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磊：选择做时间的朋友，Think big, Think long
理事简介张磊，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6月2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召开的2017学校毕业典礼上，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受邀作为校友代表出席并致辞。面对7000余名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张磊分享自己的感悟和体会，并鼓励学弟学妹们，在“过去未去，未来已来”之际，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选择做时间的朋友，Think big、Think long。无愧“中国好校友”，秉持人文精神的火种，不负韶光，砥砺前行。张磊校友的2017年人大毕业典礼致辞全文如下：尊敬的靳诺书记、刘伟校长，敬爱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师弟师妹们，还有今天特意赶来的各位家长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作为校友代表参加今年的毕业典礼。今年还是母校80周年大庆的日子，看到台下这么多年轻的面孔，我特别开心！今年毕业的学弟学妹好多都是90后吧，其实我也是个90后。我是90年考入人大的。（笑声） 94年毕业后，我去美国留学工作，2005年回国创业成立了高瓴资本，就是来自于高屋建瓴四个字。所以高瓴还是个00后。说起高瓴，不见得大家都熟悉。但是要问在座的大家，有没有用过微信，骑过摩拜，用滴滴打过车，在京东上剁过手? 我估计答案是肯定的。京东也是咱们92级的校友强东创立的。刚才提到的这些企业，都是高瓴投资的。套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他们都是高瓴的CP。（笑声、掌声）高瓴管理的基金规模，从2005年最初的2000万美金，到现在300亿美金，成为亚洲最大的私募股权管理基金之一，（长时间掌声）正好用了12年，一个轮回。然而我觉得，起点应该从1994年毕业时开始，因为没有人大就没有今天的我，更不会有今天的高瓴。回想这23年的经历，我感慨万千，确实有满肚子话想跟大家说。但我思考之后，决定今天就跟大家谈谈选择的问题。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当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曾去波士顿的一家咨询公司面试。面试官让大家分析整个大波士顿区域需要多少加油站。别人都在做数据分析论证时，我向面试官提了一连串问题，为什么只建加油站?为什么不能也同时开杂货店？未来要是有了别的出行方式，修那么多加油站干什么？可能是我“怼”面试官太狠，结果他现场就把我KO了。后来这样“一轮游”的面试我还参加了不少。就在所有的门似乎都关闭的时候，我在耶鲁投资基金找到了一份实习生工作，在那里我找到了自己事业的座标系，选择进入投资行业。现在回想起来，我如果按照面试官的要求建模型做论证，今天我可能还在华尔街做咨询或投行。当然这也不错。（笑声）但我选择的是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坦诚表达自己的想法，选择不走“寻常路”。就像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他最著名的诗《未选择的路》（The road not taken）里说的，“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我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而这对我此生意义非凡。人生其实就是这一个又一个选择组成的，每一个路口选择的方向，决定了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上路，最终看到什么样的风景。亲爱的师弟师妹们，衷心恭喜你们四年前就做了一个极其明智的选择，加入人大，成为“中国好校友”的一员。（掌声）离开学校的日子越久，我相信你们越能感觉到这个词的力量。在人生的道路上，选择与谁同行，比要去的远方更重要。今年毕业的七千多人，你们现在就好好看看身边的人吧。他们或许是你的老师、好友，或许是你的挚爱，（笑声）或许你们之间交集并不多，甚至互不相识。也许你们以后会经常见面，也许从此天各一方，再会无期。但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你们身在何方，“人大”这个名字永远会是将你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条纽带。我很幸运，通过这条纽带认识了很多靠谱的人，和他们一起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珍惜你身边的人，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说再见。但是你们一块儿走过的知行路，看过的教二草坪，一起犯过的傻，一块儿流的泪，都将成为你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第三点，我希望大家选择做时间的朋友。作为投资人，我自己的感触是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做选择，时间自然会成为你的朋友。2011年我在人大捐建高礼研究院，在那里我经常对大家说，这个世界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有句话叫“风物长宜放眼量”，就是让我们从远处、大处着眼，要看未来，看全局。我常常给创业者建议，要学朱元璋“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这个战略在创业中有效，也同样适用于你我的生活。做时间的朋友，需要极强的自我约束力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在多数人都醉心于“即时满足”（instant gratification) 的世界里，懂得“滞后满足”( delayed gratification)道理的人，早已先胜一筹。我把这称为选择延期享受成功。希望大家都能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不骄不躁，好故事都是来自于有挑战的生活；持之以恒，时间终将会成为你的朋友。在这里与同学们共勉。除了选择的几个问题。作为人大的校友，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不仅要掌握科学思辨的能力，还要心中长存人文精神的火种。当今时代，伴随基因技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科技爆炸、奇点临近，人类将进入新纪元，我们的生活也会迎来巨大的挑战。而大家在人大的学习生活，恰恰赋予了我们广博的视野和人文情怀，这将帮助我们处乱不惊，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不断去追问问题的本质。我本科是学国际金融的，没有编过程也没有技术背景，但是我后来照样投资了一批科技企业，它们现在在各自领域内引领世界潮流。我感谢咱们人大的人文教育，相信同学们也会从中获益无穷。作为投资人，我常说起我的三个投资哲学：“守正用奇”、“弱水三千，但取一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三句话分别源自《道德经》、《论语》、《史记》。虽然现代金融投资的工具和方法大多源于西方，但如何使用好这些工具，我还是更推崇我们优秀的中国哲学思想和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要珍惜人大给我们的人文土壤，好好汲取营养。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我希望我们人大学子，以后不管进入哪个行业从事什么工作，都能保持乐观和激情，用人文的情怀去雕琢自己，美化身边。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今天毕业典礼之后，我将与学校签署捐赠协议，捐赠3亿元人民币。（掌声雷动）这是为了长期支持创新型交叉学科的探索和发展，也是我送给母校80周年校庆的一份心意。（掌声雷动）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掌声雷动）从今天开始，你们会被学弟学妹们称为“校友”；从今天开始，人大的时光就将变成我们心中一处温暖的存在，这处存在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母校”。在这里衷心祝福大家，用舍我其谁的魄力去勇敢拥抱变化；用第一性原理去不断探究世界的价值原点；用人文精神去点亮心中的灯塔，Think big，Think long！（掌声雷动）谢谢大家。文章选自高礼思享汇，2017年6月23日
2017年6月29日 -
李稻葵：金融去杠杆要有一定破产率 多了不成少了不灵
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认为M2和GDP增速保持一致，同时逐步地往下走是有可能的，这是新常态。”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稻葵6月27日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对凤凰财经表示。 6月14日，央行发布5月金融数据，5月末M2增速同比增长9.6%，创历史新低，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出现个位数增长。对此，央行回应称，估计随着去杠杆的深化和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比过去低一些的M2增速可能成为新的常态。 M2增速创历史新低的背景是今年来，“一行三会”开展的金融去杠杆行动。今年以来，央行已经两次上调公开市场利率，“三会”中以银监会为首开展了系列金融监管行动。然而，“一行三会”主导的金融去杠杆行动不久，股市、债市就出现了波动。5月中旬，央行主管报纸《金融时报》很隐蔽的发布了一条消息：央行近期正在召集“一行三会”加强监管政策的沟通协调、统筹推进。此后，金融去杠杆有所放缓。 李稻葵认为，这一轮的监管是从银监会开始的,银监会不允许银行之间相互拆借，这是因为银行之间相互拆借会导致贷款量的提升。至于会不会产生一些调整和恐慌，李稻葵认为，有可能，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需要一定的受控的恐慌。 李稻葵对凤凰财经分析到，“其实金融去杠杆的提法是简化的提法，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去杠杆的过程，去杠杆是西方人讲的做法。中国最关键是调整我们的杠杆。经营不善的高杠杆率企业该退出的要推出，该资产重组的企业要尽快重组，该破产的尽快破产，这是最关键的。” 在金融去杠杆的同时，市场上出现了同期SHIBOR和LPR以及一年期和十年期国债倒挂的情况。为此，市场出现金融去杠杆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担忧。在今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金融去杠杆还能持续多久？又如何拿捏好度？李稻葵对凤凰财经表示：“拿捏好度最关键是要有一定的破产率，多了不成，多了肯定不合适，引起资金供应链的连锁反应，会引起恐慌，少了也不灵，现在太少，每个月都得要有一两个重组案件，长期不重组不退出，那资产质量怎么提高？怎么排毒？人不排毒怎么行，人光吃不拉肯定会得病。” 那么，现在是去杠杆的好时机吗？李稻葵表示，“现在正赶上好时候，整个经济略有上升，明年如果不出重大意外的话，增长速度还会往上走，预计6.9%。而且我们的失业率现在很低，就业情况很好，资金总量是充足的，为什么不重组呢？我们不像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那时候面临着就业的大问题，现在没这个问题了，一切条件都具备，我们胆子应更大一点。” 今年4月份，政治局会议首次就“金融安全”主题进行学习，并将“金融安全”问题提到了历史性高度，“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那么，如何维护金融安全？除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上逐步去杠杆，还需要对现行的监管体制进行规范和改革。前不久，吴晓灵对凤凰财经表示，“银行的监管和央行更紧密一些更有利。我个人认为外汇局模式是最佳的模式，保险和证券可以独立在外面。” 按照惯例，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将在今年召开，但至今仍未有任何消息，市场揣测的“监管体制改革”也迟迟未有进展。“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应该在人大常委会层次讨论，可能需要成立一个整体协调金融部门大的监管权威机构，因为金融产品现在非常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金融服务也非常复杂，就像过去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块，那是不合适的。”李稻葵认为。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金融监管体制是适合的？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可以完全借鉴的模式，即使是像市场比较成熟的美国，2008年也因为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分业的优势是可以根据不同服务对象特征提供不一样的监管模式，但在一致性方面差一点，由于不同板块的监管规则不一，也往往容易产生监管套利机会。 谈到对未来政策的期待，李稻葵认为，下一轮开放的重点应是是资金的开放，现在是推动资金流动改革的大好时机。并且他表示，人民币在未来一两年之内压力不大。 采访最后，李稻葵还对今年的经济增速做了预测，“6.7%。第一，国际形势总体向好；第二，国内去产能开始发力了，整个产品价格往上走，企业利润在往上走；第三，随着十九大的召开，我们有一批新的领导干部，没有历史包袱，走向决策岗位，不怕被查，经得起查，所以懒政怠政的陋习会得到解决”。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7年6月28日
2017年6月29日 -
田国强：中国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度下滑
田国强，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整个局势就是中国正处于转型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最近这些年三十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很多人就把这种下滑认为是新常态，真的是新常态下的潜在增长就下滑了吗？所以这是我们学界和业界都关注的问题。当然毫无疑问，通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要素驱动，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驱动，经济的边际递减规律确实逐步在下滑，整体性的趋势是下降。但是这么一个下滑的程度是不是要来的这么快，在短短几年GDP的增长速度从将近10%掉到7%以下，下降3个百分点。一般来说即使生产力下降，感觉也不应该下降的这么快。即使抛开深化改革和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可能的红利，不光是深化改革，仅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等方面来看，中国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度下滑，这是我今天报告的一个基本结论。 为什么导致了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这么大的差距？如何缩小这种差距，使得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率。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现在不说又好又快，只说稳中求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扭转这种下滑的趋势。尽管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是归根结底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高效率，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二是勃发创新力，任何一个经济体实际上就是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最后到创新驱动，就是提高效益和勃发生产力，这两者都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关键在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改革增长的红利。 一般而言，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主要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是放慢作用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周期性，一种是结构性。结构性是随着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有一定的周期性原因甚至有一定的外部原因，但是我认为它不是造成中国实际增长率大幅度下滑的根本原因。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好得很，比将近八九年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好得很多，为什么我们的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呢？我认为关键的是制度性的根源因素，怎么样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实行转型驱动。 尽管从短期来看，通过政府采取一系列的财税和货币的手段，有一些指标实际上是好的开始，但是随着政策的收紧，好像又有一点下滑的趋势。我在两年前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中央党校的上面。我当时就分析了经济下滑的五层因素，刚才已经提到了要素驱动红利衰竭，第二个因素是政府主导动力的枯竭以及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三是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不作为。四是新常态理解的偏误，当然是国企产能过剩和政府主导，前三个是经济上的原因，后面是治理方面的原因或者是理解偏差的原因。 两年过去了我分析的那五个原因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呢？我感到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有些甚至是恶化。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导致了当前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稍微分析一下，可以看出来的确根据要素递减归一发生了作用，人口红利开始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实际上没有什么明显，实现的区域，左边是已经发生的，后面是预测的，是在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不是那么快。当然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非常明显，也就是说一味靠财政政策、一味靠追加投资所带来的效益呈加速度下滑。 政府主导的动力的枯竭、公共服务能力的欠缺、内生增长匮乏，通过这两年前我分析这个原因，后来十八大五中全会又谈到了“三去一降一补”是否好转了？我感到依然如故。说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来自三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生产性的土地，通过经济增长的税收，二是通过卖土地，商品用地，是政府土地财政一大块，三是把土地作为抵押，形成了政府的收入进行城镇化和发展。可以看出来基本上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循环，土地财政靠这种方式不是长治久安的，也不可能长期这么下去。可能还会继续十年、二十年，二十年以后怎么办？况且现在土地财政不可持续性的现象，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有很大的风险了。 由于政府仍然是发展型的政府，在它需要解决补位的地方没有做，就是在市场失灵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方面没有去做，使得老百姓有钱不敢用，考虑到生老病居教的问题，就是生计的问题，养老的问题，看病的问题，买房子的问题和小孩子女教育的问题，使得中国的需求居民预防性储备过多，消费意愿不足。 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经济活力下降。通过进一步政府的行为主导，进一步的把国企做大、做强就很难说，做优更加不太可能。国有企业什么时候做优，能够解决效率低下、挤压民企，造成机会不公以及不利于创新，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国企产能的过剩采取的措施都治标不治本，可以看出来2016、2017年，凡是国有经济或者国企有差别，国企多的地方基本上是经济速度下降最快的地方或者是影响最大的。比如垫底的辽宁、陕西等等。 当然政府目标普遍确实，不作为、慢作为严重。地方政府的官员很难做，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并且很多文件相互打架，一方面要求你搞生产，又有其他的活动，仍然是跑项目，拿批文。当然由于这些在经济活动方面没有放松，民企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并且拿到批文，因为他不作为也更加困难。所以导致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低下。 新常态的理解出现偏差。因为所谓新常态根据我的理解或者中央文件中说的比较清楚，就是粗放式的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性，要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治理方面有所作为。也就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两个最大亮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知道怎么样就把经济增长速度，低速增长和新常态挂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么的逻辑是什么。 这五重原因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三个结构性失衡，所以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一个就是经济结构的失衡，无论是需求不足产业过剩，市场结构的民企和国企没有处于同等地位，转型驱动没有更快的从要素驱动向效益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型。二是体制结构失衡。仍然是三重三轻，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发展逻辑缺位。三是治理结构的失衡。贫富差距的问题、社会能力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执行力不足问题导致治理结构失衡。如果这三个问题不能解决，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只能是过去几十年当中，一如既往随着政策收紧而波动起伏。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反复循环，没有没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的综合改革的治理，发展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都有较大问题。 实体经济出现这么一个不景气和解决这五重原因，根本的还是应该回到制度，建立一些最基本的基础性的制度，才是最重要的，否则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工业革命或者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都不可能出现。企业家天生就创新精神吗？不见得，国企被垄断起来就创新吗？不见得。还是最基本的竞争市场，竞争导致利率下降，利率下降导致企业有动气去创新，创新得到了垄断地位，垄断地位又导致了更多的企业竞争。这么一个竞争导致创新，创新导致垄断地位，垄断地位导致竞争的循环。需要解决的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个边界最关键的就是政府的定位，定位的最关键的就是治理，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边界的界定，当然这就牵扯到了改革，改革就是一种规则的重新设计。 我刚才已经说了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现在上海财大宏观经济分析也分析到了如果只是看两个部门，一个是农村的城乡改革和国企改革，如果能够较为理想化的实现，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在未来很长时间都可以保持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比如，在七八年内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如果改革不到位，增长还会下降，相差2个百分点。这是我们量化的估计。 基本的结论就是，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真正关键还是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做什么，应不应该做的问题，方向性的问题不解决，怎么可能解决如何做、怎么做、做不做得成和怎么做才最优，这是我在去年接受中央工作会议开会之前央视新闻联播我讲到的话，从长远的发展来看，标本兼治的任务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制度供给的改革，是能不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所以说中国改革的理论指导还是要回归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 我非常高兴一些学者新的观念和一些老的学者都在，越来越认识到基本的经济学逻辑很重要。包括今天许局长谈到的数据怎么做学问，我觉得要回归到经济学逻辑。 我的结论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进行民营经济主体化，可能有人要批评我了。民营经济为主吗？因为实实在在的说民营经济在过去改革开放当中无论是在就业和经济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和占主要地位，我提出了主体化，就被有些学者批判了，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金融市场的放开和开放化，也就是金融市场不能只是歧视新的东西，应该对所有的开放。当然金融行业是有外部性，我们需要进行一定的规制，不能一味的放开，但是还是要由竞争产生效益。还有金融行业的对外开放，现在设计政策都在慢慢收紧，前几天陆家嘴会议周小川谈金融的开放很好。最后是土地要素的私有化、市场化。文章选自中证网，2017年6月24日
2017年6月29日 -
王辉耀：助力中以两国的创新合作 珠海的发力点在哪？
编者按第三届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在珠海开幕，2700多家企业参加这次创新盛会，助力中以两国的创新合作。以此为平台，珠海将进一步深化与以色列的合作，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本期时论版专门约请两位专家撰写文章，为珠海与以色列的深化合作建言献策。文 |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以色列是全球瞩目的创新国度，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和先进技术积累，珠海正在大力创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高地，可以大量借鉴以色列建设创新国度的经验，与以色列开展广泛的合作，进一步提升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使创新真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四大重点领域值得关注 近年来，中国与以色列的合作日益紧密，珠海也希望在促进中以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在积极申报中以合作示范城市。 笔者认为，助力中以合作，需要进一步了解双方合作的空间所在，从而找到更精准的切入点，结合当前的最新发展趋势，以下四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促进中国市场携手以色列高端技术。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和拥有高尖端技术的以色列，通过交流、合作、并购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可推动以色列高端技术在中国的落地推广。这既可帮助以色列高端技术的市场化转化，又可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实现中以共赢。 二是促进中国产业化能力嫁接以色列高端技术。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过去的代工生产、加工制造等发展模型已经不能支撑现有的发展速度，科技发展带动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需求迫在眉睫。以色列的尖端技术资源可以推动中国强大的工业转型升级，帮助中国产业化能力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以色列技术可以在中国转化为产品，并推广到国际市场中。中国的产业化能力与以色列的高端技术形成了强有力的互补，两者的有效结合可相得益彰，互创价值。 三是助力中国技术插上以色列资金的翅膀。探求以色列技术飞速发展的背后，大量的风险投资、天使基金等成熟的市场化运营，是以色列技术短期周转、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之相比，中国的风投者更显出谨慎小心的态度，可以探索建立中国技术与以色列资本对接的合作平台，让以色列资本在中国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为中国技术注入资金活力，得以快速开展研发创新，实现共赢。 四是促进中以人才和技术交流。人才是以色列的立国之本。珠海历来有开放的传统，可以积极拓展中以之间的人才交流，建立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才流动站，有利于以色列了解中国的市场和产业能力，中国企业学习以色列的新能源、环保、农业科技、水科学等领先技术，形成以色列技术、资本与中国市场、中国产业化、技术对接的良性循环。以更开放政策吸引国际人才 珠海近年来都非常重视创新发展相关工作，目前正在着力建设高端产业聚集高地、产业技术孵化高地、创新人才高地、创业投资高地、知识产权服务高地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质量高地，可以此次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为契机，进一步借鉴以色列的经验促进区域的创新发展。 近年来，我国虽然出现了创新创业高潮，但规模和成效与以色列不可同日而语，且在意识上对失败的宽容度不高。珠海可以进一步开放观念，营造不为创新设限、包容和尊重失败者的环境，减少创新创业者的顾虑，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思考和行动，敢于挑战权威推动创新，敢于提出不同的理念。 另外，珠海可以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推动高层次人才回流。宽松的移民政策帮助以色列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尤其是大量拥有高端技术的犹太人回国寻根。目前，我国的“绿卡”门槛相对较高，缺少凭借资本和技能移民中国的经济移民制度，使得高层次人才流动受限，这导致我国不能有效地吸引国际人才，特别是分散在海外的400万华人华侨专业人士。 从顶层设计来看，中国应充分借鉴以色列人才战略，构建“政府主动招纳”“人才主动申请”的移民体系。珠海则可以利用特区的优势，争取中央、省的更大支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 尤其是在吸引国际化人才方面，珠海可以有更多的作为。横琴是粤港澳人才管理示范区，拥有先行先试的政策，可以向上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包括放宽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申请条件；推动外籍人才评价机制市场化，放宽对外籍人才在华工作和居留许可的限制，简化办理手续；放宽优秀外籍学生在华工作和实习的限制；完善配套服务措施，建立与国际衔接的外籍人才社会保障体系等。这些政策如果能够争取实施，对吸引国际化人才会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珠海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具有很好的基础优势，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深化珠港澳合作，特别是充分发挥港澳地区各类专业人才的作用，以开放发展促进创新发展。文章选自《南方日报》，2017年6月27日
2017年6月29日 -
施一公：西湖大学3年内建起，15年后比肩世界一流
专家简介施一公，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副校长。 “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10万平方米的园区已经开始启用，首批学术人才已经到位，首批博士研究生将于2017年9月入学，首笔由杭州市及西湖区支持的科研经费4亿元人民币陆续到位，西湖大学（筹）申办报告预计今年将提交教育部。” 西湖大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所还在筹建中的大学是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它的“发源地”——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在去年12月成立时，因为独特的运行机制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6月23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长施一公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召开的第四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上发表主题报告。他第一次公开谈到了创办西湖大学的来龙去脉。 西湖大学致力于成为民办的世界一流大学 施一公认为，中国公立大学非常优秀，出现了清华、北大、复旦、交大、浙大、中国科大等一批优秀的大学。这些大学过去几十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取得长足进步；而民办大学绝大部分为职业技术型，还处于规模比较小、发展不够均衡和充分的阶段。 施一公说：“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公平主要依靠公立大学实现，而科技的卓越则是由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共同保障，其中私立大学的贡献更大一些。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公平和卓越主要体现在公办大学，作为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应该有一批一流的非营利性的民办大学来共同承担这一社会责任。” 施一公认为，去年11月全国人大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为民办教育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民办教育要分类管理，民办高等教育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对于非营利性民办大学，法律规定应和公立大学享有同等待遇，这意味着土地可以由地方政府划拨，校园建设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科研经费也可以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其核心是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大力支持非营利性的民办教育。” “我们共同倡议建立一所能够代表中国的民办大学，我们选址在杭州市，取名西湖大学，致力于成为民办的世界一流大学。”施一公说。 三年后西湖大学将拔地而起 施一公介绍，作为民办大学，西湖大学的核心机制是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最高决策机构是校董会。和现在公立大学不同，西湖大学（筹）所有教师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包括退休金、对子女教育的支持计划均来自基金会。同时，政府和社会也是支持民办大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谈到西湖大学的定位时，施一公用了几个关键词：小而精、高起点、研究型、聚焦科学技术。 “去年12月10日先期成立了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它就是西湖大学的前身，就是西湖大学的发源地，所以西湖大学的历史是从2016年12月10日开始的。我相信西湖大学一定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也许15年之后这个大学就将比肩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施一公说。 “目前，西湖高研院设立了4个研究所，分别是理学研究所、前沿技术研究所、生物学研究所、基础医学研究所。”施一公说，“西湖高研院已经开始面向全球招聘学术人才。截至目前，我们从1500多位申请者中选拔出21名杰出的科学家作为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平均水平是非常优秀的。” “西湖高研院位于云栖小镇的永久选址，未来将是西湖大学尖端研究产业转化的平台，我们希望重大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将在西湖高研院产生。而且，西湖大学首期761亩土地已完成划拨。”施一公说，“3年后在杭州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的美丽城市，将会有一所崭新的大学拔地而起，那就是西湖大学。”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才，而人才和教育息息相关，一流的高等教育才能培养出尖端的人才。我相信30年之后，在中国大地上，一定会有一大批足以代表中国人水平、足以为中国科技发展、为世界文明进步保驾护航的一流民办大学。中国人勤劳、肯干，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愿景。”施一公说。文章选自澎湃新闻网，2017年6月26日
2017年6月28日 -
【南方日报】创新开放再提速 再造发展新动能
越亚封装是珠海唯一一家中以合资企业，也是中以两国间首批进行科技创新合作的企业之一。图为越亚封装基板检测车间 地中海东南沿岸，以色列，依靠科技创新，成长为全世界高科技新兴企业密度最高、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被称为“创业的国度”。 珠江西岸，珠海，一座距离以色列近8000多公里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域，被普华永道评为2017年的“机遇之城”。 6月27日，第三届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创业国度”和“机遇之城”因此紧密相连。2天时间内，来自中国和以色列的2700多家企业齐聚珠海，分享创新经验、寻求创新合作。 这是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作为《中以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机制三年行动计划》的重点项目，本次大会将搭建中以两国科技创新合作和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有望进一步拓展中以合作深度和广度。 这是广东扩大和深化与以色列经贸合作的重要行动。项目的签约、企业的对接、政府的交流，将有力推动广东与以色列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提高经贸合作水平，为中以友好作出新的贡献。 这是珠海实施创新驱动、开放引领两大战略的重要举措。以本次大会为平台，珠海将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的全方位合作，充分对接以色列丰富的创新创业资源，以开放促创新、以开放促发展，助力珠海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高地、‘一带一路’支点、珠江西岸核心城市、城乡共美的幸福之城”。 搭建中以创新合作新平台 10余年前，方正集团与以色列Amitec公司合资组建珠海越亚封装基板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彼时，中以企业在科技创新上的合作还寥寥无几。 如今，越亚封装依靠技术创新，成功进入全球手机射频芯片封装基板前三强。这10余年间，中以创新合作也取得新的进展。 近年来，中以之间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有力推动了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发展。中国已成为以色列亚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两国双边贸易额突破113亿美元，网络安全、农业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增长迅速。 今年3月，中以双方宣布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强调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稳步推进重大合作项目，重点加强科技创新、水资源、农业、医疗卫生、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拓展两国务实合作深度和广度。 此次大会正是双方创新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据了解，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已被写入《中以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机制三年行动计划》。作为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已经成功举办两届，成为中以两国深化务实合作的系列品牌活动，也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以色列中国专场科技创新投资活动。 今年时值中以建交25周年，这场全球“制造大国”与“创新强国”的对话备受瞩目。 “这是中以两国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之后，双方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第一次重大合作活动，将有力促进双方的合作交流，助力全国创新驱动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说。 以色列是全球公认的创新强国，尽管国土面积狭小，却凭借雄厚的人才资本、颠覆性的创新技术、众多世界级企业，成为仅次于美国硅谷的创新中心，拥有着全球第一的人均创业企业、人均风险投资和人均专利数。 中国是制造大国，产业基础雄厚，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 在王辉耀看来，本次大会有利于实现以色列高端技术在中国的落地推广，以色列的尖端技术资源可进一步助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升中国产业创新能力。同时，也可促进中以人才和技术交流，形成以色列技术、资本与中国市场、中国产业化、技术对接的良性循环。 拓展粤以合作交流新空间 近日，刚刚建成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发布了2017中国内地本科招生章程，公开招收第一批学生。这家中国首所引进以色列高等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大学，渴望在广东打造新“硅谷”。 在中以友好大框架下，广东高度重视与以色列的交流合作，全力加强战略对接，实现共赢发展。近年来，广东与以色列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层次持续提升。 目前，广东已经建成中以广州生物产业基地、中以（广州）机器人产业园、中以（东莞）国际科技合作产业园，中以（汕头）科技创新合作区也即将完成建设。同时，广东省与特拉维夫—雅法市签署了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备忘录，广东的深圳市、汕头市分别与海法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广东省政府也与以色列政府签署了关于促进产业研究和开发的技术创新合作协定。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广东与以色列进出口贸易额为22.5亿美元，约占中以同期贸易总额的1/5。广东企业与以色列企业的合作热情持续高涨。在月初举行的中国（广东）—以色列经贸合作交流会，广东企业和以色列企业现场签署了21个合作项目、合同金额达14.65亿美元。 日前，广东省代表团在访问以色列提出，希望与以色列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提高经贸合作水平，深化智能制造、农业和生命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中以友好作出新的贡献。 本届大会则搭建了广东与以色列加强科技创新合作的新平台，将进一步丰富粤以合作的内涵，使粤以合作形成更加多元的格局。 “广东正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以色列教育和科技发达，是全球知名的创新型国家，双方经济互补性强，深化合作前景广阔。”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杨壮说。 在他看来，一直以来，广东依靠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和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等，已成长为“世界工厂”，制造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享誉世界。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广东制造的竞争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吸引对接全球的创新资源促进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通过此次大会的举办，以色列的创新资源有望与广东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进一步对接，广东企业也有望充分利用以色列资源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助力广东产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型经济竞争力的提升。“特别是在智能制造、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广东与以色列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杨壮说。 据了解，本次参会的国内企业中，很多是广东本地企业，涉及智能制造、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农业、生命科学、互联网金融等多个行业，他们对与以色列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寄予厚望。 “以色列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处于全球顶尖水平。此次参会，我们希望能学习以色列好的研发成果和技术，提高自身技术实力。同时，借此机会进一步了解行业趋势。”参会企业代表，广东优华物联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聂敏表示。 “以色列源头创新多，创新创业活跃，却在生产制造和市场空间上面临短板，这与市场广阔、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形成强烈的互补。”杨壮表示，期待广东能借此机会吸引到更多来自全球的创新创业团队，推动以色列科技成果在广东转化应用，提升广东自主创新能力，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注入珠海开放创新新活力 今年1月，由以色列小型飞行器生产商UA公司研发的空中无人“救护车”成功完成了第一次自主飞行，吸引全球眼球。 这家“明日之星”的背后，就有珠海民营企业的身影：2014年12月，珠海上市公司欧比特参股了UA公司，从而得以踏足无人机及飞行汽车领域。 随着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在珠海的举办，未来珠海企业与以色列企业的合作有望越来越多。据了解，此次大会签约的13个项目中，超过一半是珠海与以色列的合作项目，这些签约项目以及与以色列经济界的深入对接，将为珠海的开放创新发展注入新活力。 当前，珠海正全力实施创新驱动和开放引领战略，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高地、“一带一路”战略支点、珠江西岸核心城市和城乡共美的幸福之城。 本次大会正是珠海实施创新驱动、开放引领两大战略的落地项目，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大会平台，珠海将构建与以色列加强科技创新合作的新通道，有利于进一步引进以色列的科技创新资源与珠海本地的产业资源进行对接，促进全市的创新发展。 据了解，此次大会将有100多家以色列企业路演，涉及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行业，这些行业均与珠海当前重点发展的产业紧密相关，通过与以色列的技术合作，有望进一步提升珠海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 同时，本次大会设置多场与以色列经济界的交流合作活动，通过加强与以色列的交流合作，珠海可以借鉴以色列建设创新国度的经验，进一步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使创新真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文章选自《南方日报》，2017年6月27日
2017年6月28日 -
王辉耀：全球化挑战加速复杂化，智库需要凝聚共识、加强合作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环境下，旧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各国政府都面临艰难的结构性改革，智库对地方政府来说越来越重要。当地经济发展面临产能过剩、资产泡沫、金融风险、企业债务、环境污染及失业率等问题都需要采取政策措施，实现经济转型。智库如何为政府找到治理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脱节，并提供前瞻性和实效性的分析建议，都是值得深入研讨的课题。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失误 智库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与一国经济的发展尤为相关。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曾经讲过，中国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也曾在一份早期研究中做出相关估计，认为我国“七五”计划到“九五”计划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在4000亿至5000亿元。可见，不科学的甚至错误的决策带来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要凝聚共识，促进多元化智库参与政策过程。此外，面对复杂的全球化议题和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全球的智库还需要思考如何共同行动，协助政策制定者制定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环境下，旧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各国政府都面临艰难的结构性改革，智库对地方政府来说越来越重要。当地经济发展面临产能过剩、资产泡沫、金融风险、企业债务、环境污染及失业率等问题都需要采取政策措施，实现经济转型。智库如何为政府找到治理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脱节，并提供前瞻性和实效性的分析建议，都是值得深入研讨的课题。智库能够助力构建全球化的共同语言 过去，由于存在语言障碍、交流障碍和思维形式状态障碍，大家所讲的可能不是一回事儿。而现在，随着互联网发展、全球化和英文的普及，大家都在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角度来发言。但即便如此，定义上还是有一些差别，智库作为政策的第一解读者要解决这些差异。从大的角度来说，很多国家支持全球化，都希望能够有同样语言。就具体术语界定而言，智库也应该做出贡献。这也是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国际智库社区和智库集群的原因。在这样的社区里，大家能够进行辩论，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来参考我们充分辩论后的研究结果。 另外在全球化趋势方面，我们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它制定了很多常规的规矩。现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合作关系都有自己的安排，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但不管怎么样，应该用统一的术语或语言来进行最基本的归管。 而对于区域性的智库，既需要分析区域性的问题，也需要超越他们的所在区域，并且研究不同的部门和行业问题，这样有助于对未来的发展作出预测。加速的全球化进程，更需拥有全球视野和前瞻性思想的智库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复杂，周遭环境的变化也越来越快。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拥有全球视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具有前瞻性思想的全球智库社区在国家发展、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 作为智库的实践者，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和努力，聚集智库智慧，群策群力，共同为国家应对当前的挑战、实现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建言献策。同时，不断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社会传播力，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中国现在正处于从智库大国走向智库强国的过程中，中联部引领的“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青岛是“一带一路”重要的交汇点，它在智库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还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本届年会前，青岛市市北区政府实际上已出台了建设智库集群的若干意见。这在中国是一个创举，对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新型智库都起到率先垂范作用。
2017年6月28日