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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真正的本领在于读懂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
专家简介葛剑雄，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媒体上关于读书的文章不少，但相当一部分是误导。比如有人提倡快乐学习，大体上，读书是快乐的，但读书不能只要快乐，有些枯燥的书也要读。也有人说，书应该写得让大家都懂，这种观点也不对，一些科学原理或深奥的思想很难写得人人都懂，阳春白雪注定是少数人的。文学史说白居易写诗通俗易懂，连老太太都能懂，《卖炭翁》或许听得懂，《长恨歌》也能听得懂吗？有人说学科发展由繁到简，现在又到了需要博学的时代，这话不对。我们应该怎样读书？若为求知，你先要明确所求的领域和程度，然后去找最合适的书，不要看那种包罗万象的书，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书，无论是纸本还是数字化的，数量都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接受能力，哪怕你有一目千行的本事也不行。以前用“学富五车”称赞一个人学问好，现在只怕五十车都不够。古代的车是马车、牛车、小板车，书是帛片、竹简的手抄本，所谓“读书破万卷”，一卷书实际上就一百多页。但学问是越分越细的，以前文史哲，数理化，现在光数学一科就分出很多支，所以读书要学会选择。不仅是类型选择，还要明确自己的程度。有人说学科发展由繁到简，现在又到了需要博学的时代，这话不对。博学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在全面彻底掌握本专业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现在有人责怪“博士不博”，这是人们对博士培养目标的误解。其实“博士”只是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名词来翻译“PHD”，并不意味博士真的要“博”。博士应该专，去看看博士论文做的题目就知道，全世界的博士做的都是很细的题目。读书的第二个目的是研究读书的第二个目的是研究。现在有些论文的水平不算研究，而是简单重复。曾有学生很认真地告诉我，说自己有了新发现，其实这个发现我已经见过了。这种研究作为学术训练没有问题，但作为研究成果就有问题了。以前我们做一些与国外重复的研究，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读不到他们的书。但现在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网上都可以查到。如果不查却自吹是新发现，就是剽窃。所以我要求研究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前人的成果，在导论或序言里写清楚前人做过哪些。这要求我们穷尽地阅读一本书。不仅要看，而且要尽量找到原始版本，有了新版还要注意它有什么补充或修订。有的人对一本书研究了很久，已经形成了成见，但作者去年其实修订过，一些错误早就纠正了。读书过程中，投机取巧往往要承担后果。有人会长期延续学术上的错误，有人就自觉不自觉地违反学术规范。复旦有个教授，被北京一位先生写文章批判为剽窃、学术不端。其中一部分观点我是不赞成的，说他自我剽窃，有些内容今天出过了明天又出。我认为这要看情况，如果社会有需要，这种做法就没错，当然他应该写清楚。文中有个证据，说他间接引用一篇文章，偏偏写自己引用了原始文献，问题就来了：他引用的书中把“Dover Strait”错翻成了“street”，译成“多福尔大街”。他如果照实说是从二手资料引用的，也没什么问题，可他非要说谎，于是被人质问“你这个复旦大学的博士，英文水平这么差吗？”其实这个错误我们每个人也许都犯过，我就差一点犯过。但起码应该查查原文，原文都不查，犯错误也是活该。读书的本领不在于看得懂书本，而在于看得到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常有人说，你们研究历史的本领真大，古文都看得懂。但我会告诉他真正的本领不在于看得懂书本，而在于看懂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古文再难大家理解了字面后，水平就一样了，但是为什么有人就能通过文字看透一些社会现象，得出大家都没想到但都觉得合理的结论呢？这不仅要靠看书，更要看他会不会读社会了。比如现在蒋介石日记开放了，上面记录过他年轻时曾经想上妓院，没忍住去了，自己的毛病写得还是比较公正的，现在读起来觉得很真实。但蒋介石日记真的百分百真实吗？有人将日记与历史对照过，发现有时历史上发生了很重要的事，他在日记上却一个字都没写。所以研究历史，光靠书本是不行的，要考察社会。研究历史，不可能到古代去调查，但如果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就容易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我研究人口史，发现“人口”里就涉及很多奇怪的现象。宋朝时，全国平均每户最多只有2.65口人，最少时只有1.4口人。1.4口人简直不能组成家庭了，一般人都单身了，这可能吗？后来仔细研究，发现这个数据是上报给中央政府作为交税依据的，那当然人口越少越好了。但向中央政府申请救灾时，每一家却都在五口人以上。现在我国每一次人口普查时，国务院也会发通知要求大家实事求是，自愿申报户口的就不要再处罚。这样看来，古代和现在没什么不一样。所以看书还要结合社会，看懂社会。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要走出去了解社会，读书才会有用。文章选自搜狐网，2017年6月27日
2017年7月3日 -
李稻葵：面对人工智能 未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是陪人聊天
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6月28日，《中国经济周刊》编委张璐晶受邀主持世界经济论坛直播访谈，对话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三十分钟的直播中，李稻葵教授分享了他对共享经济、人工智能、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的见解。 李稻葵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在工业生产领域，很多的产品，比如香烟的生产已经很大程度上无人化了。再比如汽车的生产，过去十几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的机器人（300024）节省了劳动力，而且更加精准，可以想象在工业生产领域，一线直接接触产品的工人的数量会继续减少。另外在专项应用，自动驾驶、半自动驾驶领域很快也能实现智能化。 李稻葵认为现在有泡沫的，或者说认知超前的、期望过高的是大家称之为一般智能的机器人，比如说回家以后希望有人可以和你讲讲话、给你做清洁、可以有情感交流的机器人。这就是越简单的事越复杂，越复杂的事越简单。 和一般人的观点不一样，李稻葵表示，在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说未来我们都失业了，但他认为，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大量的就业机会是陪人聊天，陪老人聊天、陪失恋的人聊天、陪孤独的人聊天，这种工作是机器代替不了的，而且要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这种工作以后会占用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我们以后培养的人有很多是高级的情感治疗师，这是未来大量的需求所在。文章选自经济网，2017年6月29日
2017年7月3日 -
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参照京津冀协调模式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近日发表题为《粤港澳大湾区与制度创新》的文章，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文章称，粤港澳大湾区由广东境内的九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城市组成。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巨大城市群，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城市群，这11个城市的经济总和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文章称，为什么中国要提粤港澳大湾区？第一，大湾区建设就是要实现湾区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实现国家的进一步整合。第三，把湾区建设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经济贸易、科技创新平台。 文章称，就国家的整合和统一而言，大湾区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要追求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追求粤港澳地区的进一步整合和国家的统一。 文章称，不过，各地的优势没有整合与利用，也就是没有做到资源有效配置。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没有利用各自优势，各搞各的，造成重复建设和巨大的资源浪费。例如香港具有金融、教育和科研资源，澳门具有优质服务业资源，但是这些都没有和珠三角其他地方整合起来，通盘考虑。 文章称，广州和珠海多年来发展教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发展效果并不符合预期。广东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香港的教育资源呢？在“一国”构架下，广东和香港的教育资源整合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人们没有这个思想意识。再者，是香港的金融制度资源。这个制度在香港已很成熟，在世界领先。这些年，广东为了照顾香港的发展，本身没发展金融体系，但广东也没充分利用香港这个金融平台，造成巨大浪费。 文章称，在大湾区内，行政分割过于严重，很多问题都是由此造成的。 文章称，怎么办？因为是“一国两制”，较之其他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整合有其难度。但因为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行政分割所造成的困难也不是无法克服的。有几方面路径可以考量： 第一，优质城市建设。湾区可以对标国际一流城市建设来进行。湾区内部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跟上，甚至不亚于港澳，但管理水平远远没跟上。这方面，湾区各城市可以通过服务业的整合快速得到提升。应当指出的是，广东现在的服务方式和水平本来就和港澳经验相关。 第二，城市群建设。城市群建设已经提升为国家计划，湾区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湾区建设经验，例如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等。除了要参考这些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这些湾区如何克服行政分割的限制，让企业和社会在湾区整合方面起主导作用。 第三，湾区范围内的制度整合。这方面，有很多湾区“共同市场”有待建设，包括共同制造业基地、共同金融市场、共同劳动力市场、共同房地产市场、共同教育市场、共同服务业市场等。如上所述，香港的金融、教育、科研优势，为什么广东不能用？如果这些湾区共同市场建成了，就可以实现湾区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四，世界性贸易平台建设。在这方面，湾区要深入研究成功的案例，把国际多边主义的规则内化，变成“一国”之内大湾区自由贸易区的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具有国际性，也比较容易为国际企业所接受。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这样做尤其有意义。 第五，中央高层组织协调。鉴于“一国两制”的复杂性和城市之间的严重行政分割，这11个城市之间或广东省一级很难产生有效的协调机构。如果没有有效的协调，本来很容易解决的一些具体利益问题，就会被放大到阻碍湾区的整体整合。因此，可以参照京津冀协调模式，由高层组织协调机构。没有这样一个顶层设计，很难达成上述几个方面的目标。文章选自参考消息，2017年6月29日
2017年7月3日 -
梁锦松：这个时代做中国人是福气 一定要感恩
香港回归20年之际，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现任南丰集团董事长及行政总裁梁锦松在港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表示，自己事业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人的身份，他表示作为中国人很感恩。 回忆起20年前的7月1日，对回归充满憧憬的梁锦松，现场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权交接仪式，这标志着香港政治意义上的回归。但作为首届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梁锦松深知，仪式上的激动与喜悦之后，是确保平稳过渡的挑战。随即亚洲金融风暴爆发，这打击了当年香港的经济，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疫情更使香港经济雪上加霜。梁锦松表示在非典结束后，政府恢复经济的措施除了开放内地省市的旅客来港，还在2003年签署了全名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CEPA。 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长 南丰集团董事长及行政总裁梁锦松： 我是代表特区政府跟中央签这个CEPA，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CEPA是见证了另外一次回归，政治回归就是把这个就是1997年7月1日换这个(国)旗，政治回归就完成了，经济回归大概就是2003年签CEPA标志着(香港)跟中国内地的经济进一步的合作跟这个互动。 数据显示，从CEPA协议签署后的2004年起，至内地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2015年，香港特区GDP年均增长4.6%以上。 作为香港银行界的华人翘楚，梁锦松在金融圈耕耘40余年，其中在花旗工作23年，30岁就已做到了地区经理，也曾担任摩根大通亚洲区主席，直至后来在黑石集团出任高层。但梁锦松认为，这些成功并不能完全归功于自己的聪明，能得到器重，更多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这些公司希望利用他在两岸三地的经验和人脉拓展业务。 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长 南丰集团董事长及行政总裁梁锦松 因为我是中国人，而前面(的高管人员)没有其他的中国人，有西方的这个训练，也有一点人脉，(公司)重用我就是希望用我的经验和人脉帮助这些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扩展，所以你问我作为中国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在这个年代作为中国人肯定是一个福气，这个我们要感恩，我们一定要感恩才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7年6月23日
2017年7月3日 -
朱民：深港可共建“一带一路”金融中心
“香港有全方面的金融业务和经验，深圳背靠中国无比宽广的‘一带一路’相关需求，而前海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潜在的金融生态圈，这三者加起来，一定是世界顶级的金融中心，一定是未来世界上最大的生意场！”近日，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在深圳举行的首届深港合作论坛上表示，在“一带一路”的大局下，香港、深圳、前海都大有可为。要抓住契机，共同建设开放的金融平台和服务中心，并将金融科技和金融创新带入“一带一路”。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示，“一带一路”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中国经济金融全面开放和走出去的一个大局，也是一个中国经济和金融，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建立世界级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大局；而深港合作共建开放的金融平台需要抓住这个契机。▌共建全方位的金融平台朱民表示，“一带一路”是金融全面开放、发展和国际化的巨大机遇，有巨大的投资需求，首先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投融资平台。这个平台不仅需要中国的政府和企业资本，也需要当地政府和企业的资本，以及全世界的政府和企业资本共同合作，共同发展。其次，“一带一路”是集合银行、证券、投资、保险的巨大的金融市场，需要推进立体的、全方位的金融系统建设，而这远远超过单一的投资平台。在此基础上，便要建立中国金融机构网络，以及“一带一路”金融机构的合作网络。中国的金融机构网络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金融机构合作的金融网络，将是又一个巨大的平台和机会。朱民同时也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推进监管合作也必不可少。中国和当地监管机构，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合作，是一个多方位、全面的金融系统的合作。具体可包括建立清算系统的基本设施， 设立标准等。而在这所有之上的，将是人民银行国际化大规模的推进，包括人民币在沿线国家的使用、计价、交易等。朱民表示，香港雄厚的金融经验，以及深圳、前海的创新意识，在这个方面将大有可为。▌共建开放的金融服务中心朱民表示，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第四的地区，拥有全面的金融的业务和经验；深圳有体量巨大的银行业资产，有众多大型公司、债券、基金等各类金融持牌机构，已经成为一个金融中心；而前海拥有5万多家注册金融机构，覆盖了无数的持牌银行、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小额贷款、互联网金融公司，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潜在的金融生态。这些巨大的发展空间，很重要的一点是能不能在香港、深圳和前海建一个金融服务中心平台。朱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要建立全球性的融资平台，要建立交易平台；同时，支持中国金融走出去，香港有无数的经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可以帮助企业在“一带一路”中建立中国金融机构的网络。在这之中，深圳和香港是人民币最主要的国际化的中心，是最重要的集散点。因此，这里的合作将是一个巨大的业务平台、一个巨大的制度建设平台、一个巨大的培训平台，也是一个巨大的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推进实验的前沿阵地。朱民还强调，深港合作，要把金融科技和金融创新带入“一带一路”当中。他表示，目前金融科技的发展对整个金融业有着巨大的冲击，是一个颠覆性变化发生的时代。目前在美国最热门的金融科技背后的四项技术，分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传感器融合以及区块链技术。而这四项技术将在账户数据、行为数据、身份特征数据，以及交易数据上充分运用，全面提升客户的用户体验。如果能把最新的科技金融、数字金融，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联系起来，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金融的实验场和运用的场所，并将奠定未来30-50年的金融发展格局。文章选自搜狐网，2017年6月23日
2017年7月3日 -
“我们是这代人中的幸运者”｜那三届 四十年
40年前的夏天，邓小平复出。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本已开过，还是延续“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旧路。由于邓小平的复出，历史在这里骤然拐弯。文件追回，招生会重开，高考制度恢复。命运只敲一次门，它敲得如此急促，以召唤那些有准备、有信念、爱读书的人。1977有27.8万人、1978年有40.2万人、1979年有28万人成为被选中者，作为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代，成为改革力量的中坚。有人说，恢复高考如同一个支点，撬动了中国。40年后，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仅以高等教育而言，那三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在校生数占相应学龄人口总数比例）不到1%，如今已超过40%，中国已越过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这是对恢复高考40年最好的纪念。1977年12月，北京高考考点。图｜CFP 那三届，四十年 1977年，开了两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建国以来，惟有这一例。 在刚复出的邓小平严厉批评教育部“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告诫其“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之后，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终于彻底另起炉灶，停废了10年的高考恢复了。 有人说，恢复高考就像一个支点，那么40年来，它是如何撬动中国的？ 恢复高考1977年8、9月间在北京重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最初估计，有1亿4千万人符合高考报名条件。 这其中包括：1966年至1977年的全部高中生、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历届初中毕业生，以及被允许提前报考的1978届优秀高中生。由于邓小平大笔一挥，划掉了政审的苛刻条件，政审这关能挡住的人也有限。 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别的不说，哪有这么多纸张印卷子？ 为了控制人数，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的办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不等筛选出参加正式高考的考生。 教育部去了广西的试点县百色县调研。考试按照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命题，筛选比例是1：3。结果，文科考试98.64％不及格，理科考试98.54％不及格。成绩最好的是66、67届高中毕业生。 从1977年10月20日公布消息，到12月高考，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许多人连教材都没有，根本来不及准备，报名人数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天文数字。 报名者形形色色。湖北 21 万人报考，仅有 2 万人是在校学生及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他全是知青、工人、民办教师、复员转业军人等社会考生，其中知青是绝对主力，达 10 万人。 半数以上的报名者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了报考中专。初试又筛掉了很多人。如江苏南通地区，一个30 多人知青队有 20 多人报名考试，初考通过的只有 3 人。 如此一来，当年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 邓小平拍板，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纸张先行印刷考卷。政治局讨论，不要增加群众负担，报名费从最初的1元改成5毛。 高考没有统一试卷，命题权被下放到了各个省，考题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时间也由各个省自定，最早的是11月28日，最晚的是12月25日，跨度近1个月。分文、理两大类，文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理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各科满分100分。 高考分数不公布。考完后填报志愿，可以填报三个志愿。大学不区分重点与非重点，不分批次录取。 分数上线、体检合格后，对每个考生组成了两人以上的“政审调查小组”。政审合格被录取的考生，于1978年2月底3月初陆续入学。 当年还保留了小部分直接“推荐入学”名额，从历届优秀学生中选拔，不参加高考，目的是与通过高考入学者进行比较。 各地纷纷向教育部反映招生名额太少。1977年12月9日，中央音乐学院李春光、杨峻等6位教师上书邓小平，称该校考生中人才之多、水平之高，是建国以来历届高考所不可比拟的，而计划招生人数仅有135名，占报考人数的0.8％。经邓小平等批示后，当年中央音乐学院实际录取新生213名。 针对部分大学提出招收走读生的问题，决定扩大招生，1978年2月28日下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走读生和增加招生名额的通知》，规定自1977级新生起允许高等学校在完成国家招生计划的前提下试行招收通用和急需专业的走读生，并要求注意招收1966届、1967届高中毕业生。 就此，全国各地高校都扩大了招生名额，本科扩招2.3万人，大专扩招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 最终，1977级共录取27.8万人，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上图：1979年，黄萍在校园荷花池边留影。下图：2017年5月26日，四川成都，黄萍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前身为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的荷花池边留影。黄萍，1957年出生在重庆渝中区，1972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高中，1975年高中毕业后被派往重庆长寿县当知青。1977年得知高考恢复时，好心的语文老师把初一到高三的课本全部送到黄萍家里，鼓励她参加高考。由于时间太过紧张，语文老师为黄萍划下重点：毛主席诗词、文言文课文、汉语的语法以及文章的读后感……黄萍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挑灯夜读，在复习了一个多月后，她步行5个小时山路在重庆长寿县兴隆公社中心校参加了高考，以260多分的成绩考入了四川医学院妇产科专业。生产队全体社员开大会欢送黄萍，庆祝生产队的第一位大学生，还为黄萍送上了一本软面抄的笔记本作为礼物。1978年3月，黄萍第一次离开重庆来到成都，开始了她人生的新篇章。1982年底从四川医学院毕业后，黄萍被分配到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做妇产科医生，5年后又被调到成都第六人民医院，1991年在成都市计划生育指导所工作，后任书记、所长，直到2012年退休。图｜CFP上图：1981年刘枫和黄萍在校园内合影。下图：2017年5月26日，四川成都，刘枫和黄萍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前身为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合影。图｜CFP 步入正轨1978年，恢复了全国统考，时间为7月20日?23日。是否进行初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这年开始加试外语，但暂不记入总分，仅作为录取参考。 为避免暗箱操作带来的问题，根据邓小平意见，高考成绩一律通知考生，如对评卷有疑问，还可申请复查试卷。 这时，大学开始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于统考前分别填报。很多专业在1978年是首次招生。 由于1977年恢复高考太过突然，很多人来不及复习准备，所以1978年报考人数涨至610万。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后增加了近11万人，共录取40.2万人。1977年和1978年的两次高考报考人数纪录直到 20 多年后才被打破。 1978年招生文件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老三届”考生所占比重仍然很大。复旦大学经济系78级62名生源中，老三届占到一半以上。 在先后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的推动下，这一年，用了开办分校的思路来挖潜。1978年11月到1979年2月，北京建起了36所大学分校，增扩招了16800多名学生。 1979年，取消了政审关于密级的规定，简化了调查、审查的程序，将“政审不合格”修改为“不宜录取”，并将政审“不宜录取”的权力上收到省、市、自治区。 进入80年代后，10年沉淀下来的社会考生基本消化完毕。高考制度逐渐成熟，完全走向了正轨。 1979年夏，经常可以看到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年轻人。图｜CFP77、78级现象77、78级，从一出生起就难解难分。 实际上，“77级”名不符实。名为77级，却是78年初入学；算作81届，实是82年初毕业。 所以，77级、78级生是同一年入学，同一年毕业的。只不过，一个在春季，一个在秋季。 这两个年级有一种“瑜亮情结”。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力是78级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说当时77级同学笑78级，看你们第一年没有考上吧，复读才进来；78级同学也不示弱，说许多知青和工人第一年被卡住不让考，也有观望的，第二年放了，但考题难度高多了，还要拼掉更多应届生，容易吗？当然是笑话，没人当真。”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出自77级的刘海峰发现，77级、78级能上大学的，除了智力因素，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因为备考时间短、录取率低，考生原有基础便显得格外重要。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些人有信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坚持读书，是真正的“读书种子”。 另外，这两届大学生中，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比例较大。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郑若玲曾以厦门大学8821名学生记有家庭出身的档案作为有效样本作研究，结果显示，77级、78级大学生中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比例达到25.38％和23.46％，在各个时期中是最高的。与之相对，1965年这个数字是6.2％，1976年是9.83％。 刘海峰说，这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形成的群体，普遍有一种知识的饥饿感， “将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是他们的口头禅。 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动乱年代错过了最佳受教育年龄，知识不成系统，且很难弥补。有人从零开始学英语，方法是背《英汉词典》，背完一页撕掉一页，最后一页撕完，整本字典背下来。 在校期间，77、78级学生经历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见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目睹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邓丽君歌曲等各种文化现象。 1980年夏到1982年春之间，27万77级大学生陆续毕业（有的听从主管部门动员提前毕业）。1982年夏，40万78级大学生也基本毕业。国家各行各业专门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由此开始扭转。 1981年春，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前晨读的大学生。图｜CFP那三届今年是77级进校40周年。6月17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了“那三届研讨会——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暨77、78级毕业35周年”，40余位77、78、79级代表人物济济一堂。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来自广州外国语学院77级的王辉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7、78、79那三届，实际是中国一种很独特的历史现象。他们都经历过“文革”， 受社会磨练较多，受应试教育毒害较少，有强烈参与感，有批判思维。他们是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代。这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代人。 各行各业中都有出自77、78、79级的领军人物。2008年77、78入校30周年时，据不完全统计，担任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77、78级”大学生已达20人以上。中央领导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毕业于北京大学77级法律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毕业于复旦大学77级数学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是中国人民大学79级政治经济学系的研究生，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毕业于北京大学79级中文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78级法律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79级法律系。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贸易研究司原司长陈全生从恢复高考开始，连考了三次，1979年终于如愿以偿，考进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他说：“我们不是被耽搁的一代，也不是垮掉的一代，我们是谁也骗不了的一代。”他认为，认真反思，是这代人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出自吉林大学78级历史系的雷颐也认为，“千顷地一根苗”，可以说他们这些“天之骄子”的幸运是建立在这一代人的整体失落上的。跟他一起下乡的人，绝大多数很晚才回城，找的是最差的工作，后来又早早下岗。 “现在有些成功者谈‘劫后的辉煌’，把我们当成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我说我们代表不了，我们是很特殊的。作为这代人中的幸运者，我们的责任更大，也更沉重。”雷颐说。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杂志，2017年6月24日
2017年7月3日 -
李稻葵：中国要有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 靠别人永远受气
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为什么不能相信穆迪中国评级？以下为李稻葵采访实录： 穆迪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研究水平 不如国外的投行 不专业 记者：您昨天在论坛上的一个观点非常吸引人，说穆迪下调了中国的主权评级，但我们不应该去在意它，相信它，您的理由是什么？ 李稻葵：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什么呢？穆迪公司对于中国乃至于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真的是不了解，为什么不了解呢？因为他们研究力量远远跟不上。所以我在论坛上说的他们每一个地区或每一个国家，他们分配若干个，三四个，五个了不起了，刚刚毕业的MBA确实是这个情况，而且他们内部机制我很熟悉，他们内部机制是下面给出的评级，上面一般是不否决的，不干预的。所以他顶着一个大的穆迪的名字，实际上干活的就那么几个刚刚毕业的学生。那我们就要问了，刚刚毕业的几个MBA学生，对于中国经济能有多了解呢？肯定不如国外的大投行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穆迪不去雇那些人呢？答案很简单，雇不起呀！投行的工资比穆迪的工资高多了，在对中国评级这方面，投行的经济学家比穆迪的重要性大多了。投行那帮人是天天打仗的，天天在战场上赚钱的，直接参与做交易的，那个交易量是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 关于中国经济的评级 市场关注穆迪不去关注更权威的研究是非理性的 所以模式决定着穆迪的知识量，或者研究的水平确实不如国外投行，而国外投行研究水平可能又不如像布鲁金斯、卡内基梅隆、卡内基和平研究院，或者是美国的CATO凯托研究所，或者是我们都很清楚的彼得森研究所。这些研究人员他们不愿意去穆迪干活，去穆迪干活的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所以这个事情就倒过来了，我们不去听高盛的，不去听彼得森研究所的，这都是美国的，先不说中国的，不去听布鲁金斯的人的分析，却注重穆迪的分析，这个市场是非理性的。 穆迪的历史悠久 专长在于研究美国本土的公司和地方债务 为什么是非理性的，因为穆迪在美国运营了上百年，超过一百年，它对美国自己的、本土的公司和地方债务的分析是很到位的，这点我们不怀疑它，它自己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新兴市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市场的分析，肯定不如那些专门这个行当里面，天天摸爬滚打的这些人，没有这些专门在战场上攻城掠地的机构知道的多。所以在论坛上我指着坐在我右边的两位分析师，一位是来自于美国的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Prasad，印度裔的教授，还有那位李晶，摩根大通，他们的水平真的是高过穆迪的，穆迪是雇不起他们的。 所以我的原话是说：坐在我右边这两位那是在分析中国金融和经济里面，那是超级明星，那是相当于勒布朗·詹姆斯，相当于乔丹。而穆迪那帮人属于不怎么打篮球的，可能篮球都不碰的“小矮个”，他怎么能评球呢？这个道理是这么回事儿。中国的发展与美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不同 不能简单用美国的理论照搬到中国 再往深里说，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如果让信用评级公司从一开始就评级的话，一开始就评成垃圾级，它一错再错。因为中国的发展确实跟美国甚至于其他新兴市场是不一样的，你用标准的美国的那套理论来分析中国，你永远看不懂。中国这40年一边成长，一边在国外是被人骂的，幸好我们没听他们那些骂的胡言乱语。今天我们发展起来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听那些评我们不靠谱的话呢？从这个道理上讲，穆迪的这个评级是不应该过分重视的。 记者：中国当下的主权机构评级体系，相对于市场需求来说，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它的独立性也有待考量，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要有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 靠别人永远受气 李稻葵：穆迪、标普、惠誉这些公司，过去在美国成长起来有它的合理性，因为美国是一个最大的经济体，内部的金融市场的分工非常细，但是世界在变化。此时此刻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兴起了，这些国家也要发债券，这些国家也要搞金融，这些国家也要发股票。那么这三家的信用评级公司肯定是跟不上的，它没研究，它不在中国、不在印度、不在南非，所以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了，中国、南非、俄罗斯、印度，我们必须要有我们的信用评级机构，不仅给我们的主权债务评级，还有各个省、各个市、各个企业的债务评级，这才能够搞明白，包括地方债，才能够落地。如果我们是靠别人评级的话，我们永远受气。 信用评级系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 中国自己的信用评级系统要独立 引入竞争我们的评级体系必须要建立起来，首先同意吧，第二怎么建立起来，当然要独立，而且要竞争，不能一家说了算，三、四家都来说，看谁说的对，让时间告诉我们谁厉害谁不厉害，让时间淘汰那些落后的评级公司。这才是我们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相当于我们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和高铁一样，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关于评级系统的热点问题之外，在谈到如何看待资本盲目追逐科技创新项目，导致估值虚高的问题时，李稻葵表示, 正是资本疯狂的投资推动了科技和经济的进步，潮起潮落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规律，泡沫总会破灭，但市场还是能够自我恢复。 在被问到看好哪些细分领域的消费升级时，李稻葵表示，消费升级不仅仅是传统的消费品品质的升级，还要关注许多家庭服务的社会化的升级，比如过去亲朋好友甚至父母子女间的相互照顾，将来都将减少并转为社会化服务。 关于目前关注的创新项目，李稻葵表示，他更关注一些距离生活比较远，但准入门槛高，又能带来高额利润的领域，如被欧美日垄断的硅的制造。中国经济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些领域的产业升级。文章选自第一财经资讯，2017年6月29日
2017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