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
- 首页>
- 活动>
- ������������
������������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朱民：深港可共建“一带一路”金融中心
“香港有全方面的金融业务和经验，深圳背靠中国无比宽广的‘一带一路’相关需求，而前海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潜在的金融生态圈，这三者加起来，一定是世界顶级的金融中心，一定是未来世界上最大的生意场！”近日，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在深圳举行的首届深港合作论坛上表示，在“一带一路”的大局下，香港、深圳、前海都大有可为。要抓住契机，共同建设开放的金融平台和服务中心，并将金融科技和金融创新带入“一带一路”。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示，“一带一路”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中国经济金融全面开放和走出去的一个大局，也是一个中国经济和金融，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建立世界级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大局；而深港合作共建开放的金融平台需要抓住这个契机。▌共建全方位的金融平台朱民表示，“一带一路”是金融全面开放、发展和国际化的巨大机遇，有巨大的投资需求，首先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投融资平台。这个平台不仅需要中国的政府和企业资本，也需要当地政府和企业的资本，以及全世界的政府和企业资本共同合作，共同发展。其次，“一带一路”是集合银行、证券、投资、保险的巨大的金融市场，需要推进立体的、全方位的金融系统建设，而这远远超过单一的投资平台。在此基础上，便要建立中国金融机构网络，以及“一带一路”金融机构的合作网络。中国的金融机构网络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金融机构合作的金融网络，将是又一个巨大的平台和机会。朱民同时也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推进监管合作也必不可少。中国和当地监管机构，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合作，是一个多方位、全面的金融系统的合作。具体可包括建立清算系统的基本设施， 设立标准等。而在这所有之上的，将是人民银行国际化大规模的推进，包括人民币在沿线国家的使用、计价、交易等。朱民表示，香港雄厚的金融经验，以及深圳、前海的创新意识，在这个方面将大有可为。▌共建开放的金融服务中心朱民表示，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第四的地区，拥有全面的金融的业务和经验；深圳有体量巨大的银行业资产，有众多大型公司、债券、基金等各类金融持牌机构，已经成为一个金融中心；而前海拥有5万多家注册金融机构，覆盖了无数的持牌银行、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小额贷款、互联网金融公司，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潜在的金融生态。这些巨大的发展空间，很重要的一点是能不能在香港、深圳和前海建一个金融服务中心平台。朱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要建立全球性的融资平台，要建立交易平台；同时，支持中国金融走出去，香港有无数的经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可以帮助企业在“一带一路”中建立中国金融机构的网络。在这之中，深圳和香港是人民币最主要的国际化的中心，是最重要的集散点。因此，这里的合作将是一个巨大的业务平台、一个巨大的制度建设平台、一个巨大的培训平台，也是一个巨大的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推进实验的前沿阵地。朱民还强调，深港合作，要把金融科技和金融创新带入“一带一路”当中。他表示，目前金融科技的发展对整个金融业有着巨大的冲击，是一个颠覆性变化发生的时代。目前在美国最热门的金融科技背后的四项技术，分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传感器融合以及区块链技术。而这四项技术将在账户数据、行为数据、身份特征数据，以及交易数据上充分运用，全面提升客户的用户体验。如果能把最新的科技金融、数字金融，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联系起来，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金融的实验场和运用的场所，并将奠定未来30-50年的金融发展格局。文章选自搜狐网，2017年6月23日
2017年7月3日 -
“我们是这代人中的幸运者”｜那三届 四十年
40年前的夏天，邓小平复出。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本已开过，还是延续“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旧路。由于邓小平的复出，历史在这里骤然拐弯。文件追回，招生会重开，高考制度恢复。命运只敲一次门，它敲得如此急促，以召唤那些有准备、有信念、爱读书的人。1977有27.8万人、1978年有40.2万人、1979年有28万人成为被选中者，作为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代，成为改革力量的中坚。有人说，恢复高考如同一个支点，撬动了中国。40年后，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仅以高等教育而言，那三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在校生数占相应学龄人口总数比例）不到1%，如今已超过40%，中国已越过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这是对恢复高考40年最好的纪念。1977年12月，北京高考考点。图｜CFP 那三届，四十年 1977年，开了两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建国以来，惟有这一例。 在刚复出的邓小平严厉批评教育部“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告诫其“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之后，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终于彻底另起炉灶，停废了10年的高考恢复了。 有人说，恢复高考就像一个支点，那么40年来，它是如何撬动中国的？ 恢复高考1977年8、9月间在北京重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最初估计，有1亿4千万人符合高考报名条件。 这其中包括：1966年至1977年的全部高中生、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历届初中毕业生，以及被允许提前报考的1978届优秀高中生。由于邓小平大笔一挥，划掉了政审的苛刻条件，政审这关能挡住的人也有限。 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别的不说，哪有这么多纸张印卷子？ 为了控制人数，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的办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不等筛选出参加正式高考的考生。 教育部去了广西的试点县百色县调研。考试按照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命题，筛选比例是1：3。结果，文科考试98.64％不及格，理科考试98.54％不及格。成绩最好的是66、67届高中毕业生。 从1977年10月20日公布消息，到12月高考，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许多人连教材都没有，根本来不及准备，报名人数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天文数字。 报名者形形色色。湖北 21 万人报考，仅有 2 万人是在校学生及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他全是知青、工人、民办教师、复员转业军人等社会考生，其中知青是绝对主力，达 10 万人。 半数以上的报名者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了报考中专。初试又筛掉了很多人。如江苏南通地区，一个30 多人知青队有 20 多人报名考试，初考通过的只有 3 人。 如此一来，当年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 邓小平拍板，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纸张先行印刷考卷。政治局讨论，不要增加群众负担，报名费从最初的1元改成5毛。 高考没有统一试卷，命题权被下放到了各个省，考题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时间也由各个省自定，最早的是11月28日，最晚的是12月25日，跨度近1个月。分文、理两大类，文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理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各科满分100分。 高考分数不公布。考完后填报志愿，可以填报三个志愿。大学不区分重点与非重点，不分批次录取。 分数上线、体检合格后，对每个考生组成了两人以上的“政审调查小组”。政审合格被录取的考生，于1978年2月底3月初陆续入学。 当年还保留了小部分直接“推荐入学”名额，从历届优秀学生中选拔，不参加高考，目的是与通过高考入学者进行比较。 各地纷纷向教育部反映招生名额太少。1977年12月9日，中央音乐学院李春光、杨峻等6位教师上书邓小平，称该校考生中人才之多、水平之高，是建国以来历届高考所不可比拟的，而计划招生人数仅有135名，占报考人数的0.8％。经邓小平等批示后，当年中央音乐学院实际录取新生213名。 针对部分大学提出招收走读生的问题，决定扩大招生，1978年2月28日下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走读生和增加招生名额的通知》，规定自1977级新生起允许高等学校在完成国家招生计划的前提下试行招收通用和急需专业的走读生，并要求注意招收1966届、1967届高中毕业生。 就此，全国各地高校都扩大了招生名额，本科扩招2.3万人，大专扩招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 最终，1977级共录取27.8万人，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上图：1979年，黄萍在校园荷花池边留影。下图：2017年5月26日，四川成都，黄萍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前身为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的荷花池边留影。黄萍，1957年出生在重庆渝中区，1972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高中，1975年高中毕业后被派往重庆长寿县当知青。1977年得知高考恢复时，好心的语文老师把初一到高三的课本全部送到黄萍家里，鼓励她参加高考。由于时间太过紧张，语文老师为黄萍划下重点：毛主席诗词、文言文课文、汉语的语法以及文章的读后感……黄萍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挑灯夜读，在复习了一个多月后，她步行5个小时山路在重庆长寿县兴隆公社中心校参加了高考，以260多分的成绩考入了四川医学院妇产科专业。生产队全体社员开大会欢送黄萍，庆祝生产队的第一位大学生，还为黄萍送上了一本软面抄的笔记本作为礼物。1978年3月，黄萍第一次离开重庆来到成都，开始了她人生的新篇章。1982年底从四川医学院毕业后，黄萍被分配到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做妇产科医生，5年后又被调到成都第六人民医院，1991年在成都市计划生育指导所工作，后任书记、所长，直到2012年退休。图｜CFP上图：1981年刘枫和黄萍在校园内合影。下图：2017年5月26日，四川成都，刘枫和黄萍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前身为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合影。图｜CFP 步入正轨1978年，恢复了全国统考，时间为7月20日?23日。是否进行初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这年开始加试外语，但暂不记入总分，仅作为录取参考。 为避免暗箱操作带来的问题，根据邓小平意见，高考成绩一律通知考生，如对评卷有疑问，还可申请复查试卷。 这时，大学开始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于统考前分别填报。很多专业在1978年是首次招生。 由于1977年恢复高考太过突然，很多人来不及复习准备，所以1978年报考人数涨至610万。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后增加了近11万人，共录取40.2万人。1977年和1978年的两次高考报考人数纪录直到 20 多年后才被打破。 1978年招生文件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老三届”考生所占比重仍然很大。复旦大学经济系78级62名生源中，老三届占到一半以上。 在先后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的推动下，这一年，用了开办分校的思路来挖潜。1978年11月到1979年2月，北京建起了36所大学分校，增扩招了16800多名学生。 1979年，取消了政审关于密级的规定，简化了调查、审查的程序，将“政审不合格”修改为“不宜录取”，并将政审“不宜录取”的权力上收到省、市、自治区。 进入80年代后，10年沉淀下来的社会考生基本消化完毕。高考制度逐渐成熟，完全走向了正轨。 1979年夏，经常可以看到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年轻人。图｜CFP77、78级现象77、78级，从一出生起就难解难分。 实际上，“77级”名不符实。名为77级，却是78年初入学；算作81届，实是82年初毕业。 所以，77级、78级生是同一年入学，同一年毕业的。只不过，一个在春季，一个在秋季。 这两个年级有一种“瑜亮情结”。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力是78级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说当时77级同学笑78级，看你们第一年没有考上吧，复读才进来；78级同学也不示弱，说许多知青和工人第一年被卡住不让考，也有观望的，第二年放了，但考题难度高多了，还要拼掉更多应届生，容易吗？当然是笑话，没人当真。”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出自77级的刘海峰发现，77级、78级能上大学的，除了智力因素，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因为备考时间短、录取率低，考生原有基础便显得格外重要。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些人有信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坚持读书，是真正的“读书种子”。 另外，这两届大学生中，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比例较大。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郑若玲曾以厦门大学8821名学生记有家庭出身的档案作为有效样本作研究，结果显示，77级、78级大学生中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比例达到25.38％和23.46％，在各个时期中是最高的。与之相对，1965年这个数字是6.2％，1976年是9.83％。 刘海峰说，这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形成的群体，普遍有一种知识的饥饿感， “将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是他们的口头禅。 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动乱年代错过了最佳受教育年龄，知识不成系统，且很难弥补。有人从零开始学英语，方法是背《英汉词典》，背完一页撕掉一页，最后一页撕完，整本字典背下来。 在校期间，77、78级学生经历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见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目睹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邓丽君歌曲等各种文化现象。 1980年夏到1982年春之间，27万77级大学生陆续毕业（有的听从主管部门动员提前毕业）。1982年夏，40万78级大学生也基本毕业。国家各行各业专门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由此开始扭转。 1981年春，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前晨读的大学生。图｜CFP那三届今年是77级进校40周年。6月17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了“那三届研讨会——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暨77、78级毕业35周年”，40余位77、78、79级代表人物济济一堂。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来自广州外国语学院77级的王辉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7、78、79那三届，实际是中国一种很独特的历史现象。他们都经历过“文革”， 受社会磨练较多，受应试教育毒害较少，有强烈参与感，有批判思维。他们是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代。这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代人。 各行各业中都有出自77、78、79级的领军人物。2008年77、78入校30周年时，据不完全统计，担任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77、78级”大学生已达20人以上。中央领导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毕业于北京大学77级法律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毕业于复旦大学77级数学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是中国人民大学79级政治经济学系的研究生，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毕业于北京大学79级中文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78级法律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79级法律系。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贸易研究司原司长陈全生从恢复高考开始，连考了三次，1979年终于如愿以偿，考进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他说：“我们不是被耽搁的一代，也不是垮掉的一代，我们是谁也骗不了的一代。”他认为，认真反思，是这代人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出自吉林大学78级历史系的雷颐也认为，“千顷地一根苗”，可以说他们这些“天之骄子”的幸运是建立在这一代人的整体失落上的。跟他一起下乡的人，绝大多数很晚才回城，找的是最差的工作，后来又早早下岗。 “现在有些成功者谈‘劫后的辉煌’，把我们当成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我说我们代表不了，我们是很特殊的。作为这代人中的幸运者，我们的责任更大，也更沉重。”雷颐说。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杂志，2017年6月24日
2017年7月3日 -
李稻葵：中国要有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 靠别人永远受气
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为什么不能相信穆迪中国评级？以下为李稻葵采访实录： 穆迪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研究水平 不如国外的投行 不专业 记者：您昨天在论坛上的一个观点非常吸引人，说穆迪下调了中国的主权评级，但我们不应该去在意它，相信它，您的理由是什么？ 李稻葵：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什么呢？穆迪公司对于中国乃至于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真的是不了解，为什么不了解呢？因为他们研究力量远远跟不上。所以我在论坛上说的他们每一个地区或每一个国家，他们分配若干个，三四个，五个了不起了，刚刚毕业的MBA确实是这个情况，而且他们内部机制我很熟悉，他们内部机制是下面给出的评级，上面一般是不否决的，不干预的。所以他顶着一个大的穆迪的名字，实际上干活的就那么几个刚刚毕业的学生。那我们就要问了，刚刚毕业的几个MBA学生，对于中国经济能有多了解呢？肯定不如国外的大投行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穆迪不去雇那些人呢？答案很简单，雇不起呀！投行的工资比穆迪的工资高多了，在对中国评级这方面，投行的经济学家比穆迪的重要性大多了。投行那帮人是天天打仗的，天天在战场上赚钱的，直接参与做交易的，那个交易量是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 关于中国经济的评级 市场关注穆迪不去关注更权威的研究是非理性的 所以模式决定着穆迪的知识量，或者研究的水平确实不如国外投行，而国外投行研究水平可能又不如像布鲁金斯、卡内基梅隆、卡内基和平研究院，或者是美国的CATO凯托研究所，或者是我们都很清楚的彼得森研究所。这些研究人员他们不愿意去穆迪干活，去穆迪干活的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所以这个事情就倒过来了，我们不去听高盛的，不去听彼得森研究所的，这都是美国的，先不说中国的，不去听布鲁金斯的人的分析，却注重穆迪的分析，这个市场是非理性的。 穆迪的历史悠久 专长在于研究美国本土的公司和地方债务 为什么是非理性的，因为穆迪在美国运营了上百年，超过一百年，它对美国自己的、本土的公司和地方债务的分析是很到位的，这点我们不怀疑它，它自己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新兴市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市场的分析，肯定不如那些专门这个行当里面，天天摸爬滚打的这些人，没有这些专门在战场上攻城掠地的机构知道的多。所以在论坛上我指着坐在我右边的两位分析师，一位是来自于美国的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Prasad，印度裔的教授，还有那位李晶，摩根大通，他们的水平真的是高过穆迪的，穆迪是雇不起他们的。 所以我的原话是说：坐在我右边这两位那是在分析中国金融和经济里面，那是超级明星，那是相当于勒布朗·詹姆斯，相当于乔丹。而穆迪那帮人属于不怎么打篮球的，可能篮球都不碰的“小矮个”，他怎么能评球呢？这个道理是这么回事儿。中国的发展与美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不同 不能简单用美国的理论照搬到中国 再往深里说，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如果让信用评级公司从一开始就评级的话，一开始就评成垃圾级，它一错再错。因为中国的发展确实跟美国甚至于其他新兴市场是不一样的，你用标准的美国的那套理论来分析中国，你永远看不懂。中国这40年一边成长，一边在国外是被人骂的，幸好我们没听他们那些骂的胡言乱语。今天我们发展起来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听那些评我们不靠谱的话呢？从这个道理上讲，穆迪的这个评级是不应该过分重视的。 记者：中国当下的主权机构评级体系，相对于市场需求来说，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它的独立性也有待考量，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要有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 靠别人永远受气 李稻葵：穆迪、标普、惠誉这些公司，过去在美国成长起来有它的合理性，因为美国是一个最大的经济体，内部的金融市场的分工非常细，但是世界在变化。此时此刻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兴起了，这些国家也要发债券，这些国家也要搞金融，这些国家也要发股票。那么这三家的信用评级公司肯定是跟不上的，它没研究，它不在中国、不在印度、不在南非，所以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了，中国、南非、俄罗斯、印度，我们必须要有我们的信用评级机构，不仅给我们的主权债务评级，还有各个省、各个市、各个企业的债务评级，这才能够搞明白，包括地方债，才能够落地。如果我们是靠别人评级的话，我们永远受气。 信用评级系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 中国自己的信用评级系统要独立 引入竞争我们的评级体系必须要建立起来，首先同意吧，第二怎么建立起来，当然要独立，而且要竞争，不能一家说了算，三、四家都来说，看谁说的对，让时间告诉我们谁厉害谁不厉害，让时间淘汰那些落后的评级公司。这才是我们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相当于我们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和高铁一样，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关于评级系统的热点问题之外，在谈到如何看待资本盲目追逐科技创新项目，导致估值虚高的问题时，李稻葵表示, 正是资本疯狂的投资推动了科技和经济的进步，潮起潮落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规律，泡沫总会破灭，但市场还是能够自我恢复。 在被问到看好哪些细分领域的消费升级时，李稻葵表示，消费升级不仅仅是传统的消费品品质的升级，还要关注许多家庭服务的社会化的升级，比如过去亲朋好友甚至父母子女间的相互照顾，将来都将减少并转为社会化服务。 关于目前关注的创新项目，李稻葵表示，他更关注一些距离生活比较远，但准入门槛高，又能带来高额利润的领域，如被欧美日垄断的硅的制造。中国经济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些领域的产业升级。文章选自第一财经资讯，2017年6月29日
2017年7月3日 -
金灿荣：当美国第一高手遇到中国扫地僧
“世界给了美国一点时间，看它能不能修正，结果它找了小鲜肉奥巴马，现在看来肯定是不行。法国现在也找了一个小鲜肉，也是没戏的，不符合政治学规律。”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近日，金灿荣在分析美国霸权基础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时认为，现在美国人找了特朗普，让他去冒冒险，特朗普做事的方法很土，但金灿荣认为他的路数却是对的。由此前瞻中美前景，许多预测值得观察。没有两个因素结合，世界秩序改不了 去年世界大乱，出现很多黑天鹅现象之后，大家应该有共识，就是现在的世界秩序出问题了。当前的世界秩序一般被称之为一超多强，那么一超多强的秩序出现问题，其根本原因应该有两个：一是美国犯了错，美国不犯错不至于这么快出问题。这个秩序形成的时间还很短，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出现，仅17年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便出问题了。此后，世界给了美国一点时间，看它能不能修正，结果它找了小鲜肉奥巴马，现在看来肯定是不行的。法国现在也找了一个小鲜肉，也是没戏的，不符合政治学规律，乱来的。 现在美国人又挑了另外一个极端，找了一个老先生，让他去冒冒险，其实这也是美国人的改革，他也在试错,也在想办法。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美国运行很顺，还是会让主流的人来领导，比如迈克尔.彭斯这样比较靠谱的人，然而现在却找了特不靠谱的人，其实就是对原来的一套治理不再信任了，其实也用这个办法试错，这也是美国人的改革方式之一，只不过我们中国人不太习惯。 那么世界一超多强秩序仅运行17年就出问题了，一个是美国犯错，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中国崛起。如果没有中国崛起，美国与别的大国相比，太遥遥领先了，美国是绝对公认的江湖第一高手，病老虎也比猫厉害。要是没有中国崛起，就算美国犯了错，我觉得还是一超多强。但是在江湖第一高手生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大家不太认识的少林寺扫地僧，表面上不是那么光鲜亮丽，但敢于和第一高手交交手，这就是中国。要是没有这两个因素结合，其实秩序改不了的。 美对中最终态度将是“土豪，我们交朋友吧” 那么未来的世界走向，我认为就是走向“两超多强”。我觉得两极还形成不了，中国不习惯搞圈子，美国的圈子现在吸引力也下降了，两极形成不太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套用一超多强，两超多强可能性很大，既不是美国希望维持的一超，又不是我们推动的多极，而是两超多强，可能性很大。从力量结合上讲，以后应该也是很给力的。 那么这两超的关系，就中国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真心想跟美国交朋友。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就是一个有限的伙伴关系，这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中国人特别是精英层还挺喜欢美国的，从世界角度来讲，未来两超如果能建立起有限伙伴关系，是一个福利，因为现在单独一家治理世界都不行，而我们两家进行有限的合作是可以的。 我现在心目中想象的一个比较好的图景，就是拿破仑战争之后形成的“欧洲协调”，五大国虽然意识形态不一样，法国是共和制，其他是王朝，王朝当中又有立宪、君主，也有俄国那样的绝对专制。意识形态不一样，但是他们在维持地区稳定方面找到了一致，于是有了从1815到1914将近100年的欧洲基本稳定，这叫“欧洲协调”。我觉得中美可以往这个方向延伸，从双边来讲叫有限伙伴关系，从全球来讲叫做“两强协调”。 中美不可能做到成为制度性的伙伴，制度性的伙伴就像美日同盟这样，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建立有限伙伴我觉得可能性很大。我跟很多朋友有点不一样，我是对中国自己超有信心，中国这个国家很伟大，过去100年美国不管怎么瞎折腾其实没用的，改变不了我们发展的态势。 而美国那边，我觉得这个国家也有其可取之处。这个国家本质上是商业国家，而不是传统欧洲那种血缘结成的国家，这样的话，当中国强大到一定程度后，美国就会接受，最终美国的态度应该是“土豪，我们交朋友吧？”而且会比较礼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另外美国还是法制国家，所以中国在程序要合理，让美国挑不出毛病，稳扎稳打，实力摆在那，他们也就接受这个结果。当然还加一点，就是要对美国礼貌。美国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国家，在过去500年诸多西方列强当中，这个国家是相当优秀的。中国还是要尊重他的意见。所以我觉得中国要做好三点：自己走得稳，程序绝对透明、合法，尊重老领导（美国），那么建立两强路子的可能性很大的。这是一个大的判断。为什么中美关系发展得比预期好 那么回到近期中美关系，这比预想的好，因为原来大家都觉得中美关系会挺麻烦的，但是现在看来非常好。不仅比我的预期高，我觉得上面领导也是挺满意的。那么为什么会比预期的好呢？ 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们迅速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建立良好关系，在原来不认识的前提下，很短时间就建立良好关系，显示中国人搞关系的天赋无与伦比。第二个应该是我们的合作姿态，中美元首会面如此早的实现，我想是上层拍板，外交部的技术官员是不敢拍这个板的，说明中方发展中美关系的意愿是很坚定的。而且这次会面在大问题上达成共识：贸易合作、朝核问题合作等等。所以我们的合作姿态是很重要一个原因，另外跟人家合作还是得有一点本钱可以做交易，加上特朗普的女儿、女婿的友好，关系就不错了。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其实近期特朗普执政挺难的，内外制约很大。特别是在国内，现在几个总统令都被法官推翻；重要的议案国会连投票的机会都不给他；内阁里面，现在正部级干部121个人，到位四分之三，副部级85%没到位，局级只有5%到位，95%没到位。现在一天到晚发推特，着急啊。特朗普想干事，但是下面没有干部，“组织部”不任命，只好发动群众。这几个因素形成内部牵制，所以现在特朗普就任5个多月，中美关系发展可以说比预期好很多。人马到位后 对中国防范心理将回归 但是未来还是不确定的，第一，特朗普的班子还是要逐渐到位的，到位以后传统外交官的思维会回来，而回来以后，对中国传统的防范会上来的。现在特朗普的发挥，有很多个人很随性的东西在里面，但如果他的班子到位，我估计他会很稳，但是总体敌意会比现在大，这是我的一个判断。随着他的职业外交官到位，然后对中国的防范心理一定会到位的。特朗普的打法很土 但会奏效 对于特朗普任内的中美关系，以后有一个观察点需要注意，就是看两国经济发展态势。未来两边经济发展态势都会有新变化，一个是美国经济本身现在情况比预期好，在欧美日三家当中，美国摆脱经济危机的状况比其他两家要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认为特朗普的计划，如果国会批准的话，并予以落实，应该是见效的。 特朗普这个打法是比较土的，经济学家对他瞧不起，甚至有人已经公开说特朗普的计划会失败的，很糟糕。因为现在经济学家都感时髦，喜欢讲新经济、互联网+，但特朗普的打法很土，他要恢复传统产业，要恢复煤炭、石油、钢铁、汽车等产业，在与习主席见面时，他就问我们向中国出口煤炭行不行？ 现在来看，未来俄罗斯、沙特、美国的石油战局都要靠中国市场，因为印度短期内起不来，它现在的势头是虚的，但我们是实的，这是我们的牌。此外，还有农产品也是这样，7月1日起，我们就要进口美国牛肉了，原来我有点担心，因为进口量有点大，十年价值4000亿元人民币（600多亿美元）。我觉得挺可怕，但后来到农业部开会，他们说没有问题。实际上，中国现在的牛肉是短缺的，这几年一直有人从印度、越南大量走私牛肉，量很大。农业部说，把走私控制一半，这个市场出来了。 我认为特朗普的执政总方针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很像小平同志的思路。特朗普学的很好，他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是很下工夫的，而且其经济政策我认为是有效的，有几个要点，第一就是他会搞贸易保护主义，只要发展这个产业，他一定会搞贸易保护主义。第二就是给企业减税，并且力度很大。第三，放松金融管制，以便引进外资，特别是把美国公司藏到海外的3万到5万亿现金给弄回去，这样他可以解决投资问题。第四，就是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第五个就是恢复传统产业，而从过去三十多年经验来讲，通过修路、推动传统产业恢复，对GDP增长十分见效。所以只要得到落实，我觉得美国GDP增长从去年1.6涨到3是非常可能的。特朗普将释放美国的一身本事 过去三十几年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是，全世界90%最好的科技发明都在美国，90%的黑科技（太过先进，无法评价的那种技术）都在美国，可是，美国的生产效率并没有提高，仅比欧日好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他那么好的技术，没有地方用，他没有相关产业。相反中国提高最快，因为我们通过合法购买，拿来就用，然后效率提高特别快。可以说，美国是一身本事，没地方展示，这就是美国的问题。 所以特朗普把传统产业恢复，再与高科技结合，我认为他的打法肯定是见效的。虽然我是经济学外行，但从常识推理，特朗普这套打法是对的，关键的问题是国会要批准，因为现在美国国会也是有毛病的，里面一些人是逢特必反，为什么反也不知道，反正反了再说。现在美国政治有点第三世界化，这是他很头疼的问题。 现在就看特朗普能不能让两党合作，并让决策通过，通过以后我推算美国经济会发展相当快，然后美国经济会有一个小阳春。那么这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经济要想在十年之内，GDP超过美国可能就比较困难了。这是要观察的一个点，即特朗普经济学的秘密，因为这将影响到我们两国力量的对比。俄罗斯似乎天生不会搞市场经济 第二个观察就是中国十九大以后的经济走向，我的逻辑不是经济学逻辑，是政治学逻辑，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用的是双轮驱动，两个引擎，一个就是中国人有企业家天赋，一部分中国人天生就会玩企业；第二个就是地方政府，中国地方政府绝对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每一个地方的书记，就是一个CEO。所以中国经济两个引擎。但美国经济就一个引擎，就是市场，美国市场玩得很好。 中美俄三家，从经济角度俄罗斯是没有前途，这个国家已经掉到资源陷阱里面去了。不知道怎么搞的，俄罗斯人给人感觉天生就不会玩市场经济，例如我自己在莫斯科买套娃，一套1200卢布，我问买5套能不能便宜点？老板很生气，似乎认为不给你涨价就不错了，还想减价！俄罗斯其实可以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有相应的制度安排的，包括强大的中央委员会，强大的纪委，强大的国营体系，但是随着苏联解体，既不会计划经济，又不会市场，于是就靠卖资源。所以从经济上讲俄罗斯是真的有问题。 所以就只剩下中美两家，我认为机制上讲，中国比美国厉害。过去四年半，虽然中国经济发展有点问题，当然有经济周期的问题，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地方引擎熄火，但是我现在大胆预测，19大以后地方的引擎应该又会点燃。前几天我刚到过茅台集团，他们的股价已经突破478一股，成为世界上最值钱的酒业集团，超过法国。他们就是在过去大半年，从200多块的股票涨到478。去年11月起，中纪委会议讲反腐已经取得了压倒性态势，12月底习主席讲话又提到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此后交易日茅台酒开始大涨，我们傻学者可能感觉不到，但市场很敏感，会看出后面的机会。所以推算十九大之后第二个引擎又会启动，结果应该像预测的那样，我们的经济会暴发，因为我们国家未来经济增长潜力还很大。无非就是回到应有的潜力。 所以今后中美的竞争挺好看的，两国经济发展的比赛是决定未来5到10年国力增长的比赛，结论谁都不知道，我只是请大家注意这一点。未来世界秩序是“两超多强” 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中美关系总体来讲是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这个不简单。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是守成大国，我们是新兴大国，这个态势太明显了。但是截止到今天，并没有公开的冲突，下面是在做小算盘，但是面上都还是想要合作，能做到这点就很不错了。既竞争又合作，能够保持下去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尽人事听天命，我们还是要尽量把合作面搞大。 中美竞争肯定永远在，中美之间的矛盾很多是无解的，不要奢望想谁出一招把它彻底解决，这是幻想，做不到的。解决不了，但是怎么处理呢？通过把合作的比例搞好搞大，然后最终走向有限伙伴关系。从双边来讲叫做有限伙伴关系，从全球来讲叫做“两强协调”。我主张就是这样的。谢谢。文章选自凤凰大参考，2017年6月27日
2017年7月3日 -
陈启宗： 大市场在内地，香港年轻人应该去闯荡
理事简介陈启宗，CCG联席主席，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在香港一众富豪中，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以敢言见称。 6月28日，在位于香港繁华闹市的中环渣打大厦28楼的恒隆地产总部，香港地产大亨陈启宗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独家专访。虽然出身富裕之家，他却有着过人的毅力和执著。过去25年，陈启宗坚持每年亲自执笔写恒隆财报的《致股东函》，写的最长的《致股东函》超过两万字。 已年过花甲的陈启宗，普通话说得十分流利，他坦言，二十年前自己还不会说普通话，“那时候还没有手机，白天碰到不认识的汉字，就写在纸上，每天晚上回家花十分钟查字典，还需要不断练习。学习一种语言，要做梦都用这种语言，那就差不多了。有一次我在车上打盹，醒来却下意识地用普通话问司机‘到了吗’？我的感觉非常好。” 近年来，香港不断攀升的房价让一些香港年轻人对前途感到焦虑。“过去这二十年，香港人的心态也发生了改变，由以前的优越感变为现在的自卑感。如果我现在是二十出头的年纪，我一定到内地去闯。对于有为的年轻人来说，大市场在内地，那里才有最多的机遇。”他感慨道。 陈启宗直白幽默的谈吐让采访的气氛轻松愉悦，而他言语间透出的却是让人回味与深思的智慧。 1992年，也就是陈启宗上任恒隆集团主席的第二年，他毅然决定进入内地市场。恒隆地产率先在上海打造了恒隆广场和港汇恒隆广场两个标杆式项目，大获成功之后，逐步扩大布局在内地多个城市，主要发展高端商业地产项目。 目前，恒隆地产在上海、沈阳、济南、无锡、天津、大连等地拥有8座购物商场，截至去年12月底，恒隆地产内地租金收入达到39.95亿港元，占其整体租金收入的比例近52%。 香港房价问题并非不能解决 《21世纪》：香港回归二十年，作为香港的知名企业家，你如何看待这二十年的变化以及变迁？ 陈启宗：过去这二十年，香港人的心态也发生了改变，由以前的优越感变为现在的自卑感，优越感来自于不了解内地，当发现原来内地很多地方的发展已经超越香港时，他们就觉得自卑，这不是一个好的心理状态。如果我现在是二十出头的年纪，我一定到内地去闯。对于有为的年轻人来说，大市场在内地，那里才有最多的机遇。如果你要成功，过去二三十年绝对是最好的时代。我在上海、北京以及内地其他城市，见到不少（香港）人去闯，无论是收入或者工作的成就，或多或少都闯出了一些名堂。为什么要将自己局限在一个1100平方公里、700万人的小地方呢？要知道内地的市场很大，有13.7亿人口，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 《21世纪》：近年来，香港房价高企，房屋问题的关键症结在哪里？除了现有的逆周期调控措施，政府还应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 陈启宗：人口不断上升，怎么办？土地储备不是今天要，明天就有，不管是开山也好，填海也好，没有十年八年时间做不出来。当然也不是不可以解决，政府有很多公务员宿舍，公共机构的土地有一些还是可以拿出来用的，我相信将来的林郑月娥特首在政策上一定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房价高涨并不是不可以解决的，香港75%左右的土地是绿化地，虽然绿化越多越好，但我觉得也需要平衡居民住房的需要。 粤港澳大湾区将增加房地产的发展机会 《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深化开放，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等规划，香港应该如何在其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机遇？ 陈启宗：香港是福地，背靠祖国。一个13.7亿人口的大经济体在旁边，每年以6%-7%的速度增长，不可能不好。 恒隆的发展战略是很清晰的，我每年两次给股东写信的时候也讲得清清楚楚，对我们来说方向已经定准了。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赚钱的方法很多。大湾区越发展，就越多房地产发展的机会。有人说香港房价太高了买不起，可以去深圳，深圳买不起，可以去广州，甚至去更小的一些城市。大湾区辐射出去，机会总是有的。 《21世纪》：近一两年，内地地产商积极在香港高价拿地，这将给香港地产市场的竞争格局带来哪些变化？恒隆在香港的投地策略是否有变化？ 陈启宗：香港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从前东南亚的人、日本人、美国的大机构也都来香港玩房地产，谁来都应该欢迎。你说他出价太高，那是他的事，地价和楼价不一定有必然联系，很有可能地价上升，两三年之后卖楼，楼价已经跌下去了。那是他们需要承担的商业风险。 我们（恒隆）在香港哪里会这样地跟别人去高价抢地。我认为内地还有很多机会，他们来香港发展，我们可以去内地。 积极看好内地市场 《21世纪》：你如何看待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机遇和挑战？ 陈启宗：内地高端房地产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中国的经济发展长远靠什么？最近这十几二十年，靠的是公共投资拉动，不可能永远如此，虽然我认为还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还可以盖很多机场、蓄水库、污水净化设施等，公路铁路已经修得很不错了，地铁还有很多可以做的，针对环境污染、土壤复原等也还有很多机遇。 靠出口的话，控制权不在你手里，在于世界经济，别人买不买不是你说了算。唯一可靠的就是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长远一定要靠消费。我们的商场对准的就是老百姓的消费，当然很多的是一些高端消费。无论是高端还是非高端消费，都有很多机会。但老实说，懂得做高端的人不多，相当一部分是香港发展商在内地的项目。中国神州太大了，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超过100个，3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20个，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个。 《21世纪》：你提到以前香港地产商的模式是“买地、起楼、卖”，近年来恒隆已经不断转向“买地、起楼、出租”，为什么会转变业务模式？ 陈启宗：我们从1970年开始就这样，虽然当时不是一个最赚钱的方式，但是过去这二三十年在中国内地，到现在为止，我们还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早年像万科、保利、碧桂园、富力等地产商是买地、盖房子卖的模式， 但是这个模式我们做不来。他们二十年前拿下土地时价格低很多，我们拿什么去跟别人比。因此我们就决定做高端商业房地产。 现在，有人说中国的商场太多，但我认为中国不好的商场太多，好商场却太少。人流只是衡量商场好坏的一个标准，恒隆广场每天的人流不过1.5万人次，相比之下，别的商场每天达到5万甚至10万人次以上，但是我们的收入比其他商场要高，单位租金、整体租金收入都超过很多大商场。 《21世纪》：内地货币政策趋紧，对国内消费以及恒隆在内地市场的业绩会有哪些影响？ 陈启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往这二十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很宽松，很多经济增长来自于货币政策的推动。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美国、日本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这个不可能持续下去，如果货币泛滥的话，将来的后遗症一定很厉害。既然资金已经泛滥到这个地步的话，早收缩比晚收缩好。对于整个房地产的实际影响，将取决于货币政策收紧的程度。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7年7月1日
2017年7月3日 -
CCG主任王辉耀解析中国新移民的超级演变
专家说移民王辉耀，博士，教授，博导，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同时兼任数家研究院和委员会的院长及主任。1982年，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曾在北京国家经贸部工作，后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工商管理硕士和国际管理博士，曾经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IOM）顾问。 中国移民群体的 转 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去了很多新移民。比如按照我们的蓝皮书关于中国国际移民的报告，到现在中国已经出去了一千多万的新移民。一百多年以前，移民主要以劳动输出为主，华工到美国修铁路，到欧洲挖战壕，也有不少在二战期间南下东南亚的华人是为了躲避战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老移民一般来讲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或者说很多都是被迫背井离乡，而中国新时代的移民从本质上与老移民有很大的区别。一切的转变从改革开放开始，新移民的主要群体为留学生，在追求完学业以后选择定居海外；还有几十万新移民群体来自于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与老移民形成了鲜明对比，新移民的受教育程度高，是具有知识的一代，有非常好的国际化视野。他们擅长创业，也擅长于高科技的领域，多为活跃在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用一个生动形象的说法来解读就是我国的移民输出已经从原来的“三刀”——“菜刀”、“剃头刀”、“剪刀”转化成为了“三师”——工程师、律师、会计师。 怎样成为 合 法 移民？现在常规的移民方式主要有三种。首先是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正常的途径移民出国，或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他们锁定的目标首先为美国加拿大，或者澳洲和欧洲，更甚有人会选择非洲和东南亚国家。每个国家对于这类移民都会提出很高的要求，要么你有一定的知识，要么有足够的资金，或者你需要有一技之长。所以，这些新移民都是有一定的知识背景和专业背景而出国的。第二个渠道就是留学，并且越来越多的华人愿意选择通过留学的方式来实现移民。现在中国每年有60万留学生，有将近一半的人选择留在海外，以后也将成为新移民。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短期出去工作的，或者是到国外去经商，多为在俄罗斯和非洲经商的人群。另外有来自传统侨乡的劳务移民，例如浙江的温州和义乌，广东的江门，很多这些地方的人因为家庭原因，通过劳务输出，作为新侨不断地在出去。当然还有一些人通过十年往返的旅游签证，不时居住在当地，也可以算作是新移民的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 移 民 潮近些年来，中国总共有三次移民潮，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最早的移民潮发生在七八十年代，中美解冻尼克松访华，加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于是便出现了一批到海外寻亲，投亲靠友的留学潮。第二次移民潮则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留学这个大潮开始兴起来，相当多的移民，在留学之后留在当地工作，成为了那里的移民。第三次移民潮离我们最近，也有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多面开花是这一时期移民的显著特点，不仅有投亲靠友，也有投资移民，技术移民，更多的还是留学，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发展的机会。这是一次在财富上，素质上，数量上都远超以往任何一次的大规模移民潮。留学移民已经成为了中国在全球化范围内的一个新的战略资源的配置，或者说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中国在最近这些年成为世界第一的贸易大国，成为全球化很重要的支撑者和推动者，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国新移民的现象反应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崛起和发展。 移民潮对国内人才流动的 影 响不同于原来移民潮等于人才的流失，如今的移民潮已经从人才的回流变为人才的环流，形成了一个大进大出的循环链。对于中国来说，新移民的大进大出带来了资金，带来了创业，带来了人才，是利于国家各方面发展的好现象。然而对于从小就移民出去的“小小移民”来说，他们选择回国的可能性就相对较低了。由于他们对语言、文化，甚至在中国的工作经验都有所缺失，反而更适应从小生长的海外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来讲可能就会造成人才损失。此外，资金流失也是一个重大损失。选择投资移民的个人或家庭会带出大量的资金用来支持当地发展。如何让流失的人才和资金回流到中国，则需要在文化上与他们亲近，在创业上提供条件。从长远来看，如果国内能够保持好对这批人的吸引，比如积极开办孔子学院和华人学校，开展夏令营，使他们接近祖籍国，把他们也变成在国外的很好的资源。资金方面，做好资金回流的准备，吸引外资，吸引华人华侨回国投资，如此一来，就能形成有进有出的局面而避免资金外流。 对 新 出 台 美国移民政策的评价2017年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后颁布了新的移民令，严重控制穆斯林进入美国，同时提高了在美国本土申请工作签证的门槛。一系列新政策对美国和世界都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影响。新的移民政策对外来保持排斥态度，提倡“美国优先”，造成了非常不好的负面影响。从心理上，新移民政策给全世界的人都释放了一个美国不再欢迎你的形象；另外一方面，美国最低工资上涨，对人才引进要求提高，这些都对来自全世界的留学生，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人才增加了困难。当王辉耀谈及面对紧缩的移民政策，我们应该怎么办时，他说对在美华人是挑战，对中国来说则是机遇。“此时中国应该更多地开放，可以更多地吸引来这些国际人才。我们可以鼓励外来人才到中国发展，可以开放外国留学生来中国留学，美国紧缩的移民政策反而是中国的机会。全球化的时代一直是美国在引领，现在终于轮到中国来推动了。全球化说到底是一个人的全球化，如果大量的全球化人才来到中国，那么中国的全球化也将迎来更快的发展。” 如何抓住 人 才 流 动 的机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曾是一个移民国家。汉朝时期，中国就成为了移民最多的国家；唐朝时期有大量的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城留学，然后选择生活在中国。留学生这个词就是日本人发明的。当时回到日本的学生依然叫做学生，而留在长安的学生便叫做留学生。而现代中国实际上也是一个移民国家，我们本身就存在一个很大的移民群体。例如深圳，靠着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从几十年前的一个小渔村，通过移民群里的改造和建设，变成了现在一个人口两千万的大城市。移民这个现象，已经开始从一个区域向一个世界蔓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抓住了货物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浪潮，从最初小小的两百多亿的进出口贸易成为了现在几万亿的进出口贸易大国，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货物流动国家。并且在资本浪潮中，中国成为了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在未来的人才流动的浪潮中，中国要做的就是抓住机遇，成为人才流动的大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析移民现象，重视移民群体。而国家现行的一带一路战略，到一带一路去留学，去发展，去开创，将会给人才流动方面创造更多的机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另外，我们不仅要鼓励华人移民的回流，也要吸引更多的国外人来中国移民。在贸易上，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资本状态下也是顺差，可是目前在人才流动中却处于巨大的逆差状态。也就是说国内走出去的人才很多，但是却没有国外移民到中国来，这是不利的一面。如何吸引更多的外国优秀人才移民到中国，则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否则将很难改变中国处于最大的人才输出国的劣势状态。王辉耀表示，中国非常有必要建立国家移民局来吸引全世界人才到中国发展。面对世界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机遇，迎接好这个挑战，管理和服务我们的移民群体，张开双臂欢迎全世界人才到中国来。同时让走出去的中国人把心留在中国，跟中国互动起来，与海外流动起来，为中国的发展继续贡献他们的力量。这将是未来国家针对移民群体所需要做好的工作。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的投资超过来华投资，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超过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在全球化时代大发展的背景下，从巨大的货物流动，到资本流动，再到人员流动，已经成为新移民大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处处体现着中国新移民的多元化。抓住机遇，创造良好的走出去和走进来条件，才能更好得促成人才流动，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占领一席之地。文章选自凤凰卫视，2017年6月29日
2017年6月30日 -
洪为民：打造香港青年人前往内地创业的“前海梦工场”
香港的一座写字楼里，洪为民正在给希望到内地创业的香港年轻人做咨询，洪为民为他们做咨询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些年轻人前往深圳追逐自己的梦想，因为在那里，有一个叫“前海梦工场”地方，已经为他们做好了准备。 记者：这个梦工场是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开园的，那么在它开园以后，您这个角色需要做什么，需要对香港做什么？ 洪为民（CCG常务理事，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主要开始的时候，帮着联系一些香港做创业做孵化做投资的人，让他们进来，因为我们这个梦工场，实际上前海管理局，主要是做整个硬件和一些大体的设施，但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孵化平台，其中一部分的平台，是我帮他们去找回来的，2014年12月7日开幕，是我去邀请梁振英特首过来的，首先就是宣传上，让香港社会年轻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是给他们创业的，给他们有政策支持，有租金优惠，有各种各样的导师，各方面的东西，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投资基金，天使基金会在这，所以当时挺轰动的，香港真正想创业的一帮年轻人，很多都非常想进来的。 前海梦工场是香港杰出青年建筑师何周礼的设计作品，在珠江口东岸靠近大海的地方，从空中俯瞰，这片建筑是书写在大地上的一个“梦”字。 自从2014年6月，洪为民出任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三年的时间，作为国内首个深港合作国际化青年创新创业社区，前海梦工场已孵化深港创业团队163家，其中港澳创业团队71家，并引入12家孵化平台机构，60%以上已获得种子轮、天使轮、A轮甚至C轮融资，融资额几十万至上亿元不等，成为港澳青年内地发展的“第一站”，这些数字的背后，和洪为民的牵线搭桥密不可分。 记者：为什么当时会选到您呢？ 洪为民：这个可能故事很长了，但是我正好本行是做IT的，我过去自己也创过几次业，我自己也有投资一些初创的企业，不管成不成功，我在那个圈子里面，过去也有很多年轻人创业前，他都会喜欢拿着计划书来找我，聊个一小时，他也会希望听一下我的意见，认为他这个项目行或者不行，应该怎么样改进，所以我一向都在做青年人的导师这样的工作，那么正好这块，跟我的兴趣也有关系，当时前海找我，我当时想我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我错过了，当时我太小了，这次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以后，实际上是第二次的改革开放，很多比方说行政权的简政放权，比方说让市场决定，比方说更多的开放，让外资或者港资参与，某一些不同的行业，政府不该管的就不用管，这些东西正在下一步地改革，我希望我能够参与进来，将来到我死的时候，我会跟我孙子说，你看当年我们第二次的改革开放，爷爷是有参加的，我贡献过一点力量。 作为新时期国家改革开放战略平台，前海合作区肩负着深港合作、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和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前海最大的特色在于深港合作，“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使前海成为国家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前沿和创新的高地，作为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让香港的年轻人消除疑虑，并为前海深港合作出谋划策、牵桥搭线。 记者：您去做宣传，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呢？ 洪为民：看重的两个，一个就是我们标榜是一个港式的服务，我们整个设计跟香港，整个园区的设计是香港人设计的，我们尽量把流程简化，因为大家知道去内地做生意，除了说有没有市场之外，有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行政上，大部分香港人是不懂的，我怎么注册一个公司，我怎么报税，我劳工合同怎么签，我怎么请人，会不会犯了法，有哪些行当我是不能做的，要去申请牌照，牌照香港人能不能申请，另外有些孵化平台也会帮他，包括手把手教你怎么注册公司，怎么去开银行账户，你是觉得这些很小的东西，但是你开一个公司，你这些东西没搞定，或者这些东西花了你6个月的时间去搞，对你创业是很不利的。 既然是创业，就要做好失败的准备，三年的时间里，也有很多香港的创业者离开前海梦工场，离开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其中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差异，让他们不适应。 记者：香港和深圳之间到底差的是什么，让它会存在这么多的沟沟坎坎？ 洪为民：本身制度上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对吧，我们香港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内地的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其实内地的市场化，并没有像香港那么厉害，我们的行政审批各方面还是比较严格的，而且还多变的，这几年正好在十八大之后，也是在不断改进，但是在改进中，流程不断改，那么有的时候，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形，像我介绍一些人过来，做了一半流程改了，得重新做。 记者：您在这个进程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洪为民：由于这个原因，我能够用香港人能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 记者：语言按说你们双方都听得懂？ 洪为民：不是的，大家都说中文，大家都说汉字，大家的文化差异还是很大的，一个广州人和一个香港人，你跟他说政务上的事情，是听不懂的，香港人什么叫书记，什么叫市长，都搞不懂，处长大还是科长大也不知道，很多很多这种东西，然后这个委，那个局，为啥香港办一个公司很简单，去一个地方就全部搞定了，这儿的话得跑公安跑税务，你如果是科技的找科技，文化的找文化。 记者：在香港听起来，创业无非就是找到一个部门，我表达我创业的意图，就可以创业。 这样的不适应，并没有阻碍洪为民介绍更多的香港年轻人前来创业，这几年，洪为民着重加强与各界的沟通，打消他们对前海的顾虑或误解，通过自己在媒体圈内过硬的人脉资源，广泛宣传前海惠港政策及优势，此外，洪为民还不定期组织特定人群到前海参观，增加他们对前海的感性认识。 记者：听起来在内地的创业，要比在香港难，为什么您要在率领香港的青年到内地，尤其到前海来创业。 洪为民：第一市场大，香港市场太小了，香港才700万人口，尤其你如果做互联网的东西，你根本不可能以香港作为你的市场，第二内地也有很多它优势的地方，比方说人才，科技人才，香港的人才可能更多的在金融，在设计，在商业模式，但是这种十年寒窗的科技人才，香港肯定跟内地没得比，尤其深圳这个地方，已经是成为了中国的硅谷，有很多很多的人，全国的人才，包括全球的人才，还有一个看法是整个国家现在是正在发展中，香港的发展速度很慢，百分之二点几，从行政的角度看，香港创业非常容易，你开一个公司，两三千块钱搞定了，一两个星期明天就做生意了，但是从要素的角度，我们的租金贵，我们的工资贵，我们的市场小，我们的垄断非常厉害，真的要创业也是很难的，而内地还是在一个上升轨道中，深圳还是10%的增长，不断有新的企业在产生。 记者：互补？ 洪为民：互补，把香港人带过来，香港人有一些国际的理念，他的理念其实很多都挺好的，说点子香港人很多点子的，但是你要把它落地，你要把它配套配上产业链，配上真正的专业的人才，帮你把这个东西打造出来，这个香港本地不够，然后你说我要真的生产了，我去哪找厂，香港没工厂，你自己造个厂不现实，你去找人找代工，你也要找到东莞找到深圳，所以既然是这样，何不直接来这创业呢，现在香港是两个极端的，想来的愿意来的，千方百计要来，希望能够享受你的政策，不想来的，你请他来参观他都不来，我不想看我不想听，我啥都不知道我不愿意，你们发展是你的事，有这么一批人的，而这个两极分化得很厉害，那我自己想做，我觉得我也没法把那些小区域性的人改变，我只能透过帮助想进来的人，让他们成功了，由他们的事实去告诉其他人，你看是很多机遇的，一带一路是很多机遇的，第一你香港是依附在国家上面的，只要国家这条路还继续有得走的话，我们还是一定有得走，一带一路也好，粤港澳大湾区也好，对香港会是一个蛮大的机遇。 这家网络公司是通过洪为民的牵线搭桥，落户在前海梦工场的，这家公司属于刚刚起步阶段，对于这样的创业的经历，洪为民感同身受。 1979年，10岁的洪为民从内地来到香港生活，那时候，洪为民家里很贫穷，但他肯吃苦，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香港闯出了一片天地，洪为民18岁就出来给别人打工，20岁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之后他用了十年时间，在跨国大公司打工接着再次创业，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对社会公益的贡献，洪为民成为2008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11年度香港40+典范、2012年度香港资本企业家。 记者：但是同样您是通过自己的打拼，然后把这个圈子不断改变不断上升，对于初创的香港年轻人来说，您当年面临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香港年轻人那里？ 洪为民：对，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找我，可以找这些导师去问，我们那时候想找都不知道找谁，也不知道问谁，想都没想过。 记者：可能事后想起来，就是因为可能在创业的路上，缺乏一个像今天您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的人，使得他走了弯路，甚至没有走到头。 洪为民：对，当然这么说，我这辈子其实很多很好的导师，我经常说，我们广东人说叫贵人，比方说我创业，我1989年那次创业才20岁，当时香港是21岁才成年的，我是连银行的私人支票户口都不能开的，公司可以，我是代表公司，我可以签这个支票，我试过这么滑稽的事情，我公司开张支票给我自己，存到我自己户口不能存，说你这个属于Minor account，就是未成年户口，不能够收支票，当时我中学的一个地理老师，他因为知道我做生意，没有信用卡不方便，因为21岁才能申请信用卡，他专门拿了三万块钱去银行存在那做定期，给我做担保，给我申请了一张信用卡。 记者：那是不是在您成长或者说在创业的路上，就是这些人点点滴滴的这种帮助，使得你走到了今天之后，回过头去想，假如我能够在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在创业的路上，我给他们帮助，可能就使得这种帮助让它制度化常态化，让他可以有依靠往前走？ 洪为民：是不是制度化我不敢说，但我是这么想的，为什么我做年轻人，其实我也有做老年，也有做伤残的服务，我做很多，但是青年始终都是我的重点。 记者：为什么？ 洪为民：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说青年人你用一块钱的力量去做，这回报可能是对整个社会的回报，可能是一百块钱。文章选自央视新闻，2017年6月29日
2017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