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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aily】IPR protection boosts internet economy
MA XUEJING/CHINA DAILYWhile raising doubts over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and practices,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not ignore the progress Beijing has made in those areas. For example, guaranteeing full protection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line is a difficult task, yet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problem and mak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this regard.According to a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report, by the end of last year China had about 731 million internet users and the total value of internet copyrights exceeded 560 billion yuan ($86.8 billion). But online piracy, too, has grown with the internet industry, harming IPR protection online.Piracy is the most serious online copyright violation, because of the low costs and low risks involved, and the high profits it can fetch. This year’s China Network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ment Report indicates the country’s core online copyright industry increased 31.3 percentage points last year compared with 2015, with the online game industry being worth 180 billion yuan, online literature 10 billion yuan, and online videos 5.21 billion yuan. But for online piracy, these figures could have been bigger.Data from iResearch Consulting Group, a market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company, show that in 2015 and 2016 piracy caused losses of 7.97 billion yuan and 7.98 billion to the online literature sector, with the mobile paid reading being 4.36 billion yuan and 5.02 billion.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China, despite some drawbacks in its IPR laws and practices, has made tremendous efforts to protect IPRs online.Since 2005,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uch as the National Copyrigh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been leading a campaign, called "Sword Net", to combat online piracy in literature, music, videos and games. Thanks to the campaign, many websites involved in IP piracy have been shut down. And because of the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IP protection, establishing a foolproof system for protecting online copyrigh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government, for which it has implemented more comprehensive laws.Besides, to combat piracy and protect new media’s copyrights, 10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and websites formed an association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Digital Environment in April. The association is expected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managing copyrights, making rules and negotiating prices, and thus help its members protect their legitimate rights.The National Copyright Administration directly supervises more than 3,000 websites, including Baidu, Youku and 18 other highly influential video websites, to ensure they closely monitor the contents published on their websites.Moreover, thanks to strengthened IPR protection, more online video copyright owners are getting their share of payment. And this year’s Global Music Report issued by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 says the digital music industry markedly increased in scale last year to hit 15 billion yuan.Strengthened online copyright protection has also facilitated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creations, a new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As such, better IPR protection will boost the mobile internet, Internet of Things and other related sectors, inclu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elp China to become a stronger internet economy.About AuthorGao Wei, a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nd a researcher at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of China.From China Daily，2017-9-22
2017年9月25日 -
龙永图：跨境电子商务规则缺失，中国可以大有作为
理事简介龙永图，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就是，希望我们从WTO规则的执行者变成WTO规则的制定者。——龙永图“ “前年，跨境电子商务才占我们国际贸易的20%；今年，大概要占到27%；到了2020年，大概占37%，要三分天下了。这种国际贸易形势要很好地研究。现在，整个国际电子商务的国际规则还没有，正好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 9月21日，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出席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经济每月谈”时做出上述表述，并强调，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有丰富的实践，还有一大批优秀的互联网企业。 2016年，中国与个人消费相关移动支付交易额高达7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倍。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电子商务和数字化支付的领头羊，孕育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独角兽”公司。当前，中国网民总数世界第一，约相当于印度与美国的网民总量。 “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中国在这方面（跨境电子商务）不提出规则、不搞出标准，谁搞？我们如果几年不搞，其他人就搞了，人家就搞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又成为规则的执行者。”龙永图说。 龙永图认为，中国一直希望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而电子商务领域恰是中国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我们不做就太可惜了”。他强调，不论是推动全球化发展，还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跨境电子商务都会大有作为，数字丝绸之路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龙永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当前，中国与澳大利亚、韩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以及中国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都涵盖电子商务，但涉及的范围非常窄，而且承诺非常低。 “RCEP也在谈这个问题，但与TPP相比，两者的差异是巨大的，大家都是为了求同存异。”他说，“可能也需要这样，毕竟连WTO都没建立统一的规则，咱们的标准也就只能低一点。但正是因为现有标准低，我们未来才有可能大有作为。” 9月21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发布了《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提出了面向未来新型全球化条件下、体现全球第一大贸易体风范的中国智库倡议和方案。这份研究成果还将于本月28日在日内瓦WTO总部发布。 WTO在制定电子商务规则方面有很大空白 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中国面临怎样的机遇？“现在，WTO在制定跨境电子商务规则体系方面处在一个非常初期的阶段。”龙永图指出，正是因此，中国才有很大的空间。 龙永图介绍道，世贸组织在1998年通过了一个全球电子商务宣言，并提出了一个电子商务工作计划，准备制定全球电子商务的规则体系。但是，由于电子商务发展过去受到各方面干扰，各成员之间分歧也很大，所以电子商务规则体系的建立一直是停步不前，“WTO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在此背景下，中国出手了。为了响应习主席关于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的号召，龙永图指出，2016年11月，中国商务部向世贸组织总理事会提交了中方关于电子商务议题的提案。“我们主要提出，要进一步便利通过互联网实现交易，制定与之相关的支付、物流服务，以便凝聚共识，逐渐形成规则体系。” 中国可把经得起考验的国内规则推向国际 在制定电子商务国际规则方面，中国的路径是什么？ 龙永图建议，首先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跨境电子商务业务规模，因为量大了才有发言权。与此同时，中国可以在国内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内，对技术标准、贸易流程、监管模式方面进行试验，不断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变成中国模式，再把中国模式变成中国方案。“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自己得拿出一套经得起考验的国内规则，在国内行得通的、可复制的、大家都认账的。” 在此基础上，龙永图指出，中国应该主动和WTO、国际海关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组织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争取10个、20个、30个国家对中国方案的支持，我们就可以搞WTO的诸边协议，使之成为一个WTO准规则。然后，等时机成熟时再提交WTO。依靠我们的政治优势、市场优势，再等几年，WTO总理事会也会通过的。 “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就是，希望我们从WTO规则的执行者变成WTO规则的制定者。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国家在全球贸易体制中地位的一个飞跃，是我的中国梦之一。”龙永图说。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7年9月21日
2017年9月25日 -
央视《新闻1+1》连线CCG秘书长苗绿：国际教育合作对双一流高校建设意义重大
教育部公布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一时间占据各大新闻网站的头条，9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1+1》在第一时间对“双一流”这一国家战略进行解读，同时也对近几年中国留学人员的迅速增长表示了关注。根据连续六年持续关注和研究留学趋势的全球化智库（CCG）所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2015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2.37万人，同比增长13.9%。而实际上，中国高校的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在世界四大高校排名榜上的排名和数量都在逐步提高。从CCG每年发布的留学发展报告中可以看到，2000-2015年间，中国留学人员数量以年均18.9%的增长率迅速增长，在中国高校实力明显提升的情况下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在接受《新闻1+1》采访时表示，中国的高校随着改革开放后整体国力的增强，我们教育水平的提升，国际化程度的提升，排名在不断上升，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一个国家的学生应该有进有出才是正常的，不可能学生都留在国内，然后国际化水平就提升了。还有很多比如说教育合作、中外合作办学，这些都是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方面和指数，也是对“双一流”建设有重要参考意义和评估意义的指数。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在一段时间内接受国际教育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留学也是提升我国国际人才水平的重要途径。而我们的高校同样该思考的，是如何吸引海外学生来中国求学。这样一来就离不开前面所提到的中外合作办学和合作项目。CCG曾多次提到国际教育合作，也表示国家间合作办学不仅有利于促进学术交流和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国际化发展，还能通过留住优秀毕业生实现网罗国际人才的目的。事实上，这也是目前不少国家吸引人才的通用做法。全球化智库(CCG)已经连续六年发布《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不仅在国内外形成广泛社会影响力，也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中国高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2017年9月25日 -
【中国侨网】留学生归国人数超出国人数 中国迎“人才顺差”拐点
据法国欧洲时报网报道，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留学生“归国潮”，分别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和90年代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第三次“归国潮”便开始孕育。 考虑时滞性因素，中国留学生归国人数已经超过出国人数，留学生回归的世纪拐点已经到来。这是中国自上世纪以来的首次拐点，俗称的“海归顺差”已经出现，并有望延续多年。返潮“三段式”发展期 留学人员“返潮”并非一路“高歌猛进”，而是经历了从缓慢发展到高速发展再到高位运行的“三段式”发展期，其变化轨迹直接印证近几年中国人才吸引磁力不断增强的事实。 在测算留学归国人员规模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个指标是“留学人员回流率”。它指的是同一时段内，留学回国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的比率。如果回流率大于等于1，则表示归国人数大于等于出国人数；如果回流率小于1，则表示归国人数小于出国人数。 2004年至2010年，中国留学人员回流率呈现小幅上涨趋势，每年的涨幅比率控制在10个百分点以内。比如2005年的回流率比2004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2006年的回流率比2005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 但2010年以后，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显著提高，呈现阶梯式上涨，比如2012年的回流率为68.3%，2013年的回流率则高达85.4%，一举提高近20个百分点，创下中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最高峰。 此后三年，数据虽有微降，但却明显呈现高位企稳态势。 2014年的回流率为79.3%，比2013年降低5个百分点。2015年为78.1%，比2014年低1个百分点。而2016年回流率为79.43，与2015年基本持平。为什么说人才顺差拐点已至？ 从数据上看，虽然回流率已经稳定在高位，但毕竟只是保持在80%以下，这说明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小。既然如此，为何又说“人才顺差”拐点已经到来了呢？应考虑时滞性因素：2016年出国和归国的并不是同一批人 留学生出国，需要几年求学周期，如2016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和当年回国的留学生肯定不是一批人，两者之间也并没有真正的相关性。 如果将出国留学人员在海外求学的时间因素考虑在内，采取错年度对比，则更能真实体现不同时间节点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国数量和倾向。 如2016年选择回国的留学生中，他们中的多数人刚刚在国外完成本科、硕士或者博士学位，这批留学生出国留学时间应在2013年前后，数值对应中也应将2016年留学回国人数与2013年前后的出国留学人数作为对比，这样更具可比性。 综合专家意见，考虑留学生出国求学的国别差异、学制年限以及不同学历的年限差别，更准确的测算方法是，用当年回国人数对比三年前出国留学人数的差值变化，来观察留学生回国“进大于出”的实际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在此口径，对最近十年情况进行一番梳理后发现，2011年开始，拐点期真正到来，以往的留学人员逆差变为顺差。增长率“逆转”：归国人员增长率追平出国人员增长率 另一大标志是，2010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长率与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间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甚至在2016年出现了“逆转”。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54.45万人，比2015年增加了2.08万人，同比增长3.97%；留学回国人员43.25万人，比2015年增加了2.34万人，同比增长5.72%。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首次超过出国留学人员，高出1.7个百分点。 可供对比的是，在世纪之初的2001年，出国留学人员增长率比留学回国人员高81个百分点。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总结说，1978年以来，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增速，中国留学回国人员与出国留学人员长期处于大幅“逆差”状态。“然而当前，学成归国留学生总人数明显增加，与出国留学人员间的差距逐步缩小。”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就业领域的不断拓宽，未来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文章选自中国侨网，2017年9月22日
2017年9月25日 -
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国际战略选择
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国际战略选择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张 弛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原文刊发于《当代世界》2017年第8期 导语：对于中国而言，推动全球化不仅是大国责任，更是历史机遇。道理很简单：当西方出现治理危机而失去围堵中国的能力时，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中国来提供公共服务时，中国就有机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顺势加快和平崛起。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西方极右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迅速抬头，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愈演愈烈，这些都对全球化进程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中国正面临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严峻挑战，地缘政治压力也持续增大。为应对挑战，中国需要在追求开放式崛起的过程中，努力管控地缘政治竞争，并肩负起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大国责任。中国面临逆全球化和西方极右民粹主义挑战这一波逆全球化浪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了严重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从而引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上的变化。长期以来，自由贸易一直是西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一直被视为西方社会软力量的核心要素之一，政治人物言必称“自由贸易”。但在全球化导致各国收入差异急剧扩大和社会分化的情况下，西方社会开始对自由贸易产生怀疑。今天，西方很多政客都将“自由贸易”视为负面的概念和词汇而避免使用，很多老百姓也不喜欢这个词汇。过去，尽管逆全球化现象始终存在，但从未形成像今天这样席卷西方各国的主流思潮。这种政治思潮的兴起已经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经贸政策，从而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往西方习惯于批评中国“不开放”，但现在西方自己也越来越不开放了。一些西方国家总是以“国家安全 ”“环保”等理由，拒绝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打算在美墨边境筑墙来堵住移民。在此背景下，中国和西方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显著上升。同时，西方的极右民粹主义迅速抬头。尽管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财富在各社会群体中的分配高度不公。绝大多数财富流向了极少数人，大部分群体只得到很少的份额，有的群体甚至成为受害者。在此过程中，无论西方的左翼还是右翼政党，几乎都沦为既得利益者，忙于分享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而遗忘了社会底层、劳工阶层、小城镇和农村。这便是今天西方极右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根源。极右民粹主义盛行，预示着国际社会将再次进入政治动荡时期。极右政治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最典型的就是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美国也经历过麦卡锡主义。极右政治的特征是对内压制反对力量和批评者，对外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实行侵略扩张，甚至走帝国主义道路。亚洲的日本也有同样的历史。今天，尽管时代变了，但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极右政治和民粹主义所能带来的冲击。以美国为例，从特朗普开始竞选总统，到就任后释放的信息来看，诸多方面都具有深刻的不确定性。过去，美国人习惯于指责中国等国家的政治缺少确定性，而把美国政治视为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典范。但现在不少美国人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不确定感甚至恐惧感。近一段时间，特朗普和现存政治体制之间的对立已经公开化。比如，特朗普多次公开羞辱和谩骂美国主流媒体；在联邦调查局着手就特朗普团队“通俄”事件进行调查后，特朗普解除了局长科米的职务；特朗普废除奥巴马政府的医改法案后，自己提交的医改方案却遭国会阻挠，等等。可以说，在实行两党制的美国，过去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相互否决，而今天则是特朗普和整个旧体制之间相互否决。这种情况何时能结束尚不明朗。 中国在地缘战略上面临来自美国的更大压力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地缘战略压力进一步增大，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首先，美国加紧打造军事安全同盟围堵中国。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正加紧主导建立一个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亚太军事和安全同盟或准同盟，即亚洲“小北约”，而这个“小北约”能够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小北约”建成的可能性较大，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建立同盟的法理基础已具备。美国与日本、韩国分别有军事同盟关系，与台湾地区有《台湾关系法》。二是美、日、韩准同盟的整合已完成。虽然韩日之间存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但因韩日都面临来自朝鲜的威胁（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想象的），所以有了更多共同利益。三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奉行亲美日政策。长期以来，民进党主要政治人物和台独基本教义派对日本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并一直和日本方面保持密切联系。民进党上台后，因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间的官方联系已基本中断，所以民进党当局很可能奉行更加亲美日的政策。四是美国拥有强大的信息情报系统，有能力对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政治人物施加巨大压力，并对其执政当局产生重要影响，迫使他们采取亲美政策。其次，美国着力构建“基于规则的安全体系”牵制中国。但问题在于，一方面，美国企图迫使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旨在体现和维护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的规则；另一方面，中国不可能接受那些忽视中国安全需求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规则”；而缺少了中国的参与，亚太地区就不可能建立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安全规则，地区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就难以得到缓解。2017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签署15周年。15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通过落实《宣言》机制，携手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但就目前而言，亚太地区由本区域国家共同参与制定的军事和安全规则发挥作用和影响还是有限。目前《中国—东盟海上行为宣言》的协商和制定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而进展比较缓慢；即使能够在2017年达成，也面临如何有效落实的问题。而本世纪初达成的《宣言》，几乎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严格遵守。近年来，中国开始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岛礁扩建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早已开始在其占领的南海岛礁上进行扩建，并将这些岛礁军事化。在岛礁扩建方面，中国实际上是后来者。美国相信，未来数十年，它仍将是亚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即使自身力量有限，也可以和有关国家一起迫使中国接受美国所制定的规则。但客观地看，美国是否有能力把自己制定的规则强加给中国？从地缘政治演变的历史趋势来看，答案是否定的。近代以来，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失去了历史上大部分地缘政治影响力。现在，随着自身不断崛起，中国将自然而然地再次形成地缘政治影响力，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在这种“大势所趋”的情况下，美国仍要求中国放弃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 中国应注重内部发展，追求开放式崛起中国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在战略选择上，中国尤其要在内部保持既不“左”、也不“右”，沿着中共十八大以来确定的改革路线前进，追求开放式的崛起。对中国来说，内部建设和经济发展仍是重中之重，中国的问题仍须通过发展来解决。只要在发展，所有问题就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一停顿，问题便会永久化；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也会爆发。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有四方面——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今天中国仍需动员它们的积极性，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要特别注意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5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水平。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二战后，在众多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十几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大部分是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除此以外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了。从历史经验看，无论欧美还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奉行开放政策是一国或地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因此，今天中国的崛起应该是开放式的崛起，是唐朝那样的崛起，而非明朝那样的崛起；同时，要避免走苏联的老路，苏联在二战后陷入同西方阵营的“冷战”，受西方排斥，因此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封闭政策，最后失败了。中国要实现开放式的崛起，就必须做好内政外交两方面工作。内政上，中国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要结合东西方的最佳实践，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在学习西方有益经验的同时，做得比西方更好。外交上，中国要继续与国际接轨，不断在现行国际体系里提升自己的地位。但中国不能盲目相信西方会自然地欢迎中国崛起，而要主动筹划、预先准备，善于建立自己主导的开放性区域甚至国际秩序。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就是一次有益尝试，它不同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等排他性组织，而是对所有国家都开放，并且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既有业务不存在冲突。中国并非要颠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也并非要另起炉灶，像当年苏联那样建立另一个体系来替代现存国际体系，而是要针对现存体系所缺乏的一些功能和覆盖不到的一些领域，作建设性的补充和完善，在发展和强化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增强自身实力。 中国要管控地缘政治竞争，推动全球化进程在注重内部发展的同时，中国在外部要管控地缘政治竞争，并肩负起推动全球化的历史责任。首先，因循中国自身的文化基因、国家能力和对外政策，将有助于管控地缘政治竞争。从文化根源上看，中国的世俗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西方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基础，是其具有宗教使命感的文化，而中国的世俗文化并没有扩张性的使命感，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使得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排挤他国。中国从来没有类似美国的“门罗主义”，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中国所希望的只是美国适当照顾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在亚洲扮演一个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角色。一旦美国的角色转变，中美就可以在亚洲安然共存。从国家能力上看，中国具备化解美国地缘政治攻势的能力。这主要表现在这些年中国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和美国及其盟友的互动上。尽管有时双方剑拔弩张，但实际上中国既避免了公开冲突，维持了地区和平，也在未作重大让步的情况下，遏止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地缘政治攻势。从政策实践上看，中国理性克制，坚持经贸为主的外交方式。一个典型例子是，尽管多年来国内有人呼吁放弃“不结盟”政策，但中国政府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奉行“结伴不结盟”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国侧重发展经贸关系的外交，能够降低地缘政治风险，造就“双赢”“多赢”局面。其次，中国需要并已具备主客观条件来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但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今后中国仍然需要全球化。尽管中国正从外向型经济向内需型转型，但仍需要国际资本和消费市场。而且，现在中国面临资本和产能过剩，又拥有较先进的技术，需要到国际上有所需求的地方寻求双赢。另一方面，全球化也需要中国来推动。当前，西方继续主导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和意愿显著下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必然肩负起推动全球化的大国责任。全球化必须由大国来推动。尽管各国都可从全球化中或多或少地获利，但并非任何国家都有动力和能力来推动全球化，中小国家往往选择“搭便车”。从世界经济史来看，大英帝国和美国先后扮演了全球化的“领头羊”角色。现在美国和西方不再能够扮演这一角色了，世界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尽管还有崛起中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但它们不仅经济体量仍然较小，对世界经济难有足够的影响力，而且很多新兴经济体内部发展动力不足，制度的脆弱性也比较明显。因此，中国需要也必然在全球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既是客观使然，更是中国的机遇。从客观条件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和最大的贸易国，虽然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增速仍然较高。即使保持中速增长，中国也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而经济持续增长将扩大国内中产阶层规模，这使中国有条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不过，世界最关切的还是中国的内部发展。民粹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崛起，正是由于西方内部发展出了大问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的内政能否支撑起推动全球化的角色？来自中国的信息是正面的。中国领导层可能是当今世界少数几个最强有力的领导层之一。西方内部治理的关键问题在于形成不了有效政府，精英之间缺乏共识，党派之间相互否决。尽管中国的政治体系仍在发展之中，但中国具有稳定有效的核心领导层，这有利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撸起袖子加油干”，就是要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到新的高度。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具有推动全球化的能力。从主观意愿看，中国已在国际话语上展现出进步姿态。从2016年9月中国主办杭州20国集团峰会，到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利马会议发表演讲，到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再到2017年5月中国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的国际话语越来越接近西方进步力量所秉持的传统自由贸易话语。中国似乎向世界传达了一个积极信号：当自由贸易这面大旗美国西方扛不下去的时候，中国会接着扛。对于中国而言，推动全球化不仅是大国责任，更是历史机遇。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中国来提供公共服务时，中国就有机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顺势加快和平崛起。图为2017年7月6日，习近平抵达德国汉堡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因此，今天世界对中国抱有高度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后，澳大利亚立刻表示希望中国加入TPP谈判。其实，缺少中国的TPP本来就没多大意义，现在美国又退出了，TPP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此背景下，2017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访问备受关注，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成为此访涉及的核心话题。无独有偶，欧盟面临英国脱离和美国保护主义抬头的压力，也希望进一步发展对华经贸关系，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寻找稳定经济的因素。2017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主席清晰地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各方合力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号，对世界、对中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成果正在惠及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而言，推动全球化不仅是大国责任，更是历史机遇。道理很简单：当西方出现治理危机而失去围堵中国的能力时，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中国来提供公共服务时，中国就有机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顺势加快和平崛起。文章选自当代世界，2017年8月9日
2017年9月25日 -
朱民：金融科技需要跨区域的功能监管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金融业正在面临科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变化，而这种冲击与变化也存在于金融监管和法律层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朱民表示，面对金融科技，监管必须从机构监管走向功能监管，并从静态的区域性监管转向跨区域、跨境的监管。 “在金融科技的前提下，监管没有任何选择。我们以前的监管原则，包括机构监管、原则监管和规则监管，在金融科技的冲击下都显得如此无力。”朱民在9月17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金融科技大会”上表示。 他指出，机构监管已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原则监管无法关注以科技为主导的金融科技，而规则监管则无法覆盖金融科技的发展。此外，由于所有科技金融都是跨区域、跨境的，因此以前静态的区域监管也应该有所改变。 朱民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金融体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金融生态包括提供者——金融机构、需求端——消费者、市场的基础设施、监管者和法律，金融科技的出现不仅涉及监管，还涉及法律、个人、数据的问题。 金融机构层面，最大的冲击在于把金融机构的生产过程由内生变为外化。“金融机构以前产品的涉及、生产、分管、配置、销售完全是在一个机构内部产生和进行到，而金融科技的出现逼迫这个内生的环节外生化、社会化、商品化、产业链化。所以，今天的金融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配置销售，就变成了一个产业链、市场化的过程。” 消费者层面，金融科技让消费者由主动变为被动。传统的金融业链接的两端是资金和客户，然而现在这三者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朱民认为，客户如今已经不再属于机构，流动性也不再单纯地属于网点，相反，整个过程已经直接成一个个垂直的金融服务关系。 以前，消费者属于金融机构，“今天我们不再讨论消费者，而讨论的是消费者体验，这是个实质性的改变。”朱民表示，金融科技赋权消费者，消费者的地位得以提升，因为现在消费者可以面向无数供应商，从而其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平台，这是金融科技给金融生态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消费者本身变成平台的时候，对消费者的教育、保护以及消费者本身的定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需要相应的法律框架。” 此外，金融科技改变了市场的基础设施。朱民以区块链为例指出，区块链的好处与弱点都很明显，它强调透明度和去中心化，但是规模受到能耗的限制。“归根到底都是开放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让第三方可以加入，是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基础设施，还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根本原则，而这一切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朱民表示，未来金融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会极其激烈与迅速。平台与传统金融企业的竞争，最终胜负并不明确，但是监管需要对未来方向作出指引。“所以今天的监管对未来极其敏感和重要，竞争和监管是会决定未来金融生态的格局，但是金融科技冲击、再塑未来的金融生态，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事情。”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9月21日
2017年9月25日 -
何亚非：全球化最大的变数是美国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第三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9月23日在上海举行。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全球化时，何亚非表示，今后一段时间最大的变数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但是美国在变。究其原因是美国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方向。“美国人很早就说过，全球化是美国化，美国必须获取最大的利益。如果美国没有获取最大的利益，它就要修改规则”。 何亚非称，显然特朗普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你说这个人不靠谱，但是这方面他挺靠谱的，他说我要美国第一，就是说美国一定获取最大的利益。不管你原来有什么贸易协定也好，都要重新谈判。贸易原来是获利的，他就要从你这里获得更大的利益，哪怕短期的利益，哪怕中长期对美国不利，对世界不利，他也要干。同时，修改国际规则。气候变化他不干了，WTO他也不用了，这些对全球化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措施，美国的这些思想，代表民粹主义的思想，如果占主导地位，在一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那么对今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美国的政策，会受它的影响”。以下为演讲摘编： 何亚非：我想从国际大的趋势，从外交这个层面，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我们要找到中国经济的新动力，恐怕要对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一个全面的、新的认识，世界面临的变局是什么，我们面临的环境是什么，特别是大国关系的一些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有一句话，我们从历史的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我认为现在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很强烈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包括政府，包括经济，包括文化，包括文明。这些不确定性，给我们经济的发展、外部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如果概括起来讲，就是现在国际秩序正在发生转换。 我们讲从旧时代向新时代发生变化，由此，全球治理也在发生变化。我写过一篇文章讲，美国的世纪已经结束了，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不存在了，他还有很强的主导能力，但是他想一统天下是不可能了。后面是一个什么世纪，现在还不好说？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中国上升的势头很强，会不会是中国所领导的一个世纪，现在不好说，还要看。 但是全球治理或者国际秩序，确实从西方一统天下向东西方共同治理天下的方向发展。方向是多元化的，世界是多极化的，经济是全球化的。我用了一个词，世界经济政治都进入了新常态，“新”就是变化很快，变化很大。常态就是讲这个转换期，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不会很快消失。 现在的确定性，不确定性，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来自力量格局的变化。2017年，IMF的数据显示，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西方发达国家GDP的总和，占世界的总量，它的比例从1980年的64%，已经下降到现在的42%，有一个质的转变。前一阶段，厦门金砖国家峰会，也说了，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超过50%，也就是说新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中国这些国家。这个力量的格局，带来了政治力量平衡的变化。 美国或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这种情况是不适应，或者是不愿意接受的，有一种战略上的焦虑。有一个说法，新兴大国跟守成大国一定会发生冲突。大国之间关系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世界力量格局的冲撞、变化。 第二，世界经济的变化的很重要问题是下一步发展方向在哪里。总书记讲的，新旧动能转换，新动能在什么地方，中国经济的新动力，世界经济的新动力在哪里？现在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信息化技术不断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一个颠覆性的可以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发展的技术。像互联网，像汽车，蒸汽机，第四次工业革命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智能，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都不好说，都要相互竞争。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世界经济失去了一个方向，另外在发展理念上，发展理念过去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完全依靠市场，这两个市场不太平衡。这个问题也比较突出。 当然，中国从中国自身的经验出发，提供一些发展的新理念，这个新理念能不能为世界所接受，这是一个。 第二不确定性，经济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金融刚刚提到，我就不重复了，美联储的举动，他们对世界经济的流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刚刚虽然许老师说不赞成“逆全球化”的说法，但是现在没有更好的说法，全球化大趋势不会改变，没有人想退出去，但是确实有一种反全球化的思潮，表现为民粹主义也好，在泛滥。这里的根本性问题是全球化既给全球带来了财富的增加，但是同时，也造成了资本的收益要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法国经济学家就讲过，资本收益大于经济增长率的结果，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造成了贫富差距。 这就给社会动荡，社会阶层分化提供了土壤，特朗普获胜，就是靠的这个。他就是靠美国几个“生锈”州的选民选票获胜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矛盾，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矛盾，光依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光依靠全球化本身也解决不。还需要政府和社会主体包括大的企业，都要发挥作用，但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我看最近西方很多文章讲，如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都没有很好的办法。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实践，我们自身所做的减贫、扶贫的努力，还有其他促进社会公平的措施，这个在全世界是很好的借鉴。因为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现在已经影响了世界政治。因为它影响了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态，使得政治极端化。政治权极端化，必然会产生贸易保护主义，反对移民，这些反全球化的一些措施，对经济是不利的。 今后这一段时间，最大的变数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但是美国在变，为什么变？美国认为，全球化现在偏离了“美国化”的方向。因为美国人很早就说过，全球化是美国化，美国必须获取最大的利益。如果美国没有获取最大的利益，它就要修改规则。现在显然特朗普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你说这个人不靠谱，但是这方面他挺靠谱的，他说我要美国第一，就是说美国一定获取最大的利益。不管你原来有什么贸易协定也好，都要重新谈判。贸易原来是获利的，他就要从你这里获得更大的利益，哪怕短期的利益，哪怕中长期对美国不利，对世界不利，他也要干。同时，修改国际规则。气候变化他不干了，WTO他也不用了，这些对全球化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措施，美国的这些思想，代表民粹主义的思想，如果占主导地位，在一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那么对今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美国的政策，会受它的影响。 再一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这种战略性的矛盾，怎么解决？恐怕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十分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经济方面的对话，有成功，也有不成功的方面。我觉得这可能是中美两国还没有在战略层面上或者说从文明的融合层面上，解决好两国的战略，对外战略的相互对接问题。 现在美国的很多人认为，中美两国不可能和平相处。美国建国的时候有一句话：美国是山上的灯塔，照亮世界。他自认为是灯塔，所以他把世界文明分为三六九等，由西方的文明延伸出来的政治制度是属于最优秀的，所以它就要推广它的文明。你只要跟他们的民主自由体系不相吻合，他就要反对，他就认为你是不循规蹈矩，不融入世界体系，它就要打击。它很明确，不管是颜色革命也好，或者是军事推翻，军事力量来介入，他什么都会干，因为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我的制度最好，我的文明最好，你为什么不接受？所以中美之间有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文明是一定会冲突呢？还是文明之间，可以融合，可以交流，可以相互借鉴。总书记提出来，文明之间要进行对话，“一带一路”倡议特别强调的就是文明的对话，文明的相互借鉴，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我觉得它的基础就是文明的融合。如果文明之间相互都不包容，那么冲突是必然的，所有的政策随时都会发生变化，不管它是政治方面，地缘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的。如果把对方作为一个需要压制的对手，它的政策，都会对两国关系，世界经济不利。 特朗普说今年要来访问，这方面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两国从战略层面，从文明的层面，如何解决这堆矛盾，两国关系，在这么高的层次上怎么处理？很多人会讲，会讨论朝鲜半岛问题，因为朝鲜半岛问题比较紧急，双方要讨论好各自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因为美国只重视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其实朝鲜半岛问题，我一直认为，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核问题，比如说朝鲜半岛不能有核武器，这不仅仅指朝鲜，还有韩国，韩国不能有美国的战术和部署。第二，地区安全问题，要确保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要安全，朝鲜也有安全需求，韩国也有，中国、日本，这些国家都有，地区安全怎么保证。不能因为朝鲜核问题，而产生地区安全的隐患，或者说爆发另一场战争，更是不能容许的。第三个层面，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不能打破。为什么中国、俄罗斯这么坚决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因为他会削弱中国的核威慑能力，我们需要好的威慑能力，确保大国之间的平衡。 这三个问题不能综合考虑，朝核问题不能得到解决。还有的人会想，特朗普访问，肯定会谈经济问题，双方经济合作，怎么做进一步的调整，我们也需要适应美国新政府的这种状态，到底怎么办？经济上，可能不能沿着原有的轨道走，但是经济问题，我觉得总体上还是一个双方互有妥协。需要做交易的问题，政治上很难做交易，你要中国改变意识形态，不可能。你要中国从制度上，变成另外一个美国，不可能。 所以中美之间，如何处理各自的关系，我们需要认真关注。对中国经济新动力在哪里的问题？我觉得前面几个老师都讲得很多，我就不班门弄斧了。除了我们在国内寻求解决办法，不论去杠杆也好，做其他事情也好，把自己事情做好，很重要的，我觉得总书记也是非常重视的，就是要通过一带一路，通过金砖+新型的国际合作，去寻求我们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虽然我们外向型经济需要调整，但是中国经济不可能独立发展，它需要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与其他国家一起发展，中国提出来的方案是大家共同发展。我们需要共同发展，不能让某一些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掉队，全球化需要向普惠的方向发展，那么“一带一路”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倡议，它确实不是一个援助计划，也不是一个经济合作，而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能够提升各国发展能力，各国相互文明，相互重合能力一个综合性的方案。 不仅能够解决经济问题，还能够为解决地缘政治的一些矛盾，创造条件。所以我觉得把我们的目光，除了从国内寻求新动力以外，还要把目光转为改革开放，更大范围的开放，融入全球化，从那里寻找我们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7年9月23日
2017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