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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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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侨网】留学生归国人数超出国人数 中国迎“人才顺差”拐点
据法国欧洲时报网报道，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留学生“归国潮”，分别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和90年代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第三次“归国潮”便开始孕育。 考虑时滞性因素，中国留学生归国人数已经超过出国人数，留学生回归的世纪拐点已经到来。这是中国自上世纪以来的首次拐点，俗称的“海归顺差”已经出现，并有望延续多年。返潮“三段式”发展期 留学人员“返潮”并非一路“高歌猛进”，而是经历了从缓慢发展到高速发展再到高位运行的“三段式”发展期，其变化轨迹直接印证近几年中国人才吸引磁力不断增强的事实。 在测算留学归国人员规模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个指标是“留学人员回流率”。它指的是同一时段内，留学回国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的比率。如果回流率大于等于1，则表示归国人数大于等于出国人数；如果回流率小于1，则表示归国人数小于出国人数。 2004年至2010年，中国留学人员回流率呈现小幅上涨趋势，每年的涨幅比率控制在10个百分点以内。比如2005年的回流率比2004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2006年的回流率比2005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 但2010年以后，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显著提高，呈现阶梯式上涨，比如2012年的回流率为68.3%，2013年的回流率则高达85.4%，一举提高近20个百分点，创下中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最高峰。 此后三年，数据虽有微降，但却明显呈现高位企稳态势。 2014年的回流率为79.3%，比2013年降低5个百分点。2015年为78.1%，比2014年低1个百分点。而2016年回流率为79.43，与2015年基本持平。为什么说人才顺差拐点已至？ 从数据上看，虽然回流率已经稳定在高位，但毕竟只是保持在80%以下，这说明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小。既然如此，为何又说“人才顺差”拐点已经到来了呢？应考虑时滞性因素：2016年出国和归国的并不是同一批人 留学生出国，需要几年求学周期，如2016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和当年回国的留学生肯定不是一批人，两者之间也并没有真正的相关性。 如果将出国留学人员在海外求学的时间因素考虑在内，采取错年度对比，则更能真实体现不同时间节点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国数量和倾向。 如2016年选择回国的留学生中，他们中的多数人刚刚在国外完成本科、硕士或者博士学位，这批留学生出国留学时间应在2013年前后，数值对应中也应将2016年留学回国人数与2013年前后的出国留学人数作为对比，这样更具可比性。 综合专家意见，考虑留学生出国求学的国别差异、学制年限以及不同学历的年限差别，更准确的测算方法是，用当年回国人数对比三年前出国留学人数的差值变化，来观察留学生回国“进大于出”的实际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在此口径，对最近十年情况进行一番梳理后发现，2011年开始，拐点期真正到来，以往的留学人员逆差变为顺差。增长率“逆转”：归国人员增长率追平出国人员增长率 另一大标志是，2010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长率与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间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甚至在2016年出现了“逆转”。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54.45万人，比2015年增加了2.08万人，同比增长3.97%；留学回国人员43.25万人，比2015年增加了2.34万人，同比增长5.72%。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首次超过出国留学人员，高出1.7个百分点。 可供对比的是，在世纪之初的2001年，出国留学人员增长率比留学回国人员高81个百分点。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总结说，1978年以来，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增速，中国留学回国人员与出国留学人员长期处于大幅“逆差”状态。“然而当前，学成归国留学生总人数明显增加，与出国留学人员间的差距逐步缩小。”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就业领域的不断拓宽，未来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文章选自中国侨网，2017年9月22日
2017年9月25日 -
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国际战略选择
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国际战略选择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张 弛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原文刊发于《当代世界》2017年第8期 导语：对于中国而言，推动全球化不仅是大国责任，更是历史机遇。道理很简单：当西方出现治理危机而失去围堵中国的能力时，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中国来提供公共服务时，中国就有机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顺势加快和平崛起。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西方极右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迅速抬头，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愈演愈烈，这些都对全球化进程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中国正面临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严峻挑战，地缘政治压力也持续增大。为应对挑战，中国需要在追求开放式崛起的过程中，努力管控地缘政治竞争，并肩负起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大国责任。中国面临逆全球化和西方极右民粹主义挑战这一波逆全球化浪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了严重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从而引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上的变化。长期以来，自由贸易一直是西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一直被视为西方社会软力量的核心要素之一，政治人物言必称“自由贸易”。但在全球化导致各国收入差异急剧扩大和社会分化的情况下，西方社会开始对自由贸易产生怀疑。今天，西方很多政客都将“自由贸易”视为负面的概念和词汇而避免使用，很多老百姓也不喜欢这个词汇。过去，尽管逆全球化现象始终存在，但从未形成像今天这样席卷西方各国的主流思潮。这种政治思潮的兴起已经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经贸政策，从而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往西方习惯于批评中国“不开放”，但现在西方自己也越来越不开放了。一些西方国家总是以“国家安全 ”“环保”等理由，拒绝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打算在美墨边境筑墙来堵住移民。在此背景下，中国和西方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显著上升。同时，西方的极右民粹主义迅速抬头。尽管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财富在各社会群体中的分配高度不公。绝大多数财富流向了极少数人，大部分群体只得到很少的份额，有的群体甚至成为受害者。在此过程中，无论西方的左翼还是右翼政党，几乎都沦为既得利益者，忙于分享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而遗忘了社会底层、劳工阶层、小城镇和农村。这便是今天西方极右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根源。极右民粹主义盛行，预示着国际社会将再次进入政治动荡时期。极右政治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最典型的就是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美国也经历过麦卡锡主义。极右政治的特征是对内压制反对力量和批评者，对外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实行侵略扩张，甚至走帝国主义道路。亚洲的日本也有同样的历史。今天，尽管时代变了，但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极右政治和民粹主义所能带来的冲击。以美国为例，从特朗普开始竞选总统，到就任后释放的信息来看，诸多方面都具有深刻的不确定性。过去，美国人习惯于指责中国等国家的政治缺少确定性，而把美国政治视为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典范。但现在不少美国人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不确定感甚至恐惧感。近一段时间，特朗普和现存政治体制之间的对立已经公开化。比如，特朗普多次公开羞辱和谩骂美国主流媒体；在联邦调查局着手就特朗普团队“通俄”事件进行调查后，特朗普解除了局长科米的职务；特朗普废除奥巴马政府的医改法案后，自己提交的医改方案却遭国会阻挠，等等。可以说，在实行两党制的美国，过去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相互否决，而今天则是特朗普和整个旧体制之间相互否决。这种情况何时能结束尚不明朗。 中国在地缘战略上面临来自美国的更大压力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地缘战略压力进一步增大，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首先，美国加紧打造军事安全同盟围堵中国。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正加紧主导建立一个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亚太军事和安全同盟或准同盟，即亚洲“小北约”，而这个“小北约”能够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小北约”建成的可能性较大，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建立同盟的法理基础已具备。美国与日本、韩国分别有军事同盟关系，与台湾地区有《台湾关系法》。二是美、日、韩准同盟的整合已完成。虽然韩日之间存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但因韩日都面临来自朝鲜的威胁（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想象的），所以有了更多共同利益。三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奉行亲美日政策。长期以来，民进党主要政治人物和台独基本教义派对日本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并一直和日本方面保持密切联系。民进党上台后，因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间的官方联系已基本中断，所以民进党当局很可能奉行更加亲美日的政策。四是美国拥有强大的信息情报系统，有能力对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政治人物施加巨大压力，并对其执政当局产生重要影响，迫使他们采取亲美政策。其次，美国着力构建“基于规则的安全体系”牵制中国。但问题在于，一方面，美国企图迫使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旨在体现和维护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的规则；另一方面，中国不可能接受那些忽视中国安全需求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规则”；而缺少了中国的参与，亚太地区就不可能建立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安全规则，地区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就难以得到缓解。2017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签署15周年。15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通过落实《宣言》机制，携手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但就目前而言，亚太地区由本区域国家共同参与制定的军事和安全规则发挥作用和影响还是有限。目前《中国—东盟海上行为宣言》的协商和制定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而进展比较缓慢；即使能够在2017年达成，也面临如何有效落实的问题。而本世纪初达成的《宣言》，几乎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严格遵守。近年来，中国开始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岛礁扩建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早已开始在其占领的南海岛礁上进行扩建，并将这些岛礁军事化。在岛礁扩建方面，中国实际上是后来者。美国相信，未来数十年，它仍将是亚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即使自身力量有限，也可以和有关国家一起迫使中国接受美国所制定的规则。但客观地看，美国是否有能力把自己制定的规则强加给中国？从地缘政治演变的历史趋势来看，答案是否定的。近代以来，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失去了历史上大部分地缘政治影响力。现在，随着自身不断崛起，中国将自然而然地再次形成地缘政治影响力，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在这种“大势所趋”的情况下，美国仍要求中国放弃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 中国应注重内部发展，追求开放式崛起中国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在战略选择上，中国尤其要在内部保持既不“左”、也不“右”，沿着中共十八大以来确定的改革路线前进，追求开放式的崛起。对中国来说，内部建设和经济发展仍是重中之重，中国的问题仍须通过发展来解决。只要在发展，所有问题就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一停顿，问题便会永久化；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也会爆发。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有四方面——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今天中国仍需动员它们的积极性，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要特别注意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5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水平。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二战后，在众多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十几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大部分是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除此以外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了。从历史经验看，无论欧美还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奉行开放政策是一国或地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因此，今天中国的崛起应该是开放式的崛起，是唐朝那样的崛起，而非明朝那样的崛起；同时，要避免走苏联的老路，苏联在二战后陷入同西方阵营的“冷战”，受西方排斥，因此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封闭政策，最后失败了。中国要实现开放式的崛起，就必须做好内政外交两方面工作。内政上，中国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要结合东西方的最佳实践，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在学习西方有益经验的同时，做得比西方更好。外交上，中国要继续与国际接轨，不断在现行国际体系里提升自己的地位。但中国不能盲目相信西方会自然地欢迎中国崛起，而要主动筹划、预先准备，善于建立自己主导的开放性区域甚至国际秩序。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就是一次有益尝试，它不同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等排他性组织，而是对所有国家都开放，并且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既有业务不存在冲突。中国并非要颠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也并非要另起炉灶，像当年苏联那样建立另一个体系来替代现存国际体系，而是要针对现存体系所缺乏的一些功能和覆盖不到的一些领域，作建设性的补充和完善，在发展和强化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增强自身实力。 中国要管控地缘政治竞争，推动全球化进程在注重内部发展的同时，中国在外部要管控地缘政治竞争，并肩负起推动全球化的历史责任。首先，因循中国自身的文化基因、国家能力和对外政策，将有助于管控地缘政治竞争。从文化根源上看，中国的世俗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西方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基础，是其具有宗教使命感的文化，而中国的世俗文化并没有扩张性的使命感，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使得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排挤他国。中国从来没有类似美国的“门罗主义”，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中国所希望的只是美国适当照顾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在亚洲扮演一个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角色。一旦美国的角色转变，中美就可以在亚洲安然共存。从国家能力上看，中国具备化解美国地缘政治攻势的能力。这主要表现在这些年中国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和美国及其盟友的互动上。尽管有时双方剑拔弩张，但实际上中国既避免了公开冲突，维持了地区和平，也在未作重大让步的情况下，遏止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地缘政治攻势。从政策实践上看，中国理性克制，坚持经贸为主的外交方式。一个典型例子是，尽管多年来国内有人呼吁放弃“不结盟”政策，但中国政府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奉行“结伴不结盟”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国侧重发展经贸关系的外交，能够降低地缘政治风险，造就“双赢”“多赢”局面。其次，中国需要并已具备主客观条件来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但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今后中国仍然需要全球化。尽管中国正从外向型经济向内需型转型，但仍需要国际资本和消费市场。而且，现在中国面临资本和产能过剩，又拥有较先进的技术，需要到国际上有所需求的地方寻求双赢。另一方面，全球化也需要中国来推动。当前，西方继续主导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和意愿显著下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必然肩负起推动全球化的大国责任。全球化必须由大国来推动。尽管各国都可从全球化中或多或少地获利，但并非任何国家都有动力和能力来推动全球化，中小国家往往选择“搭便车”。从世界经济史来看，大英帝国和美国先后扮演了全球化的“领头羊”角色。现在美国和西方不再能够扮演这一角色了，世界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尽管还有崛起中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但它们不仅经济体量仍然较小，对世界经济难有足够的影响力，而且很多新兴经济体内部发展动力不足，制度的脆弱性也比较明显。因此，中国需要也必然在全球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既是客观使然，更是中国的机遇。从客观条件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和最大的贸易国，虽然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增速仍然较高。即使保持中速增长，中国也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而经济持续增长将扩大国内中产阶层规模，这使中国有条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不过，世界最关切的还是中国的内部发展。民粹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崛起，正是由于西方内部发展出了大问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的内政能否支撑起推动全球化的角色？来自中国的信息是正面的。中国领导层可能是当今世界少数几个最强有力的领导层之一。西方内部治理的关键问题在于形成不了有效政府，精英之间缺乏共识，党派之间相互否决。尽管中国的政治体系仍在发展之中，但中国具有稳定有效的核心领导层，这有利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撸起袖子加油干”，就是要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到新的高度。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具有推动全球化的能力。从主观意愿看，中国已在国际话语上展现出进步姿态。从2016年9月中国主办杭州20国集团峰会，到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利马会议发表演讲，到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再到2017年5月中国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的国际话语越来越接近西方进步力量所秉持的传统自由贸易话语。中国似乎向世界传达了一个积极信号：当自由贸易这面大旗美国西方扛不下去的时候，中国会接着扛。对于中国而言，推动全球化不仅是大国责任，更是历史机遇。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中国来提供公共服务时，中国就有机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顺势加快和平崛起。图为2017年7月6日，习近平抵达德国汉堡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因此，今天世界对中国抱有高度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后，澳大利亚立刻表示希望中国加入TPP谈判。其实，缺少中国的TPP本来就没多大意义，现在美国又退出了，TPP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此背景下，2017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访问备受关注，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成为此访涉及的核心话题。无独有偶，欧盟面临英国脱离和美国保护主义抬头的压力，也希望进一步发展对华经贸关系，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寻找稳定经济的因素。2017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主席清晰地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各方合力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号，对世界、对中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成果正在惠及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而言，推动全球化不仅是大国责任，更是历史机遇。道理很简单：当西方出现治理危机而失去围堵中国的能力时，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中国来提供公共服务时，中国就有机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顺势加快和平崛起。文章选自当代世界，2017年8月9日
2017年9月25日 -
朱民：金融科技需要跨区域的功能监管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金融业正在面临科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变化，而这种冲击与变化也存在于金融监管和法律层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朱民表示，面对金融科技，监管必须从机构监管走向功能监管，并从静态的区域性监管转向跨区域、跨境的监管。 “在金融科技的前提下，监管没有任何选择。我们以前的监管原则，包括机构监管、原则监管和规则监管，在金融科技的冲击下都显得如此无力。”朱民在9月17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金融科技大会”上表示。 他指出，机构监管已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原则监管无法关注以科技为主导的金融科技，而规则监管则无法覆盖金融科技的发展。此外，由于所有科技金融都是跨区域、跨境的，因此以前静态的区域监管也应该有所改变。 朱民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金融体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金融生态包括提供者——金融机构、需求端——消费者、市场的基础设施、监管者和法律，金融科技的出现不仅涉及监管，还涉及法律、个人、数据的问题。 金融机构层面，最大的冲击在于把金融机构的生产过程由内生变为外化。“金融机构以前产品的涉及、生产、分管、配置、销售完全是在一个机构内部产生和进行到，而金融科技的出现逼迫这个内生的环节外生化、社会化、商品化、产业链化。所以，今天的金融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配置销售，就变成了一个产业链、市场化的过程。” 消费者层面，金融科技让消费者由主动变为被动。传统的金融业链接的两端是资金和客户，然而现在这三者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朱民认为，客户如今已经不再属于机构，流动性也不再单纯地属于网点，相反，整个过程已经直接成一个个垂直的金融服务关系。 以前，消费者属于金融机构，“今天我们不再讨论消费者，而讨论的是消费者体验，这是个实质性的改变。”朱民表示，金融科技赋权消费者，消费者的地位得以提升，因为现在消费者可以面向无数供应商，从而其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平台，这是金融科技给金融生态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消费者本身变成平台的时候，对消费者的教育、保护以及消费者本身的定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需要相应的法律框架。” 此外，金融科技改变了市场的基础设施。朱民以区块链为例指出，区块链的好处与弱点都很明显，它强调透明度和去中心化，但是规模受到能耗的限制。“归根到底都是开放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让第三方可以加入，是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基础设施，还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根本原则，而这一切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朱民表示，未来金融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会极其激烈与迅速。平台与传统金融企业的竞争，最终胜负并不明确，但是监管需要对未来方向作出指引。“所以今天的监管对未来极其敏感和重要，竞争和监管是会决定未来金融生态的格局，但是金融科技冲击、再塑未来的金融生态，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事情。”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9月21日
2017年9月25日 -
何亚非：全球化最大的变数是美国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第三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9月23日在上海举行。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全球化时，何亚非表示，今后一段时间最大的变数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但是美国在变。究其原因是美国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方向。“美国人很早就说过，全球化是美国化，美国必须获取最大的利益。如果美国没有获取最大的利益，它就要修改规则”。 何亚非称，显然特朗普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你说这个人不靠谱，但是这方面他挺靠谱的，他说我要美国第一，就是说美国一定获取最大的利益。不管你原来有什么贸易协定也好，都要重新谈判。贸易原来是获利的，他就要从你这里获得更大的利益，哪怕短期的利益，哪怕中长期对美国不利，对世界不利，他也要干。同时，修改国际规则。气候变化他不干了，WTO他也不用了，这些对全球化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措施，美国的这些思想，代表民粹主义的思想，如果占主导地位，在一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那么对今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美国的政策，会受它的影响”。以下为演讲摘编： 何亚非：我想从国际大的趋势，从外交这个层面，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我们要找到中国经济的新动力，恐怕要对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一个全面的、新的认识，世界面临的变局是什么，我们面临的环境是什么，特别是大国关系的一些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有一句话，我们从历史的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我认为现在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很强烈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包括政府，包括经济，包括文化，包括文明。这些不确定性，给我们经济的发展、外部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如果概括起来讲，就是现在国际秩序正在发生转换。 我们讲从旧时代向新时代发生变化，由此，全球治理也在发生变化。我写过一篇文章讲，美国的世纪已经结束了，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不存在了，他还有很强的主导能力，但是他想一统天下是不可能了。后面是一个什么世纪，现在还不好说？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中国上升的势头很强，会不会是中国所领导的一个世纪，现在不好说，还要看。 但是全球治理或者国际秩序，确实从西方一统天下向东西方共同治理天下的方向发展。方向是多元化的，世界是多极化的，经济是全球化的。我用了一个词，世界经济政治都进入了新常态，“新”就是变化很快，变化很大。常态就是讲这个转换期，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不会很快消失。 现在的确定性，不确定性，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来自力量格局的变化。2017年，IMF的数据显示，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西方发达国家GDP的总和，占世界的总量，它的比例从1980年的64%，已经下降到现在的42%，有一个质的转变。前一阶段，厦门金砖国家峰会，也说了，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超过50%，也就是说新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中国这些国家。这个力量的格局，带来了政治力量平衡的变化。 美国或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这种情况是不适应，或者是不愿意接受的，有一种战略上的焦虑。有一个说法，新兴大国跟守成大国一定会发生冲突。大国之间关系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世界力量格局的冲撞、变化。 第二，世界经济的变化的很重要问题是下一步发展方向在哪里。总书记讲的，新旧动能转换，新动能在什么地方，中国经济的新动力，世界经济的新动力在哪里？现在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信息化技术不断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一个颠覆性的可以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发展的技术。像互联网，像汽车，蒸汽机，第四次工业革命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智能，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都不好说，都要相互竞争。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世界经济失去了一个方向，另外在发展理念上，发展理念过去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完全依靠市场，这两个市场不太平衡。这个问题也比较突出。 当然，中国从中国自身的经验出发，提供一些发展的新理念，这个新理念能不能为世界所接受，这是一个。 第二不确定性，经济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金融刚刚提到，我就不重复了，美联储的举动，他们对世界经济的流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刚刚虽然许老师说不赞成“逆全球化”的说法，但是现在没有更好的说法，全球化大趋势不会改变，没有人想退出去，但是确实有一种反全球化的思潮，表现为民粹主义也好，在泛滥。这里的根本性问题是全球化既给全球带来了财富的增加，但是同时，也造成了资本的收益要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法国经济学家就讲过，资本收益大于经济增长率的结果，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造成了贫富差距。 这就给社会动荡，社会阶层分化提供了土壤，特朗普获胜，就是靠的这个。他就是靠美国几个“生锈”州的选民选票获胜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矛盾，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矛盾，光依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光依靠全球化本身也解决不。还需要政府和社会主体包括大的企业，都要发挥作用，但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我看最近西方很多文章讲，如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都没有很好的办法。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实践，我们自身所做的减贫、扶贫的努力，还有其他促进社会公平的措施，这个在全世界是很好的借鉴。因为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现在已经影响了世界政治。因为它影响了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态，使得政治极端化。政治权极端化，必然会产生贸易保护主义，反对移民，这些反全球化的一些措施，对经济是不利的。 今后这一段时间，最大的变数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但是美国在变，为什么变？美国认为，全球化现在偏离了“美国化”的方向。因为美国人很早就说过，全球化是美国化，美国必须获取最大的利益。如果美国没有获取最大的利益，它就要修改规则。现在显然特朗普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你说这个人不靠谱，但是这方面他挺靠谱的，他说我要美国第一，就是说美国一定获取最大的利益。不管你原来有什么贸易协定也好，都要重新谈判。贸易原来是获利的，他就要从你这里获得更大的利益，哪怕短期的利益，哪怕中长期对美国不利，对世界不利，他也要干。同时，修改国际规则。气候变化他不干了，WTO他也不用了，这些对全球化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措施，美国的这些思想，代表民粹主义的思想，如果占主导地位，在一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那么对今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美国的政策，会受它的影响。 再一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这种战略性的矛盾，怎么解决？恐怕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十分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经济方面的对话，有成功，也有不成功的方面。我觉得这可能是中美两国还没有在战略层面上或者说从文明的融合层面上，解决好两国的战略，对外战略的相互对接问题。 现在美国的很多人认为，中美两国不可能和平相处。美国建国的时候有一句话：美国是山上的灯塔，照亮世界。他自认为是灯塔，所以他把世界文明分为三六九等，由西方的文明延伸出来的政治制度是属于最优秀的，所以它就要推广它的文明。你只要跟他们的民主自由体系不相吻合，他就要反对，他就认为你是不循规蹈矩，不融入世界体系，它就要打击。它很明确，不管是颜色革命也好，或者是军事推翻，军事力量来介入，他什么都会干，因为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我的制度最好，我的文明最好，你为什么不接受？所以中美之间有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文明是一定会冲突呢？还是文明之间，可以融合，可以交流，可以相互借鉴。总书记提出来，文明之间要进行对话，“一带一路”倡议特别强调的就是文明的对话，文明的相互借鉴，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我觉得它的基础就是文明的融合。如果文明之间相互都不包容，那么冲突是必然的，所有的政策随时都会发生变化，不管它是政治方面，地缘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的。如果把对方作为一个需要压制的对手，它的政策，都会对两国关系，世界经济不利。 特朗普说今年要来访问，这方面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两国从战略层面，从文明的层面，如何解决这堆矛盾，两国关系，在这么高的层次上怎么处理？很多人会讲，会讨论朝鲜半岛问题，因为朝鲜半岛问题比较紧急，双方要讨论好各自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因为美国只重视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其实朝鲜半岛问题，我一直认为，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核问题，比如说朝鲜半岛不能有核武器，这不仅仅指朝鲜，还有韩国，韩国不能有美国的战术和部署。第二，地区安全问题，要确保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要安全，朝鲜也有安全需求，韩国也有，中国、日本，这些国家都有，地区安全怎么保证。不能因为朝鲜核问题，而产生地区安全的隐患，或者说爆发另一场战争，更是不能容许的。第三个层面，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不能打破。为什么中国、俄罗斯这么坚决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因为他会削弱中国的核威慑能力，我们需要好的威慑能力，确保大国之间的平衡。 这三个问题不能综合考虑，朝核问题不能得到解决。还有的人会想，特朗普访问，肯定会谈经济问题，双方经济合作，怎么做进一步的调整，我们也需要适应美国新政府的这种状态，到底怎么办？经济上，可能不能沿着原有的轨道走，但是经济问题，我觉得总体上还是一个双方互有妥协。需要做交易的问题，政治上很难做交易，你要中国改变意识形态，不可能。你要中国从制度上，变成另外一个美国，不可能。 所以中美之间，如何处理各自的关系，我们需要认真关注。对中国经济新动力在哪里的问题？我觉得前面几个老师都讲得很多，我就不班门弄斧了。除了我们在国内寻求解决办法，不论去杠杆也好，做其他事情也好，把自己事情做好，很重要的，我觉得总书记也是非常重视的，就是要通过一带一路，通过金砖+新型的国际合作，去寻求我们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虽然我们外向型经济需要调整，但是中国经济不可能独立发展，它需要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与其他国家一起发展，中国提出来的方案是大家共同发展。我们需要共同发展，不能让某一些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掉队，全球化需要向普惠的方向发展，那么“一带一路”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倡议，它确实不是一个援助计划，也不是一个经济合作，而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能够提升各国发展能力，各国相互文明，相互重合能力一个综合性的方案。 不仅能够解决经济问题，还能够为解决地缘政治的一些矛盾，创造条件。所以我觉得把我们的目光，除了从国内寻求新动力以外，还要把目光转为改革开放，更大范围的开放，融入全球化，从那里寻找我们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7年9月23日
2017年9月25日 -
张首晟：中国“双创”为留学生提供回报祖国新机遇
专家简介张首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著名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 1978年，随着中国恢复高考，当年年仅15岁的上海中学生张首晟考取了复旦大学，入校一学期后即被选派赴德国留学。如今，他已是蜚声国际物理学界的“天使粒子”和“量子自旋霍尔效应”发现者。 在19日上海举行的“创新创业论坛”上，54岁的张首晟表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步让自己拥有了一个幸运的人生，当前中国政府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为广大留学生提供了回报祖国的新机遇，“我也要积极参与其中”。 据张首晟回忆，其发现“量子自旋霍尔效应”，正是缘于2005年回上海学术休假时的产生的灵感。这一发现被《科学》杂志评为2007年“全球十大重要科学突破”之一。 30多年来，张首晟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基于对拓扑绝缘体和“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欧洲物理奖、美国物理学会巴克莱奖、国际理论物理学中心狄拉克奖、尤里基础物理学奖和富兰克林奖章等一系列重量级奖项。 几个月前，他又与中美相关专家合作，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重大发现：马约拉纳费米子的存在，相关研究已在整个国际物理学界历经了80年的探索，这种最新发现的物质被命名为“天使粒子”。 2009年，张首晟入选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被清华大学特聘为教授，201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为了促进中美在科学创新与市场开发领域的合作，四年前，张首晟发起成立了丹华基金（美元基金），一年前又设立了相关人民币基金，迄今已对70多个高科技项目进行了投资。 张首晟说，科学家的人生追求就是“寻美求真”，既需要自己天马行空的想像力，也需要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 “中国不仅需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实验室，还需要诞生伟大的科学思想。中国的生产制造必须提升至创新和发明层面，否则始终要跟在别人后面。这就是我对当今中国‘双创’活动的建议和期盼。”张首晟说。文章选自新华网，2017年9月20日
2017年9月22日 -
茅忠群：用仁爱之心与工匠精品，赢得世界尊重
不少见过茅忠群的人都觉得，映入脑海的第一印象不是久经商场的企业家，更像一个儒雅的书生。他从不霸气外露，而是一位沉静的领导者；他也从不指望跟风或乘势取得成功，而是坚信正确决策的积累；他虽生在家族企业，却不想“守业”，而是要“创业”。他以“不上市、不打价格战、不欺客”“三不原则”，带领方太在厨电行业连续8年稳居翘楚，被誉为现代“儒商”。从“无界”，到“有度”8月16日，一屏宽幅荧幕上写着简约的几个字--“有度，源于有爱”。 这是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正在方太2017新品发布会上致辞。他给这几个字还加了注解：创新的源泉是良知，而创新的原则是有度。 从空气净化与吸油烟功能合一的油烟机，到既能洗碗又能净化果蔬农残的水槽洗碗机，再到可同时实现微波与蒸箱的蒸微一体机，方太一直在用无界的思维创新，不断创造对用户而言更舒适的生活方式。 由于中国厨房面积比欧美小，煎炒烹炸的中式烹饪又让厨房成为油烟重地，在厨电功能上做加法、在空间上做减法，让每件厨电产品都物尽其用，成为方太的设计重点。这次新品发布会上，茅忠群携多款年度新品再度刷新厨电应用的风向标。其中智能升降油烟机EM7T.S的蝶翼环吸板会根据油烟大小自动升降，像“无人驾驶”一样全程智能捕捉油烟，让客户回归到专心做菜；而新一代水槽洗碗机Q7继续升级了颜值和用户体验，还实现了根据餐具油污程度自动调节清洗模式与时长，比一般手洗更省水、高效。 “只有中国企业才更了解中国的厨房需求”，说这句话时的茅忠群更像一位“产品经理”。学习电子电力技术专业的他，关注到消费者对传统油烟机外观难看、吸力不强、噪音很大、油路不畅、拆洗麻烦、不安全等问题的“忍耐”，坚持着力改善产品的工业设计，坚持精良制造。 作为首个在全线油烟机产品上实现智能化的厨电品牌，方太拥有大量全球先进的核心科技，业已成为高端厨电领导者。然而，在这些科技力量和智能化热潮面前，茅忠群却又表现出异于他人的冷静和清醒。在他看来，读取数据、遥控等“智能化”手段带给用户的并不一定是便捷，甚至会使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要打开app按很多键反而更麻烦，“智能不是为了智能而智能，而是站在用户角度，去为他们设计体验感更好的伟大产品。” 《中庸》里“中”的一个基本含义是“无过无不及”，与茅忠群提出的“有度”正“若合一契”。茅忠群坦言，工业4.0时代带来的压力不是没有，方太其实几年前就已经在研发布局。但做企业绝对不能跟风，一定要按照有意义、有价值的标准去做，方太不会急于去推向市场。 从2016年方太新品发布会以“有爱·无界”为主题，到2017年的“有爱·有度”，茅忠群始终以仁爱之心创新产品、完善服务，不仅打破了传统厨电的边界，还从顾客角度创造了“恰到好处”的智能厨电体验。做中国人家电行业的高端品牌 这种对品质的执念，其实从方太诞生之日起就深入骨髓。 1994年，茅忠群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当时父亲茅理翔叫他回来看怎么改善业务，因为父亲开创了点火枪企业飞翔集团后，周围的企业开始一拥而上，在广交会打起了价格战。茅忠群觉得这个行业的蛋糕本来就很小，父亲已经做到世界出口量第一，自己再去做无非是维持。通过大半年市场调研，茅忠群选择了油烟机。那时国内已有250多家厂商，而且产地都集中在珠三角和江浙地区。面对这样的竞争，茅忠群有自己的定位。 亲历了父亲点火枪事业遇到的困境，茅忠群觉得最痛苦的就是价格战。原因一是技术含量低，二是做贴牌、没有自主品牌。调研时他发现，国内家电行业的高端品牌清一色都是“洋品牌”。他当时就有一个梦想，要么就不做，要么就改变行业现状，做中国人家电行业第一个自己的高端品牌。在确定品牌名字时，尽管“飞翔”这个名字已全类注册，茅忠群说服了对它很有感情的父亲，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更有厨房感觉的品牌--方太。 通过一年多的自主研发，方太的第一款抽油烟机在1996年面世，定价为700元，比市场上仅有的一款同类产品高100元。进入市场两三年以后，方太也遇到了家电行业的价格战。作为一个入行不久的企业，加入“血拼”几乎是本能反应，然而这次，方太对于低水平的过度竞争说了“不”。茅忠群回忆，“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是一线经理的电话纷纷打过来，但是我没有让步、退步，最后挺过去了就慢慢地顺了。” 然而不想被卷入价格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定价较高的方太而言无疑是一次残酷的挑战。但茅忠群不但坚持了不降价，而且加大了研发投入和产品、服务品质的提升，并在2001年推出了新产品。在这个过程中，茅忠群表现出了更高远的视野，他判断，整个家电市场进入了消费升级期，传统产品和低端市场增长乏力，而高端厨卫的市场容量将越来越大。国家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也是要做出更高品质的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几乎99%的企业都会选择延伸品牌。但在2009年选择进入整体厨房和热水器领域时，茅忠群坚决表态不用方太品牌。他相信，打造一个专家型品牌远比一个覆盖全品类的品牌，在消费者心中更有明确的位置。 2016年，方太在油烟机高端市场占有率达到45%以上，位居行业第一，超过了西门子等国际品牌，让厨房电器成为了家电领域里第一个超越外资品牌的品类。 “所以一开始就对价格战有防疫能力吧”，经受住了行业重新洗牌的茅忠群笑谈。事实上，“专业化、高端化、精品化”这三要素，至始至终都是茅忠群定义的对家电市场的正确打开方式。文化基因与家族企业 或许是相由心生，不少见过茅忠群的人都觉得，映入脑海的第一印象不是久经商场的企业家，而是一个儒雅的书生。熟悉他的人也一定知道，他是一个爱读书、能静下来学习的人。 2000年，方太遇到管理上的一些瓶颈。茅忠群决定申请中欧国际商学院的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EMBA）来修读。两年时间完成课程后，他问自己，接下来要学习什么？茅忠群说，后来去学习传统文化就是由这个问题引发的。 因为思考这个问题时，一下子好像没找到方向。学习管理的他看到中国的商学院讲的全是西方管理，可谓全盘西化，而日本的管理则独树一帜。日本人是好的管理经验吸收一点，但自己的文化是不动的，“和混洋才”结合得很好。茅忠群突然想到，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二三十年以后难道还只讲西方的管理吗？他说，“想到这里我直冒冷汗，我自己的文化我一概不知。所以我就找课程，就想去读国学，要赶紧补课，否则来不及了。” “否则来不及了”，就是这样一种使命感，茅忠群自2004年初开始，先后读完了清华和北大两个国学班。这样一读，茅忠群对传统文化完全发生了兴趣，更发现了其中的深邃。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茅忠群说，《大学》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人有使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人有天命。而北宋五子之一张载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就是明明德，“为生民立命”就是亲民，其实都是统一的。茅忠群说，所以我们生而为人，就要去实现人生的使命、去实现被赋予的天命，从而让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恐怕企业家中对于《礼记》里面《大学》的理解，茅忠群是钻研最深的。《大学》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认为，修身前面其实是修身的一些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相当于是“内圣”，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有一定的顺序。圣人智慧很高，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只要把诸侯国治理好，就能治国平天下，而诸侯国如何治理好，就是要治理好里面的一个个大夫之家、大家族。 茅忠群解释到，家在古代主要以户为主，现在诞生了企业，正好可以弥补过去家族的位置，因为以前包括教育在内，很多事都是由家族来安排，而现代人有两个家，一个是小家庭，一个是工作的企业。对于企业来说，它既是家族的企业，也是全体员工的大家庭，可以对应过去的家族。按照茅忠群的话，西方人分得很清楚，厂是厂，家是家，而中国人提倡“以厂为家”，这是由我们的文化基因决定的，所以方太把企业当成员工的大家庭，或者说既是家族企业，也是企业家族。 在茅忠群看来，一个企业不仅是经济组织，还是社会组织，所以企业不仅要满足并创造顾客的需求，还要承担员工、社会、教育的责任，还要导人向善，让员工幸福。当真正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就会触发行动，知行合一。 茅忠群说，这是学习传统文化对他最大的改变。“人活着就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首先要修身，要内圣外王，要修己安人，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否则人来这一辈子就白活了。”方太儒道 从2008年起，传统文化就开始在方太推行。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茅忠群说，首先要在理想上旗帜鲜明地提出来，把传统文化中好的理念和儒家管理的思想先融入到方太的使命、愿景与核心价值观中。 与现在很多企业想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先企业不同，方太的愿景是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这看似不可量化的描述，在茅忠群心中最细致不过。 这是2014年通过反复思考的，茅忠群说。其实方太此前就已经提出，要致力于“成为一家受人尊敬的世界一流企业”。在他看来，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要能够为社会注入正能量，而不是随便开发一个产品，因为有些产品不见得是导人向善的。方太之所以愿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是因为要为中国和世界的企业做一个标杆--用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把企业管理得更好。茅忠群认为，如果没有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句空话。 根据多年的经营和管理经验，茅忠群心中早已提炼出了伟大企业的四个特征：顾客得安心，员工得幸福，社会得正气，经营可持续。每一个特征在方太都有实实在在的标准。 很多人都记得“方太，让家的感觉更好”这句广告词，这其实就是方太的使命。它的核心有两条，一是关于企业存在的目的和意义，通过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打造健康、环保、有品位的生活方式，让千万家庭享受更加幸福、安心地生活；二是成就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让方太这个大家庭更加美好。在茅忠群心中，只有当物质和精神平衡的时候，对员工来讲才是最好的，而且很大程度上，生命的成长比物质、职业、事业的成长更有意义和价值。 除此之外，在创立企业不久茅忠群就提出了“人品、企品、产品，三品合一”的核心价值观。正是秉持这样的品牌建设理念，方太才能在充满诱惑的市场中保持“战略定力”。 “每个企业都会提炼一些思想挂在墙上，这不是太难，只是提炼的思想高低而已，最难的是核心经营理念的落地”。茅忠群觉得，进到一家企业，真正的企业文化不是看它墙上写什么，而是看它全体员工在思维和行为上的习惯。如果已经把这些理念内化到思维和行为上，理念就会很快落地。 自从将儒家文化融入企业管理以来，方太已逐渐形成“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的现代儒家管理模式。当这些探索已颇有成效，方太还不吝于将独创的经营管理哲学与行业分享。为了方便企业家交流和探讨中国企业如何实现健康发展、永续经营，方太打造了中国商界首个探索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相结合的公开课交流平台。用工匠精品，打造国际话语权 在受到行业认可的同时，茅忠群不轻易说出口的“工匠精神”也不断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 在方太的水槽洗碗机精加工车间，每件手工精磨、抛光的产品上都刻有工匠的编号；在研发风魔方“四面八方不跑烟”的近吸式吸油烟机期间，研发团队为了测验爆炒油烟扩散的高度，炒掉了1000斤辣椒。不论是“物勒工名”，还是“完美主义”，或许都是关于方太的传奇频频见诸报端的原因。 在传统行业里，茅忠群觉得产业前景无限，因为驱动力就是扎扎实实围绕用户需求展开产品升级和创新，这一点都不传统。方太因此也非常注重绿色发展，获得了多项国际领先环保专利。我国的油烟机油脂分离标准是80%，分离度越低，能够收集到油杯的油脂就越少，而大量飘散的油污会沾满油烟机，不仅降低油烟机寿命，还导致火灾隐患，油烟中还含有PM2.5和PM10的有害颗粒物。方太去年打破自己达到的95%的水平，将油脂分离度提升至了98%。这3个百分点的提升让中国这项技术超越了世界同行业最高水平。而这背后，是茅忠群和工程师们进行了200多项的测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谁能主导标准制定，谁就为市场竞争赢得主动权。作为全国吸油烟机标准化工作组组长单位，方太已参与修订/制定各项标准达71项，且已完成45项，不仅主持了国家“十一五”重点科研项目，2017年6月还联合承接了“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中的一个专项，开创了厨电行业由企业牵头、顶级高校与科研机构共同承接国家级重大科技攻关专项的先河。 在国际标准上受制于人是中国制造业走出去面临的困境之一。茅忠群介绍，过去七年来，方太还主导修订了一项油烟机的国际标准。由于中国厨房油烟量比国外大，且国内外灶具类型不同，原有的“吸油烟机最底部与燃气灶具锅具支承面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65cm”等标准已成为中国侧吸式吸油烟机取得上市销售认证的“技术壁垒”。如果被迫修改油烟机结构，就会降低使用效果，也会使企业的研发成果付诸东流；但如果修订标准，就必须先对国际标准进行修订，因为中国的家电安全标准为GB4706系列强制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国际标准修订的程序非常严格，周期也长。方太七年来先后向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提交了六份修订方案。直到2016年，方太此前提交的解决差异化的国际标准修订案最终获得审定，作为中国的企业代表，方太牵头美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机构对这一标准发布实施。这为中国吸油烟机行业在全球赢得了更多话语权。 2017年8月初，中国家电标准委员会联合16家油烟机生产企业成立了“中国吸油烟机标准与技术产业联盟”，以推动家电行业健康发展并走向全球，方太毫无悬念地被选为首届联盟主席单位。 茅忠群表示，家电行业研发投入一般在2%-3%，他坚持每年的研发投入不少于销售收入的5%。截至目前，方太已拥有1000余项专利，其中国际领先的环保专利22项，发明专利超过200项，比行业里第二名到第十名的总和还要多。 而这一切，茅忠群看来，“要把产品做成精品的话，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儿都不为过。”青青竹简，悠悠经典 谈及慈善时，茅忠群略加思索了一会儿说，“慈善有点窄了，我想应该说社会责任。”对于传统慈善公益，方太事实上一直“义利合一”，近些年先后向NGO等组织、地震、洪涝灾区以及中小学和高校学生累计捐款近3000万元，为了让公益更加系统和持续，2010年还成立了“慈善基金会”。但茅忠群看来，这仅是整个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早在2006年，他就提出了方太的社会责任理念是“法律责任、发展责任、道义责任”这三大方面的综合。 以茅忠群的标准，如果法律责任是必须要达到的60分及格线，那么60-100分的部分就是道义责任所在。在这样的要求下，方太严格遵守纳税、产品、员工待遇和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法律。尽管不是上市公司，方太的财务也非常规范，到2016年为止已经纳税将近50亿。茅忠群坚持经营管理的全过程都要符合规范和道义，给社会注入正能量，连广告都不能“幸免”。他表示，尽管广告费很贵，但不能只是吸引人，现在的广告--“因爱伟大”就要求体现关爱家人，关爱妈妈的美丽和健康，关注小孩的孝心。 为了培养青少年的国学素养和美善心性，茅忠群自2010年发起了“方太青竹简国学计划”，通过“国学图书馆”和“我陪孩子读经典”延续立身修行的精神。为了给更多对国学感兴趣的人群创造学习机会，方太还发起了“相约论语100”“高校国学周”“微说国学”及“年度国学论坛”等贯穿全年的活动，邀请百位教授级国学导师授课，点亮了更多人心中传统文化之光。“很多人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气质，提升能量，增长智慧，这是读经的好处”，茅忠群对这样的成效流露出满意。 为配合计划开展，方太还特别推出自己配套的国学图书，以《弟子规》《三字经》开蒙，以《诗三百》言志，以《学庸论语》立身，以《了凡四训》自省，以《日行一善》践行。虽然终端的每一平米面积都很金贵，方太也会开辟出一块专门的地方设立国学书籍。 内部推行儒家文化，外部实施“方太青竹简计划”，方太的笃实践行得到了员工、社会、业界和政府的认可。2013年方太获得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颁发的“中国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奖”，2016年宁波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中心评定方太为“社会责任优秀企业”。而方太对产品和服务品质的专注也让用户心生感动。“去年（2016年）一年收到的表扬信，包括锦旗有631封，每一封信我都看过，很多信里面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茅忠群此前表示。不做500强，要做500年 很多人把茅氏父子作为家族企业交接班的典型，与其说茅忠群继承了家族企业，不如说他和父亲是联合创始人。因为从方太创立之初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战略，到后来积淀的企业文化和品牌形象，茅忠群都起了关键的引领作用。也正是他开拓创新的视野和淡然从容的心性，让方太不是着眼于在厨电行业里分一杯羹，而是为这个行业开辟了新的航向。要知道，油烟机行业是中国罕见的没有持续出现价格战的行业。 21年来，方太不仅在国内奠定了高端厨电品牌领导者的地位，更打开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茅忠群说，“我们对自己到海外发展也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不希望到海外市场为了一定销售额就把定位降低。所以第一，方太即使在海外市场也只打自己的品牌，不做贴牌；第二，在海外也要定位高端市场。” 茅忠群当然知道，这个过程中最难的恐怕就是在国外打造一个高端品牌。国际上对于中国产品的高端定位还不太认可。但他认为，从真正走出去的角度讲，这个标准不能降低，但是时间可以拉长，相信总有一天方太可以做成功。 作为一位正在走出去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茅忠群感叹，对于每个中国品牌和中国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其实是国家实力、国家品牌的提升。“因为如果看到一个没有见过的品牌，但写的是德国制造，你就会觉得可能质量还不错，这是国家品牌的背书。所以方太不能太急。” 高端品牌之路本来就道阻且长，在崇尚资本、规模与速度的市场环境中，不知还有多少短期加速扩张的诱惑。有人说茅忠群“有钱不赚”，错过了让财富膨胀的机会，但茅忠群心中自有选项。他甚至拒绝通过上市让企业“快速长大”，只为避免杂音干扰方太的战略。在他看来，仁爱是创新之源，至善是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如果龙头企业只会打价格战，可能很快会毁掉一个行业，但如果不断创新，不断引领行业发展进步，那么它就会成就一个行业。 茅忠群曾说，“方太要做一家有信仰的企业，我要把企业做‘美’，做成500年的奢侈品”。如今，在茅忠群的带领下，方太正向着“一家伟大的企业”的愿景不懈追求。而茅忠群所传递的善爱之意，已从厨房出发，育化出更多美好。以中国智慧向全球献策 作为CCG资深副主席，茅忠群非常认同CCG“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的定位。他也更强调“中国智慧”的意义，认为如果只是全球视野，西方人也有全球视野，我们很难真正脱颖而出。而中国有五千年的智慧，有五千年唯一没有消失的文明。这里面有巨大的宝藏，有“道”，为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可以借鉴和实践的中国智慧与方案。 “因为今天的世界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过去的思路已经被证明不能解决当今人类的问题。而中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唯一可行的道路--世界各国一道，共商共建共享，摒弃丛林法则，超越零和博弈，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 在茅忠群的概念里，中国担当离不开中国企业家的担当。作为研讨嘉宾，茅忠群在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表示，中国企业家可以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除了增强自己的使命感，壮大企业的软硬实力，在海外发展时，中国企业家也应考虑优先到“一带一路”国家去投资，吸收当地就业，发展当地经济，依法贡献税收，弘扬中华文化，善待当地员工，让员工获得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幸福。 走出去过程中有不少国家的政局还不稳定，茅忠群也直言，可能好不容易增加了市场，但是一动荡，几年的工作就白费了，这在过去很多年也给方太增加了一些问题。“但实际上，我们也取得一些成果，比如已经在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的最高端市场占第一，超越了欧洲品牌，这花了十年时间。” 在世界局势急剧变迁的大环境下，茅忠群在CCG年度主席会议上指出，智库是影响全人类思想的绝佳途径，将发挥很大作用。他相信CCG在挖掘中国智慧，对中国和全球的献策上有更多突破和机会，也希望CCG通过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将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智慧和文化传递给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可以预见的是”，茅忠群说，“由于中华文化本身具有的无比先进性，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中华文化将逐渐被全世界所认同，成为主流文化，并与其它文化互相融合，和而不同。”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7年8-9月刊总69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9月22日 -
王志乐：跨国公司正在变成全球公司
专家简介王志乐，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在日前举行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制造——《新制造时代》新书发布会”上表示，全球市场出现后，跨国公司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传统的跨国公司走向现代的全球公司。 王志乐说，传统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是发达国家对外扩张、掠夺资源的工具。但是，这个理论有一个问题，无法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引进跨国公司，更没办法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积极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向世界。“要想解答这个问题，必须在理论上创新。冷战结束，全球市场出现后，跨国公司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传统的跨国公司走向现代的全球公司。” 王志乐认为，全球市场形成促使原有的跨国公司发生了三大变化。其一，企业发展战略全球化，即从跨国经营走向全球经营；其二，公司管理结构全球化，在股权全球化基础上形成全球性的治理机构，从中心辐射型管理结构转变为全球化的网络式管理结构；其三，企业责任理念全球化，即从过去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到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在内的全面和全球的责任。与原有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跨国指数（海外资产、海外销售和海外雇员与总资产、总销售和总雇员的比例）不断提高，甚至超过50%。由于主要收入、资产均来自海外，全球公司经营管理重心越来越走向全球，形成了全球化经营的商业模式。文章选自经济参考报，2017年9月13日
2017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