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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当美国第一高手遇到中国扫地僧
“世界给了美国一点时间，看它能不能修正，结果它找了小鲜肉奥巴马，现在看来肯定是不行。法国现在也找了一个小鲜肉，也是没戏的，不符合政治学规律。”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近日，金灿荣在分析美国霸权基础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时认为，现在美国人找了特朗普，让他去冒冒险，特朗普做事的方法很土，但金灿荣认为他的路数却是对的。由此前瞻中美前景，许多预测值得观察。没有两个因素结合，世界秩序改不了 去年世界大乱，出现很多黑天鹅现象之后，大家应该有共识，就是现在的世界秩序出问题了。当前的世界秩序一般被称之为一超多强，那么一超多强的秩序出现问题，其根本原因应该有两个：一是美国犯了错，美国不犯错不至于这么快出问题。这个秩序形成的时间还很短，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出现，仅17年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便出问题了。此后，世界给了美国一点时间，看它能不能修正，结果它找了小鲜肉奥巴马，现在看来肯定是不行的。法国现在也找了一个小鲜肉，也是没戏的，不符合政治学规律，乱来的。 现在美国人又挑了另外一个极端，找了一个老先生，让他去冒冒险，其实这也是美国人的改革，他也在试错,也在想办法。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美国运行很顺，还是会让主流的人来领导，比如迈克尔.彭斯这样比较靠谱的人，然而现在却找了特不靠谱的人，其实就是对原来的一套治理不再信任了，其实也用这个办法试错，这也是美国人的改革方式之一，只不过我们中国人不太习惯。 那么世界一超多强秩序仅运行17年就出问题了，一个是美国犯错，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中国崛起。如果没有中国崛起，美国与别的大国相比，太遥遥领先了，美国是绝对公认的江湖第一高手，病老虎也比猫厉害。要是没有中国崛起，就算美国犯了错，我觉得还是一超多强。但是在江湖第一高手生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大家不太认识的少林寺扫地僧，表面上不是那么光鲜亮丽，但敢于和第一高手交交手，这就是中国。要是没有这两个因素结合，其实秩序改不了的。 美对中最终态度将是“土豪，我们交朋友吧” 那么未来的世界走向，我认为就是走向“两超多强”。我觉得两极还形成不了，中国不习惯搞圈子，美国的圈子现在吸引力也下降了，两极形成不太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套用一超多强，两超多强可能性很大，既不是美国希望维持的一超，又不是我们推动的多极，而是两超多强，可能性很大。从力量结合上讲，以后应该也是很给力的。 那么这两超的关系，就中国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真心想跟美国交朋友。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就是一个有限的伙伴关系，这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中国人特别是精英层还挺喜欢美国的，从世界角度来讲，未来两超如果能建立起有限伙伴关系，是一个福利，因为现在单独一家治理世界都不行，而我们两家进行有限的合作是可以的。 我现在心目中想象的一个比较好的图景，就是拿破仑战争之后形成的“欧洲协调”，五大国虽然意识形态不一样，法国是共和制，其他是王朝，王朝当中又有立宪、君主，也有俄国那样的绝对专制。意识形态不一样，但是他们在维持地区稳定方面找到了一致，于是有了从1815到1914将近100年的欧洲基本稳定，这叫“欧洲协调”。我觉得中美可以往这个方向延伸，从双边来讲叫有限伙伴关系，从全球来讲叫做“两强协调”。 中美不可能做到成为制度性的伙伴，制度性的伙伴就像美日同盟这样，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建立有限伙伴我觉得可能性很大。我跟很多朋友有点不一样，我是对中国自己超有信心，中国这个国家很伟大，过去100年美国不管怎么瞎折腾其实没用的，改变不了我们发展的态势。 而美国那边，我觉得这个国家也有其可取之处。这个国家本质上是商业国家，而不是传统欧洲那种血缘结成的国家，这样的话，当中国强大到一定程度后，美国就会接受，最终美国的态度应该是“土豪，我们交朋友吧？”而且会比较礼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另外美国还是法制国家，所以中国在程序要合理，让美国挑不出毛病，稳扎稳打，实力摆在那，他们也就接受这个结果。当然还加一点，就是要对美国礼貌。美国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国家，在过去500年诸多西方列强当中，这个国家是相当优秀的。中国还是要尊重他的意见。所以我觉得中国要做好三点：自己走得稳，程序绝对透明、合法，尊重老领导（美国），那么建立两强路子的可能性很大的。这是一个大的判断。为什么中美关系发展得比预期好 那么回到近期中美关系，这比预想的好，因为原来大家都觉得中美关系会挺麻烦的，但是现在看来非常好。不仅比我的预期高，我觉得上面领导也是挺满意的。那么为什么会比预期的好呢？ 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们迅速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建立良好关系，在原来不认识的前提下，很短时间就建立良好关系，显示中国人搞关系的天赋无与伦比。第二个应该是我们的合作姿态，中美元首会面如此早的实现，我想是上层拍板，外交部的技术官员是不敢拍这个板的，说明中方发展中美关系的意愿是很坚定的。而且这次会面在大问题上达成共识：贸易合作、朝核问题合作等等。所以我们的合作姿态是很重要一个原因，另外跟人家合作还是得有一点本钱可以做交易，加上特朗普的女儿、女婿的友好，关系就不错了。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其实近期特朗普执政挺难的，内外制约很大。特别是在国内，现在几个总统令都被法官推翻；重要的议案国会连投票的机会都不给他；内阁里面，现在正部级干部121个人，到位四分之三，副部级85%没到位，局级只有5%到位，95%没到位。现在一天到晚发推特，着急啊。特朗普想干事，但是下面没有干部，“组织部”不任命，只好发动群众。这几个因素形成内部牵制，所以现在特朗普就任5个多月，中美关系发展可以说比预期好很多。人马到位后 对中国防范心理将回归 但是未来还是不确定的，第一，特朗普的班子还是要逐渐到位的，到位以后传统外交官的思维会回来，而回来以后，对中国传统的防范会上来的。现在特朗普的发挥，有很多个人很随性的东西在里面，但如果他的班子到位，我估计他会很稳，但是总体敌意会比现在大，这是我的一个判断。随着他的职业外交官到位，然后对中国的防范心理一定会到位的。特朗普的打法很土 但会奏效 对于特朗普任内的中美关系，以后有一个观察点需要注意，就是看两国经济发展态势。未来两边经济发展态势都会有新变化，一个是美国经济本身现在情况比预期好，在欧美日三家当中，美国摆脱经济危机的状况比其他两家要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认为特朗普的计划，如果国会批准的话，并予以落实，应该是见效的。 特朗普这个打法是比较土的，经济学家对他瞧不起，甚至有人已经公开说特朗普的计划会失败的，很糟糕。因为现在经济学家都感时髦，喜欢讲新经济、互联网+，但特朗普的打法很土，他要恢复传统产业，要恢复煤炭、石油、钢铁、汽车等产业，在与习主席见面时，他就问我们向中国出口煤炭行不行？ 现在来看，未来俄罗斯、沙特、美国的石油战局都要靠中国市场，因为印度短期内起不来，它现在的势头是虚的，但我们是实的，这是我们的牌。此外，还有农产品也是这样，7月1日起，我们就要进口美国牛肉了，原来我有点担心，因为进口量有点大，十年价值4000亿元人民币（600多亿美元）。我觉得挺可怕，但后来到农业部开会，他们说没有问题。实际上，中国现在的牛肉是短缺的，这几年一直有人从印度、越南大量走私牛肉，量很大。农业部说，把走私控制一半，这个市场出来了。 我认为特朗普的执政总方针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很像小平同志的思路。特朗普学的很好，他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是很下工夫的，而且其经济政策我认为是有效的，有几个要点，第一就是他会搞贸易保护主义，只要发展这个产业，他一定会搞贸易保护主义。第二就是给企业减税，并且力度很大。第三，放松金融管制，以便引进外资，特别是把美国公司藏到海外的3万到5万亿现金给弄回去，这样他可以解决投资问题。第四，就是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第五个就是恢复传统产业，而从过去三十多年经验来讲，通过修路、推动传统产业恢复，对GDP增长十分见效。所以只要得到落实，我觉得美国GDP增长从去年1.6涨到3是非常可能的。特朗普将释放美国的一身本事 过去三十几年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是，全世界90%最好的科技发明都在美国，90%的黑科技（太过先进，无法评价的那种技术）都在美国，可是，美国的生产效率并没有提高，仅比欧日好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他那么好的技术，没有地方用，他没有相关产业。相反中国提高最快，因为我们通过合法购买，拿来就用，然后效率提高特别快。可以说，美国是一身本事，没地方展示，这就是美国的问题。 所以特朗普把传统产业恢复，再与高科技结合，我认为他的打法肯定是见效的。虽然我是经济学外行，但从常识推理，特朗普这套打法是对的，关键的问题是国会要批准，因为现在美国国会也是有毛病的，里面一些人是逢特必反，为什么反也不知道，反正反了再说。现在美国政治有点第三世界化，这是他很头疼的问题。 现在就看特朗普能不能让两党合作，并让决策通过，通过以后我推算美国经济会发展相当快，然后美国经济会有一个小阳春。那么这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经济要想在十年之内，GDP超过美国可能就比较困难了。这是要观察的一个点，即特朗普经济学的秘密，因为这将影响到我们两国力量的对比。俄罗斯似乎天生不会搞市场经济 第二个观察就是中国十九大以后的经济走向，我的逻辑不是经济学逻辑，是政治学逻辑，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用的是双轮驱动，两个引擎，一个就是中国人有企业家天赋，一部分中国人天生就会玩企业；第二个就是地方政府，中国地方政府绝对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每一个地方的书记，就是一个CEO。所以中国经济两个引擎。但美国经济就一个引擎，就是市场，美国市场玩得很好。 中美俄三家，从经济角度俄罗斯是没有前途，这个国家已经掉到资源陷阱里面去了。不知道怎么搞的，俄罗斯人给人感觉天生就不会玩市场经济，例如我自己在莫斯科买套娃，一套1200卢布，我问买5套能不能便宜点？老板很生气，似乎认为不给你涨价就不错了，还想减价！俄罗斯其实可以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有相应的制度安排的，包括强大的中央委员会，强大的纪委，强大的国营体系，但是随着苏联解体，既不会计划经济，又不会市场，于是就靠卖资源。所以从经济上讲俄罗斯是真的有问题。 所以就只剩下中美两家，我认为机制上讲，中国比美国厉害。过去四年半，虽然中国经济发展有点问题，当然有经济周期的问题，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地方引擎熄火，但是我现在大胆预测，19大以后地方的引擎应该又会点燃。前几天我刚到过茅台集团，他们的股价已经突破478一股，成为世界上最值钱的酒业集团，超过法国。他们就是在过去大半年，从200多块的股票涨到478。去年11月起，中纪委会议讲反腐已经取得了压倒性态势，12月底习主席讲话又提到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此后交易日茅台酒开始大涨，我们傻学者可能感觉不到，但市场很敏感，会看出后面的机会。所以推算十九大之后第二个引擎又会启动，结果应该像预测的那样，我们的经济会暴发，因为我们国家未来经济增长潜力还很大。无非就是回到应有的潜力。 所以今后中美的竞争挺好看的，两国经济发展的比赛是决定未来5到10年国力增长的比赛，结论谁都不知道，我只是请大家注意这一点。未来世界秩序是“两超多强” 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中美关系总体来讲是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这个不简单。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是守成大国，我们是新兴大国，这个态势太明显了。但是截止到今天，并没有公开的冲突，下面是在做小算盘，但是面上都还是想要合作，能做到这点就很不错了。既竞争又合作，能够保持下去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尽人事听天命，我们还是要尽量把合作面搞大。 中美竞争肯定永远在，中美之间的矛盾很多是无解的，不要奢望想谁出一招把它彻底解决，这是幻想，做不到的。解决不了，但是怎么处理呢？通过把合作的比例搞好搞大，然后最终走向有限伙伴关系。从双边来讲叫做有限伙伴关系，从全球来讲叫做“两强协调”。我主张就是这样的。谢谢。文章选自凤凰大参考，2017年6月27日
2017年7月3日 -
陈启宗： 大市场在内地，香港年轻人应该去闯荡
理事简介陈启宗，CCG联席主席，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在香港一众富豪中，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以敢言见称。 6月28日，在位于香港繁华闹市的中环渣打大厦28楼的恒隆地产总部，香港地产大亨陈启宗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独家专访。虽然出身富裕之家，他却有着过人的毅力和执著。过去25年，陈启宗坚持每年亲自执笔写恒隆财报的《致股东函》，写的最长的《致股东函》超过两万字。 已年过花甲的陈启宗，普通话说得十分流利，他坦言，二十年前自己还不会说普通话，“那时候还没有手机，白天碰到不认识的汉字，就写在纸上，每天晚上回家花十分钟查字典，还需要不断练习。学习一种语言，要做梦都用这种语言，那就差不多了。有一次我在车上打盹，醒来却下意识地用普通话问司机‘到了吗’？我的感觉非常好。” 近年来，香港不断攀升的房价让一些香港年轻人对前途感到焦虑。“过去这二十年，香港人的心态也发生了改变，由以前的优越感变为现在的自卑感。如果我现在是二十出头的年纪，我一定到内地去闯。对于有为的年轻人来说，大市场在内地，那里才有最多的机遇。”他感慨道。 陈启宗直白幽默的谈吐让采访的气氛轻松愉悦，而他言语间透出的却是让人回味与深思的智慧。 1992年，也就是陈启宗上任恒隆集团主席的第二年，他毅然决定进入内地市场。恒隆地产率先在上海打造了恒隆广场和港汇恒隆广场两个标杆式项目，大获成功之后，逐步扩大布局在内地多个城市，主要发展高端商业地产项目。 目前，恒隆地产在上海、沈阳、济南、无锡、天津、大连等地拥有8座购物商场，截至去年12月底，恒隆地产内地租金收入达到39.95亿港元，占其整体租金收入的比例近52%。 香港房价问题并非不能解决 《21世纪》：香港回归二十年，作为香港的知名企业家，你如何看待这二十年的变化以及变迁？ 陈启宗：过去这二十年，香港人的心态也发生了改变，由以前的优越感变为现在的自卑感，优越感来自于不了解内地，当发现原来内地很多地方的发展已经超越香港时，他们就觉得自卑，这不是一个好的心理状态。如果我现在是二十出头的年纪，我一定到内地去闯。对于有为的年轻人来说，大市场在内地，那里才有最多的机遇。如果你要成功，过去二三十年绝对是最好的时代。我在上海、北京以及内地其他城市，见到不少（香港）人去闯，无论是收入或者工作的成就，或多或少都闯出了一些名堂。为什么要将自己局限在一个1100平方公里、700万人的小地方呢？要知道内地的市场很大，有13.7亿人口，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 《21世纪》：近年来，香港房价高企，房屋问题的关键症结在哪里？除了现有的逆周期调控措施，政府还应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 陈启宗：人口不断上升，怎么办？土地储备不是今天要，明天就有，不管是开山也好，填海也好，没有十年八年时间做不出来。当然也不是不可以解决，政府有很多公务员宿舍，公共机构的土地有一些还是可以拿出来用的，我相信将来的林郑月娥特首在政策上一定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房价高涨并不是不可以解决的，香港75%左右的土地是绿化地，虽然绿化越多越好，但我觉得也需要平衡居民住房的需要。 粤港澳大湾区将增加房地产的发展机会 《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深化开放，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等规划，香港应该如何在其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机遇？ 陈启宗：香港是福地，背靠祖国。一个13.7亿人口的大经济体在旁边，每年以6%-7%的速度增长，不可能不好。 恒隆的发展战略是很清晰的，我每年两次给股东写信的时候也讲得清清楚楚，对我们来说方向已经定准了。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赚钱的方法很多。大湾区越发展，就越多房地产发展的机会。有人说香港房价太高了买不起，可以去深圳，深圳买不起，可以去广州，甚至去更小的一些城市。大湾区辐射出去，机会总是有的。 《21世纪》：近一两年，内地地产商积极在香港高价拿地，这将给香港地产市场的竞争格局带来哪些变化？恒隆在香港的投地策略是否有变化？ 陈启宗：香港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从前东南亚的人、日本人、美国的大机构也都来香港玩房地产，谁来都应该欢迎。你说他出价太高，那是他的事，地价和楼价不一定有必然联系，很有可能地价上升，两三年之后卖楼，楼价已经跌下去了。那是他们需要承担的商业风险。 我们（恒隆）在香港哪里会这样地跟别人去高价抢地。我认为内地还有很多机会，他们来香港发展，我们可以去内地。 积极看好内地市场 《21世纪》：你如何看待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机遇和挑战？ 陈启宗：内地高端房地产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中国的经济发展长远靠什么？最近这十几二十年，靠的是公共投资拉动，不可能永远如此，虽然我认为还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还可以盖很多机场、蓄水库、污水净化设施等，公路铁路已经修得很不错了，地铁还有很多可以做的，针对环境污染、土壤复原等也还有很多机遇。 靠出口的话，控制权不在你手里，在于世界经济，别人买不买不是你说了算。唯一可靠的就是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长远一定要靠消费。我们的商场对准的就是老百姓的消费，当然很多的是一些高端消费。无论是高端还是非高端消费，都有很多机会。但老实说，懂得做高端的人不多，相当一部分是香港发展商在内地的项目。中国神州太大了，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超过100个，3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20个，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个。 《21世纪》：你提到以前香港地产商的模式是“买地、起楼、卖”，近年来恒隆已经不断转向“买地、起楼、出租”，为什么会转变业务模式？ 陈启宗：我们从1970年开始就这样，虽然当时不是一个最赚钱的方式，但是过去这二三十年在中国内地，到现在为止，我们还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早年像万科、保利、碧桂园、富力等地产商是买地、盖房子卖的模式， 但是这个模式我们做不来。他们二十年前拿下土地时价格低很多，我们拿什么去跟别人比。因此我们就决定做高端商业房地产。 现在，有人说中国的商场太多，但我认为中国不好的商场太多，好商场却太少。人流只是衡量商场好坏的一个标准，恒隆广场每天的人流不过1.5万人次，相比之下，别的商场每天达到5万甚至10万人次以上，但是我们的收入比其他商场要高，单位租金、整体租金收入都超过很多大商场。 《21世纪》：内地货币政策趋紧，对国内消费以及恒隆在内地市场的业绩会有哪些影响？ 陈启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往这二十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很宽松，很多经济增长来自于货币政策的推动。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美国、日本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这个不可能持续下去，如果货币泛滥的话，将来的后遗症一定很厉害。既然资金已经泛滥到这个地步的话，早收缩比晚收缩好。对于整个房地产的实际影响，将取决于货币政策收紧的程度。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7年7月1日
2017年7月3日 -
CCG主任王辉耀解析中国新移民的超级演变
专家说移民王辉耀，博士，教授，博导，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同时兼任数家研究院和委员会的院长及主任。1982年，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曾在北京国家经贸部工作，后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工商管理硕士和国际管理博士，曾经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IOM）顾问。 中国移民群体的 转 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去了很多新移民。比如按照我们的蓝皮书关于中国国际移民的报告，到现在中国已经出去了一千多万的新移民。一百多年以前，移民主要以劳动输出为主，华工到美国修铁路，到欧洲挖战壕，也有不少在二战期间南下东南亚的华人是为了躲避战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老移民一般来讲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或者说很多都是被迫背井离乡，而中国新时代的移民从本质上与老移民有很大的区别。一切的转变从改革开放开始，新移民的主要群体为留学生，在追求完学业以后选择定居海外；还有几十万新移民群体来自于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与老移民形成了鲜明对比，新移民的受教育程度高，是具有知识的一代，有非常好的国际化视野。他们擅长创业，也擅长于高科技的领域，多为活跃在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用一个生动形象的说法来解读就是我国的移民输出已经从原来的“三刀”——“菜刀”、“剃头刀”、“剪刀”转化成为了“三师”——工程师、律师、会计师。 怎样成为 合 法 移民？现在常规的移民方式主要有三种。首先是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正常的途径移民出国，或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他们锁定的目标首先为美国加拿大，或者澳洲和欧洲，更甚有人会选择非洲和东南亚国家。每个国家对于这类移民都会提出很高的要求，要么你有一定的知识，要么有足够的资金，或者你需要有一技之长。所以，这些新移民都是有一定的知识背景和专业背景而出国的。第二个渠道就是留学，并且越来越多的华人愿意选择通过留学的方式来实现移民。现在中国每年有60万留学生，有将近一半的人选择留在海外，以后也将成为新移民。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短期出去工作的，或者是到国外去经商，多为在俄罗斯和非洲经商的人群。另外有来自传统侨乡的劳务移民，例如浙江的温州和义乌，广东的江门，很多这些地方的人因为家庭原因，通过劳务输出，作为新侨不断地在出去。当然还有一些人通过十年往返的旅游签证，不时居住在当地，也可以算作是新移民的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 移 民 潮近些年来，中国总共有三次移民潮，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最早的移民潮发生在七八十年代，中美解冻尼克松访华，加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于是便出现了一批到海外寻亲，投亲靠友的留学潮。第二次移民潮则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留学这个大潮开始兴起来，相当多的移民，在留学之后留在当地工作，成为了那里的移民。第三次移民潮离我们最近，也有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多面开花是这一时期移民的显著特点，不仅有投亲靠友，也有投资移民，技术移民，更多的还是留学，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发展的机会。这是一次在财富上，素质上，数量上都远超以往任何一次的大规模移民潮。留学移民已经成为了中国在全球化范围内的一个新的战略资源的配置，或者说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中国在最近这些年成为世界第一的贸易大国，成为全球化很重要的支撑者和推动者，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国新移民的现象反应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崛起和发展。 移民潮对国内人才流动的 影 响不同于原来移民潮等于人才的流失，如今的移民潮已经从人才的回流变为人才的环流，形成了一个大进大出的循环链。对于中国来说，新移民的大进大出带来了资金，带来了创业，带来了人才，是利于国家各方面发展的好现象。然而对于从小就移民出去的“小小移民”来说，他们选择回国的可能性就相对较低了。由于他们对语言、文化，甚至在中国的工作经验都有所缺失，反而更适应从小生长的海外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来讲可能就会造成人才损失。此外，资金流失也是一个重大损失。选择投资移民的个人或家庭会带出大量的资金用来支持当地发展。如何让流失的人才和资金回流到中国，则需要在文化上与他们亲近，在创业上提供条件。从长远来看，如果国内能够保持好对这批人的吸引，比如积极开办孔子学院和华人学校，开展夏令营，使他们接近祖籍国，把他们也变成在国外的很好的资源。资金方面，做好资金回流的准备，吸引外资，吸引华人华侨回国投资，如此一来，就能形成有进有出的局面而避免资金外流。 对 新 出 台 美国移民政策的评价2017年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后颁布了新的移民令，严重控制穆斯林进入美国，同时提高了在美国本土申请工作签证的门槛。一系列新政策对美国和世界都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影响。新的移民政策对外来保持排斥态度，提倡“美国优先”，造成了非常不好的负面影响。从心理上，新移民政策给全世界的人都释放了一个美国不再欢迎你的形象；另外一方面，美国最低工资上涨，对人才引进要求提高，这些都对来自全世界的留学生，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人才增加了困难。当王辉耀谈及面对紧缩的移民政策，我们应该怎么办时，他说对在美华人是挑战，对中国来说则是机遇。“此时中国应该更多地开放，可以更多地吸引来这些国际人才。我们可以鼓励外来人才到中国发展，可以开放外国留学生来中国留学，美国紧缩的移民政策反而是中国的机会。全球化的时代一直是美国在引领，现在终于轮到中国来推动了。全球化说到底是一个人的全球化，如果大量的全球化人才来到中国，那么中国的全球化也将迎来更快的发展。” 如何抓住 人 才 流 动 的机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曾是一个移民国家。汉朝时期，中国就成为了移民最多的国家；唐朝时期有大量的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城留学，然后选择生活在中国。留学生这个词就是日本人发明的。当时回到日本的学生依然叫做学生，而留在长安的学生便叫做留学生。而现代中国实际上也是一个移民国家，我们本身就存在一个很大的移民群体。例如深圳，靠着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从几十年前的一个小渔村，通过移民群里的改造和建设，变成了现在一个人口两千万的大城市。移民这个现象，已经开始从一个区域向一个世界蔓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抓住了货物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浪潮，从最初小小的两百多亿的进出口贸易成为了现在几万亿的进出口贸易大国，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货物流动国家。并且在资本浪潮中，中国成为了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在未来的人才流动的浪潮中，中国要做的就是抓住机遇，成为人才流动的大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析移民现象，重视移民群体。而国家现行的一带一路战略，到一带一路去留学，去发展，去开创，将会给人才流动方面创造更多的机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另外，我们不仅要鼓励华人移民的回流，也要吸引更多的国外人来中国移民。在贸易上，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资本状态下也是顺差，可是目前在人才流动中却处于巨大的逆差状态。也就是说国内走出去的人才很多，但是却没有国外移民到中国来，这是不利的一面。如何吸引更多的外国优秀人才移民到中国，则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否则将很难改变中国处于最大的人才输出国的劣势状态。王辉耀表示，中国非常有必要建立国家移民局来吸引全世界人才到中国发展。面对世界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机遇，迎接好这个挑战，管理和服务我们的移民群体，张开双臂欢迎全世界人才到中国来。同时让走出去的中国人把心留在中国，跟中国互动起来，与海外流动起来，为中国的发展继续贡献他们的力量。这将是未来国家针对移民群体所需要做好的工作。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的投资超过来华投资，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超过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在全球化时代大发展的背景下，从巨大的货物流动，到资本流动，再到人员流动，已经成为新移民大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处处体现着中国新移民的多元化。抓住机遇，创造良好的走出去和走进来条件，才能更好得促成人才流动，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占领一席之地。文章选自凤凰卫视，2017年6月29日
2017年6月30日 -
洪为民：打造香港青年人前往内地创业的“前海梦工场”
香港的一座写字楼里，洪为民正在给希望到内地创业的香港年轻人做咨询，洪为民为他们做咨询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些年轻人前往深圳追逐自己的梦想，因为在那里，有一个叫“前海梦工场”地方，已经为他们做好了准备。 记者：这个梦工场是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开园的，那么在它开园以后，您这个角色需要做什么，需要对香港做什么？ 洪为民（CCG常务理事，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主要开始的时候，帮着联系一些香港做创业做孵化做投资的人，让他们进来，因为我们这个梦工场，实际上前海管理局，主要是做整个硬件和一些大体的设施，但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孵化平台，其中一部分的平台，是我帮他们去找回来的，2014年12月7日开幕，是我去邀请梁振英特首过来的，首先就是宣传上，让香港社会年轻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是给他们创业的，给他们有政策支持，有租金优惠，有各种各样的导师，各方面的东西，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投资基金，天使基金会在这，所以当时挺轰动的，香港真正想创业的一帮年轻人，很多都非常想进来的。 前海梦工场是香港杰出青年建筑师何周礼的设计作品，在珠江口东岸靠近大海的地方，从空中俯瞰，这片建筑是书写在大地上的一个“梦”字。 自从2014年6月，洪为民出任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三年的时间，作为国内首个深港合作国际化青年创新创业社区，前海梦工场已孵化深港创业团队163家，其中港澳创业团队71家，并引入12家孵化平台机构，60%以上已获得种子轮、天使轮、A轮甚至C轮融资，融资额几十万至上亿元不等，成为港澳青年内地发展的“第一站”，这些数字的背后，和洪为民的牵线搭桥密不可分。 记者：为什么当时会选到您呢？ 洪为民：这个可能故事很长了，但是我正好本行是做IT的，我过去自己也创过几次业，我自己也有投资一些初创的企业，不管成不成功，我在那个圈子里面，过去也有很多年轻人创业前，他都会喜欢拿着计划书来找我，聊个一小时，他也会希望听一下我的意见，认为他这个项目行或者不行，应该怎么样改进，所以我一向都在做青年人的导师这样的工作，那么正好这块，跟我的兴趣也有关系，当时前海找我，我当时想我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我错过了，当时我太小了，这次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以后，实际上是第二次的改革开放，很多比方说行政权的简政放权，比方说让市场决定，比方说更多的开放，让外资或者港资参与，某一些不同的行业，政府不该管的就不用管，这些东西正在下一步地改革，我希望我能够参与进来，将来到我死的时候，我会跟我孙子说，你看当年我们第二次的改革开放，爷爷是有参加的，我贡献过一点力量。 作为新时期国家改革开放战略平台，前海合作区肩负着深港合作、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和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前海最大的特色在于深港合作，“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使前海成为国家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前沿和创新的高地，作为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让香港的年轻人消除疑虑，并为前海深港合作出谋划策、牵桥搭线。 记者：您去做宣传，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呢？ 洪为民：看重的两个，一个就是我们标榜是一个港式的服务，我们整个设计跟香港，整个园区的设计是香港人设计的，我们尽量把流程简化，因为大家知道去内地做生意，除了说有没有市场之外，有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行政上，大部分香港人是不懂的，我怎么注册一个公司，我怎么报税，我劳工合同怎么签，我怎么请人，会不会犯了法，有哪些行当我是不能做的，要去申请牌照，牌照香港人能不能申请，另外有些孵化平台也会帮他，包括手把手教你怎么注册公司，怎么去开银行账户，你是觉得这些很小的东西，但是你开一个公司，你这些东西没搞定，或者这些东西花了你6个月的时间去搞，对你创业是很不利的。 既然是创业，就要做好失败的准备，三年的时间里，也有很多香港的创业者离开前海梦工场，离开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其中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差异，让他们不适应。 记者：香港和深圳之间到底差的是什么，让它会存在这么多的沟沟坎坎？ 洪为民：本身制度上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对吧，我们香港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内地的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其实内地的市场化，并没有像香港那么厉害，我们的行政审批各方面还是比较严格的，而且还多变的，这几年正好在十八大之后，也是在不断改进，但是在改进中，流程不断改，那么有的时候，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形，像我介绍一些人过来，做了一半流程改了，得重新做。 记者：您在这个进程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洪为民：由于这个原因，我能够用香港人能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 记者：语言按说你们双方都听得懂？ 洪为民：不是的，大家都说中文，大家都说汉字，大家的文化差异还是很大的，一个广州人和一个香港人，你跟他说政务上的事情，是听不懂的，香港人什么叫书记，什么叫市长，都搞不懂，处长大还是科长大也不知道，很多很多这种东西，然后这个委，那个局，为啥香港办一个公司很简单，去一个地方就全部搞定了，这儿的话得跑公安跑税务，你如果是科技的找科技，文化的找文化。 记者：在香港听起来，创业无非就是找到一个部门，我表达我创业的意图，就可以创业。 这样的不适应，并没有阻碍洪为民介绍更多的香港年轻人前来创业，这几年，洪为民着重加强与各界的沟通，打消他们对前海的顾虑或误解，通过自己在媒体圈内过硬的人脉资源，广泛宣传前海惠港政策及优势，此外，洪为民还不定期组织特定人群到前海参观，增加他们对前海的感性认识。 记者：听起来在内地的创业，要比在香港难，为什么您要在率领香港的青年到内地，尤其到前海来创业。 洪为民：第一市场大，香港市场太小了，香港才700万人口，尤其你如果做互联网的东西，你根本不可能以香港作为你的市场，第二内地也有很多它优势的地方，比方说人才，科技人才，香港的人才可能更多的在金融，在设计，在商业模式，但是这种十年寒窗的科技人才，香港肯定跟内地没得比，尤其深圳这个地方，已经是成为了中国的硅谷，有很多很多的人，全国的人才，包括全球的人才，还有一个看法是整个国家现在是正在发展中，香港的发展速度很慢，百分之二点几，从行政的角度看，香港创业非常容易，你开一个公司，两三千块钱搞定了，一两个星期明天就做生意了，但是从要素的角度，我们的租金贵，我们的工资贵，我们的市场小，我们的垄断非常厉害，真的要创业也是很难的，而内地还是在一个上升轨道中，深圳还是10%的增长，不断有新的企业在产生。 记者：互补？ 洪为民：互补，把香港人带过来，香港人有一些国际的理念，他的理念其实很多都挺好的，说点子香港人很多点子的，但是你要把它落地，你要把它配套配上产业链，配上真正的专业的人才，帮你把这个东西打造出来，这个香港本地不够，然后你说我要真的生产了，我去哪找厂，香港没工厂，你自己造个厂不现实，你去找人找代工，你也要找到东莞找到深圳，所以既然是这样，何不直接来这创业呢，现在香港是两个极端的，想来的愿意来的，千方百计要来，希望能够享受你的政策，不想来的，你请他来参观他都不来，我不想看我不想听，我啥都不知道我不愿意，你们发展是你的事，有这么一批人的，而这个两极分化得很厉害，那我自己想做，我觉得我也没法把那些小区域性的人改变，我只能透过帮助想进来的人，让他们成功了，由他们的事实去告诉其他人，你看是很多机遇的，一带一路是很多机遇的，第一你香港是依附在国家上面的，只要国家这条路还继续有得走的话，我们还是一定有得走，一带一路也好，粤港澳大湾区也好，对香港会是一个蛮大的机遇。 这家网络公司是通过洪为民的牵线搭桥，落户在前海梦工场的，这家公司属于刚刚起步阶段，对于这样的创业的经历，洪为民感同身受。 1979年，10岁的洪为民从内地来到香港生活，那时候，洪为民家里很贫穷，但他肯吃苦，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香港闯出了一片天地，洪为民18岁就出来给别人打工，20岁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之后他用了十年时间，在跨国大公司打工接着再次创业，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对社会公益的贡献，洪为民成为2008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11年度香港40+典范、2012年度香港资本企业家。 记者：但是同样您是通过自己的打拼，然后把这个圈子不断改变不断上升，对于初创的香港年轻人来说，您当年面临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香港年轻人那里？ 洪为民：对，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找我，可以找这些导师去问，我们那时候想找都不知道找谁，也不知道问谁，想都没想过。 记者：可能事后想起来，就是因为可能在创业的路上，缺乏一个像今天您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的人，使得他走了弯路，甚至没有走到头。 洪为民：对，当然这么说，我这辈子其实很多很好的导师，我经常说，我们广东人说叫贵人，比方说我创业，我1989年那次创业才20岁，当时香港是21岁才成年的，我是连银行的私人支票户口都不能开的，公司可以，我是代表公司，我可以签这个支票，我试过这么滑稽的事情，我公司开张支票给我自己，存到我自己户口不能存，说你这个属于Minor account，就是未成年户口，不能够收支票，当时我中学的一个地理老师，他因为知道我做生意，没有信用卡不方便，因为21岁才能申请信用卡，他专门拿了三万块钱去银行存在那做定期，给我做担保，给我申请了一张信用卡。 记者：那是不是在您成长或者说在创业的路上，就是这些人点点滴滴的这种帮助，使得你走到了今天之后，回过头去想，假如我能够在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在创业的路上，我给他们帮助，可能就使得这种帮助让它制度化常态化，让他可以有依靠往前走？ 洪为民：是不是制度化我不敢说，但我是这么想的，为什么我做年轻人，其实我也有做老年，也有做伤残的服务，我做很多，但是青年始终都是我的重点。 记者：为什么？ 洪为民：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说青年人你用一块钱的力量去做，这回报可能是对整个社会的回报，可能是一百块钱。文章选自央视新闻，2017年6月29日
2017年6月30日 -
专访梁锦松：我担心，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少做少错，不做没错这样的心态是不行的梁锦松：对香港的爱与忧本刊记者 | 闵杰 徐方清本文首发于总第810期《中国新闻周刊》 梁锦松是除香港特首外，在内地知名度最高的几位政经界人士之一。这源于他身上两个著名的标签，一个是前香港特区的“财神爷”，即财政司司长；另一个，是因为他在2000年娶了当时最出名的跳水明星伏明霞。实际上，除了这两个标签，梁锦松更是香港金融界的翘楚。他曾在花旗银行工作23年，30岁就已做到地区经理，是当时华人在香港银行界职位最高的人。在摩根大通，他也曾任亚洲区主席；后来他还在黑石集团出任大中华区主席。2001年5月，应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邀请，梁锦松放弃2000多万港币的天价年薪，出任年薪仅为240万港币的香港财政司司长一职。2003年7月，梁锦松以个人理由辞职。尽管任职时间不长，但在财政司司长任内，他大刀阔斧地推进香港财政预算改革，发表《财政预算案》，大幅增加各种税项，如利得税、薪俸税、汽车首次登记税、离境税、博彩税等，以解决高达700亿港币的财政赤字。在任内，他还协助香港特首董建华，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代表香港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这份协议对香港影响深远。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如今身为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的梁锦松在香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畅谈他对香港的爱与忧。“我学到了谦卑”中国新闻周刊：你当了两年多香港财政司司长，这段经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梁锦松：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会从政，当时非常幸运地当了财政司司长。虽然当的时间不长，但是媒体也很客气地说我这两年做了很多事情，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客观来说，我的政策最后的效果还是比较成功的，媒体也说是正确的政策，只是“政治不正确”。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做了正确的事是对我最好的评价。说我政治不正确的评价，也让我学到了做公务员和在商界是很不一样的。在商界你只需要合法地做事，然后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用管太多其他的感受。但是公务员是不一样的，做的每件事是关于每个人的生活，就算我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急于求成，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需要更多的时间，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是很难的。比如说要加税，要降低公务员的工资，大部分意见肯定是反对的。当时有人问，每个政府都有财政赤字，为什么只有你这样改？主要是当时我接手的时候财政赤字已经占到GDP的6％，因为我的上一任财政司司长减税、加福利、涨公务员的工资等导致结构性的财政赤字。第二个原因是当时财政赤字都是用美元计算，美元汇率一直浮动，香港是固定汇率，所以当时只能加税。这个方案一推出来大家肯定是反对的，但是最后证明是对的。我在商界23年一直都比较顺利，30岁已经当上了花旗银行东亚地区的经理了，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就不会顾虑他人的感受。通过担任公职我体会到了在商界和做公务员的不一样，不能太自我，让我学到了谦卑。我觉得还是得大于失。“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过政府公职，也长期担任私营银行的总裁。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香港的问题，有什么不同的认识？梁锦松：很不一样。当我做过财政司司长之后发现，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不能老是批评政府做得不对。中国有一句话，当家才知柴米贵。比如说当时我减赤字的政策，很简单，但是影响了很多人。还有，比如说教育的问题。因为我协助、支持了董建华先生的选举，他当选之后，就委任我当了行政会议非官守（非官方）成员。当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委员会，叫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相当于内地的高教委。进这个行政会议是因为我一直在做银行，比较了解金融，而且也比较关心教育。当时教育改革是我领导的，可以说是把香港的教育改革向前推了一大步，到现在国外都觉得当时香港的教育改革可以持续十几年是个奇迹。现在香港的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教育基本上没什么重大的改变。社会各界对香港教育主要的抱怨是太注重应试，但是很多老师，当他是学生的时候，也是接受这种应试教育，如果突然让老师换一种方式教书是很难的。所以批评是很容易的，但是提出有效的建议是很难的。我离开政府十几年了，没有评论过政府的公务，最近两三年才出来说教育的问题。我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小组叫“教育2.1”，是对现在的教育提出一些建议。这个小组有17个人，基本上都是教育界的精英、商界的领袖和专业人士等，我们提出看法，希望能引起社会的讨论。中国新闻周刊：不少香港年轻人对未来比较迷茫，看不到希望，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梁锦松：三年前我曾经说过特区政府有三个地方做得很不好，没有充分重视年轻人的发展，特别体现在三个“上”：“上楼”，没希望；“上流”，没机会；“上位”，很困难。香港地价很贵，房价也可能是全球最贵的。大概要18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个中等的房屋，只有47平方米。所以，现在年轻人要跟父母一起住的越来越多。因为租金比较贵，所以香港的就业越来越窄，大部分人选择了金融。但是香港400万的就业人口，只有大概25万人在从事与金融相关的职业，不做金融很多人就没工作做了。为什么我能30岁做到地区经理？因为我前面没有人有足够的教育水平。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再出来关注教育的问题，我是比较担心香港的年轻人。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内地市场大，成本低，年轻人的拼搏精神也比我们强。我希望现在的香港人能好好思考，经过了20年，究竟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我们没有足够重视年轻人的诉求”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你签CEPA的时候香港面临的问题，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什么不同？梁锦松：是不一样的。当时的背景是香港官员还是比较抗拒，而且从内地到香港是没有自由行的，是进行限额的，比如商务旅客，一年的上限是20万人次。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抱怨就是因为旅客增加导致了很多“水客”，但是我说了，带水货主要是香港人，不是内地人。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政府未能有前瞻性地去思考。比如，当时我们就提议把西九龙变成文化中心，但是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还是空了一大块地在那边，浪费了很多资源。所以香港人要思考一下，我们这样磨磨蹭蹭地闹下去，到头来受害的是谁。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你说过，CEPA是两地更紧密的合作，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突破性合作，区别在哪里？梁锦松：我觉得不能只是循序渐进地来，还需要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怎么样算是突破性合作，还需要专家来研究，怎样利用两地的优势来合作。比如说生物科技，我觉得这是继IT之后能改变世界的领域，可以利用香港保护知识产权的体制，和香港在国际上都很有名的科学家、医学家，来好好利用内地的市场。在生物科技方面，临床测试是很重要的。香港只有700万人口，病人也不够多，而内地有更多的病人可以结合香港的技术，这样就可以在内地做好的东西，同时打开国外的市场。在经济方面，主要是人流、物流、服务流、信息流、资金流，怎么样在这五个流向上实现更加有突破性的互补。资金方面，香港要有更好、更完善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比如说阿里巴巴不能在香港上市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全球领先的IT公司，6家是美国公司，4家是中国公司，但有9家在美国上市，只有1家是在香港，就是腾讯。这就是拱手将机会让人，因为我们上市的程序不够好。在人流方面，比如说过关去深圳要花几个小时，是很不方便的，而且经常往返内地的香港居民，如果在内地时间满183天，要给内地交45％的税，不满这个天数的话，则只需要在香港交15％的税，这样就妨碍两边的流动。我很高兴今年总理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国新闻周刊：港珠澳大桥很快就要通车了，这是三地物理上连接的纽带，但是工程进展缓慢，说明了什么问题？梁锦松：当时，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建一个桥，但是没想到做了16年还没做出来。我认为这里面，第一是制度上的问题，第二这也反映了民心的问题。20年过去了，香港大体是成功的，归功于中央保持了“一国两制”。香港回归是三个方面的回归，第一是政治的回归，这是比较成功的；第二是经济的回归，在签订了CEPA之后也可以说是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人心的回归做得不是很好。这是我们要承认的问题，十几年以来，我们没有足够重视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诉求，他们会把特区政府施政的失误怪在中央。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内地人，包括政府官员，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在两地合作的时候香港不够积极，或者香港的决策效率太低，你怎么看？梁锦松：我同意，我只能同意。第一，我们的制度；第二，我们的民情；第三就是我们的某些官员不是很积极。如果我是一个很积极的官员，那我可能会挨骂，当然这个是少数，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心态，做多了挨骂的机会就更多；不做的话人家就不会怪你，长远可能会怪你，但是在任内是不会挨骂的。少做少错，不做没错，这样的心态是不行的。我希望现在的市民经过了20年，经历了不同的事件，能分辨什么是一个好的政府。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有担当的人出来做点事。“闹下去没有希望”中国新闻周刊：香港在过去20年是不是过于强调“不变”，忽视了和内地的融合？梁锦松：香港能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地方。香港绝大部分的老一辈都是内地来的，因此我是非常不赞成本土这个概念的。当然本土有一个文化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很重视广东话，但是广东话作为教学语言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因为中国内地人口毕竟是13亿，全球最大的市场是讲普通话的。但是用普通话教学不代表广东话就会没有了，最简单的例子是广州。本土文化是要保持和保护，但也不能非黑即白。我们要灵活地思考问题，香港已经回归20年了，希望市民能好好思考，什么是好政府，不能掉入民选的政府就是最好政府的思维，美国就掉入了这个思维。现在主要是找一个政府能提供善治，民主应该是保证管治长期不会出大问题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民主的内涵不是一人一票就是好的，没有法治，很容易变成暴民政治。 中国新闻周刊：对新一任特首，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梁锦松：我希望新特首能有效地团结香港人，能够提出一个长远的正确方向，借着国家的支持，特别是现在提出的大湾区的概念，来引导年轻人，把眼界放得更远，共同建设香港。过去20年我们已经错过了很多机会，我希望大家不要再闹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没希望了。去年香港的GDP提升还不到2.7％，这样推算下去，就算香港不是负增长，到了2047年香港连中国GDP的1％都不够了。我希望大家能这样想问题，在全球化下，香港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平台，但是眼光不能狭隘。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香港的未来？梁锦松：我现在经常在思考我的孩子以后在哪里学习和工作的问题。我的老大14岁，老二12岁，老三9岁。每年我们都到各地旅游，也经常到内地。我的感受是，香港既没有美国的自由和创新的环境，也没有内地经济奋勇向前的场景。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要承认中国会在15年之内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依然会是创新和具有领导力的经济体，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住在香港，两边都感受不到。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6月29日
2017年6月30日 -
五年改革成与败 南科大的“陈十一时代
就像芝加哥大学之于纽约，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南科大要办一流大学，必须要和深圳特点相结合。专家简介陈十一，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4月17日，是南方科技大学（下称“南科大”）的建校五周年纪念日，距离2010年底获教育部同意筹建已过去6年。 经历了朱清时时期和短暂的校长缺位以后，陈十一于2015年1月正式执掌南科大。这位新校长的教育理想是将南科大打造成“东方斯坦福”。 和朱清时“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的改革理念不同，陈十一强调的是，体制内改革、行政执行力与教授治校的统一、大学对城市发展的支撑。“就像芝加哥大学之于纽约，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南科大要办一流大学，必须要和深圳特点相结合。” 这和深圳当初创建南科大的初衷十分一致。 陈校长的诚意 与陈十一见面之前，傅新元在四处物色科研平台，他考虑拉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在深圳的研究院入伙。但和陈十一共进早餐，听他介绍了5个小时之后，傅新元改了主意。 傅新元是国际知名分子生物医学和生物化学学者，20世纪90年代因发现JAK-STAT信号传导通路在生命及疾病中的巨大作用而为国际科学界所知。2016年，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研究中心埋头科研6年后，决定回国创业，将在精准医疗领域取得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应用。在得到乐土投资集团的投资后，他把目标投向深圳，遂开始物色合作伙伴。 4月5日，南科大乐土精准医学研究院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享誉全球的“DNA之父”—DNA结构发现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詹姆斯·沃森莅临现场，与陈十一、乐土精准医学研究院理事长马蔚华等人共同见证这一时刻。傅新元将出任研究院院长，并由他着手组建沃森生命科学中心的科研团队。此外，乐土投资集团向南科大教育基金会捐赠1.1亿元，支持和推动南科大生命、医学等相关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 这意味着南科大不仅获得资金的注入，还有全程参与这项科研工程。更重要的是，随着沃森等顶级科学家的进场，南科大在国际上声誉大增。 傅新元是这项合作的关键促成者。但他此前并不认识陈十一，只知他创办过北大工学院。“作出这样的决定，只花了一天的时间，他用诚意和能力打动了我。”傅新元向时代周报记者详细回忆了选择南科大的经过。 2016年3月，第一届国际精准医疗峰会在深举行前夕，马蔚华、乐土投资集团董事长刘如银和傅新元等一行与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会面，并向马兴瑞表达了回国创业的想法。“他当时就问，你们是不是真的要回国？如果要回国搞科研，就要和深圳的科研机构打成一片，南科大是深圳的亲儿子。”傅新元回忆。这是他第一次听人提到南科大。 之后，他的老朋友、中国生物学家饶毅也向他提到南科大。“你应该去见一下陈十一。”于是，在见完马兴瑞的当天，傅新元通过其他人将自己在深圳的消息转告给陈十一，“结果，他立刻就给我打了电话”。 陈十一在电话中称，因为次日上午有会议，只能早餐时间见面。第二天，陈十一一大早赶到傅下榻的酒店。“谈了一个小时后，双方都很有兴趣。”当天下午，陈十一派车把傅新元接到南方科技大学，“他带上副校长和生物系主任陪我绕学校转了一圈，介绍学校情况，从中午一点半一直到下午六点，谈了整整5个小时”。 傅新元回忆起一年多前的事依然感叹。“谈完之后我当即决定，就是南科大了。”傅新元拉起陈十一的袖子说，“陈校长，下面我们来谈具体的事情。” 五年改革成与败 “看一所大学的水平要从长远看，看社会的接受程度，看学生对社会的贡献如何。作为一所新创建的大学，我们主要从教师学术水平、创新人才培养的质量以及产学研成果转化等三个方面对标自己的发展，我们要在这三个方面形成比较优势。”一年前，陈十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 从这些指标来评价，过去两年南科大已取得长足进步：签约引进的357名教师中，包括14名院士、36名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13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60名“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147名入选深圳市“孔雀计划”。其中90%拥有海外工作经验、60%有在世界排名前100名大学工作或学习的经历。其国际化程度和科研师资水平甚至超过不少985高校。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从什么角度看待南科大，直接关系到对陈十一的评价。“当初社会期望南科大走出一条与体制内高校完全不同的道路。但如果从一所体制内大学来评价，南科大一系列办学成果的取得显而易见。” 1982年出国、在海外有着30多年留学和任教经历的傅新元不这么认为。他坦言曾并不看好朱清时的改革。“他懂中国的教育，但对国际化的教育还是欠缺。他很有热情，但毕竟是一个老派的本土知识分子。” 南科大乐土精准医学研究院挂牌成立后，傅新元除了忙研究院的筹建，还担任南科大生物系讲座教授，以及校长特别顾问。 陈十一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傅新元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担任系主任。陈十一曾创办北大工学院，傅新元1999年回国组建清华大学人类基因研究所。相似的经历使得傅新元十分认同陈十一的教育理念和行事风格。但他最佩服的一点是：“他不仅善管理，和上级的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好。” 傅新元坦言，选择南科大作为合作伙伴，一方面因为它年轻包袱少，改变起来非常快，另一个原因是陈十一。“中国目前需要对标世界一流的国际化学校，我希望南科大能成为皇冠上的宝石”，他还透露，南科大乐土精准研究院正计划在波士顿或纽约建立分院，目的是吸引人才回来合作。 “弱行政化”大学 有了海外知名度，这几个月，南科大党委书记郭雨蓉带队马不停蹄地拜访国际高校商讨科研合作：约翰·霍普斯金大学、英国伦敦皇家学院、香港大学……在深圳南山区的南科大校园内，深圳首个以诺贝尔奖得主领衔的实验室—格拉布斯研究院已经成立，乐土精准医疗研究院的大楼正在施工，与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共建的医学院明年将启动首批招生。 如今的南科大，似乎已告别迷惘，明确了方向，然而距离陈十一“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梦想，还存在距离。 针对外界对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成效的争议，陈十一对外回应时每每强调，“去行政化不是去掉行政执行力，而是去除行政干预学术，实现教授治校和行政执行力的统一”。他表示，南科大教授治学做得相当不错。 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南科大校学术委员会五年前成立，当时主要依照《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管理，由领军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叔贤担任主任。“学校当时规模较小，委员会成员不超过10个。在教师职称评定方面，那时学术委员会不予通过的情况比较多。”2013年加入校学术委员会的南科大物理系主任何佳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2015年11月，南科大重新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校学术委员会成员中20%由校长委派，其余由教授会民主选举产生。校学术委员会在教师聘任、职称评定等学术有关的事务中形式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目前，南科大校学术委员会共有23名成员，陈十一担任委员会主任，副校长汤涛和吴传跃担任副主任。 何佳清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校学术委员会主要作为校长在决策学术事务时的咨询机构，不具有决策权。“校长可以否决学术委员会的审议结果，但必须给出理由。”他表示，到目前为止，校学术委员会和校长甚少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 何佳清更愿意用“弱行政化”来评价南科大近两年的“去行政化”改革。“和国内传统公办高校相比，南科大在这方面做得好太多，但和国外高校管理相比，行政的服务意识还有待加强。” 此外，横亘在南科大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最大掣肘，是研究生独立培养资格。目前，南科大仍采用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大学等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招生方法，“按照正常规定，南科大至少要5-8年才能符合要求”。而南科大，有一大批在海外有多年硕士和博士培养经验的师资。 生物信息专业大一新生周觉晓表示，毕业后或考虑出国深造。“南科大提供了很好的科研基础，出国申请更容易。”根据南科大官网的数据，2016届毕业生中60%选择出国深造。 在知乎上，每年都有人发帖询问：南科大近况如何？针对这所在万众期待中诞生、一度身处迷惘，而今逐渐走上办学正轨的大学，人们最关注的是它的“改革”成功与否。而一位网友的回答获赞无数：“它正在变成一所普通而优秀的大学，但普通未必是坏事。”文章选自时代周报，2017年5月31日
2017年6月29日 -
【南风窗】高考，一代人与一个国家的故事
高考恢复是一个起点，而真正决定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未来40年国家中坚力量的，是其后的大学学习经历和一代人的整体思想格局。 从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制度的决定公布，到当年12月参加考试，数百万人的命运以及即将启动的改革开放人才准备，正是在这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决定的。从“老三届”开始，70年代末参加高考的这一代人以这场考试为起点，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承担起了新秩序的构建功能。 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由此，一个谋求再次伟大复兴的国家重新回到了制度性培养知识分子和遴选精英的轨道上。 个人命运的转折 回忆40年前的那场考试，所有亲历者几乎都把它首先看作个人命运的转折。在1977年的10月，政治形势并不明朗。田间地头、车间农场劳作的年轻人们第一时间通过广播得到消息的时候，他们仅仅是看到了生活轨道将发生改变的可能。翻阅种种回忆录，会发现所有人的记忆都趋于一致，无论他们彼时在哪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有着共同的对现状的苦闷和前路的茫然，恢复高考的消息带给那一代年轻人的冲击是他们的青春岁月里最深刻的记忆。 湖南湘潭钢铁厂刚出徒的电钳工熊晓鸽从工厂广播中得知消息时，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向工厂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开始备战高考。父母把他们住的房间让了出来，让他安心复习。整整半个月，他都在这间屋子里闭门苦读，床上堆满了复习资料。两个多月后，他被湖南大学英语系录取，虽然与心仪的工业自动化控制专业失之交臂，但总算进入了离家最近、最好的大学。后来，他成为IDG资本全球董事长，被称为中国“风投教父”。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的王辉耀是广州外国语学院1977级毕业生。他的“接受再教育”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但是在四川茅屋中与老鼠共眠、下雨天只能光脚行走在泥泞小路上的日子，让他很快就感觉到身处“广阔天地”的残酷之处。也是在广播里，他听到了消息，“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同样觉得机会来了的，还有导演张艺谋。在此之前，他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后又调进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北京电影学院1978年才开始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张艺谋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带着一包煮熟的鸡蛋赶赴考场。 在贵州一个小县城的供销社当工人的葛兆光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接着忙他的秋收采购，直到从乡下回到县城，才确认真的要恢复高考了。这时候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而葛兆光的理科基础并不好。1966年上初三之后，就开始停课了。1968年，他来到贵州凯里的一个村庄当了知青，后来又到砖瓦厂、农药厂工作。 从没有学过物理化学的他只好选择文科，但又没有学过高中数学，只好硬着头皮用一个月时间把高中数学学了一遍。北大中文系当年在贵州招生仅有两个名额，高考时已经超过25岁的葛兆光幸运地被他的第一志愿录取。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的葛兆光就是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了他的学术之路。 身份反差，这是今天人们回忆40年前那场考试时最直观的印象。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有570万，被大学录取的有27.3万，1978年高考有610万人报名，最终录取了40.2万，这些人中的 大多数像葛兆光、张艺谋、王辉耀他们一样，前一天还做着机械重复的体力劳动，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摇身进入了另一个阶层。这样的对比使得他们的经历看起来很像今天的“逆袭”。 但实际上，这种个人命运的转折并非是戏剧化和偶然性的结果，他们中的佼佼者原本就从未放弃读书。葛兆光下乡时带的一箱书里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辉耀在父母亲的鼓励下一直坚持学英语和各种知识。他们的身份转换只是一个国家回到正常发展秩序的结果。他们进入大学后开始了纯粹的求知生活。那些曾经的磨砺和压抑也给了他们任何一代读书人都不具备的生活经验，这些都是求知若渴的来源。 与此同时，从特殊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对于种种变化格外敏感，那一代大学生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也开始启动。家国天下的情怀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中产生。北大和清华的两个口号分别是“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便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精英认同。学者许纪霖后来回忆，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有关国家建设的讨论和辩论。 高考恢复是一个起点，而真正决定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未来40年社会中坚力量的，是其后的大学学习经历和一代人的整体思想格局。 参与改革和法治建设 曾获得“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亚洲地区最优秀仲裁律师”称号的陶景洲回忆，在法学名师的影响下，他们77级法律系的82名新生开始接触新的知识领域，常常在宪法与行政法学大师龚祥瑞的小院里一起讨论欧美法律问题。 北大法律系77级后来被称为法律界“黄埔一期”，有的进入了政法系统、政府部门，比如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的马迎新，曾任北京奥组委法律部部长的武树臣，曾任司法部法制司司长的杜春；有的则继续学术研究，成为法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前院长朱苏力，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曾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的何勤华等。 77、78级的法学“明星班”还有西南政法大学78级。2016年年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经过表决，任命了新设立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巡回法庭庭长、副庭长。至此，六大巡回庭的一把手中有三位是西政78级本科生。江必新任第三巡回法庭庭长，景汉朝任第二巡回法庭庭长，李少平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第五巡回法庭庭长。 西南政法在举办1978级校友入校30周年纪念活动时，曾做过一个统计，这届学生中省部级领导职务的有14人、厅局级领导约100人，知名的法学学者近100人。 大约在2007年前后，拥有经济学和法学背景的官员开始在新一轮的代际交替中崭露头角。此时，距离他们上大学已经30年。普遍进入“知天命”年纪的政界精英到了收获成果的旺盛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党政事务重心向经济转移的变化让这些专家型官员得以发挥所长、积累丰富的从政经验，随着治国理政思想的变化，法治化进程需要吸收更多拥有法学思维的人才。北大经济系77、78级就有至少9位省部级官员。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他们密集分布于各个场域，无论他们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源自权力、学识还是在改革进程中发挥的作用，都给这一代大学生附加上了集体的光环。他们既是高考制度恢复的受益者，也是新旧交替以及一个国家回到理性发展道路上的承担者。在时代的浪潮下，个人经验以及智识反而成为了退居其次的成功因素，他们身上共同的精神气质才是最鲜明的符号。 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 那一代人的青春是在两个极端中度过的，前半程劳作乡野，后半程潜心求学。投射到他们的精神气质上可以用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来概括。 这一点，在商业领袖身上也有所显现，冯仑和李东生就是77、78级的企业家代表人物。即使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冯仑的身上也依然具有那代人共同的底色。1977年，18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冯仑参加了高考，进入西北大学。 后来回忆时，冯仑说，那时候很多同学都去农村插队了，高中校园里完全没有紧张备考的气氛，直到高校招生推荐制被废除，全国各地才沸腾起来。几个月的复习之后，冯仑被西北大学新设立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有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刘世锦。 这一年，现在的TCL董事长李东生也参加了高考。1974年高中毕业后，他成为知青中的一员，到了广东惠阳马安农场。四年后考入了华南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 与其后出身于农村的大学生不同，新三届的农村生活经验是一种制度性安排的结果，知识与个人命运以及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联系也被中断。当他们回到城市，回到阶层流动的正常轨道时，再去观照底层社会就有了更多的代入感。 28岁的知青周其仁通过农场的高音喇叭播出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已经是1978年春天了。此时，他已经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十年。在这里，他学会了割草、狩猎、锄地，也喜欢发表高见。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一边是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是亚当·斯密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带着这样的冲击和疑惑，他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那段生活，大约是他一直以来倡导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开端。 有学者曾撰文称改革开放后，“77、78”级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三种角色。他们初进大学适逢反思“文革”，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之间，他们带着来自底层社会的现实感，吸收各种思潮观点，对旧关系、旧观念进行批评乃至反叛。当他们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之中，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与时代同行的改革者，虽然有过辗转反复，但无论改革或是游离，都与他们青春时代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他们身上的光环终将随着历史而消退，但个人命运的转折将始终具有高考制度的标本性意义。时至今日，高考依然是精英与主流社会之间沟通渠道，未来仍将不可替代。它虽然不是完美无缺，但依然是个人命运改变最有效的途径。 40年过去了，这一制度对年轻人的意义从未改变。文章选自《南风窗》，2017年第13期
2017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