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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人工智能不会导致大量失业
编者按：在刚刚结束的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第四次科技革命成为会议的主题，而“人工智能”无疑是其中的主角。从语音交互到无人驾驶，从Master横空出世撬动围棋界冰山一角，到AlphaGo所向披靡击败棋王柯洁。人工智能将给人类带来什么改变?对此，创新工场创始人兼CEO、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长李开复和携程网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两位科技界大佬最近因为观点的不一，展开隔空论战。 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创新往往涉及审美以及口味的判断，与创新相关的工作都必须由人类完成。如果人类失去了探索的欲望，将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衰落。近日，李开复在《纽约时报》专栏发布了一篇题为《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文章，第一财经获授权发布，引起重大反响。李开复在文章中认为，人工智能将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人类大规模失业和贫富差距;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失衡现象，甚至改变全球的权力格局。鉴于中美两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世界不少国家将最终成为中美两国的经济依附体，这样的经济发展态势也将重塑当今的地缘政治版图。对于李开复发观点，梁建章不以为然，发文反驳。首先，梁建章认为，人工智能不会带来大量失业，至少到30年后，现在一半的工作才会被机器人取代。而届时，教育、医疗、旅游和其他高端服务会产生巨大的服务业工作需求，完全可以吸收工作被AI取代的劳动力。其次，梁建章表示，人工智能不会带来贫富差距大幅上升。只要市场上存在3家以上的接近竞争对手，企业就赚取不到大额利润。这样的经济规律，与李开复所言的大公司因为人工智能提升效率从而赚取巨大利润的观点相违背。因此，虽然中美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的超级大国，但人工智能公司也不会有钱影响到国际关系。最后，梁建章称，创新往往涉及审美以及口味的判断，与创新相关的工作都必须由人类完成。如果人类失去了探索的欲望，将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衰落，这可能是比贫富差距更值得人警惕的问题。以下为梁建章本次发布的内容全文：李开复博士是一位著名的人工智能科学家，最近他在纽约时报上预测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景和其对经济的影响。 我的观点是他对技术的前瞻是一如既往的敏锐，但是对经济影响的预测却有待商榷。首先李开复博士预测人工智能会带来大量失业。事实上，人工智能现在还远远不能取代大多数服务工作, 因为机械手还远不如人手灵活。AlphaGo可以击败世界上最好的围棋手，但是还是要靠一个工作人员的手把棋子放到棋盘上。据估计，机器人技术至少要30年才能取代人的清扫、空姐、保姆等工作。麦肯锡估计到2050年，现在一半的工作将被机器人取代。取代一半的工作，从经济上来讲，就是把生产率和每天的薪资提高一倍。这意味着在工作量不变的情况下，平均一个美国人每年收入大约十万美元。在这个收入水平，人们会减少工作吗? 有些人会每周工作3~4天，但是还会有很多人每周还是工作5天，然后把10万美元去消费更好的教育、医疗、旅游和其他高端服务。这就会产生巨大的服务业工作需求，完全可以吸收工作被AI取代的劳动力。李开复博士的另一个预测是贫富差距会大幅上升，因为大公司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效率提升，从而赚取巨大的利润。问题是，历史上有很多革命性的技术也带来了巨大的效率提升和社会效益，但是发明或使用技术的公司并没有赚到巨大的利润。谁还记得哪个公司发明了蒸汽机、计算机或者机器人，并且赚了多少钱？一开始发明和使用新技术的公司能够赚不错的利润，但超额利润往往会很快消失在激烈的竞争中，最后消费者得到了低价和高质的产品服务，成为最大的得益者。的确，人工智能技术需要大量的数据，这有利于大公司。但是世界上有不少有大量数据的大公司，举例来说，在无人驾驶领域，Google, Tesla, Uber 还有几家中国公司都有足够的数据成为有力的竞争者。一般的规律是，只有要3个以上接近的竞争对手，就赚不到太多的利润，所以虽然中国和美国会成为人工智能的超级大国，但是其人工智能的公司不会有钱到可以影响国际关系。最后，我认为与创新有关的工作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主要由人类完成。一方面，让电脑来做创新可能是太危险。另一方面，创新往往涉及审美和口味的判断。例如，如果任务是评估一段音乐、一部电影，或者一种新菜，人类可能永远比机器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有人说，创新只需要少数天才，不需要大量人口。但这显然不符合历史趋势。人类在创新方面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本和人力资源。这种趋势现在并没有放缓的迹象。将来会更多人具备能力和意愿来参与某种形式的创新活动，既包括高技能工作(例如人工智能编程)，也包括低技能工作(例如游戏测试和电影评论)。更多的人将具备这种能力，这部分归功于人工智能帮助他们提高分析能力。更多的人将具备这种意愿，因为参与创造是富有乐趣和满足感。即使是像电影评论这种轻松的工作，也是某种形式的创造性活动。所以我们不必担心现在的研发工程师会变穷或者没有工作。真正要担心的是程序员和数据分析员的收入远高于清洁工的收入，正如李开复博士指出的那样。但是贫富差距加大不是一个新问题，解决办法还是要提高基本的社会保障和普及教育。AI技术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教育智能化可以反而帮助政府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总之，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服务业工作机会出现，而创新相关的工作会不断增加。长远来看，创新不光是解决一个问题，更多的是探索未知的事物。人类对更多食物和住房的需求很容易饱和，然而人类总是有兴趣探索新的器具、新的故事、新的游戏，以及探索太空。如果人类不再有探索的欲望，那么人类文明将开始衰落。这是一个比“贫富差距”难得多的问题。 【附】李开复在《纽约时报》的“观点”栏目发表专栏文章《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中文全文：《李开复：人工智能将重塑当今地缘政治版图》面对呼之欲出的人工智能时代，你最担心什么?通常，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像各类科幻片中的惊悚情节。他们担心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带来所谓的“奇点”，即在人类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人工智能会完全超越人类智慧，继而将人类社会带入一场无法想象的变革当中。人们甚至开始怀疑，人工智能是否最终会控制人类，使人类沦为所谓的“机械人”。这些问题值得探讨，但并非亟待解决。先不论这些问题是否会发生，即使哪天真的出现，也是数百年以后。而目前，人类还没有任何已知的途径和方法能够将当前最卓越的人工智能系统——比如刚刚战胜了最出色的人类棋手柯洁的围棋计算机程序AlphaGo，转化为通用的人工智能，即具有自我意识、可进行常识性推理、能够自觉地从多领域获取知识、并具有感知、表达和理解等能力的电脑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恰恰相反，现有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发展速度之快大大超出我们的认识和预期，人工智能技术注定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并不完全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人工智能是工具，不是一种智慧形式。但它注定会重新定义工作的意义以及财富的创造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它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失衡现象，甚至改变全球的权力格局。因此，当务之急，让我们先对这些迫在眉睫的现实挑战予以关注。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粗略来讲，人工智能技术指的是获取某一领域(比如贷款偿还记录)的海量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对具体案例(是否应给某人贷款)做出判断，以达成某一特定目标(贷方利益最大化)的技术。这些技术在给定任务中所展现出的工作能力已经被证明可以完全超越人类的表现。今天，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对就业造成冲击。很多岗位和职业会逐步消失，例如银行出纳员、客户服务代表、电话销售员、股票和债券交易员等;甚至律师助理和放射科医生这样的工作也会被这类软件所取代。假以时日，人工智能技术还会学会控制如无人驾驶汽车和机器人这类半自主或全自主硬件设施，逐步取代工厂工人、建筑工人、司机、快递及许多其他职业。与工业革命及信息革命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并非单纯指向某些特定岗位和职业，如传统制造业中的手工艺者被流水线工人所取代;或只会使用纸张和打字机的秘书被精通电脑的个人助理所替代等;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是对现有职业和工作版图大规模地颠覆。毋庸讳言，其中大部分为低薪工作，但某些高薪岗位也将面临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变革将会为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及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和企业带来巨额利润。试想，如果优步能全面利用无人驾驶车进行运营;苹果公司能够省却大量人力生产其产品;全年满足超过三千万笔贷款请求却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的借贷公司;可以想见，这些企业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造何等惊人的利润和收益！而这一切已经是现在进行时。创新工场最近就在国内投资支持了一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借贷的初创企业。诚如你所看到的，人类正面临着很难妥善共存的两个发展前景：一方面我们迎来了仅用少量人力就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发展时代，而另一方面，大量人员也将因此而下岗和失业。各种权衡，何去何从?答案之一当然是教育，即要对人工智能所不擅长的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人员教育和再培训。具体来说，人工智能并不擅长需要创造力、规划能力以及“跨领域”思考能力等类型的工作——比如辩护律师。这些能力也是目前很多高端职位所要求的，问题是通过短期培训来传授和获取这些能力和技能的可能行较低。另一个方向则是弥补人工智能系统所欠缺的“人际交往能力”，发展出更多类似社会工作者、酒保、按摩技师等需要人际间微妙互动的岗位。即便如此，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我们的社会对酒保或类似岗位又有多大需求呢?按照我的个人推测，要解决人工智能变革所带来的大规模失业问题，需要的是更多我所说的所谓“关爱服务”。 这是人工智能无法完成，而社会又大量需要的服务;更不用讲你我生而为人所赖以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此类服务岗位不胜枚举，例如：陪伴老人就医的志工、孤儿院的教导员、戒酒互助社的志愿者，甚或未来可能出现的——帮助那些沉迷于电脑虚拟现实刺激中的“平行人”重返人生现实的热心人。换言之，当下的很多所谓志愿服务工作未来都可能成为真正的职业。其中一些服务甚至会转变为高薪职业并趋于专业化，例如可协助和配合“人工智能癌症诊断程序”工作的、具有专业医疗知识、同时又富有同情心和极强沟通技巧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总体而言，人们可以选择比现在更短的工作时间。那么，谁会为这些工作买单呢？文章开始时我提到的那些集中于相对少数企业手中的巨额财富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在我看来，人工智能所创造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会不可避免的转移到那些工作被取代了的人们那里去。而这一过程似乎只能是通过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即提高政府相关领域的开销，及增加高利润公司的税收来加以实现。至于那样状况下的社会福利是何种形式，我认为可能是一种有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即社会福利将面向有经济需求并符合条件的人群。所谓“条件”，是指福利申请者必须努力参与就业或再就业培训，或保证参与一定工时的“关爱服务”。当然，为了给这类社会福利提供资金，提高税率可能在所难免。政府不仅要补贴大部分人的生活和工作，还要设法对此前大量下岗员工无法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进行弥补。这就带来了关于人工智能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挑战。我所描绘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或许在美国和中国是可行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通过其规模巨大且成功的人工智能企业来获取税收，并以此支撑其高昂的社会福利方案。但是其它国家又当如何呢?相较而言，其他国家会面临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大部分人工智能所创造的财富会流入美国和中国。人工智能是一个“强者更强”的产业：数据越多，产品越好;产品越好，所能获得的数据就更多;数据更多，就更吸引人才;人才越多，产品就会更好。在这个良性循环里，中美两国目前已经汇聚了大量人才、市场份额以及能够调动的数据。举例来说，中国的语音识别企业科大讯飞以及人脸识别公司如旷视科技、商汤科技等就市值来讲，都已经成为行业翘楚。在谷歌、特斯拉及优步等企业的引领下，美国的无人驾驶技术也是首屈一指。而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中美七家企业——谷歌、脸书、微软、亚马逊、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都已在其现有产品和服务中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并正快速将其运营版图扩展到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占据更大份额的人工智能市场。从目前的情势看，美国似乎占据发达国家市场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而中国公司无疑赢得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对于中国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讲，另外一项挑战则在于许多国家还在日益增长的人口，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庞大的人口可以成为一种经济资本，就如同其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资本却可能成为经济负担，因为其中大部分人口将面临下岗失业。所以，如果很多国家不能通过向高额盈利的人工智能企业征税来补贴工人，他们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依我个人推论，为避免本国人民陷入贫困，这些国家会与提供最多人工智能软件的国家——中国或者美国——进行磋商和谈判，最后以特定人工智能企业在本地用户中的盈利来换取国家所需的社会福利补贴。从而最终成为中美两国的经济依附体，这样的经济发展态势也将重塑当今的地缘政治版图。一言以蔽之，最大程度地缩小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经济失衡和贫富差距，已是当下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此差距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从乐观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打破全球经济失衡状态的机会，而挑战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将使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文章选自第一财经网，2017年7月2日
2017年7月5日 -
关新：数字时代与跨界联合创新
理事简介关新，CCG副主席，宽资本创始人及董事长。2017年 6月27日，第二届全球虚拟现实大会(GVRC)在上海中欧国际商学院召开，作为全球虚拟现实行业最具有含金量的顶级盛会，GVRC将涵盖世界级大咖演讲、近十场圆桌论坛碰撞、前沿开发者分享、精挑细选的顶级投资路演、最前沿产品亮相以及最多样VR/AR/AI技术展览，充分展现虚拟现实技术行业的最高水准。宽资本董事长关新博士在大会现场发表了《数字时代与跨界联合创新》的主题演讲。从资本的角度谈了中国与世界联合创新：表示中国是创业大国但还不是创新大国。在科技上追赶发达国家的手段除了山寨与并购之外，我们应该大力提倡中国与全球联合创新。联合创新是跨界的，跨学科的，也是跨国的，目的是利用全球的人才、科技与资本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共享共赢。 以下为关新博士现场演讲视频：文章选自宽资本，2017年6月30日
2017年7月5日 -
薛澜：面对新经济 政府要实行包容性政策
专家简介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面对新技术、新业态下的新经济，如共享经济，政府出台的有些很好的政策一旦到了地方，就‘变味儿’了。”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在结束主持大连达沃斯“引领共享经济”分论坛后，接受央广网记者专访时直言，这是目前中国新经济的发展面临的很大挑战。他认为，企业、市场、政府，三者需要共同协调，才能更好地支持新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谈新经济对传统的行业冲击将加剧 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这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20国青年评选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如今，新经济不仅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同样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潜在动能。 在薛澜看来，新经济对传统的行业冲击会加剧，比如网约车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冲击。“所以，面临颠覆性的创新，政府要采取何种态度很关键，政府要实行宽容及包容性政策，能够为其提供更好、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目前，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不仅创造了新的供给和需求，大大拓展了发展空间，也给各方带来更多平等参与的机会。 “在过去，中国对于新经济的推动，更多的是知识研发方面。但是，后来发现仅仅从研发出发很局限，即使技术不错却没有很好的市场环境，也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挥。”薛澜告诉记者说，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光有了技术、市场经济不行，更关键的是需要政府的规制。 薛澜也道出了自己的担忧，有些关于新经济的政策规制，一旦到了有些地方政府就“变味儿”了，这是我们面临的更大挑战。他举例说，比如很多地区针对网约车要求车辆轴距等，其实并不合理。所以他认为，新经济的发展的问题，需要企业、市场、政府共同协调，才能更好的支持新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谈政府监管新技术和新业态 政府该采用“适宜性治理”态度 在昨天上午的2017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表示，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催生着新的产业、新的技术、新的业态，人类在过去任何一次工业或技术革命当中，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更多的机遇。 “中国是全世界所有政府里面第一个让网约车合法化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大步。”在达沃斯论坛一场以“引领共享经济”为题的对话中，滴滴出行CEO柳青认为，中国政府在鼓励创新，发展共享经济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也给了滴滴更多的信心。目前，正同一些地方政府进行政企合作，但在具体政策落地过程中，各地还会出现了一些偏差。她期望，地方政府能进一步转变理念，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薛澜在接受央广网记者专访时也很赞同柳青的观点。“政府应该采用‘适宜性治理’的态度来面对新技术和新业态，用传统的方式归置往往可能扼杀新的商业模式。”他谈到，对于滴滴这样的共享经济参与者来说，想要解决技术难题和自身文化建设，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合理匹配，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其实在国家层面，中国对于网约车合法化的宽容度够高，中国政府在推动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这方面走到了世界的领先地位。”他建议称，政府和企业要以更加包容和合作的态度来进行对话，例如让新兴的企业参与到决策过程当中，面对新兴事物，加快制度的调整速度等。谈达沃斯主题包容性增长背后的中国“钥匙” 达沃斯论坛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中外媒体似乎都在“求解”本届论坛主题：“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 “这一轮工业革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孕育兴起的，其速度、广度、深度前所未有，也为各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但是，如果举措不当，那么也会在增长当中带来包容性不足问题。”在昨天的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在开幕式上谈到，与以往的工业革命相比，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对此，薛澜认为，包容性增长，不管是对于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来讲，都是必然的结果。目前，全球经济并不是按照很均衡的方式发展，差距在慢慢扩大。“这次将包容性增长纳入主题非常及时，历来新经济的发展往往都是哪些地方利润最高，往哪些地方去，所以第一波最好的用户都会选择最有钱的，担负得起的，这样的发展会拉大国家、社会之间的差距。”薛澜说。 薛澜指出，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贫富差距，但现在中国作出很大努力，包括扶贫攻坚。没有哪个国家的扶贫力度大于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国有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进入发展的机遇，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 “未来的发展，可能有些人在享受第四次、五次的工业革命的成果，但有人还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今后如果国家、社会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后，或许差距就会变成怨恨及仇恨，世界就会变得不安宁。”所以，薛澜在接受央广网记者专访时的最后几分钟坦言，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确实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在全球化高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又增加下一步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所以各国的政策要相应作出调整。文章选自央广网，2017年6月28日
2017年7月4日 -
鲁白：人工智能时代的医生将致力于个性化治疗和人文关怀
专家简介鲁白，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有人担心，如果人工智能基于医疗大数据能够做诊断了，医生就会失业。其实未来的医生将致力于个性化的治疗服务，医生的人文关怀也是机器代替不了的。”第11届夏季达沃斯期间，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知识分子》主编鲁白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待人工智能在教育和医疗上的应用 作为国际知名的脑科学研究领域专家，鲁白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并在清华大学开设《脑科学与人工智能》课程，他笑称“通过开设这门课，自己也学习一下。” 鲁白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三大支柱来支撑——算法、大规模云计算能力和大数据，而三者的发展阶段各有不同。 “算法要有巨大的变化，这已经实现；大规模云计算的能力也在快速发展中；但大数据在很多情况下还没有实现——滴滴、淘宝有出行和购物的大数据，但医疗方面还没有大数据。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做的努力是怎样建立和医疗有关的、高质量的、可分享的大数据。”鲁白说。 具体到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鲁白认为，人工智能首先可应用在挂号、配药和付费，其中付费环节的人工智能会很快实现;电子病历的共享还需要立法，即个人信息如何利用和分享还需要制度来确定。他举例美国的医疗信息属于个人，个人可以决定是否将私人医疗数据出售给医院、研究机构等；人工智能的诊断目前已经有新的发明突破，如果其诊断的准确率等同于医生，则会大大提高治疗效率。 鲁白同时表示，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领跑全球，下一步最期待人工智能运用在教育和医疗的应用。“人工智能将对教师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方法以及教育体制都有深刻的冲击。人工智能为人类提供服务和帮助，而不是形成壁垒。”科学家传播科学知识有天然优势 在本次达沃斯论坛上，鲁白参与“公众对科学的质疑”讨论环节时表示，科学应该回归初心，即增进人类的知识。 由鲁白、饶毅、谢宇发三位教授创办的《知识分子》已成为当下最受欢迎的科学公众号之一。在谈及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时，鲁白对第一财经表示，自媒体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发言，而科学家拥有天然的科学家网络资源优势。 “例如诺贝尔奖一公布，我们能迅速反应出获奖者的朋友是谁、合作者有哪些、学生有谁等等。获奖者对学生中往往有中国人，我们马上通过微信进行联络。专业的科学家还能判断出哪些人讲话是有份量的。半小时内就能发布有信息量的报道。屠呦呦获奖时我们曾引领了全中国的报道。”鲁白说。 鲁白认为，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大大增加，很多民众容易被网红的言论所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媒体本身需要反思，而科学家也要积极投入到传播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文章选自第一财经，2017年6月28日
2017年7月4日 -
葛剑雄：真正的本领在于读懂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
专家简介葛剑雄，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媒体上关于读书的文章不少，但相当一部分是误导。比如有人提倡快乐学习，大体上，读书是快乐的，但读书不能只要快乐，有些枯燥的书也要读。也有人说，书应该写得让大家都懂，这种观点也不对，一些科学原理或深奥的思想很难写得人人都懂，阳春白雪注定是少数人的。文学史说白居易写诗通俗易懂，连老太太都能懂，《卖炭翁》或许听得懂，《长恨歌》也能听得懂吗？有人说学科发展由繁到简，现在又到了需要博学的时代，这话不对。我们应该怎样读书？若为求知，你先要明确所求的领域和程度，然后去找最合适的书，不要看那种包罗万象的书，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书，无论是纸本还是数字化的，数量都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接受能力，哪怕你有一目千行的本事也不行。以前用“学富五车”称赞一个人学问好，现在只怕五十车都不够。古代的车是马车、牛车、小板车，书是帛片、竹简的手抄本，所谓“读书破万卷”，一卷书实际上就一百多页。但学问是越分越细的，以前文史哲，数理化，现在光数学一科就分出很多支，所以读书要学会选择。不仅是类型选择，还要明确自己的程度。有人说学科发展由繁到简，现在又到了需要博学的时代，这话不对。博学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在全面彻底掌握本专业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现在有人责怪“博士不博”，这是人们对博士培养目标的误解。其实“博士”只是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名词来翻译“PHD”，并不意味博士真的要“博”。博士应该专，去看看博士论文做的题目就知道，全世界的博士做的都是很细的题目。读书的第二个目的是研究读书的第二个目的是研究。现在有些论文的水平不算研究，而是简单重复。曾有学生很认真地告诉我，说自己有了新发现，其实这个发现我已经见过了。这种研究作为学术训练没有问题，但作为研究成果就有问题了。以前我们做一些与国外重复的研究，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读不到他们的书。但现在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网上都可以查到。如果不查却自吹是新发现，就是剽窃。所以我要求研究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前人的成果，在导论或序言里写清楚前人做过哪些。这要求我们穷尽地阅读一本书。不仅要看，而且要尽量找到原始版本，有了新版还要注意它有什么补充或修订。有的人对一本书研究了很久，已经形成了成见，但作者去年其实修订过，一些错误早就纠正了。读书过程中，投机取巧往往要承担后果。有人会长期延续学术上的错误，有人就自觉不自觉地违反学术规范。复旦有个教授，被北京一位先生写文章批判为剽窃、学术不端。其中一部分观点我是不赞成的，说他自我剽窃，有些内容今天出过了明天又出。我认为这要看情况，如果社会有需要，这种做法就没错，当然他应该写清楚。文中有个证据，说他间接引用一篇文章，偏偏写自己引用了原始文献，问题就来了：他引用的书中把“Dover Strait”错翻成了“street”，译成“多福尔大街”。他如果照实说是从二手资料引用的，也没什么问题，可他非要说谎，于是被人质问“你这个复旦大学的博士，英文水平这么差吗？”其实这个错误我们每个人也许都犯过，我就差一点犯过。但起码应该查查原文，原文都不查，犯错误也是活该。读书的本领不在于看得懂书本，而在于看得到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常有人说，你们研究历史的本领真大，古文都看得懂。但我会告诉他真正的本领不在于看得懂书本，而在于看懂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古文再难大家理解了字面后，水平就一样了，但是为什么有人就能通过文字看透一些社会现象，得出大家都没想到但都觉得合理的结论呢？这不仅要靠看书，更要看他会不会读社会了。比如现在蒋介石日记开放了，上面记录过他年轻时曾经想上妓院，没忍住去了，自己的毛病写得还是比较公正的，现在读起来觉得很真实。但蒋介石日记真的百分百真实吗？有人将日记与历史对照过，发现有时历史上发生了很重要的事，他在日记上却一个字都没写。所以研究历史，光靠书本是不行的，要考察社会。研究历史，不可能到古代去调查，但如果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就容易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我研究人口史，发现“人口”里就涉及很多奇怪的现象。宋朝时，全国平均每户最多只有2.65口人，最少时只有1.4口人。1.4口人简直不能组成家庭了，一般人都单身了，这可能吗？后来仔细研究，发现这个数据是上报给中央政府作为交税依据的，那当然人口越少越好了。但向中央政府申请救灾时，每一家却都在五口人以上。现在我国每一次人口普查时，国务院也会发通知要求大家实事求是，自愿申报户口的就不要再处罚。这样看来，古代和现在没什么不一样。所以看书还要结合社会，看懂社会。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要走出去了解社会，读书才会有用。文章选自搜狐网，2017年6月27日
2017年7月3日 -
李稻葵：面对人工智能 未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是陪人聊天
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6月28日，《中国经济周刊》编委张璐晶受邀主持世界经济论坛直播访谈，对话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三十分钟的直播中，李稻葵教授分享了他对共享经济、人工智能、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的见解。 李稻葵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在工业生产领域，很多的产品，比如香烟的生产已经很大程度上无人化了。再比如汽车的生产，过去十几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的机器人（300024）节省了劳动力，而且更加精准，可以想象在工业生产领域，一线直接接触产品的工人的数量会继续减少。另外在专项应用，自动驾驶、半自动驾驶领域很快也能实现智能化。 李稻葵认为现在有泡沫的，或者说认知超前的、期望过高的是大家称之为一般智能的机器人，比如说回家以后希望有人可以和你讲讲话、给你做清洁、可以有情感交流的机器人。这就是越简单的事越复杂，越复杂的事越简单。 和一般人的观点不一样，李稻葵表示，在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说未来我们都失业了，但他认为，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大量的就业机会是陪人聊天，陪老人聊天、陪失恋的人聊天、陪孤独的人聊天，这种工作是机器代替不了的，而且要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这种工作以后会占用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我们以后培养的人有很多是高级的情感治疗师，这是未来大量的需求所在。文章选自经济网，2017年6月29日
2017年7月3日 -
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参照京津冀协调模式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近日发表题为《粤港澳大湾区与制度创新》的文章，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文章称，粤港澳大湾区由广东境内的九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城市组成。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巨大城市群，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城市群，这11个城市的经济总和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文章称，为什么中国要提粤港澳大湾区？第一，大湾区建设就是要实现湾区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实现国家的进一步整合。第三，把湾区建设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经济贸易、科技创新平台。 文章称，就国家的整合和统一而言，大湾区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要追求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追求粤港澳地区的进一步整合和国家的统一。 文章称，不过，各地的优势没有整合与利用，也就是没有做到资源有效配置。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没有利用各自优势，各搞各的，造成重复建设和巨大的资源浪费。例如香港具有金融、教育和科研资源，澳门具有优质服务业资源，但是这些都没有和珠三角其他地方整合起来，通盘考虑。 文章称，广州和珠海多年来发展教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发展效果并不符合预期。广东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香港的教育资源呢？在“一国”构架下，广东和香港的教育资源整合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人们没有这个思想意识。再者，是香港的金融制度资源。这个制度在香港已很成熟，在世界领先。这些年，广东为了照顾香港的发展，本身没发展金融体系，但广东也没充分利用香港这个金融平台，造成巨大浪费。 文章称，在大湾区内，行政分割过于严重，很多问题都是由此造成的。 文章称，怎么办？因为是“一国两制”，较之其他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整合有其难度。但因为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行政分割所造成的困难也不是无法克服的。有几方面路径可以考量： 第一，优质城市建设。湾区可以对标国际一流城市建设来进行。湾区内部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跟上，甚至不亚于港澳，但管理水平远远没跟上。这方面，湾区各城市可以通过服务业的整合快速得到提升。应当指出的是，广东现在的服务方式和水平本来就和港澳经验相关。 第二，城市群建设。城市群建设已经提升为国家计划，湾区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湾区建设经验，例如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等。除了要参考这些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这些湾区如何克服行政分割的限制，让企业和社会在湾区整合方面起主导作用。 第三，湾区范围内的制度整合。这方面，有很多湾区“共同市场”有待建设，包括共同制造业基地、共同金融市场、共同劳动力市场、共同房地产市场、共同教育市场、共同服务业市场等。如上所述，香港的金融、教育、科研优势，为什么广东不能用？如果这些湾区共同市场建成了，就可以实现湾区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四，世界性贸易平台建设。在这方面，湾区要深入研究成功的案例，把国际多边主义的规则内化，变成“一国”之内大湾区自由贸易区的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具有国际性，也比较容易为国际企业所接受。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这样做尤其有意义。 第五，中央高层组织协调。鉴于“一国两制”的复杂性和城市之间的严重行政分割，这11个城市之间或广东省一级很难产生有效的协调机构。如果没有有效的协调，本来很容易解决的一些具体利益问题，就会被放大到阻碍湾区的整体整合。因此，可以参照京津冀协调模式，由高层组织协调机构。没有这样一个顶层设计，很难达成上述几个方面的目标。文章选自参考消息，2017年6月29日
2017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