies that do business in China. “It is time to re-balance our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 in a more fair, equitable and reciprocal direction.”Former Deputy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Holleyman discusses U.S.-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Ross spoke at the gathering along with U.S.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and Chinese Vice Premier Wang Yang, a day before the U.S.-Chin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or CED, in Washington. The forum for economic and trade talks was agreed to in April, whe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met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Xi Jinping in Florida and developed a 100-day action plan. The talks led to China re-opening its markets to U.S. beef and pledging to buy U.S. liquefied natural gas, while allowing greater access to its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The meeting comes amid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as Trump steps up pressure on China to rein in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His administration is also weighing steps to cut steel imports, blaming China’s overcapacity for creating global gluts."What matters most with the CED and other forms of dialogues is to get the two sides to sit together and talk, to avoid the mutual abuse triggered by lack of communication," said He Weiwe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in Beijing. "The dialogue should cover both the generic rules and the specific deliverables. It should be cooperation-oriented, and to get the things hanging over China-U.S. relations done one by one."Mnuchin on Tuesday said the U.S. wants specific deliverables from the CED and that the U.S. will use the discussions to push China on lifting foreign ownership restrictions in its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and to remove hurdles for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sectors.“China is in the midst of a change to a more sustainable growth model,” Mnuchin said. “We still have work to do with China to achieve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based on reciprocity.‘Climb Higher’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giving market-oriented policies a larger role in the economy, moving away from a state-led model, with a goal to achieve 6.5 percent averag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five years through 2020.“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continue to grow at medium-high speed and climb higher on the value chain, as China’s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re transformed and upgraded at a faster pace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flourish,” Wang said in a speech at the event.Xi said China is going to open up more to foreign investors in a meeting with his financial lieutenants on Monday, according to national broadcaster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The nation should accelerate easing of restrictions and stake ownership requirements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areas ranging from nursery to e-commerce, and it should also pro-actively expand imports while stabilizing exports, looking into lowering tariffs for some consumer goods, he said.The U.S. is likely to pressure China to expand impor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lectronics and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and China could possibly reduce tariffs on these products, especially that on the automobiles, Industrial Bank Co. economists led by Lu Zhengwei wrote in a research note.Andy Rothman, Asia investment strategist at Matthews, discusses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While Trump built a positive rapport with Xi during the April meeting at his Mar-a-Lago resort in Florida, there are signs of growing friction as the U.S. pushes China to reduce North Korea’s nuclear threat.The U.S. president in June said China hadn’t done enough to control North Korea an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ugh he appeared to brush over differences from that threat and about trade issues during the Group of 20 meeting earlier this month.In a move that threatened to raise tensions, Mnuchin last month took steps to penalize a Chinese bank, a Chinese shipping company and two Chinese citizens to reduce North Korea’s acc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Mnuchin said at the time that the measures were “in no way targeting China” but instead focused on “North Korea’s external enablers.”The sanctions provoked a furious response from China, with 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saying the measures violated understandings reached during the Mar-a-Lago meetings.Back BurnerWhile Trump has put trade tensions on the back burner -- at least publicly -- if his patience runs out on China he could revive the threat of escalating trade spats.The administration has decisions pending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importing steel and aluminum that could lead to quotas or tariffs, as it blames China for creating excess capacity with production of the metals at record highs.Wednesday’s CED replaces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which was formalized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ongstanding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 Both have drawn criticism for involving too many people and producing too few results.The CED is "different only in how it is packed," as every U.S. president likes to put his own stamp on how these dialogues are carried out, Anka Lee, senior director at 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Bloomberg Television.He also said that difficult domestic contexts in both nations may exert influence on the conversation. China is bracing for a major leadership reshuffle in the fall and Trump is focusing on the trade deficit, which could cloud his ability to achieve "some of the broader, more ambitious conversations like pushing China to reform the domestic economy," Lee said.On the sidelines of the talks, Ross met with top chief executives including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Chairman Jack Ma, Stephen Schwarzman of Blackstone Group, Tom Hayes of Tyson Foods Inc., General Electric Co. Chairman Jeffrey Immelt and Sinochem Group Chairman Frank Ning.In their public remarks on Tuesday, Ross, Mnuchin and Wang were focused on areas of cooperation. Mnuchin left out any mention of Chinese investments in the U.S., which has sparked concern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over China’s interest in purchasing stakes in nuclear weapons businesses,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and othe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Ross downplayed any friction on Tuesday, say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better today than in many decades and the countries have “fundamentally shared objectives.”Former U.S. Commerce Secretary Pritzker discusses U.S. trade and fiscal policiesFrom Bloomberg Politics，2017-7-19
2017年7月20日 -
郑永年：制裁？战争？中印之间没被看清的问题
最近，中印边界事端再起。6月26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连续对印度媒体“爆料”的“中印边境两军对峙”事件进行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更是拿出照片，证明印度边防人员“非法越境”。截至目前，印军仍停留在中国领土上，事态仍未解决。针对这起争议事件，正角评论独家专访了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 正角评论：最近，“中印边界两军对峙”引起很大关注。有观点认为，自从莫迪上台之后，他对克什米尔有了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会导致印度蚕食中国的利益。还有就是西藏流亡政府就在印度，这会导致藏独势力越发猖獗。 郑永年：这是两个相关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印度并不是不清楚那个地方是有争议的；如果他们要占领该地区，也就会促进中国把这个夺回来。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主权。大家都在等着谈判，因为谈判是和平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如果印度方要用武力，中国也会同样会采用武力，这会导致冲突，甚至战争。 印度挑起这起对峙，主要是出于国内的原因。莫迪上台以来，想学习中国的邓小平推动印度的经济改革，但举步维艰，要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要不有进展（例如金融改革），但激起社会的不满。当一个国家内部事情难以处理的话，就会在外面搞事。这在历史上经常发生。今天，这更是一个大趋势。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这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如此。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印度为什么会这样？其行为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如果搞不清背后的原因的话，就会理不清问题的本质，找不到有效的反制举措。 中国今天的克制并不是说中国害怕印度，毕竟中国现在的力量比印度强大得多。不过，保持区域和平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那么是最好的结果。这并不是说，中国迟缓一点，就表明中国弱了。印度的国防部长说今天的印度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了（1962年，中印发生武装冲突，印度失败）；同样，中国更不是1962年的中国了。我想印度人也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不管怎么说，强硬的语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至于西藏问题，或许因为中印的边界纠纷而变得更加复杂。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印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流亡政府的态度。这方面，中国当然要高度关切。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不太可能影响西藏地区的稳定。 正角评论：就在中国与印度在边界对峙的同时，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军队在克什米尔地区激烈交火，双方均指责对方朝己方开火并造成人员伤亡。有网民戏称，巴基斯坦这是在帮忙中国打印度，您怎么评价这个说法？ 郑永年：我认为，两起事件是偶然发生的，没有必然性。印度跟巴基斯坦是历史“仇敌”，两者之间经常爆发冲突。这次印度挑起争端，巴基斯坦进行了回击，刚好中印也发生争端。人们把这两期事件联系在一起，只是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铁哥们”。 中国与巴基斯坦拥有良好的外交关系，但这并不损害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中国同时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着友好的联系。在巴基斯坦方面，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部分；同时，中国也想与印度通过“一带一路”促进关系，但印度方面并不那么乐意，怀疑中国。在国际政治上，一个大国怀疑另一个大国，就像中国怀疑美国一样，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怎么去处理。 正角评论：之前您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处理中印关系的时候，要考虑到不把印度推向美国阵营。巧合的是，7月10日，美国、日本和印度在印度东部金奈港附近海域举行海上联合军演。面对这个局面，中国该如何理性处理？ 郑永年：如果这次“中印边界两军对峙”促进了美国、日本和印度结盟，这个后果对中国来说会比较麻烦。中国自己是不搞结盟的，只有“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与结盟不一样，战略伙伴是针对共同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而结盟是针对第三方，即“敌人”。 不过，我认为，印度也不会很乐意就成为美国的附庸。印度是一个大国，它不想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附庸。一旦成为美国的同盟，就会失去自己在外交方面的自主权。日本就是一个例子，外交上只是一个半主权国家，而不是一个全主权国家。我不认为印度会放弃完全主权，但是它为了对付中国，在某些方面会采取和美国、日本更紧密的合作，这是有可能的。如果这样，对中国非常不利。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需要很多智慧。 即使中国与印度发生局部冲突，也不会导致印度马上倒向美国，除非是发生大规模战争。对印度来说，就像中国搞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印度也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目前来说，西方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没有很多钱去印度搞投资，中国的投资对印度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强调，印度对中国来说很重要，以后会更重要，但是中国对印度缺少了解。每当发生外交分歧，民间都会喊着打回去。但是，为什么两国之间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它背后的理性是什么？没人知道。这是对印度研究不够导致的。 正角评论：有一个现象，在以往的外交争议中，有部分网友习惯主张制裁或者抵制对方。这次“中印边界对峙”事件也不例外，有观点认为，印度人购买很多中国货物，但是中国人很少使用印度商品，因此中国可以考虑对印度采取制裁措施。您觉得制裁的方式可行吗？会有效果吗？ 郑永年：发生这种事，大家首先想到怎么去制裁，这个容易理解，但是不可行。为什么印度买中国的东西，中国不买印度的东西，因为两个经济体不一样。中国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印度是非常有限的工业化，基本上还属于一个农业国家。印度作为一个经济体，它的开放程度不如中国。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越高，它对外界的制裁越敏感，越封闭越不敏感。比如北朝鲜本身就是一个封闭国家，外面怎么制裁都没用。相反，制裁往往会引起被制裁国家民众的仇恨，民族主义情绪会高涨起来。 印度对中国本身带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因为1962年中印战争印度失败。印度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像中国对日本的民族主义。再者，印度这个国家自身是团结不起来的，语言有一百多种，缺少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把国家组织起来，所以唯一可以用的就是民族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制裁印度，必然会激发印度的民族主义，使得印度更加团结，这对中国非常不利。如果换一下问题会好一些：中国要不要帮助印度发展？如何帮助印度发展？如何在帮印度发展的同时消解掉印度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问题才是需要考虑的，而不是动不动就想着制裁。并且中国也没有这个传统，去年中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关系很紧张，中国也没有动用经济制裁。 正角评论：我们留意到，中国民间对于印度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分歧，一方面是轻视，认为印度是一个脏乱差的国家；另一方面是称赞，认为印度在教育、科技、经济等方面发展迅猛。为什么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 郑永年：很遗憾，中国对印度的了解远远不够，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印度没有像有些人认为的要超过中国，但是印度也不是一个一些人所认为非常贫穷、愚昧的国家。中国民众只是通过看新闻了解到印度存在治安事故、种姓制度、宗教冲突等等，都没看到一个真实的印度。这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印度，就像以前西方针对中国一样。印度是一个文明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困境与机遇并存。另一方面，称赞印度的人往往接触的只能印度的上层人士、科学家和学者，了解到印度一些方面的发展，例如科技，就得出印度要超越中国的简单结论。这也不准确。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所做的研究倾向于中美关系，但是人们对美国也没搞清楚，更不用说印度了。中国现在有很多游客去印度旅游，但去研究印度的专家学者很少。这就导年轻人对印度的了解不全面，光是情绪性的东西。 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等领域，中国都在追赶美国，而印度也在追赶中国。需要注意的是，你不能忘了追赶你的人，光看着前面的人，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正角评论：作为亚洲地区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未来的关系走向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最近中印边境的紧张气氛使得“中印十年之内必有一战”的观点在流传，这种推测合理吗？ 郑永年：首先是冲突的规模问题。小冲突并不见得是战争。例如印巴对峙，经常导致士兵牺牲，但人们并不认为这是战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和平崛起。不过，和平崛起并不是一点小冲突都没有，而是意味着中国必须有能力控制区域性和世界性大战的发生。如果连一点小冲突都不敢，那么就只能做投降者了。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像对待菲律宾挑起的南海争端、日本挑起的钓鱼岛争端，两者之间发生了小冲突，但这些小冲突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特别要注意的是，虽然印度国内也有很多人主张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但是印度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烈。他们学习中国，是为了增进印度的利益，绝对不是放弃印度的利益。当然，两边也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在里面。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对印度做的功夫不够，像“一带一路”，中国和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都有实质性的联系，但印度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却重视不够。 长期以来，印度在战略上一直对中国有警惕，近年来这种警惕性一直在提高。比如中巴经济走廊，印度一直认为这对他们是很不利的。这些怀疑是有的，是客观存在的。现在，两国的媒体只会挑起情绪。如果看两国的媒体，好像两国很快就要开战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没有人真正去做研究，没有真正认识对方。如果你了解了对方，把握了对方，就能控制对方的行为。这对中印两国都是如此。文章选自正角评论，2017年7月14日
2017年7月20日 -
“人才储备战”，中国机遇已然来临？
在人才竞争全球化的今天，能不能吸引、留住最优秀的科技人才，能不能保护、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热情，决定着国家创新能力的高度。随着以“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为代表的一批高层次人才计划的设立和实施，我国在科技人才引进、支持方面已经有了显著进步。但还应该看到，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对原创性科研成果高度渴求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科技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科技人才的需求依然尚有缺口。这种需求要求国家在高级人才选拔和引进方面视野更开阔一些，力度更大一些，动作更快一些，举措更可行一些。 美国过去如何做 回顾近代历史，二战以来，美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与其积极主动、开放兼容的人才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泛滥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情绪将很多科学家，尤其是犹太裔科学家“赶”出了欧洲。爱因斯坦、玻尔、费米、爱德华·特勒、冯·诺依曼等一大批科学精英在这一时期移民美国，为世界科学中心向美国转移奠定了基础。这些出生在美国之外的科学大师们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发展：熟悉德国核科学研究的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总统推动了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费米成为了“曼哈顿工程”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并在美国主导建立了第一座受控核反应堆爱德华·特勒主持研制了世界第一颗氢弹Edward Teller冯·诺依曼开启了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大门John von Neumann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一流科学家的到来，极大提升了美国的科学声誉和科学环境，并且通过这些大师培养新一代科学家而保证了美国的持续创新能力。例如，这一时期移民美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不仅自己因为原子核结构的研究获得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更作为博士导师培养出了2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物理学家约翰·巴丁。Eugene P. Wigner John Bardeen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为长期引进国际优秀人才，通过立法进行进一步制度保证。1952年和1965年《美国移民和国籍法案》（Federal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的两次修正取消了之前对移民原国籍的限制，同时强调了对技术移民的重视。如果把高层次科技人才视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通过开放的移民政策、优越的物质待遇、良好的发展环境一直维持着对这个资源的“入超”。世界各国基础教育选拔出的优秀人才在美国留学、工作乃至定居、入籍，他们所创造的巨大价值绝大部分归属于美国，维持着美国领先全球的科技和经济地位。这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历史上成功的人才政策经验。全球领先的科技实力据乔治梅森大学统计：1901—2015年间，在美国工作期间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有31%并非在美国出生；2016年，6位在美国高校工作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他们竟然全部在美国之外出生。2014年，美国《国际教育者》杂志统计了美国最大的7所癌症研究中心当年的研究人员组成，发现其中外国出生的研究人员数量占到了42%，在其中一些机构这个比例更高，例如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这一比例达到62%，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这一比例达到56%。据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杂志2014年统计，作为美国科学研究中坚力量的博士后研究员，有49%在美国之外出生，他们因为美国优异的科学研究环境而赴美工作，为美国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支力量。高新技术企业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最近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美国设立的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中有51%是由海外移民创立的。美国许多科技巨头企业的创立人都出生于美国之外的国家，这些企业包括谷歌、AT & T、eBay、辉瑞、特斯拉等。一份由杜克大学和哈佛大学在2007年联合完成的调查显示，1995—2005年美国成立的科技公司中有1/4至少拥有一位出生在海外的关键创立人，这些海外移民参与创建的公司2005年销售额达520亿美元并为美国提供了45万个工作岗位。美国并不是唯一重视国际人才竞争的国家。全球有近30个国家制定了鼓励高技能人才入境的政策或计划，德国、英国、法国等传统发达国家都开通了人才凭借个人能力获得签证、绿卡以及入籍的渠道。但近些年，随着新一轮保守主义思潮在美国和欧洲兴起，美国和欧洲诸国的人才政策也受到了新的挑战。自“ 9·11”事件以来，美国在重视国家安全的同时也导致了移民、留学政策的日渐保守；特朗普上任以来，限制移民的政策趋势更加明显。在美国国内，许多学术界和科技界的精英对特朗普限制移民的政策表示激烈反对，这正是因为他们清楚吸收全世界高级人才是美国能够长期维持强盛的基础。 中国机遇 美国进入科技移民的收窄轨道，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近年来，中国的科研条件、科研环境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高层次科技人才移民政策的放宽会对中国追近乃至超越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中国自古就有尚贤爱才的优良传统，“为官择人，唯才是与”的指导标准贯穿着中国历史进程。纵观中国历史，许多取得重大成功的领导者都在用人的眼界、胸怀、魄力与气度上高人一筹。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诸多措施，中国正在推进。但必须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绿卡”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难取得的永久居留资格之一。2016年公安部发放的“绿卡”虽然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63%，也仍然只有1 576张，而在“绿卡”基础上进一步入籍中国则更加困难。与此同时，通过“外专千人计划”等人才计划引进的外国专家虽然取得了在华工作许可，但在申请基金项目、参与学术奖励计划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政策限制，很多医疗、保险、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保障政策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有效落实。吸引、鼓励国际一流的博士留学生和博士后研究员来华学习工作一直以来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这一阶段的科研人员是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同时具有极大的发展创新潜力。随着中国学术声誉的增长和科研环境的改善，我国已具备了吸引一流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基本条件。相信经历过在中国的博士培养或博士后科研训练阶段，这些优秀的人才能够更加容易地融入中国体制与中国文化。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们若选择全职在中国工作，则可把自己最富创造力、最具开拓精神的时间留在中国，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创新创业，都会同中国籍青年人才一道为国家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吸引高层次科技人才需要营造完善的政策制度和良好的居住环境。在中国科研条件和科研氛围稳步提升的同时，我们更需要从政策设计上为外籍高级人才在华工作生活提供更多便利：解除他们在研究基金、科研项目申请等方面受到的种种限制，解决他们医疗、保险、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困难与顾虑，提高外籍人才身份证件的使用便利，让他们与中国籍的优秀人才享有同样的事业发展机会。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收紧，很多居住在美国的海外人才会重新调整人生规划，许多依赖高技术移民的科技产业需要寻求新的拥有人才资源的投资地点。中国应该提前布局、扩大开放、把握机遇。更多高层次科技人才来到中国可以提高国家创新能力，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增强中国学术地位，培养优秀的科技事业接班人。王小凡 癌症生物学家,美国杜克大学Donald and Elizabeth Cooke终身讲席教授,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科技部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成员。新疆乌鲁木齐人,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同年考入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所,并在当年举办的首届"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以第一名的成绩赴美留学;1986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92年在杜克大学开始独立学术生涯。文章选自《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32
2017年7月19日 -
鲁白：科学不仅要做得好，还要转化得好
专家简介鲁白，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著名神经科学家鲁白先生认为科学家要做得好，简单来讲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一、提出没有过的理论、没有过的概念、没有过的假说，我提出来。 二、解决过去很长时间没有办法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这也是好的事情。 三、否定，过去大家一直认为某种天经地义的理论学说和概念，我改变了它。 此外，鲁白教授认为除了 “科学做得好”，还要“转化做得好”，转化做得好分两个水平： 第一个层次，从科学研究到最后变成商品，中间要经历很多阶段，我们一开始有概念的提出，后面有技术的研发，还要做成产品，产品最后还要变成商品，商品还要在市场上卖得好，这是第一个层次，所谓转化做得好。 第二个层次，转化做得好，就是我做研究以后最后变成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能够影响产业，企业以后要变成产业，这个产业以后还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才是做得好的企业。以下为现场实录 鲁白：大家好！我刚才注意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主持人，当他说科技的时候，他没有说到生命医药科技，我又注意到一位演讲嘉宾，他上台前先放了一段视频，相比之下我们生命医药的大奖相对来说就显得有点苍白，我注意到很多嘉宾在拿筷子夹菜了，人要活离不开吃，今晚回家要睡觉，你做很多事情需要用到大脑，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科学、生命科技，我们今天要嘉奖，我非常感谢网易把生物医药科技加入到科技得奖的行列。 生命医药大奖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先锋科学家奖，我们给他下了一个定义，先锋科学家不仅仅是科学做得好，他转化也做得好，他把科学加以应用，然后变成企业、变成产业、变成商品，这是我们的先锋科学家。 另外还有一个奖项是创新企业家，企业家一般都想要把企业做好，推向市场，然后有产品，我们想要嘉奖的那些企业家非常注重科技的创新，所以我们整个是两个奖，先锋科学家，创新商业领袖。 先说先锋科学家，这个奖是既要做好科学研究，还要把转化做好，什么是科学研究做得好？今天作为科学家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科学家要做得好，简单来讲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一、提出没有过的理论、没有过的概念、没有过的假说，我提出来。 二、解决过去很长时间没有办法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这也是好的事情。 三、否定，过去大家一直认为某种天经地义的理论学说和概念，我改变了它。 这就是我们说的“科学做得好”。另外还有“转化做得好”，转化做得好分两个水平： 第一个层次，从科学研究到最后变成商品，中间要经历很多阶段，我们一开始有概念的提出，后面有技术的研发，还要做成产品，产品最后还要变成商品，商品还要在市场上卖得好，这是第一个层次，所谓转化做得好。 第二个层次，转化做得好，就是我做研究以后最后变成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能够影响产业，企业以后要变成产业，这个产业以后还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才是做得好的企业。 进我们要嘉奖的两位，一位是创新企业家，我可以透露一个做药的企业，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呢？过去大家做仿制药，人家有的，等到专利过去以后我做一个药；后来有人把别人的药物分子做小小改造，也来做一个药，这算新药；再后来是创造一个新的分子系列；最高的高手，全世界最领先的就是所谓首创药，药物靶点是新创的，分子也是新创的，这样才能在全世界变成领袖。我们希望嘉奖这样的药物企业。 再来说一下先锋科学家，今天的先锋科学家不说名字，但我刚才讲了几点，科学做得需要很多首创，还要转化做得好，最后不光做成一家企业，带动一个产业，还走向世界，可能在中国我们是第一。 创新领袖，既然我不能讲他的名字，所以我也不能讲他的事迹，但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他有三个基本特色，希望今后网易评出来的先锋科学家都达到这个水平，首先要有远见，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且要比人家看得远得多，看到多的东西以后，还要有一个，胆量，你敢不敢做，作为得奖主，都在前面，敢想敢做，最后你要有远见、敢想敢做，但人家不学你的样，那也就不是领袖，所以一定要有领袖的力量、有榜样的力量。 今天的先锋科学和创新商业领袖，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评奖活动能够开一次先河，这是第一次，我们希望通过网易这个平台来推动中国的创新创业，推动科学家原创研究，然后把整个中国科技带向新的水平。文章选自网易科技，2017年7月15日
2017年7月18日 -
【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绿卡从“传说”到“标配”
2017年6月24日，上海国际电影节传媒关注单元颁奖现场，最受关注年度新人奖的结果正在宣布。 听到自己获奖的消息，坐在台下的马布里惊讶地张大了嘴。在这部名为《我是马布里》的电影中，马布里扮演了“自己”——一名来中国打篮球的美国人。评委说，作为球星的马布里巧妙地演绎了北京形象与中国梦。 来中国打球7年多，马布里给中国球迷带来不少欢乐。而他在2015年拿到中国“绿卡”——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殊荣”，更是成为他中国之行最佳褒奖。 由于门槛高、审批长、作用小，难以获得的中国“绿卡”一度只存在于“传说”之中。随着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华投资、工作、生活，“中国绿卡”的需求量正在提升。 日前，中国政府印发《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方案》，原本的“居留证”升级为“居留身份证”。改变的不只是名称，“可识验”和“便利化”是此次改革的关键词，目的是推动永久居留外国人在华资格待遇落实，让中国“绿卡”的含金量更高。2017年6月16日，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一位外籍人士展示刚取得的2017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身份升级 功能强大 “拿到中国绿卡，感觉自己和中国人一样了。”日前，广州市举办2017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首发仪式，在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代表处工作的刘维宁“啖了头汤”。他说，有了“绿卡”，不用再去排长队办签证了。 而在北京工作、拿到新版“绿卡”的范伟书说，自己终于可以绑定在线支付工具，骑共享单车了，而且在“绿卡”10年有效期内不用再办理签证延期。 新版的中国“绿卡”，不仅名字变了，其样式和作用也与中国人的“居民身份证”越来越接近。居留身份证内嵌入了芯片，可以通过二代居民身份证阅读机识别，方便持证人在华工作和生活。中国“绿卡”正在成为在华长期居留的外国人的“标配”。 未来，除了刷身份证坐高铁外，在华永久居留的外国人在购房、去银行办理金融业务、申领驾照、住宿登记等方面都可依法享受中国公民同等待遇，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也可依法享有社保和公积金等。 新版的外国人“身份证”吸引了不少外籍人士。在成都，新政实施10多天，就有200多名外籍人士咨询情况；在广州，奥地利人司马高德拿到“绿卡”后，身边有不少外国朋友“羡慕嫉妒恨”，纷纷向他取经；在北京，和睦家医疗CEO及创始人李碧菁高兴地发了朋友圈说，很高兴自己成为中国“永久居民”。从无到有 不断优化 中国“绿卡”的雏形，可以追溯到50多年前。1964年，国务院发布《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解决了外国人在中国定居的身份问题。 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首次明确了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的分类。1年后，中国第一个外籍厂长、原湖北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德国专家格里西先生成为第一位被授予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 加入世贸组织3年后，中国于2004年出台《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首次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实施永久居留证制度，中国“绿卡”制度终于有了实施细则。曾经在延安与中国人民共同迎来抗战胜利的美国农业专家寒春，是获得中国“绿卡”的第一人。 尽管有了“绿卡”制度，但由于审批门槛高、审批时间长，想获得一张中国“绿卡”，堪比“蜀道之难”。从1990年到2015年，在中国居住的外籍人口从37万人增至97万人，年均增长2.4%，其中只有不到1万人有中国“绿卡”。 美籍教授柯道友回忆道，为了办理中国“绿卡”，他花了3年时间，提供了100多页资料：美国博士学位认证、清华教授证明函、中国驻美大使馆确认信……从民政局、大使馆、公安部到派出所、居委会，他往返美国多次，盖了近百个章，才终于在2010年拿到“绿卡”。 近两年，中国开始简化“绿卡”制度：2015年6月，中国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的外国人的工作单位范围；2016年2月，《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印发，中国发放“绿卡”数量迅速增长，马布里、“欧元之父”蒙代尔等人正是在这期间获得“绿卡”。 数据显示，2016年，公安部批准1576人获得中国“绿卡”，和2015年相比增加了163%。截至2016年，中国“绿卡”获得者人数已经破万。 专家认为，中国近年来的一系列“绿卡”实施政策的改革，对中国人才强国战略和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推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国福说，随着“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需要大量人员的国际流动，而人员流动的较高层次就是获得永久居留权。因此，在国家发展和相关政策背景下，永久居留政策也就相应的进一步放宽。增量扩围 招揽人才 2015年，马布里获得中国“绿卡”时，曾发微博称，“能成为中国首都的一部分是一份真正的荣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获得一张中国的“绿卡”更像是一种“荣誉”。 根据“绿卡”审批办法，中国“绿卡”分投资、技术、亲属团聚和特殊贡献4大类。而马布里获得绿卡的类别就属于特殊贡献类。2014年的一份统计显示，在中国“绿卡”的获得者中，最少的类别是投资类人员及其家属，共94人，并且以回国投资的外籍华人为主；任职类人员及其家属共763人获得“绿卡”；特殊贡献人员及其家属1612人获得“绿卡”。 有资格申请“绿卡”的4类申请通道包括：在中国直接投资200万元以上、连续3年投资稳定且纳税记录良好；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任职满4年，4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且纳税记录良好的；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亲属团聚。 针对外籍华人，正在征求各方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草案）》，专门开设了新的申请通道，明确“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且有4年以上工作经验；或在中国境内连续居留6年、每年实际居住不少于6个月，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外籍华人”，均可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而为吸引更多优秀外籍人才来华创新创业，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还根据实际情况，推出了一系列各有侧重的政策措施。如外籍人才积分制、外籍华人优惠政策、纳税达标渠道、就业居留向永久居留转换等。此外，在中关村、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工作的高层次人才，都有“搭乘”“绿卡直通车”，申请永久居留的机会。 专家指出，改革后的中国“绿卡”，在功能上实现国际化、便捷化，既考虑外籍人才的整体特性，又兼顾外籍华人的特殊性，在认定方式上，既注重延续吸收以前人才认定的优点，又注重积极采用市场化（如工资、税收等）的认定手段和方式。前置申请 更好引才 汇丰集团2014年的《外派人员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仅次于瑞士、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具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业内专家预测，未来中国可能迎来“进大于出”的人才历史拐点，从世界最大人才流出国转变为主要的人才回流国。在此过程中，中国“绿卡”如何发挥作用，至关重要。 专家表示，随着中国“绿卡”政策的不断突破，中国“绿卡”的申请将更加简便易行，外籍人才来华工作、交流的渠道更加便捷，中国吸引外籍人才的竞争力也会越来越强。 不过，尽管中国发放“绿卡”数量成倍增长，但依然无法填补人才“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差距带来的“移民赤字”。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说，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到中国寻找就业和创业机会的外国人才越来越多，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数量快速增长，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实施后，带动了“海归”回国创新创业高潮，更加剧了“绿卡”的需求量。因此，需尽快打破人才流动壁垒。 王辉耀说，目前，中国“绿卡”还是采用“追认式”，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几年后表现良好才能获得“绿卡”。但发达国家是以本国绿卡来主动吸引其他国家人才。因此，他建议在海外增设永久居留申请点，进一步前置“绿卡”申请时间。允许有意来华发展的外籍高层次人才直接在海外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免去先来中国住满一定期限的要求，真正发挥中国“绿卡”引才作用。文章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7月17日
2017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